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

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精选11篇）

1.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 篇一

平面图形及其位置关系回顾与思考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学生通过自我回顾及小组交流活动对本章所研究的基本元素和基本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掌握本章知识的框架。

2．数学思考：在操作活动中积累活动经验，发展有条理的思考与表达。

3．解决问题：通过学习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意识。

4．情感与态度：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交流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重点〗总结本章的知识框架。〖难点〗正确写出并理解框架图。〖教学方法〗

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上“回顾与思考”课时要打破以往复习课的题海战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创设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境。而本节课恰恰体现出这一特点，教师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素材，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探究合作、获得知识、形成技能，从而发展学生思维，学会学习。教师在习题的设计上别具匠心，题目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能运用学生关注或感兴趣的实例作为知识背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力，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应用意识。〖教学手段〗

本节课选择的教学手段是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设计〗

(一)写一写

教师课前提前布置学生准备提纲：

1．对于本章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请你尝试画出本章的框架图。

2．你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帮助?

3．小组交流你对本章认识。

(二)说一说

1．教师请2～3个小组的代表到实物投影仪前展示本小组的框架图，并说出本小组的想法，小组同学可以互相补充。

2．教师展示本章的，并对学生阐述自己对本章的理解：

(三)比一比

抢答题：

1．选一选(10分)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个。

①三条直线两两相交有三个交点

②两条不相交的直线叫平行线

③经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

④平面内，经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垂直

⑤平面内，若线段AB＝BC，则

(A)1(B)2(C)3(D)4

2．填一填(10分)

(1)要把木条水平地钉在墙上至少需要钉钉子，用数学知识解释为；

(2)1．6°＝（）′＝（）″，1800″

(3)两条相交直线所成角相等，那么这两条直线；

B为AC＝（°；

的中点）′＝（）

(4)找找看图中共有（）条线段，（）个小于平角的角。

3．画一画(10分)

为方便居民出入，要从某居民点A修两条马路，一条要求与东海路平行，另外一条要求与它垂直，你能画出图形吗?

4．拼一拼(20分)

请你用一副三角尺拼出135°，75°，15°的角。

5．算一算(10分)

(1)如图：∠AOB＝∠COD＝90°，那么∠AOC

若∠BOD＝150°，求∠BOC等于多少度?

(2)当钟表上的时间是12：30时，时针与分针所成的角是多少度

6．想一想(20分)(1)已知：如图，B为线段AC上的一点，点M，N分别为填空：MN＝()+()，MN＝()-()，MN＝()-()-()；

(2)已知：如图，B为线段AC上的一点，点M，N分别为BOD相等吗

AB，BC的中点。AB，BC的中点，? ?

与∠

AB＝m，BC＝n，求：MN。

7．做一做(10分)

利用方格纸，分别画出MN的平行线段、8．辨一辨(10分)

如图是一个公园的示意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海洋世界在大门口的北偏东90°

(B)猴山在大门的正北方向

PQ的垂线段。()。

(C)大象馆在大门的北偏东60°

(D)虎豹园在大门的南偏东30°

9．议一议（20分）

如图，如图，AOC 为一条直线，OB、OD、OE是三条射线，且∠AOD=∠BOD，∠COE =

10玩一玩 用你手中的七巧板拼一个可爱的小狐狸。

(四)谈一谈

1．谈谈本节课的收获。

2．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

(五)作业

完成一份小结，用自己的语言梳理本章的内容，并写出本章学习中的收获、困难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装入成长记录袋。BOE，请判断(10分)

OE与OD是否互相垂直，为什么？ ?

∠

2.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 篇二

听到这支不知诞生于何年何月何时何地, 但传播极广流传至今的质朴的民谣, 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们一定感到既熟悉又亲切, 而大连京剧院那些年岁稍长的演员们, 更是对走村串屯的乡村演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大连京剧院六十年来下乡演出可分为两大时期, 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电视普及为分水岭。前期可称为兴盛期, 后期可分为萧条期和复苏期。前期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建国初至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1965年东北大区文艺会演为多以演出传统戏的商业演出阶段, 二是从“社教”后至“文革”结束, 基本是无偿服务的政治配合性宣传演出阶段, 演出内容多为现代戏和小型多样的各类节目。三是文革后恢复传统戏的又一商业演出阶段。

在那个年代, 城里剧团到农村不论是商业性有偿演出, 还是纯服务性无偿演出, 也不管是传统戏, 现代戏, 还是各类小型多样的政治宣传类综合节目, 几乎每次演出都非常火爆。在这种背景下, 下乡演出在大连京剧院的全年演出日程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一些还健在的退休老演员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总是感慨万端。那时候的演出条件非常艰苦。那时, 乡间多是土路, 甚至很多村屯不通公路。要自带行李, 自带伙房, 坐敞棚卡车。在大一点的县镇演出后, 再往下边的村屯走, 行李道具往往要人挑肩扛马车拉。有几年还兴“挑担下乡”, 每个演员都挑着一付担子, 一头是行李, 一头是服装道具, 一天走几十里路然后就演出。

在那个时代,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 演出也没有什么演出费之类的补助, 但剧团的所有演员对下乡为农民演出积极性都非常高, 每当有下乡演出任务, 不管岁数大小, 也不管是主要演员, 还是一般角色, 也不论平时对剧团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 到这时全都主动要求下乡, 像曹艺斌、周少楼、张铁华、刘慧琴、闻占萍、赵鹏声这些著名演员都是下乡的主力, 他们演出时是主演, 演出结束后, 也像一般演员一样装车卸台, 然后同样打开自已带的行李, 睡在教室或老乡家。夏季蚊虫叮咬, 隆冬寒气贬骨, 有时因天太冷, 女演员贴的片子都冻结在两鬓, 即便这样也没有人叫苦, 没有人退缩。

十年文革期间, 许多老演员受到冲击, 剧团处于不正常状态, 但在这种情况下, 出于“改造思想”和政治宣传的需要, 被视为“笔杆子”一部分的文艺界下乡演出也很频繁。剧团五十多岁以上的老演员记忆最深刻的是1972年现代京剧《龙江颂》。

那一年辽南地区大旱, 市里为配合农村抗旱, 安排当时名为样板戏学习班《龙江颂》剧组赴辽南四县一区, 要求进行不漏每一个公社的全覆盖式演出。一辆从工学院借调的大客车, 两辆卡车, 五十多天, 行程上千里, 转遍辽南的山山水水, 演出六十多场。于春荣, 陈梅英两个“江水英”的扮演者, 尽管演出任务很重, 但每当谢完幕连妆都不谢就跟着大家一起卸台装车。在新金县的俭汤公社演出场地与观众隔着一条小河, 乐队演奏时脚浸在河水中。“样板戏”要求不走样, 舞台要求标准比较高, 不少公社现搭舞台, 马槽子当底架, 上面铺上各式各样木板, 由于厚薄不一翻跟头时弹力不一样, 腾空后扭扭歪歪很难控制, 有人竟翻出舞台, 落到观众群中。武戏演员王彦春在翻“串九毛”时, 与另一演员头与头相撞, 造成额骨与鼻梁塌陷……盛夏的乡村夜晚, 聚光灯下蚊蛾如雾般纷纷扬扬, 直往舞台上演员的脸上身上扑, 有的竟钻入演员的口中耳中……

“四人帮”粉碎后, 结束了十年间十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文化专制, 人们禁锢多年的精神得到释放传统戏一度热了起来。剧团也恢复了辽南农村的商业性演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电视在农村渐渐普及, 轻音乐及歌舞乐节目盛行, 仅大连地区一年内就有四十多家外地歌舞团来连演出, 京剧滑入低谷, 农村的商业性演出也失去了市场, 无偿性演出也限于经费困难基本停止。给演员们留下印象的是1992年, 市里为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安排京剧院分成两个演出队, 带着由杨赤主演的《铡美案》、丁艳玉主演的《金玉奴》、李萍主演的《女杀四门》分赴庄河、瓦房店、普兰店北三县演出, 除此外十多年间辽南地区乡村再难听到城里剧团的铿锵锣鼓声……

2006年, 大连市财政对剧团采取了下乡演出财政补贴政策, 这一有力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剧团和演员们的积极性, 每年送戏下乡成为制度性常态, “姥姥村里”又开始鼓起了锣鼓, 唱起了“大戏”, 京剧艺术辽南地区乡村演出又逐渐复苏……然而, 送戏下乡这一文化惠民工程实施五年来, 尽管剧团热情很高, 乡村公路网四通八达, 现代化的大型流动舞台车随时可抵达县区的各个村镇, 这种无偿的演出却遇到了一些尴尬:在大多数演出热闹火爆的同时, 也出现了部分乡镇出现的不愿接, 勉强接, 观众不够踊跃, 演出场面现场较为冷清的现象。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宣传不到位。80年代以前, 农村都有广播站, “小喇叭”通到家家户户, 村镇干部在广播站一吆喝, 十里八村每家每户都知道剧团要来演出的消息。现在尽管通讯发达,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话, 但“小喇叭”没了。村镇干部很难做到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二是农村的各级政权权威性、号召力减弱。改革开放前, 农村的政权组织是公社、大队、小队三级, 集体劳动, 集体活动是常态, 村镇干部的权威和号召力比现在相对比较强 . 如今是单干, 各家顾各家, 村民们对干部的话可听可不听, 村镇安排的这类文化活动可去可不去。三是组织不到位。如今人们重视抓经济, 某些乡镇政府机构对群众的文化需求摆不上位置, 连组织宣传这类事都嫌“麻烦”。这些年的实践证明, 凡是乡镇政府和基层文化干部热心的地方, 观众就踊跃, 演出效果就好。凡是当地干部嫌麻烦的地方, 观众就冷落, 少数村镇许多村民直到锣鼓敲起来才知道有剧团来演出。距演出地点较远点的村庄, 甚至一无所知。

