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13篇）

1.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一

一、文献综述

通过研读现有文献发现,关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包括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动理论,在其研究的基础上,Peneder( 2002) 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将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变为现实。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理论明确指出不同部门间对技术结构和产品的需求具有内在关联关系,因此,优先发展会促进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率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而且关联度越高波及效应越大,从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大。周辉( 2008 ) 、王辉( 2014) 、苏建军和徐璋勇( 2014) 等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带动经济增长,相应的经济增长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李东军等( 2013) 运用因果检验和偏离份额法对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现有多数文献的研究均表明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江苏省1999—2013 年13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来描述江苏省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构造面板VAR模型,运用面板单位根、面板VAR模型GMM估计及方差分解法实证检验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进一步揭示江苏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为江苏省在新常态下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1999—2013 年江苏省1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来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保证研究数据的连贯性,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9—2013 年。为研究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本文在各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设定如下一阶面板VAR方程:

模型( 1) 中yit为经济增长( JJZ) 、产业结构合理化( CSR) 、产业结构高级化( CSA) 、三个变量的向量,为反映市级层面的固定效应,αi表示个体的异质性,γt表示年度效应向量,μit为随机扰动项。

( 二) 指标选取

经济增长( JJZ) 描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一般用GDP总量或人均GDP指标进行衡量。本文采用江苏省各辖市GDP总量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指标,并用1999 年的不变价格对各年产出进行缩减。

产业结构升级分别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 CSR) 是指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借鉴干春晖等( 2011)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方法:

式( 2) 中Y表示总产值,Yi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L表示总就业人数,Li为第i产业的就业人数,n为产业数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值( CSR) 越小,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当CSR > 0 时,表明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状态。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CSA) 的测度,较多采用付凌晖( 2010) 构建的Moore结构变化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先以三大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分量构造向量X0= ( x1,0,x2,0,x3,0) ,接着分别计算X0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X1= ( 1,0,0) ,X2= ( 1,0,0) ,X3=( 1,0,0) 的夹角 θ1,θ2,θ3;

最后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值CSA计算公式

产业结构高级化( CSA) 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变化速率越大,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角度。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一) 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LLC方法完成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

注: 表中*、**、***分别表示在10% 、5% 、1% 水平下显著,下同。

由表1 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水平值均未显著通过检验,即各变量的水平值均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均在5% 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因此,各变量为一阶单整过程。

( 二) 面板VAR模型GMM估计

本文运用截面均值差分来去掉年效应,使用向前均值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 所示。

注: 括号内数字表示GMM估计系数的T检验值。

从表2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在经济增长( JJZ) 作为依赖变量时,JJZ滞后一期和二期对自身的影响是正向的,系数分别为1. 321 和0. 518,且均通过了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苏省的经济增长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CSR的滞后一期和二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CSR对JJZ无明显影响,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未能有效拉动区域经济增长,造成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在短时期内没有显著关系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三大产业的协调性依然不强,产业间的耦合质量不高,未能显著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CSA滞后一期和二期对EDY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5% 水平下显著,系数分别为0. 421、0. 723,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明显,且随时间的推移作用越来越强,反映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资源和要素由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后推进经济快速增长。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9—2013 年江苏省13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VAR模型对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增长滞后一期和二期对自身的影响是正向的,表明江苏省的经济增长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无明显影响,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未能有效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高级化滞后一期和二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明显,且随时间的推移作用越来越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充分发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信息优势,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产业优势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 第二,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第二产业要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高技术积累水平,由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同时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将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作为主导力量,不断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第三,要加快第三产业服务模式的创新,将第三产业作为第一、二产业的融合点,积极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使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化发展。第四,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区域及行业间的壁垒,鼓励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资源向苏北欠发达地区流动,同时要建立健全全省各个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机制。

摘要：利用江苏省13个市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构建面板VAR模型的基础上,对各市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面板VAR

参考文献

[1]Peneder M.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 in:WIFO[Z].Working Paper,2002.

[2]周辉.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27-31.

[3]王辉.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16):138-140.

[4]苏建军,徐璋勇.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4(2):139-147.

2.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二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运用Commoner模型及LMDI分解法计算出江苏省资源环境的三大影响因素的影响累积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总量的增长加剧了资源消耗量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加重，而技术进步则减少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最后给出了保持江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降低环境污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资源环境；Commoner模型；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07.008

1 前言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经济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江苏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迫在眉睫，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必然成为了重中之重。本文通过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得出了江苏省近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现状，借此探索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 江苏省资源环境分析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以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为标志，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江苏省人口保持极为缓慢增长的同时，其能源消耗量却大大的提高了，当然这也为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好处，由图1可知，江苏省的不变价GDP连年大幅增长，从2005年的18272.12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49964.15亿元，每年的GDP增长率均超过10%。

由此可见，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工业碳排放量严重、工业“三废”排放严重等问题。尽管近年来对江苏各地的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强，使得部分资源环境有所好转，但先天环境条件不足，加上长期以来的污染和破坏，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由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最大，且仍有增长的趋势，从2005年到2011年工业碳排放量持续增长，从原来的3911.67万吨增长到4847.30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较为稳定且呈缓慢减少的趋势，由2005年的131.2万吨减少为2014年的87.02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也大幅减少，从2005年的29.6亿吨到2014年的20.49亿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相较于前两种工业“三废”，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却连年增长，从2005年的5757万吨到2013年的11443.77万吨，2014年有所改善。

3 Commoner模型介绍及数据来源

3.1 Commoner分解模型

Commoner（1972）认为环境质量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1）人口增长因素，它主要由人口总规模进行反映；（2）经济增长因素，主要由人均产值进行反映；（3）技术进步因素，主要由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进行反映。

即：污染物的排放数量一人口×（产量/人口）×（污染物排放量/产量），具体表示为：

（1）上式中，I表示污染排放量，P表示总人口，G表示GDP。方程右边第一项表示经济规模效应，第二项表示人口增长效应，第三项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基于（1）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会有三种结果：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正值，则表明该要素增加了环境压力；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负值，则表明该要素减少了环境压力，有利于协调发展；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零，则表明该要素不产生环境压力。

在Commone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对数权重平均分解法（LMDI）对上述三种要素进行分析。LMDI分解法是完全的分解方法，不会产生残差，而且乘法和加法两种分解形式易于转换，选择任何一种都是无差异的，本文采用加法形式。具体如下：

I=E×P×C （2）

其中，E表示经济规模效应，P表示人口增长效应，C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3）

（4）

式（3）中，为污染排放从年的变化，为年的污染排放量，为O年的污染排放量。为经济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人口增长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技术进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式（4）中的表示各因素变化对污染排放变化的效应值。

根据Ang的LMDI分解方法，可将式（3）右边的各项表示为：（5）（6）（7）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江苏省2005～2014年时间段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其中，GDP、人口、能源消耗量、工业三废等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江苏统计年鉴》，工业碳排放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消费量的数据，根据表1的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转化系数计算而得。GDP根据《江苏统计年鉴》中的不变价转换指数转换为2005年不变价GDP。

4 资源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离不开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在研究人类各项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程度中，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是影响资源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着重从上述三个因素来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研究。

