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

2024-12-26

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共10篇）

1.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一

第三届中国疫苗行业峰会会议纪要

国家投入继续加大，重点品种有望获益：根据今年10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疫苗供应体系建设规划》，中央财政将投入94亿元资金，用于鼓励重点疫苗品种研发、提高已有EPI疫苗的实际接种率，强化疫苗应急生产保障能力、加强生产和物流配送环节监控等方面。我们预计目前在研的疫苗品种中，EV71疫苗（即手足口病疫苗，中生集团等单位在研，即将开展III期临床实验）、IPV疫苗（即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昆明所、中生集团在研，其中昆明所已进入III期临床）、HPV疫苗（即宫颈癌疫苗）、幽门螺旋杆菌疫苗、登革热疫苗、肺炎疫苗等品种将有望获得重点支持。而EV71疫苗、Hib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品种有望在未来的政府采购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判断其中尤以V71疫苗可能性最大，截止今年10月份，我国手足口病病例已超过100万例，儿童死亡病例超过400人），而在以人为本、重视个体接种效果的行业大背景下，从长远来看IPV（注射用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部分替代现有的OPV（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形成2剂IPV+1/2剂OPV的接种模式也将是大势所趋（目前OPV疫苗接种仍存在百万分之一左右的诱发脊髓灰质炎病例）。

WHO预认证机遇难得，挑战犹存：今年3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中国疫苗监管体系通过了WHO的评估，自此中国疫苗企业可以自行向WHO申请预认证，加入WHO的全球采购体系。目前联合国系统每年采购的疫苗金额较大（约为8亿美金），主要用于非洲、拉丁美洲等缺乏疫苗生产和监管能力国家中的计划免疫项目。现阶段联合国系统优先采购的品种包括OPV、IPV、百白破+乙肝+Hib联合苗、部分流脑疫苗、多价肺炎苗、轮状病毒苗、黄热病苗等品种，而流感疫苗（含H5N1禽流感苗）、百白破+乙肝+IPV联合苗等品种也具有一定采购可能性。根据WHO的相关规定，申请WHO预认证的我国企业在通过新版GMP评审后还需要经过预评估材料提交、产品总结文件（F）评审、疫苗样品初步测试、WHO现场审计和报告评估结果等环节，我们估计在顺利的情况下，上述过程有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在我国的主流疫苗企业中，华兰生物的流感疫苗车间已通过了新版GMP认证，并于10月28日向WHO日内瓦总部提出了季节性流感疫苗的预认证申请，天坛生物也将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开展OPV疫苗的车间建设和WHO预认证工作。我国目前疫苗生产企业共有36家，年产能超过10亿剂，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在疫苗生产方面具有一定成本优势。随着部分国内企业陆续完成新版GMP改造，中国主流企业的部分品种有望在未来2、3 年中进入联合国采购目录。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目前联合国疫苗采购市场仍被五大国际疫苗巨头所垄断，采购的产品价格也远低于商业化运作下的产品价格，近年来国际疫苗巨头在印度、东南亚一带陆续进行了一系列收购，中国疫苗企业低成本的优势也正在削弱。中国企业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在生产质控、知识产权、标准制定、市场策略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冷链系统有待加强，物联网企业大有可为：疫苗由于其产品的不同特性，在物流配送方面也不同于普通药品，有着严格的温度控制规定（即需要全程冷链，保持 2-8摄氏度恒温）。但目前，我国冷链体系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行业规范、实时监控体系缺位、缺乏完善的追溯机制、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前些年的山西疫苗事件就暴露了我国疫苗冷链的薄弱现状。此次行业峰会有多家医药冷链企业与会，就使用物联网技术、温度感应技术、RFID射频识别技术、网络通讯技术、G全球定位技术和GIS地理信息系统等对疫苗流通环节进行全面监控的手段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对于疫苗供应体系投入的不断加大，未来具有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仓储管理能力、能够提供冷链整体解决方案的物联网企业将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流通配送环节中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国内的疫苗配送体系也将逐步走向规范化。

动物疫苗长期前景良好，短期行业竞争结构仍有待改善：我国是畜牧大国，也是兽用生物制品生产大国，目前生产企业共83家，生产品种514个，总产值达60亿元，接近人用疫苗的市场规模，未来随着下游规模化养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宠物疫苗市场的逐渐兴起（后者仍需要国内企业在多联苗研发、生产质控和品牌建设上继续改进），动物疫苗市场有望继续稳步增长。未来十年间，国家将继续加大投入研发新型疫苗，强化疫病监测、净化和应急处置能力，计划控制29 种动物疫病（如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鸡新城疫、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等）和人畜共患病（布鲁氏杆菌病、奶牛结核病、狂犬病、包虫病、血吸虫病），动物疫苗行业长期前景依然被广泛看好，未来几年行业增速仍将稳定在15-20%的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目前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约为44%）、产品雷同（猪瘟、蓝耳病、禽流感、新城疫等品种生产企业过多）、研发投入不足（包括产学研衔接不紧密、资金投入偏低、缺乏F动物和细胞库等）、技术服务缺位和企业数量过多等问题，在各地分别招标的情况下动物疫苗市场仍呈现一定的区域化格局，短期内竞争结构仍有待改善。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虽然今年中国疫苗行业面临新药典实施、新产品审批进程较慢、部分品种产能过剩等负面因素的影响，行业企业短期内业绩面临一定考验。但未来中国疫苗行业在政策利好、国民防病意识加强、新产品研发上市、配送销售体系不断规范化、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的大背景下仍具有较好的远期前景。未来重点关注政策受益较大、质控能力突出的品种（如中生集团及其上市子公司天坛生物、华兰生物、辽宁成大等），而具有渠道优势的智飞生物，以及着力于二类疫苗的沃森生物也可以关注。动物疫苗领域重点关注具有国家队身份的中牧股份。

