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货殖列传有感

读货殖列传有感（精选7篇）

1.读货殖列传有感 篇一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某某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分享人：太原科技园—范慧阳）

2.读货殖列传有感 篇二

[关键词] 货殖列传市场理论理财观念

一、市场理论的阐述和运用

《货殖列传》作为战国到西汉时期的一部商业经济史，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市场理论的阐述和运用方面尤其花费较多的篇幅，包括市场预测理论、商品购销理论、效益评价理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市场预测理论。预测在春秋时期称为“亿”。《论语?先进》中有孔子赞誉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的话。“亿”，朱熹注：“意度也。” 所谓市场预测，就是对影响市场供求变化的诸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和预见其发展趋势，以掌握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为市场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市场预测理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提出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货殖列传》对子贡、计然、白圭等人经商活动进行的具体记述，就是运用市场预测理论的成功例证。子贡在经商实践中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从商品供求关系入手，来进行市场预测，做出了准确、及时的决策。他看准时机，贱买贵卖，通过商品形式与货币形式的相互转化，以获得财富的增殖，成为中国古代成功进行市场运作的典型代表。而计然则是根据天时变化和农业生产规律来预测和指导自己的经营。他指出：“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货殖列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货殖列传》）就是说，每逢六年有一次丰年和一次灾年，十二年中有一次大灾年。他通过预知未来农业的丰歉，来预测粮食供求的大致趋势。因此要在丰年收进粮食，进行储备，以供水旱荒歉年份出售。白圭则直接将太阴（木星）运行状况同农业生产的丰歉联系起来，以预测市场行情变化。他们都把农业生产与商业经营联系在一起，进行商业循环预测，这是古代商业预测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商品购销理论。市场预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行交易，最终建立购销关系。《货殖列传》对此有精辟的阐述：“故待农而食之，虞（相当于林业）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由购销思想和购销理论。商品价格高低决定商品运动的流向，只有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国家对于民间的私人商业购销活动，上策是任其发展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给以鼓励，再次是教导或告诫，又次是运用国家权力进行调节和限制，下策则是国家直接经营与民争利。《货殖列传》说范蠡是“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既“居货”，又“耕畜”，农、牧、商结合，采取灵活的购销策略，因此能“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越王勾践采用范蠡、计然等人提出的经济政策，十年后国家大富：一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二是掌握价格调节规律，“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合理调节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三是保持手中的货币“其行如流水”，手中的货物“无敢居贵”，以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转。从这些具体的商业运作经验可以看出，商品购销的理论不仅涉及价值观念，而且渗入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货殖列传》将白圭的购销原则归纳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办法是：“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他把某些尚未形成社会迫切需要，一时供过于求，因而价格比较便宜的商品，预先加以大量购存，等待社会急切需要，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时，再行销售。这种把商业发展放在农业发展基础之上的购销思路，具有独到之处。

第三，经济效益评价理论。经济效益评价思想的提出应该说是《货殖列传》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司马迁将当时农、林、牧、渔以及经济作物生产作为一个本业，与当时一个千户侯进行比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就是说，如果能养50匹马、167头牛、250头牛或羊、栽千棵章材或枣栗，种千亩竹、漆、桑、麻，则其经济效益与一个千户侯相等。按当时规定，一个千户侯每年从每户征收200钱，共为20万钱。如果以资金一百万钱，经营时间一年来计算，凡达到20%的利润率，即年盈利20万钱，便视同于千户侯的收入。这种从经营者的利润来评价其经济效益的理论，体现商品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轨迹，在当时应该说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二、“与时俯仰”的理财观念

《货殖列传》提出一个鲜明的经济观点：“与时俯仰，获其赢利”。就是要不断把握时机“随时而逐利”，它是西汉商品经济条件下，商贾经营方法和经营理念的集中体现。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商品资本活跃，促进全国性的商业市场的形成，为商人逐利、理财提供了条件。

首先，“与时俯仰”，的理财观念表现的是追求富贵的欲望。尤其是对那些没有世袭贵族地位的“素封”阶层，由于在商业领域的精明强干，取得与贵族同等的社会地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钦佩。至于致富手段，司马迁列举了“本富”、“末富”、“奸富”三种。并且将通过正当的商业、手工业，包括高利贷经营的“末富”与“弄法犯奸而富”的“奸富”加以区别，提出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主张，是非常有见地的。司马迁显然受到时代生活的影响，充分肯定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

其次，理财观念不可避免涉及义、利观念。《货殖列传》突出赞颂和肯定了一些良贾、廉贾的仁义之举，并把他们作为后世学习与效法的榜样。同时肯定人们对物质的无穷欲望和不懈的追求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追求的本能驱使人们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促进农、工、商、虞的发展：“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农、工、商、虞兴旺，国家才能强盛，人民才能富庶，“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以义理财，直接关乎到百姓的富足和国家的兴旺。

