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共11篇）（共11篇）

1.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篇一

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变化的看法

纵观中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女性的地位一直偏低，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经过几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或改革，女性的地位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不过在诸多方面仍然有很多阻碍。在我看来，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大致存在着四个阶段，从总体而言，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第一阶段是从清末时期，这段时期女性地位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中国妇女仍处于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禁锢下，被赋予强烈的“孝妇，贤妻，良母”的思想，虽然有新思想的传播，新式学堂的兴建，但女性解放的改革道路依旧在曲折中慢慢开展着。传统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妇以夫贵”“妻为内助”等性别伦理说教对女性加以教化和禁锢，使女性被迫困守在家庭，完全依靠男人生活，毫无自我发展的空间。在婚俗观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束缚和迫害妇女的利剑。中国古代的妇女素质观实质是一种道德素质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妇女素质观的基本主张，“妇德、妇言、妇容、妇勤”是对妇女素质的基本要求，使女子“惟知洞其耳、梏其足、涂饰其面目、一若仅供天地间玩好之用”。妇女“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晚清女子学堂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过总体而言仍处在一个弱势地位。

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它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范围内的一次改革，更是一次深刻的妇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中国妇女作为女性的自觉，使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的女性接受了西方的平等明主的思想。让女性首先能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能自主的选择婚姻生活，不再一味地依赖男人生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批判，女性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随着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的兴起，此后，上海的爱国女学、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南京的旅宁女学等先后创办，掀起女子教育的初步兴盛局面。随着女学的纷纷兴起，继之而起的女子参与社会工作，女子走出家门走向学校继而走向社会，女学对改变社会风气，提倡男女平等无疑起了积极作用。期间也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女性代表，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庐隐，就是这一时代进步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她在日本游学的几年时光中，通过对比中日女子教育的差异，深刻剖析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弊端。更涌现出来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还和周恩来、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还有很多杰出的女性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女性的平等权利，提倡女性为社会服务，男女共同承担家务。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还被深入贯彻执行。不过仍有性别歧视现象存在。

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的这段时期，改革给中国女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参与与机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多元选择，拓宽了竞争领域，强化了竞争意识，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开始思考我们一直在追寻的男女平等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她们由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模糊到后来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女性的性别，她们既要做一个独立的人，成功的职场女性，更渴望做一个贤妻良母。综上可见，中国妇女地位随着历史的变迁，正在逐步提升。

统计三班张娟娟

2.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篇二

关键词：民国与建国初期,艺术环境,代表人物,中国画

一、中国画的概念

当代有两种观点:一是笔墨论:一直以来, 很多艺术家对传统国画抱有极强的热情, 要求守住中国画的底线。黄宾虹就“中国画舍笔墨无其他”从而认为“说笔墨等于零, 就等于说中国画等于零”。二是媒介论:完全抛弃中国画的概念, 仅仅将笔墨看作一种媒介, 不需要将其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 而大可以在创作中融入其他媒材或进行更自由的创造。

二、民国时期的艺术环境

民国是有别于清王朝的民主政府, 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随着清王朝和整个帝制的灭亡, 依附于皇家贵族的院体绘画走向了衰落, 社会变革的加剧和城市文化的兴起也削弱了文人画的根基。

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 当时支持引入西方思想文化求得中国现代化发展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人士, 把中国画看成“老古董”, 认为其应同“孔家店”等所有传统文化一并打倒。这种由政治文化人物延伸至绘画的批评, 使很多艺术家积极寻求改良中国画的道路。但也不乏有些艺术家仍然坚持传统的道路。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改革派”“融合派”“传统派”。

三、代表人物

1. 徐悲鸿

徐悲鸿认为“中国画学之颓废, 至今日已极矣”1, 他不满明清正统派的绘画脱离了生活这一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也不满野逸派的绘画为写意而脱离了物象的真实性。所以他提出《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古法之佳者守之, 垂绝者继之, 不佳者改之, 未足者增之, 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通过引进西洋写实画, 从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和具体技法上达到写实主义, 坚持以写实为绘画艺术的唯一准则。在教学上, 他更是强调“素描为一切造型”, 将西方素描的技法、观念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加以表现, 形成一种全新的中国画风貌, 造型准确, “致广大”而“尽精微”, 积极改革中国画。

2. 林风眠

林风眠虽然也主张融合中西, 但是他并不以写实为原则, 对中国画的写意传统也并不简单地持否定态度。从这一点上说, 林风眠的态度是折中的。在他看来“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 结果倾向于写实一方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印象为主, 结果倾向于写意一方面……前一种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外, 后一种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内, 方法不同而表现在外部之形式, 因趋相异, 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 东西艺术之所以应沟通调和便是这个缘故”2。他将马蒂斯的线描画移到水墨宣纸上, 又在民间瓷画流美光润的笔线和萧条淡泊的意境中吸取营养, 践行他“调和中西”的目标:“当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 而期形式之发达, 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要, 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

3. 潘天寿

潘天寿是坚定的传统拥护者, 他曾说道“中国的绘画, 实处东方绘画体系中最高水平的地位, 应该‘当仁不让’……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绘画差不多, 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向。”3他取浙派山水的强悍而去其荒率, 用金石派花鸟画的凝重而弃其温厚, 要八大的奇崛而不要其轻狂, 凝造了奇雄博大的风格。他用他的艺术表明, 以“中和”为美的原则的传统绘画可以通过艺术家的汰选和整合呈现新的形态。在教育方面, 他仍坚持传统本位, 主张中、西绘画及其教育应拉开距离, 各走各的路。他的这些主张和实践为捍卫中国画的独立和纯洁做出了贡献。

四、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艺术环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艺、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文艺政策下, 林风眠等主张融合中西艺术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 潘天寿等坚持传统艺术被认为属于封建主义, 仅有徐悲鸿等改革中国画艺术因为坚持现实主义和写实艺术, 所以适合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得以更加有力地推广开去, 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画标准样式, 以及包括中国画在内的美术教育的标准模式。但由于这一极左的政治艺术观点在不久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 戏剧性地被划为“民族虚无主义”的右派言论。政治的批判落实到艺术的批评, 中国画于是获得官方的承认, 并相继成立了“北京 (中国) 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和“江苏省国画院”三大国家级的中国画机构, 使得传统的中国画获得一线生机。这个时期中国画大致可分为“以美术学院为基地的写实主义的中西融合派”和“以中国画院为基地的衍变派”。

五、代表人物

1. 李可染

李可染部分接受了徐悲鸿以素描为根基的写实观念, 新中国建国初期将毛泽东“深入生活”的号召和传统“师法造化”的思想结合为一, 以西方对景写生的方法改造传统山水画。他创造了一种把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合而为一的方法, 适当表现逆光, 强调形似、深入描绘的同时也求取笔墨的力度和韵味, 抛掉传统山水画的既定程式和荒寒境界, 而代之以富于真实感的现世自然场景、人为场景和入世精神的山水画新风格。在教育方面, 李可染还总结了一套从写生到创作的山水教学方法, 在美术院校和画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应在真山水中重新找寻自然美、以刻画自然本身的生命力和丰富感为主导倾向, 与强调心理空间和程式化形式意趣的古近山水画拉开了距离, 身体力行, 积极寻求美术学院中国画的中西融合之路。

2. 傅抱石

傅抱石当时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他组织画院集体旅行写生, 足迹遍及各地, 行程数万里, 影响巨大, 收获丰硕。他们直接以描绘革命圣地或工农兵移山造海、改天换地的生活场景为能事, 使传统的山水画来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虽内容增加了新内容, 论其笔墨风格, 仍恪守传统中国画的写意路数, 这正是所谓“结体因时而变, 用笔千古不易”。他在自己撰写的《中国画的特点》一文中提出“中国画的笔墨技巧需要长期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墨色成为绘画中极为重要的造型手段, 这是中国绘画独特之处……中国画家应该确立这样独特的空间意识……中国画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4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中国画深刻的研究和深厚的感情。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画院艺术家从中国画内部、传统中探求中国画发展之道。

社会文化的转型会导致生活形态的变化, 而绘画艺术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 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嬗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 最终影响绘画艺术的审美趣味和形态样式。中国画艺术每经历一次新的文化语境, 都会遭遇历史性转型, 并在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场中, 开始探究自身的发展之路。每次转型都会有“主张改革”和“坚持传统”两种声音, 正是因为这些不同观点, 中国画得以更新、坚持、发展, 直至成为历史。

注释

11 .邵琦, 孙海燕编, 《二十世纪中国画讨论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8页.