3.七十年后的回顾与思考 篇三

可谓巧合：出席今天座谈会的三位抗战老兵，都是从山东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少年。我做梦也没想到活到九十岁还能哇啦哇啦表达自己心声，还能著书立说。八十六岁的徐非光同志，九岁就登上群众大会讲台，宣传抗日救国，十一岁参加胶东（山东半岛）八路军战地剧团，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敢，十四岁被吸收为共产党员……他作为一名文艺兵，一路风雨坎坷，一路烽烟弥漫，一路苦辣酸甜，一路歌声不断。今天拖着病弱的身躯，还在唱，还在写。

我与邓友梅同志有着同样的经历，同样的遭遇，所以我称他“老师、老弟、老战友”。他十三岁钻过日军的炮楼子，凭着他在天津读小学时学的几句日语，被八路军派进敌人据点去完成侦察任务。我十六岁也钻过日军的炮楼子，是因为十三岁参加少年先锋队，还当过乡大队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了点儿名气，遭日伪军迫害，先关监狱，后发配满洲充劳工。巧合的是邓友梅十六岁也被抓了劳工。不同的是，我在满洲住的劳工宿舍叫“协和寮”，他在日本国住的劳工宿舍叫“兴亚寮”。我们在根据地被称为“小不点儿”，而在这里被唤作“小半拉子劳工”。劳工就是亡国奴，我们深深地体会了亡国奴的屈辱滋味！但是，屈辱可以迫使一些人屈膝为奴，也可激起仇恨和反抗。我们懂得了民族的尊严，懂得了抗争，懂得了争自由求解放。于是，几经辗转我们先后逃回山东老家上山当了八路军。我在胶东军区，邓友梅在鲁中军区。钻山沟、打游击、反扫荡，我们抗过来了！

战争年代，战地少年政治早熟，这是共产党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民族抗日战争的成果。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军北上，成立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我和邓友梅同在山东临沂见到陈毅军长。解放战争，部队过江，我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邓友梅在政治部文工团，徐非光随七兵团进军浙江。战争年代我们三人从未见过面，但幸运的是，我们同是陈毅司令员麾下的普通一兵。邓友梅写过散文《我们的军长》，我也写过散文《初见陈毅军长》。我们对我们的军长、对最高统帅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感情，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摇篮的培育，战火烽烟的熏陶，我们由小学生成长为作家。我们学习、畅谈、交流、作为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们不约而同的在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土地不足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军队也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可它为什么敢于侵略我们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中国？

上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极力维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独裁专制，蒋家天下。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政治腐败，领袖无能，“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一句话：“落后”。毛泽东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应牢记这个历史教训。

第二，我们思考的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哪些力量？

台湾的马英九先生说“是国民党军队打赢了抗日战争”。这显然是无知枉说，不以为耻！

7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三百六十万烈士们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是广大的爱国的兵、农、工、学、商和海外侨胞“一齐来救亡”取得的，国民党军队中也不乏精忠报国之士。还有苏美等同盟国的援助。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我们应该深刻探讨的是：为什么说是中国共产党起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一是，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并指示满洲省委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派遣优秀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忠等同志奔赴东北组建抗日联军，以后发展到十一个军三万多人，与马占山的“义勇军”和十几个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十几万人，浴血抗战，奋勇杀敌，作出重大牺牲，也给日本关东军以严重杀伤。在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战场十四年枪声不断，直至日本投降。

二是，中国共产党协同张学良、杨虎城妥善处理“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亲临西安，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强迫张、杨对万里长征刚到陕北的工农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并拒绝张学良“打回老家去”的请求。张、杨一怒之下扣押蒋介石十三天。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抗日救国大业为重，周恩来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逼蒋停止反共，联红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自觉的;而蒋政府的抗战是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是被迫的。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大特点，也是蒋政府的一大耻辱！

三是，中国共产党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始终坚持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社团和个人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连续发表三十五篇文章，著名的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战争与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批判国民党内的“速胜论”和“亡国论”，指导着全国的抗日战争，通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的最后胜利，证明毛泽东的英明预见。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二十二次，大小战斗七千余次，毙伤日军86万，自己也付出惨重代价……。但从一九三八年以后，日本连续三次声明“不再以国民党为敌”，从此蒋介石基本停止对日军的正面作战，把三百万中央军调往大后方保存实力。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始终坚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依靠小米加步枪与日寇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抵御在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百分之九十五，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从日伪军手中夺回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了拥有一亿人口的十九块根据地，有力牵制了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并使自己由五点三万工农红军发展成拥有100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原因就是共产党始终坚持军民一体抗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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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指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分作三派的：

以冯玉祥、傅作义、张治中、李宗仁、蔡廷锴、张学良、杨虎城、张自忠等爱国将领为代表的抗战派——他们战功卓著，永载史册。

以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为代表的妥协派，他们又抗日，又反共;抗日是被迫的，反共是真心的，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足以证明。蒋介石也爱国但他爱的是蒋家一统天下的“党国”，而不是中华“民国”。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南京雨花台埋葬的不只是被日本侵略军屠杀的三十万同胞，还有被蒋介石反动派屠杀的十万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他公开声明“中国要亡，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他们的“曲线救国”论（即先投降后救国）导致几千万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官员和“愚民”变成汉奸，帮助日军残害自己的同胞！内奸多于侵略军，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唯中国有的一大传奇，是国民党的又一大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向历史发问：拥有三百万正规军的三军统帅蒋委员长，如果真心抗日，他完全可以再打几个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再消灭几十万日军;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多汉奸帮助日军作战，抗日战争何需十四年？！

事实证明：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上是目标一致、齐心协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们都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的五十七个党员发展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都失败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三，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二战以前世界上有六大帝国主义，二战以后只剩下一个完整的帝国主义，就是美国。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点并没有过时;不同的是，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为了占领，而今天的美国只能侵略无力占领。一位西方历史学家预言：今后欧洲再发生大的战争没有可能;而在亚洲大有可能，战争的因素就在日本。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后台就是美国。美国打造“全球化同盟”，牵制中国，以实现它独霸亚洲，横行世界的野心，需要日本打先锋。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为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子，他要继承祖业，实现军国主义复辟：不顾世界舆论和日本人民的反对，顽固地否定侵略历史，扩军备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帮助下已拥有一支超过战前规模的现代化军队，并扬言要建设“能先发制人”的装备，争取出国作战权。拉拢周边国家，背靠美国，敌对中国。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本民族屈辱的历史、忘记战争的危险，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卑微的民族;一个公民，如果忘记本民族屈辱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成为爱国者。当今的中国如果把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视为“外患”，那么，不断滋生的贪污腐败分子便是“内忧”，还有一批所谓知识分子正在宣扬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显然，一旦国际风云突变，他们就是汪氏接班人。

抗战精神雄魂千古，气壮山河，可歌可泣;抗战故事深沉厚重，积淀丰富。仍待文艺工作者深挖细描，千古传承。

爱国主义者不是天生的，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是侵略者和统治者逼出来的;和平年代的爱国主义需要教育再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就是“爱国”。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但必须强调，党爱民，民才能爱国，民爱国，国家就会富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帝国主义宣告：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时代的中国，也不是“抗美援朝”时代的中国;而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大中国”。

成善一：90岁抗战老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煤炭部干部。发表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百余篇。出版文集《活着，不要辜负生命》《活着，要有点精神》。

4.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 篇四

教学目的：

⑴使学生掌握正弦定理 教学重点：正弦定理

教学难点：正弦定理的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

授课类型：新授课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具：多媒体、实物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引言：在直角三角形中，由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勾股定理、锐角三角函数，——提出课题：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二、讲解新课：

正弦定理：在任一个三角形中，各边和它所对角的正弦比相等，即abc== =2R（R为△ABC外接圆半径）sinAsinBsinC

ab，sinB=，sinC=1cc 1．直角三角形中：sinA=

即c=abcabc，c=，c=． ∴== sinAsinBsinCsinAsinBsinC

2．斜三角形中

111证明一：（等积法）在任意斜△ABC当中S△ABC=absinCacsinBbcsinA 22

21abc 两边同除以abc即得：== 2sinAsinBsinC证明二：（外接圆法）如图所示，∠Ａ＝∠Ｄ∴

同理 aaCD2R sinAsinDbc=2R，＝2R sinBsinC证明三：（向量法）

过A作单位向量j垂直于AC由AC+CB=AB



两边同乘以单位向量j 得 j•(AC+CB)=j•AB

则•+•=•



∴|j|•|AC|cos90+|j|•|CB|cos(90C)=| j|•|AB|cos(90A)

