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共17篇）

1.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一

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这部书短短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从有文明开始到近代两岸关系上历史全貌。一改以往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不以史料堆砌 为目的，也不以 单 一历史事件为关注点。作 者 倡导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欧美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作进一步的研究。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结构框架。作者提炼各朝代时期的有特征的事物，如文化、地域、体制之类，研究它们的特点，总结了历史之因果关系，强调了一种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他一直提倡的“大历史观。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第二，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

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第三，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2.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二

在广大教师的心目中, 林先生无疑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成功人士:全国劳模、首届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是教育界的楷模;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桃李满天下, 是心理学界的泰斗。林先生何以能达此等境界的为师之道?不妨让我们认真研读先生的这本口述史, 它不仅能启示我们许多为师之理, 还能教导我们许多人生真谛。

一、以“真”为本

有幸聆听了先生的几次报告, 每每震撼于先生在报告中流露的为人处世的真挚情怀!读这本口述史时, 先生透着光亮、铿锵有力的声音犹如在耳畔, 娓娓道来, 情真意切。

口述史中所述的无论是先生儿时的回忆, 还是青年时求学创业的经历, 还是现今为人师表的事迹, 无一不表现出先生为人治学的“真”性情——与己, 不违真心, 坦荡透亮为人;与人, 推心置腹, 真诚真心待人;与业, 求真求实, 严谨勤奋立业。

讲真话, 干实事, 可谓是先生70年来的真实写照。“文化大革命”期间, 先生所敬重的一位教师被打为“叛徒”, 要求先生配合调查, 先生宁愿被软禁三天, 也不愿说违心的话。先生因为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国外有心理学派, 唯独中国没有?”被确定为教育系的“白专”尖子, 成了众矢之的的野心家。大学毕业鉴定上列了三条严重的缺点:第一, 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第二, 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主要是指教师) 划不清界限;第三, 企图成名成家, 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在当时, 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先生竟然坦然接受这些“罪名”, 说:“对这三条缺点, 我并不否认, 但是优点太少, 感到非常遗憾。”

先生大学毕业后, 在基础教育第一线干了13年。在北京雅宝路中学教书期间, 还一度被任命为校办工厂厂长。一门心思扑在教育事业上的先生是怎么干的呢?他说:“我当时怎么认识校办工厂呢?我认为校办工厂是学校社会实践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该抓什么?第一, 我应该抓生产劳动教育, 以增强到校办工厂劳动的那些学生的劳动观念, 培养他们正确的劳动态度、良好的劳动习惯, 让他们获得一定的生产劳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二, 我将这种校办工厂的办学, 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的品德, 增强学生的体质, 发展学生的某一种技能或业余爱好的教育手段。第三, 我要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第四, 办校办工厂能够勤工俭学, 适当增加学校收入。”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校办工厂的教育事业之中。缺经费, 人手紧, 先生就自己天天去跑相关的工厂求原料, 自己动手搬运材料……凭着艰苦奋斗, 校办工厂的产值硬是直线上升了。

先生也在中学主持过教育、教学工作。在当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先生着眼于学生的将来而毅然狠抓教学, 关注“问题学生”的转化, 致力于教师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并于1984年率先提出“教师参加教育改革方面的科研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

岁月的艰难方能彰显一个人的品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先生尚能如此秉持自己的“真”本性, 以一颗诚挚的心坦荡荡地为人处世, 真性情里透着一身正气、正派与正直, 这是先生对人世、对生活、对事业怎样的一种大爱呀!

二、以“勤”立业

先生在谈创造性的人格时, 着重提出“勤奋即天才”的观点。先生说, “豁达”和“勤奋”是人生发展和创造性人才成长的两个风火轮, 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终身做人做事的规范。先生还说, “笨鸟先飞”这句古话很有道理, 一个人的成就关键要靠勤奋刻苦。

“文化大革命”期间, 尽管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 但先生在课余却悄悄地收集“问题学生”的材料, 潜心于教育心理学以及认知 (智力) 培养的实验研究。《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智力发展上的作用》《遗传与环境在儿童性格发展上的作用》《儿童青少年运算能力的发展与培养——兼论智力结构》等诸多影响重大的学术论文都是先生在那一时期积淀而后成文的研究成果。

1978年, 已过而立之年的先生重返北京师范大学读研, 一年之内掌握了一门外语——英语, 并考出了良好的成绩。口述史中也提到一段先生连骑自行车都在背英语单词, 结果路上撞人的趣事。1980年5月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开始了大学教师的生涯。先生在日记里对自己提出四条要求:以崇尚学术为基础, 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前提, 以疏远名利为行为准则, 以创新业绩为目标。一晃30余年过去了, 先生勤勉治学, 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先生说, 一位大学教师, 要在大学里站住脚, 在学生中间赢得声望, 主要靠两点:第一要教好课;第二要搞好科学研究。上课, 他潜心备课, 至今年过古稀仍是如此;讲课, 全身心地投入, 激情高昂, 不遗余力。先生还记得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地理学的77级和78级学生为感谢他的辛勤耕耘, 每每上课时为他准备一个热水瓶和一个茶杯, 以表感谢与敬意。

先生所选择的学术之路, 也是当时一般大学教师不敢轻易踏上的辛苦之路。凭借13年一线教育教学的经历, 先生深知中小学是进行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决心走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子, 深入基础教育第一线, 探索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中国化的问题。要这么干, 先生就得时时下校蹲点, 访谈教师、学生, 去跑有关的实验室……全然没了大学教师的这份安逸、舒适。并且, 由于科研经费非常有限, 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之路不仅要靠勤奋创业, 还需要艰苦朴素。先生乃至他的团队成员都是能省一分钱则省一分钱, 能自己动手则绝不找别人代劳, 自己干不了的也尽量学着干, 如此地奋斗于中国心理学派的开创之路。

如今, 年已70有余的先生仍勤奋耕耘于教坛, 仍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教育科研, 仍孜孜不倦地教导学生。一个人的心中若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胸中若没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何以能如此呕心沥血于自己的工作岗位?!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先生说:“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我这老骥愿竭尽所能, 承担更多、更繁重的任务, 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三、以“爱”育人

能有缘投于林先生门下, 做一名林先生学生的人, 都由衷地说自己“真的是三生有幸”。因为, 林先生是爱生如命!