根据前文所获得的数据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污染排放的贡献量，具体结果见表2。

4.1 经济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表2可知，2006～2014年江苏省经济规模增长效应都是正值，并且逐年上升，可见经济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消耗量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

4.2 人口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人口的增长必然要求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才能维持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界限。图1表明，江苏省人口总量控制得相当不错，但是人口的增长贡献了均值为8589.79万吨环境污染。可见，人口规模的增大加重了江苏省的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但它并非主导作用。

4.3 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影响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技术进步效应在2006到2014九年中是负值，表明在这九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减缓了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压力，该时期的技术进步从整体上来说属于“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别是在2013、2014年，技术进步效应分别达到-318539.20万吨及-34784.71万吨，说明这两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对改善该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起到了主导型作用。

5 结论

本文通过江苏省2005～2014年人口、GDP、污染排放等指标的计算发现，江苏省的经济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均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压力，而技术进步则减少了环境压力。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加大了对工业废水的处理力度和措施，而废气、固体废物的处理技术还需进一步加强。为了实现江苏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需做到：

3.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三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掀起了对经济学范式研宄的热潮，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范式结构也发生了演变和转换，范式结构作为科学的共同体，具有其独特的理论模型，西方经济学的最核心的内容是观念范式，它是稳定不变的界定、思维等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也发生了转变。因此，必须对其结构和演变进行分析，从而探索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规律。

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既是广泛的概念又是经济内容，包含着大量的经济问题和资料，本文所研宄的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一部分。随着资本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出现了范式理论。从系统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系统，主要包含方法规则、观念范式和基础假设三个方面。

西方经济学范式主要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它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在按照范式进行专业活动，范式是一个科学的专业，依赖于学科理论的模型[1]。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在经济领域范围内，人们对范式结构和范围进行判断。在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中，观念范式是最核心的内容，而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则属于外围。当然，范式结构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比如，理性经济人观念和制度文化观念则在非主流学派和主流学派有一定的区别。同时，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还包含总收入和需求等内容，所以通过范式结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地论证。

二、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形式

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存在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会出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继而出现新的范式结构。西方经济学范式存在几种运动形式。首先，对已有范式的继承，继承的内容包含经济人的.核心硬核和调整保护带等。同时，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也就是帕累托最优；其次，张伯伦和罗宾逊在经济人硬核的基础上，对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假设进行修改，开创了产权经济学新领域。在厂商理论中，对企业物质要素生产和技术的关系予以假设，但在现代契约理论的作用下，将成本交易为前提，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不断完善现实方面内容。1947年西蒙提出，对于经济学理论，应该将焦点放在人的社会行为理论方面和非理论的界限，而且把完全理性修改为有限理性；最后，范式运动指的是在经济学不同学派理论下，对新经济学框架体系予以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若干个研宄范式理论体系，它们之间需要相互调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都包含市场经济原理，通过对收入再分配的改革，并提出边际效用论和节欲论、供求论等理论，从而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加以完善，然后将效用价值偏重需求分析和客观价值论篇重供给分析作为生产成本的核心理论，使得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到有效创新。

三、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

1.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对于前期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而言，范式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所以在这时期，思想家们通过直觉和生活经验对经济问题予以分析和判断，但欠缺系统的分析范式。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能够为经济学范式所支配，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系统。到亚当?斯密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已经发展到巩固时期，然后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西方经济学的研宄到了发展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核心是客观价值论，通过范式逻辑，出现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现象，而且形成货币数量论和两分法，构成系统性的古典经济学体系。1870年，边际革命的核心是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理论，并在经济分析中引入数学方法，通过价值论和分配论，从而实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古典分析范式向现代分析范式的转换。

2.P恩斯经济时代

随着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凯恩斯革命是时代的产物。在大萧条的经济环境下，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威胁，西方经济学的复兴，必须对原有的基本前提假设予以修正，从而实现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凯恩斯革命修正的只是与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相抵触的部分基本前提假设，对西方经济学的硬核并未造成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期，但之后呈现衰落；70年代，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凯恩斯对此感受到不知所措，正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存在双重困境下，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批评国家干预主义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作用，提出单一规律货币供给政策，完善市场机制，从而平衡市场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时代

自以来，全球处于经济危机时期，西方经济学范式也存在危机，明斯基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融合了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观点，证明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进入了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在现实交易过程中，人们很难对每一个措施产生的结果予以正确地了解和预测，而是通过主观判断来决策通过坚持完美市场和经济人基本假设，进而消除经济危机。因此，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必须发生改变，进而适应时代的要求。通过对政治和制度的不断调整，优化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使得经济体制具有稳定性，从而确保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4.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四

介绍了车身设计中利用先进计算机模拟软件进行模拟分析的重要性.以某型号车门为研究对象,在相同加载情况下,分析了车门关闭和开启状态下的`性能.探讨了车门在这两种状态下的能量平衡、门锁处Z向位移以及车门内板应力分布情况.进行模拟分析之后,发现车门变形较大,门板角落处存在应力集中,在铰链处应力集中比较严重.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为新车型的开发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作 者：梁亮 韩立强 邵扬 岳晓峰 LIANG Liang HAN Li-qiang SHAO Yang YUE Xiao-feng 作者单位：梁亮,LIANG Liang(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130033;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

韩立强,HAN Li-qiang(长春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长春,130012)

邵扬,SHAO Yang(长春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长春,130012)

岳晓峰,YUE Xiao-feng(长春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长春,130012)

5.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五

在凯恩斯学派增长模型框架下，当引入流动性来考察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时，只考虑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效果是必要的。

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主要了取决于公债发行的类型。在用长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提高了消费，但降低了投资。因此，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既有扩张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但对投资，对消费也有扩张性作用。在不考虑流动性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长率和支出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若引入流动性效应，公债融资强化了对支出增长率的降低作用。

6.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六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农业经济

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为土地、劳动力和技术,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投入增加的有限性,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江苏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针对性地发挥苏南、苏中、苏北各地区农业优势至关重要。现阶段,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国家“十三五”规划及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要求。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的途径,例如基于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或者规模化扩张等。因此,本文聚焦研究新世纪江苏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对江苏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比其他投入要素的贡献,同时进行苏南、苏中、苏北区域的差异分析,发挥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实现江苏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文献综述

目前,对我国及其各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法包括参数及非参数两种方法[1]。由于DEA方法不需要假定事先具体的函数形式,比较适合多种投入、多种产出的生产系统,因此使用DEA的研究相对更多。陈卫平[2]18-23、李谷成[3]60-68均使用非参数方法研究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纵向变动及横向区域差异,且最终观点上基本一致,即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年均增长的,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基本上都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下降同时存在着。潘丹等[4]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区域差异方面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东部,其次是中部,最后是西部。杜江[5]使用改进的非参数方法研究了我国农业农业全要素,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东部,最慢的是中部。另外,赵文等[6]使用索罗余值法等方法重新研究了建国初期到2009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认为中国农业TFP增长并不快,农业增长实际上主要由投入增长带动。

已有文献中,对全要素生产率中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及其他投入要素,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具体分析尚少有研究,因此,本文在研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分解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比较分析劳动力及资本等投入要素对江苏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于现有文献大都是研究2006年前的中国农业TFP,且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本文不再重复,而是以新世纪2000—2014年江苏省农业的相关投入产出数据研究该14年间的农业TFP及其贡献。