2.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二

本次研讨会旨在对《废矿物油综合利用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中的准入标准进行探讨;同时, 针对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实行过程中目前出现的困难, 以及对落实废矿物油再生利用减免消费税政策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研讨会邀请了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李洪良处长参加。他针对企业所做的成绩预以肯定, 并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表示要尽快完善文件内容, 使文件能够充分反映行业状况, 为工信部在废矿物油再生利用行业的政策指导提供依据, 并争取国家相应的政策支持, 希望《废矿物油综合利用行业准入条件》作为废矿物油综合利用行业的指导性文件能够尽快推出。

会议还邀请了财政部税政司刘永禄处长和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金晶参加。他们与代表们就行业享受税收先征后返政策中五联单遇到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沟通和研讨, 代表们就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管理推动五联单制度改革、将联单的审批权由省环保厅下放到市级环保局、取消外省环保部门联单的回函程序是否可行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并达成一致性意见, 金晶同志表示将会议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延莉听取了业界代表及专家的汇报, 并结合业界发展现状、企业普遍存在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等情况, 指出其中值得探讨之处。

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了已建立的综合利用企业准入标准;改扩建企业的准入标准;建立标准的依据等方案和具体措施。

会议上宣读了新一届再生油专委会专家组成员名单。

3.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三

昆明市市长张祖林说，当前昆明市正立足发展实际，全力抓住“桥头堡”机遇，致力于建设大都市、培育大产业、构建大通道、汇聚大物流、提速大开放、改善大民生、营造大环境，努力把昆明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区域性国际城市。

2010年昆明与东盟实现进出口总额22.4亿美元，同比增长32.2％。今年1-5月，贸易额达12.2亿美元，同比增长61.6％，产业合作日益多元，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发展前景令人鼓舞。

中国一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表示，“近两年许多行业商会纷纷反映，不同行业在开放市场后打造产业链方面有不少具体情况，同时也感到双方行业商会对对方行业情况了解不多”。所以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中，开展行业对接与合作已十分有必要。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行业合作将有利于双方行业优势互补、整合资源，推动产业对接与合作，有利于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许宁宁强调，目前，昆明正打造成为中国面向东盟的桥头堡城市，正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同东盟合作的通道枢纽、合作平台、贸易基地和交流窗口。本次会议在昆明举办，有利于昆明发挥区位、资源、产业等优势，提升昆明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影响力，促进云南及昆明的产业发展。

会议由中国一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与昆明市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商务部、中国贸促会、东盟秘书处是会议支持单位。东盟秘书处市场一体化司司长苏巴什、越南驻华大使馆公使阮荣光、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程瑞声、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施志光、老挝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坎班、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王俐、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处长毛天羽等东盟国家参会嘉宾，国家、省、市相关领导及各行业协会、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4.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四

医保改革·招标政策·十三五规划与医改新动向

至12月底，在国办发“7号文”、卫计委“70号文”的指引下，部分省份药品招标已在开始不断上演，政策火力大、市场竞争烈、企业应对忙，甚至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但仍然有很多省份不但仍未开标，甚至尚未开始或推进缓慢，各省招标怎么搞、企业怎样应对?落标后的市场该怎样绝地反攻?辅助用药目录不断涌现，大品种如何应对?

与此同时，国家要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要覆盖区域内所有公立医院，并逐步覆盖所有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标准的确立也在牵引着药企紧张的神经，这将直接和药价挂钩。但过去按服务项目收费，未来则探索总额控费、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门诊)、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医保付费机制改革已全面推开。

医保控费机制改革后，医疗服务效率、现代医疗体系、现代医院制度将很快形成，这对将于未来药价市场化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医保对传统“医”与“药”的商业运营模式形成巨大冲击，药企怎么办?

在当前中国经济三期叠加效应下，第四期叠加效应正在形成，医药行业环境的三期叠加也带来了行业结构性的变化，行业呈现多变、不定、放开、覆盖、拐点、分水岭等新特征，面对未来，政策是延续还是覆盖?行业的巨变下，药企面临多达18项的不利环境。

涉及医改的卫计委、社保部、工信部、发改委、药监总局、财务部、税务总局、商务部等，都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治理环境、推动改革。企业该如何明辨时局，把控方向，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十二五期间，四省医改试点中，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提价、推行药品采购成为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主旋律。在相关部委十三五规划酝酿制定、不久即将推出的背景下，未来的医改还将趋势怎么走?药企如何在医改政策的复杂、多变、不确定性中，寻找到自己的突围之路?

应广大医药企业的强烈需求，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指导下，定于1月9日-10日在北京举办第五届中国医药政策趋势分析报告会--医保改革·招标政策·十三五规划与医改新趋势。

本次报告会邀请人社部、工信部、卫计委等相关部委政府官员出席演讲;邀请有关招标、医保、药价课题组成员及行业协会负责人等权威专家演讲;邀请对政策有深入研究的实战派嘉宾演讲。透露梳理新政要点、研究判断新政趋势、分析透视新政影响，指导辅助企业应对。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主办单位：赛柏蓝微信公众平台

中国医药企业高峰论坛组委会

承办单位：北京赛柏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采育行(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时间地点：201月9日-10日

北京(具体酒店会前10天另行通知)

报告会议题

模块一：十三五规划与医改新动向

1、《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提出的“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基本原则将对医药工业制造带来怎样的新革命?

2、在《中国制造2025》总体部署下，由工信部牵头的《医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已基本编制完成。规划重点突出了怎样的产业导向?在工业4.0智能制造背景下，医药工业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3、资金短缺、研发薄弱、缺乏产业化机制、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制约行业发展，规划将生物医药、医疗信息化和高性能医疗器械确定为重点突破领域，具体的目标的要求是什么?

4、药品审评注册改革、药监市场飞检严管、临床数据自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将对制药工业带来怎样的格局变化?

5、与医药相关的七大国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分析，包括分级诊疗、大病保险、社会办医、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等等政策文件，将对市场和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如何有效应对?

6、新医改与医药相关政策梳理及对企业的影响分析：基本药物、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政策、药价改革、招标采购。

7、“十二五”深化医改的规划与实施进展回顾：三大重点、七个领域、五大保障。

8、国家整体“十三五”专家中，北京大学李玲教授领衔参与医改“十三五”规划，这将给企业带来怎样的预期与前瞻?