先生说:“我的幸福在于‘培养出超越自己, 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学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先生不仅在学业上甘为人梯, 精心哺育学生, 在生活上也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先生的一位高徒回忆, 2004年暑假时, 这位高徒因惦记着国际心理学大会, 结婚不到一周就返校做参会的准备工作了, 本以为能得到先生的表扬, 没想到先生严厉地批评了他。高徒新婚的妻子为此感激不已, 说林先生这样教育她的丈夫, 他们小夫妻俩一定能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先生的心里时刻牵挂着学生, 对学生严慈相济, 严在当严处, 爱在细微中。先生的学生说:“林老师不是我父亲, 但胜似父亲。”《中国教育报》曾派人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座谈会, 了解先生的学生出国留学后为何都归来而不是留在国外工作了, 然后以《他像一块磁铁》一文报道了先生厚重的师爱感召学生报效祖国的感人事迹。

读这本口述史时, 我们还可知晓, 先生对学生的满腔之爱, 不仅仅给了高等学府的高才生。20世纪70年代先生在中学时教过的一位学生说:“林老师曾经冒着丢职的危险保护了我, 让我终生难忘。”原来这位学生在“学农劳动”期间, 拿着一个竹竿玩耍, 结果把毛主席的相框碰碎了, 贫下中农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林先生当时当着贫下中农的面, 吩咐学生干部把他“押”回去处理, 走到半道上, 就把他放了, 让他回家待着, 等“学农”结束后再悄悄去上学。当时这位学生的父亲已经被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挨斗挨批, 母亲没有工作。如果他当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可怎么办。学生一辈子感激不尽, 先生却已忘了此事。后来学生说起, 先生也只是平和地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为人之师, 就得保护和爱护学生, 哪怕自己作出很大的牺牲。”

先生说, 师爱是师德的核心, 师爱不同于父爱、母爱、情爱。这种爱来自于教师的职责, 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讲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爱。

先生对学生倾注的满腔之爱, 就是这种大爱!不囿于个人情怀, 而是着眼于中国心理学派的建设、中国心理学学术梯队的搭建, 先生深切地热爱着学生!先生的独子说:“父亲把热爱学生看作是他事业的核心, 一直倡导对学生进行‘感情投资’, 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培养学生中。母亲曾笑他说:‘你应该把家搬到单位里去, 好为你的学生‘当牛做马。’”

有这样的先生在, 悉心派出留学的学生怎能不回国工作?!也难怪先生的学生们在专题报道《林崇德和他的学生们》 (《光明日报》, 2011年03月31日) 中说:“遇到一位好老师能改变人的一生!”

治学, 顶天立地;育人, 高徒遍布。先生跌宕多姿的一生、豁达宽厚的胸襟、登峰造极的成就, 非我等儿辈之笔墨可尽。当你手捧这本口述史, 相信收获的感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收获将平和你的心态、激励你的人生, 使你终生受益。

3.读《乡土中国》有感 篇三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我对费老在《乡土中国》里那鞭辟入里的分析更是非常的欣赏，也引起了共鸣。在认真了解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我大胆地设想把中国的农村社会比喻成一个肌体，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肌体。并冒昧地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统治”就是这个肌体的骨架，是它们共同支撑着这个安稳的乡土社会结构；把“血缘和地缘”之间的动态关系看作是这个肌体的血液，从而维系着乡土社会的绵延；而土地则作为这个肌体的肌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这个肌体中最厚实的东西，是永远都离不开的。那么在这个比喻之下，整个乡土社会便被建构了。而费老所概括的乡土社会的林林总总，如“男女有别”、“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家族” 等，则是这个肌体所表现的特征，有外表上的、也有心理上、更有骨子里的。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费老所阐述的在乡土社会中所衍生的土的、愚的、私的、病的等乡土特性，它们是这个肌体所表现出的病态，是需要诊断和医治的。无疑，费老是一个资深的社会医生，他在用自己的眼睛给中国社会看病，而《乡土中国》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分析报告。综合看来，中国的乡土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症状” ：

土。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人多地少，但农民却又紧紧地被土地所束缚，生于斯、长于斯、最后死于斯。就像费老所说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在费老看来，“从泥土里讨生活的人，不能老移动，他得守住土。老子产生‘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是很自然的。”因此，乡土社会在土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由此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私。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乡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正如费老所说的“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种毛病的。现在已成为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哪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

愚。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当然也有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人也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结。然而，费老在《乡土中国》所谈及到的“愚”并不是指的智力方面的，他曾质疑到：“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么样应付汽車，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这又愚在什么地方呢？”因此从理论的层次上理解乡土社会的“愚”，这应该是一种不自觉的“愚”。是因为在这个熟人的乡土社会中，丧失了产生文字知识的需要，而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在不能满足需要的功能的前提下，是很难酝酿的。

稳。乡土中国是亚普罗式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裂。也就是说，乡土社会是一个平稳的社会，而这种稳定性则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 就是这个稳定的乡土社会的支架。正如费老所说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较慢的社会变迁速率则在无形中成了孕育“礼治”的土壤。因为在这种前提下，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乡土社会中出现的生活问题。

认真研读了费老这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诊断报告，我对乡土社会的特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份“诊断报告”的背后，我深刻感受到费老“医术”的高明。他采取了“中西结合”的理念，在对乡土社会的分析和反思中始终贯彻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经验功能主义，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但同时他又在解释过程中高度概括出一些中国化的东西。面对农村社会的种种病态，费老又试图从经验功能主义中“需求的视角”来医治乡土社会。如他在书中提出了用刺激需求来实现“文字下乡”，用“社会计划”来刺激乡土社会的变迁，最终改变其劣根性。而在《乡土中国》之后，费老又写了一本《乡土重建》，探讨中国农村怎样引入工业生产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实现温饱，步入小康生活。这些建设性建议的提出，也算是对中国社会开出的一副良药吧。可惜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他的这些“良药”却被看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药”，最终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今，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一体化的逐步实现，城乡人口相互流动的趋势加剧，我国已经进入了“转型社会”这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农村社会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二者间发生激烈的碰撞，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如乡土性渐变、礼治淡化、长老统治与教化权力弱化等社会特性。再回过头来参照费老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些思考，倍感切实、中肯，其思路对解决“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将是有益的补充。

4.读中国民间故事有感 篇四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我们小学生而言，书籍就是知识，他掌握着我们的命运。

每当放学，我脑子里就想赶紧回家，因为我要读中国民间故事。这本书使我受益无穷，所以我对这本书是百看不厌。我读了智打野猪这则故事后，知道了一种困难可以用多种方法解决，我还知道了打围的意思。我从中感受到那位老猎人的聪明才智。

我还读了卖狗肉不用刀这则故事，这则故事主要讲了在秦朝，在沛县有一个杀狗卖肉的，名叫樊荟。当地有个小混混叫刘邦，常来吃肉，吃完又不给钱，说欠着。可是你反悔的小摊子本小利薄，养不起这个白吃的，樊荟便到河东去买肉。可到了河东没人买他的肉，原来刘邦在摊子上大吃大喝是在招揽游客，于是樊荟便把刘邦叫来，让他免费吃狗肉，摊子又热闹起来了，后来刘邦起义，樊荟也跟了去，立了大功成了大将，刘邦也成了皇帝，从这则故事我知道了：公报私仇这个词语的意思，我从这个故事感受到刘邦这个小混混都能当上皇帝真是不一般,但做出的事情却是轰天动地。

5.读《中国神话寓言故事》有感 篇五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让我更加聪慧。我读过的书很多，有《笑猫日记》、《西游记》、《绿野仙踪》、《安徒生童话故事》、《草房子》。

通过读书，我结识了多少朋友，盘古、女娲、嫦娥；我有多少尊敬的老师，精卫、夸父、后羿。

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中国神华寓言故事》，这本书主要讲了中华民族的神话故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当我读到巨人盘古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倒下来死去了，我感到伤心，因为他为后人开辟了天地，而牺牲了自己；当我读到那个正在给蛇添脚的人时，我觉得很可笑，因为蛇本来是没有脚的；当我读到当女娲把滕蔓的一头沾上泥浆，向四周不停的挥洒泥浆时，大地上出现了又蹦又跳、活生生的小人，我感到非常好玩，因为泥浆散在地上变成小人非常神奇。

