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根源

分析根源（精选8篇）

1.分析根源 篇一

资本逻辑产生的根源分析论文

资本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值的剩余劳动价值，它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资本也是具有二重性的，资本作为剩余的劳动价值，表现的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生产中表现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资本作为使用价值，是物质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统一。资本被纳入社会的领域，它不仅仅是自然的物资，而有社会关系的成分在里面，成为社会性财富的象征。

资本逻辑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的自然力的购买与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而资本家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于是劳动者会生存的物质资料的依赖才不得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的物资必需品，而资本家就在劳动市场上占有拥有对劳动力支配的权利。

资本逻辑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拥有的自然力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通过物资生产资料的所服从的自然界的规律所表现出来的，而自然物质所执行的社会规律就是在资本的竞争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劳动力只有把剩余最大化，才可以获得生活的资料，在这样的情况和规律下，劳动者职能把自己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卖出去。

所以，资本逻辑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本的私有化和剩余价值的出现，以及社会中的不公平。

2.分析根源 篇二

1 融资风险的内因分析

企业融资风险的形成既有举债本身因素的作用, 也有举债之外因素的作用。举债本身因素主要有负债规模、负债的利息率和负债的期限结构等;融资风险的内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1 融资的规模和结构

负债规模是指企业负债总额的大小或负债在资金总额中所占比重的高低。企业负债规模大, 利息费用支出增加, 由于收益降低而导致丧失偿付能力或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大。同时, 负债比重越高, 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税息前利润/ (税息前利润-利息) ]越大, 股东收益变化的幅度也随之增加。所以负债规模越大, 财务风险也越大。

1.2 融资的利息率

在同样负债规模的条件下, 负债的利息率越高, 企业所负担的利息费用支出就越多, 企业破产危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同时, 利息率对股东收益的变动幅度也大有影响, 因为在税息前利润一定的条件下, 负债的利息率越高, 财务杠杆系数越大, 股东收益受影响的程度也越大。

1.3 融资的时机和期限结构

是指企业所使用的长短期借款的相对比重。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安排不合理, 例如应筹集长期资金却采用了短期借款, 或者相反, 都会增加企业的筹资风险。原因在于:首先, 如果企业使用长期借款来筹资, 它的利息费用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固定不变, 但如果企业用短期借款来筹资, 则利息费用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波动;其次, 如果企业大量兴借短期借款, 并将短期借款用于长期资产, 则当短期借款到期时, 可能会出现难以筹措到足够的现金来偿短期借款的风险, 此时, 若债权人由于企业财务善差而不愿意将短期借款展期, 则企业有可能被迫宣告破产;最后, 长期借款的融资速度慢, 取得成本通常较高, 而且还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

2 融资风险的外因分析

相比融资风险内因, 兴债之外的因素是指企业的经营风险、预期的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及金融市场等。

2.1 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风险, 其直接表现为企业税息前利润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不同于筹资风险, 但又影响筹资风险。当企业完全用股本与负债融资时, 由于财务杠杆对股东收益的扩张性作用, 波动性会更大, 所承担的风险将大于经营风险, 其差额即为筹资风险。如果企业经营不善, 营业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费用, 则不仅股东收益化为泡影, 而且要用股本支付利息, 严重时企业丧失偿债能力, 被迫宣告破产。

2.2 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

负债的本息一般要求以现金 (货币资金) 偿还, 因此, 即使企业预期的现金流入量是否足额及时和资产的整体流动性如何, 现金流入量反映的是现实的偿债能力, 资产的流动性反映的是潜在偿债能力。如果企业投资决策失误, 或信用政策过宽, 不能足额或及时地实现预期的现金流入量, 以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 就会面临财务危机。此时企业为了防止破产可以变现其资产, 各种资产的流动性 (变动能力) 是不一样的, 其中库存现金的流动性最强, 而固定资产的能力最弱。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同, 即各类资产在资产总额中所占毕生不同, 对企业的财务风险关系甚大, 当企业资产的总体流动性较弱强, 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较多时, 其财务风险就较小;反之, 当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较弱, 变现能力弱的资产较多时, 其财务风险就较大。很多企业遗产不是没有资产, 而是因为其资产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周转结果不能按时偿还债务, 只好宣告破产。

