柳子沟的真实情况

柳子沟的真实情况（共1篇）

1.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篇一

王大宾，“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揪彭任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兩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没多想什么，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他也不会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二把手）

这里顺便说一下，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说：“12月（笔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斌（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见该书上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是事实，问及有关人，没有这回事。

王大宾组织和指挥“揪彭”的情况

1966年10月中旬，王大宾和十来位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王在火车上生病，由同学陪同于汉口下车，在汉口协和医院治病一月余，病稍好，母亲要他回四川养病，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王和两同学乘“东方红轮”于12月15号抵重庆。12月16日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费安琪向他汇报朱成昭的电话，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要王速往成都。

17日晚，王大宾带领在渝的张家声、费安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18号早上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钱新（研究生）、陈保堂、郑文卿等同学和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王大来向王大宾汇报。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并说了他们找到彭总的经过，出示了他们两次同彭总的谈话记录，谈了他们的看法。（王大来是铁路工人之子，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留校任政工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誓向焦裕禄学习，要扎根农村，四清后，留在房山县官道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作为培养工交系统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进行锻炼。他是共青团九大代表，也是东方红公社所属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有笔录几十页（后来交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是错误的，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彭总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有深远意义，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王大宾也想见见彭总。午饭后，王大宾和王大来、钱新同去见彭总。一见面，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第二大元帅、开国元勋，让王大宾非常敬佩，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慈祥可敬。王大宾先自我介绍一番：四川德昌农村人等。彭总对王大宾的家乡也很熟悉。晤谈得很亲切、很热情。这更加让王大宾下决心不执行“揪彭”指示。他们告别彭总，回到省地质局就给朱成昭打长途电话，谈了对彭的认识和不揪彭的理由。电话没法说太多，王大宾立即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朱成昭同意。1966年12月19日上午，王大来、郑文卿带着和彭总的谈话记录乘飞机回北京了。

在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应“揪彭”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彭德怀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是彭赞扬毛主席，却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斗了四十几年，深知彭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管就不惜一切代价，要不就别管！彭说毛主席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就是说有百分之一是不正确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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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认为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能完成揪彭德怀的任务，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于是戚本禹又给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任务，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

地院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12月22日朱成昭又派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乘飞机到成都。胡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身份，把王大宾等臭骂一通，说他们是饭桶，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胡还说，临行前总理给朱成昭指示，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把彭押送回京，不能批斗。王大宾不满胡乐成的蛮横态度，和胡争吵。他说：我们向中央反映不揪彭的理由，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你没有权利指责我们，你没有资格骂我。胡乐成说，中央首长点名说你犯了右倾错误，你还不认账？他俩争吵，会场一片大乱。王对胡说，你是专程来揪彭的，我又犯了错误，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来管。在场的同学都不买胡的账，没有一个人为胡说话。这时探工系刘志耕老师出来调解说：既然中央否定了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报告，派胡来责成我们揪彭，我们就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护送回京，这是件大事。刘老师又对王大宾说，中央知你在成都，总理有明确指示，你要执行，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不听胡乐成的，万一出什么事，你如何向总理交代？还是配合胡乐成吧，不要争论了。刘老师的话提醒了王大宾，觉得老师说得对。他对胡乐成表态说，既然你是专门来揪彭的，你任总指挥，我们协助。

当场进行了分工，胡乐成坐镇指挥，王大宾协助。有人到成都铁路局联系火车，有人到成都军区联系，等等。下午三点，派出的人马分别回来汇报。到军区联系的人汇报说，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示，表示全力配合红卫兵护送彭总回京。到铁路局联系的人汇报说，铁路局表示大力支持，经请示有关部门，决定安排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和成都军区联系，决定乘12月23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

23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 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人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这是1966年12月23日发生的波折，只好與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联系，重新安排专列。

12月25日乘火车回京。王大宾和成都军区谷参谋长陪彭总在软卧车厢，地院同学时来围坐。王大宾陪彭总的时间最长，谈话最多，彼此没有任何戒备心理，毫无顾虑。王大宾讲“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等情况，讲到他们西昌高级中学校长刘光烈、副校长张光之、班主任张光理1959年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当他讲到农村严重饿死人的事时，彭总几乎落泪了。同学们都喜欢听彭总讲他的历史，没有刁难过彭总，文艺队员还给彭总演节目。总之，彭总在火车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总品尝。王大宾明白地告诉彭总，我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彭总说，我看出来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 ，你们又把我抢了回来。我心里很明白。

在和彭总交谈中，没有人说过任何粗野的话。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地院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彭总是理解的，敬佩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后来几乎都平反了。彭总非常生气地说，xxx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别人都可平反，就是不能给我彭德怀平反，还污蔑我参与高饶反党集团，什么里通外国，真是天下奇谈！我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我又不会外语，什么俄语、英语都不会，每走一步都要有翻译才能动，我能和谁勾结？毫无根据，全是胡说……同学们都很同情彭总的遭遇。