6.读《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有感 篇六

这本书主要分为“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和“三国故事”五个板块，读着这些故事，感到自己好像漫步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之中，学习他们身上的好品质：《晏子使楚》一文中的晏子让我明白了如果别人嘲笑你，你不能光生气，要用语言去反驳他们;《自贬三级》让我敬佩诸葛亮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些能人都为民族的历史画卷增添了光彩。

不过，中国历史当中也有一部分奸恶之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祖国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们要将这些事实化作经验与教训，时刻牢记在心。

7.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七

关键词：中国传统乐学,音律,音阶,调式,调性,传统

一、基本内容述略

第一章:声、音、律、调、韵。本章从音乐文献学的角度, 厘清了声、音、律、调、韵等传统音乐理论的基本概念。如:声是指单个的乐音, 音阶中的各个音级;音与“音阶”或“曲调”概念相近, 是有秩序、有条理、有组织的声音;律是衡量乐音音高的标准等等。

第二章:传统宫调的律学基础。本章主要梳理了历史不同时期的定律方法, 结合曾侯乙钟的用律系统, 综合各家所言做了详细的解释并客观评价。如京房六十律, 人们曾多次对其否定, “维护律历相通的迷信思想”、“六十律没有什么新的发明, 只是将三分损益法机械地推算到六十律”[2], 作者的观点是:“没有它就不会有三百六十律, 就不会有在律术增加到极端的基础上所出现的驭繁于简—向十二律传统的回归。”[3]

第三章、第四章为中国传统记谱法和传统音阶, 介绍了中国传统记谱法和传统音阶的几种不同形式。

第五章:均、宫、调。厘清了相关概念, 同时揭示了均、宫、调三者的关系:均统帅宫, 宫统帅调的统属关系。对于“同均三宫”的问题, 从理论体系的角度, 也作了通俗的阐述和客观评述。

第六章:旋宫转调。转调的意义在于使不同段落之间的曲调形成更为鲜明的色彩对比。本章结合大量实例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传统音乐转调的几种手法, 如旋宫转调、不旋宫转调、旋宫不转调、借字等多达十几种。

第七章主要对传统宫调理论的四大命名系统, 即律、声命名系统、琴调系统、工尺谱系统、词曲及南北曲声腔系统的功能、实践、理论基础做了阐述;第八章对特色节奏、节拍体系和曲式结构作了大致梳理;第九章是从律学的视角, 运用数理逻辑分析的方法, 揭示了中国传统音乐形态背后的深层理论, 对其内在的构成逻辑进行定量分析。

第十章:少数民族音乐形态特征。作者利用大量的实例揭示出少数民族在调式音阶、节奏模式、曲体结构、旋法等方面的特色, 其中涉及到少数民族音乐存在的多声部织体现象, 如壮族的分声部式织体、傈僳族装饰式支声型织体等等。

第十一章:中西音体系的比较。具体而又系统地对比了中西方音乐理论差异性。从中国宫调理论、基本音级、音主和调头、音阶、“之”调式和“为”调式等特征与西方大小调体系对比, 较完整性地显现出两者体系的差异, 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将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的音乐现实上。

二、学术精神下的著述特点

(一) 综合各家之言, 做出自己的学术判断。例如, 在对清商三调实际内容的辨析上, 作者认为, “三调代表以正调调弦为基础的三种调弦法, 每种调弦法可有两种弦式。”[4]以往学界认为七声音阶包括三种形式, 分别叫做雅乐音阶、清乐音阶和燕乐音阶。作者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部分名字会使人产生误解, 比如雅乐音阶是适用于宫廷雅乐中特有的音阶。而实际上, 宫廷雅乐是多种音阶并用的, 俗乐也同样运用雅乐音阶。古音阶的命名也有问题, 贾湖骨笛能吹奏清角和闰, 比古音阶要更古老一些, 所以也是不妥当的。作者认真地辨析了音阶命名的不合理性, 并求证于《国语·周语》和《晋书·乐志》相关记载, 将其正名为“正声音阶”、“下徵音阶”和“清商音阶”。

(二) 揭示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以简驭繁”的思想。作者认为“以简御繁”并非是传统音乐本身所致, 而是人为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音乐太丰富、太复杂, 对其理论总结时不得不简化。其次是研究要继续, 必须抽象出共同性的规定形成系统, 便于交流, 促进学术发展。例如, 在乐律方面的表现:“曾侯乙钟铭实际用律约二十五律, 但都归为……十二律位”。在音阶方面的表现:“在音乐实践中某些曲调也存在少于五声的音阶结构……二声、三声、四声的情况。这不过是五声音阶的省略形式……”

三、小结

《中国传统乐学》一书以理清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大小调体系异同的角度, 从音律、音阶、调式、调性等音乐体系, 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传统音乐本体形态的特色。作者以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 注重对传统音乐史料的梳理和辨析,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是一本中国风格的“音乐基本理论”教科书, 帮助学子们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规律, 正确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 值得任何一位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为目标的学子读上一读。

参考文献

[1]童忠良, 谷杰, 周耘, 孙晓辉.中国传统乐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2]同上, p54.

[3]同上, p55.

8.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八

国家文化部“2012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自2012年11月27日开幕以来，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得到众多美术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笔者曾见到公交、地铁站台旁张贴的展览广告，又应朋友的极力推荐，曾专程前往该馆四层展厅参观，确实感到不虚此行。虽说当今画展中配合文献资料和视屏的方式已经较为普遍，但就“北平艺专”这样的具有学术研究性质专题展，恐怕还是有史以来的首次，除去经过不同程度修复后展出的自1918年建校以来的艺术家留下的30余幅珍贵佳作集体亮相带给观众的震撼之外，相应的校史档案、纸本图册的配合陈列也是难得一见，视屏访谈中有徐悲鸿时期国立北平艺专教师戴泽、学生靳之林先生深情回忆往事的画面，更是令人感慨万千。作为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兴办的美术学校，曾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然而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北平艺专的形象远没有被廓清，历史意义远没有被认识。“更为遗憾的是，关于它的历史资料、文献、档案、作品、实物的收集整理，更是匮乏到几近苍白。此次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展，或许能唤起人们对北平艺专和它所承载的那段历史的关注。”这正是策划、主办人的用心所在。①

笔者注意到展品中有幅沦陷时期（伪）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1938-1940）学生富家珍留校作品《女人体》（作于1939年，布面油彩，81×63.5cm）当为毕业前夕课堂习作。该作构图饱满，色彩沉稳，用笔简约，采用勾勒轮廓线的方式，既有欧洲野兽派的画风，也有中国画线描的影子在内，虽经重新安装画框，但原框痕迹显露，留下历史的印记。同时伴有一幅风格相似的“佚名”作品参加陈列，于此看出展出者的严谨认真的学术风度。这两件作品与展柜中陈列为数不多的几件同一时期教员名册及富家珍的学籍档案卷宗，构成了支撑开启研究之门的重要史实依据，看惯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以“解放区”“国统区”为理论框架进行分割，如今增加了校史沿革中“沦陷区”的介入，应当是一种观念转移和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意义重大。实际上，无论从当时的执政者对该校办学的重视程度、办学的宗旨、办学的时间和地点、办学的课程设置和师资延聘、教学成果展示，还是师生在艺术界（主要是华北地区）的影响力，都在延续着建校以来的体制甚至规模，可以看作是“国立北平艺专”发展沿革不可断裂之脉络，尽管在以往被人们认为是段蒙辱的历史而极力采取回避和遮掩的态度处之。换言之，隔断了这条脉络，将意味着屏蔽掉一批曾经就教就学于该校的现代著名艺术家的历史，也势必产生出一些形象模糊、历史含混、史料匮乏、研究乏力、著述寥寥的研究现象，当“你把历史弄清楚以后，你就发现后来有无数的骗子”②，要做到尊重历史，正视历史的存在，就必须面对历史的遗存，做严谨细致的发掘、鉴别和评价工作，通过进行深入的史料发掘，来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现场，留后人以信史，作为鉴古知今、开辟新境的借鉴。