2.3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的场所。企业负债经营要受金融市场的影响, 如负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取得借款时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情况, 而且金融市场的波动, 如利率、汇率的变动, 都会导致企业的筹资风险。当企业主要采取短期贷款方式速效时, 如遇到金融紧缩, 银根抽紧, 短期借款利率大幅度上升, 就会引起利息费用剧增, 利润下降, 更有甚者, 一些企业由于无法支付高涨的利息费用而破产清算。

总的来说, 融资风险内因和外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共同诱发融资风险。企业经营风险、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及金融市场等因素的会在企业负债经营的条件下导致企业的筹资风险, 而且负债比率越大, 负债利息越高, 负债的期限结构越不合理, 企业的筹资风险越大。为了确保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降低企业融资风险就显得十分重要。

摘要：融资问题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国际经营环境变化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风险, 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风险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根源

参考文献

3.分析根源 篇三

同学们都学过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这就是一篇典型的驳论文。文中，鲁迅从国人继承文化遗产时的两种态度——“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的表现入手，揭示了这两种态度带来的危害，再探究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表达了面对外来文化时应有的态度：占有、挑选和创造。下面我们来探析下《拿来主义》的行文思路，学习如何写好驳论文。

第一步，是列举现象。在文章的开头，鲁迅选取了“送去主义”的典型事例，如学艺上“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等，为下面的批驳树立“靶子”。

第二步，是分析弊端。主要是对“送去主义”的危害作深入剖析，如“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据此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质：资源是有限的，一味地送去必然会造成资源枯竭，贻害子孙，以此提醒人们不能被假象所蒙骗。

第三步，是探究根源。现象摆出来了，弊端也分析了，接下来就要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这是议论的深入。“一味地送去”的原因是“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联系实际，既分析了现象，也推进深化了议论。

第二、第三步是以“驳”为主，第四步则是指出方法：“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使“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在前几步议论环节的基础上，结论水到渠成，既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行文思路如图1所示。

从图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驳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结构，这种结构很适合大家借鉴学习，在同学们的作文中也经常见到。当然，这种基本思路也会有一些变式，比如“分析弊端”可以变为“反驳观点”等。

1991年的高考作文题，要求考生阐述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一观点的看法，在满分作文《近墨者未必黑》（见本刊第23页）中，作者先用简明的语言摆出现象——“古训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在今天仍然被许多人作为交友或处事的标准”，并提出质疑——“近墨者就一定会黑吗？我认为未必是这样”。

接着，作者用“玲珑剔透的美玉总是产于乱石之中”“千年稀有的灵芝总是与杂草为伍”“价值不菲的黄金总是藏身于沙砾之中”进行类比，形象地批驳了“近墨者一定黑”的观点。

之后，作者又运用对比论证来探究“近墨”是否变“黑”的根源因素。将“近墨”而“黑”的李陵与“近墨”未“黑”的苏武、屈原、吴玉章、福克雷斯特等人进行对比，指出“近墨”是否“黑”的根源取决于个人的内在品格，同时也将“近墨者未必黑”的观点“立”了起来。

最后在“只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无论环境优越或是恶劣，都无法影响自己去发光、发热。因为——近墨者未必黑”的议论中归结全文，提出做到“近墨者不黑”的方法，既照应了全文的论证，也树立了自己的观点。

4.分析根源 篇四

罗 云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企业员工共享的经营理念、经营思想、企业精神、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果把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组织机构等看作企业的“硬件”，那么企业文化就是必不可少的“软件”。企业在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没有相应的引导和约束下，单纯的机制和制度约束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因此，企业文化不是企业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企业发展极为重要的灵魂，是构建企业组织的重要“基因”。我们要改造一个企业，必须首先改造它的灵魂；要重塑一个企业，必须重塑新的文化基因。

经济学家科斯从交易费用的概念出发，认为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会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1，而“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能够以比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代替市场机制的价格功能组织生产。因此，企业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诞生物，企业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管理成本也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一种心理约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正规制度的约束，甚至比强制规范执行的成本更低。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文化以及重组企业文化基因对国企整体重塑的重要性。

一、传统国有企业文化问题根源分析

广义上，文化可定义为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思维和行为特征。根据这个定义，“企业文化”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或者说，成功的企业表现的是积极的一面占主导的文化，衰败的企业则是消极的一面占上风。传统的国有企业属于后者，概括起来，它们的企业文化表现出下列主要特征：