9、20医改工作重点、卫计委工作重点、全国工作报告等，涉及医药工作内容解读、回顾与未来趋势研判。

10、-年，涉及医药的十大政策分析;八大部委涉及医药政策改革方向、动向。

11、各类医药政策中，以降价为核心诉求的政策梳理，未来的药品价格趋势。

模块二：医保改革前瞻及企业应对策略

1、医保问题为何牵住总理的心?多地医保已经挺不住，必然的改革大思路是什么?

2、全面掌握2016年医保政策顶层动向：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做好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疾病应急救助等制度衔接，建立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

3、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380元、门诊费用支付比例达到50%，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75%左右。扩容及支付方式调整，对医保用药市场将起到怎样的促进推动作用?

4、全国医保重点工作中，原计划7部委制订的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指导性文件何在?9月底之前制订医保支付标准管理办法，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复合型付费方式，出台药品医保支付标准制订的程序、依据、办法等规则。进展如何了?这将给药企带来怎样的影响?原计划的4部委11月底之前制订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和试点实施意见，意见提出的完善市级统筹、省内异地结算、鼓励省级统筹和跨省结算，目前进展如何了?这给用药市场带来怎样的机遇?

5、2014、2015年国务院数次发文强调，将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成为了医改工作重点之一，大量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并且管办分开，这将对企业市场竞争规则产生怎样的颠覆?

6、目前，全国已有10省左右，以及10省之外的35个城市都已经实现了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三保合一”，未来的趋势如何?

7、当前国家卫计委以及上海、重庆、青岛等地，都从单病种付费、医保结算价以及放开自费药的价格三个方面对医保进行改革，这三种以价格为基础的医保改革将分别对药企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

8、医保改革中的“单病种付费”势在必行，重庆市出台了《医疗保险单病种结算暂行办法》，安徽、江苏等地都已在推行。这种模式下，医疗机构会在控制成本目标下选择疗效可靠价廉药品，无疑将加大药企间的竞争程度，药品必须进治疗方案才有销售，大部分进不了方案的药品何去何从?

9、医保支付基准价是目前医保改革又一个重点，国家卫计委也曾多次推广“三明模式”，未来极有可能被全国效仿，这种以接近全国最低价甚至更低价作为支付基准价，这对普药企业、原研药企业将带来怎样的巨大冲击?

10、在全国药价放开大背景下，包括上海在内将放开自费药价格。这意味着政府只控制医保支付的药品价格，对自费药的价格交给市场决定。这对优质优价、低质低价等各类药企产生怎样的影响?

11、人社部官员近期表示，今年我国要全面推进大病医保制度，大病医保改革现状与进展?不同类型药品在改革中的利弊分析。国家人社部今年4月初调整了医保目录中的部分品种，为什么?

12、天津市12项医保政策解读;福建省、湖南省在医保付费改革上的`探索、进展与趋势分析;上海在向保险公司购买专业化大病医保改革与探索，在报销服务上迈出的实质性一步具体怎样的改革意义?西藏探索以总额控制为主的医保付费方式改革分析。

13、地方典型医保改革样本是否会影响到国家医保支付政策的制度?医保价格谈判是否将蔓延?医保支付谈判机制政策分析。不同的主管部门代表了怎样的利益诉求?对药企将产生怎样的冲击?

14、医保支付制度的重要性及其通常的演变过程，医保支付基准价到底该如何制定?国际上有哪些模式值得参考借鉴，各种模式对药企的影响分析。

15、医保支付价格是和医保的支付制度、支付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究竟能不能推行下去?最终如何传导到药品价格上去?在未来的制度依然只能以省为单位可能性大，碎片化地影响着各省价?

16、什么样的企业产品将在医保改革之后获得优势?现有的医保目录内的优势产品，是否仍然能够保持优势?

17、香港、台湾、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医保付费经验，将如何影响我国医保政策?

18、国家医保支付改革的未来预判：付费机制改革、药品支付标准改革、商业保险介入带来的格局调整，竞争性的医保体系能否形成?是否会倒逼招标管制作废?

19、当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已进入窗口期，出台在即。目录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品种调整，结构不合理是否将得到调整?更新调整周期是否还是漫长的五年?

20、新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遴选机制是否会更为科学合理?是否会扩大目录覆盖范围，保证临床必需药品的报销资格，提高患者临床必需的创新药品可及性?

24、《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操作实务：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关键因素分析;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风险管控重点内容;目录医保基金限定支付范围解读;企业医保目录战略实施模式;企业医保目录工作六原则;企业医保资料撰写要点。

模块三：重磅解读医药招标政策现状与趋势

1、国务院《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7号文)、国家卫计委《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70号文)深度解读与分析：十大关系、十八大政策导向和关键词;未来招标七大预判。

2、未来药品招标如何在卫计、发改物价和医保部门中实现平衡发展?全国非基药招标政策及各省进展分析，“7号文”后，将产生怎样的改变?

3、五部委《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解读与分析：全国再增加700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对招标的影响?

4、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国家信息互联互通平台搭建进展，对企业投标报价影响，企业如何制定科学的投标价格策略。

5、医药企业在当前招标环境日益恶劣背景下的战略发展思考;药品分类招标带来机遇与挑战，从历史与现状分析招标管制的废除问题争论。招标配送现在问题与未来趋势。

6、全国基药招标政策与各省进展分析，从全国基药招标中的非基药配比，看未来基药非基药“两标合一”的可能性。

7、医改综合试点安徽省、江苏省、青海省的医改动向、模式及药品招标解读分析。北京、广西等近期启动或即将启动招标的省、区解读分析。

8、药品招标中，五条永久核心的规则解读，如何把握“不变中的变化?”药品招标三大评标方法“最低价法、综合评标法与性价比法”，企业如何有针对性制作标书积极投标?

9、招标9大关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企业招投标的管理模型、产品招标特征分析模型;如何建立6大招标内控系统?药企应对当前招标的4大管理策略。

10、药企如何有效与被医院欺压的医药配送企业展开良好合作，以防止商业成本转移到工业的问题?招标配送现在问题与未来趋势。

11、全国非基药招标政策及各省进展分析，“7号文”后，将产生怎样的改变?

