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治学

哈佛大学教授治学（共10篇）

1.哈佛大学教授治学 篇一

一、政治学理论专业师资名单与名师简介

石亚军、张桂琳、常保国、杨阳、庞金友、聂露、张立鹏、丛日云、屈超立、林存光、田为民、张辰龙、卢春龙、陈忠云、梁旭、孙昊、郑红、张春林、尹钛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名师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石亚军教授（2011年4月上旬，温家宝总理对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呈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成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张桂琳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MPA教育中心主任、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常保国教授。中国政法大学“211工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杨阳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蔡拓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与公共管理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丛日云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院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林存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长敏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孙承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庞金友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潘小娟教授。

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现任（2011年）领导

院长：常保国

分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程伟

副院长：贾文华

分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杨怀军

副院长：卢春龙

2.哈佛大学教授治学 篇二

关键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教授治学,矢量

从世纪之交我国部分高校率先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 自行探索“教授治学”, 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里正式提出“教授治学”, 再到新近教育部制定实施《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教育部令第35号) , 十余年来, “教授治学”经过了学者理论探讨、高校实践探索、政府大力推进的发展过程。“教授治学”在东北师范大学———国内率先试行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大学———的15年发展历程, 其教授委员会制度的确定及变化, 既反映出高校遵循学术本位的办学规律, 也体现了高校办学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笔者通过揭示其过程, 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有益启示。

一、为什么选择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为个案?

东北师范大学于2000年率先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该制度一经确立, 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 不仅运转良好, 而且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有关规章先后出现了三个版本, 有力证明了其重要性和发展性。目前的版本受到了校内管理者和广大教师的普遍认同。东北师大探索的这一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新鲜事物”, 受到了学界和高校的普遍关注,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 多为宏观远视, “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做得显然不足。笔者在这所大学从事与大学治理相关工作, 可做一些微观研究, 对其他高校和高教界有些益处。可见, 选择东北师大教授委员会为个案的原因一是够典型, 二是较熟悉, 三是有意义。

二、教授委员会规章的三个版本及简要介绍

东北师范大学自2000年成立教授委员会以来, 近15年时间里, 先后制订了3个相关文件规章。分别是: (1) 2000年, 第一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院 (系) 教授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 (东师党发字[2000]30号) 、《东北师范大学院 (系) 教授委员会教授聘任办法》 (东师党发字[2000]29号) 。 (2) 2003年, 第二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章程 (试行) 》 (东师党发字[2003]44号) 。 (3) 2013年, 第五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 (东师党发字[2013]1号) 。

第一次制订了2个文件, 即教授委员会的工作规定和教授聘任办法。第二次在第一次2个文件的基础上加以整合, 以章程形式呈现, 主题精神没有变化。第三次是对第二次章程的全面修订, 在修订前进行了大量广泛的调查研究, 征求了所有教授委员会成员和广大师生的意见, 在认真学习上级法规的基础上, 又仔细梳理了校内师生的意见, 几乎是重新起草了章程。所以, 第三次的章程和第二次的章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上, 都有较大区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在人员组成、工作程序、履行职责、考核聘任等方面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章行事, 因此, 对三个版本的教授委员会规章的分析, 可以视为对教授委员会实际工作状况的分析。

三、教授委员会规章三个版本的对比及分析说明

(一) 三个版本的对比

为叙述方便, 2000年的第一次制订的文件称之为“A版”, 2003年的第二次制订的章程称之为“B版”, 2013年的第三次制订的章程称之为“C版”。下面从8个方面进行对比 (见表1) 。

(二) 分析说明

1. 设立原则。

三个版本在设立原则上比较相似。它体现了以下几点: (1) 教授委员会是学院层面上的组织; (2) 教授委员会是以学科为边界来划定的; (3) 教授委员会的一个主要目的指向是学科的发展。事实上, 东北师范大学在2000年时成立了15个教授委员会, 到2013年已增加到20个。数量的增加说明了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 原先几个学科分类相近的学院共同组成教授委员会的情况已不存在, 目前每个学院都独立设有教授委员会。在实际运行中, 跨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委员需要对其他学院的学术事务进行决策, 这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决策缺乏科学性的问题。当然, 跨学院的教授委员会也有促进学院之间沟通、了解、合作的好处, 但教授委员会具有的学术决策的基本性质, 促使每个学院都单独设有教授委员会 (见表2) 。

2. 组织性质。

A版和B版具有内在一致性, 都将教授委员会定义为学院改革、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 B版更进一步地将“教授治学”与党委领导、行政管理相并列, 强调了“新型高校管理模式”。但C版与A版、B版有较大差异。在C版中, 并非学院所有的改革、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事项都交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而是“与治学相关的重要事项”才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同时教授委员会具有“决策与咨询双重职责”, 而不是之前的只有“决策”单一职责。

这一重要变化表明, 刚开始教授委员会的职责是非常之大的 (1) , 后来又有所萎缩。为什么会这样?教授委员会制度不能脱离法律法规的约束, 即合法性原则。2000年和2003年, 教授委员会成立依据的是《高等教育法》, 其第三十七条规定, “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据此, 成立教授委员会是完全合法的。但2010年, 中央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发[2010]15号) (以下简称《条例》) 。在第十一条“高等学校院 (系) 级单位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中规定“通过党政联席会议, 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这一规定与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对学院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的办学探索存在偏差。所以, 学校在修订教授委员会章程时做出调整, 这样既避免与《条例》内容相冲突, 又充分考虑学校办学实践和教授治学需要。

3. 学院体制。

A版是“试行”, B版是“实行”, C版又做了一些“迂回”。这三个版本明显表明, 学院体制有一个递进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2000年以前, 学院实行的是院长负责制。成立教授委员会以后, 试 (实) 行了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 院长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策, 这在学院体制上是一次重大变革。正如上所说, 依据《高等教育法》, 这次变革是完全合法的。2010年《条例》颁布以后, 情况发生变化。所以, C版特别加上“在本章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学院 (部) 层面的决策权”, 即行使学术事项的决策权, 而非全部事项。“对谁负责”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一届教授委员会的产生, 是由学校党委和校长直接任命的。从第二届开始, 教授委员会制度不断完善, 建立了一个“三角形”的动态机制, 即教授委员会对行政班子决策, 行政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工实施, 而全体教职工对教授委员会考核评价遴选[2] (见图1) 。教授委员会需对全体教职工负责, 这改变了以往“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局面。

4. 人员组成。

教授委员会由二级学科带头人组成。由于各学科差异较大, 在实际操作中, 国家重点学科、重要科研平台会考虑适当增加人员名额;有的学科因特殊需要但没有合适人选, 学校可面向社会招聘教授委员会成员。这样做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加强和促进学科建设。如果说教授委员会也是由学科间“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话, 那么强势学科无疑占比更大, 在学术事项决策中更占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 教授委员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平。

但另外一个方面则相对公平, 就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 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学校党政领导逐渐退出教授委员会。尽管教授委员会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实践中学校领导已经不参加校级层面的学术委员会, 学校已经有了行政权力不得僭越学术权力的氛围, 所以, 在学院层面学校领导也开始渐次退出学术决策组织 (见表3) 。由此可见,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对治理有着重要影响。

注:全校共20个教授委员会, 其中各学院党委书记为当然成员, 包括在46人中。数据统计时间为2014年2月20日。

5. 工作职责。

细化和分化是教授委员会职责的发展趋势。职责细化是教授委员会长期实践的体现, 便于教授委员会有效开展工作。职责分化是现代大学共同治理和组织合法化的要求, 有利于教授委员会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中运行。