再次，“与时俯仰”的理财观就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及时掌握储存货物和出售货物的时机，做到“逐时而居货”、“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白圭提出商业经营者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其中精于权变的“智”和善于决断的“勇”，是“用奇胜”所要具备的重要素养。《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卓氏之迁临邛、孔氏之广交游闲公子、刀闲氏之大胆起用桀黠奴、无盐氏之出贷给出征将士等事例，说明当商机出现的时候，必须立即抓住。司马迁指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两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意思是说，平时要有战争的预测和准备，到战时才能得到充足的物资支持。这就需要随时掌握商业行情，掌握市场供应规律，即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货殖列传》列举了范蠡十九年的行商经历，说明有效利用商机，是商业发展的关键。在商场上，根据行情采取相应的经营活动，叫“随时”；及时囤积和倾销货物，叫“逐时”；而真正把握商机追求商业成功，则是遵循“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市场原则，利用价值杠杆规律进行运作的“趋时”。

另外，司马迁还提出了重要的人才管理思想。人才是商业理财的灵魂，只有善于用人，事业才有真正的基础。司马迁认为“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打破主奴之间严格的等级差别，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齐俗贱奴虏”，但刀闲“独爱贵之”。他重用“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许多可以通过努力达到致富的职业，如稼穑、渔盐、冶铁、博戏、贩脂、洒削、马医等，有的甚至可以达到“鼎食、击钟”的王者境地。司马迁认为致富最快的仍是商业，指出：“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书中列举商人事迹及其成功经验，均证明了司马迁的这一论断。

总之，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商业市场仍然需要传统文化营养的滋润。《货殖列传》作为古代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份极好的调查报告，总结并保留下来的市场理论、理财观念是古代商业文化的精华，值得汲取借鉴、发扬光大。

3.货殖列传(教案设计) 篇三

货殖列传(节选)

司马迁

一题解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1.“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3.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这段引文见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为便于讨论,录于下: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A,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小国寡人”的理想社会，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在太史公看来,“至治之极”的社会是美妙的。《货殖列传》引录这段话置于卷首,当有深意。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太史公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意思是说,必须致力于此。因此,这句话当属上谈,绝句。这样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气也才顺适。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一句,则是对晚近时期为奇说谬论,淆乱人民视听者的斥责。

那么，至治与货殖有何关系

“至治之极”那段话里,没有一句说到货殖。乍一看来,至治与货殖殊无关系。实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联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这段话的中心内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一句话,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货殖列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一开始就指出,山西、山东、江南、北方各有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无法自致,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会分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是“货殖”一词的基本含义。太史公强调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饶则生活美好)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这一“自然经济观”，其积极的意义是尊重地理、分工这些自然规律，进一步地从中也能引出“看不见的手”即完全市场经济的主张}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即海晒盐或煮盐。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老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你这样看待范蠡的弃官从商?

范蠡的致富经对你有什么启迪?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子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这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据说范蠡离开越国时还带走了那位传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遥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马迁说，孔子的七十子之徒当中，最会致富的，是子贡，他的商队“结驷连骑”，往来天下，诸侯国君无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是说，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从事于政治、文化、教育这些事情，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三、由《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1、司马迁认为货利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素来重农轻商，但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2.司马迁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3 司马迁对于商业的经营上的观点。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

4 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那里靠海边，土里的盐份很重，老百姓很少。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简直无饭可吃。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直到现代，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抽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除此之外，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外销他国。齐国就此繁荣富庶起来，“冠带衣履天下”，各国闻风相望，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不论是靠山或临海的国家，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一窝风

地往美国跑一样。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5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四作业

请就本文第五自然段或者本文中所记叙的范蠡、子贡、白圭的例子，说说司马迁所持的经济思想对你的启发。(理解文意思，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

4.货殖列传原文及翻译 篇四

货殖列传原文及翻译

【作品介绍】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原文】

货殖列传序

出处：《史记》

老子曰①：“至治之极②，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③，美其服④，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⑤，挽近世涂民耳目⑥，则几无行矣⑦。

【注释】

①引文见《老子》下篇第八十章，文字略有不同。②至治：治理得极好的社会，指政治清明之世。至：极。治：治世，与“乱世”相对。③甘其食：以其食为甘美。即认为自家的饮食甘美。甘：美。④美其服：以其服饰为美。即认为自己穿著的衣服漂亮。⑤必：如果，假若。用：以。务：要求得到、追求。⑥挽近世：亦作“挽近”。挽，通“晚”。离现在最近的时代。涂：堵塞。⑦几：差一点儿，几乎。无行矣：不可行了。