22 .林风眠著.《艺术丛论》, 正中书局, 1936年版, 第13页.

33 .邵琦, 孙海燕编《二十世纪中国画讨论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24页.

3.对中国股市、楼市的看法 篇三

今天，我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流动性高企、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低利率水平，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全世界联手挽救经济。而今天的央行对于如此多的流动性并没有一个可确认的、可信赖的退出机制。这场危机的最后一击一定是通货膨胀。—定是央行背后大幅度的加息。而此，可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的调整。

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

但是在经济衰退到通货膨胀之前，由于央行大规模的注入流动性，而这些流动性并不能够全部被实体经济所吸收，这无可避免的会带来一次金融价格的上涨。这一轮的通货膨胀的先导是金融资产下降——这是机会，前提是如果你做得好，也可能是陷阱，如果你不会做。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仅是财富的消失，不仅仅是就业机会的消失。这场金融危机意味着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

过去我们靠出口，靠庞大的经常项下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要出现明显的转变。这对今后3、5年的中国经济会产生重大挑战，但我也认为结构性改变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我不敢说这场金融危机什么时候结束，但在这场金融危机结束之后的某天，人们会突然发现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造船业、汽车业、钢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比危机之前更大。以前，如果一国政府投入如此多的国家资源，全世界一定会呐喊着抗议，甚至实施贸易保护。但今天，当中国政府宣布产业振兴计划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拍手，因为中国在救自己。救自己就是在救世界。

我认为这一场危机中所有的经济都摔了一个跟头，中国是20岁的青年，这跟头摔下来之后拍拍屁股站起来。美国是40岁的中年，腰扭了，但是没大事。这场危机是美国人闯的祸，但是美国的企业具有柔韧性，愿意改变，美国仍具有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欧洲是一个60岁的老年，尽管这个跟头是美国人推他摔下去的，但是欧洲没有求变的能力和愿望。欧洲由27个国家组成，这27个国家的央行行长连天是什么颜色都不能给出统一的答案，一定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政策失误。日本是80岁的老年，这一跤摔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好消息到此为止

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我们会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间第一个走出困境的。

第一个理由：当全世界的银行还不愿意借钱的时候，我们的银行借钱，而且很多。第二个理由：当全世界的领袖们在说财政刺激方案的时候，中国的财政刺激方案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项目中间，已经变成了订单。由于中国的财政扩张、货币扩张，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已经见底。

但是好消息到此为止。

中国已经连续5年双位数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双位数的增长是建立在两个超级因素之上

WTO和房地产。尽管今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把中国经济的底托住了，但还看不到一个新的超级因素的产生。在新的超级因素出来之前，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实力也就是在7％－9％之间，取决于外部因素决定到底是7％还是9％。

过去的30年，中国有过三次超高速的增长(表1)，第一次是在80年代中期，6年中有5年出现双位数的增长(原因是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改革)。第二次是在90年代初期，连续5年的双位数增长(原因是市场经济活跃、外资投资者进入)。加入WTO是第三次超高速的增长的开始。

可以看到，在这几次高速增长中间，往往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偏低增长期，这增长期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我们今后几年面临的就是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因为农村土地改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会导致结构性变化的出现。2007年的美国占消费世界的30％，中国占5.7％。2020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

钱太多了

我认为中国经济何时见底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争论了，我们已经见到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什么时候收银根。我个人认为。收银根的时间迟的可能性比早的可能性大，缓慢收银根的可能性要比急收银根大。货币环境正常化的过程会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理解?把中国经济想成是一个冷冻食品。刚刚从冰柜里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面用最大的火力加热，结果是什么?中间的一部分熟了，核心还是冻的，而最外面那层焦了，这就分别对应了内需、出口和就业市场以及资产。

在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银行在前5个月发出了5，8万亿人民币的贷款(表2)。去年全年的数字是5万亿，还是历史上贷款额最高的年份。银行所贷出去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可以承受的量。这就带来了许多所谓的热钱。热钱先是进入了股市，估计大概有7千亿。现在又从股市向房地产蔓延，我认为下半年资产价格膨胀会愈演愈烈。

回到刚才微波炉的例子，中国经济有热的部分、有冻的部分还有焦的部分。恰恰因为出口压力依然非常大，就业压力非常大，政府只能在不影响全体经济整体复苏的前提下控制短期流动性——银行还可以继续借钱，一旦水扑出来了再拿抹布把它擦干。

在今后6个月，重启IPO的最大意思不在于资本平台，这是一个政策工具，调控流动性。

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下半年一定涨。中国的房地产有两大要穴，一个是开发商的现金流，一个是买房人的预期。

开发商的现金流决定房价不会跌，去年下半年的确开发商们奄奄一息，随时可能倒闭，随时可能由于他们的跳楼大减价带来市场的冲击。但是这个日子已经过去，今天绝大多数的开发商的现金流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4.我对中国近代史主题的理解 篇四

172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历时只有两年两个月，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虽然只是小范围的战争，清廷未尽全力。最终失败。广东的香港岛，自古蛮夷之地，无关痛痒，道光可以爽快的割掉。2000万两的白银啊，虽然有点多额，但是花钱保平安啊。但是这开了割地赔款的先例。中国从此进入了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近代。

在英军的枪炮声中，水军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定海三总兵马革裹尸。英军的战斗力不能说不强。天朝落后了，可能远远的落后了！英军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融入世界，开始学习西方，追赶西方，开始近代化。我觉得生存和发展就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无论是旧民主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民族独立和反侵略是为了生存，改良革命是为了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为了论证这个主题不能不说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兴起本身也说明了清政府在选才制度上的毛病。失意书生，赤脚医生，屠夫领导的军队可以把一个国家打得差点亡国！这十多年的农民起义让中国损失了近一亿的人口，清政府花了几亿两白银。国力大损。列强的动机也不仅仅是通商那么单纯了，要的是割跟多的地，赔更多的钱。直至瓜分中国！

为了生存很发展。地主阶级官僚开始了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几年后的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检验了两个国家的成果。中国惨败！

为了生存发展。维新派从洋务运动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制度层面。但是维新派政治经验太少太少，改革经验也太少太少。终于因为顽固派失败了。后来慈禧从西安逃亡回来后，实行了新政。事实上是维新的延续。奈何随着慈禧的死去，加上满蒙贵族最后一个精英被革命党暗杀后，清皇室已经走到了终点。

为了生存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了不能胜任的的清政府。奈何封建势力太强，革命派妥协。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为三大系。地方军阀争权夺利，争夺地盘。