A版和B版的工作职责一致, 都是学院的一切重大事项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这和上面提到的学院领导体制是一致的, 体现的是“教授治院”, 而不是“院长治院”。但C版有所不同, 对教授委员会的职责区分了“决策”和“咨询”两大部分, “决策”职能局限在“学术领域”, 回归到“教授治学”上, 而“咨询”职能放在更大范围的学院整体发展和资源配置领域。C版尊重了“党政联席会”的地位, 同时尊重了教授委员会在学术上的决策权力, 最终呈现的是一个不完全意义上的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 有着明显的多元利益共同治理的迹象。

6. 议事规则。

议事规则体现出了“程序严谨、集体决策、充分民主”的特点。前后三个版本略有差异: (1) 议题提出。议题的提出先是由教授委员会主任提出 (A版) , 后又由院系行政班子或党政联席会提出, 由教授委员会主任与党政领导充分沟通后确定 (B、C版) 。 (2) 工作程序。三个版本几乎都规定, 议题先由院系党政班子研究, 提出初步意见或方案, 然后再提交教授委员会讨论。教授委员会在其下并没有设实体的工作机构, 所以其议题需要依赖学院的党政系统做前期的工作。 (3) 议事程序。三个版本渐次有了更加体现民主的规定。在一些重大事项上, 特别是教师普遍关心的职务 (岗位) 聘任, 均实行实名或无记名票决制, 同时还规定了听证制和列席制等制度, 这些制度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 院长权力。虽然院长要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议, 但院长有对教授委员会决议的一次复议权, 并且可以将复议的结果再次上报校长裁定。这样的规定, 是既要保障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决策权威, 也要赋予院长一定的决策权力, 使之相对均衡, 有利于学院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7. 聘任考核。

(1) 聘任程序。第一届教授委员会是个新鲜事物, 不仅校内没有先例, 国内大学也没有先例。教授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当时的学校校长曾长期在国外知名大学任教, 熟悉国外的教授会制度, 所以就先成立起来, 人选主要是由校长和院长商定后确定的。从第二届开始, 聘任程序开始规范。教授委员会成员需要经过申请、述职、答辩, 全体教师投咨询评价票, 然后由学校考核聘任小组提出拟聘名单, 由校长聘任。学校考核聘任小组一般都会充分尊重教师的咨询评价票。B版和C版尽管相差10余年, 但聘任程序几乎相同, 后四届教授委员会聘任都采用这种充分体现基层民主的方式, 教授委员会成员普遍得到了学院教师的认可。

(2) 考核程序。A版对考核考虑得较少。B版和C版十分近似, 能够看出考核环节越来越科学化、民主化。学校内部有一个通俗的说法, “一年一考核, 三年一算账”。意思是说每年都有一次考核, 主任委员和委员都要面向全体教职工述职;每三年为一届, 届满还需接受学校考核领导小组组织的考核, 由全体教职工投咨询票, 考核结果是续聘的主要依据。考核程序都有明确规定, 并且考核结果要公开。

(3) 聘期规定。A版和B版只规定“教授委员会教授实行任期制, 任期3年”, 但C版做了调整:“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原则上每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的更新比例不低于1/3”。所以, 根据这一规定, 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的更新比例大幅提高, 达到39% (见表2) 。如此调整是因为学校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教授委员会第一届开始, 连续三四届一直在教授委员会中, 这不利于发挥教授委员会的工作活力, 也容易产生以个别教授为中心的利益小团体。于是在C版的修订中, 加入了任期制和轮换制的内容。

8. 关系处理。

这三个版本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在阐述教授委员会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关系。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界定是一项成熟制度应具有的必要内容。

(1) 教授委员会与院长。两者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学术事项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由院长组织实施。院长对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有一次提请复议的权利。现实中, 教授委员会主任和院长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两个人, 这主要取决于学术水平, 如果院长的学术水平很高, 那么他就会集教授委员会主任与院长于一身, 反之, 就会再选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担任教授委员会主任。这种实践中的经验是为了保证学院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避免因人事安排而出现内耗。

(2) 教授委员会与学院党委。学院党委是学院的政治核心, 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的各项决定在学院的贯彻执行。三个版本都规定:学院党委书记为教授委员会委员, 代表学院党委参与教授委员会的决策与咨询工作。可见, 教授委员会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 而是包括了院长、学院书记在内的融党、政、学等各方面力量于一体的机构。教授委员会制度在设计伊始就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 以及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 教授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A、B版对教授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的关系几无着墨。由于2010年修订后的《条例》规定, 学院的重要事项由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 所以C版对此有所回应。C版把党政联席会的角色定位在“议题提出”和“共同治理”。对于教授委员会的决策事项, 需要由党政联席会提出, 并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对于教授委员会的咨询事项, 需要由党政联席会和教授委员会共同做出决策。这样的规定既考虑了法律法规的内容, 又顾及了已有的办学实践。“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 让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发挥决策作用已成为办学共识。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学院的重大事项, 特别是重大学术事项只由党政联席会决策而没有教授委员会的参与, 是行不通的。所以笔者曾建议, 在学院层面可实行“党政学联席会”制度, 拓宽联席会的参与面[3]。

(4) 教授委员会与校级层面的学术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学院层面的教授委员会与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间的关系。实践中二者之间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教授委员会以“块”的形式相对独立运行。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一些决定会通过科研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转达给各学院, 各学院再提出交由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的事项。这种制度安排减少了学术事项决策的层级, 绝大部分学院层面的学术事项在教授委员会中就消化掉了, 不必再层层上报决策。

(5) 教授委员会与校长。教授委员会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教授委员会委员由校长聘任。校长通常是三年一届的校考核聘任领导小组的组长, 但评聘中一般不掺入个人的主观意见, 通常尊重学院教职工的咨询票结果。教授委员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 校长不会介入其中。笔者认为, “关系处理”极其重要。教授委员会是一个新鲜事物, 其发展壮大不仅取决于它自身是否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而且取决于它与现有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处理, 即所谓“落位”, 如果“落不了位”, 再好的东西也难发挥效用。所以, 学校领导层在教授委员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上费了很大心思, 甚至比教授委员会自身的设计构成还要费思量。

四、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对比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 2014年1月颁布, 3月1日起实施。涉及大学学院层面的学术决策组织的表述, 共有三处[4]。

第十一条, “应当根据需要, 在院系 (学部) 设置或按照学科领域设置学术分委员会, 也可以委托基层学术组织承担相应职责。”“……学术分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各自章程开展工作, 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 接受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第十五条, “学校下列事务决策前, 应当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 或者交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并直接做出决定:…… (八) 学术分委员会章程;……”

从《规程》来看, 学院层面的学术分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是学校层面学术委员会的一个下设机构, 需要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 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 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其章程。这样就把高校学术权力组织架构成了一个科层式的结构。这与上述的东北师范大学的实践略有差异。学院层面的学术治理结构和体系是“以块为主”“以条为主”还是“条块结合”, 笔者认为, 应由高校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办学历史等自主探索为宜。

五、关于“教授治学”调适的思考

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制度经过近15年的发展, 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成为学校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授治学”已成为高教界的共识, 当前的问题是“教授治学”如何能够进一步“落位”?东北师范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对教授委员会制度不断调适, 先后经历三个版本的章程 (规章) 就是最好的例证。调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断调适教授委员会内部规则, 使之更加具有活力。教授委员会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正是在世纪之交高校大扩招、大学治理重心日益下移学院、提高质量成为高校办学的主旨、社会上“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大背景下, 学术权力被推到了前台, 以教授委员会为重要载体的学术权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教授委员会作为重要学术事项的决策者, 一经成立, 就成为广大教职工最为关心和重视的组织。教授委员会的活力取决于广大教职工是否信任、支持、依赖教授委员会的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教授委员会在内部规则上不断调适:在人员组成上采用了任期制和轮换制, 避免有些委员长期把持教授委员会工作, 产生工作倦怠和利益小团体;在运行机制上采用了教职工对教授委员会工作直接评价投票, 投票结果作为考核和聘用的最重要依据;在工作程序上设计了票决制、列席制、听证制等, 增加决策透明度, 提高民主参与度;等等。教授委员会自身的完善是其能够生存下来乃至发展壮大、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