12、招标“二次议价”“带量采购”现存的重大问题与隐患，对医药企业的伤害，如何在医疗机构强势要求让利而无量的承诺情况下，做好企业的应对策略?

13、未来药品招标如何在卫计系统、发改物价系统和医保部门中实现平衡发展?

14、医疗反腐、CFDA“黑名单”、卫计委“九不准”、国家工商总局严厉查处招投标过程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对招标形成怎样的影响?

15、医药政府事务的新状态与新思维，如何从思想认识、工作流程、目标路径等角度科学开展政府事务?

16、药品招投标法律风险之案例分析：奥吉娜状告山东卫生厅招标不公案;重庆天圣状告重庆卫生局招标案件;江苏高值耗材招标造假案;广东基药招标腐朽案。企业在招投标中应当注意哪些法律风险、腐朽风险。在遇到不公平竞争时，应当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什么情况下妥协、保市场，什么情况下申诉、举报、投诉、乃至诉诸法律?

参会对象

医药工业、商业、医疗器械企业等单位的董事长、总经理、营销副总，营销总监、市场总监、政府事务总监、市场准入部总监，以及以上部门工作人员等。

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代表学习费、资料费、中餐费共计3580元/人;住宿可协助预订，费用自理。1月2日前报名并汇款可享受3200元/人优惠价格;会议前汇款者，可享受3400元/人优惠价，现场缴费无优惠)。

开户名：北京赛柏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浦发银行北京富丰路支行;账号：9132 0154 80000 6549

联络方式

5.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五

夏莉萍

【作者简介】夏莉萍，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北京 100037）【关键词】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亚非国家/周恩来

（本文主要根据外交部新开放档案撰写）万隆会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领导人注意到朝鲜战争期间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的行动及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的战略性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政府积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活动为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所突破。外交史

1955年4月18至24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展开了世界史的新阶段”，被视为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1]（P252—253）。对于中国来说，万隆会议展示了中国的和平外交形象，增加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国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抓住机会，在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局面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05年是万隆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又正值外交部开放了一批有关万隆会议的档案。因此，利用这些档案结合其相关材料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万隆会议前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

新中国建立初，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54年底举行的茂物会议上，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根据所谓“独立政府原则”，由与会各国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共提出30个国家，包括5个发起国（注：这30个国家是：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5个发起国，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中非联邦等25国参加。中非联邦后来没有出席会议。）。在这30 个国家中，只有6个亚洲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印尼、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当时和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总共只有8个，除上述6个国家外，还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蒙古。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中还有一个国家，即锡兰尚未和中国建交，两国只有贸易关系。此外，当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建交。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中，新中国与民主越南、印度、锡兰、缅甸、印尼5 国已签订贸易协定；与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签订半官方贸易协定或政府之间签有商品合同；与埃及、叙利亚和尼泊尔有直接贸易往来，但政府之间尚未建立贸易关系；此外，泰国、菲律宾、南越等国家虽然经过香港与新中国有贸易往来，但没有主动提出建立贸易关系。其他中近东及非洲国家当时尚无贸易往来[2]。

有些亚非国家当时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好感，例如后来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埃及。这些国家中不少与台湾当局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参加亚非会议的29国中，日本、韩国、菲律宾、土耳其等国与台湾当局互派“大使”。泰国与台互设“大使馆”，在亚非会议前夕保持代办级外交关系。台在伊朗、伊拉克和埃及设有“使馆”，在南越、南非设有“总领事馆”，在沙特设有“领事馆”，在柬埔寨境内有一“领事”。台曾通过南越保大政权向柬埔寨建议承认，柬埔寨给以“缓行”答复。台1951年承认利比亚独立。据1954年7月21日台北“中央社”消息台湾当局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设立“使馆”[3]。以上说明，当时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的局面不容乐观，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阻挠和台湾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政府要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并非易事。

二、中国政府重视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局面，积极准备参与万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变成了一个敌视新中国的工具[4]（P11）。朝鲜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内，一些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立场。这表明以这些国家为代表的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新情况。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总的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5]（P560）搞积极外交日益为中国政府所重视。

1954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11条意见，其中包括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5]（P562—563）。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逐渐成了中国外交的重点。

1954年10月，在为尼赫鲁访华而召开的有关人士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提出了具体办法。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英国、法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中国政府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6]（P419—420）。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召开万隆会议。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就曾向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国赞同正在酝酿中的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7]（P1）。1954年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提到了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吴努总理希望周总理参加会议。周总理说，会议是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8]（P92）。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责成周恩来亲自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5]（P590）。

外交部于1955年1月完成了“参加亚非会议在文化友好方面准备工作的初步方案”和“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初步方案”提出：可以根据情形，以外交学会或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作适当的邀请，或和他们建立友好通讯关系。邀请时可以根据各代表团团长和团员的情况，注意他们的非官方身份，再确定邀请的对象（对方国家适当的团体或个人）。要注意把这些代表团的个别团长和团员包括在邀请范围之内，以便于打开缺口[9]。

“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提出了参加会议的4项任务：（1）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势；（2）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3）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4）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的准备工作分以下6个方面进行：（1）政策方面：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内会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2）资料方面：与会各国概况、与会各国与我国关系，各种专题资料（包括西伊里安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摩洛哥问题等）；（3）经济方面：有鉴于1954年5国总理公报中曾特别强调经济合作问题，与会各国在经济上有困难，想寻找出路，而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以所谓经济援助作为侵略的工具，因此，我们应在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作具体的准备；（4）新闻宣传方面；（5）宗教方面：由于与会各国不少是伊斯兰教国家，我应针对这一特点确定宣传原则，并准备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进行活动；（6）行政方面：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是否邀请我国参加，也应予以设想[10]。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科伦坡会议5个发起国，热情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复电，欣然接受邀请。

1955年4月4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充分讨论后通过了这些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该方案准备了亚非会议中的各项问题的方案，还提出争取设立亚非会议的常设机构，并争取亚非会议每隔两年开一次，下一次在印度举行。