曹庆晖先生《主线、主流及其他——看央美美术馆藏北平艺专西画作品想到的》③长文中，对办展宗旨、北平艺专沿革、画家及展品介绍有详细的论述，在分析了参展作家作品中主要来自以取法欧洲特别是法国学院为主要途径的群体——如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最终在北平艺专成为主导力量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仅凭这一部分师资并不能完全勾勒北平艺专西画引进与实践的全部轮廓，更不能因此而遮蔽北平艺专沿革史上日本留学生的功绩：“实际上，五四时期北京美术学校的初创、30年代上半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中兴、抗战时期（伪）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延续，离不开留日回国的美术青年致力于西画引进与实践的努力，而他们经由日本美术学校转引的西洋画法与画风，较之赴法留学生经由法国美术学校所引入者而言，相对偏于西洋画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新传统，即印象、野兽派等现代流派构成的传统，但总体上依旧未出写实的范围。有关这一点馆藏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生富家珍1939年所做《女人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据作品背后保留的原签显示，这件富有野兽派倾向的人体作业的辅导老师——也是富家珍日后的夫君——恰是曾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系、一直读到研究科的林乃干（1907-1992）。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北平艺专西画中并无一件留日画家的藏品，我们看不到由王悦之、严智开、汪洋洋、卫天霖、宋步云等赴日留学生所建立起来的另一条西画引进和实践的轮廓痕迹，就好像他们从未存在一样。”如此看来，开展对沦陷时期（伪）国立北京艺专校史及任教就学师生作品、资料的征集、保护、整理，更是亟待相关机构和研究者共同立项解决的课题。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立北平艺专部分师生在校长赵太侔带领下南迁湖南沅陵后，于1938年6月间，奉教育部令与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留平师生经过近九个月的课业停顿后，旧生百余人于1938年4月初陆续返校报到，遂由日本顾问领导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责令恢复开学上课。先让有着留日学习美术经历的原雕塑系教授王石之接替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保管处主任，不久正式聘用为校长。校内组织仍照以前该校组织办理，设秘书处，由张鸣琦任主任，下分文书股，由周颖夫任股长，会计股由张士弘任股长，事务股由喻项坡任股长；教务处由邱石冥任主任，下分注册教具股，由刘君卫任股长，图书馆馆长一职由黄宾虹兼任。职员在京者，继续录用，以资驾轻就熟，办事便利；经费方面，遵前规定，无大出入；学科方面计分绘画科、雕塑科、图案科三组，绘画科下并分中国画、西洋画两组。各组之教授及讲师，经校长慎重遴聘，有绘画科国画组教授黄宾虹、张大千、溥心畬等，西洋画组教授卫天霖、专任讲师林乃幹等，雕塑科教授为王静远等，图案科为专任讲师李旭英等，为研讨日本之雕塑及图案起见，还聘请日本籍教授北原鹿次郎、鹿岛英二两位。

鉴于原西城京畿道旧校址已被日军占用，乃仍暂在阜成门外驴市口成达中学，因所有房舍光线不适用于作画，需要全部加以改建，然而非短时间内所能竣事，乃又呈请教育部，准在西直门内井儿胡同五号前育德中学旧址为校址。其间，曾一度借用和平门外后孙公园五号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作为临时校址，办理学生注册事宜。旋又因育德中学旧址交通不便、教室不敷应用等原因呈请教育部在城内另觅校址，最终由教育部划拨位于北总布胡同原北京大学商业学院旧址为办学新址的时间，已经是在该校开学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因私立文肃小学占据商业学院旧址不去，曾由教育部总长汤尔和签署训令北京特别市教育局出面协商办理接收，井儿胡同校址则由教育部立师资讲肄馆移入使用。

北京艺专正式开学的时间为1938年5月10日，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即日上课。报纸上刊登了《艺专通函启用印信》的消息，通报了奉教育部第三零六号令派王石之充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及教育部第三一一号训令就该校“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钤记”、“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章”启用事照知各机构。随后经教育部核准后公布实行《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组织大纲》，凡十四条，明确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方针，以养成艺术专门人才为宗旨。”以后又经修订为十六条，增添训育主任诸项。

这一年的招考新生八十名的时间为7月中下旬。因连日阴雨，交通不便，该校特在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内设临时报名处，想必北总布胡同新校址的择定已在筹划之中了。考试日程为：8月1、2日体格检验；5、6两日笔试国文、外国文、数学、生物、历史、地理、石膏炭化、毛笔画、铅笔画等。各科的试题也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布过，如国文试题作文部分有：（一）业精于勤；（二）图画为百工之母；（三）文学中之唯美主义与唯用主义比较论（以上三题任作其一）。常识部分：（一）何谓四史、五经、六书；（二）诗与词不同之点安在？（三）赋之起源由于何种文体？（四）何谓公安派？（五）汉志分诸子为十家，其名家之代表者为何人？古汉语译为白话：“济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可去其谢也可食。”可见当时教育倾向及美术学府对录取新生文化修养要求之一斑。

8月中旬本届招考各科一年级新生竣事后，鉴于该校因要求转学之学生甚多，遂就所余之空额，于9月初开始招考二年级编级生九名，计绘画科西画组三名，雕塑科二名，图案组四名，并于23、24日进行笔试，26日口试。

富家珍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科西画组正在此时。

三

配合作品展出的有关富家珍学籍档案计有《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招生表格履历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学历总表》两份，细读之后，可以大致了解她在国立艺专就读前后的个人信息、求学经历、学业成绩等，通过这些信息进一步查阅文献资料，更可以延伸至对其受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受业教师、参与艺术活动及创作诸方面的探求，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不同政治环境下美术教育、艺术活动对一位从艺者产生的深远影响。

有关富家珍生平介绍的文字资料并不多见，收录多种名人辞典中的词条依据主要参考了富洪《富家珍传略》一文④，从中得知她1917年生于北京，满族镶黄旗，祖上为富察氏。父亲富荣泰，伯父富华丰，系清朝最早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⑤具有维新思想。由于富家珍从小酷爱美术，不惜重金聘请名家衡平、曾一橹培养她学习绘画，在未入美术学校之前，已打下良好的绘画基础。十几岁考入华北美专，从王青芳等学习绘画，常外出写生，画技日益进步，三十年代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创作了许多油画，并参加展览，作品《四大金刚之一》曾参加当时北平美术展、获得第一奖。她走遍北京各风景名胜，进行写生，例如《北海之一角》便是她学生时代的作品。1940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成绩名列前茅，本来她可以留任助教，由于当时社会的黑暗，致未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埋没了她的才能，虽然过了几年，在铁路局找到了一般的工作，但不能发挥所长，直到新中国成立，她的才华才得到施展，她参加美术设计工作，从事国际列车内部装饰以及美术教育工作。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为后来者了解和评价女画家的从艺经历有所依托。但对应学籍档案资料，也有可资探讨的地方。譬如作者的出生年，从招生履历表中填写的“十九年三月廿一日”和学历总表中“民国8年3月21日生”，无疑是公元与民国纪年的不尽规范书写方式，且是同一指向即公元1919年出生的准确记录，与填写入校时20岁年龄也是符合的。展览说明牌中沿用了1917年出生，且“1935-1940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注释，有待明察。从履历表中我们还获悉富家珍别号蕴云，北京大兴人，当时居住在地安门内黄化门司礼监乙六号，这与她1935年9月至1937年6月就学于西安门外皇城根（西四前礼王府）华北学院的校址不远，同属内六区的管辖范围。只是“家长或监护人”栏中填写了弟弟富家鹏的名字，令人莫名。