二是不断调适教授委员会外部关系, 使之更加适应环境。学术权力组织的诞生必然要与现实中的各类组织产生利益关系, 大学中的四类性质的组织, 即政治组织、行政组织、学术组织和民主监督组织都需要在关系网中占据相应位置, 达到某种平衡。所以教授委员会在最初创建时掌管学院“几乎全面重要权力”, 逐步演变为掌管学院“学术权力”, 从“教授治院”发展到“教授治学”, 这种学术权力的迂回变化有其必然性。多元利益主体、多元价值取向是我们面临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大的社会环境如此, 高校也概莫能外。在高校内, 无论是政治上的党委领导、还是行政的校长负责亦或是学术上的教授治学, 都不可能是一元治理、一家独大, 只能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包容性的多元治理模式。所以, 教授委员会除了完善内部规则之外, 还需要处理好与政治、行政等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学术自主权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东北师大的各学院党委书记是教授委员会的当然成员、院长对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有提请复议权、党政联席会提出教授委员会的讨论议题、教授委员会要接受以校长为首的考核聘任领导小组组织的考聘等, 都是在处理教授委员会与外部的关系。当然, 处理这些外部关系要以不损害教授委员会的独立、专业判断和决策为前提, 同时要考虑工作的效率, 避免过多的层级化。

从更本质的角度看, 高校治理是一种矢量作用[5]。矢量是一种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量, 与高校治理相关的各种因素都是矢量, 这些矢量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 经过相互矢量作用后而得到的结果, 决定了高校治理的最终方向和效果。“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6]高校治理的矢量不仅是一项法律法规, 一份上级文件, 一次领导层的决策, 还有学校已有的治理环境、学术力量的生长状况、广大师生的民主意识、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 等等。这些力量有的是显性的, 容易辨识;有的是隐性的, 不易察觉, 但它们都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矢量作用。所以, 高校治理在某种意义上讲很“微妙”、很“精细”, 而不是很“宏大”、很“粗犷”, 需要因校制宜而非整齐划一。用矢量观来看待和指导高校治理, 有助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上, 推进“高校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严蔚刚.15年我们这样做过来——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治学的探索[N].中国教育报, 2014-03-10.

[2]史宁中.实行教授委员会制, 凸显“教授治学”[J].中国高等教育, 2005 (3/4) .

[3]严蔚刚.教授委员会在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中的地位[J].复旦教育论坛, 2013 (04) .

[4]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EB/OL].[2014-08-01]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1/201402/xxgk_163994.html.

[5]严蔚刚, 张澍军.道德矢量及其教育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 2009 (09) .

3.李政道教授谈读书·治学·育人 篇三

李政道教授说：“世界上，在理论物理方面能够做出大的成果的人，一般都在二十多岁。爱因斯坦一九○五年发表的那三篇著名的论文，就是在他二十六岁时写的。当时，他已经很成熟了。量子力学的发现者海森堡，二十三岁时就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念。薛定锷、普朗克在早年成绩也很突出。巴丁一生得了两次诺贝尔奖金，他早年的工作也很优异。看来，普遍如此，几乎没有例外。在那个时代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差不多都是一九○一年前后出生的。朗道年轻时做过一些工作，没有赶上一九二九年那个时代。所以，在理论物理方面普遍是在二十几岁出的成果。

“当然，在实验物理方面，情况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学生能在十九岁左右就毕业，开始作研究工作。根据这个年龄再往前推，应该是在十五岁左右就进大学。毕业后做几年工作，在二十三、四岁有可能搞出成果来。当然，再晚一点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就要吃点亏。早一点，可以占点便宜。这跟学习语言是一样的道理。”

谈到这里，科技大学负责人杨海波和钱临照同志向大家介绍说，李政道教授就是这样的，他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之一。

李政道教授谦逊地笑了。

“考试考得好不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反应快的人可能考得好一点，但是，反映快并不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是会不会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现在他们(指少年班同学)是问老师，将来要自己问自己，自己来解答。所以，光是训练考试，最多训练一个反映快，会计算的能力，时间上会短一些，然而这都不是决定性的。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们的好奇心，要鼓励他们敢于提出问题。开头可以是先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就要自己问、自己答了。考试好，是一个帮助，但那也只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总不能老是回答别人的问题，也不能自己不会提问题，回答不了问题。所以，好奇心很重要，有了好奇心才能敢问。”他在关切地询问了同学们的学习成绩以后说。

“同学们在一些观念问题上有没有提出疑问？比如，牛顿力学，有没有问老师为什么要学它？为什么它不可能是不对的呢？你老师讲牛顿力学，为什么是对的呢？根据是什么？

“其实，学生这么问，对老师也是有帮助的。如果你连一个孩子都说服不了，那怎么去教他们呢？”

少年班的教师们回答说，有时同学们也提出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常常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计算。

“对于同学们提出的这类问题，一般不要先用数学去解释。第一步应当是要简单地解决观念问题，第二步才是精密计算。一个人，如果对某个问题在观念上有问题，那计算就是次要的了。数学强的人，常常以为什么问题就是一个计算，喜欢运算。当然，运算具体一些，好学一些，而观念是虚的，是基本的。所以，一定要从小培养。为什么理论物理领域中作出贡献的大都是年轻人呢？就是他们敢怀疑、敢问。所以，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谈到这里，李政道教授举了两个例子。

他说：“哈佛大学有一位物理教授做了一个表演：两个人对坐在桌子两边，桌子上没有摩擦，一个人把一个小球向对面那个人一推，只见这个小球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桌子下面有个能旋转的装置，这个小球在桌面上作直线运动，但桌面又同时在转动，所以小球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光从桌面上来看，就不好理解了。这里面有座标问题，惯性系的问题。”

“我们的孩子上小学时，是几年级？”谈到这里，李政道教授问夫人秦惠。

“四年级。”

“在电磁学中，贡献最大的有三个人：安培、法拉第、麦克斯威尔。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电能可以转变成磁能，磁能可以转变成电能。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老师给他们做了个实验：老师拿来一段导线、一节电池、一个小电珠、一个指南针、一块大磁铁。用导线连接电池、小电珠，小电珠亮了。这就叫有电能。用大磁铁在指南针跟前摆动，指南针也就摆动，这就叫磁能。然后不用小电珠，把指南针放在导线圈内，接通电池，指南针也会摆动，说明电能变成了磁能。再用导线和小电珠接起来，用大磁铁在导线圈内上下来回摆动，小电珠就会发亮，说明磁能变成了电能。这样的实验很好，一下子就把电能变成磁能、磁能变成电能的道理给孩子们讲清楚了，解决了观念问题。至于大磁铁动得多快，发生了多少电，电珠有多亮，这才是计算问题。

“物理学的观念很重要。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表演那些深奥的知识，帮助同学们解决观念问题。表演的工具越简单越好。就是在大学里，大学生做实验也是如此，越简单越好。要做得明明白白，不要搞个高级仪器，一下子得出结果。人家知道你那箱子里藏的是什么东西？还以为你在变魔术呢？一打开，里面有个小人。”他一面打着手势讲，一面爽朗地笑起来。