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2.1 农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本文采用基于DEA的非参数方法测算Malmquist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研究江苏省13个地级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改进,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对江苏省农业生产的影响。将江苏每个地级市的农业生产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然后将其放于相同的技术水平下,构造每个时期江苏省农业生产的最佳前沿面,最佳前沿面是评价判断各地级市生产决策单元生产效率状态的基本标准;然后将每个地级市决策单元的农业生产点位置与农业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处于前沿面上的地级市单元的农业生产是最佳效率的,而处于前沿面内的地级市单元的农业生产则是技术非效率的[7,8]。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t,把单个地级市农业生产单元的实际生产点与农业生产最佳前沿面上的映射点进行对比,从而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分解成为农业技术进步指数(TP)和农业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具体如下:

其中,TFP、TP、EC的值若大于1,则分别表示从t期到t+1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技术进步了和技术效率改进了;反之则相反。技术进步指数TP代表了技术创新的结果,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则代表了对前沿技术的适应性。

2.2 生产函数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Kumar等以及Los等为代表的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追赶(技术效率)和投入要素积累三部分的研究[9],将技术变化、效率变化、资本和劳动引入农业生产模型中,构建农业生产函数模型:

其中:TP与EC未取对数是因其本身就是增长率形式;下标i和t分别表示农业生产区域和时间;Y代表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TP代表技术变化指数;EC代表效率变化指数;L代表农业劳动力投入(万人);A代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3hm2);M代表农业机械总动力(104k W);F代表化肥施用量(104t);β0为不随个体变化的截距;β为待估参数;v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该模型从生产角度出发,将技术变化、效率变化、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投入引入农业生产函数模型中,着重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对不同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并与其他投入要素进行比较。具体分析时,将江苏省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3个区域,对该3个区域分别研究,进行区域差异分析。

2.3 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的数据是江苏省2000—2014年13个地级市的农业投入和产出数据,在实际测算过程中,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具体模型变量的界定如下:

第一,模型(1)中涉及到的农业投入产出变量。农业投入变量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其中不包括役畜投入是因为新世纪江苏省已很少有役畜用于农业生产了。(1)劳动投入,用乡村年底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来计算。(2)土地投入,以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来计算,因本文研究的是大农业,包括农林牧渔,所以还应包括水产养殖面积,更为合理。(3)机械动力投入,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计算。(4)化肥投入,以化肥施用量的折纯量计算[10]。以上变量选取的过程中,为剔除不同年份价格变化的影响,均采用实物量指标,农业产出变量以2000年不变价格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进行计算。

第二,模型(2)中涉及到的各种投入要素计算。根据农业生产实际及《江苏统计年鉴》数据的可获得性,该模型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主要包括上述的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机械动力投入和化肥投入。该模型按苏南、苏中、苏北3个区域分别进行研究。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江苏省总体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的变化

江苏总体层次上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分解构成的变化如表1和图1所示。

注:M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TP指技术进步指数,EC指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同

从整体的时间动态变化来看,2001—2014年新世纪江苏省农业TFP增长较快。如表1所示,在2000年到2014年的15年期间内,江苏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约为8.4%。与其他类似研究对比来看,陈卫平[2]18-23研究的我国农业TFP在1991—2003年间年均增长率2.59%,李谷成[3]60-68认为中国农业TFP在1978—2010年年均增长5.66%。研究时间维度上的扩展对比分析表明,本文测算出江苏省农业8.37%的增长率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说明在21世纪江苏省农业TFP增长较为显著,体现了农业TFP在江苏省农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从构成上看,江苏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2000—2014年,江苏省农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10.55%,而农业技术效率年均下降1.78%。这期间,农业技术进步只在2003年小于1,而其他任何年份均大于1,即农业技术是进步的;而农业技术效率仅在2004、2008和2010年3个年份是大于1的,其它年份均小于1,即农业技术效率是下降。从研究的时间维度上来看,本研究结果与前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还是具有可比性和可靠性的。这种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损失同时存在的现象说明,新世纪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体系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在现有农业前沿技术的适应性方面还不够,因此,将来更需要重视前沿技术的适应,即技术效率的提高。

3.2 江苏省农业年均TFP增长及其构成的空间分布

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2000—2014年期间,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3个区域内13个市的农业TFP增长全部是正增长的,但3个区域增长差异较明显:最高的是苏南,年均增长率为12.68%;其次是苏中,年均增长率为6.59%;最低的是苏北,年均增长率仅为5.95%。总的来看,在13个市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前5名的:都位于苏南地区,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南京市,年均增长率为15.51%;而年均增长率在倒数5位中有4个市处于苏北地区,其中增长最慢的是淮安市,年均增长率为4.09%。可见,江苏省内农业TFP增长的区域分布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11],亦即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TFP增长较高,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则TFP增长较低。

从2000—2014年期间年均农业TFP构成上看,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3个区域的TFP增长均主要靠技术进步,其中只有苏南实现了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共同增长的局面。江苏省13个市中9个市(主要集中在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损失共存,其农业技术效率状态的持续降低抵消了农业前沿技术进步为TFP增长所作的贡献。第一,农业技术进步排在前2位的是南京市和苏州市,年均增长率均达12.5%以上,农业技术进步排在最后2位的是南通市和盐城市,年均增长率分别是7.71%和9.0%。第二,农业技术效率增长的只有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及镇江市,且呈微小上升趋势,其他9个市的技术效率均为下降的。综上,从促进农业TFP增长角度来看,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和镇江市的“双驱动”模式应是未来江苏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也应成为江苏农业发展尤其是苏中和苏北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即在促进农业前沿技术进步时,努力推进各种前沿技术的推广应用,以避免现存技术资源的浪费,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

3.3 农业技术进步及效率变化对江苏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表3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研究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江苏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依据Hausman检验,苏中更适合随机效应模型,苏南和苏北更适合固定效应模型。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生产效应方面的分析。表3中,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其中,苏中地区技术效率贡献更大,说明技术效率的提高能够较大增加其农业总产值,这与上述分析一致,即2010年后苏北技术效率的提高优于苏中,苏中应着力提高农业技术效率。苏南地区技术效率回归系数为正,而技术进步回归系数为负,技术效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后者则不显著,说明苏南地区的技术效率提高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对其农业经济增长已不再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3个地区在农业生产中都加大了农业科技投入力度,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其中,苏南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快,更应着重加强其消化吸收能力;而苏中和苏北地区则既要提高农业技术进步,也要提高当地消化新技术的能力,以促进农业的集约式增长。

以劳动、机械和化肥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对江苏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并不一致。机械动力投入(M)显著地和3个地区的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表明机械动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江苏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然而,劳动投入(L)和3个地区的农业总产值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投入对3个地区的农业总产值没有推动作用,反而产生了负向作用。出现这一结果可能与江苏省农业劳动力过剩相关,需要进一步解放农业劳动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化肥投入(F)显著地和苏南农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苏中及苏北地区不显著,表明苏南地区化肥投入过量,化肥投入对苏南农业总产值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而对苏中和苏北没有显著性的关系。