【原文】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①、《书》所述虞夏以来②，耳目欲极声色之好③，口欲穷刍豢之味④，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⑤。俗之渐民久矣⑥，虽户说以眇论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⑧，其次利道之⑨，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⑩，最下者与之争。

【注释】

①《诗》：即《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计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②《书》：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③极：尽头、极点。此处意为“享尽”。声：音乐。色：女色。④穷：穷尽。刍豢：泛指各种牲畜的肉。刍：吃草的牲畜，如牛羊。豢：吃粮食的牲畜，如猪狗。⑤夸矜(jīn，今)：夸耀。矜：骄傲、夸耀。势能：权势和才能。⑥渐：浸，浸染。⑦户说：挨家挨户地劝说。眇论：微妙的理论。眇，通“妙”。美，好。⑧善者：好的办法。因：循，依照，顺着。⑨利道之：以利引导它。道，同“导”。⑩整齐之：用规章制度约束他们的行动，使之规规矩矩。(11)与之争：与民争利。

【原文】

夫山西饶材①、竹、穀②、③、旄④、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⑤、声色⑥;江南出楠⑦、梓⑧、姜、桂⑨、金、锡、连⑩、丹沙(11)、犀(12)、玳瑁(13)、珠玑(14)、齿革(15);龙门、碣石北多马(16)、牛、羊、旃裘(17)、筋角(18);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19)：此其大较也(20)。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21)。故待农而食之(22)，虞而出之(23)，工而成之(24)，商而通之(25)。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26)?人各任其能(27)，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之征贵(28)，贵之征*(29)，各劝其业(30)，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31)，而自然之验邪(32)?

【注释】

①饶：富有。材：木材。②穀(gǔ，谷)：木名，即楮木，树皮可以造纸。③(lú，卢)：野麻，可以织布。④旄：牦牛尾。尾上的长毛可作舞蹈道具和旌旗的装饰。⑤丝：蚕丝。⑥声色：音乐和女色。当时统治者将此看做供享乐用的商品，故也列入货物中。⑦楠：楠木，是贵重的建筑和造船材料。⑧梓：梓树，木材可以制作器具。⑨桂：也叫木犀，是珍贵的芳香植物。⑩连：通“链”，铅矿石。(11)丹沙：矿物名。即丹砂，俗称朱砂。(12)犀：指牛角。(13)玳瑁：爬行动物，跟龟相似。甲壳可作珍贵的装饰品。(14)珠玑：泛指珠子。珠：珍珠。玑：不圆的珠子。(15)齿革：指某些兽类的牙齿和皮革，如象牙、虎皮。(16)龙门：即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陕西韩城县东北。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北。(17)旃裘：毡子和皮衣。旃，通“毡”。(18)筋角：兽筋、兽角，用作制造弓弩。(19)棋置：好像棋子那样密布。(20)大较：大略、大概。(21)谣俗：民间习俗。因歌谣能反映民间习俗，故以谣俗代指。奉生：养生。奉：供养。具：器具、用品。(22)待：依*。(23)虞：掌管山林水泽的官员，包括开发山泽资源的人。(24)工：工匠，手工业者。成之：制造出来。(25)商：商人。通之：流通货物。(26)宁(nìng，佞)：难道。政教：政令。发征：征发。征：求取。期会：约期会集。(27)任其能：尽其所能。指发挥自己的特长与技能。(28)物*之征贵：意思是物*极必贵，所以*是贵的征兆。征，征兆。(29)贵之征*：意思是物贵极必*，所以贵是*的征兆。(30)劝：劝勉、努力。(31)道：客观规律。此处指经济法则。符：符合。(32)自然：指自然法则。验：证明。

【原文】

《周书》①曰：“农不出则乏其食②，工不出则乏其事③，商不出则三宝绝④，虞不出则财匮少⑤。”匮少而山泽不辟矣⑥。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⑦。原大则饶⑧，原小则鲜⑨。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⑩，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11)。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12)，人民寡(13)，于是太公劝其女功(14)，极技巧(15)，通鱼盐(16)，则人物归之(17)，繦至而辐凑(18)。故齐冠带衣履天下(19)，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20)。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21)，设轻重九府(23)，则桓公以霸(24)，九合诸侯(24)，一匡天下(25);而管氏亦有三归(26)，位在陪臣(27)，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28)。