“我们现在就应当让孩子们做一做‘怎么来的’这个工作，将来再做高深复杂的工作，首先是学习概念，其次才是计算。也就是说，先要明白公式是怎么来的，再用公式去计算。应当给学生们创造动手的条件，满足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培养他们动手的能力，这不一定要与教学有关，将来对他们是有用的。”他强调说。

“看书的面要广，年轻的时候要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要敢于提出问题，不要只是看业务书，那太枯燥了，也不能持久。看书不要只限于科技书，也可以看看文艺和科学幻想小说，《水浒》、《三国演义》都可以看，还有狄更斯、大仲马的作品，这对同学们是有好处的。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杂得很，什么书都看。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的作品，还有科学电影《二○○一年》，都很好看。”

这时，少年班十名学生代表到达，李政道教授和夫人迎上前去，高兴得一一和大家握手，请他们写下自己的姓名。他笑盈盈地指着带来的书籍对孩子们说：“带给你们的这些书，你们将来学好了英文，就可以看了。”又亲切地问同学们几岁了，是哪里人，等等。

“好，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有五只猴子，分一堆桃子，可是怎么分也平分不了，于是大家同意先去睡觉，明天再说。夜里，一只猴子偷偷起来，把一个桃子扔到山下后正好可以分成五份，它把自己的一份收藏起来就睡觉去了。第二只猴子起来也扔了一个刚好分成五份，也把自己的那一份收藏起来。第三、第四、第五只猴子都是这样，扔了一个也刚好可以分成五份，问一共有多少桃子？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可以不必回答，回去考虑考虑，有一个很巧妙的解法。”

讲完，又一本一本的向孩子们介绍了书籍的内容，边介绍，边提问，一面娓娓地讲，一面和孩子们热烈地展开讨论。以他那种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紧紧地把孩子们吸引住了。他说，这些书里有个故事说一对孪生兄弟，哥哥去旅行，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去了。过了两年，哥哥回来，发现弟弟早已死了，迎接他的是弟弟的十八代孙子。他问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相对论的道理”，一位同学回答说。

“相对吗？一点也不相对。一个才两年，一个都十八代了，是绝对的呀！”

“是以光速前进的吧？”又一位同学问。

“是的，接近光速。”李政道教授回答。

“因为哥哥是以接近光速向前运动，所以他的时间就缩短了。”这位同学思索了一下说。

“那么飞船上的人看地球上的人相对于他自己也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李政道教授问。

“这是两个不同的参照系，一个是惯性系，一个是非惯性系，运动还是加速的。”另一位同学说。

“你又怎么知道哪个是惯性系，哪个是非惯性系呢？是不是活着的就是非惯性系呢？好，好，你说的有点道理，一个是非惯性系，一个是惯性系。兄弟俩差别还是绝对的，因为最后他们俩又碰上了，寿命不一样，这是绝对的。这一点可以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来证实。介子是有寿命的，而且比人的寿命要准确得多。我们通过实验可以发现高速运动的介子和在轨道上低速运动的介子寿命就不一样。这件事看起来神秘一点，在粒子世界里就是这样。”讲完，他又问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他说：“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人跟猴子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除了外表之外。”

“人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劳动”，一位同学说。

“什么叫意识？”李政道教授问。

“人可以使用工具。”

“猴子也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李政道教授反驳说。

“人可以改造自然。”一位同学答。

“我看最重大的区别是：人的知识是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增加的，可以积累前人的知识。你们很小的年纪就可以读相对论了，就是前人的知识给你们的。而动物的每一代只能通过细胞来进行遗传，他们的个体，每一代都得从头学起，人类就可以借助于文字、书籍来积累知识。……所以我们只有把前人的知识掌握了，并且接受下来，才有可能有新的发明创造。”

又和同学们讨论了几个问题，以后，他拿起一本书说：“这本书叫做《会跳舞的蜜蜂》(注：据说这是李政道教授在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本书)，还有一本《原子在我家中》，是费米夫人写的，都很好。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做两件事比较好，一是学习外语，二是吸收知识。人体上的细胞大部分是可以换的，旧的死了，又生出新的来。而大脑的脑细胞是不可以换的。年轻的时候，脑细胞是多少就是多少。人长大了，可能‘程序’编得好一点，但是，‘零件’是换不了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脑细胞‘零件’的效率最高。遇到问题，要敢于问个为什么？然后，从最简单的方面去找答案，错了也没有关系，不要怕错，错了马上就改。可怕的倒是提不出问题，迈不开第一步。”讲完，他又鼓励同学们说：“你们要敢于提出问题，要求老师给你们证明。遇到问题要从最简单的方面去找答案。”

他再一次给同学们讲了电、磁能互相转换的例子。说：“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一定要重视实验，搞清楚基础，要精密研究了才去计算。就说电磁转换的安培定律和法拉第定律的发现，也是从实验得来的。当时在法国，安培已经发现了电能可以转变成磁能，他想到磁能有转变为电能的可能。可是法国没有大磁铁，于是安培就坐着马车到瑞士去买。在回国的路上，马车翻了，安培受了伤，磁铁也摔坏了。安培回国以后没有做实验，就在理论上作了推导，给出了公式。后来，英国的法拉第独立做了这个实验，证明了磁能确实可以变成电能。结果，英、法两国为了发明权而争了起来。大科学家安培却亲自写信给法拉第，承认了法拉第的发明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验的重要。”讲了这个故事以后，李政道教授对同学们重申：“数学、计算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事物，但是，物理学离不开实验，一定要动手，光凭脑子是不行的。”

讲完，李政道教授为少年班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随后，来到少年班，受到全体同学的热烈欢迎。

“你们有什么问题？”他问大家。

“你们最喜欢什么功课？喜欢数学的请举手！”同学们纷纷举手。

“喜欢物理的请举手！”举手的同学也很多。

“如果你们对物理感兴趣的话，你们首先要对实验感兴趣，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十九世纪的麦克斯威尔，二十世纪的费米，对实验都很感兴趣。

“对数学有没有兴趣？知道微积分是谁发明的吗？

“我们中国的数学是很好的。你们知道八卦和《易经》吗？”李政道教授走向黑板，书写八卦。

“关于从○到九的十进位记数，与人的手指是十个有关。中国人很早就是十进位记数，也会二进位记数。八卦就是二进位，已经有三千年历史了。十进位记数比罗马记数法要简单得多。不过，几何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代数我国比较发达。所以，周朝的《易经》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数学价值。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你们看过没有？上面有许多记载。公元一○五四年一颗超新星的爆炸也是中国人首先发现，并记录下来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宋史上就有这个记载。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早就有很大的成就。”他最后说。

** *

李政道教授少年时代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师和宿舍在会馆里，一下雨，满街泥泞。白天就到茶馆里看书，泡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坐位。后来在西南联大，也很艰苦，也是坐茶馆读书。

这次在我国讲学期间，在饭桌上、课堂里，他不止一次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同学们。他说：“条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人，只要大家肯学习，把基础打好，把人培养出来，就可以创造一切。”

数十年来，李政道教授以顽强的毅力向高能物理奋进。这次来我国讲学，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备课，讲三个小时，常常要准备五、六个小时。人们见他人瘦了，嗓子哑了，劝他休息，他仍然不肯有半点马虎和懈怠。