该方案将亚非会议与会国家除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的国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甲、“和平中立”国家：印度、缅甸、印尼、阿富汗；乙、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埃及、苏丹、尼泊尔、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沙特、黄金海岸、柬埔寨、老挝和锡兰；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日本、泰国、菲律宾、土耳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动摇性，特别是乙、丙两类国家动摇性更大。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我们在会议中应该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国家。

该方案确定在会外有重点地对各类国家进行工作，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科伦坡国家外，其他重点国家是埃及和日本。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办法：对印度、印尼、缅甸等甲类国家，有关会议的各项问题应尽量争取同这些国家事先协商；对于埃及等乙类国家，争取同埃及和叙利亚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例如互设商务机构），同尼泊尔解决使节问题，同沙特解决朝圣问题；对于丙类国家中的日本，应争取解决贸易代表团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开展事务关系建立基础；对于泰国、菲律宾争取建立接触，产生一定影响；对于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促进他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接近，防止对日内瓦协议的进一步破坏。方案确定整个活动重点在于会外接触，通过会外接触来解释我们的立场并争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11]。

由于亚非会议是中国在没有苏联出席的情况下第一次出席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开好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有关部门还邀请了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等顾问进行座谈，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们讨论的问题大到会议的议程、会议的努力方向，小到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的着装[12]。

为了了解各国对召开亚非会议的态度，外交部电令各驻外使馆报回驻在国或驻在国邻近国家对于召开亚非会议的反映。报回的情况不仅包括会议发起国如印度、印尼、缅甸等，与会国如越南、巴基斯坦、黄金海岸（今加纳）等，还包括英国、瑞典、瑞士等国[13][14]。

此外，为了在万隆会议上使与会国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还准备了介绍新中国科研、教育、文字改革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各方面情况的资料[15]。

1955年4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4月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国政府为亚非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热情期待着万隆会议的到来。

三、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为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印度尼西亚万隆。次日，亚非会议隆重开幕。在这次为期7天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绕开险礁，取得最后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几乎所有的与会者。美国记者鲍大可说：“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不折服于他的个人品格，即使最强烈反对他的政敌也不例外”[16]（P67）。

总结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会内会外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与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展示了中国热爱和平的形象，表明中国愿意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做出努力的诚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后，亚洲的局势稍稍缓和之际，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并于1955年1月解放了一江山岛。不少国家不理解中国的举动，认为新中国是好战的，对亚洲局势的紧张负有责任。刚获得独立的亚洲各国，特别担心国家建设的成果会被可能爆发的战争毁于一旦，因此谋求局势的缓和是亚非会议的重要目标之一。亚非会议的与会国都很关心台湾地区的局势，他们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不了解。为了不使会议出现意见分歧，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先后11次同有关国家代表团代表坦率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7]（P106）。最著名的是他在8国代表团团长会晤时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的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7]（P134）周恩来的讲话震惊了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一致好评。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驻外使节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促成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注：例如缅甸总理吴努甚至提出要到台湾去劝说蒋介石，被中方告知这样做甚为不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中207—00018—01（1）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同八国代表团谈台湾问题的书面总结”，1955年5月27日。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专门拜会周恩来，表示愿意为中美谈判牵线搭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7—00015—02（1）卷，“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会见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谈话记录”，1955年4月25日。）。即使像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泰国的旺亲王和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这样一些强烈支持美国政策的人，也都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18]（P77）。2.强调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共同之处，与印尼签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并声明中国在华侨和宗教等问题上的立场，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惧。

由于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家在意识形态原因上的差异，加上以美国为首敌对势力的反共宣传，不少与会国家对中国心存疑惧。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中以及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都特意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反复强调中国和亚非各国共同遭受殖民侵略的历史，现在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一下拉近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距离。

当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有1200多万人，不少亚洲国家如菲律宾、缅甸、印度等都有华侨。印尼有209万华侨，在中国和印尼的双边关系中，华侨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周恩来总理在解释中国的华侨政策时说：“现在中国强起来了，有的国家就会从中挑拨，说你们这样的大国，有一千多万华侨呆在国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我们政府可以说明，我们绝不干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从消除误会、解除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17]（P136）1955年4月22日，中国和印尼签定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为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在为参加亚非会议做准备时，中国就注意到这次与会的不少是穆斯林国家。所以在组成代表团时，特意邀请了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为顾问。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声明“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6]（P466）这无疑有利于改善穆斯林国家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印象。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会和猜疑消除了。以亲美著称的黎巴嫩驻美国大使对周恩来总理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来一种亲密的关系”[19]（P16）。

印度舆论普遍赞扬中国在会上所起作用，认为周总理的发言合情合理，特别在与中、近东国家，与泰国、菲律宾诸国关系上解除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惧，获得很大收获[20]（P39）。

受亚非会议的影响，在外交活动中，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如中国驻印度使馆报回消息说：泰国公使在交际场合对我们态度较前亲近，除照例握手外，并作寒暄。叙利亚外长经过印度并举行招待会，叙公使特派人将请帖送到中国大使馆，特地说明这是有意相邀，不要误会是搞错了。沙特公使过去与中国外交人员关系较好，但不便公开表现，万隆会议期间对华友好态度明显友善，在公开场合赞扬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宗教信仰自由等[20]（P40）。

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已即刻显示出了成效。3.周恩来和与会各国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对后来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结识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说：“他（周恩来）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21]（P252—253）

西哈努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共进午餐的邀请。从第一次接触，西哈努克就清楚地感到，周恩来总理是要在两国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朋友关系。最让西哈努克感动的是，中国这个大国完全平等地对待小国的态度[22]（P42—43）。亚非会议上建立的友谊，促成西哈努克1956年2月出访中国。这年年底，周恩来也访问了柬埔寨。中国与柬埔寨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力排干扰，促成中柬1958年建交。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主动接近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进行了两次会谈。按日本的说法，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是日本参加万隆会议“最大的收获”[23]（P63），这也是战后中日两国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亚非会议后，高崎与周恩来的友谊逐步加深。高崎后来成为中日经贸交往的日方负责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总理与埃及总理纳赛尔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在仰光和万隆进行了会晤。纳赛尔向周恩来介绍了阿以分歧的由来及阿拉伯国家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增加了相互了解，并达成了先从贸易入手，互派商务代表机构，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为两国在一年后建交奠定了基础[24]（P104）。