在“入学前学历”的“肄业学校”栏中，填写了“华北学院艺术教育科二年修业（民国24年9月至26年6月）”。北平华北学院原名华北大学，根据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1930年改名为私立北平华北学院。1931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准暂立案，并获补助金3万元。该校设有政治、经济、法律及政治经济系，同时附设银行会计、日文商业及艺术专修科。1935年秋何其巩为院长时，聘王森然为艺术专修科主任。1936年9月鉴于我国艺术教育之消沉，且有艺坛划分中西，鸿沟太深，偏重技术，轻视理论之弊病，经过多次酝酿终于增设艺术教育科，学制三年，合中画西画，图案雕塑、音乐戏剧、文艺诗歌于一炉，技术与学理并重，以期振兴东方艺术，及沟通中西艺术潮流，达到造就艺术师范人才，发展艺术教育之目的。

该科延聘的师资有：史学专家李泰芬担任金石学与考古学；本科主任王森然担任创作、艺术批判、文艺政策；陈启民担任西洋画；钱云生担任艺术概论、美学概论、透视学、色彩学、劳作概要、图案设计、中国美术史；张丕振、李苦禅担任写意花鸟；赵菱渊等担任工笔花鸟；管平担任人物；侯子步担任图案实习并与周元亮担任山水；张秀山担任音乐；王青芳担任题画诗、篆刻、木刻；孙之儁担任漫画及艺术教学法、艺术思想、西洋美术史；雷德礼担任戏剧实作、艺术哲学、实用美术；夏晨中担任工艺雕塑。此外如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新文学、速记以及国文等课，也视具体情况由专家分别教授。

科目设置由王森然亲自编定，如二年级课程为：

中画（翎毛、草虫）、西画（木炭、水彩）、创作与鉴赏、美学概论、透视学、西洋美术史、艺术解剖学、题画诗、篆刻、文艺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色彩学、艺术思潮、广告及装饰设计、漫画木刻、器乐、文艺试作、书法。

9.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九

努力是没有尽头的，努力是无止境的，努力是匡衡凿壁借来的光线，努力是童第周凌晨三点起床读书的勤奋。

一定要努力！瞧，孟子之母为了让她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竟三次搬家：第一次搬到了墓地边，孟母发现孟子总爱学着大人哀丧；于是从墓地边搬到了市场附近，不久孟母又发现孟子学习商贩叫卖；就这样，孟母第三次带着孟子搬家，这一次他们住在了一所学校旁，孟子便学着读书人念书、写字。从那以后，孟子越来越勤奋，长大后孟子成了中国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合上这本书，我不禁心生感慨：就连古代的孟子尚且如此用功，如此努力，而我，身为一个现代人，一个有条件上兴趣班，有条件阅读各种书籍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多读、多看、多学呢？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古人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的确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

一定要努力！瞧，童第周刚上初中时，期末考试考了平均35分的极差成绩。校长请他退学，老师要他换班，同学们也蔑视他，但他却顶着巨大的压力，诚恳地请求校长再让他读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开始，阳光还没起床，公鸡还没打鸣，可他却醒来了。干嘛？读书呗！他借着厕所边的一盏路灯发出的微弱的光来看书。他非常用心，非常努力，一学期后，他的`期末成绩一下子提高了，数学还考了100分。看到这里，我百感交集：一个学期！35分到100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看来，成功贵在坚持，贵在努力。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完不成，做不到的，只要你肯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

10.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十

—读《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有感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歌唱未来”！正如《走进新时代》这首歌里所唱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党的一代又一代英明的领导人，带领着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作为一名党员，一直以来都以自己的身份为荣，在最近研读了《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之后，从心底升腾的无限自豪感更是随着血液激荡着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这本书有别于大家印象中的党史理论读物，也不是传统的党史著作，它很大程度上强调了用事实说话，再加上珍贵的图片、史料佐证，让全书不仅有权威性、针对性，更有说服力，而且通俗、简洁的表达让这本书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都看得懂、愿意看的读物。

全书采取设问的方式，以广大党员群众关心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等13个重大党史问题为思考线索，通过客观的分析，准确的解读，将看似各自为政的问题，有机结合了起来，全景式、全方位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政党展示在我们面前，从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召开的那一刻，历史已经注定这个

政党将以他独特的情怀改变这个世界。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面对凋弊的民生、残破的经济，全世界都将瞩目的焦点投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处，中国人民将去向何方，但是仅仅用了三年零三个月，中国共产党就向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此快速，和国民党力量如此悬殊，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冷静思考过后，一个共识最终拨云见日，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想成为一个执政的大党，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农民领袖，只有君明臣贤，心中装着百姓，带头励精图治，才能赢得民心，坐稳天下，造就一代盛世。固然两大政党的治国之道绝对有别于封建帝王的为一己一姓之私利的治国之道，但想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党，“民心向背”关乎生死存亡的道理是相通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封建帝王尚且知晓，更何况是我们的两大政党呢？但共产党和国民党执政的事实情况是怎么样呢？这一切在书中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的“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中就进行了专门的描写，谈到国民党时写道“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尊敬和支持。”而当他来到延安之后他如此记述，“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直率坦诚和友好的。”“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正是这种“两

个世界”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不得不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成功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得民心”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活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精髓：以民为本。民心，就是党心，党心，就是民心。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心要永远和人民的心在一起，中国才有发展前途。中国人民才会永远跟党走，一起去实现共产党崇高美好的理想。

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只是共产党新长征路上的第一步，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民保证不了温饱的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面对工农业的几近崩溃，国民党逃亡时的资金、物资、人才的大量转移，面对物价上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颓势，面对国内外认为共产党军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经济上要得零分的论调，共产党以平抑物价为稳定社会基石，果断决定采取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举措，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计划经济使得民众深恶痛绝的恶性通胀和物价飞涨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信赖和支持，巨大的成功，被毛主席高度评价称这次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历史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紧扣“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中心，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既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土地。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土改，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

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要建设一个完全有别于旧社会的新时代，共产党在建政伊始，就将扫清压迫妇女、娼妓盛行、烟毒泛滥等根深蒂固，令民众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作为清扫重点，取得了重大成效，真正让民众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全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在这亲眼目睹的事实中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能领导人民打碎一个旧世界，更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直到现在未能亲身经历这一历史阶段的我们仍能从本书中感受到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种睿智的决策来源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于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觉悟，来自于对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我们每一名党员都要在这种精神的继承中成长，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荣耀贡献我们全部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前行的道路上，可谓荆棘密布，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在内部，国内政治上的“左”导致的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开始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民族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领导人到全党面对错误，没有逃避，没有开脱，而是勇于正视错误然后修正错误，很快回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上来的态度最终得到群众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仍将是共产党取信于民永远需要恪守的工作态度、方法和信条。