总体而言,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和机械动力投入对江苏省农业总产值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劳动投入和化肥投入对江苏苏南农业总产值具有负向制约作用。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江苏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目前还不及机械动力投入要素,这表明虽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江苏农业发展,但是机械动力投入仍是江苏农业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区别,以往研究认为中国农业的增长仍然是靠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本文研究认为主要是靠资本中的机械动力的投入而不是化肥投入。就研究来看,江苏省农业中的化肥投入已过量,并已产生了负向作用,对此,长远来看,实现江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仍须依靠高新技术的开发及推广使用,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运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0—2014年的农业数据,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定了江苏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及其分解,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对农业增长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认为:

第一,江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2014年间经历了较快速的增长,均年增长为8.3%。从农业TFP构成上看,增长来源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10.3%,同时技术效率年均下降率为1.9%。这种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下降的同时存在,表明新世纪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体系在农业科研技术创新方面较为成功,但在农业前沿技术的适应方面还有不足。

第二,江苏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较明显。其中,苏南、苏中、苏北3个区域的13个市在2000—2014年期间农业TFP全部是正增长的,但3个区域增长差异较明显:最高的是苏南,年均增长率为12.6%;其次是苏中,年均增长率为6.6%;最低的是苏北,年均增长率为5.8%。这表明农业TFP增长的高低会受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业TFP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从2000—2014年期间江苏省年均农业TFP构成上看,苏南、苏中、苏北3个区域的TFP增长均主要靠技术进步,其中只有苏南实现了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共同增长。

第三,生产效应分析。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苏中地区最为明显,而苏南地区则是技术效率显著促进农业增长但技术进步未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四,以劳动、机械和化肥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对江苏农业生产的影响不一致。机械动力投入对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农业生产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劳动力投入余3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化肥投入(F)和苏南农业生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苏中及苏北地区影响不显著。整体上,劳动及化肥投入过量阻碍着江苏省农业经济的增长。

4.2 启示

第一,依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江苏农业可持续发展。在新世纪尤其需要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推进江苏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江苏省不同地区提高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或技术效率的侧重点不同。苏南应着重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而苏中和苏北,既要促进农业前沿技术进步,也要努力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在促进农业TFP增长方面,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和镇江市的“双驱动”模式是未来江苏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式,应成为江苏省农业发展尤其是苏中和苏北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三,优化资源配置,合理组织农业生产中的要素投入。虽然未来江苏省农业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途径在于生产率提高,但资本类要素的贡献仍不可或缺;但苏南地区应注意控制农业化肥投入;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都需要进一步解放农业劳动力,加大农业机械技术的开发与推广等,以释放农业劳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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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育琴,冯中朝,李谷成,等.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效率改进与农产品出口贸易——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4(2):3-9

[10]刘战伟.碳排放约束下河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J].浙江农业学报,2014,26(4):1031-1036

7.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七

[关键词] 产业结构变动 灰色理论 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全面而迅速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中可能会出现某些部门增长平台和产业增长平台，以支持该部门和该产业的快速增长。

二、产业结构变动的灰色相关度分析

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程度较高，即可谓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个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意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本文将灰色关联度分析运用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分析上，希望从中找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以近五年的GDP为参考数列；以近五年三次产业（）增加值为比较数列，；以2001年数据为基准点，将各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的方法是将每年的GDP和第产业的增加值除以2001年的GDP和第产业的增加值，得出的结果就是无量纲化后的数据。

2.计算无量纲化后比较数列对应参考数列的参数。计算公式为

3.计算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的关联系数；对于参考数列有三个比较数列。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即曲线中的各点）的相关系数可由下列公式算出：

其中，为分辨系数，,一般。

4.求关联度。因为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期的关联度值，所以它的数不止一个，而信息过于分散不便于进行整体性比较。因此，有必要将各个时刻的关联度系数集中为一个值，也就是求其平均值，作为比较数列为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的数量表示，关联度公式如下：

求得比较数列对参数数列的关联度：

对的关联度：對的关联度：

对的关联度：

由此数据可见：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相关度最高，达0.9096;第三产业次之，为0.8496，第一产业最小为0.6833。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都比较大。可见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

三、对策建议

由上述的经济计量的指标分析可知，在的整体经济中能最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的是第二产业， 结合具体情况，若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优化提升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强化第一产业”的“二三一”的产业发展指导思想。

1.加快工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实现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调整，加快贫困地区的工业的发展，构造新兴产业群，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型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全面提升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地区，大都是服务型的。对于辽第三产业而言，对经济的拉动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应立足于增强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和聚散辐射能力，把商贸、金融、旅游、咨询等作为其重点，坚持“大贸易、大流通、大市场”战略，规划发展商业中心，逐步形成 “商贸走廊”和多层次的商贸网络。进一步调整商贸结构，组建一批大型的综合商场、超级市场、配送中心、连锁店等现代流通形式。建立健全国有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

3.走现代集约化生态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集约化生态农业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调整结构、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依靠科技增加资源产出率，带领广大农村居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发展集约化生态农业，必然要以农业产业为依托，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这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并加速城镇化建设进程，在稳步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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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国平曾跃群:产业结构变动与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9）

[3]胡晓鹏: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联动效应探析.工业经济研究，2003（6）

[4]胡燕:深圳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价值工程，2005（6）

[5] 徐冬林: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2）

[6]胡琦: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学研究，2004（5）

8.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八

——有感于沅江天成国际大酒店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沅江作为一个只有80万人的县级城市，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是没有绝对优势的，其软肋就是交通不便：无高速、无铁路。出口底气略显不足。沅江以农业立县，农作物高产区、农产品商品基地，但加工农产品少，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品附加值低。工业基础比较薄弱，造纸、纺织、食品虽号称三大工业支柱，但在省内并无多大影响。

投资、出口受限制，消费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在市区的大街小巷，甚至每个角落都有茶楼、宾馆、KTV，这可以满足普通消费者消费需求。但也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高消费场所来满足另一阶层的消费愿望，譬如说华天、天成国际这一类酒店的出现。这些酒店成为了沅江的一张名片，一个窗口，同时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说普通话。这是一种进步。

服务业是消费的重点领域，它需要优质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这样才能有长足的发展。笔者亲历了一次消费，结果是这种冠以“国际”、“五星”的酒店往往名不至而实不归。以天成国际酒店为列，硬件设施还没完善即投入使用，地下车库存在设计缺陷，这是“硬伤”；保安的凶悍，运营总监的失信，这是“软上”。急功近利加上服务意识的淡薄，这将制约该酒店的长期发展与生存。同时中央反“四风”的深入，其为了追逐利润，往往与顾客达成协议：不开发票，给你一定的折扣。这是国家税收的损失，也成为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障碍。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这是良性经济发展趋势。纵观这些年，沅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加的贡献率成逐年递增趋势，证明其有长足的发展空间，但这也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与监督。

9.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九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还会通过需求拉动效应和成本推动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我国经济摆脱长期以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初级低端制造加工局面。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还能提高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意愿，通过改善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构成积极的影响。