蒋介石北伐基本统一中国。但是历史只给了蒋20年的发展时间。1937年中国真正的敌人，真正不让中国生存发展的日本人开始全面侵华。所幸的是抗日胜利了。

因为国民党确实腐败。扎根群众，深知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共产党在四年的内战中，成为了最后的赢家。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啊，经过12年连续的战争啊，终于在1949年，中国告别了近代，进入了现代时期。

回顾近代史，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虽然不同的军事政治力量内战不断。但是也是在那时期，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工人，民族资产阶级也从无到有。在近代中国知道了什么是科学自由，什么是民主共和。

5.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篇五

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看，高考其实是科举考试的一种延续。想当年，隋炀帝发明了科举考试，从此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科举制是一项比世袭制、征辟制及九品选官法更为进步的人才选择办法，它为贫民改变自身命运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即使到了当代，高考的最大功能也是如此。

就拿我自身来说，金氏家族世隶耕，由我辈上溯五代也找不出一个当官的或有钱的。我今天坐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与大家探讨中国教育问题则完全是由于我当年顺利通过了中考，从而改写我的家族基因——农民变干部，戏称“跳农门”。普天下，如我等贫寒人士多矣，他们既没有有钱的爹，也没有有权的妈，如果再把最后一个改变命运的途径——高考，彻底取消了，中国社会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说不定会倒退到晋朝，出现门阀制度都有可能。

或曰：“何不进行国家体制改革?”这已经超出本篇文章的讨论范围，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命题，不宜涉及。我这里谈论的是在目前这种国家体制下，高考是万万不能打倒的。我曾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不管你怎样诅咒考试，但我还是真心希望你参加高考之后，高考制度再取消!”这不是作秀，而是一个普通教师的真心话，因为一个普通教师的子女，是拼不过“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我们所能左右的只能是自身——尽自己所能考取更高的分数。

或曰：“何不仿效美国高考?”看来，如此提议者必定是浪漫主义者，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以中国最好的两所学校北大清华为例，它们进行自主招生已有十余年了。试点者，试验之意，即如果进行得顺利，是会慢慢过渡到像美国高考一样进行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总得有个探索的过程，5%是北大清华刚开始进行试点自主招生时的比例。但十余载过去，教育部仍然死守着这5%的名额，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扩大为20%、50%……以至100%，从而顺利把中国的教育办成美国模式。何哉?

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探讨教育公平的问题，提及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清华的学生70%以上都是来自乡村的农民子弟。毫无疑问，他们是靠勤学苦读改变自身命运甚至整个家族命运的人。可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到20%以下。以陕西省为例，北大清华在西安三大名校(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西铁一中)共录取174人，占北大清华在陕西省录取的85%以上。城乡教育差别之大，可见一斑。我们无法统计那5%自主招生的名额又是如何分配的，但可以预想，农村学生绝对没有任何优势，单凭一个数据即可讲清这个道理，那就是自主招生时的费用，农村孩子就已经处于绝对劣势。比如到北大去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和面试，北京的孩子花费最小，因为他们不用花食宿费，交通费也少得多，而其它省市的孩子则要花交通费食宿费。这笔不菲的费用，到了农村孩子身上还会增加，因为他们离北京更远。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经济更加困难众所周知。

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设想，如果北大清华全部进行自主招生，并假设这些自主招生都走的是正规渠道，那到北京参加面试的孩子有几人是贫困山区的孩子?几乎没有出过远门见过大世面的孩子，他们到稍微大一点的地方都找不着北，到了北京见着面试官，会超常发挥吗?他们只会挥舞镰刀和锄头的手臂，能进行才艺表演吗?

当然，我们还有心照不宣的顾虑，那就是自主招生考试时的公平公正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高考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至少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制度。我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同走进考场，在规定的时间内答规定的题目，如果我的孩子成绩好，就会被北大清华录取，如果孩子成绩不好就会落榜。如此，我心里总是踏实的。考得上，是孩子付出努力的结果，考不上我死也瞑目，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如别人。这种明明白白总比不明不白的暗箱操作来得强吧。

这就奇了怪了：中国的教育是万恶的应试教育，可这个千人骂万人咒的应试教育却是中国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能骂，不能打，至少不能打倒。看来中国教育真是走入了困境。

6.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 篇六

随着中国新年的来临，在这个国家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了，事关全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的时政大事自然也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密切注视，时至今天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大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幸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大众，至于中国是怎么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人们历来就是众说纷纭，但是他终归现在就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已走过了近六十多年的历程，关于这一点很容易让人想起了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的紫禁城的巍峨和挺拔，那等的气势和磅礴，仿佛就预言和暗示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大度和气派，这是中国人与其他不同民族和国家显剧的区别，也好像是中国人本身携带的基因迎合了他们自己后来所走的道路和所作出的选择，他们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一他们自古一来就秉承和拥有的理想和梦寐，他们始终孜孜以求在不断的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其实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能够单独的独善自身的生存在这颗星球上，因为他们不同寻常的历史和过往他们从来就是被人关注和深深影响着世人的，可以说，它既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更是一个人类共同深切关注的家园，因为这个国家有着这个国家不同寻常的特质，可以吸引着世人的非凡的特质，那就是他曾经拥有的文明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其实可以从上个世纪的开始就可以看出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传播直至最终在中国的尘埃落定注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史就无时不看出世界从来就是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东西方的文化进步从来就是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从欧洲的前苏联传过来的还不如说是中国自身的文化传承有着这方面的急切的需求进而演化成轰轰烈烈的中国二十世纪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应该说这个国家和民族从来就不缺乏理想和浪漫，正是在这一融汇在民族血脉深处的中华民族的元素使他们在二十世纪血与火的考验中经历了惊天骇浪般的浴火重生，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条件和环境下要去完成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那就是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辉煌。他们就是这样冒着浓浓的战火，在布满荆棘泥泞地道路上一路艰辛的跋涉了过来，也付出了极其惨痛和巨大的代价，也终归他们迎着理想不断奋勇向前着。这就是这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史，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大陆二十世纪的现代史。