在外部，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轰然倒下将中国推向了社会主义被否定的风口浪尖，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命题应运而生，循序渐进的从经济领域再到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三步走”的宏远目标与小目标的分解，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当前的需求，又使大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共鸣，获得广泛认可，从而形成了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其中包括了政局稳定和政治稳定。另外中国共产党的顺应时代的博采各种制度之长的“善变”也为我们抵御外部的侵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在风云万变的世界依旧傲视群雄，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硝烟战场之中竞展“风景这边独好”。

其实对于我党的伟大，不必说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综合国力，不必说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氛围，并且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极力拥护的典范，也不必说开创了举世瞩目一国两制的繁荣稳定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独领风骚，仅仅是能管理好近8000万党员的大党就是值得全世界深深思考的问题，这得力于我党从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就推进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要建立组织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局，真正实现了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纵到底，横到边的全覆盖，严密的组织和内部动员力是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另外，一个政党的先进性完全得力于其成员的先进性，从入党程序的层层把关，到入党后的日常管理，党员先锋队、党员责任制让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带动和激励群众的工作热情，并且让群众相信党员的先进性。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我党提出的不仅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更要

入党的原则，真正从思想建党上对党员进行规范，保证了队伍的纯洁性，在理论方面，书中也用较大篇幅阐述了我党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苏联经验管理党的不适应情况进行的适时调整，形成了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从此每一代领导人在思想领域、理论建设领域都进行了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断创新，但是最终不变的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不断指引我们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外中国共产党强调纪律、注重制度建设、按制度办事对党员产生的约束力，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其他国外可以随意退党，党员对党没有归属感的政党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我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断推向深入，使得权力运作也更加规范，广大党员参与管理也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全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党内“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执政方式的优化，党和政府关系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转变，使得党得以摆脱繁杂政事，可以专心研究大政方针，当然也更有精力管理好这个超级大型政党，实现全党的蓬勃发展，最终为社会进步注入强劲动力。

11.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十一

作者在书名副标题中即指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 也是整部书要证明的论点, 主要针对的是科技落后。这种观点颠覆了以往从社会制度、政治文化角度分析的社会学观点, 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作者首先对于主流的封建专制、儒家文化、体制制度造成落后的观点都给与了驳斥, 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材料, 然后立论, 将症结锁在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上,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事实能否佐证主流观点站不住脚, 但不可否认, 完全把责任推向客观因素, 而把主观因素推得干干净净是违背哲学原理的, 本身也是中国人不好的思维习惯。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思维模式虽然是环境和文化造成的, 但一旦形成思维习惯和思维定势, 思维模式就和原来的文化关系不大, 反而是思维模式主导文化的走向。”一语中的主观因素不但不能忽视, 而且是主因。

思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对科学的发现, 技术的发明, 以及政治管理, 生产生活都至关重要, 西方自古希腊起一直就在打造思维工具, 将之磨砺得越来越锋利, 乃至形成了逻辑学、科学哲学等专门练就思维方法和科学方法的独立学科, 其在西方哲学科学政治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并且将继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的理性思维、抽象思维、还原思维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基层。反观中国, 从来也没有注意到思维领域, 古代甚至没有逻辑这个词, 逻辑是近代音译的, 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形象思维的低级阶段, 没有打造过, 至今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甚至还陶醉在老祖宗的光辉中。楚渔先生谈到中国人思维具有模糊性, 不善抽象, 缺乏求证性、精密性, 混乱僵化, 无一不切中要害, 我们应该勇敢面对, 这并不伤民族自尊心, 每个民族每个人思维都有长处和短处, 相反如果我们自欺欺人的回避掩饰自身的缺点, 不敢正视和解决, 则问题还会拖延下去, 还要继续落后下去。

受楚渔先生的启发, 事实上许多客观因素深究下去的确也与思维模式有关!

比如一般在谈到中国科技落后时, 学界必定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科学体系, 连基本的科学概念都没有, 都注意到了中国哲学和科学里面的概念要么没有, 有么就是模糊不清的, 但对此没有进一步探讨, 到底是思维模糊形成不了概念体系, 还是反之缺乏概念造成思维模糊呢?其实是前者, 因为思维模式在原始人类社会即已形成了, 而且有继承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 正是由于模糊的思维模式, 没有形成科学概念, 科学体系。

另外有学者抨击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阻碍了科学发展, 事实上易经本身就是模糊思维、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的产物, 而且易经本来是探索自然的, 后来演变成预测人生的谶纬之学不得不说与中国人的兴趣和思维习惯有着莫大的关联。

还有一个常受攻击的是天人合一思想, 这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 影响极其深远, 许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思想封死了探索自然的兴趣, 的确中国古人不像古希腊人置身自然之外对自然界进行解剖, 而是将自己融入自然之中追求与之和谐共处, 获得一种美好的体验。但是这里要指出的, 中国古代广大民众并非是在看了老庄等哲学著作后才产生这种思想的, 而是与生俱来就有这种倾向, 这正是一种思维特征。

中国人的思维缺陷不仅直接导致了科技的落后, 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 比如中国人在讨论问题时候总是转换话题, 问题总是辨论不清, 然后就开始谩骂攻击, 网上秽语铺天盖地……这些都是事实。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楚渔先生呼吁改造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教育的头等大事, 笔者深以为然。当代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科教大军, 但其成果却不如人意, 特别是原始创新严重不足, 科技能力还不如一些小国, 有的人总是说国家不重视, 投入不够, 这是有失公允的, 我们很多科研单位的硬件条件其实足够, 真正的问题在于创新能力不足, 而创新很大程度要创新思维的支持, 我们的传统思维本来就有很多问题, 加上现在我们的教育不重视思维的培养, 当然难以成就创新型人才。思维的类型有很多种, 多数人都只擅长一部分, 而缺乏的部分是需要启发和历练的, 尤其是高级阶段的创造性思维。可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于思维只有一个模糊的聪明不聪明的粗浅印象, 压根儿不知道不同思维方式的区别, 并且认为智力完全靠天生, 后天只是学习知识技能, 所以现时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基本都只放在书本知识上, 而且一味灌输的多, 由于思维得不到升级, 无法取得好成绩, 有的成绩虽好, 可是高分低能, 这样的学生后来难以胜任科学研究或技术掌握。新的课程标准虽然对教学和学习提出了新的理念, 按照新理念培养的学生应该好于以往, 但在现实教育中会操作的老师和家长很少, 而且最关键的, 还是没有提及思维的塑造, 从小到老一代一代照例是祖传的思维模式!这样教育环境出来的人有少数能进军到前沿已是难得, 叫他创新创造则属苛求。总之, 培养、改造思维的的确确是教育的重要任务!