周恩来与与会国领导人和代表团团长的个人接触让各国加深了对中国及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尤为重要的是，它直接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建交。

四、万隆会议后中国为发展同亚非国家关系继续努力

为了巩固亚非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继续发展同亚非各国的关系，1955年7月外交部向中央提出了《亚非会议后加强和开展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25]。这是一个非常详尽的方案，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与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草案提出要吸收亚非会议的经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开展对亚非国家的工作：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工作、宣传工作、研究工作并准备为开展对亚非国家工作所需的干部。

加强友好交往工作就是要发挥一切机构和组织的积极性来展开此项工作。不仅要与亚非国家之间进行政府高级代表团的互访，还要进行贸易、文化艺术代表团、专业代表团的互访，做好宗教方面的工作，对外友好、对外文化各部门应考虑从亚非国家邀请更多的有社会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个人来中国访问，甚至工会、妇联、青联等对外联络部门应根据争取亚非国家的方针，研究请客的办法。

为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宣传工作，主管国际宣传的部门应密切注意亚非国家的动向，对亚非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应适当地、及时地表示中国的态度，尽中国人民的责任，为亚非人民说话。国内有关部门应研究如何有计划、有系统地向亚非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进行对新中国外交、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等等方面的介绍。

此外，还要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内外政治动向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并应选择若干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悬而未决和经常出现的亚非问题，加以研究，例如果阿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等。

在进行以上几项工作的同时，要培养对亚非国家所需要的干部。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无法查到这些建议贯彻实行的细节情况。但万隆会议后掀起的中国外交史上第二次建交高潮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从万隆会议结束的1955年4月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同25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64年，同中国建交的49个国家中，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已占达30个，占绝大多数。这对后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放在第三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五、总结

万隆会议召开于朝鲜停战和日内瓦会议后，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经济之时。面对美国的敌视，中国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国际大环境。此时，亚非国家力量的发展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抓住万隆会议的契机，打开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外交新局面。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为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会外的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万隆会议不仅是亚非国家团结起来走向世界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突飞猛进，并对以后中国外交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6.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六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一、会议背景

亚洲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地区，而世界上1/3的人口集中在中国和印度。尽管亚洲各国文化和语言差异巨大，但都面临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困难和挑战。最严峻的问题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及其城市和工业化对资源和环境的需求，特别是对水资源的需求大量增加，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恶化。除人为因素外，亚洲季风气候使得该地区水问题更加复杂。寻求水资源科学管理的有效方法对于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关键作用。

在此背景下，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于2004年决定在中国召开一次主题为研讨亚洲发展中国家水资源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科学与水资源管理”国际会议（Hydrological Sciences for Managing Water Resources in the Asian Developing World），并得到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和中国水利部的支持。会议以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为主联合组织。该会议试图为各国各领域的水科学家提供一个广阔的学术和信息交流平台。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水文学家，这次会议都是一个加强联系和促进合作研究的很好机会，并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更有效的水管理。最终“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水科学与水资源管理”国际会议于2006年6月8—10日，在广州广东国际大酒店顺利召开，并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会议的语言为英语，大会开幕式和主题发言进行了同声翻译。

二、会议组织

本次会议以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为主组织，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广东省水利厅协助组织。本次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由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中心）主任陈晓宏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陈永勤教授共同担任，陈晓宏教授兼任会议秘书长。

中山大学领导和有关部门给予本次会议以极大的支持。黄达人校长出任本次会议名誉主席给予指导，并亲自邀请广东省相关领导出席会议致辞；刘美南副书记主持召开了会议筹备工作协调会、全程出席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并致辞；颜光美副校长亲临会场指导并在会议晚宴致辞；校长办公室侯志红副主任、黄毅老师在协调学校有关部门支持会议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侯志红副主任并于开幕式前亲临主会场检查会场布置；科技处、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宣传部、国际合作交流处、团委、校车队等多个部门给予本次会议许多实际的帮助；中大产业集团给予本次会议以经费上的支持。

该会议的国际主办单位有：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亚太地区水资源协会（APHW）、世界气象组织水文学委员会(WMO-CHy)、国际水文计划（UNESCO-IHP）、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环境及水资源研究会（ASCE-EWRI）、国际水利研究协会水资源管理分会（IAHR-WRM）、国际联合山地发展中心（ICIMOD）；国内主办单位有：中国水利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水利学会。合作组织单位有：IAHS中国国家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全球水伙伴、广州中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IHP中国国家委员会、广东省水利学会、广东省水文局、深圳市水务局、东莞市水利局。

这次盛会不仅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教授出席并致辞，而且国内外水资源领域的许多著名学者与会，大大提升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水平高。与会专家对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组织工作给与了高度评价。

本次会议参会人员共340人，分别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丹麦、新西兰、瑞典、挪威、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印度、伊朗、瓜特马拉、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尼泊尔、斯里兰卡、克罗地亚等国家以及香港地区32个国家和地区。

出席会议的国内外水科学领域著名学者主要有：IAHS主席Arthur Askew博士、IAHS 编辑及Hydrological Science Journal主编Z.W.Kundzewicz教授、Journal of Hydrological Engineering主编V.P.Singh教授、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执行主任及Water International主编Ben Dziegielewski教授、全球水系统项目

（GWSP）主席Charles Vorosmarty教授、刘昌明院士（IGU副主席）、汪集旸院士、王浩院士、夏军教授（IAHS、IWRA副主席）、郭生练教授（湖北副省长）、张仁铎教授（中山大学特聘教授）、黄国和教授（加拿大Regina大学教授）等。另有美国国家环保局、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以及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学者或代表参加了会议，美国Texas州立大学Texas GIS中心主任Benjamin Zhan教授、澳大利亚西澳大学Jorg Imberger教授、美国Cornell 大学的 Daniel P.Loucks教授和Mark B.Bain教授等著名专家出席会议。

三、会议议程

此次会议作为本年度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的重要学术活动，是近些年来国内召开的较大规模的水文水资源国际学术会议之一。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639篇，其中国外307篇；到会学者340人，其中国外102人，分别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2个主题报告和6个分会场报告以及安排了20余个论文展板，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肯定。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为这次会议的组织协调作出了重大贡献。