∴asinCcsinA∴

ac

= sinAsinC

sinC

sinB

sinA

sinB

sinC

cbabc

同理，若过C作j垂直于CB得： =∴==

正弦定理的应用 从理论上正弦定理可解决两类问题：1．两角和任意一边，求其它两边和一角；

2已知a, b和A, 用正弦定理求B时的各种情况: ⑴若A为锐角时:

无解absinA

一解(直角)absinA



bsinAab二解(一锐, 一钝)

ab一解(锐角)

已知边a,b和A

a

无解

a=CH=bsinA仅有一个解

CH=bsinA

ab无解

⑵若A为直角或钝角时:

ab一解(锐角)

三、讲解范例：

例1 已知在ABC中，c10,A45,C30,求a,b和B 解：c10,A45,C30∴B180(AC)10

5accsinA10sin450

2 由 得 a0

sinAsinCsinCsin30

由

bc

得 sinBsinC

csinB10sin1050620b20sin75205652 0

sinC4sin30

例2 在ABC中，b3,B600,c1,求a和A,C

bccsinB1sin6001解：∵,sinC

sinBsinCb2bc,B600,CB,C为锐角，C300,B900

∴ab2c2

2例3 ABC中，c6,A450,a2,求b和B,C

accsinA6sin450解： ,sinC

sinAsinCa22

csinAac,C600或1200

csinB6sin750

当C60时，B75,b31，sinCsin600

csinB6sin150

当C120时，B15,b1 0

sinCsin60

b1,B750,C600或b31,B150,C1200

（2010广东理数）11.已知a,b,c分别是△ABC的三个内角A,B,C所对的边，若

则sinC=

解：由A+C=2B及A+ B+ C=180°知，B =60°．

由正弦定理知，1，sinA

3即sinA

．由ab知，AB60，则A30，C180AB180306090，sinCsin90

1四、课堂练习：

asinAABC中，bsinBc

sinC

k,则k为() RRR(R为△ABC外接圆半径)

ABC中，sin2A=sin2B+sin

2C，则△ABC为()

ABCcos2A中，求证：

a2cos2Bb21

1a2b

参考答案：，

bsinBsinAasinBb(sinAa)2(sinBb)2

sin2Aa2sin2B

1cos2Ab

a21cos2Bb2 

cos2Acosa22Bb21a21

b2

五、小结正弦定理，两种应用

六、课后作业： sinAABC中，已知

sinCsin(AB)sin(BC)，求证：a2，b2，c

2证明：由已知得sin（B＋C）sin（B－C）＝sin（A＋B）·sin（A－B）

cos2B－cos2C＝cos2A－cos2B2cos2B＝cos2A＋cos2C

2

1cos2B1cos2A1cos2B2222

∴2sinB＝sin2A＋sin2

C由正弦定理可得2b2

＝a2

＋c2

即a2，b2，c2

七、板书设计（略）

八、课后记：

第二课时：教材P46页例

1、例

2、例3

5.世纪之交的回顾与思考 篇五

[作者] 丁培忠/内蒙古教育厅教研室

[内容]

一

20世纪的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在继承中国几千年教育的优秀传统，借鉴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探索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客观规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涉及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上获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些认识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罗列，只能选主要的列举如下：

(一)语文是工具，是交际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工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

在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上达成共识，应当说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语文教学界取得的重要成果。

语文既然是交际的工具，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那么，语文这个工具的运用必然伴随着人的思想感情。因此，语文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思想性。

近年来有人提出了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的论断。笔者认为，“人文性”只是“工具性”的自然延伸，并不能否定工具性。因为，所谓“人文性”，是指语文是文化的载体，它在传播人类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如果语文不是工具，它就不可能充当文化的载体，也就不可能起到传播人类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

(二)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掌握语文这个工具的标志是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

关于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本世纪曾有过多次大的争论。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争论基本上停息。因为大家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或曰“特有的任务”)是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在听说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要进行思想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

(三)培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听说读写的实践。因此，语文学科的教学活动主要是听说读写的训练。

“训练”的思想，是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在谈到语文教学时，就多次使用过“训练”这个概念。六十年代初，他更明确地指出：“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引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717页)可见，培养语文能力的过程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语文训练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文字符号的训练过程。无论是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训练，还是积累语言的训练，都必然是把语言形式和它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当做一个整体进行的。语言训练一旦离开思想光辉的辐射，学生面对的只能是一堆苍白、冰冷的符号。

近年来提出的“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就是要加强听说读写的训练。它所针对的是削弱听说读写训练的两种倾向：一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讲解、分析毫无意义的问答上，挤掉了听说读写的训练;二是只重视内容的分析，忽视了语言文字的理解、积累和运用。

(四)语文训练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辩证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语言和思维统一发展的过程。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的过程借助语言进行，思维的结果借助语言表达。因此，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相统一，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五)语文训练是教师的“训”和学生的“练”相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更离不开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是训练成败的关键。

语文训练中的“训”指的是教师的设计、指导、启发、示范和必要的讲解;“练”指的是学生听说读写的实践活动。“训”的目的是使学生想练、会练、练好。离开学生的“练”，“训”就毫无意义。因此，必须坚持以“训”导“练”，以“练”为主，“训”、“练”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原则。

(六)语文训练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语文训练既要根据不同的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又要注意许多最基本的内容(如字词)在任何一个训练阶段都是不能忽视的。

这是语文训练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和语文基础，简单划分若干阶段，每个阶段突出一两个重点，是不足取的;一旦划分阶段，就把每个阶段的训练重点绝对化，也会严重影响语文训练的成效。

(七)语文训练的最终目标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教师改”。这种能力就是语文学科的自学能力。最终目标，不是到“最终”才培养，必须从语文学科的启蒙阶段就要开始。可见，培养自学能力，既是语文训练的落脚点，也是语文训练的出发点。

语文这门学科是最适宜于自学的一门学科，语文这个工具也必须靠自学才能真正掌握。当然，自学的要求随年级的不同可以有所不同，自学的因素随年级的升高应当逐步增加。即使是一年级学生，只要学会了拼音，就可以借助拼音阅读，借助拼音识字。

(八)语文训练的主渠道是课堂，但课堂不是语文训练唯一的渠道。以课外阅读、课外练笔为主要内容的课外活动是语文教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九)发挥汉语拼音在语文训练中的多种功能，在学生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利用汉语拼音帮助学生阅读，发展学生语言，是语文训练启蒙阶段的一项创造。

学汉语和识汉字的矛盾，是中国小学语文教学的难题之一。利用拼音帮助阅读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当然，这对拼音教学提出了新的、较高的要求，如何在不增加学生的负担的前提下，使学生尽快过拼音关，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不过，在没有更理想的办法之前，这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十)语文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训练学生的作文。小学生作文是一种练习，它不同于成人的写作，更不同于文艺创作。因此，对小学生的作文，一不能要求过高，二要敢于放手，三要培植兴趣，四要把学生从被动的地位解脱出来。

二

既然我们在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完成任务的基本途径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已经获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而且将这些认识写入国家的法规性文件教学大纲之中，那么，为什么教学中违背教学规律的现象仍比比皆是，而语文教学总是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呢?

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这里只能列举几个方面。

(一)理论研究的成果尚未转化为广大教师的认识。

教学“大纲”是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中已被实践反复证明并在理论界基本形成共识的内容的概括，它基本上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按道理讲，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当十分熟悉教学“大纲”，透彻理解教学“大纲”的内容，但事实上，真正熟悉教学“大纲”的为数不多，比较深透地理解“大纲’精神的为数更少。因此，目前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广大语文教师认真学习“大纲”，使“大纲”的基本观点、重要规定植根于教师的头脑之中。

(二)应试教育机制严重制约着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实践。

这是长期以来影响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钱梦龙先生曾慨叹：“现在语文课内教的.一些东西，对提高学生的实际语文水平，基本上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当前不少教师处处注意与考试对口，而现在某些颇为风行的试题模式又不能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因此，学生在语文课上花了大量时间学到的东西，除了用于对付考试外，实际上都是些基本无用的“应考语文”。(参见《人民教育》第2期《飞红点翠写春光――访特级教师钱梦龙》)这里主要是针对中学语文讲的，可小学语文教学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状况呢?能把责任仅仅推到老师们头上吗?我认为不能。老师们之所以处处注意与考试对口，是应试教育的机制迫使他们做出的选择。因此，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燃眉之急。

(三)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作过深入的、实事求是的探讨，而理论上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会导致实践中的巨大失误。

无论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微观上看，语文教学中都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这里仅列举几点，作为引玉之砖，以期引起理论界的深入研究。

1.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流行的说法是：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的基础。

如果这里的语文知识，指的是识字、积词，记住了若干句子、片段或诗文等，那我们可以赞同“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的基础”的诊断;但如果这里的语文知识指的是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文章学等学科的知识，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迄今为止，编入课本的那些语修逻文的知识，基本上是语言学家、文章学家研究出来的属于原理定则、常识概念的东西，是一种静态描述的学科知识。这类知识对语文有用，但无大用，可是我们却一直说它是基础。说一个学生基础没打好，就是指的这些知识没学好吗?我们要求学生具备的所有语文能力都是建立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吗?显然不是”。(引自第1期《课程.教材.教法》陈日亮先生的文章)

