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陷及完善

2024-08-17

试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陷及完善

1.试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陷及完善篇一

一、制度概述

证人保护是维护国家正义与个人保护之间利益衡量的结果。英国丹尼勋爵对此有经典论述“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 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假如案件已结束, 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作证的人的报复, 那么还能指望证人自由地和坦率地提供他们应当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言吗?”[1]可见, 对于勇敢指控嫌疑人的控方证人, 无论其是无辜的旁观者还是“污点证人”, 都应该受到司法相应程度的保护, 否则当控方证人及密切关系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等权利无法得到保护时, 国家正义的实现难免成为空谈。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尤其在如涉毒和涉黑案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控方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和重大嫌疑人能否受到追诉等重大问题更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系到追诉程序的恰当展开和国家刑罚权的运用。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 对证人的保护关系到其出庭率的高低和证言的质量。

此外,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必将是一个需要大量司法和社会资源的过程, 但就长久的刑事诉讼文明发展和社会安全以及司法公信而言投入是必要的。制度的完善, 除物质和人力的保障外, 还有理念的重视。在看到保护制度关于人权保证, 程序正义和证据保全等方面的意义和对建设“作过证的人还会作证, 没有作证的人愿意作证的证人社会”[2]的重要性后, 再从“谁保护、保护谁、保护什么、保护时间、如何保护”等方面进行完善。

二、制度缺陷

权利与义务的相对性决定了证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有权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权利。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证人作证义务同时也规定了作证费用补助等事项, 刑法中也规定了妨害作证等罪名, 但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与实践衔接方面都不甚完善。而控方证人指控的对象可能是极具社会危害性的分子或集团, 狭隘的事后保护是难以实现保护目标的。

(一) 制度构架层面缺陷

1、主体不清。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并未具体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分工和工作重点, 易产生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 最终使证人保护成为一纸空谈[3]。

2、案件范围过窄。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恐怖犯罪、黑社会组织性质犯罪以及重大毒品犯罪案件证人的保护。而此外大量具有相当危险性的案件未列入保护范畴。

3、对象范围不全面。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享受保护待遇的人员仅限于某些证人及其近亲属, 其他与证人密切相关的人员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列。虽说是出于避免司法资源滥用和防止保护范围过广而难以操作的初衷, 但片面排除和证人关系密切可能受到侵害的人员明显不当。

4、权益范围过小。

我国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仅限于人身安全, 对于财产、名誉、精神权利没有规定。对这些权利保护的放弃也同样可能导致证人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

5、保护失败责任追究和救济制度缺失。

我国目前并没有正式规定证人保护失败后的责任承担和受侵害后如何寻求救济。相关的保护规定是单方性的, 这样一来, 证人的安全感和对司法的信任注定不足。

6、注重被动的事后保护而忽视积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