6月8日开幕式由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宏教授主持。水利部胡四一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炳南、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主席Arthur Askew等出席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在开幕式上致辞的还有：珠江水利委员会岳中明主任、广东省水利厅周日方厅长，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刘美南代表会议组织单位致欢迎词。

开幕式结束后随即进行会议主题报告，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主席Arthur Askew、IAHS 编辑及Hydrological Science Journal主编Z.W.Kundzewicz博士、Journal of Hydrological Engineering主编V.P.Singh教授、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执行主任及Water International主编Ben Dziegielewski教授、全球水系统项目（GWSP）主席Charles Vorosmarty教授、刘昌明院士（IGU副主席）、汪集旸院士、王浩院士、夏军教授（IAHS、IWRA副主席）、郭生练教授（湖北副省长）、张仁铎教授（中山大学特聘教授）、黄国和教授（加拿大Regina大学教授）等共做了12个主题报告。

6月9-10日的同时进行6个分会场报告，共有225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各与会代表及其参会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6个分会场报告主题分别是：

解决水问题的水文科学与技术、水文实践中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模型技术、水环境管理、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全球水系统项目研讨会分会场。

6月10日下午举行会议闭幕式，刘美南副书记代表组织单位致辞，陈晓宏教授做了会议简要总结和“珠江三角洲剧烈人类活动下的水文水资源特征变异”主题报告，随后采取开放式自由演说的形式，使得本次会议闭幕式热烈、特色鲜明而富有成果。会议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论文摘要已经以光盘形式发给各个与会代表，会议报告的电子文档及有关材料已经整理并存放在本次会议网站供国内外学者下载查阅。

四、会议论文出版

本次会议已经分别与IAHS 编辑及Hydrological Science Journal主编Z.W.Kundzewicz教授、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执行主任及Water International主编Ben Dziegielewski教授协商确定，会后挑选优秀会议论文出版IAHS红皮书（50篇，EI源刊）、Hydrological Science Journal（14篇，SCI源刊）、Water International（12篇，SCI源刊）各一期。如此丰富的论文成果也是近些年在国内召开的水文水资源国际学术会议中少有的。

五、与会专家如是说

此次广州水资源国际学术会议既为广东省水资源工作者与国内外水科学专家在水资源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有效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也为各位学者进一步了解广东水资源特征提供了机会。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为此次国际会议做出的巨大贡献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赞赏。会议气氛热烈，交流成果丰富。对广东、对全国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水文科学研究、水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本次会议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组织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从会议录用论文的质量、大会主题报告、分会场报告，到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后勤服务，与会者均给予

7.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银行业政策研究篇七

一、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缓慢的问题日益突出，原因在于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等改革不彻底。国际上的大商业银行大多是比较成熟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已经形成了科学的营运和管理制度。随着进入全球化发展，他们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参与竞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产权不明导致竞争力不足，难以与国外大银行竞争。所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全球化经济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的国有银行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市场，就必须严格按照国际金融标准来制定自身的组织管理模式，以达到融入全球化经济的目标，进而扩大自身企业的经营规模并逐渐成长为各方面都很符合标准的股份制企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大量资金的融入，给我国的银行业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国有银行就必须进行改制，与更多有潜力能够带领国有银行走出困境的企业建立更亲密的伙伴关系，具有更强的经营能力的股份制企业应运而生。同时，国有银行面对的不仅仅只是国际上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内的一些其他体质的金融机构也对他们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组成具有更强的经营能力的现代商业银行是刻不容缓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一系列国有银行实现整体上市，实现了产权明晰，以股份制商业银行身份参与到国际金融业，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竞争力。

二、金融全球化下银行业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高金融效率，但也给我国银行业的金融稳定和安全带来挑战。随着我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银行业将加快融入国际金融市场，面对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和挑战，必须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和高金融监管水平，建立现代化的进入监管体系来进行有效的银行金融监管、稳定我国银行金融秩序。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70%的存贷款市场，这说明我国银行业的垄断地位依然存在，央行对国有银行的“关注”过多，降低了金融效率，这背离了银行商业化道路。随着我国银行体制的完善，部分银行达到了上市要求且实现了上市。银行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对银行的运作与管理等金融行为负责，中央银行已不再干涉具体的银行内部管理事物，二是集中精力制定“游戏规则”和监督银行遵守金融规则。我国在加入WTO时曾承诺将调整金融监管方式，公布了利率市场化的计划时间表，这要求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化，既要保证我国银行金融的稳定发展，又要提高金融效率。近年来国内多个金融机构由于金融监管出现问题导致破产，这表明若不加强金融监管，很可能加剧金融风险，甚至出现金融危机。所以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和质量。

三、金融全球化下的货币政策取向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银行业向国际开放逐渐加深，这使得我国银行业对于国际经济宏观平衡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外部平衡。对外经济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差额是影响对外经济活动宏观均衡的主要因素，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和逆差都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金融全球化将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反馈、控制力、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外在约束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金融全球化对货币政策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对于货币政策的及时反馈具有积极意义，当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时，反应最快的是外资银行。

金融全球化对货币政策也有不利的一面，主要因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对外资银行开放将会削弱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体表现为：第一，我国对货币方面的政策控制力逐渐减小;第二，在我国货币政策方面，有效地掌握货币目标的中介能力降低;第三，其中的一部分执行货币政策手段的适用性降低;第四，外部对货币政策掌控越来越强。

为了避免货币政策不利的一面，应该建立合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当前，我国放宽了外汇管理，加强了外汇市场建设和推广，金融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美元利率稳步上升，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实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加强结构调整，保证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过程中能稳定发展。银行及相关的汇率工作部门要加强金融服务，提高外汇管理水平，为企业的稳定、快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和支持。企业自身要调整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以更好地适应汇率浮动及提高应对汇率变化的能力。

四、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行业的经济特点也存在差异，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建立信用风险的支持系统