第一，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负债投资加深了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又进一步阻碍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内部需求不足，当世界经济发生危机导致外部需求突然下降，产能过剩的矛盾便集中显现出来。所以说，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引起的我国内部有效需求不足，是行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突出以及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大量投入房地产的共同根源。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长期停留在依靠投资驱动的方式上，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阻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低收入阶层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进而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为长期依附于低成本人力资源禀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必须的人力资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向高附加值行业升级的内在动力，进而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四“，贫困化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一个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来刺激出口的国家，其出口数量越多所得收益反而会越少，越不利于其提高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能力。目前，我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主要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并不利于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升级。

总而言之，在当前阶段，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有利于总需求的.扩张，还能减轻投资压力，进而缓解地方债务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是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的前提，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建议

稳步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这两大主体的监督和引导作用。

第一，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要形成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机制，需要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强制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基础。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巨大的市场分割，劳动力还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市场还不能有效的自发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机制。如果交由劳动力市场自发决定劳动力价格，那么，在资本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往往会趋向生存工资，企业的成本竞争只会导致企业拼人力成本、拼环境污染成本，从而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第二，要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要合理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必须要让劳动者享受到与劳动生产率相一致的劳动回报。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来看，劳动报酬应该保持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这一生活水平应该能够使得一个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不断进步。为了使广大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趋势应该与GDP 增长大体一致。

10.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十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应该是最稳定的，同时，消费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就可能持续高速增长。文章就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消费；经济增长；拉动；因素

一、引言

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次贷危机，其影响力是巨大的。这场危机在中国资本市场制造悲观气氛，更主要的，中国的经济是高度外向的，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40％，以前正是由于美国人借钱消费，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产能，从而使美国的金融和中国的制造双繁荣。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必然终结美国人借钱消费模式，中国制造随之受影响。对中国来说，国内产能将严重过剩，财富分配悬殊，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应该是最稳定，同时，消费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对全球经济“过冬”也有积极作用。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潜力还未释放，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都还未完全发挥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还存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主要是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制约；二是消费本身的问题，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制约。

中国当前正面临居民消费升级的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小康社会后，更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从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强的依赖性，消费升级主要涉及信息产业、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教育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将会更加强烈，第三产业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市场，J必将成为促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第三产业总包含13个行业，各个行业发展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各有轻重。究竟哪些行业是重要的行业；是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行业?下文应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从中寻找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几个行业。

实证所选取的数据是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占整个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这13个行业对应13个变量，分别记为x1，x2，……X13，其中X1代表农、林、牧渔服务业，x2代表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X3代表交通运输和仓储业，X4代表邮电通信业，x5代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X6代表金融、保险业，x7代表房地产，x8代表社会服务业，x9代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x10代表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x11代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x12代表国家机构、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X13，代表其他行业根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1。表1为主成分分析的解释总方差的结果。

表1是用于判定所有变量的主分量的个数，其结果是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规则得到的主成份。从表1中可以看到，主成分分析将原来13个变量合成为2个主分量，通过导出两个主分量，使其尽可能对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两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2％。即两个主成分能够概括大部分信息，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其中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63.7％，即第一主成分包含的行业是第三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行业。解释了第三产业发展的63.7％。第二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21.5％，即表示第二主成分中所包含的行业解释了第三产业发展的21.5％。

表2反映了各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通过这个系数矩阵可以用各原变量写出因子表达式，即：

F1=0.751x1-0.681x2-0.902X3+0.980x4-0.950x5-O.656x6+0.485x7+0.967x8+0285x9+0.987x10+0.960x11-0.653x12-0.756x13

F2=-0.127x1+0.692x2-0.408x3+0.135x4-0.120x5+0.710x6+0.304x7+0.227x8-0.875x9-6.292E-02x10+0.175x11-0.721x12+0.366x13

从系数上判断每个主成分中所包含的主要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中，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行业的系数比较大，分别为-0.902、0.980、-0.950、0.967和0.987，即第一主成分是有这5个变量确定的，而第一主成分又是最重要的主成分。因此，这5个行业最能解释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主成分中，最显著的变量包括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个行业，系数是0.692、0.710、和-0.875。从第三消费升级情况来看，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要着力提高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三、实证结论

首先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63.7％，解释了大部分的信息。从第一主成分的包含信息就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将是最重要的行业。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行业是第一主成分中系数比较大的变量，分别是一0.902、0.980、-0.950、0.967和0.987，因而也是最能解释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是第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是21.5％，它所包含的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个行业。系数是0.692、0.710和-0.875。

要加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要抓住消费升级的机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从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第三次消费升级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从第三次消费升级的情况看，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着力提高交通和仓储业、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优化产业结构除了发展信息等高科技产业外。还要发展休闲娱乐、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等产业，以及社区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产业。新产业不断发展了，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促进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11.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十一

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首, 消费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持久而显著。特别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的当下, 提振消费对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从近年来消费、资本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 (1) 的变化情况来看 (见下图) , 净出口贡献率一直在低位徘徊, 其比重不超过30%;资本贡献率尽管波动较大, 但其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而消费贡献率则呈现下降的态势, 其份额从2000年的65.1%下降至2008年的45.7%, 且2003—2007的连续5年, 消费贡献率均在40%左右徘徊。由此可见, 我国经济近几年来主要由投资拉动, 消费尽管也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其地位逐渐被投资取代。在中央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项目得以逐步落实的情形下, 预计今年及今后几年投资贡献率将进一步增长, 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数据来源:经《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计算而得

然而, 投资从短期来看的确能够使经济得到立竿见影的增长, 但是长期而言如果没有消费的同步同比上升, 即消费不能为投资“埋单”, 一方面会导致产品生产过剩, 造成对资源、能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造成资金难以周转, 不利于扩大再生产, 而且还可能产生大量的呆账、坏账, 波及国家的金融体系。因此, 从长远而言, 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要回归到主要靠增加消费来拉动, 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 而其中关键是提升农村消费水平。我国目前仍有7.21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占人口总数的54%, 然而他们的消费支出却只占到全社会消费支出的25% (2) , 消费水平低下;但是换言之, 这也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庞大市场尚未开发, 一旦农村居民的消费市场得以启动并持续发展,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将会是十分巨大的, 甚至将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

2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1 农村居民消费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其消费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 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由1978年的1092.4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7206.4亿元, 增长了23.9倍,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6.1元上升到3660.68元, 增长了30.5倍, 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由67.7%下降到43.7%, 基本实现了小康水平, 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消费水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结构上均有了显著的提升和改善。

然而, 农村消费相对于城镇消费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也越来越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的水平。首先, 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来看, 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在城乡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 且远低于人口所占的比重。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在城乡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为62.1%, 而2008年这一比重仅为25.1%, 下降37%;尽管考虑到30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村人口比重也下降了27.8% (即从1978年的82.1%下降到2008年的54.3%) , 但两者相比还是有高达9.2%的消费净流出。其次, 从居民人均消费来看, 农村居民消费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城乡消费支出比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保持在2～2.3, 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增大, 到了21世纪后攀升到3以上, 2008年城乡消费支出比为3.1∶1, 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60.68元, 甚至距城市最低收入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尚有一定差距 (3) 。再次, 从消费率来看, 农村居民的消费率 (4) 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1978年这一比重高达30.3%, 随后逐年下降, 到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率仅为8.9%, 不及1978年消费率的1/3, 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尽管从绝对数上有了显著提升, 但明显滞后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和幅度。

