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热点前沿问题(共3篇)
1.人力资源管理热点前沿问题 篇一
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杨建华 姜方炳 尹鸽 发布时间: 2009-02-22 08:00 光明日报
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和谐社会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建设与社会质量研究。
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研究历来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新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也逐步形成。社会变迁及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会不会导致社会不同群体的对立和冲突,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总体上说,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
一般社会学的理论从古典学者那里开始,一直研究有限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变迁是如何实现的?社会成员如何为其生存和人类再生产获取资源?社会变迁理论就试图研究并确定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变迁,社会变迁的实体、动力、规律、单元、层面,社会变迁的初始动因、基本前提、一般形式、实际过程、具体途径等。社会变迁理论还试图研究、确定社会变迁的维度,如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制性,以及能够改变原有制度的外部和内部的变革力量,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近几年,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国家和区域发展、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增长收益的分享、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等。一些中青年学者还从新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如从社会分化与整合的角度、非常规行动视域、社会化小生产理论框架建构等研究分析了社会变迁及中国现代化问题。
2、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的特有机制
对这一论题的探讨,相关研究在理论取向和解释逻辑上呈现出基于不同学术范式背景的差异。学者李强引入国家政策变量分析它对分层机制的作用,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依次是“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落实具体的政策。李路路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由“决定性”转向“交易性”。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断裂”,同时,他还认为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成为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他学者则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规模、速度和流动机制等方面,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阶层分化机制并非如此简单。
3、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特征与社会功能
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部分即中间阶层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围绕中间阶层的理论界定、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存在与发展及其构成特征等问题展开的。学者李培林、张翼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但这个所谓中产阶级,学界目前认为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一些学者认为分层研究在对当前中国的现实进行解释时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例如,学者冯仕政就从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两种范式的内在逻辑出发,结合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的问题。
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目前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阶段。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在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
自觉”思想的引导下,有关建构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愈益明显。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坐标里如何挖掘、总结“中国经验”,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学研究涉及的重要论题。
1、社会学理论上“中国经验”的挖掘与总结
在学界,“中国经验”最初只是一些文化学者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提出来的。真正把“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则是社会学者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结果。李培林教授先后发表的《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等多篇重要论文,对这个概念的理论特性做了明确界定,对其历史内涵也做了系统阐释,并且通过分析中国经验与东亚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他社会学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特定领域出发,注重挖掘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知识元素。
2、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倡导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学术科学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的价值取向,其实质就是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通过这种研究,能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能检验、修改、补充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丰富国际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学者大都坚持认为,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要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必须创立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必须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为根本目的。这种价值取向保证了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在服务于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通过对社会现实迫切问题的思考或解决,结合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并围绕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实际需要而向前推进。
3、社会学研究方法上的反思与推进
社会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现阶段中国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还是通过译介的方式从西方引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往往落入西方理论的窠臼,比附现象较为普遍。但综观近几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的前沿已经推进到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社会事实”的认知问题、在认识论层面如何正确把握社会学研究实质的问题,以及方法论立场反思等领域。这种推进实际上是通过对目前社会学研究普遍采用的一些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反思来实现的。归纳起来,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上存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目前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仿效,忽略了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具体开展这种研究的过程中,确实不能把社会现象研究化约为自然现象研究。第二,深度访谈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在收集研究资料的同时展开对访谈对象的言语及其在访谈语境中有意无意地表露的行为的真实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为此,研究者需要暂时搁置自己的知识与立场,通过交谈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力,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与被访谈者相关的问题与事件的真相。第三,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用西方的理论尺度裁剪中国的具体经验事实,这容易使研究陷入情景误置的陷阱,跳出陷阱的途径之一是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和谐社会研究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我国社会学界对和谐社会研究便给予了极大关注,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探讨,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社会学者陈光金、吴忠民、周全德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围绕着和谐社会的界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及和谐社会研究的生长点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研究。
1、对和谐社会内涵及特征的理论界定
学者们认为,社会学界主要是从其内涵和特征两种角度对和谐社会进行理论界定。在内涵界定方面,如今社会学界已达成共识,即社会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其中人自身关系的和谐是其他两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在特征方面,学者们有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正有序、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完善、生活方式文明化、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等多种提法。从精神实质上看,所有这些提法与中央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相吻合的。
2、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必要性来说,学者们认为,我国社会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后已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期,如何防止拉美陷阱及杜绝苏东危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可能性而论,陆学艺强调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政府与公共社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加强,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价值理念已逐步被融入社会决策主流,和谐社会将逐步从一个理论上的蓝图演变为生活中的现实。
3、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略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社会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滞后、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这三者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对此,李强、陆学艺、周晓虹等学者主张以构造合理社会结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作为手段,去化解和消除那些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负面因素。具体地讲,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调节好收入分配、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升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等等。