【注释】

①《周书》：《尚书》组成部分之一。相传是记载周代史事之书。②出：生产、种田。③事：事物、器物。④三宝：指粮食、器物、财富。绝：断绝，无。⑤匮：缺乏。⑥辟：开辟。⑦原：本源、源泉。⑧饶：富足，东西多。⑨鲜：贫困，东西少。⑩莫：无人，没有谁。予：通“与”，给与。(11)拙者：愚笨的人。不足：不富裕，穷困。(12)潟(xì，戏)卤(lǔ，鲁)：不适宜耕种的盐碱地。(13)寡：少。(14)女功：亦作“女工”、“女红”。指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15)极技巧：极尽其技巧。即使其技巧达到极高的水平。(16)通：交流、贬运。(17)人物：指人和物。归：归附，归聚。(18)繦至：像绳索相连一样接连而来。繦，用绳索穿好的钱串。辐凑：形容四方人物来归，象辐之集中于毂一般。辐：车轮中间的直木。凑，聚集。(19)冠带衣履天下：以冠带衣履供给天下。意为天下的冠带衣履多为齐所制作。(20)海岱之间：今山东半岛。海：指今渤海。岱：指泰山。敛袂：整理衣袖。袂：衣袖。朝：朝见，朝拜。(21)：修治、整顿。(22)轻重：中国历史上关于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的理论。以《管子·轻重》论述最为详细。此处意为调节物价，掌管财政。九府：周代掌管财政的九个官府。(23)霸：称霸。(24)九合：多次会合。(25)匡：正，纠正。(26)三归：台观名。相传为管仲修筑，作游赏用。说明其财势超过一般大臣。(27)陪臣：春秋时期诸侯的大夫对周天子自称陪臣。(28)威：指齐威王田因齐。宣：指齐宣王田辟疆。

【原文】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①。”礼生于有而废于无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③。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④。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⑤，以而不乐⑥，夷狄益甚⑦。谚曰：“千金之子⑧，不死于市⑨。”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⑩，皆为利来;天下壤壤(11)，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12)，万家之侯(13)，百室之君(14)，尚犹患贫(15)，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16)!

【注释】

①“仓廪实……知荣辱”：此二句引文见《管子·牧民》篇。廪：粮仓。②礼：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礼节仪式。有：富有。无：匮乏，贫穷。③适其力：适当地用自己的劳力。适：适宜、适当。④附：附着，增益。⑤客：门客，食客。无所之：无处去，无处容身。⑥以而：因而。⑦夷狄：泛指少数民族。益甚：更为严重，更加厉害。⑧千金之子：千金之家的子弟。指富家子弟。⑨不死于市：不会因犯法而在市上处死。古代常在闹市处决犯人，并暴尸街头。⑩熙熙：形容拥挤、热闹的样子。(11)壤壤：通“攘攘”，纷乱的样子，与“熙熙”同义。(12)千乘之王：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13)万家之侯：享有食邑万户的封侯。指诸侯。(14)百室之君：享有食邑几百户的封君。指大夫。(15)尚犹：尚且还。患：忧虑，担心。(16)编户之民：编入户口册的老百姓。

【译文】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解析】

本文是《史记·货殖列传》的序言。货殖，就是靠贸易来生财求富的意思。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详细介绍了有关货殖的各种情况，以及各地货物、人民生活和社会风气等，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如果以现在的市场经济学说来读本文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社会分工有农、虞、工、商，并且是明确的：“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马迁清晰地说明组织这种分工的不会是“政教发征期会”，没有政府的行政干涉，也没有家族势力的操纵，却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的运转，是什么力量?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便是典型的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以得所欲”，更说明为了自己的需要利润，参与到了社会经济组织中来，主观为了自己，在客观上保证了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且追求利润务必“任其能，竭其力”。如果说司马迁对社会经济组织的认识有独到之处的话，那么他说“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就伟大得多了，这里说明的是市场经济怎样调节社会产品的供需。由此我们思考，贱怎么是贵的征兆?由此而有怎样的结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发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那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诗词网文言文阅读”的古文观止栏目。

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功行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想到他的思想在他一千年前的中国就有明确的表述。为什么汉以后的中国会有一个全盛的唐朝?也许是政府在经济上的无为吧。为什么明清的停止不前?也许是政府的干涉太多了。

5.读货殖列传有感 篇五

阅读文言文，完成下题。（19分）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①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②，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③，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④，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⑤，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⑥，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注】①挽，同晚。②刍豢：指牲畜的肉。③眇：同妙。④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⑤三宝：食、事、财。绝：不流通。⑥潟卤：盐碱地，不适宜耕种。

（选自《史记 货殖列传》有删改）

1.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已：通矣，了

B．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道：通导，引导

C．各劝其业，乐其事 劝：勉励

D．小人富，以适其力。 适：到，往

2.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用法和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