那么，语文能力是怎样培养的呢?“获得运用工具的技能，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知识为基础，由知识到技能;另一种是直接传授，由技能到技能，知识起辅助作用。我认为语文属于后者。”(引自19第7期《课程.教材.教法》刘国正《我的语文工具观》)“学生学习本民族语文，多数情况是‘能力在先，知识在后’，而不是相反。就拿幼儿园儿童来说，别看他们年龄小，他们已经会说不少互相连贯的话，具有相当可观的口头表达能力了。这种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是不断实践、不断学习大人说话的结果，而不是先学习知识再转化能力的结果。”(引自《文汇报》年12月9日孙光萱等《能力在先，知识在后――语文学习规律谈》)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同志的论述，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语文知识的积极作用，只是想从中引出下述结论：

第一，笼统地讲“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的基础”，是不符合学习语文的客观规律的。

第二，有些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但到底具体有哪些语文知识是基础，尚需认真研究。

第三，语文的有些理论知识并不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但它对语言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如语法知识、修辞知识、文章知识等。

第四，有些语文知识，既不是语文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没有指导语言实践的作用。如文学常识等。

作这样的分析，对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教学中的不少微效劳动就是由于大讲一些无用或用处不大的理论知识造成的。

本来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不讲语法、修辞的理论知识，不涉及名词术语、可我们不少老师却在课堂上大讲这些知识，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地区还在考这些知识。

2.语文教学和语文课堂教学的关系。

我这里说的课堂教学，指的是课本的教学。

早在50多年前，叶圣陶先生就曾指出：“国文教本为了要供学生试去理解，试去揣摩，分量就不能太多，篇幅也不能太长;太多太长了，不适宜于做细琢细磨的研讨工夫。但是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引自《叶圣陶语文论集》第3页)正因如此，一些优秀教师总是千方百计地在课内和课外加大学生的阅读量。然而，从大范围来看，多数学校、多数教师除了课本之外，基本上不指导学生读书读报，这可以说是学生语文能力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叶圣陶先生说“必须”在国文教本之外再看其他的书，而我们却把看课本之外的书看作可有可无。原因何在呢?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把语文教学等同于语文课本的教学。不从根本上改变语文教学等于语文课本的教学的观念，要把学生的语文能力提高到比较理想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6.勾股定理教案 篇六

二，教学类型：新知课

三，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勾股定理的产生及其内容。

四，教学方法：讲解法

五，教学重难点：如何引入勾股定理，如何让学生理解勾股定理的内容。六，教具：粉笔，直角三角板，画好网格的A4纸，正方形彩纸。

七，教学过程：1，引入新课：相传2500年前，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朋友家做客时发现家里的地板放映了直角三角边的某种数量，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书P72的图，看是否能发现途中隐藏的玄机？

2，讲解新课：我们能发现，图中，以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为边长的小正方形面积和，等于以斜边为边长的正方形的面积，因此我们大胆提出猜想，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边之间有特殊关系：斜边的平方和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见书P73图。这即是我们的命题一：如果是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长分变为a，b，斜边长为c,那么a^2+b^2=c^2.那么我们如何验证命题的正确性呢？请拿出我们的两张正方形彩纸，按照书上给出的步骤进行折叠，并把中间的小正方形描画出来。我们所折出的四个全等三角形中短边长为a，长直角边长为b，斜边长为c，且斜边长即为新折出的正方形的边长。原来没有折叠前，两张彩纸的面积一共为a^2+b^2,折叠后的面积为c^2,但是折叠前后并没有改变其面积的大小，因此有a^2+b^2=c^2.这样命题就等到了验证。（这种方法是我国古代的数学家赵爽想出来的，同学们是否有其他方法来验证命题的正确性？）命题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勾股定理。

3，小结：勾股定理的内容是什么？验证勾股定理的方法是什么？

4，巩固：我们来研究勾股定理在实际中是如何被利用的。有一个门框，宽3米，高4米，请问有个人拿了五米高的薄木板，请问他能否通过此门？若能应如何通过？若不能请给出理由。（能。运用勾股定理，3^2+4^2=5^2，把木板按照门的对角线放置就能经过此门）

5，作业：书P781，2，5，8题

7.企业文化演进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篇七

一、企业文化起源

有人群就会有文化, 在企业历练中, 在共同的生产与管理中, 一些观念会渐渐地被员工普遍认同与赏识, 进而转化为互动的行为规范。企业文化就这样积累形成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 企业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企业的产生。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方式, 最早自觉的使用和形成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 从日本管理实践中形成, 但是没有形成理论。理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因此本文把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文化理论形成以前的时期称之为企业文化起源阶段, 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企业文化的原始蒙昧时期。

从英国工业革命的“羊吃人”开始。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鼓励个人致富, 到处充斥着赤裸裸的逐利主义, 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 资方只把工人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 每天十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劳动时间, 尽可能多地榨取超额剩余价值。当然在工人的眼里, 资方是“吸血鬼”, “寄生虫”, 工人仇视、怠工、捣毁机器和工厂、罢工甚至拿起武器走上街头。随着劳资矛盾的加剧, 20世纪初, 以泰罗“科学管理”的形成为标志, 资方开始把工人从“会说话的工具”, 转而当作一种“经济人”, 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进行管理, 即以相对高的工资刺激诱惑他的需要, 同时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标准化的劳动动作、极高劳动强度, 竭力榨收更多的利润。实际上, 这种科学管理虽风行一时, 也由于人的机器化, 遭到工人的强烈反抗。这一时期企业盛行的是赤裸裸的逐利文化。随着实践的发展, 接踵而来的是“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和“复杂人”等等的价值标准。这一时期的企业管理文化除了物质利益的激励, 还试图通过满足劳动者的精神需要, 如自尊、社交、价值实现等需求, 来激励员工工作积极性, 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这一阶段表现出现代企业文化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关注人的需求, 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从劳资对立的价值基础出发, 利益上的让步只是资方牟利的一种手段。

企业文化由人的群体意识组成, 企业文化的作用通过人的行为体现, 研究企业文化也就是要研究人的行为, 而研究处于经济环境中企业或人的行为依然离不开对人性的认识和假定。这一阶段人的主要特征, 进而这一时期的企业文化的特征可以从同时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中得到认知。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在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 尤其是追求经济上的成就, 而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 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种宗教思想的影响成为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历史的发展证明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发展的越来越庞大。亚当·斯密研究整个经济系统时提出了“理性经济人”人性观念, 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种主观上的利己实现了客观上的利他。但可以肯定的说主观上利己是绝对无条件的。而客观上可能利他, 利他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从这一时期的企业文化表现来看, 可以说是一种原始蒙昧的企业文化, 无意识的存在, 没有明确的企业文化概念及主动创建的意识, 主要体现为企业主执行资本职能的一种意识。“理性经济人”反映到企业文化上, 总体表现为“唯赢利是图, 唯股东是从”, 极小化道德约束, 其结果必然是个人的“理性”导致群体的非理性, 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垄断和两极分化。这一阶段企业所表现出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单一、明晰的、极为强势的牟利文化, 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个人利己主义, 唯利是图。不难看出, 这种文化特征与当时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使命、人的特征息息相关, 但也孕育了现代人本文化的启蒙和苏醒的种子。

二、企业文化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及手段, 逐渐被人关注、运用、探索, 最终由一种无意存在, 转变为一种有意研究和使用的工具。而理论研究及其实践也大大推进了企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个过程得益于科技革命的兴起, 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企业竞争力已由资金、产品为主转向以技术、智力和职工的创造力、向心力为主。特别是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生产形态不再是以机器和分工为基础, 而是以人的智慧和能力为基础。人们发现物质资源的竞争已经无法赢得竞争优势, 反而, 人力资源的主体性地位及核心竞争力的地位被凸现, 企业管理思想开始由科学管理转向人本管理, 企业文化的作用也随之被发现, 逐渐掀起研究和实践的热潮。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想最早出现于日本, 可以说日本企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进行的企业文化建设使日本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种成功促使了企业文化的发现、研究与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随着日本企业的成功, 使得一些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特别是日美企业的比较研究, 从而发现日本企业的秘诀在于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劳资双方以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追求, 形成“团队意识”, 劳资两方的“双赢”的主张, 更是形成了世界性的热潮。工人积极性被空前的调动, 参与企业管理, 提出合理化建议, 日本工人曾长期成为“工作狂”。尽管此间仍有一些或大或小的波折, 就总体比较而言, 企业文化自觉意识形成, 理论界对企业文化的存在、内涵、作用进行的广泛的研究, 也掀起了实务界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热潮。在企业文化研究中, 爱德加·沙因可以称得上是该领域的权威。他在1984年的论文《对企业文化的新认识》和1985年出版的专著《企业文化与领导》中, 对企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 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 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 企业文化可以分成表面层、应然层和突然层三种层次。沙因教授还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发展、功能和变化以及建设等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 奠定了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到了90年代, 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 企业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 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管理及发展的重要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强调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21世纪初,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企业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 世界各国的企业均在寻找一种能够永保企业竞争优势的法宝, 深入研究和探索企业文化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的高潮。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一阶段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传统牟利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 只不过在地位、内涵、形式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不为人知, 到人尽皆知, 从无意存在到有意关注、研究、运用。从以机器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以事务为中心到以经营理念为中心, 以硬规范约束到以软约束为中心, 以短期目标和行为为中心, 转向以长期目标和行为为中心。不过它依然是一种牟利文化、效率文化, 关注怎样去管理企业, 提高企业的效率, 实现资本的目标。只不过伴随着资源观的变化, 突出的特点是关注人的作用, 关注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怎样提高其生产效率, 增加其对企业绩效的贡献。这一阶段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增强企业凝聚力、向心力、竞争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可以说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种文化依然具有它的时代局限性, 在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 它不会带来冲突, 但当企业经营状态不好的时候, 作为本质上的一种牟利文化, 它必然会带来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紧张, 带来一系列的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它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这里就蕴含着企业文化发展变革的内在动力。