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历经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主席，有苦有泪，有血有汗，也有过从未有过的欢心和幸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从全面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的崭新的时代，人们从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版本过渡到充满人性和自由的市场经济版本的时代，也许人们对过去还是记忆犹新但是他们还是对现实充满憧憬，他们急切的渴望改变自身的命运和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就这样他们又一步一步的与这个世界逐步的接轨了，迎来了又一轮生命的朝阳，他们开始了全新的市场经济的尝试和大规模的城市社会运动和改造，力争使自己的生存能上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平台，这就是自上世纪以来的全面振兴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一个历史上都不多见的辉煌的三十年，全面经济建设的三十年，对此人们从来都是诽誉参半，有的人怀疑，有的人赞誉，其实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复杂的深刻的和多变的，人们认识的不同，对事物的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就形成了你们鲜明的判断的差别，在中国要不要市场经济恐怕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深刻的课题，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进步其实质就始终离不了市场经济的左右和摆布，这个世界没有无源之水，世上万事总有个源头，而这个源头就是现今的世人们并没有彻底搞清的事物的本质也就是什么是市场，人类的市场，因为它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定型着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走向，更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说市场和市场经济在一定社会发展时期起着关键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去年中国全新的领导班子走上了岗位，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我是感到欣慰和充满期待的，我希望看到这一代领导班子的政治理念和赋予这个国家的蓝图，也就是民众心目中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实在是一副千斤的重担，任重道远。我首先觉得中国历经已是走过了快速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正在全面完善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和模式，这期间这个国家发生了急剧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理念和思维模式也从过去的单一走向了现在的多元和现代，摆在这个国家当前急切而艰巨的任务应该是让人们深刻的认识到什么是国家事务，国家事务究竟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着什么样的深切的渊源和关联，进而人们就必须更深刻的认识到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和把握好自己的国家事务，并勇敢深切的加入其中，成为这个组织的富有生命力的一员，国家是要贫穷还是要富裕，人们是要富足安康还是贫弱积病，这就是深刻反映社会民生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社会生态理念，其实我想这一届政府就应该在前几届政府的基础上在真正的民生问题上能切实的把这个国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在一个国家民生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问题，在近现代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民生问题，一个政党和一个组织就是为了根本的解决这个历史时代的真真切切的民生的问题才有可能有生存的空间和立足之地，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凭借中国近现代独有的历史的中国国情才获得了夺取政权的成功，应该说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底子异常薄弱的古老的帝国，这个古老帝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在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艰难洗礼才最终赢得自身的独立和完整因此也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这个国家变得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人们无不是生活在贫困线下日不敷日，这就是中国当时的国情，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真是在这样的极其艰难的时局下取得了政权的成功，这就是中国实际的国情，所以说解决中国的实际民生维持这个古老帝国的延续和成长进步也是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面临的真实的实际任务，归根结底解决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就是这个政权面临的直接首要任务，尽管人们可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走上了不同的方向但目的和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在这一片曾经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焕发着生命活力的古老的土地上建设和拥有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人性关怀富有文明气质和精神的人文国度，这是人们的理想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的目标，中国人在这条道路上艰难的行进了许多年，所以说一个衡量国家的文明和进步的根本标志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民生境况的真实体现，这才是一个国家的最根本的中心任务，历史进入了新千年，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走过了几十年的蓬勃发展时期，中国也进入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加入了WTO，努力的进行市场经济国家体系，其实这是一条一个国家真正成长的必由之路，人们只有经过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熏陶他们才能真正看清和认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们也才能更好的处理自己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真正的市场是能培养和锻炼和造就一代人的，人们只有在市场的洪流的冲击和激励下才能更好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谱写出人生的篇章。

其实市场和市场经济也是可以认知的，可以把握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然就是广大民众的生存境况和质量，而决系民生质量的有人文精神的，有物质的，而企业这个世界近现代社会直接催生的人们物质利益和精神财富的诞生地就值得引起高度的关注，对企业的认知和认识就决定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真实的水平，这也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所以说在现今的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企业的专业的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必须对企业家有足够的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到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要给他们足够的合理的生存空间，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企业和社会发展的合理的规划和体系，要建立起系统的企业学学科体系，要使全体社会的人们对这个事物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要使企业家群体在人们心目中有一席之地得到人们赞同和认可，使人们真正正确的认识这个事物和接受这个事物，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想这可能是这一届政府必须要完整的任务。在当今中国有几个关键性的字眼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济，民生，法制，和国家安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真正具有决定性影响和作用的就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否觉得他们的生活和生存是适意的，是理想的，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和富有生命性的，这是最起决定性的要素，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实力就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所以说当今的中国要想在世界真正的立足成为一个实力强盛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就必须有几个关键性的要素要抓住，而其中特别要抓住的就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力的来源和创新意识的增强，一个国家使人们有了归属感认同感，使人们有了希望，就不愁这个国家会灭亡会消失，其实这也才是一个国家的真实涵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拼什么？其实都是在拼人，拼人的生存，拼人的生存质量和质地，而其他都不过是人们为了实现目的的途径和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在中国也要紧紧抓住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特征改善和提高人类自身的生存质量，以此为目的和出发点在全社会进行全民素质的提高，要让全民了解和熟悉他们自己的国家事务，使能够在国家的教育，科技和文化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有长足的进展，能真正展现出国家实力。

7.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篇七

1 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在我国近代时期, 尤其是五四时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大量翻译和引进, 渐渐的形成“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其中林纾作为近代第一个自觉从事西方文学翻译的代表, 他开始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品引入中国, 以求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引导[1]。而西方翻译小说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影响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 开始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 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来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一经面世, 迅速出现“不胫走万本”的局面。小说所讲解的西方男女感情生活, 完全有别于我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度, 体现出了男女感情的唯一性、专注性、排他性, 是男女在婚姻关系上平等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西方翻译小说, 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局限, 带来了新的思想上的洗礼。为此, 我国的近代文学也逐渐走上了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道路。例如:巴金所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探讨封建家庭制度的腐朽、罪恶, 极力赞扬了青年人对理想、信仰的追求, 是个性解放、自由、爱情、婚姻的探讨与追求的作品。

同时林纾在进行西方小说翻译的过程中, 重点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主导, 宣扬了西方国家的文化、风情、战争等, 打开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眼界。而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家庭主义、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思想因此被逐渐的改变, 开始新的文学创作思想转型。其中林译小说为近代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多种思想资源, 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成为现代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其中无论是爱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 还是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甚至社会小说《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记》等, 都大大地从思想上影响了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转型[2]。

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作家都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 接触西方小说所展现的各种人性解放、自由、平等、冒险等观念思想。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学习, 竭力打破了我国传统古代文学的创作理念, 开始向现代化的文学之路进行探寻。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等优秀文学作品, 成为引领我国近代文学创作思想转变的前沿之作。

2 提升了小说文学创作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 以诗词歌赋为主, 而小说、戏曲等地位比较低下, 是供人消遣娱乐的道听途说消息, 不受社会大众的重视关注。而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 大量西方翻译小说的出现, 带动了我国文学史上对小说的新认识, 将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 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奠基转型的作用。在近代这个“西学东渐”趋势下, 许多西方优秀的小说被大量的翻译为中文, 并在我国迅速传播, 大大地加强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社会地位, 逐渐跻身为“文学上乘”, 也引起了文人对小说观念的改变, 开始了小说的大量创作。

在小说地位提升的同时, 西方小说的形式多样性, 也被得到重视, 逐渐打破了我国固定的章回体小说形式, 进一步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转型。同时白话文的小说形式也逐渐走向成熟, 开始了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 出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 兴起了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 林纾、鲁迅等翻译家, 向中国文学史引进了大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杰出小说作品, 共翻译667种外国小说[3]。同时对于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技巧等也进行了介绍, 丰富了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

首先大量西方小说译本, 丰富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类型。引入了除言情、历史、神魔等之外的小说新类型, 即侦探、科学、政治小说。深受西方小说题材多样性的影响, 我国近代小说创作也开始了不同类型的小说创作, 例如梁启超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吕侠的侦探小说《中国女侦探》, 鲁迅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都是因受到翻译小说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创作的。

其次西方翻译小说的盛行, 改变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语言。在翻译者进行西方小说作品翻译, 并传入市场中时, 发现白话文所进行的作品翻译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于是开始了白话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例如: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 以及徐念慈翻译的《黑行星》等, 深受市场欢迎。这开通了中国近代小说通俗化的发展趋势, 大大的冲击了我国古代文言文小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徐念慈的《情天债》也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白话小说。

最后, 翻译的西方小说, 改变了我国传统古代小说的创作小说。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中, 注重叙事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小说的人物、语言、环境的描写, 译本进入中国市场后, 引起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手法的转型改变。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 主要通过时间、角度来实现, 多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 来丰富小说的故事性, 而我国传统小说创作多以时间顺序来展开, 缺少变化。角度上, 我国一般使用第三人称, 展开全面的叙事视角, 而西方小说多用第一人称叙述, 增加小说作品的真实性, 更贴近读者的生活, 引起读者与作品间的共鸣。而中国近代小说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创作了《霍桑探案》、《九命奇冤》等倒叙时间模式, 以及《禽海石》、《断鸿零雁记》等第一人称的小说作品。