12.读《亲情故事》有感 篇十二

——读《亲情故事》有感 今天我在图书室里借了一本叫《亲情故事》的书，我翻开书细细阅读着每一篇故事，它们让我的心灵深深地震撼了。是啊！人生的旅途广阔而漫长，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漂泊到何方，亲情都会始终伴随我们，寸步不离：母亲的叮咛和嘱托，父亲的教诲和期待··亲情就像一只温暖的大手，默默地呵护着我们，让我们风雨无阻的前行。

书中的无数个故事都透出浓浓的亲情就好比《我的母亲》中讲述“母亲”是怎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强的将她的三个孩子养大。这让我看到了世间中唯一能超越生死的母爱，更让我懂得了母亲的伟大和她的无私——为了儿女的幸福平安，她们宁可自己受苦受累，甚至舍弃生命。再好比《天下最伟大的父亲》中布鲁斯的爸爸为救他从此成了一个瘸腿的人但布鲁斯不知道。数年后布鲁斯竟然歧视他的爸爸，可是当他知道这一切真相时才真正的明白了父亲的伟大。是的，在父母之爱的舞台上，父亲总是扮演配角，我们也常常忽视了父亲在舞台上的分量！甚至因为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而误解他的行为。当我们走进父亲的心灵才恍然发觉：原来父爱一直在我们身边。还好比“兄弟、弟兄”，在别人甚至父母眼里，他只是傻子，不懂情不懂爱的白痴，可是他却会爱护弟弟，心疼弟弟，时刻想着弟弟，甚至在他心里弟弟是第一位，因为只有弟弟对他好。在弟弟心中他也是世界上那个最好的，最可爱的，最可敬的哥哥。这就是《傻哥哥》中的兄弟情。

13.读雷锋故事有感 篇十三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段话出自一个叫雷锋的人之口。雷锋出生于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雷锋叔叔因工殉职。

《雷锋的故事》这本书诉说的都是一件件很平凡的小事，正是在这些小的不起眼的事情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雷锋虽然离开我们很多年了，让我看到雷锋精神的存在，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是个小学生，我会好好学习，多做好事，成为对社会上有用的人。

雷锋叔叔只活了22岁，但他“一心向党，一辈子跟党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他助人为乐，对同志对人民想春天般温暖。他把“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看成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与快乐。别人说他是“傻子”可我认为他不傻，他奉献了自己，履行了生命的责任，他光荣的走了，他一点也不傻。

14.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十四

既然季教授试图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那么本书不乏制度设计及说理, 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其对大变局下中国法治的顶层设计。既为顶层设计, 自然是指向性的, 文中给出的指向性的顶层设计即为司法的非民主化。之所以使用司法的非民主化来说明, 因为不确定司法的民主化是否直接对应的是司法的职业化。季教授也没有讲清楚, 中国法治的发展是否要走司法的职业化道路, 但是肯定不能直接走司法的民主化道路。从能动司法、“大调解”、以人民满意度作为司法评价的标准等入手, 季教授的观点是“大调解”带来的法院“零判决”导致法院的“无责任”;司法迎合群众带来司法腐败及“众愚政治”。他给出的分析路径为司法本身应当追求的是一种调整而非应然的作用, “在混淆应然和调整之后, 法律的调整功能势必因应然之争而大幅度减弱;一旦连单纯的调整问题都不能有效解决, 那么秩序本身也就呈现分崩离析之势了” (1) 。他举出的事例即南京彭宇案, 本身一个能够在规范层面上简单解决的案件, 因为加入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而导致案件的解决被牵扯到应然层面, 最终变成了一个司法疑云, 并且成为法学历史上的一个笑柄及社会道德滑坡的证明。

在季教授看来, 司法民主化就是把审判权与问题分离, 而让法院直接面对应然层面的问题, 这也是司法民主化的最大弊病。民主与司法之间是不同的, 民主就是解决“由谁做主”的问题, 而司法是为了保证法律的正当性, 如果将民主与司法对应起来, 其实是用少数人的民意来修正整体的民意, 这必将导致立法民意与司法民意的冲突, 甚至会出现审判人员为了舆论压力而违背法律。

季卫东教授从司法的目的推导出司法的行为范式, 即司法的调整行为, 也就是说司法或者说法治应当调整社会行为, 而不是树立价值。持相同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 比如说北京大学的陈端洪教授, 其指出司法活动本身应当承担一种理性、公正的角色, “司法对民意机构的最大责任是忠实地执行法律” (2) 。我亦是如此认为, 尤其在中国当下语境下。当然, 世界上一些法院一直在争取政治上的话语权, 甚至影响整个政治进程, 最为出名的是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马歇尔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仅巧妙地避开了正面的政治冲突, 而且为联邦最高法院争取了足以抗衡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利器———司法审查权。即使司法审查权自诞生以来, 一直存在着有违民主性的天生缺陷,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行为与结果都被尊重及妥善地遵守, 这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政治、法律智慧、社会对法律的信仰息息相关, 而社会对法院、法律的信仰, 应当是法院严格遵守法律并公正审判带来的。然而, 现在我们国家尚缺少这种由公正审判、法院起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带来的社会对法律、法院的信仰, 何谈直接由法院改变整个政治格局, 或者说由法院推动社会的改革呢?所以, 当下司法的主要作用就是严格地实施法律, 忠诚地执行法律, 独立地实施法律。

既然法律的目的是实施法律, 那么司法就应当去追求职业化而非民主化、大众化。因为一般主张的司法民主化, 即司法应当顺应司法过程中的民意诉求, 遵从民意导向。不得不说司法顺应民意能够提高对司法的一时社会接受性, 但是司法顺应民意是不符合司法的规律的, 即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存在紧张关系, “一个公正的———从实定法的立场看———决定并不必然与民意相一致” (3) 。如果司法严格地遵守法律, 这样却与民意不相符的话, 那么只能说法律与当下民意不相符, 这应当是议会的问题, 而不是司法的问题。而司法若弃法律于不顾, 只迎合民意, 长远来看, 司法的公正性、可预期性都将不复存在, 最终会导致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既没有公民对法律或者司法的信仰, 再加上权力集团出于对司法改革目的的本能排斥, 还有法官本身的政治、法律智慧的匮乏, 司法改革寸步难行, 法治国家建设遥遥无期!

此外,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司法与民主是不相同的两回事, 应当保持距离。首先, 司法并不是发源于民主制过程中, 在专制下依然存在司法;第二, 司法的本质是理性中立的, 而作为一种决策机制的民主注重的是个人偏向, 二者是不同的。在司法推进过程中, 以法律这种民意的体现为准绳, 体现了司法需要得到民意的支持, 但是司法与民主还是不同的, 不能用民主的方法来推行法治建设。贺卫方教授发表《不走回头路》一文, 认为中国司法改革不能走司法民主化路线, 应当推行司法职业化。张千帆教授走得更远, 他在《司法大众化是个伪命题》一文中, 直接认为本身就不存在司法的大众化, 因为在司法过程中出现的大众的声音, 其实不是大众的真正的声音, 司法大众化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是个伪命题。即使真正存在司法民意, 最终对于司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权力, 权力享有者顺应了民意, 干预了司法, 也就是说司法大众化即使存在, 作用也是间接的, 而非决定性作用。

当然, 也有支持司法民主化的。陈忠林教授撰写《中国法治:应当怎样向前走》一文, 强调法律不能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 因此民主化优于职业化。何兵教授在《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吗?》一文反击张千帆教授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他推出, 其一, 司法的过程本身并不存在价值选择;其二, 司法也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环节。同时又祭出西方国家的陪审制, 主张司法民主化。我认为司法的非民主化不是说司法改革、法治建设不需要公民的支持。当然需要, 而且是主要支撑, 主要指的是司法过程中应当唯法律与事实是瞻, 在公正与独立中获得民众的信仰与支持, 而法律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 何谈司法不民主?但是无论季卫东教授、贺卫方教授还是张千帆教授, 他们的主要意图应当是反对在司法过程中顺应民意, 用民意对抗、压制法律的情形。而这几年的司法民主化提法, 的确是在司法中考虑民意的“大调解”等。至于国外的陪审制度体现司法的民主化, 我认为贺卫方教授的解答非常好, “人民陪审制……是司法进入相当专业化之后对于制度的某些缺陷的纠正, ……陪审制度是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专业的倾向”, (4) 也就是说陪审制度的确体现了司法民主化, 但是这是司法改革或者发展到一定阶段, 主要是实现了专业化以后, 为了弥补专业化的缺陷应运而生的制度。但是现阶段, 中国尚没有司法专业化的前提, 遑论建立其基础上的陪审制度。