27日下午4～5时左右，火车顺利到达北京站。车刚停稳，看到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带着一批军人在站台上迎接。车门一开，李副司令员就拿出北京卫戍区的大信封交王大宾，上面写的是“谷万才参谋长和王大宾收”。王大宾抽出信笺一看，上面写着：奉周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王大宾立即将信交谷参谋长看，并向他介绍“这是北京卫戍区李副司令员”。谷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战友。信笺上写什么反党分子，王大宾心里很不舒服，但无奈。总理的命令必须执行。当他们准备把彭总交给卫戍区、彭总准备下车的时候，朱成昭等人赶到了。王大宾把卫戍区的信给朱看，朱生气地说：不行！要先把彭总接回地院。李副司令员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接通后，戚本禹和朱成昭说话，最后商定还是先到地院。因为北京站不能久停车，列车开到西直门车站，地院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车，把近百名师生和彭总接回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朱成昭安排彭总住下，同学们到大食堂吃饭。彭总是老人，王大宾叫食堂煮了一碗鸡蛋面送到彭总住处。朱成昭等人陪同彭总，同时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彭总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

大约三四个小时后 ，卫戍区从地院接走彭总。

彭总的万言书等材料在地院流传，一股同情彭总的情绪蔓延开来。大概1967年1月初，王大宾主持一次在李贵家的秘密会议，有十多个骨干参加，由王大来等向老干部李贵汇报了“揪彭”回京的经过和他们的态度。李贵公开表示，彭总革命斗争几十年，是革命的功臣、元勋，事实证明庐山会议整他是错误的，现在还要揪他，你们不同意揪是对的。

韩爱晶的反省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教育楼召开了掀起批判刘少奇等走资派高潮的动员会。地院李贵、聂树人、高元贵、王焕参加。7月16日，王大宾主持召开地院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传达15日会议精神，大家认为，批判中央的走资派和地质部的走资派，我们都不了解情况，不去管，我们只管我们院内的事，搞教育革命。没有研究批判谁。会后，王大宾就离校去小汤山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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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下午，聂树人等人到医院看王大宾，说：昨天接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传达中央指示：“你们地院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批斗要注意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邀请军事院校参加，批斗时向卫戍区要人。有关批彭材料由中央文革提供。”当日下午，中央文革就送来了批彭材料，包括万言书。对这件事师生反应强烈。有些人看了万言书，普遍认为庐山会议上彭总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被批判是冤枉的。王大宾说，师生的这种情绪和言论千万别向上面汇报，也不要追究，不然，中央文革查下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就非常被动。要批彭总，让北航自己去干，别拉我们地院。常委会研究过了，不听中央文革指示又不行，你说怎么办？王大宾说，只有采取应付态度应付一下。聂说，常委会研究的意见也是这样，应付应付，和你的意见相同。革委会的常委一个也不去参加。

武汉“七二0事件”（即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事件）刚刚发生，北京示威游行，高呼声讨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要“揪军内一小撮”。地院许多学生也坐不住了，都想往外跑，无法复课闹革命。7月24日，革委会接王大宾回地院，他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扣发助学金等处罚办法，不准外出。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了声讨陈再道的百万人大会，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只有毛主席未出席（笔者按：当时他不在北京），王大宾参加了大会，回来又传达了中央文革不准外出的指示。26日他又去小汤山医院。

7月27日上午，聂树人等人又急急忙忙到医院，非常气愤地和王大宾说：“他妈的，太不人道了，昨天北航召开批斗彭总大会，把彭总打伤了，大热天，水也不让彭总喝一口，打一位老人他们也下得了手！他们违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还拉来张闻天陪斗……”又说，事前没有与我们商量，开会前一天才给我们发邀请，为应付，我们只由物探系的几个班的学生打着旗子去了會场，学校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没有一人参加。

顺便说一下，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对他们学校批斗彭总，动手打彭总，把彭总打伤，深感内疚。“文革”后，韩爱晶曾说“我一巴掌打了15年”（即他“文革”后被判15年徒刑）。他解释说：“我和别人不同啊，我是头头，我一动手，别人就跟着动手了，没轻没重，就把彭总打伤了，打成了重伤，我被判刑，罪有应得。”他认识到，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要总结和吸取沉痛教训！

彭总确实是由地质学院“揪”回北京的，但地院对彭总等人确实一次也没批斗过。

彭德怀传记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有好多学校和单位批斗彭德怀，唯独没有讲到把彭总“揪”回北京的地院——这也是地院师生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明证。

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彭总1974年去世时，年仅76岁。如果不是“文革”中受到的打击和摧残，行伍出身、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其寿限也许不止此数。

1967年元旦，彭德怀致信毛主席，说：“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见《彭德怀全传》）

彭总这封信撕心裂肺，但未能减轻他的厄运。

“揪彭”事件，王大宾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71年3月开始被打成“小彭德怀”，罪名有“为彭德怀翻案”、不执行中央“揪彭指示”等；彭德怀被平反后，王大宾又因当年“揪彭”回京之罪被处刑罚。

其实，在揪、斗彭总问题上，戚本禹是直接发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18年徒刑所列罪行中却没有这一条。这是为什么？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辩护律师傅志人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这样说，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戚本禹辩护，但没有说到事情的源头。事实是，到四川揪彭德怀，是根据最高指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的。周总理给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的手令是“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可见当时的境况。

在迫害彭总的“文革”狂潮里，我们都是一粒棋子，我们都有错误，我们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