4.山东大学政治学理论考研经验 篇四

本来想在准备完毕业论文答辩之后就静下心来写写考研经验的，但是由于临近毕业，各种散伙饭，应酬，送别……最终没能静下心来回忆一下自己过去一年的考研历程，现在还有几天就要离校了，心终于算是平静下来，前几天刚刚收到山大的录取通知书，考研算是最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借此心绪平静之时就想好好谈谈自己的考研经验，分享给后来者一些自己的心得，希望对你们有一些帮助，使之能够合理安排计划，合理分配时间，少走弯路，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我分别从政治、英语、专业课三方面介绍一下经验，以供参考：

首先指明一点：由于各专业要求不一，而在考政治学这一专业时，要想考上，专业课分数一定要高，两门争取都要在130以上，这样英语、政治不必考得分数太高，只需在一般以上就可以使总成绩比较靠前，这样在复试时才会有很大优势。

因为考这专业，专业课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在综合分析基础上要根据个人情况学会适当取舍，时间分配一定要合理。

政治：个人认为不要在政治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尤其是考政治学专业的，在后期复习专业课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记忆，对于政治就可以适当减少时间，我当时是从10月开始看政治的，先把大纲看了一遍，画画重点，从总体上把握一下整体内容，然后11-12月做最近十年的真题，研究命题人的出题思路，到12月底时看看《二十天二十题》。

英语：英语重要性不必言说，历年都有很多同学被英语卡住，这样即使专业课及总成绩再高也不能进入复试了，所以必须充分重视英语。英语复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你决定考研的那一刻英语就应该开始复习了，当然先从最基本的单词开始，我当时是从3月开始到暑假前一直看单词，这期间同时辅之把新概念3、4看完，把上面的好文章背过，在写作文时会派上用场。暑假（7-8月）开始做真题，争取暑假结束时把十年真题做两遍，并认真分析。9-10月继续把重点放在真题上，研究出题思路，建议在做真题时按照考研时的时间要求，一次做一套，严格按照时间来，与考研时间接轨。这期间单词也要继续看，争取考研之前真题做上四遍左右，11-12月开始看作文，背作文，整理写作模版。1月份作最后的总结冲刺。

对于英语资料也不必买太多，我的推荐：1本单词书+张健《十年真题及解析》，其他的也是个人据自己情况选择。

专业课：在这里重点说说专业课复习，前面已提过专业课的重要性，可以说“得专业课者得天下”。

下面说说我的.一些经验：

首先，专业课参考书，虽然从开始只公布大纲，不指定参考书，但是从大纲上可以看出，大纲基本是以前参考书的目录，所以估计也不会变化太大，因此复习时还是以这四本书（《政治学概论》、《现代政治分析原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为重点，在此基础上再适当扩展参考其他专业书。

其次，说一下复习方法：

我认为专业课要取得高分必须要把专业书多看几遍，我在考试之前把三本主要教材都看了6遍左右，当然看书要注意在不同的复习阶段看书的侧重点不同，所以进度也会有快有慢。

时间安排：

决定了要考这一专业就要尽早着手准备，最好能在3月份就开始看专业书籍，包括指定参考书，扩展阅读名著，在暑假之前专业书最好可以看完1-2遍，从宏观上对总体知识框架进行把握，这样有助于之后展开的细化复习；暑假（7-8月）开始慢慢研习专业参考书，细化每一个知识点，对于书上没有解释清楚的名词等要查阅其他的相关教材，争取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在细化知识点的同时可以同时进行笔记的整理，（个人认为作笔记至关重要，这样在最后冲刺阶段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9-10月开始知识点的记忆，也就是背，对于背书，自己一定要做好计划，时间安排一定要合理，把所有的知识点进行细分，每天背一部分，积少成多，同时在每周要进行适当总结，回顾一下背过去的知识点，增加识记印象。11-12月继续进行专业课的记忆，专业课要进行多轮复习，需要不断重复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在这最后的两个月要结合历年真题进行分析与归纳，研究一下出题思路，以提高复习效率。

专业课复习精要：多看课本+理解记忆+笔记整理+真题

总结：专业课的题目答案一般都会包括在指定参考书的范围之内，尤其是中政和西政的题目都会在书上找到，而政治学原理大部分真题都可在书上找到答案，但也有例外情况，在12年之前政治学原理真题一般都在书上能找到，但是12年的真题中有两个题目书上没有，但是也都不难，凭自己的积累完全可以打得不错，所以将来在考试时千万不要被没见过的题目吓住，你不会别人也不会，大家都一样，因此千万不要慌，考试时先考专业一（政治学原理），千万不能因为有陌生题目而被吓住，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没见过的题最后做，静心思考一下就会找到答题思路的，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不能影响下午专业二的考试，专业二的题目在书上一般都能找到的，若是上午失去信心了，就会影响下午的发挥了。切记切记!!

5.大学生政治学考研个人心得体会 篇五

1月份刚看教材的时候发现自己只要看完一关书脑子就一片空白了，特别混乱。所以开始边看书边按照章节做笔记，提取出每段的重点思想和关键词，分点写在笔记本上。

刚开始写第一遍笔记的时候速度会非常慢，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后面几遍速度自然会提高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定每天的任务量，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走就行。

暑假开始，我重点放在了背诵《政治学基础》上。因为西政这科理论性不强，偏向于思想历史一点，背诵相对于容易一些。这两个月我只是每天保持看一两章《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笔记，并且同时开始按人物整理真题。个人推荐《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这套书，也是徐大同老师主编的，非常厚。真题中在里查找不到或者提及很少的内容基本都能在这套书里翻到，可以作为延伸。因为这套书讲得十分详细，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从而记忆会更深刻一些。同时《西方政治学说史》也可以翻一翻，作为补充。

9月份开学，真题整理完毕，可以开始每天反复背诵真题。在此期间每天也要多多翻看参考书，一直持续到考试。

982政治学原理：

参考书目为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和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主要掌握前者。

1月份看第一遍教材时完全不能理解，更心塞的是因为看不懂书所以看书的时候很容易分心，导致效率特别低。因此，我开始按章节边看书边写笔记，强迫自己专注。同样我要给大家说明，《政治学基础》很晦涩难懂，大家都觉得难。所以不要质疑自己，一定要给自己树立信心。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多看多背一定能理解的。

暑假开始，我开始背诵自己总结的笔记。《政治学基础》这本书体系结构十分清晰明确，所以建议先把目录背下来，之后便很容易形成知识体系，记得更快更牢。同时整理真题。

9月份开学至考试，一直重复背诵笔记。同时整理《政治学导论》中《政治学基础》没有提到的内容，如意识形态等。

【真题分析】

总的来说，近几年川大政治学专业课命题越来越活，难度也提高了不少。

政治学原理这科真题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能直接在参考书中翻到答案。因此大家平时可以多看看知网的相关论文，以及其他政治学原理的相关书目，如王惠岩老师的《政治学原理》、燕继荣老师的《政治学十五讲》等等。

6.哈佛大学教授治学 篇六

《××××××××》课程教学大纲（三号黑体）

课程编号（五号黑体）：××××××××（五号宋体）

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或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全校公共课等）授课对象：×××××××、×××××、××××××等专业 开课学期：第×学期

学分：×学分

主讲教师：×××、×××、×××等

指定教材：×××，《××××××××》，××××出版社，××××年

教学目的：（五号黑体）

大约200字（五号宋体）

第一章××××××××（五号黑体）

课时：×周，共×课时（五号宋体）

教学内容

第一节×××××（五号黑体）

一、×××××××（五号宋体）

教学要点若干字

二、×××××××

教学要点若干字

三、×××××××

教学要点若干字

（…………………………其余各节类推）

思考题：（五号黑体）

1、×××××××××××××××？（五号宋体）

2、×××××××××××××？

3、×××××××××××××××××？

………………………………

（…………………………其余各章类推）

参考书目（五号黑体）

10－20部左右（五号宋体）

执笔人：×××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7.哈佛大学教授治学 篇七

杨世文:从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 是不应该实行校长任期制。但是允许校长长期执政在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同时却无法消除负面影响。在当代中国“官本位”观念还比较严重, 如果不实行严格的任期制, 就很难克服中小学校长身上的官气。什么是“官气”呢?简言之, 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具体说, 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官僚主义, 衙门作风”。正如邓小平所说,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好摆门面, 好说空话……办事拖拉, 不讲效率;不负责任, 不守信用, 贪赃枉法……”