A．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B．莫之夺予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C．农不出则乏其食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D．则桓公以霸 谨拜表以闻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老子的小国寡民理念在近世行不通，是因为人们都追求舒适享乐；对人们的欲望，统治者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

B．各地物产丰富，但只有政府主动、大力协调各种经济门类，农、虞、工、商才能各行其事，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C．姜太公在经济基础薄弱之时，管仲在齐国中衰时，都实行了发展经济的政策。由于富强，齐国还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D．天下之人上至天子诸侯下到平民百姓，都求财谋利，担忧贫穷。只有生活富裕了，君子才喜欢行仁义之事，普通百姓才懂得礼仪。

4．把第Ⅰ卷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5分）

答：

（2）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5分）

答：

参考答案：

1．D ( 适：适合，引申为用在适当的地方)

2．C （其均为代词，那。 A连词，表修饰/表因果 B代词，宾语前置的标志；动词，到。D介词，因为/连词，表目的。）

3．B （原文第三段强调社会经济的自动调节，人民自发地发展生产实现安居乐业。）

4．（1）致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很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挨家挨户去劝说，终究不能使他们的思想改变。（使、渐、虽、化、户说以眇论状语后置各1分）

6.读《屈原贾生列传》有感 篇六

余学史记，每读到屈原贾生列传处，常掩卷沉思，喟然长叹!今以秀才与帝王为题，试辩之。

一 、秀才与帝王的传记同等重要

秀才与帝王是一对君臣关系。秀才要利用帝王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帝王则要利用秀才的才干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王与秀才，虽则社会地位不同，尊卑不同，但是传记同等重要。

一个人的传记，记录了一个人的历史，全部个人的传记，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有眼光的社会学家建议人人写自传，每个人的传记，公之于众都是对社会的贡献。有人说21世纪是传记的时代，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在《史记》人物中，司马迁不只记述了帝王将相，更是把眼光投向了秀才：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学生，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文人雅士，均是司马迁立传记述的对象。他不以血统尊卑和爵位高低为转移，而是侧重於那些对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对于“能有所长”的佞幸;“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俳优;“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乃至刺客、隐士、医卜、日者等，司马迁均选择典型，一一作传，表彰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生存自由、人权平等，这是近三百年来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提出的响亮口号，对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里的司马迁来说，能够对秀才与平民如此重视，不惜笔墨为他们立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屈原、贾谊、司马迁的生命轨迹

屈原、贾谊、司马迁都是盖世英才。屈原和司马迁都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开创楚辞，贾谊开汉赋之先，司马迁开创史记，在他们个人短暂的生命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的生命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各不相同。屈原两次遭流放，贾谊两次被逐出京都，司马迁两度系狱。有鉴于此，司马迁将屈原、贾谊的事迹合为一传，并注入了大量的个人感情色彩，为之树碑，为之抒怀，也可以说，司马迁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通过为屈原、贾生立传，排解自己心中的忧愁与愤满。

我在阅读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自序及部分相关材料之后，觉得他们三人的命运遭际虽然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在实质上却有着极大的区别，现就从秀才与帝王的关系角度作一比较。

楚怀王与屈原是一对悲情君臣。屈原出身贵族，与楚怀王同宗，从血缘关系上本就有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屈原聪慧有才，史记上称赞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很受楚怀王器重。虽然他的官职是左徒，可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比宰相还宰相。在这一时期，楚怀王表现出了一个作为明君的王者风范，从内政到外交，君臣齐心合力使楚国一度欣欣向荣，国富兵强，六国合纵抗秦，公推楚国为合纵长， 楚怀王一时都有点诸侯盟主的味道了。可是，屈原辅佐楚怀王兴图楚国霸业的宏大理想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在内政上与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外交上损害了秦国的利益。这对君臣在这两股强大势力的联手打击下，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悄然降临了。之所以说楚怀王与屈原是一对悲情君臣，是因为纵观楚怀王与屈原的整个交往，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让楚国强盛称霸;有着共同的对立面――外部的强秦与内部的腐朽势力。屈原一生对楚怀王忠心耿耿，楚怀王一生对屈原也有割舍不下的情怀。且按下他们君臣前期密切合作，取得初步成果不表，就是在屈原遭谗被疏之后，楚怀王被秦国张仪欺骗损兵失地，他反省一下，马上起用屈原使齐，重修齐楚之盟。只可叹楚怀王头脑简单不长记性，他本来有一次雪耻的机会，便是秦国为了拉拢楚国攻打齐国，提出让地求和，楚怀王回答：“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可张仪二次来楚后，楚怀王竟经不住靳尚与宠妃郑袖的说情，又把张仪放跑了。屈原回问楚王，“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楚怀王对屈原意见的重视。这对君臣的悲剧情节还在向前发展。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楚怀王几乎成了秦国手中的玩物。秦国对楚国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累次诱骗楚国上当，削弱了楚国的政治、军事实力。楚怀王三十年，秦国一面出兵攻打楚国，连取楚国八城;一面写信给楚怀王，约他去秦国武关与秦昭襄王会晤。这显然又是一个骗局。怀王左右为难，“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屈原将怀王的安危时时挂在心上，他坚决劝阻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是个亲秦派，极力主张怀王西行。他说：“奈何绝秦欢。”怀王又一次辜负了屈原，而听了他的小儿子的话。这是他们君臣的最后一面，这是一次死亡之旅。果然不出屈原所料，他一进武关便被秦国军队软禁起来，把他押到秦国首都咸阳，秦昭王以番臣礼遇待他逼他割地。这时怀王才后悔没有听屈原的话，可是已经晚了。怀王拒绝割地，却不堪凌辱，悄悄逃到赵国。害怕秦国的赵国不敢收留他，又被秦兵掳去，最终气恨交加，病死在秦国。楚顷襄王继位后，以子兰为令尹。而楚国人民都因为子兰劝怀王西行对子兰十分不满，屈原也想为楚怀王的死讨个说法，于是趁着怀王灵柩运回郢都，举国默哀致祭的机会，拼死揭露了那批祸国殃民的亲秦派的罪行，这使他遭到更沉重的打击，被赶出京城流放到洞庭湖一带。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消息传到江南，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追随楚怀王而去，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