总的来说,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虽然在改革开放30年来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与宏观经济发展相比处于滞后状态, 与城镇消费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因此农村居民消费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2.2 农村消费水平较低的原因分析

第一,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

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家庭中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假设条件下, 消费支出水平只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0.6元, 比1978年的133.6元增长了34.6倍, 但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分别增长了45倍和84.1倍, 相比之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虽然近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 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 农产品价格也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 油、电、煤、水等基础产品, 以及化肥、饲料等农资产品价格出现了不同幅度上涨, 进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使得带来政策的优惠效应被抵消, 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甚至可能下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 是其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

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 使得农民们不得不因预防动机 (5) 而持有部分货币, 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目前在农村只有合作医疗一项成熟的社保内容, 与城镇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必须储蓄一定的货币以备生病就医、养老、生育、子女教育等多项开销, 由此产生预防性的储蓄。较低的收入水平加上由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而来的预防性储蓄, 使得能够流入消费领域的货币少之又少。

第三, 国家对农村的投资偏低,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这一项来看, 从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6年的7.9%;而从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一项上来看, 农村仅为24090.1亿元, 仅为同年城镇投资额的16.2%。国家对农村的投资数额较低, 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薄弱。我国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出现通信信号差、没有自来水供水设备等现象, 这就抑制了人们对于手机、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消费。而且农村基础设施的使用费用也较城市昂贵, 使得农民们难以负担,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消费意愿。

第四, 农村的消费环境较差。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呈现“小、散、差”的特点。“小”指的是农村商业网点以杂货铺、小型集市为主, 规模普遍偏小, 设施场地亦十分简陋。由于规模小, 不能进行大批量的商品买卖, 商品的成本自然也难以下降。“散”指的是现代流通组织尚未形成, 商品营销网络亦不健全。消费品从生产端传到消费端经过的环节过多时间过长, 使得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差”指的是农村消费市场所售卖的商品质量差, 售后服务没有保障。由于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小, 加之农民的维权意识薄弱, 一些不法生产者和商贩把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商品大量输入农村市场, 坑害农民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农村商品售后服务体系落后, 人们买了消费品后在退货、换货、维修等方面存在很大不便, 即使有售后服务点也存在距离远、规模小、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服务人员态度较差等诸多问题。因此, 农村居民在消费过程中顾虑重重, 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第五, 农村的消费观念落后。

消费观念落后一方面长期以来受“勤俭节约”、“无债一身轻”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习惯于把货币储蓄起来, 也没有超前消费的意识。另一方面消费中也存在不少误区。比如在婚嫁丧葬中大肆挥霍搞排场, 比如搞一些求神问鬼的封建迷信活动, 又比如赌博活动。把本不宽裕的钱用在这些活动上, 不利于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3 农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试图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农村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影响, 即消费拉动系数与消费需求弹性。

消费拉动系数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需求增量占当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比重, 反映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增加所引起的拉动作用。计算1990—2008年我国农村消费拉动系数可得 (见表1) , 农村消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整体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农村消费拉动系数保持在0.1以上, 并在1996年达到峰值0.24。1998年后国家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迅速减弱。近年来农村消费拉动系数虽略有上升, 但上升幅度不大, 农村消费拉动系数维持在0.1以下。从总体来看, 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反过来说明农村消费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农村消费需求的潜力如果能够得到释放将对经济的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数据来源:经《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计算而得

再看农村消费需求弹性。消费需求弹性是指消费需求每增长1%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幅度, 即GDP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的比值, 其值大于1表示富有弹性, 小于1表示缺乏弹性, 可以较为具体地反映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者制约作用。消费需求弹性可以分为名义需求弹性与实际需求弹性, 实际需求弹性考虑到价格指数, 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而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计算1990—2008年农村居民实际消费需求弹性 (见表2) , 发现除个别年份外, 实际消费需求弹性集中在1.3～2.3, 并且基本上大于1。这就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消费需求属于富有弹性,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如果能拉动1%的农村消费, 将会产生超过1%的经济增长。因此如果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能够得到释放,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是巨大的。

数据来源:经《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计算而得

总结消费拉动系数与消费需求弹性可得, 我国现阶段农村消费水平较低,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不足, 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农村消费需求是富有弹性的, 因此, 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在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出口一时难以恢复元气, 且依赖出口对于经济体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机之中也体现的十分明显。而投资经过这几年的大幅增长也趋于饱和, 而且投资拉动在得不到消费的导向和支持下, 投资结构和规模难以优化, 投资效益难以得到长期保障。所以, 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主要还是应该由消费来拉动, 而这其中农村的消费虽然目前水平较低, 但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将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农村消费的建议

鉴于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促进农村消费的意义重大。在对上文中提到的农村消费水平不高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以下关于促进农村消费的建议。

第一, 增加农民收入水平。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主要因素。应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千方百计地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完善和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和扶贫开发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 清理和规范各项涉农收费, 取消各种不合理费用;并不断搞活农村经营体制, 鼓励有一定条件的农民创业, 创造条件发展乡镇企业, 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不断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 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

第二, 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建设。

就社会保障体系而言, 在完善现有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 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由此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 增强农民的消费意愿和安全感。就信用体系而言, 要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大力发展小额贷款业务, 扩大农村信用社对农民贷款的覆盖面, 使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民贷款的主要途径, 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建立主要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同时对农民消费信贷应给予利率优惠等方面的支持, 政府通过贴息或贷款担保等手段鼓励并引导商业银行向农民贷款, 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信贷体系。

第三, 加大对农村的投入, 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对农村道路、桥梁、电网、通信设施等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得农民的出行、用水用电、通信等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并且尽可能降低水、电、电信等设施的使用费用, 从而引发对家用电器、手机、交通工具等消费品的需求。加强对农村图书馆、活动室、体育健身场所等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既丰富农民们的业余生活, 又能正确引导他们的消费文化和观念, 并引致相关消费。

第四,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针对目前农村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 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首先要鼓励经营户扩大规模, 达到一定规模后可以建立统一有序的市场。其次要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经营网点, 采用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 节省流通时间和中间环节交易费用, 使得农民们能够方便快捷的买到所需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要营造健康、公平、诚信的消费环境, 有关部门应加大检查、审核及监管力度, 从源头上制止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农村市场;同时设立维权机构, 使农民们可以及时反映消费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 从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村消费市场的认同感, 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第五, 启动和优化鼓励农民消费的政策。

家电下乡政策就是一项鼓励农民消费的优惠政策。自2007年12月国家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开展试点以来, 家电下乡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也受到了农民们的普遍欢迎。目前实行家电下乡政策的省 (市) 已达14个, 涵盖的家电产品也由最初的4种扩充到包含电脑、空调、电动自行车在内的10余种。家电下乡直接拉动了农民的消费, 根据商务部和财政部预测, 2008年财政补贴家电下乡资金将达到104亿元, 累计拉动消费9200亿元,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也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随后, 国务院又相继实施启动了汽车下乡和摩托车下乡等鼓励农民消费的政策。在优化现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不断拓展新的鼓励农民消费、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的政策, 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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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愈.农村现代物流与农村消费增长相关性研究[J].消费经济, 2007 (2) :39-42.