而在小说的描写上, 西方小说采用多种描写, 来丰富作品内涵, 包括人物、环境、心理等, 而我国传统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也极其缺乏, 例如:在描写美人时, 多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等, 未能呈现出具体形象的人物特征[4]。心理描写、环境描写更是少之又少, 多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来代替。受到西方翻译小说描写手法的影响, 我国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环境、心理、人物描写的作品, 如《老残游记》、《恨海》等, 增加了近代小说的感染力, 促进了小说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

3 推进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在西方翻译小说的大量流传之际, 不仅为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加剧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为我国文学走向世界提高了途径。西方小说译本的传入, 让我国文人清晰的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差异, 无论是思想观念, 还是创作手法上, 都对我国文学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林纾翻译了大量西方杰出小说作品, 他在进行翻译实践时, 不仅看到了中西方文化间的不同之处, 更从差异中探寻中西方文学的融合, 加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 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是机遇。在进行我国文学的改进时, 必须坚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呈现出中国民族文学的智慧与特点。于是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 对原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 在保持作品原文的同时, 结合我国文化环境进行了改变, 使之具有新的阅读效果。

例如: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 除了要反映出小说的内涵, 还进行了社会的正确思考, “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 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 这是林纾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思考认识, 是我国民族精神的展示、开拓[5]。同时, 林纾也在积极地探寻中西方文化的互补契机, 积极的进行我国文化的建设。而林纾对于翻译小说, 坚持使用文言文翻译, 成为他坚守中国文化的又一途径。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 而古文更是我国文化的显著标志, 它延续着我国文化的精髓。

随后所开展的新文化运动, 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间的战争,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论战, 更是文学保守与激进的搏斗。但是它隐藏在背后的, 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林纾深刻地认识到, 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放弃古典拉丁文, 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要废除古文的地位来实现。他从对西方文化发展的认识理解中, 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做出思考, 是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系的积极推动, 是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体现。林译小说所呈现的世界文学视野, 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立场坚持是我国近代文学进行转型的独特精神表征, 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林纾曾翻译了多国著名作家的优秀小说作品, 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不如归》、《黑奴吁天录》等,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 坚持进行二度创作, 用文言文来体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而受到林译小说影响的中国作家, 创作出了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 如茅盾的《子夜》、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莫言的《红高粱》、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 有些作品还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传播[6]。由此可见,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翻译小说功不可没, 不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也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影响。

4 结语

在古代与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中国近代文学深受各方的影响, 尤其是大量的翻译小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走向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唐爱军.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成果探析[J].兰台世界, 2012 (11) :25-26.

[2]胡全章.1898:喧嚣与躁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年份[J].邯郸学院学报, 2008, 18 (4) :41-44.

[3]田玲.近代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J].北方论丛, 2010 (4) :44-46.

[4]禹玲, 汤哲声.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3 (2) :33-36.

[5]陆双祖.论“林译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12 (4) :72-75.

8.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篇八

一、现代中国农业出现的问题

1.种植单一，结构不合理，土地资源浪费

大多数农村以粮食作物为主，仍以原来旧式的生产方式为主，工业化为辅，而且收入徘徊不前，农民失去了活力，积极性不高。因此更多的农村青壮年甘愿入城打工，将农业作为第二收入。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迅速活跃，物价不稳定，差距大，而近几年粮食价格逐渐稳定，但农业成本却仍不断提高，单纯依靠家庭的努力无法改变现状。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同时农村的生活成本也在几倍地增长，相对于城市的收入而言，农民的收入杯水车薪，从而严重制约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农民缺乏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知识来源有限，机械设备不能及时更新，导致作物产量有限，一方面使得土地资源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导致土地的污染，使土地失去肥力。

2.守土观念浓厚，缺乏大胆创新

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再加上宗族观念的影响，这种守土观念非常浓厚，更有很多人认为上学还不如不上，直接在家种地就可以挣钱。即使再贫穷也不愿丢掉这几亩土地。当然，种地本身相比较其他行业而言确实比较稳定，能维持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但是一味地依赖于土地，而使农村经济缺少了活力和发展的动力，这也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不利于机械化的推广，制约工业发展

由于这种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农民的收入虽相比较之前有很大进步，但是经济实力仍然有限，能够购买一套机械化的设备还是有很大困难的。因此这种经营方式严重制约了农民的购买能力，不利于农村机械化的推广。同时也会导致工业发展缺少一个增长的因素，从而制约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协调发展。

二、针对问题提出的对策

1.国家积极出台有关政策在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为此，中央和地方应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比如，加大对农村资金的投放力度，有侧重地调整经济结构；促成农村人才流动，最大限度地引导人才支援农村建设，带去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以提高农村整体的生产水平；调整投资结构，实行多元化的投资机制，促使农村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完善农村的服务设施，使农村的人口分布更加集中等等。

2.由分散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过渡

改变一家一户分散的经营方式，国家采取惠民政策促使农民分布更加集中，采取农场式的管理方法，妥善安排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采取由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逐步推进的办法，逐步形成集约化管理，以保证农村的稳定。

3.工农业有机结合，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使工业配合农村的结构调整，及时为农村机械化的实施做好服务，同时也可以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以解决农村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样也可以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以及资源分配带来的矛盾。国家应积极采取政策促使城市人口流动向农村转移，逐渐使人口分布更加平衡合理，同时也可缓解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

总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我国的基础行业，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村问题现在已越来越突出，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说，现有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农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政策，以促进农业向更深层次发展。

（作者单位 河北省郑口中学）

9.试述对中国纪录片的看法 篇九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记不起这是哪个国家的纪录片名导演说过的名言。这表明纪录片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史上应享有的地位。正是由于纪录片的真实性，担负着以独有的创意手法记录真实的使命，几乎所有国家的电影史，都是从拍摄纪录片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最早的影片就是一部纪录片，即1905年记录京剧表演片段的《定军山》。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开始崛起，大型纪录片在中国一度引起广泛关注。《话说长江》(1983年)、《话说运河》(1987年)、《河殇》(1988年)、《望长城》(1991年)、《毛泽东》(1993年)等一批颇有影响的纪录片问世。

今天以纪录片名义重新“复活”的主要还是新人文纪录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大”：大选题，大手笔，大投入，大制作。经济发展，文化反思，人才保障，是这两年“大片崛起”三大主因。大片涌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没有经济快速成长，就难有对纪录大片的投入，而经济崛起所带动的文化反思，是纪录大片成批量出现的精神土壤，此外，中国对纪录片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有20年了，对大片的技术和手段已纯熟掌握，对文化内容的把握和再传播的运用有了足够自信。政论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所掀起的评论热潮，是这些年来文化界、思想界、影视界所罕见。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表述方式。电视也是可以作为记忆而存在，不仅是记忆的载体，而是记忆本身。