综上所述, 在当今语境下, 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或者说是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不应当是司法民主化。当下中国的司法尚不能严格地按照法律, 独立、公正地完成调整功能, 并得到民众的信仰, 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司法顺应民意, 更会加剧公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使得司法离民主越来越远, 更何况民意可能只是被权力利用的民意, 并不是真正的民意呢。

对于很多学者所说的共同推进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主化, 这是一种完美主义者的想法, 也是中庸文化遗留的思想, 理论上我们总是追求尽善尽美, 尽管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 除非现在我们只是将司法民主化认同为司法遵循法律这种民意的表达。

摘要：笔者阅读《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后引发对司法民主化的思考, 通过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辩证分析, 并分析了持不同观点法学大家之间的论辩, 得出司法改革方向不应当是司法民主化。

关键词：司法民主化,法治,司法改革

注释

11季卫东.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37.

22 陈端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评[J].中外法学, 1998 (4) .

33 陈端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评[J].中外法学, 1998 (4) .

15.读《感恩故事》有感 篇十五

《感恩故事》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令人如痴如醉，是它让我懂得了感恩。

感恩父母。感谢父母那一声声轻而有力的叮咛，感谢父母对我那一个个充满自信的眼神，感谢父母那不畏牺牲誓死保护子女的爱，如书上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母亲患上了癌症晚期，她原来可溺爱她的小女儿啦！可当她知道她的病情时，回到家，她心情沉重极了，思考了一个晚上，在她剩余不多的日子里，对小女儿的溺爱转变为无尽的苛刻与严厉，当她去世时，她的小女儿一滴泪也没留，母亲只留下了一封信，当她的小女儿知道了她这些日子为什么会被母亲严厉管教时，她哭着跑去了母亲的坟墓母亲多么伟大，母爱多么深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感谢父母！

感谢生活。生活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幸福与快乐，富贵的人的孩子过着奢侈的日子，他可以在非常好的学校读书与学习，而且，他也可以更早步入社会，而贫穷的人的孩子，虽然有时会吃不饱、穿不暖，衣食住行也许也没一样好的，但是，他们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艰苦的环境会让他们催促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我的家庭不是什么富裕的家庭，有些好玩的玩具、好看的衣服我都不能买，但是我拥有爱，爸爸妈妈给予我的爱，爷爷奶奶给予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快乐，感谢生活！感恩教师。

16.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十六

今天，我读了中国古代节约故事。这是我第一次读尚放的作品，所以读得十分仔细。读了这本书，我受益匪浅。

尚放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季文子在鲁国从政时间长，权重位高。却十分重视简朴律己。”季文子一生厉行节俭。他并不是没有条件过更舒服的生活，而是把俭朴精神看作人应具有的一种道德修养。俭朴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人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惊天之举，我们要像季文子那样，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现在，我们有的人浪费粮食，衣服旧了些就不愿再穿。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俭朴谈不上不说，恐怕连古人也不如了。

文章中谈到：“重在身处逆境，生活不那么富有时，他还能不忘节约，时时注意节约；可是当自己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变得富有时，就忘了俭朴，追求起奢侈来。”这一点我也是深有体会的。以前，我们家的`经济并不富裕，爸爸妈妈都是厂里的普通工人，养了我们姐妹两个孩子，可我们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日子也过得蛮有滋味。由于爸爸妈妈的勤劳肯干，我们发家致富了。可我们没有以前那么节约了。裤子破了就扔了，妈妈也比以前“俏”多了，一套新买的衣服还没穿，另一套崭新的时装又买回来了。吃的呢，更浪费。今天鸡鸭、明天鱼肉，我还真担心我们一下子吸收不了这么多营养呢！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即使生活富裕了，但仍要注意节约，做个勤俭节约的好公民。

17.读《中国历史故事》有感 篇十七

保罗·维恩认为, 事件本身与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观察不会完全一致, 是历史学家发掘和梳理了他要叙述的事件的有关证据和文献。

笔者注意到了柯文和保罗的言语里包含的动词:“理解”、“解释”、“解读”、“塑造”、“整理”、“提取”、“创造”、“观察”、“发掘”、“梳理”。每个词语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然而带着这种抹也抹不去的主观感情去记录历史, 到底有几分可以照搬过往?

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和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 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在这一点上笔者的意见与作者不谋而合, 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 (能够选择的史料是曾经撰写史料的人经过选择形成的, 实际选择的史料是历史学家对于已经被选择过的史料进行再选择。就算是最初写下史料的人, 也不能完全真实的记录“经历”, 这时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已经成为事件, 时隔这么多年, 现如今的历史学家没有当时的社会背景, 紧靠留存下来的并不完全真实的史料去重现历史, 可以说是真实的吗?) 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 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即使用自己的职业道德约束自己, 也已经无法避免。选择, 伴随着“经历”演变为“事件”的每一步, 也许没有明显的功利心, 却也摆脱不了潜意识里的好恶, 看到想看到的, 忘记不想记得的, 记下了想记下的、想为世人所见的, 丢弃了不愿见诸天日的经历。所以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照搬真实, 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无限接近。其次, 历史学家知道事情的结果, 对整个事件有全方位的了解, 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义和团运动本身, 而且是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 那么那些“经历”不就是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资料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形成一个严丝合缝的线索, 不排除历史学家“事件化”甚至“神话化”历史的可能。

再说经历者, 他们眼中的历史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历史。他们虽然亲力亲为, 可他们也有选择。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撇开人, 自然会有真实的经历, 但凡有人进入, 就算让他们亲笔写下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版本, 甚至相悖。所以如果将人剔除, 自然有真实的历史, 可是历史脱离了人, 又怎样站住脚, 然而在人的眼中, 并不存在真正的真实。

笔者自觉有些偏激, 不承认有真实的历史存在, 便力图从作者那里寻求一些帮助, 却多少寻得了些: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虽然专业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神话化的过去进行斗争, 或者以直接经历者不知道的方式使过去之事变得清楚易懂并富有意义,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 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主观的真实, 毕竟不是真正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真实。

即便笔者开始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几千年前的过往, 看一秒钟前的记忆, 但笔者还是愿意去接触历史, 不管是作为经历, 事件还是神话。世上难得有什么完美, 历史也是。至少, 我们还能够触碰真实。

摘要：也许会有一种演绎与想象, 恰巧最为接近真实。到底哪一个版本的历史才最接近真实?历史书上关于义和团的这段历史, 曾经是否真的作为经历发生过?而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作为事件的“历史”还是作为“神话”的历史?经历、事件、神话是泾渭分明的吗?许多人认为它们三者各行其道, 而笔者却模糊地看到密密麻麻的细线缠绕在它们之间, 也许那细线便是无法摒弃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