[3]欧阳天治, 李腾忠, 陈文辉.我国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4) :37-40.

12.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十二

影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在世界上仍保持较大速度,但经济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问题的内在原因是资源配置无效性和管理的无效性.无效性问题各国都存在,只有控制在所能容许的程度,即把经济活动中的无效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

作 者：张爱芹 陈昆亭 ZHANG Aiqin CHEN Kunting  作者单位：石油大学(华东)应用数学系,山东,东营,257061 刊 名：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CHINA（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1 17(1) 分类号：F124.8 关键词：通货紧缩   无效性   帕瑞托有效准则   外在性   边际效用   激励合同  

13.江苏省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篇十三

胡

怀

国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是以色列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7年起），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于1946年生于前苏联，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并多次在哈佛大学（1982-83、1988、1991-92、1996-97）和麻省理工学院（1983-84、1987-88）等著名高校做访问学者。先后当选为经济计量协会会员（1986，2000年为会长）、以色列经济协会会长（1989-1991）、美国经济协会外籍荣誉会员（1991）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外籍荣誉会员（1993），并获得马哈拉诺比斯纪念奖章（印度经济计量学会，1990）、以色列奖（1991）和伯恩哈德-哈姆斯奖（1998）等多项荣誉。

赫尔普曼是一位博学多产、富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经济学家，自1974年起出版或编辑了13部著作、发表了12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近来颇为活跃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领域，赫尔普曼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尽管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其脉络和研究方法却是相当清晰的：作为以色列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的学术研究大多与开放经济密切相关；作为富有合作精神的学者，赫尔普曼的许多研究是合作完成的，从中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脉络：在1980年前，他主要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同事合作，研究重点是以色列所关注的财政理论、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在1980年以后，他更多地立足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与美国一流经济学家合作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研究重点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在80年代，赫尔普曼主要与克鲁格曼合作，先后出版了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融合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学术巨著《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和论述不完全竞争下贸易政策问题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从而确立了新贸易理论奠基者的地位。1980s末开始与格罗斯曼合作，提出了以有意识的R&D活动为创新的来源、以创新的垄断收益为动力的新增长理论，与罗默（1990）和阿洪&豪伊特（1992）共同构成了第二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并以其对贸易、创新和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而独具特色。最近则与格罗斯曼一起研究政治经济学，出版有《特殊利益政治学》（MIT，2001）和《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普林斯顿，2002）等。鉴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赫尔普曼的突出贡献，本文拟重点评述赫尔普曼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贡献；同时，由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是它们的共同基础，我们拟结合赫尔普曼（1984）的论述，先对这些基本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做概要的介绍。

一、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愈益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基石。以国际贸易为例，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注意到战后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巨大增加，而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为了解释这一经验观察，经济学家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同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和兰开斯特（1979，第9章）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法，为深入研究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易于处理的分析框架。因此，发轫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新贸易理论，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概念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在为《国际经济学手册》撰写的《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对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分析了它们对国际贸易、尤其是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的影响。在这篇综述性、但不乏创新性的论文中，赫尔普曼对规模经济、竞争的类型、产品差异和进入限制等的处理方法及其对贸易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着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包括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行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国家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和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不同含义。

（1）规模经济。赫尔普曼（1984）指出，规模经济包括内在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或国家、世界）的规模经济。前者主要有两种度量方法：一是根据生产函数，一是根据成本函数。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例，第一种方法意味着对于任何1有fvfv，其中f和v分别是生产函数和投入向量；第二种方法意味着平均成本大于边际成本（由于该方法能够度量每一点的“局部”规模经济性，赫尔普曼喜欢用这种方法）。对于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国家或世界）的规模经济而言，如果企业的产出yfv,Y对产业（国家或世界）产出Y的弹性为正，则意味着在产业（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存在递增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论证，即使不同国家的偏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要素禀赋等完全一样，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和一国范围的规模经济均能引起国际贸易（产业内贸易）。

（2）竞争类型和市场特征。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涉及到关于企业行为的各种假定，这些假定对市场结构和贸易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赫尔普曼总结了两个方面：其一，企业的竞争类型，包括完全竞争、伯特兰（价格）竞争和古诺（产量）竞争；其二，市场的基本特征，包括自由进入或存在进入障碍、同质产品或差异产品、一体化市场或市场分割等三个方面。赫尔普曼认为，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第二个方面的假定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即使每个产业仅有一个垄断企业，“自由进入”仍会迫使企业采取平均成本定价，从而使得整个行业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分析，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的产品、出口竞争行业的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3）产品差异。将产品差异纳入模型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特征，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提出的方法（D-S方法），它假定消费者偏爱产品种类的多样性；二是兰开斯特（1979）提出的方法，即假定每个消费者的心目中有一种最理想的差异产品，所有偏离其理想形式的差异产品在进入效用函数时要经过兰开斯特补偿函数的调整。具体而言，D-S方法假定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i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1,,yinnyk1ik1，其中yik是消费者对产品i第k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显然，1产品i的差异形式越多，消费者从产品i的消费中得到的效用水平就越高（例如，假定消费者对各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相同，则uinyik，即n越大则ui越高）。兰开斯特（1979）则假定产品i产生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diyihidi，其中di是产品i距离其理想产品的距离，hi是兰开斯特补偿函数（它是hi01的递增的凸函数）。这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D-S方法中，不同差异形式之间是完全替代的；但在兰开斯特的方法中，不同差异产品的替代性有所不同（取决于它距离理想差异产品的距离）。由于D-S方法能够产生不变的、由唯一给定的需求弹性（当n很大时），能够大大简化模型的分析，因此几乎所有新增长理论和大多数新贸易理论文献均采用了D-S方法。不过，赫尔普曼最初使用的是兰开斯特的方法，后来才开始注意D-S方法（也许归功于克鲁格曼）。

三、新贸易理论

早在赫尔普曼和雷辛（1978）一书中，赫尔普曼等人就针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互独立论述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不确定性、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并能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统一解释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初次显示了赫尔普曼构建庞大理论体系的魄力和能力。不过，赫尔普曼的成名之作仍是与克鲁格曼合作出版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一书。该书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理论的最新进展，提出了融合完全竞争下的传统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新体系，是新贸易理论里程碑式的作品。稍后出版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着重于对不同情形下的贸易政策进行分析，可视为前者的姊妹篇。

在论述新贸易理论的第一篇论文赫尔普曼（1981）中，赫尔普曼通过一个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品（食品和制造品）和两个国家的2-2-2一般均衡模型，初次提出了综合传统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方法）和新贸易理论（即体现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张伯仑方法）的分析框架。不过在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式上，该文采用了兰开斯特的方法。这篇论文的基本结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原理可以解释产业之间的国际贸易，而产品差异、收益递增和张伯仑不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两个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产业内贸易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反之越小；如果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提高了资本富裕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了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且以国民收入衡量的国家规模保持不变），则国际贸易量将增加；同样，如果保持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而各国的相对规模可以变化，那么减少各国规模差距的资源重新配置将扩大贸易量，而使各国规模差距变大的资源配置将降低贸易量等等。