汉文帝与贾谊是一对相知君臣。贾谊乃一时名士，史记载他“年十八，能诵诗属文闻于郡中。吴廷尉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即位不久，求贤访良，河南守吴公的政绩很好，“治平为天下第一”,文帝特召为廷尉。吴公又向帝竭力推荐贾谊，说他“博通书藉，可备资询。”文帝乃复召贾谊为博士。这对君臣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贾谊一到京师，果然不同凡响。在朝班中，论年令，贾谊最小;论能力，贾谊最强。皇帝每让讨论一项诏令，只要贾谊一发言，其他人都觉得无话可说了。大家都认为他们的能力赶不上贾谊，所以贾谊甚得文帝喜爱，被破格提拔，传言中有一日连升三级的说法可见文帝对贾谊的欣赏程度。

就像屈原受楚怀王重用遭到腐朽贵族的谗言陷害一样，贾谊为汉文帝推行的改革政策同样受到了朝中老臣绛(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冯敬之属的打击与迫害。他们趁汉文帝提议让贾谊任公卿之位的机会，联合起来向文帝发难，说贾谊年纪轻轻，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他所做的努力都是想独揽大权，扰乱朝纲。文帝迫于权臣压力，不得已忍痛割爱，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绛、灌之属乃何等人物，他们是随高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汉文帝刘恒的皇帝宝座也主要依懒绛、灌们从诸吕手中夺回权力。但令史家叹息的是：“随(何)、陆(贾)无武，绛、灌无文。”绛、灌是英明的军事将领，在开国辟疆、捍卫皇权方面功劳盖世，可是他们治国乏术，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才能。之所以说汉文帝与贾谊是一对相知君臣，是因为汉文帝与楚怀王不同，他有主见，并不全为权臣所左右，虽然他出于无奈，把贾谊贬出了京师，但他敏锐地觉察到贾谊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他仍是将贾谊的建议逐步采纳，付诸实施。宋朝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有诗赞贾谊云：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对于贾谊作出了很高的也是正确的评价。表面上看，绛灌们阻拦了贾谊晋升的步伐，把他挡在了朝阁之外，可实质上，汉文帝在施政过程中，总是采用贾诒的主张，“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绛灌们爵位虽高，但他们的“言”被“废用”,并没有给文帝治国提出什么有益的帮助，只好被劝退，回家养老去了。相反，贾谊虽然没有当上三公九卿，可文帝在内政外交上遇到麻烦时(内部淮南王北济王叛乱，外部匈奴侵扰)，他却专门下旨召回贾谊，商讨对策。这便是有名的宣室夜对的.故事。李商隐有诗赞云;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

饶有趣味的是，贾谊不是在上朝之时(办公时间)谨见皇帝，而是在文帝祭祀神灵祈求福祉时被接待，这就很有些私密的味道。并不摆天子龙威的尊严，而是像老朋友会面一样随意亲切，君臣二人促膝密谈，从眼下的鬼神之事切入，逐渐地进入商讨国计民生的主题。史记载“贾生因具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故事：贾谊全部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不仅提出了应该怎么办，而且陈述了为什么要这么办。说者滔滔不绝，听者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中已到了半夜三更，过程中文帝竟然不由自主地向贾生靠拢，极近亲昵之状。会谈结束后，文帝很有感慨地说：“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过了不久，文帝特聘贾谊为梁怀王太傅。须知梁王乃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通过梁王这层关系贾谊与文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谊实际上成了汉文帝的高级幕僚与智囊人物，有点类似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关系。