二是“过分集权, 个人专断”。有些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突出, 但权力欲也随之不断膨胀;有的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不突出, 却非常善于揽权, 使其他干部无从过问、不敢监督, 其结果就是校长越来越无所顾忌, 最终导致官僚主义, 滋生腐败。

三是“家长作风, 颐指气使”。有的中小学校长一个单位任职时间越长官气越重, 高高在上, 动辄训人, 压制民主, 打击报复。

四是“大搞特权, 主仆颠倒”。有的中小学校长通过制度设计、人事任命等手段形成小集团之后就开始搞特权, 典型的表现是在自己的用车、差旅等方面肆意提高标准。

五是“亲疏有别, 任人唯亲”。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重关系而轻能力, 有的还通过干预干部任命和职称评定等手段拉帮结派, 谁和自己走得近, 就让谁担任总务主任、重点班的班主任, 就让谁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及各种奖励, 甚至使部分教职工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

六是“唯书唯上, 思想僵化”。不能将上级指示与本校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对新的领域、要素、方面视而不见, 凡事唯书唯上, 找依据、等上面、看外面, 四平八稳, 不去设计各种不同的方案, 而是严格按照历史先例的步骤与原则行事, 缺乏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 极易导致思维僵化保守。

七是“长官意志, 人大于法”。认为党纪国法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可以认真执行也可以不认真执行, 但领导的话和批示, 则非认真执行不可。只要领导, 尤其是主要领导点头拍板, 就有了“尚方宝剑”, 至于对不对, 是否经过合法程序, 都觉得无所谓。

如果校长在一所学校长期任职, 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虽然, 实行任期制不是清除这些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所在, 但是, 从长远来看, 长任制弊大于利。两害相权取其轻, 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对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 在有些地方实行严格的校长任期制也不是坏事。

《中国教师》:您认为校长本该有的身份是什么, 其主要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对校长的绩效考核制度应该如何改进更合理?

杨世文: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既然校长定位于教育家, 就不应该论行政级别。在西方, 校长就没有行政级别, 可是照样能够把学校建设好。而校长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领导者。作为学校的领导者, 他必须摒弃官僚主义, 大力加强制度建设, 实行依法治校。领导的实质是服务, 管理的实质是约束。在现代历史条件下, 实施管理是必要的, 但是, 校长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领导者, 也就是说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服务力和凝聚力。现在, 在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管理主义倾向, 以为管理是万能的,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仅靠管理吸引不了高级人才, 因为管理太硬了。吸引高级人才, 需要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宽松的环境、和谐的氛围。现在, 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非常严厉, 甚至可以说是严酷, 从表面上看好像很有魄力, 但实际上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

校长绩效考核应该分层、分类、分区进行, 不能把底子好的学校与底子差的学校混为一谈。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绩效考核三级大纲, 即国家级层面、省市级层面、县乡级层面;二是实施360度绩效评估, 教师、学生、社会广泛参与;三是任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 任期考核力度要大于年度考核力度。

《中国教师》:如果要实行任期制, 怎样使校长能够较快融入新环境, 以避免新政尚未见效, 任期已快要到头的问题?您认为最好的改进办法是什么?

杨世文:如果是委派的校长, 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新单位骨干教师的认同。因为骨干教师有自己的专业权威、专业地位和专业影响, 有自己对教育的追求, 如果他对校长的理念、能力和作风不满意, 就有可能引发“不是校长选择他, 而是他反过来选择校长”的现象发生, 最终导致人才的流失。所以, 选校长要重视教师的反应, 没有教师发自内心的支持, 校长也很难把工作做好。

从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培养、选拔中小学校长, 应该成为主渠道, 而交流、引进校长, 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样做的优势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连续性;二是有利于校长对于学校情况的深刻把握;三是有利于激励青年教师进取;四是有利于降低学校的治理成本。当然, 在特殊情况下, 也可以采取引进、交流校长的办法, 但是, 不能变成一种制度, 否则便无异于行政机关。

《中国教师》:一线校长普遍反对任期制, 他们的理由是, 到了一所学校之后首先要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 然后要规划, 基本上需要三年的过渡期。那么, 怎样才能使新任校长尽快进入角色?

杨世文: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作为其前提的问题, 效果才会更好。如果能够实现依法治校, 哪位校长来了都要依照学校的长远规划推动学校向前发展, 就不会存在新任校长的目标游离于学校长期发展目标之外的情况。其次, 空降校长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多从内部培养校长就不需要前面提到的三年过渡期。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可以轮换, 但基层学校的领导最好是来自本校, 有些校长上任后进入角色需要的时间长, 根本原因还是对校情不了解。所以, 选校长不要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如果在别的学校是人才, 为什么在原单位就不能发展起来?当然, 本校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 那么“空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教师》:如果校长有任期限制, 如何能够避免新任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 盲目推翻学校以往比较好的政策与做法?

杨世文:为了防止校长追求短期效益, 关键是要制定权威的、科学的发展规划。要召开全体教师大会, 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既包括长期规划也包括短期规划, 二者应该结合起来。没有长期规划的学校根本算不上现代学校。有了长期目标后还要明确每一任期的具体发展目标, 任期目标应该是对大目标的分解, 要通过任期目标将长远目标与当前任务有机结合起来。目标制定要达到的效果应当是为了实现长远目标必须高质量地完成当前任务, 否则以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要确保学校长期规划的权威性地位, 就要求每一任校长必须根据长期规划制定任期目标, 不能在规划之外乱提口号。如果是为了完成规划而实行一些新的方式、方法, 也需经过全体教师的民主讨论, 达成共识。我们常常说“依法治校”, 实际上, 学校里最大的“法”就是发展规划。发展规划一经制定, 就不能随意改变, 否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旦发展规划制定完毕, 每任校长上任就必须维护这个规划, 并在规划范围内开展工作。也就是说, 规划要高于个人权力, 而权力不能大于规划。

目前, 学校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就是每一届领导班子都把学校定位设置得很高, 都去说那些最远的目标, 而实际上在任期之内又根本实现不了。以大学为例, 曾一度在全国掀起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热, 但是, 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任校长在五年或十年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其实, 不应该每一届校长的任期目标都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可以是建设世界二流大学, 但很少听到有人敢于这样直面现实, 并明确宣布自己任期的具体目标。

当然, 口号提得高些, 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 但是, 空话没有意义。因此, 如何完成自己任期内的迫切任务, 才是重中之重。至于每一届所完成的迫切任务的总和, 即使不说, 也会必然表现出来。

《中国教师》:对校长的权力监督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

杨世文: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学校可以搞大民主, 直接实行全体教职员工民主选举校长的制度。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 学校的教职工往往成为被管理, 乃至被统治的对象, 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力监督。当然,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 也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手段对校长进行权力监督。一是公开化, 包括人、财、物等方面内容;二是建立学校董事会、监事会;三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专家治校制度;四是加大媒体对校长的权力监督力度;五是进一步健全上级机关的督导、巡视制度;六是拓展教师、学生表达意志的渠道。

《中国教师》:从世界名校哈佛大学的治校经验来看, 校长的任期长, 有助于推动学校改革工作长期、深入地开展;而任期短, 就易出现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盲目地搞形象工程, 而不注意学校的长远发展, 或者无作为、无建树的现象。对比大学与中小学, 您认为中小学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小学是否应该采取类似哈佛大学的政策?