三、和谐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和谐企业文化是时代的要求。随着全球一体化的逐步实现,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关系更加复杂, 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更加多元化, 社会矛盾冲突的加剧使得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时代的要求, 和谐社会、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企业而言, 企业所面临的关系也愈加复杂多变, 过去那种只关注企业利益, 强调理性的企业文化显然不大适应社会的要求和企业的需求, 对企业的推动作用也越发的缓慢, 甚至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需要有一种可以调节内、外部关系并且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力量来引导管理实践。同时, 企业的主体—员工也期待一种更适合自身发展更人性化的工作氛围。我们把基于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以和谐的企业价值观引领着的“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称之为和谐企业文化。可见, 和谐企业文化是时代的要求, 是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和谐企业文化也是企业实践的必然选择。在金融危机面前, 不同的企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些企业选择逃避困难、自保私利, 在外部为求生存, 不择手段, 破坏和谐共存局面, 扰乱竞争秩序;内部, 把员工当成了“包袱”, 一甩了之;而有的企业却更加坚定寻求合作, 依靠广大职工, 团结一心、风雨同舟、共闯难关。金融危机的压力暴露出企业文化本质上的差异。前一种企业在“顺风顺水”时高唱一套“以人为本”, 热衷于建设企业文化”, 但是一但遇到困难就立即“背叛”自己的“文化”, 企业文化“以用为本”的牟利本质暴露无遗。其危害性和结果也显而易见:一是不利于整体经济的恢复, 如果每个企业都只站在自利—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立场上, 就如没有警察维持秩序的十字路口—为了自己尽快通过, 大家都在尽力往前挤, 其结果就是越堵越死越堵范围越大, 危机只会更加严重。二是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虽然裁员可以暂时减少企业成本负担, 但在危机时刻, 抛弃员工, 背叛了自己的“文化”, 却从根本上损伤了企业的元气, 动摇了企业的根本, 这种文化绝不能支撑企业走的更稳更远。大量事实证明面对危机, 选择和谐共存的企业往往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能够很快转危为安, 并蓬勃发展。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9?11”事件后的行业危机, 在其它公司大量裁员的情况下, 没有裁员, 而是选择共度难关, 反而保持了每季度盈利。首席运营官柯琳?巴雷特说:“我们不做这种事, 那是竞争对手才会做的事。在西南航空, 我们以员工为优先。”之后, 每年应聘美国西南航空的大约不少于9万人。从这反映出的这种“以员工为优先”的企业文化, 对于提升核心竞争力起着多么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牟利文化本身的短视和缺陷, 使得企业文化面临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到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在经济危机中的命运, 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复苏与和谐发展, 开始转变自己的文化观念。无疑以和谐的价值观引领着的“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谐企业文化也是企业实践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 企业文化的发展根源可以追朔至企业产生初期, 企业文化发展状况及特征取决于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 不同的时代环境, 企业竞争环境、当时的主流文化以及该时代环境背景下人的主要特征。企业文化发展初期的“以用为本”的强势牟利文化、经过研究与实践逐步过渡到“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 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新的阶段。企业文化的创建和发展规律也表明只有符合企业所在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的企业文化才能得以生长。重视和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精神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只有适应中国国情, 汲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 建设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 这种文化才有根基, 才有适应性和生命力。因而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 我国企业有着先天的优势,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自然选择。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也使和谐企业文化建设有了更深厚、广阔的社会土壤, 从而使和谐企业文化很快成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流趋势和新的模式, 也使我国企业文化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可以想见今后我国的和谐企业文化建设将成为世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流, 对世界企业文化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摘要：和谐企业文化的提出和研究日益重要, 但大多数研究从企业文化功能的角度论述建设和谐企业文化的重大意义, 本文则从企业文化演进发展历史的角度论述其演进发展规律, 指出了企业文化与时代环境、企业发展阶段的联系, 并对其阶段性的表现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 把企业文化发展历程分成三个阶段, 指出了企业文化演进发展的趋势及方向, 明确指出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新的历史阶段。最后对和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 指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企业文化,和谐企业文化,演进发展,回顾,思考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群言出版社, 2007.

[2]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3]爱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M].中国友谊出版社, 1989.

8.关于室内乐创作的回顾与思考 篇八

中国的室内乐创作，至少有四代多为专业院校毕业的作曲家们，对这种“舶来”的体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②。

在中国早期的室内乐创作中，谭小麟（1911—1948）的三首作品：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二重奏》（写于1943年），为大提琴和竖琴而作的《浪漫曲》（写于1944年），为小、中、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奏》（写于1945年），均充盈着室内乐精致内敛的风格。其构思紧密，结构严谨，在深入把握他的授业恩师欣德米特体系的基础上，追求鲜明的个性与厚重隽永的民族韵味。

一生都在中华民族丰富的音乐遗产中寻宝的马思聪（1912—1987）于1945年创作的《钢琴弦乐五重奏》，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思念。这部以他熟悉的家乡的民歌《白字调》为主题元素发展成六个乐章的大型变奏曲，其和声、对位、曲式等均注意摆脱西方传统技法的制约，积极探寻中国民族音乐的风韵。

1947年，还是青年学生的桑桐（1923—2011）为小提琴、钢琴而作的二重奏《夜景》——应属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首自由无调性的室内乐作品。在三个并列段落只有67小节的音乐篇章中，渲染着苍茫夜色、夜莺哀鸣之中一位诗人的伤悲之情。其“旋律”的写作，“和弦”的叠置，彰显作曲家对西方现代音乐语言驾驭的能力和尽心于民族风格展现的思考。

新中国建立以来，吴祖强（1927—）作于1957年的《弦乐四重奏》，为西方传统的由四个乐章构成的奏鸣套曲。虽然作品的结构框架，主题的发展手法，多声部的写作技术，均显露欧洲传统作曲技法的明显影响，但民族化的主题写作，四个乐章音高组织均建立在五声性调式的框架之中的深遂思考，致使此部结构形式严谨、传统技法娴熟、民族风格浓郁的作品，成为20世纪中叶中国室内乐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新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日趋健康，室内乐的创作，精品不断。1981年，黄安伦（1949—）写出了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以奏鸣曲式写成的第一乐章，热情明朗的主部主题，两个缓缓道来的颇具塞北地区民族韵味的副部主题；慢板的第二乐章，两个跌宕起伏的乐思，既有冥思中的幻想，又有高潮中的呐喊；结构为回旋奏鸣曲式中的第三乐章，主部主题的温馨纯朴，副部主题的活力明快……纵观全曲，结构严谨、发展有机、音响丰满、风格浓郁、色彩艳丽、旋律感人，配器思维老道娴熟，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显现作曲家“扎根民族土壤，借鉴西方技术，反映时代的心声”的不懈追求③。

1982年，谭盾（1957—）完成了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风·雅·颂》。这部标题源自《诗经》，以西方传统的奏鸣套曲原则结构而成的乐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构架在奏鸣曲式之中的“风”意味深邃；第二乐章，架构在三部曲式之中的“雅”意味高洁；第三乐章，架构在变奏曲式之中的“颂”意味辉煌。此部作品无论是曲式结构上对古琴曲结构形式的汲取，还是旋律写作上民族韵味的寻觅，非三度叠置的横生纵的和声语言以及对古琴、琵琶、二胡、板胡等民乐特有技法的移植，在使西方传统的四重奏的音响得以丰润的同时，也彰显了浓郁的中华民族音乐的韵味和作曲家的创作个性。

1982年，周龙（1953—）以他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引起了乐坛的瞩目。这部根据柳宗元的诗作《渔翁》的意境，以古琴名曲《渔歌》的音乐材料为“音源”，遵循着“起承转合”“变奏”“循环”传统的结构原则为曲式架构。乐曲虽使用西洋传统的弦乐四重奏的演奏方式，却精心着力于对古琴音响特征及演奏手法的模拟和创新；而从乐曲的旋法、节奏的使用、调性的布局、多声部的写作等方面，充分展现了作曲家“古为今用”——对中国传统音乐经典内涵的精心把握，“洋为中用”——对西方现代较为丰富的音乐语汇和技法恰当运用的功力。