宣室夜对之后，贾谊向朝庭上了《陈政事疏》，也就是历史上常常论及的《治安策》。我个人认为，贾谊受汉文帝宣室召见，谈话是即兴而发，内容却极其广泛，会谈之后，贾生感觉事关重大，便慎密思考，梳理成文，形成《治安策》，向朝庭献出。所以说，治安策也如后来的隆中对一样，是贾谊根椐皇帝的提问，对国内外局势所作的分析与判断，对事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或者说，它也是贾谊与汉文帝会谈的一份备忘录。

遗憾的是，这对君臣的合作才正式起步，贾谊所悉心教导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梁王在驰往京城的途中坠马而死，让贾谊悲伤自责不已，而过早地消融了自己的生命。所幸的是，汉文帝及后来的景帝即使在贾谊死后，也依然坚持推行贾谊所倡导的重本抑末、加强和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藩邦势力的政治路线。文、景二帝都能崇尚贤才，任用精通历法的张苍为丞相，以治军谨严著称的周亚夫为全国军队的统帅，任用贾谊遗志的继承者晁错为御史大夫，励精图治，使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一个空前鼎盛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司马迁与汉武帝是一对强强对抗的君臣。汉武帝雄才大略，傲视天下;司马迁承袭史官，洞察古今。两强相遇，互不相让。汉武帝要用强权使司马迁屈从，司马迁要以史官的责任对社会对历史负责，这样一来，司马迁与汉武帝就成为冤家对头了。

青少年时代的司马迁，与屈原贾谊的生命轨迹类似，顺风顺水。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N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隼й丁⒀Α⑴沓牵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他的各种活动都与汉武帝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密切相关，在这强化中央集权、抗击外来侵扰、并且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司马迁在学习、漫游活动中走完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又在步入中年后，顺利入仕，参加了汉武帝直接指挥的统一事业，在他正式成为史官之前，他已经成熟了。

公元前1， 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之职，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这是他成为以学术著作和思想影响社会的治学者的开始。他对担任这个职务曾是相当满意的，开始在国家藏书处阅读和整理各种史料。由于太史令兼天官之职，汉武帝外出祭祀天地的各种典礼仪式还必须由他来筹划，所以司马迁在任太史令至受宫刑这十年间，他是十分繁忙的。而且这期间，在公元前1，他又倡议修改历法的工作，为尽到职责，司马迁主持了太初改历的重要活动。在这一时期， 司马迁竭力为汉武帝服务，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汉武帝也非常赏识司马迁的才能，常常在接见外宾时把司马迁这样的学者当做自己的资本向外炫耀。

司马迁与屈原贾谊遭遇所不同的是， 屈原贾谊当红时，受到了同僚的嫉妒、打击和排挤，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官职，不治民，不参政，所以他与汉武帝属下的文武群臣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可是，站在司马迁对面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好大喜功、专横跋扈的封建帝王，他思想理论界推行唯我独尊的政策，要不断提高作为皇帝的个人权利地位。他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那自以为是的骄傲心理也在不断加强，他那急于为自己树碑立传，宣扬自己功威满天下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于是他开始注意史官修史，希望史官歌功颂德，把自己吹捧成“圣人”、“明君”,成为可以与三皇五帝、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历史上的光辉榜样并驾齐驱者。然而，他遇到的史官是司马迁，他的意图一时很难贯彻。司马迁自认为有“世典周史”的光荣家世，又有父子相承的史学事业，对史学的功能和史官的责任看得很重，而不能完全听凭统治者摆布。况且，司马迁是天才的思想家，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他从小就有造反精神，他要“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他有藐视一切的霸气，他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所有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深刻的思考与冷静的评判。这样以来，他与汉武帝强强相撞，势必矛盾重重，日积月累，他的悲惨结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三、《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春秋笔法