杨世文:有许多办法在外国能行得通, 在中国却不行。所以, 对于外国的经验, 切不可照抄照搬, 我们必须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选择性地借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或者说是人的素质从总体水平来看还不高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方法, 因此, 我不同意采取哈佛的政策。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停留在生存线上的时候, 科学文化的素养和价值追求的取向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认清这一点, 我们就会误判这方面的国情, 从而抽象地谈论西方经验。

8.哈佛大学教授治学 篇八

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吧，作为一个三本考生，今年能考生山大的研究生也算不辜负自己半个多年来的辛苦付出了。我大概是去年4月份开始准备考研的，由于比较懒，也只是把专业课的相关书籍过了一遍，每天也没有具体到花多少时间，到了暑假发现周围的同学复习都十分的卖力于是也绷紧了弦，真正投入到考研的复习状态中去了。

说实话，考研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坚持，要有毅力。谁不想出去玩?谁愿意每天坐在自习室10个小时不能动?谁愿意把那些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啊?……但是想想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毕业后就业的压力，自己的未来，也只能咬咬牙，坚持下去了。到了10月、11月，随着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都会选择退出，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顶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

闲话短说，下面就说说我的复习经验吧。

关于英语

英语一直是我的骄傲，4、6级都是一次性过的。但是提醒大家不要大意，记得我第一次拿真题出来检验的时候，分数特别的不理想，毕竟考研跟我们之前的英语考试在题型和出题意图上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答题技巧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不过毕竟有一定的基础，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对真题的研究，很快就适应了考研英语的题目特点。关于英语的准备，我觉得主要就是单词、语法和真题。对于单词我是把单词书撕成了20份，每天快速将一份浏览一遍，并将前几天背诵的复习一遍，这样主要是追求每个单词浏览的遍数而不是停留的长度。毕竟考研英语准备上时间长、量又多，一个一个的背，耗时大，背了后面也会忘了前面。这只是个人经验哈，大家批判性接收就好。英语真题很重要，要会利用，具体方法论坛上应该都有就不详述了。阅读是英语最重要的一环，只要坚持每天读些非真题，做些并总结些真题，长此以往会有质的飞跃。至于作文，我大概在10底才准备，个人感觉拉不开什么差距吧。关于政治

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政治是最随意的一门。就算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上考场了至少大题还是能拿一定的分数，所以差距很难拉开。要想搞定政治，关键要把握好选择题，把重点背一背就好了，如果想政治高分，那就要花点时间，不仅要背大点，对于小点最好也背一背。选择题的话，随便买一本练练就好了，注意错题。

关于专业课

9.哈佛大学教授治学 篇九

青春同行”主题班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念，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务实进取的态度，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湖南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关于组织全校学生开展开展‚辉煌历程,与青春同行‛主题教育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我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全体学生于2012年11月15日在南校区北教学楼115教室召开‚辉煌历程，与青春同行‛主题班会。班会邀请了深受我院学生欢迎的向振湘老师指导，并给班会做了题为《脚踏实地，做一名杰出的社会主义青年》的总结。

据了解，本次班会共分为‚观看十八大开幕式视频‛、‚老师点拨核心精神‛、‚党情党史知识竞答‛、‚专业拓展——十八大核心精神交流‛、‚畅谈希冀‛、‚十八大原创诗歌朗诵‛、‚观看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直播‛等七大环节组成，既达到了学习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又融合了青年学生喜爱的丰富多样的形式。

上午10时整，政治学与行政学一班班长祁海婷同学宣布班会开始，全班同学一起认真观看十八大开幕式相关视频，祁海婷同学还在一边给大家做重点内容解析。全班同学一边看，一边深入的思考，当

胡锦涛总书记讲到精彩的部分的时候还不时鼓掌，以示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之情。

第二个环节是由向振湘老师给全班同学做十八大报告内容中的核心精神。向振湘老师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原理》等课程，平时讲课深入浅出，通贯古今，本次指导也很是诙谐幽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教育大家要牢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民族独立并让全国人民过上小康水生活，这一切是极其来之不易的，在本次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还特别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城镇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不仅是党在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程上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更是党对全国人民的光荣承诺

班会进行到11时是，全体同学在向振湘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收看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直播。当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带领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现在大屏幕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同学们一起收看了习近平同志对中外记者的回答。

班会的最后一个环节，向振湘老师为全班同学做了《脚踏实地，做一名杰出的社会主义青年》的总结，同学们一边认真听向老师讲，一边真做着笔记。‚‘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是我们的校训，在以

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一定牢记向老师教诲，结合我们的校训，争取做一名杰出的社会主义青年‛，政治班的杨凯同学如是说。

10.教授治学:当代困境与路径选择 篇十

一、教授治学理念溯源

考察西方大学发展史, 教授治学理念萌生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 随着大学职能的演进和教授权力的分化而逐步明晰。早在中世纪, 教授治学理念在大学中基本形成。“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高等教育系统中, ……教授行会权威在大学中占统治地位。在运行层次上有大量的个人权力, 各学院的教授对学部和大学这两个层次施行学院制控制。”[1]基于知识占有的话语权, 中世纪大学的高级教授享有课程内容选择、教师资格认定、学科专业设置、学术研究自由等治学权力, 甚至对一所大学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进入19世纪, 教授治学权力在德国讲座制中得到强化。生成于19世纪的德国大学讲座制使高级教授的权力几乎达到极致。讲座教授是他们所在学科领域开设讲座的唯一负责人, 独立掌控教学、研究、招生、招聘、经费事务。“学校对学科中的讲座教授并无直接的行政管辖权, 除了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必要的设备, 以及选任适当的人员之外, 没有其他的义务和权力。”[2]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期, 治学权力在美国学系中由教授个人独占转向学者社群共享。这一时期, 美国大学治理效法德国并推陈出新, 消除了一个讲座教授终身代表一个学科领域的高度垄断状态, 创设了由高级教授轮流担任系主任的学系体制, 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裁决重要学术问题, 吸纳部分教师代表参与学术事务, 开创了治学权力由学者社群掌控的格局。

20世纪以来, 教授治学理念在西方大学中不断创新发展。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学科专业的分化和民主观念的深入, 在欧美和日本的一些大学, 出现了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自治会向由教授、职员、学生和国民代表共同参与的社会自治形式过渡的迹象, 为教授治学的理念和制度安排注入了新的内涵。

纵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 教授治学理念的生成经历了特定的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首先, 教授治学在我国传统上不具合法性基础。中国传统官学机构实行官师合一、政教合一, 教员聘任和教学科目由政府管控, 学校内部管理权力由最高行政长官掌控;兴于隋唐废于晚清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更是强化了教育领域的“官本位”意识。其次, 教授治学理念肇始于民初颁布的《大学令》。此令借鉴德法和日本教授治学思想, 规定“大学应设评议会和教授会, 教授拥有学校事务的决策权, 校长总辖大学全部事务, 学长主持一科事务”[3], 即校长综理校政, 教授分享治学权力。再次, 教授治学初现于蒋梦麟在北京大学的创新性实践。1931年,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其前任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 发展为“教授治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学生求学”治校模式, 并为梅贻琦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改革提供了样本。最后, 教授治学在当代是对校长治校的制衡和补充。为协调大学中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机构与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组织二元化权力结构系统的矛盾, 近年来一些高校就施行教授治学制度做了有益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校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教授治学的当代困境