纪录了过程不等于拍到了故事，因为“原生态的纪录过程”和“纪录原生态的故事”不是一回事。大凡只纪录事件过程的片子，不但没有可视性，而且反映问题也往往浅显。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拿起手中的小DV机，纪录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呈现出全民DV热的势头。目前各种DV大赛火爆举办，各类DV作品不断涌现。仅近期就有中国大学生DV大赛、“我V，我秀，魅力乐山”中国首届DV大赛，“谁不说俺家乡好”DV大赛等赛事。各大电视台也相继开辟DV节目，较为突出的有2004年央视《讲述》栏目举办《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DV作品展播暨评选活动，其中《邝丹的秘密》、《俺爹俺娘》获大奖。2005年《讲述》举办“托起明天的太阳”DV大赛。与国外的纪录片相比，冷冶夫先生概括了目前国内纪录片的一些问题。首先，中国纪录片的选材上的创新意识不强，往往局限在“自家门前”，比如某某得病获得社会关爱、山里一家人、民俗葬礼、孤儿孝敬继母等等，选题多不是世界关注的。意大利独立导演J.m认为亚洲的纪录片选题没有国际性，题材与表现手法过于本地化。中国的纪录片表意性与纪实性两种创作形态各走极端，多数纪录片缺乏两者的融合，写实是中国纪录片的“王牌”，但是却往往忽略其它的因素，如灯光、音乐等，缺乏艺术性，创作并不是完全写实。作为业内的专家，冷冶夫对国外的纪录片市场非常了解。他说，目前，国际纪录片领域不仅在形式上突破创新，而且在题材的选择上，时空结构的创新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写实派重画面语言，造型艺术，构图精湛，剪辑考究，学院气浓重；写意派，取前辈众家之长，将文化、历史、社会变迁的理解通过各种技术艺术手段表达出来。

此外，题材自身缺乏艺术性，拥有文化底蕴的东西不多，单一时空的创作方式等也限制了纪录片创作。

冷治夫先生提出把镜头对准普通百姓，打破了过去一些电视媒体把国家大事、英模人物作为纪录片创作准则的框框，但是平民化、个性化绝不等于随意化。有些民间DV人把流浪汉、三陪女，甚至是同性恋者作为题材拍摄，但这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不能把平民化、个性化与随意化、自由化混同起来。

冷冶夫认为，好人好事不等于故事，纪录了过程也不等于拍到了故事，因为“原生态的纪录过程”和“纪录原生态的故事”不是一回事。大凡只纪录事件过程的片子，不但没有可视性，而且反映问题也往往浅显。在创作中要注意纪录他们中间发生的矛盾和故事，千万不要把过

程和流程当做故事。

当下，中国纪录片在主题挖掘上有回归主流的趋势：纪录片以弱势群体为拍摄主体已明

显减少，不少作品没有满足于对生活状态的表层记录，而是深入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

层面挖掘大题材。伴随着中国的电视剧进入一个相对理性的正常期，媒介正为纪录片腾出广

阔空间，当下，正是中国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张杭沁

工业7班

10.我对中国高校思政课的一些看法 篇十

作为教育的接受者，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话可说。

历数自己20年来上过的思政课，从小学的思想品德，初中的思想政治和高中的政治课，可以说学习的内容也算不少了，但是反观其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我不得不说，中国十几年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收效甚微，但是却也很难说清其到底是成功还是很失败。

首先我来现身说法吧。撇开高校课程，我认为，早年的教育对人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的说是决定性的。要说20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课程我只能说，小学的《思想品德》对我个人的性格发展和思维方式的作用最大，初中之后的思想政治什么的更多的“识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顶着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但是我也不否认其积极的作用，因为确实有很多基本的政治、法律相关的知识需要我们识记和理解。不过时间久了，自然就忘了。

大学之后，先后接触了几门思政类的课程《大学生涯导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形势与政策》，从整体来这几门课程的效果一般。

我个人是很喜欢上思政课的，因为我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工科生，但是心里却对文科类的东西很感兴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化情有独钟，所以我对文科课程没有什么排斥的心理，同时我也深信，理工科的学生更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感性思维，眼光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那一点专业知识，很难有什么长足的发展。

不过在高校，思政课是否受欢迎，我觉得关键看教师，老师讲得费劲，学生听着没劲，照本宣科让我们对思政课感到头痛。大一时候的近代史课，老师就知道闷头讲，基本上算是照着PPT读了，我觉得很没意思，况且考试无非就是背一背，上课听不听无所谓。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想法，它广泛地存在于当下的大学生心里。我想，这样的课程“无趣”是必然的。

其实，想让课程有趣起来很简单啊，我们需要的不是书上的内容，我觉得思政课给予学生的不应是概念、原则、结论，而应是一种理论思维，是观察社会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老师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还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学会怎样思考。

这就像商品经济，需求多的东西，自然会受到欢迎。需求才是学习的动力源。而如何做到让课程有趣就是要看老师了。形式多样的课堂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上课不是老师在讲，而是老师引导学生进行互动，然后每节课都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达到不同的目的。一方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学生自己的实践可以让老师想要表达内容更为深刻。

但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啊。据我所知，我们学院的老师除了需要承担一定量的教学任务之外，自己还有很多其他任务需要完成，比如开展一些项目和发表一些论文，所以说，大学老师不单单扮演着教师的职业，可能还有很多身份，而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教师忽视课堂教育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其实这就和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做别的科目的作业是性质是一样的——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当回事！

所以想要改变当下高校的思政课效果不好的局面，从老师入手还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老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引导者，我觉得既然要重视思想教育，那么就必须重视老师，适当给任课老师减轻其他方面的负担应该可以让老师有更多精力专注于课堂教学上，从而受到更好的课堂效果。

教学讲究课堂内和课堂外，课堂内老师引导的好，课堂外学生配合的好才行，所以除了丰富课堂形式之外，课外作业也很重要。传统的作业的形式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多一些实践类的任务效果更好。另外学科的考查上也需要改，单纯的闭卷考试只能让课程再一次堕入“死记硬背”的俗套，难逃“应试”的圈子。

11.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篇十一

关键词:加藤弘之;《邻草》;中国认识;立宪思想

中图分类号:B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1-0018-06

加藤弘之(1836～1916)于1861年12月完成的《邻草》,作为在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被誉为日本“立宪思想发展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文献”。其书名的由来,如加藤弘之所言,因为那时不能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应采取西洋的立宪政体,而当时中国的危机又迫在眉睫,就只好取替邻居担忧的意思而将该书起名为“邻草”[1](3)。该书的确对如何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问题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论述。以中国为谈论对象而明确主张立宪政体的《邻草》,在一定意义上,即便放在与其同时代的立宪思想发展史中,也是非常具有启发作用的珍贵文献,并有助于我们从比较思想史的视角重新认识近代的中日关系。

1.《邻草》的中国认识

《邻草》最初的稿本名为《最新论》。之所以取名为“邻草”,实际上是根据当时蕃书调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的朱批建议题名为“殷鉴新话”或者“邻草”,津田真道也建议叫“冈目(旁观之意)草”或者叫“邻草”[2](3)。所谓“殷鉴”或“冈目”,强调的都是以第三者的眼光和态度来观察当事者的是非利弊。但是在西风东渐,特别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大举东来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事不关己的“第三者”了,而是如横井小楠等所说的,中日两国是“唇齿之国”[3](450),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这可以说是幕末日本认识中国的基本观点。

实际上,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的弱点和短处并对所谓“唐人之失”进行“裂眦骂詈”的书——《殷鉴论》,这本书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侗庵的父亲是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1750～1817),其长子古贺茶溪(1816～1884)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可以说,《殷鉴论》体现了幕府后期一种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认识。而《邻草》作为一种“殷鉴新话”,其中国认识有什么特点呢?