鲁迅先生给《史记》作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离骚》是屈原放逐之后，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屈原在《离骚》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主观认识。那末，司马迁在《史记》中，是不是也注入了他本人的人生体验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本文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点出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末差，历史人物楚怀王的真实形像也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昏庸，只所以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概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了春秋笔法，让楚怀王替汉武帝背了黑锅而已。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评议：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这段议论，铿锵有声，酣畅淋漓，激情膨湃，一泻而下。初次一看，是在批评楚怀王不辨忠奸，不明事理，自酿人祸，忠臣受害，自食其果。可是，仔细一回味，不对呀!楚怀王中奸被骗到秦国后，他没有做出丧权辱国的事，他表现出了一个大国国君的风范，宁死也不签卖国条约。在楚怀王的本传《楚世家》中，明明写着楚怀王的遗体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历史真像是楚怀王在本国人气很旺，全国民众都为楚怀王的死节悲痛哀悼，楚怀王的葬礼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国葬。就是在诸侯各国，也都因为楚怀王的死节一事而义愤填膺，重新合纵，于次年多国联合起来向秦发兵。同样出于司马迁之笔，怎么到这儿就变成了“为天下笑”呢?很显然，司马迁在这里表达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汉武帝是当朝天子，他有许多批评汉武帝的话不便明说，便借着楚怀王说事，表面上是在抨击楚怀王昏庸，实质上是刺向汉武帝的利刃。在司马迁的眼中，汉武帝是和秦始皇差不多一样的昏君暴君，而且，作为先知的思想家，他已明察出西汉王朝的诸多弊端，予感到不可避免的颓势。所以，这段议论，是司马迁在胸中压抑已久对汉武帝的愤满怨气怒气的大喷发，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昏庸无道的揭露与鞭笞。楚怀王替汉武帝背了黑锅。

7.读货殖列传有感 篇七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有感

在政治挂帅下，中国史书成为文字欺诈大本营。好不容易有个不畏强权的太史公，也未得上的嘉奖。为了完成心中的郁郁之志，也须有所“讳”，或语焉不详，或成了没嘴的葫芦，倒是哭煞了好奇心害死猫的泱泱后人。虽是如此，后人如你我，若想要了解前史密经，还是少不得查阅那些在强权监督下书写的产物。

你我处于现代的小民，赤条条来去了无牵挂。若弃于古代，一旦得罪了尾大不掉之辈，就人人得而“诛”之。管它罪出有名或是无名，即便是忠诚义士，得罪了当权者，威胁了掌政者，入狱的入狱，杀头的杀头。想人家淮阴侯虽授上将军印，且念“汉王遇我甚厚”，终因“欲发以袭吕后、太子”而斩于长乐钟室。

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其霸业、建立刘氏政权，离不开西汉三大开国功臣萧何、张良、韩信的辅佐。然三人之中，为韩信被中央集团斩杀宫中，这又是为哪般？

其实，对于这三位西汉功臣，自认为张良最为聪明。他深谙帝王心理，明白刘邦为人。于是乎，他采取不争称病的应对之法。张良言“吾以三寸之舌为帝者师，位列侯，封万户，布衣至极，此生足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最终归隐，成为山野散人。至于萧何。汉高祖刘邦死后，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卒。死的尚算早，不知是否有内幕。

刘邦，生于沛县，曾任泗水亭长，当地有名“无赖”一枚。其本身并无多大才能，幸得萧何、韩信之辈在其畔出谋划策。而韩信曾事项王，“管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韩信乃胸怀大志之人，执戟郎中终不是他的追求。而项羽身侧，能者居多，想要短期上位，恐怕难度挺大。于是，在萧何的引荐下，“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于韩信而言，刘邦对其有知遇恩。都言项羽败于刘邦。但若是没有韩信，项羽如何能败？公元前202年春，楚汉两军于垓下决战。韩信独当中军。他令两翼部队对楚军进行侧击、合围，再四面楚歌皆起，终令项羽于乌江自刎。

韩信坐拥天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且是西汉开国功臣，威望自在，功高盖主。假使韩信造反，刘季小儿显然胜算不大。我自以为，韩信是内心充满对人性幻想的诗人。在他灵魂深处，或许想要报答刘邦的知遇恩情，故而即便是能言善辩的蒯通也不能说服他反汉立王。但韩信自立为齐王，让刘邦觉得他是有野心的。因此在项羽败亡后，夺其兵权，徙为楚王，又黜为淮阴侯，软禁于自己身边。虽其羽翼伤损，但爪牙尚在。刘邦的皇位坐的仍不十分安稳。“飞鸟尽，良弓藏”。天下大势既定，武将的存在只能是皇权稳固的威胁。于是，刘邦的内心一直闷闷不舒，但又恐朝臣向背，世人指责，背上那千古骂名。于是乎，“贤内助”粉墨上场。“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无论事实真相如何，还是以刘邦的心终安宣告结束。

刘邦为何欲除韩信？只能说是人心、局势逼迫，权力、欲望驱使。一代名将，死其非所，实堪哀伤。但回头想想，这似乎又是历史的必然性，不必深究。若非要知其所以然，不如归去，问那森森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