实施教授治学是优化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 是现代高等学校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 是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应然要求。因此, 探明教授治学的当下困境是廓清我国教授治学实践进路的重要前提。

1. 相关法律法规缺失。

在国外, 教授治学法律依据较为充足。如美国《宪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教师手册》、《全美大学教授协会指南》等一系列约束性文件界定了教师的自由和责任[4];德国《宪法》规定了学术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受到保护, 《高等教育总法》又明确地将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作为三大学术自由进行保护[5];《日本学校教育法》对教授会的权利义务、组织形式、职权范围等做出了明确规定[6]。相比之下, 我国教授治学法律依据不足。《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 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 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 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教师法》在教师享有的权利中明确规定:“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 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可见, 我国现行法律对教授治学只是一种原则性许可, 既没有明确的保障性措施, 更没有明晰的禁止性规范。因此, 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造成教授治学难以施行。

2. 学术制度供给不足。

随着科层制的完善, 大学行政管理制度日益强化, 而大学内部的学术制度尚处于供给不足状态。这种制度供给不足包括绝对供给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绝对供给不足是指相关学术制度缺失, 在处理特定学术事务时无章可循、无据可依;有效供给不足是指现有学术制度内容不适切、不完善, 缺乏指向性和可操作性。前者表现为我国学术制度体系尚处于断裂状态。如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缺乏协调机制, 教授治学缺乏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和运行载体, 还没有制定出可操作性的保护学术自由的制度规范, 教师聘任制中违约责任追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等。后者表现为我国现行学术制度缺乏效力。如教授聘任及考核制度存在重量轻质倾向, 学术活动专家遴选同行比例不足, 学术评价制度行政尺度侵蚀学术标准等。因此, 学术制度供给不足是教授治学难以推行的制度障碍。

3.“双肩挑”现象严重。

所谓“双肩挑”, 是指大学中部分人员既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扮演行政领导和学术权威双重角色的一种制度现象。它在为我国大学建立开放型管理干部流动机制方面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端。“双肩挑”人员一部分是学而优则仕的教师, 他们“既是学者, 又是管理者, 多重身份往往使他们承载着沉重的负担, 严重的后果是有可能模糊他们首先应当是一个研究者的立场”[7];另一部分是后天“逆向”获取专业技术职称、介入教学科研工作的管理者。他们追求秩序和效率, 习惯于从管理的视角、用科层的方式行使权力, 既有可能侵蚀学术的自由和平等, 又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权力和影响谋求更多的学术资源。从时间和精力上看, 无论是来自学术背景, 还是出身行政系统, “双肩挑”人员都要在他们的思维里循环切换角色, 在有限的时间内兼顾行政和学术事务。长此以往, 将助长学术权力行政化与行政权力学术化倾向, 增添学术乱象, 滋生学术腐败。正如所有的制度都有自我增强机制一样,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双肩挑”现象也会遵循路径依赖原则, 势必蚕食纯粹学术人员参与民主治学的制度空间。

4. 纯粹学术权力弱化。

纯粹学术权力是指大学里不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学者社群拥有的参与学术事务的权力。由于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有力的制度保障、畅通的参与渠道和民主的决策权利, 高校纯粹学术权力弱化现象日益严重。首先, 纯粹学术人员的学术地位不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8], 目前学术人员参与学术事务管理尚处于表层, 一方面表现为参与比率偏少, 譬如, 校院 (系) 以及行政机关的两级行政领导跻身于各种学术机构, 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学者或专家缺乏参与学术事务的机会和资格;另一方面表现为参与力度不够, 譬如, 在大学教师招聘的过程中, 一般情况下, 纯粹学术人员身份的参与者大多数只停留在应聘者的试讲阶段, 很难进入更深层面的讨论和决策行列。其次, 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微弱。“大学是一种传递深奥的知识, 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 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特殊机构”[9], 思想与创造不能由行政部门向下推行, 只能由专家学者向上渗透。但我国大学长期以来形成了严重的科层管理模式, 学术权力主要集中于上层, 基层学院或学术机构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学术权力。可以说, 纯粹学术人员治学渠道阻滞, 学术决策权力重心居高不下, 是我国教授治学制度难以实施的又一困境。

三、教授治学的路径选择

教授治学既是一种权力, 更是一种责任。权力的实现需要法律的刚性保障, 责任的履行需要制度的约束规范。针对前述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深化高校教育职员制改革、引导纯粹学术权力回归, 是顺利实施教授治学的有效路径。

1.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在日益民主化的社会中, 法律是维系社会稳定基础和准绳, 否则, 一切制度都有可能改变初衷和原有轨迹运行的危险。同样, 教授治学的实施也必须有一系列权威性、配套性和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保障。因此, 在我国《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中, 有必要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 细化大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自由和责任;明确教授治学的组织形式、职权范围、运行方式、保障措施和约束条件;界定教授委员会的咨询、审议、决策等职能;理顺教授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层级关系;细化教职工代表大会运作规程, 强化其民主监督和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职能;增加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和治理条款, 保护学者社群的知识产权, 优化大学学术生态, 为教授治学提供充足的规制依据。

2. 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

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自利倾向”, 社会制度的设计和供给不可或缺, 学术领域亦是如此。因此, 要完善教授制度, 为教授参与民主治学提供组织载体。在操作层面, 应先在基层院 (系) 设立教授委员会, 以扩大基层学术人员参与学术事务管理和决策的学术权力, 促进学术民主的实现;在校级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中, 应增加教授、专家、学者的比重, 逐步淡化行政色彩、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待条件成熟时, 再行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或评议会, 并不断完善其配套办法, 如教授委员会成员遴选办法、教授委员会议事规则、学术评审回避制度、学术评价复议及投诉细则等激励约束制度, 确保教授治学的规范性、民主性和公正性。

3. 深化高校教育职员制改革。

鉴于“双肩挑”制度倾向于强化“学官一体”、有可能滋生学术腐败, 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教育职员制度”改革尤为重要。笔者认为, 实行“高级行政人员学术化、一般行政人员职业化”不失为一种务实之策。对于与教学、科研、研究生教育等工作密切相关的管理岗位, 应从具有教学科研经历和较强管理能力的学者中选聘。受聘为业务性较强的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研究生处长 (院) 等职位, 任期内不宜兼任专业工作, 以保障对管理工作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对于教学、科研、研究生教育等部门的副职和其他部门职位要严格控制“双肩挑”岗位设置, 逐步实现机关管理人员职员制。同时, 高校职员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要建立专业技术队伍与管理队伍“立交桥”, 在制度创新中兼顾各方利益, 促进高校职员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4. 引导纯粹学术权力回归。

借鉴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 我国大学在规避学术权力行政化和行政权力学术化两种不良倾向的同时, 应赋予纯粹学术人员和基层学术组织更多地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机会和决策权力, 如参与教学计划的研讨和制订、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学术人员的招聘及考核、学术课题的申报和评审、学术成果的鉴定和评奖、职称晋升的评审及监督等, 力图多数管理与决策在民主参与、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为教授治学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制度空间。

参考文献

[1]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138.

[2]P.波丢.人:学术者[M].贵州:贵阳人民出版社, 2006:142.

[3]蔡磊砢.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J].高等教育研究, 2007 (02) .

[4]张意忠.论教授治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6:120.

[5]周光礼.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203.

[6]张意忠.教授治学:大学内部治理模式[J].航海教育研究, 2008 (01) .

[7]缪榕楠, 谢安邦.教授权威的历史演变[J].高等教育研究, 2007 (01) .

[8]向东春.大学学术人员在学术事务管理中影响力的实证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 2008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