《邻草》的中国认识的特征,总体而言,是在于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加以分别对待。但是加藤弘之又不是将二者作简单的割裂,而是根据各自的状况作出具体的优劣判断。

首先,《邻草》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了敬意。将“汉土”作为“往古圣主贤君代代出现的国家”,认为其优越性“决非其他君主握权之国可以同日而论”,甚至强调“即便到了如当今弊政丛生的地步,也自有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可企及之处”,其原因是,中国古代的法 律制度等所根据的都是“先王的遗法”[1](9),即“先王的政治”或“先王的政体”完全是以仁义为宗旨的公明正大的“仁政”。由于加藤思想中原本就认同“先王的政治是理想的、完美的”这种传统的儒学政治理念,因此自然就导出了“无论怎样的政体也不可能比先王的政体更优越”、“先王的政治决不可能产生弊端”[1](5)的结论。

但是,加藤并没有忽视现实的中国“为曾经被鄙视为无知浅虑不足为患的夷狄禽兽的英法所攻击而屡遭失败”的事实。他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以至于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造成的。他列举说:“不知道中华非古之中华,夷狄也非古之夷狄。也不知西洋各国智巧大开,从天文地理之学到格物穷理等各种技艺都臻于精妙,特别是兵法器械等已经远出清朝之右,而全然忘记了不虞之备。”[1](3)对现实中的中国还囿于传统的华夷秩序观而无视西洋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对于把中国作为“殷鉴”来认识的幕末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一种常识。例如加藤曾经师事过的佐久间象山,很早就将鸦片战争看作“清朝的覆辙”,称其为“清国的殷鉴”[4](642)。指出清朝的失败主要在于所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选择人才贤愚颠倒,以致无法救治时弊;不知与时俱进改革兵制,看不起外国,把外国当做夷狄蛮貊来加以贬低,而不知道其实际技术,特别是军事航海等方面的技术已经远在自己之上了[ 3](284)。

佐久间象山还指出,清朝的失败是由于英国的“强盗之所为”[4](646),但从清朝内部寻找对策,无疑是当务之急。在日本当时也有以“天地自然的道理”来“对待外虏”[3](434~437)的主张,但关键是要讲求究竟如何进行具体的改革。加藤弘之执笔《邻草》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好刚刚开始。加藤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想要真正复兴武备,强悍士气,仅仅靠制造坚船利炮、操阅练教决非可及”。这些“武备的外形”“甚为末事,不能说是整顿武备之大本”[1](4)。

值得注意的是,与横井小楠的欧美的政治“几乎符合三代之治教”[3](448~449)的观点相对应,加藤弘之在充分肯定“先王的政体”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其“在建立方式上也不是没有未至之处”[1](5)。他说:“汉土的缺点就是所谓公会。由于自唐虞三代之时以来未设此公会之故,以至后世出现暗君暴主,或政权为奸臣贪吏所盗,或君主独专其权,遂使天下国家易失。”[1](9)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这表明 加藤实在是痛感有引进立宪思想、设立议会的必要。

2.《邻草》中的立宪思想

既然加藤认为“武备的外形”为“末事”,并论及“整顿武备的大本”即“武备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又是什么呢?加藤说“除了人和之外没有能够成为武备的精神的了”[1](4)。在他看来,“无论有怎样的兵法器械,如果没有人和也决不能取得胜利。……因为人和是武备的精神,所以真正地整顿武备,必须先得人和”[1](5)。对此,西周的朱批给予高度评价:“以人和来阐述四大制度。这是以孔门的源流转而为西哲之浩荡。尤为具有说服舆论的力量”[2](6)。据此可以说,“人和”既是《邻草》中立宪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目的。

《邻草》将天下治乱的责任归于“天子”、“人君”。加藤认为圣主贤君之治,能使上下和合如父子,万民亲睦如兄弟,即“人和”,所以天下太平;而清朝的人君忘记了其为民之父母的责任,忘记了天下乃万民之天下,不得“人和”,最终失去仁义之政,为外邦所轻侮和侵略,“其咎独在天子”。其结论自然就是“胜败之大本实际上就在于得不得人和”[1](7)。

正是为了能得“人和”,加藤强调并详细论述了设置“公会”的必要性。他说:“清朝自高宗以前皆为英明之主。……仁宗之后,暗君代出,……终于到现在这种可悲的形势。这特别是因为没有开设公会的缘故。如果设置公会,虽然是暗君也要常听下说、通下情,因此有可能自然地变得英明;而且即便奸臣想要盗权,因为在公会之下民之不从,也决不能遂其志。因此设立公会,远比尧之作敢谏鼓、舜之立诽谤木还要优越,实可谓治国之大本。如果无此公会,不管有怎样的法律也没有益处。”[1](9~10)他将设立“公会”作为“治国之大本”,进而强调“欲立万世安全之策,必先设此公会不可”[1](12)。

不过加藤所论“公会”的功能,虽然也有牵制王权的作用,但只是使“仁政易施且人和易得之一术”。即是说,加藤所论之“公会”,终究不过是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工具[5](61)。在政治的通盘考虑中,君主是绝对的,“公会”则明显不是独立的,而只是附属的。用加藤的话说就是“无论设立怎样好的政体,如果其君不用的话,也没有如何用处。”[1](12)他还将立宪政体——或者作为其核心的“公会”制度比喻为“规矩”[1](6),说“公会”这一“规矩”对政治上的良工——即圣贤之君而言,“几乎是无用的”;它只是针对昏暗之君才起到牵制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可见,加藤是力图将儒家的“ 道”与西方的治国之“术”结合起来的。这与西周“以孔门的源流转而为西哲之浩荡”之说的意旨是一致的,都是想以“仁义”、“仁政”等儒学的传统观念来借鉴和包容“公会”这种西方政治体制中“治天下不可缺少的良术”,从中可以窥见日本最初接受立宪思想的基本状况。

加藤在《邻草》中,将世界万国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和“官宰政治”两大类,进而又将君主政治分为“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将“官宰政治”分为“豪族专权”与“万民同权”,一共四种政体。他认为“君主握权”与“豪族专权”的政体不公平,而“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则是“公明正大而最协天意合舆情”[1](9)的政体。他判断各种政体之高下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由“公正”而达到“人和”。比如,他认为“君主握权”与“上下 分权”的差异,就在于“君主握权的国家万事为王室朝廷谋,而上下分权的国家万事为国家万民谋。仅以此差异可知此二政体之公私如何”[1](13)。以此标准,加藤预测了将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即“世界万国的政体都逐渐地将变成公明正大而协天意合舆情的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两种政体,这是自然之势,决非人力所能够阻挡”[1](11)。

《邻草》还反复论述了政治制度与运用此制度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的建立方式、制约力等。他认为“政体是死物,而人是活物”,强调运用制度的人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由于运用制度的人(他指的是人君)的存在,制度的机能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性与局限性。因此,加藤强调“并非只要政体公明而不管人君的贤愚明暗”,“本来人君无论如何得 要英明”,此是“当然之理”。这里,加藤又明显否定了“制度万能论”。

然而,对于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所困的清朝而言,其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为好呢?《邻草》指出,要克服现实危机,“清朝的一大急务”就是必须“迅速改革为上下分权的政体”[1](9)。加藤说:“尽管用此一术,如上有暗君而下有佞臣的话,那什么用都没有;但是此良术,是可以使暗愚之君自然变得贤明,佞邪之臣自然失去时机的良术。”因此他惋惜说,“如果从二十年前鸦片战乱那时就开始运用的话,就不会变成当今这样的形势了” [1](5)。《邻草》的结尾,还十分恳切地展望:“清主回到北京后立即建立上下分权的政体,设置公会,施以公明正大的政治,那么下民皆怀其仁德,而视朝廷如父母,万民相亲如兄弟,无疑可以完全政通人和。到那时因为武备中完全具备了其精神,坚船利炮才变成真正有用之物,教练操阅也才变得实用。所以,纵然有外患内贼也不足为患,这样无疑可以国家永远太平、王室可以永远安全。”[1](14)最终,他还是回到政治的核心内容——“人和” 、“精神”上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加藤也指出了照搬西方的立宪政体的危险性。他说:“即便同样是上下分权 之国,其法律制度的建立方式,以至于公会的设立方法等也有善恶精粗的差异。要充分调查研究各国的法律制度及公会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取舍损益,以力求至善。如果因为公会的设置方式不善,反而可能给国家带来大害,这必须首先注意”[1](10)。他提醒人们在 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时要考虑到潜在于政治制度背后的地域的、文化的因素。