通过对个人信用系统的建设来减小信用风险，这也是它主要的支持系统。对个人信用制度进行建设需要进行很多相关的制度建设，比如：个人的信用观念信用需要被重新建立、个人在银行的信用记录系统需要被完善、个人的存取款都要求是实名制的等。

在2000年前夕，由第三方操作进行的将个人金融方面的各种信息，尤其是个人的信用状况以及荣誉信息，从上海市的各个商业银行调集出来，并对其进行处理加工，最终存储起来作为个人的信用信息档案，以此来方便银行对个人信用等进行调查。截至到目前，上海市已成立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它将从很多政府部门收集所有市民的信用信息，在银行机构对个人贷款进行调查初期为其提供信息服务。

（二）建立信用风险的分散系统

个人贷款信用风险的分散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个人贷款保险和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而前者的有效开展又是后者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1. 保险

正如上面提到的，在许多发达国家，对个人贷款进行保险是分散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也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将个人贷款与保险公司的有关险种、产品组合起来运作，以期为我国银行分散个人贷款信用风险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2. 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由于个人贷款，特别是其中的个人消费贷款一般期限较长，造成商业银行短资长贷，一方面加大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使商业银行积累了较多的信用风险。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为了分散风险对长期个人贷款实行证券化，以达到分散风险、缩短授信时间的目的。我国商业银行也应借鉴这一做法，加快实现资产证券化进程。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WTO后的金融业不断开放, 国际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这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了机会和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机构带来的压力与挑战, 我国银行业在政策方面应进行改革和完善。分析了银行业在产权制度、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及信用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以应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银行业,政策

参考文献

[1]许传华.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银行业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J].金融与经济, 2005 (12) .

[2]陈培.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银行业改革[J].理论建设, 2005 (06) .

8.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八

会议审议通过了竞争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和工作规程，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官庆为竞争委员会主席，并选举产生了执行主席、副主席。

点评：国际商会（ICC）竞争委员会由来自40个国家的300多位工商界和法律界的竞争法专家组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竞争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逐步递增，在我国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转型升级和国家创新战略领域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工商界通过国际商会平台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出我们的主张，争取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使国际规则朝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对于维护我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姜增伟会长出席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市场营销与广告委员会成立会议

5月17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市场营销与广告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场营销与广告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贸促会和中国国际商会会长姜增伟表示，在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工商界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的竞争。市场营销与广告委员会是中国国际商会推进深化调整改革以来成立的第四个专业委员会，对我工商界通过国际商会平台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出我工商界主张，争取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使国际规则朝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于推动行业自律，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点评：国际商会市场营销与广告委员会由来自35个国家的150余位专家组成，主要工作为推广广告营销规则，研究推动此类规则实施的方法；推动各国广告营销行业自律；代表工商界向相关国际组织反映意见；跟随市场变化修订各项规则。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政策建议等。

市场营销与广告委员会的成立，就是要与国际广告、营销界全面对接，提高我国在国际广告和市场营销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促进中国企业市场营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将有效提升我企业的行业知名度和话语权，助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国际商会成立数字经济委员会，谋求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中国国际商会数字经济委员会5月11日在京成立。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真才基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姜增伟出席成立会议并致辞。他表示，成立数字经济委员会是时代所需，国家所需。随着我国互联网、电信和电子商务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深入参与数字经济规则制定，助力企业国际化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点评：数字经济委员会的使命是宣传推广并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和遵守ICC数字经济委员会国际规则，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促进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推荐中国专家参与ICC数字经济委员会相关工作，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做好储备；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规则制定，反映企业诉求，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出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在一些领域推动中国标准、规则走向世界，争取数字经济领域话语权。

中国贸促会搭建平台促进中多经贸交流

近日，由中国贸促会与多哥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的“中非产能合作—多哥推介会”在京举行，多哥政府机构代表团与80多家中国企业共同就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工业、农业、交通和通讯等领域探讨经贸合作商机。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尹宗华称，随着中非经贸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合作格局。多哥的区位优势明显，转口贸易、棉花、磷酸盐等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当前中国企业参与多哥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进程的意愿也较强，中多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

9.中国会议行业国家政策篇九

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

（2012年2月10日）

同志们：

新年伊始召开的第五次《湿地公约》履约委员会会议非常重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去年各项工作，研讨湿地保护的重大问题，谋划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推动湿地保护事业进一步发展。通过参加这次会议，能与各位见面和认识，感到很高兴。在此，我谨代表国家林业局，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湿地保护事业的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湿地保护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重点问题。国际社会已将湿地保护与气候安全、生物安全、水资源安全、人类健康、防灾减灾、社区可持续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功能受到高度重视。在刚刚结束的应对气候变化德班会议决定中，专门强调了湿地生态系统对缓解气候变化的作用，对国际河流及水资源利用，对重要湿地和水坝建设也更加关注。鄱阳湖保护就是一个例子。很显然，湿地保护的国际关注程度在提高，政治化趋向在加强。

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自2007年成立以来，在涉及湿地保护的重大问题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跨部门协调作用，形成了多部 1

门共同保护湿地的局面。湿地保护涉及多行业、多学科、多部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跨部门合作的办法推进湿地保护，这种模式也适用于中国，经国务院同意，2007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几年来，履约委员会开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共同参加《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研究大会有关议题形成对案、完成《中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报告》、指定国际重要湿地、妥善处理达赉湖和鄱阳湖等国际重要湿地的敏感问题，在编制湿地规划、推进湿地立法、加强湿地保护体系建设和宣传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全国湿地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各有关部门加强沟通、通力合作的结果。因此，跨部门合作推进我国湿地保护的做法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这种机制在湿地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履约委员会通过几年的运行，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应该在总结此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强化合作。合作的形式要进一步多样化，特别要加强联合调研，就一些重大问题共同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合作的内容要进一步突出重点，要针对全局性问题，包括在政策、立法、规划、重大项目、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相互沟通，加强配合。工作信息，也要及时交流，加强共享。

国家林业局作为履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和秘书处单位，在跨部门协调中将更好地发挥组织、协调、联络作用，主动与各成员单位沟通、联系，为大家做好服务。同时，请各成员单位继续支持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工作和履约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履约委员会的作用，全面推进我国湿地保护事业发展，为展现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