1983年，徐纪星（1960—）为高胡、钢琴与打击乐而写的重奏曲《观花山壁画有感》，以其技法新颖、民族风格浓郁而令乐坛瞩目。1984年，辛勤耕耘乐坛一生的丁善德（1911—1995），又以他的作品《C大调钢琴三重奏》为中国的室内乐创作增光添彩。同年，瞿小松（1952—）为混合室内乐队而作的《MONG DONG》问世。这部单乐章的作品，由中西合璧的乐器及人声混合奏出。乐曲由人声清唱伊始，精心探索非常态的人声和乐器非常规的演奏，以寻觅异样的音色，去“试图追求一种原始的境界”，“体现原始人类同自然浑然无间的宁静”，祈盼“人类与大自然之间重建和谐协调（的）关系”④。乐曲在音流的起伏跌宕、织体的疏密开合、音色的浓淡相间中呈示、组合、对比、发展，将其结构在有七个部分之多的多段体之中。此曲以其别致的乐队编制，新颖独到的乐器技法的探索，大幅度的音响涨落，多变的节奏节拍组合，奇异斑斓的色彩对比，质朴纯真的自然情怀和豪放粗犷的气息，涌动其作品的“新潮”。

刘庄（1932—2011）是中国乐坛上的一朵雅洁馥郁的奇葩，这位以对音乐的挚爱、笔耕不辍的女性作曲家，仅就室内乐体裁“重量级”的作品而言，就有多部内涵深邃、意境高远、技法精准、结构严谨，尽现中西合璧、古今文化魅力的精品，特别是其中的《酒狂》，为乐坛同仁所交口称赞。

1998年，姚恒璐（1951—）为低音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二重奏》是一首以十二音序列的技法完成的室内乐作品，其颇具中国五声性风格的音响特征的序列设计，以逆行倒影形式构成的两个六声组之间的“全对称”式的布局，将音乐依次展现于行板、柔板、富于生气而活泼的快板的三个乐章之中。作品在感性与理性的相互辉映中，体现着作者的“精品意识”。

1989年，已写有颇具影响的《弦乐四重奏》的贾达群（1955—）又推出了他的管乐七重奏《时间的对位》。这部从整体到局部都体现出高度的时间与节奏的控制性，彰显严谨的数理逻辑法则，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的作品，虽然是音乐与数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紧密结合体现其高度数理性逻辑的产物，但由于曲作者的出色驾驭，使其“数以载乐，智以言情”。 ⑤

1995年，郭文景（1956—）的铙钹三重奏《戏》问世。作曲家以“极限写作”的创作理念，将一直处于武场音乐“配角”的噪音乐器铙钹的音色和演奏技法予以深入的挖掘和极致的发挥，将其提升为这部室内乐的主角。在曲作者的精心设计下，三付大小不一、相对音高不同的铙钹，以不同位置的35种之多的演奏法的击打而获得不同的音高和音色；三位演奏员用自然的嗓音喊叫，模仿出从戏曲中提炼出的富于角色性格特征的六种人物的声腔、语态的“唱念”。全曲以“快、快、慢、快、慢、快”的速度结构而成的六个乐章，在铙钹击打出的不同“音高”、音色，不同“声部”节奏出神入化的错落分割中，编织出一幅逻辑顺畅、经纬分明、多线条的三重奏的异彩纷呈的篇章。

1995年，高为杰（1938—）首次使用自创的“非八度周期人工音阶”为六位民乐演奏家而作的《韶Ⅱ》问世。其“而发”的“有感”源于传说产生于舜时期的乐舞曲《韶》，这个被后世用作理想的艺术之代称的《韶》，致使高先生浮想联翩，借题发挥，用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语言表达对美的追求和赞颂，对古乐的膜拜与敬畏。此部乐曲，作曲家采取了特定的音阶循环方式，以古筝结构化的定弦为其基本音高材料，运用移位、延伸、点描、变奏等手法，将乐曲架构于一个带再现的三部曲式之中，令人耳目一新。

1997年，温德青（1958—）创作的颇具可听性的个性鲜明的《小白菜：为二胡与弦乐四重奏而作的变奏曲》问世。这部以中、西弦乐为器皿，将国人最为熟知的《小白菜》为主料，在精工文火中煨制出了一道滋味浓郁的室内乐佳肴。这部乐曲是将民歌《小白菜》的原型的6个小节，依次裁截分割成为前6个变奏的主导乐思的基因，运用“固定音程”的技法予以变奏发展而成。整部作品结构严谨、织体丰富、旋律流畅、节奏别致，速度、力度布局精心，声部写作功力不凡，不失为一部韵味浓郁、气质现代的佳作。

2003年，徐孟东（1954—）推出了他为16位演奏家及三种人声吟诵而作的《惊梦》。《惊梦》系汤显祖昆曲剧目《牡丹亭》中的一出经典段落——将难谴的春情托之于梦，讴歌着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作曲家择取了功深熔琢、启收讲究的极富特色的吟诵念白作为贯通全曲的基本音乐元素，在音乐发展中予以得体的时空重组。在二、三部对位手法的娴熟运用中架构起共时态形式；精巧对位的人声诵吟与木管、弦乐、打击乐和低音乐器多层次微复调织体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丰富的情绪、情感、音响、音色和组织结构，系一部彰显着中西方文化底蕴的厚重积淀、颇具创意和深度的佳作。

纵观上述的精品佳作，笔者认为至少可在如下方面可圈可点：

一、从题材而言，皆是历经作者自己心灵涤荡之后的所言之物，是一些富有良知和艺术理想，有一定的人文修养和社会责任担当的音乐才俊们的真情之作。他们从直接或间接、宏观或微观的角度，以笔管和血管相通、琴弦与心弦相连的涓涓音流，汇入到“主旋律”的洪流之中，展现其对“中国梦”的追求和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讴歌。

二、从写作技法而言，皆是些从内容的表现、形象的塑造出发，以体现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对音乐民族化和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为己任，对中外传统和现代的技法均有所积极的探索之作。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音乐思维和作曲技术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演进。一些肯定、留恋 “常态”的作曲家，还在契而不舍地在传统的作曲技术园地中辛勤耕耘，深入挖掘提炼其中的精髓，在进一步丰富其表现功能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而面对着迎面扑来的西方现代作曲技术——诸多新的音高系统及组织方式的运用，序列音乐、先锋音乐、实验音乐、音色音乐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给音乐创作注入生机和活力的技法，在经这些才俊们的认真学习和艰实掌握其内涵后，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从音乐表现的需要出发，游刃有余地融合其技法，随心所欲并恰当地运用其各种手段，在勿忘中华音乐传统老根、充分继承并延展着传统音乐元素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具个性和东方美学品位的当代新音乐。

三、从写作技法细化的角度，上述精品尚有如下的优异表现：

1.从音乐结构而言，这些精品均能从充盈的内容表现、丰富的形象塑造出发，结合它的音乐变化发展需要，“随物赋形”择选其适当的曲式构架，以凸显音乐形象美和结构美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不能“大车空载”，也不要“小车超载”。

2.室内乐的体裁，基于多声织体的写作。其音乐内部结构由多和音、多节奏、多线条、多音色组成。可有主调音乐为主、但又不可缺失丰富的复调音乐因素的深度参与；可有几个各自独立的旋律声部有机结合的复调音乐的表现。而其织体的编织，可在有调、多调、泛调、无调的空间中自由动作，但万变不离“音乐表现”之宗。

3.声部脉胳缜密明晰、富于个性，织体编排经纬有序，起伏得当。并不追求个别声部的肆意挥洒，而刻意于各个旋律线条间的紧密结合。淡化“自我”，强调“我们”。横线、纵点，对称、均衡，整体呈现出一种声部顺畅、节奏分明的线性和声和精心对位的良好面貌。注意扬声部之美奂，抑音响之噪恶。

4.充分了解、潜心挖掘所用各种乐器的表现性能、音色特点、音区色彩的变异，强化“配器”意识。协调好所用乐器在不同音区、力度中的色彩交融、共鸣、化合、嬗变。着意常规乐器法之外的空间，潜心寻觅非常规演奏法所带来的新颖音色的表现，以拓展音色表现的空间。

5.注意发挥室内乐易于表现多种性能——风俗性、抒情性、戏剧性的可能，充分展现其描绘意境，刻画心理的功能。

6.时刻注意给演奏者创造出不断相互交流的机会，如此才能使演奏者之间做到从技术交流到音乐交流再到心灵的交流，才能进入默契无间、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境地，才能展现出室内乐体裁的巨大魅力。

在对上述精品佳作赏析的同时，笔者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音乐才俊们共同的创作理念：一位心中装有听众的作曲家，应该期盼着他的作品能引起听者的共鸣，并得到层面不同的理解，既或是些“自律论”表现较强的作品，在充分展示形式美的同时，也摆脱不了内容——情感意念的浸透，才能体现作品真正的艺术价值。他们怀着尽快地将中国的音乐与世界“接轨”，用现代音乐技术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良好愿望，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箴言于心，力求更深层次的融合。