因上述论文而在新贸易理论方面初露头角的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卸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并返回MIT的克鲁格曼——他在1979年的论文中应用D-S方法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二人合作（1983-84）的结果是新贸易理论经典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该书的主旨是将侧重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与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融合，从而提出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对传统贸易理论（要素比例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后，他们首先对处理收益递增的几种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篇，类似于赫尔普曼1981的分析）。第三篇是该书的重心和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在对D-S方法和兰开斯特方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后，他们立足于差异产品提出了一套贸易理论，分别对差异产品情形下的贸易模式、贸易结构、贸易得益等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最后的第四篇中，他们对跨国公司及其对贸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该书的基本结论是（国内已有中译本，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无法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和贸易的福利含义等重要的国际贸易现象，而一旦将差异产品、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贸易理论，就能大大简化、深化和扩展贸易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尽管如此，传统的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收益情形下仍然适用，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也就是说，传统贸易理论将各国之间的差异视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因，而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另一个重要动因：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除了传统贸易理论分析的贸易得益外，一个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世界的国际贸易还将提供额外的贸易得益：其一，贸易引起的收益递增产业的产出增加；其二，国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将引起收益递增部门的生产在不同国家的集中，从而增加世界范围的产出、降低世界范围的价格而使各国受益；其三，国际贸易将加强竞争，在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情形下将减少企业数目、增加每个企业的平均产出，并进而提供生产率；其四，由于消费者偏好消费种类的多样性，贸易能够通过增加差异产品的种类而提高社会福利。

在对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实证”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中基于同样的目的，对新贸易理论的“规范”方面（即贸易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该书的重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不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完全竞争或国内和国外一方是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2-4章），一是对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国内和国外都是不完全竞争的）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5-6章）。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行为的不同：在完全竞争下，企业的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政策对于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不是社会最优的，适宜的贸易政策能够改进社会福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这两部力作的结尾处均指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是引入真正的动态理论。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及一系列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四、新增长理论

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悲观的经济增长画面，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而非劳动置于理论的核心而提供了不同的增长图像。不过，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于神赐之物——外生的技术进步。所谓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不外乎从经济本身寻找某种内在机制，使得资本收益递减不至于下降得太快。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这正是AK模型的做法；不过，大部分内生增长模型则是围绕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的内在机制展开的，并以此克服资本收益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由于新思想的生产往往具有很大的固定成本和较小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过程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知识积累或新思想的生产视为经济个体进行有意识投资的结果，那么就难以保留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反之，如果保留完全竞争的假定，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对知识积累提供补偿。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一是将知识积累视为其它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即其它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从而不需要对知识积累进行补偿；一是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把知识积累视为R&D投资的结果（垄断利润构成了对R&D投资的激励），从而在模型中明确引入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两种处理方式，分别是第一轮内生增长理论和第二轮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赫尔普曼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基本属于后者。赫尔普曼对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和格罗斯曼合作完成的（从1990年开始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多数内容总结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中。现主要根据这部力作，简要介绍赫尔普曼等人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明确指出，《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试图建立一种以内生创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其中，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进行的有意识的R&D投资，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进行R&D投资的基本动机。在对经济增长事实和传统增长理论进行了概要的回顾后，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在第三、四章中提出了以产品种类增加（可以理解为新行业的开辟）和产品质量改进（可以理解为同种产品的升级换代）为创新表现形式的增长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新产品独立于原来的产品；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新产品是旧产品的替代者，即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旧产品的过时。尽管存在这种不同，二者具有近似的结论：经济中的资源基数越大、R&D活动的生产率越高、人们越有耐心（贴现率越小）、社会对创新性产品的评价越高，则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福利性质上：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总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同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一样，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第五章）也试图对重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传统理论和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进行融合。他们认为，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真正原因，是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得资本投资有利可图；技术创新不仅驱动了经济增长，而且驱动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第六章开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转向了开放经济情形，以七章的篇幅详细地分析了创新、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研究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其中创新发生在非贸易的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则以外生给定的世界价格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发现，国际贸易对创新、从而对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由于贸易能够促进国外技术的传入，因此国际贸易的直接效应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增长。同时，由于中间品部门（从事创新活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都需要人力资本投入，因此进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将发现贸易减少了最终产品部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能够降低研究部门的创新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贸易的间接效应能够促进创新和增长。但在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由于从事出口的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从研究部门拉走了人力资本，因此国际贸易将阻碍创新和增长。在第七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运用第三、四章中提出的增长模型，对两个均从事创新活动的大国经济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创新部门和高技术的制造业部门都密集地使用熟练劳动，因此人力资本富裕的国家将比原始劳动富裕国家具有更高的创新率和增长率；长期贸易模式由各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之所以得到这种类似于赫克歇尔-俄林命题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们假设知识溢出是世界范围的。在第八章中，他们对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的情形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如果知识溢出是一国范围的，那么就存在“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即任何一个起步于较大知识存量的国家都将享有初始的创新优势、并能够在以后阶段一直保持这种优势。只有在如下两种情形中，才能打破“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一是落后国家远远大于它的贸易伙伴；二是落后国家的政府利用政策干预来促进本国的创新活动（这会出现“临时的政策能够产生永久性效应”的有趣情形）。

第九章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分析了四种影响机制：第一，国际贸易为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渠道；第二，国际竞争促使每个国家的企业追求世界范围的创新，从而减少了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第三，国际贸易扩大了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这一方面增加了给定市场份额的销售额和利润量，另一方面使得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竞争者；第四，不相似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会引起国内资源在研究部门和生产部门、以及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从而对贸易模式、创新和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一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其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也存在贸易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形。例如，当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且各国在规模上存在差别时，国际贸易将降低小国的创新和增长；研究生产率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加入国际竞争后，其创新和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贸易将使得非熟练劳动充裕的国家集中于传统产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其创新率和增长率等等。在第十章中，他们就各类政策对长期创新率和增长率的影响、以及政策的国际传导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当各国运用适宜的政策工具促进该国的创新和增长时，它们一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通常以损害贸易伙伴的创新和增长为代价。

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针对南北贸易情形，分别在“技术模仿”和“产品周期”的题目下考察了南方的模仿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其中，对前者的分析采用了产品种类增加模型的框架、对后者的分析则采用了产品质量改进模型的框架。与前面的结论不同，在南北贸易和南方模仿的情形下，这两种模型对创新和增长具有非常不同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研究结论，非常不同于人们通常的直觉：南方的模仿很可能促进北方的创新和增长。南方的模仿对北方的创新激励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直接的负效应（即南方的模仿减少了北方创新者的垄断期间和预期垄断利润），一是间接的正效应（模仿减少了北方企业的竞争者数量并为幸存者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因而幸存的北方垄断者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出）。一般而言，在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正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南方的模仿能够提高北方国家的创新和增长。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低，那么正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反之，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高，那么负效应就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通过提出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改进的两类内生增长模型，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有意识的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和结论。不过，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新增长理论的显著特点：其一，它侧重于开放经济情形，着重分析国际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和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不过是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工具；因此，与其说他们试图提出一种新增长理论，不如说他们提出了一种对新贸易理论进行动态化处理的方法。其二，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使用的方法与多数增长经济学家也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国际贸易、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理论惯用的数学工具和几何图形；就我个人感触，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远不如罗默等人采用的、类似于索洛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分析方法精练优美和计量检验的方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