以上,简要分析了《邻草》的立宪思想,但是这些思想的来源何在?对此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人承认从语言的使用上看,“像是多有依据汉译本的样子”,但从整体上看 ,觉得主要还是根据洋书特别是根据“荷兰或德国那些公民读本”写成的[1](4)。尾佐竹猛在《日本宪政史大纲》中的“议会思想的移入”部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阐释角度。他认为当时日本国民中除极少数人可以得到“来自荷兰语的外国知识”外,“那时在中国的欧美人的文化宣传事业脚踏实地地得以推进,出版了许多有益的汉文著作。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当时我国的有识之士因为全都是汉学者,有幸竞相阅读这些著作,在我国将其翻译 过来的也不少,由此渐渐地欧美的议会制度也被介绍到我国。”[6](15)的确,在日本,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和徐继(1795～1873)的《瀛寰志略》就甚至被作为地方学馆的教材来使用,流布极广。尾佐竹猛在介绍《瀛寰志略》时就提到“加藤弘之所著《邻草》借助于此书的译语很多”[6](27),但语焉未详。今略举一例说明。比如在论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时,《瀛寰志略》有“爵房”和“乡绅房”的译语[7](235),分别表示其上议院和下议院。而《邻草》中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爵房”这一用语,同时将“乡绅房”改为了“荐绅房”[1](6)。

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中国人的著作对当时日本人新的世界认识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源了圆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直至庆应二年(1866年)出版福泽谕吉著的《西洋事情》的初编时为止,当时的大部分知识人主要是通过汉文书籍来认识世界的。”[8](370)顺延这个思路,说《邻草》是从中国获得了相关的世界知识而后文在国际性的视野里劝说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由此却成为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是很有可能的。

需要指出的是,《邻草》这种将中国作为日本的“殷鉴”的思想意识,已经远非半个世纪前的专事“裂眦骂詈”的《殷鉴论》可以同日而语了。津田真道在《邻草》的初稿本《最新论》中,以朱批的方式,对其所论述的“清英胜败之故”和“清国恢复之策”的部分,不 惜从总体上用“最妙”二字来加以赞扬;同时又将其所论置于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状况中来考察:“以西洋人的眼光来看虽然不足为奇,而满清的一万万人,恐怕没有一个人着眼于此。可惜清主不能听到此论。盖爱新觉罗氏,一家之存亡可以任天意,但关系到清民一亿之祸福呀。余也到于此而悲於清国无其人焉”[2](18~19)。这实在是在中西政体讨论上的较早的一种比较思想论了。

那么,同时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呢?中国果真如“无其人焉”之说那样可悲吗?

3.与《邻草》同时代的中国立宪思想的萌芽

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对与《邻草》同时代的中国立宪思想有比较详细的论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传教士虽然也将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但是系统介绍并热情称赞西方民主制度的,魏源是第一人。他的《海国图志》(1842年完成50卷本,1847年增至60卷,1852年增补到100卷)对中国和欧美的政治制度的差异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与《海国图志》一样,《瀛寰志略》不但是近代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热情称颂欧美民主制度,不满君主专制的最早记录。”[9](79)这两部书都输入了日本,并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华盛顿所创立的民主制,被认为是“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也”,获得“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7](227)的赞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日两国追求的民主思想的共同理想。

魏源的思想中也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人者,天地之仁”及“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认识基础上,他认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批判天子脱离大众而高高在上甚至蔑视大众的倾向,而主张“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10](45),即天子视自己为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体会民众的喜怒哀乐,这就意味着将天下视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天子一己之天下。但同时魏源也对“上下相知”、“上下情通”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难;政治之得失,上达下易,下达上难。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诚使上之知下同于下之知上,则天下无不当之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间不能尽达之守令,达之守令者不能尽达之诸侯,达之诸侯者不能尽达之天子,诚能使壅情之人皆为达情之人,则天下无不起之疾苦矣。”[10](65)只有“公议无不上达,斯私议息,夫是之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也。”[10](67)

与《邻草》几乎同时完成的冯桂芬(1809～1874)的《校庐抗议》(1860～1861),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的名作。其思想的形成,用作者的话说,也是“参以杂家,佐以私议,甚且羼以夷说”,但又声明其“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11](2)。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冯桂芬对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在当时为何却受制小夷的问题,在中西方的比较中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中国有四个方面“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1](49)其比较全面地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明显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对于优秀的制度(法) ,冯桂芬的态度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弃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11](75)表明他是要舍弃传统的“华夷”标准,而选择现实的“法”的善恶作为新的标准,由此,冯桂芬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化建议。比如在官吏的考核和提拔上强调“博采舆论”、“公举”、“公论”的重要性:“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11](2)特别是他提出的“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11](41)的主张,被后来顽固的保守者看成是“民权说”而加以反对;但也有开明官吏认为“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12](124,126)可见,虽然《校庐抗议》中并未提及“民权”、“议院”这些概念,但这样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

冯桂芬除了在人才选拔上提倡要尽可能重视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地位低的人的意见外,在管理制度方面,他又提出了“公举”的方法和“公所”的设置方式。他“酌古斟今,折中周、汉之法”,设计了一套地方民主管理体制[11](12~13)。他也十分重视“通上下之情”以体现“人和”,说《校庐抗议》中所强调的“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都是为了“通上下之情”[11](35)。为此,他提倡用中国传统的“陈诗之法”来“通上下之情”,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他还特意提及“通上下之情”时“上与下不宜狎”、“不宜隔”等一些应该注意的具体细节。[11](34～35)

冯桂芬小心翼翼地将其民主思想包裹起来,使之“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正表现了其思想的根本特征,那就是所谓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1](57)。这成为了在近代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方针的滥觞。

4.结语

同样是面对西洋列强,同样是想学习西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脚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时中日两国社会状况的不同当然是要考虑的因素,但历史传统的不同则更为根本,儒学在中日两国启蒙思想中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曾经师事过朱子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加藤弘之,在《邻草》中以对“仁政”、“仁义”、“圣君贤士”、“人和”等理念的尊崇而表现出了浓厚的儒者意识;但与此同时,在他的思想中,“道”(先王的政体)与“术”(公会)都在各自的层面上被赋予了独立性。他指出先王在政体建立方式上的不完备之处,并将“公会”的设立强调为“治国之大本”,这在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虽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化方案,但其所论几乎 都没有超出封建制度的实用性层次,其提案也并不具有超出中国古典或先例的独创性。佐藤慎一认为冯桂芬等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探索危机的对策,就“如同试图在没有出口的迷途中寻找出路。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地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他们的努力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中国近代化的挫折,决不是由于他们无能而造成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会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界限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甲午战争的败北所造成的象征中国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于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13](13,14)这种对中国士大夫“有能力”的“夸奖”,无非是对其“儒教中毒”太深的一种体面的解说而已。在儒学的道统下,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所说,“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10](46)所谓变法,在观念上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像《邻草》中那样,将“公会”在不同的场合或者作为“治国之大本”,或者作为治国之“术”来自由对待,这对同时代的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不可能不只是说个人能力的不及,而是那种文化背景,那种强大的道统意识不允许这种意识的存在。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也可以将《邻草》作为中国立宪思想史上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献来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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