同时，他们也时刻警惕避免陷入音乐创作中的怪圈：在向西方现代技术“俯首称臣”的同时忘记了“以我为主”；在所谓的现代意识、现代技法的张扬喧嚣中，摆出一付强加于人的架式；有些作品包括专业音乐人士听后，也会有“一头雾水”、甚至“备受折磨”之感；轻视甚至无视音乐艺术应具有的特质，陷入“伪现代”“伪当代”“伪音乐”的泥潭之中；有的曲作者打着创新的旗号，“过度、过快、过滥的‘创新，已导致大量产生‘山寨版创作，甚至‘毒音乐……”⑥；有的曲作者不愿“接地气”，热衷于空中楼阁的“无限瞎（遐）想”，甚至麻木于无病呻吟，乐趣于孤芳自赏的漩涡和泡沫之中……。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怪异不等于新颖，荒诞不等于别致，传统技法与简单低下，现代技法与复杂高上并不是等同关系，何况技法创新并不被视为艺术创新的全部……这些观念，应成为前进中的有艺术理想、有职业操守的作曲家（者）们的共识。

① 指“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

② 由于笔者的艺术视野较窄，特别是篇幅所限，文中所例举的精品只能是挂一漏万的少数，并只能予以“关键词”式的简述。

③ 明言《中国新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689页。

④ 罗忠镕《现代音乐欣赏辞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页。

⑤ 吴春福《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之结构手法》，《音乐研究》2006年1期，目录。

⑥ 李吉提《在融合中稳定发展》，《人民音乐》2013年第3期。

方智诺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顾问，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9.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 篇九

通江县司法局

我县于2009年8月18日召开全县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按照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分工负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开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标任务，积极开展试点工作。经过1年的实践，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对一年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做出总结，找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作的建议，以巩固工作成果、改进工作措施，将该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

一、工作开展情况：

截止今年8月底，全县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44名，有43名矫正对象解除矫正，3 名死亡；现有在册矫正对象98名（其中：管制2名,占2.04%；缓刑63名，占64.29%；假释8名，占8.16%；暂予监外执行2名，占2.04%；剥夺政治权利23名，占23.47%）。有1名矫正对象因发现漏罪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没有发生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一年来做的主要工作是：

（一）加强领导，建立社区矫正组织体系和协调机制

我县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得到了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制定下发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巴中监狱还抽调1人到社区矫正办公室工作。全县所有乡镇全部建立了社区矫正工 1

作领导小组，明确由司法所负责具体实施，建立健全了矫正工作机构网络，加强了领导，明确了责任。

（二）提高素质，努力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为履行好社区矫正这项新增职能，加强了基层司法所建设，调整充实了司法所力量，明确专人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目前，全县共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227名（其中司法助理员30人，占13％；社区矫正志愿者196名，占86％），初步形成了一支由司法助理员、社区矫正志愿者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基本保证了社区矫正各项工作的落实。

（三）规范管理，加强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实行风险评估和分级管理制度增强矫正工作针对性。利用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系统对矫正对象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度、人身危险性、重新犯罪可能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其风险等级后，将矫正对象分为严管、普管、宽管三个管理级别，实施宽严不同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方式，并根据矫正对象的现实改造表现，适时变更管理等级，充分体现分级管理“赏罚分明”的特点。对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矫正对象，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杜绝、减少矫正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增强了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形成了部门联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工作格局。为了克服人员不足的现况,针对每一个社区服刑人员组建了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公安驻片民警、村（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区

矫正对象的监护人或者亲属、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1名成员等6人组成的监管小组，负责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日常监管。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年来，我县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在宏观层面上法律、组织等保障的缺失，因此，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比较多，主要困难和问题有四个方面：

（一）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还不到位。我县成立了49个乡镇司法所，共配备司法助理员30人，在册矫正对象98人，与在册矫正对象人数比为1：3.3，司法助理员除了担负社区矫正工作外，还得担负民间纠纷的调解、法制宣传、安置帮教等多项工作，并不是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者。

（二）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还不完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集中教育、集中公益劳动、对重点人员的监控等费用不足，社区矫正工作其他必要的开支诸如硬件设施投入、矫正对象突发急难救济等无经费保障难以得到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矫正工作的及时有效开展。

（三）社区矫正工作还没有装备保障。首先社区矫正是一项刑罚执行工作，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有明显的身份标志。但目前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不配制服，不利于矫正工作的开展。其次，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每月都要对矫正对象进行走访谈话，对矫正对象尤其是严管对象还要进行调查、管控等，我县各乡镇地区面积较大，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没有车辆保障，因此，难以及时有效地对矫正对象进行教育帮助和管控。

（四）、社区矫正执法依据不完备。按现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职能界限含混，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也未及时调整，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更多的依靠部门指导性意见，缺乏完备的法律依据，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权威性。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我们及时解决。一是外出务工问题。对此，现行的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法规、政策只规定可以“托管”，按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解释，需要有务工地司法行政部门出具同意托管意见书，我们才可放行。事实上，外出务工的矫正对象很难拿到这样的同意书，（有的是所在地不同意的，也有务工者出于情面或怕丢掉原有工作而不愿意的），可这些人在家又没有很好的生活门路。二是剥夺政治权利类矫正对象的管理。按法律规定，剥夺政治权利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政治权利，对于这些主刑已经执行完毕的矫正对象，是否享有这些权利，对他们而言无所谓，所以如果他们不服从管理，也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

三、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要立足工作需要，兼顾长远发展，以健全机构设置、扩大队伍规模、强化管理培训、提高整体素质为重点，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鉴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心理学知识，会操作电脑，善于与人交流，素质要求比较高的特点和社区矫正工作需一支相对稳定的工作队伍的客观需

要。同时，按照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抓好社区矫正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尝试委托院校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水平。要根据工作需要，逐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的保障标准，将日常工作经费与专项业务经费分离，建立更为合理、更为科学、更为有力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

（三）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装备保障。在目前国家没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做法，进行统一着装试点。同时，加强各乡镇司法所工作车辆保障，以提高矫正工作的效率和矫正对象的管控能力。

（四）适当放宽矫正对象减刑条件。目前对矫正对象缺乏有效管理和矫正手段，社区矫正作为试点工作，可以在放宽减刑条件，简化减刑程序方面作一些尝试和探索，可赋予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减刑建议权，建立减刑建议与法院减刑制度便捷沟通机制，充分利用司法奖励手段提高矫正对象的改造积极性。

（五）加强社区矫正宣传工作。要收集整理成功有效的教育矫正个案，总结社区矫正工作先进经验，特别是要总结发现社区矫正工作在创新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取得的成效以及涌现出的先进模范人物，弘扬正气，不断扩大社区矫正工作的影响。要大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成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客观的评价和积极的报道，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为社区矫正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0.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 篇十

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增产增收、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回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为此，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根本前提下，逐步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按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禁止流转阶段（1978—1983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严格限制。198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2.合法化流转阶段（1984—2002年）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进入了确立和发展阶段。为了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1982年至1986年，我国农村改革史上第一轮“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并实施，初步构建了农村土地制度框架。特别是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首次规定农村土地可以依法转让。但真正承认农村土地流转合法性的是1988年宪法修正案。该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此奠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合法性。1993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1994年《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相继出台，不仅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指示，更重要的是从法律层面基本明确了土地流转的几个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为稳定土地流转的承包关系，刺激农民生产，提高土地的生产率，1998年8 月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承包经营期的延长，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正式确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真正走上法制化轨道。同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

3.规范化流转阶段（2003—2007年）

2003年3 月1 日，《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该承包法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创新。2005年3 月1 日农业部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流转方式、合同签订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先后实施，为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保障。2006年，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取消，在税制层面彻底解放了农民，农村土地流转更为频繁，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利好因素。这一时期法规政策的颁布，是基于农村土地流转合法化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开始进入有序规范流转的阶段。

4.加快流转阶段（2008年至今）

2004——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10 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农业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十年”。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规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表明中央开始鼓励和支持农村土地流转。随后，中央相继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相关政策，对涉及农村土地流转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明确和完善。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14年1 月，《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是在维护农户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开拓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演变趋势大致为：禁止流转→有条件允许流转→允许流转→支持和鼓励流转。总体来看，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呈现市场化、自由化的演进趋势。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土地产权模糊

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核心。明晰的土地产权关系是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产权界定模糊的制度缺陷制约着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虚化。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但对“集体”一直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依照《宪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条文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是乡镇集体、村集体甚至是村民小组。这样的模糊界定，势必造成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级组织的利益纠纷，阻碍土地有序流转。第二，各项权能边界模糊。土地所有权和政府行政权的界限不清，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户基本利益缺乏保障。

2.农村土地流转缺乏法律保障

首先，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界定不清。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对于“集体”却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其次，缺乏专门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法规。目前，涉及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民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政策文件，但缺少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专门法规。因此，对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土地权属、土地用途、登记管理、流转双方权利和义务等问题缺乏必要说明和基本保障。

3.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

首先，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导向愈发明显，健全的流转市场是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保障。市场价格引导下的农村土地流转，是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当前，就全国看，只有发达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建立了系统完备的流转市场，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还处于自发、无序状态，分散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较多，反而不利于双方权益的保护。其次，价格机制不完备。一方面，土地流转范围窄、规模小，缺乏土地流转市场等因素，致使很多情况下农民只能低价流转土地；另一方面，没有完备的中介服务结构，缺少系统科学的资产评估服务，农民游离于土地流转价格之外，加之农民的价格意识薄弱，导致土地流转价格低廉，损害了农民利益。再次，土地流转过程不规范。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着流转无合同或合同不科学、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主体不规范等行为，埋下了利益纠纷的隐患。截至2012年底，30 个省、区、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共受理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22.4万件，比2011年增长了2.2%。第四，部分地区存在村干部、基层政府以土地所有权为名义，任意收回、越权流转农户承包地的行为，以及土地承包过程中“暗箱操作”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户的权益。