4、和谐社会研究的生长点
学者们认为,由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战略任务和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可以肯定,和谐社会研究将会在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一门“显学”。就目前来看,和谐社会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包括这样一些方面: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社会公正研究,社会管理研究,社会阶层研究,社会流动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社会组织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政策研究,民意表达机制研究,社会基本价值观研究,等等。
社会组织与社会政策研究
1、社会组织研究
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政权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而言的,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重要依托;对其进行恰当的社会定位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诞生了各类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理论和实务研究异常活跃。相关学者除了继续探讨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等问题之外,还针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定位和功能展开具体研究。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是对国家社会管理的参与,起着在国家与公民之间传承社会政策、反映公民意见和需要的传导机制作用,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各种专业协会,一直是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
2、社会政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应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经过多年的探索,社会政策“摆脱了被动应付矛盾和问题的阶段,步入了在矛盾凸显的发展阶段而能引致和谐的佳境”,创造了在矛盾凸显中引致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包括应用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两大领域。
应用社会政策研究是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应用社会政策研究关注面更为开阔,分析视角也渐趋多维化。传统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向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多领域拓展;政策过程、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经济发展等都成为社会政策分析的重要视角。另外,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事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也是近两年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核心问题是这些领域是否应当市场化,应当如何理解近年来这些领域出现的种种弊端。目前学界还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但总体说来,中国社会事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应当是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确保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
社会政策理论研究聚焦于社会政策范式与社会政策性质解释两个方面。关于社会政策的范式,资产建设成为主要的思考方向。关于这一点学界总体说来有两种观点:一是应将社会政策看成一种社会投资行为,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精髓;二是中国需要借鉴国际上资产建设型社会政策理论,以公共援助促进人们尤其是农民及其组织和社区形成并扩大其资产。关于社会政策性质的理论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取向:或者从文化和阶层视角进行社会性探讨,或者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功能性研究,等等。这些探讨丰富和拓宽了社会政策的理论思考和理论研究的方向。
社会建设与社会质量研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并把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把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其中“一位”,这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目前学界对社会建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1、社会建设的理论思想
学界在对社会建设的内涵与内容、原则与目的探讨上,普遍认为社会建设是从社会所处的现实发展阶段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主体由政府、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及公民构成,其原则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目标是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其内容包含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建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9个方面。
2、社会建设的实践进程
社会建设实践包括多个方面,其中,近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中央政府先后实施的一系列支农惠农举措不仅对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界对与新时期农村建设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社会资本、文化传统、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大关系上,即城乡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社会质量虽然与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的研究紧密相关,甚至只是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质量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有所涉足。但是,从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关注度来说,2004年以前有关社会质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有所涉及的也大都是经济学界的学者。但是,从2004年开始,社会质量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社会质量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2.人力资源管理热点前沿问题 篇二
一、应用语言学内涵研究
齐沪扬、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 (2004) 中认为:“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在各方面的应用以及各有关实际领域的学问的统称, 即指语言学知识和研究成果所应用的一切领域和方面, 应用语言学所关心的是如何应用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成果来阐释其他应用领域所遇到的跟语言有关的问题。由此可见,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跟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所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 中国语言学界关于“应用语言学”内涵的看法, 大致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狭义的应用语言学, 最初指语言教学 (包括母语教学、外语教学、双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 , 具体说来, 就是指语言学研究成果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指语言研究成果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 包括语言教学、翻译、词典编纂、人工智能等的应用研究;特别是把诸如实验语音学、计算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自然科学色彩浓厚的分支学科纳入了应用语言的领域, 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型学科。如果为“应用语言学”下定义, 当然要采用广义的概念, 那就是———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一门年轻而有远大发展前途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二、应用语言学理论问题研究
“应用语言学”这一名词的最早提出者波兰语言学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就认为, 应用语言学是相对于理论语言学而言的, 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应用语言学家科德一生都坚持认为:“应用语言学是一种活动, 不是理论研究, 而是把理论研究的成果付诸运用。”按照科德的说法, 应用语言学本身不是一门科学, 而是以“纯语言学”为基础的技术。因而国内有部学者觉得似乎有必要建立起这一学科自身的理论框架。因为一门学科若没有自身的理论, 应用起来就必然是一种低水平层次的, 况且称之为“学”, 必然需要建立起一套理论来支撑自己的学科体系。冯志伟先生曾经指出:“应用语言学正是在语言学与其他各个学科的交接点上发展起来的, 绝不只是把现成的语言知识或语言理论拿过来应用一番。研究应用语言学必须从应用着眼, 在语言学跟其他学科的交接点上下功夫, 分析语言和语言学应用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从中探求其一般原则、方法和规律, 以建立科学的体系, 由此产生应用语言学自己的理论。”以于根元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语言学者, 大力倡导建立应用语言学自己的理论, 提出了如交际理论、动态理论、中介理论、层次理论、潜显理论、人文性理论等一系列的应用语言学理论。
三、应用语言学研究现状
1、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末, 中国语言学界发生了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件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已把应用语言学列进中国语言学领域。这意味着国家有关权威部门认可了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不仅仅限于第二语言教学, 其主要部分还包括了中文信息处理、一般语言教学和语言社会应用研究。这就为培养应用语言学的高级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2、文化语言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 论述语言与文化的著作大量涌现, 1985年开始提出并形成了“文化语言学”。在这个研究领域, 主要代表性论著是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 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 曲彦斌主编的《中国民俗语言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 邵敬敏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 (语文出版社, 1995) 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对语言的人文性研究, 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流。
四、应用语言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它的研究范围必然有着不断扩大和变化的趋势, 实践对其提出的问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显得更突出, 研究者们要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 相关学科知识的缺乏已严重制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目前, 许多对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感兴趣的英语工作者和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常会因为自己的汉语功底不尽人意而感到力不从心, 而汉语研究者多会因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太高而远离这个领域, 因此新兴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3.人力资源管理热点前沿问题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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