4.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

适当的政府调控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政府管理的缺位和越位现象。政府的缺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管理服务职能不健全，服务功能弱化；二是对中介组织、流入方行为、下级行政组织的监管有待提升；三是纠纷协调处理能力不足；四是服务不到位，即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中介服务不到位、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不到位等等。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的越位现象则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指令下的强制手段，即强制土地流转或者强制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5.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造成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不完善。而长期的历史文化因素使得农户对土地高度依赖，土地一直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村，土地承担了大约51.64%的社会保障功能。这就造成了尽管土地耕种的收益较低，但相比将土地流转出去获得的收益，大部分农民还是会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依靠土地满足自身的社会保障需求的局面。由此可见，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与否，是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关键因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限制了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间接增长了土地流转成本。

三、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1.完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农村土地产权管理制度的完善，是新时期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在要求。针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立”（所有权归集体，农户按户承包，使用权自由流转）的实际状况，应从三个方面着力。第一，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这就需要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厘清各项权能的界限，解决所有权主体虚化等重要问题。第二，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自身意愿，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第三，在土地所有权明晰的基础上，做好相关登记管理工作，将法律保障落到实处。

在增强法律保障方面，重点是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土地流转法》；整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以及涉及农村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法规，结合各地土地流转的实际经验，制定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法》；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法》，对农村土地的流转原则、流转方式、流转程序、流转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等关键问题进行界定和说明。这也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

2.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注重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营造合理有序的政策环境，贯彻落实“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原则。一是建立公平、规范、开放、有序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机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的约束机制，调整农村土地流转的收益机制，创新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机制，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长效运行；二是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行为，一方面严格完善合同签订等相关服务，保障双方权益，特别是农户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执行农村土地流转程序，做好农村土地流转的申报、登记等管理工作；三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四是强化各级政府的监管职能，防止少数基层干部谋取私利，严禁通过定任务、下指标等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同时，以提升政府服务能力为着力点，切实改善政府管理的缺位、错位现象；五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以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内容的纠纷解决制度，切实维护土地流转各方的正当权益。

3.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快培育经营主体

首先，金融支持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催化剂。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金融支持明显不足。国家可进一步加大对规模经营的土地政策倾斜，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经营主体的准入门槛，合理引导民间借贷，拓宽经营主体的融资渠道，允许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信用合作。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资金补助等手段，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鼓励地方依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区域特色，有重点地加大对家庭农场等农业组织的扶持力度。

其次，培育规模经营的主体作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推动者。一是发挥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培育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二是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涉农企业的模范作用，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推动农业生产规模经营；三是建立健全县市、乡镇、农村的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通过完善的服务推动农村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建立健全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建立广泛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切实推进农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等措施，取代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医疗和养老问题，切实改进农村社会保障现状，释放农民土地养老的压力，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1]赵德臣，胡伟.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及对策选择[J].农经研究通讯，2006，（12）.

[2]王艳平.新时期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思考[J].农业经济，2010，（2）.

[3]黄祖辉，王鹏.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浙江大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

[4]刘卫柏.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创新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11.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回顾与思考 篇十一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 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 不是互相排斥的, 而是统一的, 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1984年10月22日,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 在讲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 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 也很不容易通过, 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是个好的文件, 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我是这么个评价。”十三大报告, 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但个别提法有所调整, 即通篇没有出现“计划经济”这个概念, 完全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高度和邓小平的反复提示, 是有很大的关系。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等人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工作时提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 只要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十三大报告是这样论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彻底抛弃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的传统观念。1989年“六四”事件后, 有人借批资产阶级自由化, 要求重新修改十三大报告。邓小平明确回答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几十年不变, 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 一个字都不能动。”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 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 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 要经常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要根据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 适当加强集中。”这个提法不仅重提计划经济, 而且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视为“板块关系”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和十三大报告“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以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等等提法相比较, 显然不是前进了, 而是倒退了。

吴敬琏在2012年2月上旬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说, 1988年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很严重) 、1989年的政治风波, 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政治问题归咎于市场取向改革, 指责“取消计划经济, 实行市场化, ”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正是在两种思潮激烈交锋和“开倒车”活动很活跃的背景下, 孕育了邓小平的南巡谈话。

二、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

实际情况是, 针对当时的倾向性思潮, 1991年春邓小平的上海谈话, 就体现出来了。有人因此把邓小平的上海谈话视为次年南巡谈话的预演。只是有些人听不进去, 或者是没有听懂。如果大家都听进去了, 都听懂了, 就不会有次年的南巡谈话了。邓小平1991年1月28日至2月20日视察上海。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改革开放还要讲, 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 我们党要说话, 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 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 两者都是手段, 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更大一点, 步子更快一点。”当时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 (意思是黄浦江评论, 其作者是曾任《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 的四篇系列文章, 基本精神脱胎于邓小平上海谈话的内容。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凸显几个字:“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明确指出, 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 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资本主义有计划, 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蕴藏着资本主义幽灵。”3月22日, 发表第三篇文章, 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攻击, 责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第四篇文章, 即《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主题是要从组织上人事上保证改革开放, 受到一系列的大批判。不仅如此, 10月7日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 在领导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 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 好不容易把大家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 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 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这不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此时也同时受到北京大报的围剿, 几乎是针锋相对的, 矛头指向市场经济。

1986年至1990年, 邓小平至少先后四次提到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作为中国改革的主要选择,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一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深知内情的人说,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早已有之, 但他生怕党内不接受, 达不成共识, 会导致党的分裂。邓小平深知, 只有统一全党思想, 才能推动改革开放。因此他在北京冷静观察和思考之后, 直到南巡谈话时系统地提出来。1992年1月18日, 88岁高龄的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 经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谈话的要点包括五个部分: (一)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还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并提到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年广久。邓小平南巡谈话是这样说的, 改革开放初期, 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 说他赚了一百万, 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 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 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 如果处理不当, 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 影响改革的全局。 (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看准了的, 就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 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 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 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 是必要的, 也是能够办到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 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搞科技, 越高越好, 越新越好。 (四)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 (五)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可以这样说, 邓小平的南巡谈话, 从理论上回答了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 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

三、从春天再出发, 奔向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0年前的春天,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世纪伟人邓小平35天的南国之行, 犹如浩荡春风, 给华夏大地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这次南巡谈话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分水岭;20年后的今天, 正值党的十八大将在今秋召开, 社会各界期待再次凝聚改革共识, 再次为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奔向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短短20年, 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走上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10年前, 中国冲破重重阻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跨越式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20年来, 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无数人的梦想在改革开放这一大舞台上变成现实。安徽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 傻子瓜子专卖店里, 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在选送各种炒货, 20年前身陷困境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摆脱困境, 如今已成为资产过亿元的现代化炒货企业, 加盟专营店达到数百家。

20年来, 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指引下, 伴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加深和改革的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建立走向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到十四届三中全会 (1993年) 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20年间,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是, 2012年即将召开党的十八大。新一届领导班子, 将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基本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与基本上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目标,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使全国经济社会全面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如果说, “十一五规划”是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十二五规划”要达到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那么, “十三五规划”则要达到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是相辅相成的。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中提出来的。

应当这样说, 1992年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 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和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 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 这就是偏重经济体制改革, 不够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还没有转变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轨道上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至今还直接控制着全国很大一部分资源, 包括土地资源、金融资源、矿产资源, 等等, 市场还不可能在市场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要素市场的发育还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 极大地障碍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科学发展的全面推进。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深刻论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 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看,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 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不然的话, 机构庞大, 人浮于事, 官僚主义, 拖拖拉拉, 互相扯皮, 你这边往下放权, 他那边往上收权, 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 拖经济发展后腿。”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 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社会的第二次转型。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那么, 第二次转型则是以科学发展为指导, 以人为本, 以公平为准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把社会建设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广泛惠及全体人民。而城乡一体化则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与其相联系, 必须把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职能不转变, 经济社会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政府转型成为影响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全局性因素。中国新阶段 (即发展型阶段) 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四大突出矛盾, 都是同政府转型滞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要解决这些矛盾, 都有赖于政府转型的新突破。一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 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时, 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但至今仍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就是政府依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资源、要素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 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市场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 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只有当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制度化, 政府才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有效地缓解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当然, 要实现这个目标, 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 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三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 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的责任。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到40%,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15%。2000—2007年,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 政府和企业所占的比重则分别提高5.2个和2.8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 2008年达到0.47。体制机制不合理, 是个重要原因。四是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的问题。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已经从1978年的2.56倍扩大到2000年的2.81倍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以及由此派生的城乡差别, 是由政府构造的, 统筹城乡发展,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使命, 必然要落在政府肩上。五是解决腐败现象高发问题。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 之所以难以有效地抑制, 固然有多方面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政府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 政府还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资源和资本, 资本一旦和权力相结合, 加上监督不到位, 就很容易产生寻租行为, 滋生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