（一）官僚文化

官僚文化是官僚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米塞斯对官僚管理的定义是“必须服从上级机构指定的细致的规则和条例的管理，官僚的任务，就是履行这些规则和条例命令他做的事情，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做出决定的权力，受到这些规则和条例 1 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 的严格限制”2。传统国有企业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延伸物，企业内部的组织体系是政府官僚组织体系的延展，官僚文化就构成了传统国有企业文化的首要基础性内容。进一步，这种官僚文化表现出三个方面的负面特征。

1．政府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破坏了企业赖以生存的信托文化基础 政府是下属国有企业的“婆婆”，在某个政府代理人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基本上不受限地对下属国有企业任何一个层面的事务做出决策指令，并以党的组织原则为其发号施令保驾护航；企业经营者只能依照指令行事，负责落实上级的决策指令。政府官僚管理体制延伸至企业内部的结果导致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具有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平等的信托关系被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指挥关系所代替。前者是建立在绩效导向基础上的平等交易关系，后者是基于政治利益的不平等博弈局面。受此影响，政府部门主管领导与企业负责人之间，企业管理团队成员之间博弈超过了合作，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却相互算计，企业资源和力量因内耗而分散，拉帮结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企业凝聚力无从谈起。决定和影响企业命运的关键人员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系使“信任”丧失了存在的土壤，建立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成为一种空谈。

政府对企业负有无限责任的另外一个负面影响是，满足内外部客户需求虽然不至于无关紧要，至少被沦为相对次要的事情，或者，对国有企业变成一种软约束，而不是硬约束。一方面，长官意志，而不是客户需求占了上风；另一方面，既然有政府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被客户抛弃，也并不等于就一定走投无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诚信不再是不能被逾越和突破的底线。与此同时，与诚信同生共长的法治也缺乏健康成长的良性土壤。对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违约行为的严格追究受到了政府无限责任体制的制约，反过来，国有企业自身利益受到侵犯，也很少付诸法律手段，坚持把官司一打到底。此时，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趁机钻了空子，在和淡忘了诚信和法治的国有企业打交道过程中，上下其手，大获其利。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投机行为起到了对缺乏诚信的市场风气的放大作用。一些专家把中国市场经济缺乏诚信文化基础完全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传统3，但是，笔者认为，始作俑者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导致满足客户需求成为国有企业的软约束。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p44，新星出版社

茅于轼，《中国人道德的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 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赖以生存的信托文化对内是“信任”，对外是“诚信”，但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内部的信任让位于内耗，外部的诚信一再被突破。

2．企业领导人思维和行为方式官僚化

政府官僚体制延伸至企业内部的第二个后果是企业领导人思维和行为模式官僚化，企业领导人变成了企业官僚。他们根据自己的信念作决策的权力受到了政府长官意志的限制，企业缺乏内在改革和发展动力。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规则、条例和决定办事，成为他们的基本行为准则。对企业利益的维护停留在表面上，任何出自企业内在需要的根本措施不可能得到采纳，那些需要出动根本利益结构的想法更是无用武之地。形式主义横行，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搞形式，所有一切与对企业经营管理显得至关重要的务实作风南辕北辙，愈行愈远。

3．企业工作方式官僚化

在形式主义作风主导的氛围下，僵化的程序和流程，以及各种生硬规定成为企业方方面面对内外部顾客提供服务，甚至进行权力寻租的依据和准则，流程的根本目的和效率被淡忘。有效无效责任尽到，有效无效程序走到。在有关企业利益的业务风险控制方面，经常看到的情况是，签字的人一大堆，但是风险还是没有控制住，责任却无从追究，只好不了了之；在机会捕捉上，任何试图创新或有所变革的想法，一旦要触及根本问题，要么，甫一提出就可能因种种原因被毙掉，要么，因为无法统一思想，而在执行过程中夭折。创新和变革在各种规则和规定的制约下，无处藏身。稍有个性的员工要么被迫离开企业，另谋高就；要么在不堪打击和挫折的情况下，被磨圆棱角，不得不同流合污；要么，变得玩世不恭，愤世嫉俗。

（二）消极的“主人翁”意识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无限责任制进一步延伸到员工身上，就变成了企业对员工的无限责任制，具体表现为企业对员工承诺的终生雇佣制，和对他们的生、老、病、死的大包大揽上。这种机制不可能，也并没有得到员工相应的回报。按照对等的逻辑，如果企业对员工承担无限责任，那么，员工就应该以对企业的无限忠诚、奉献或敬业做出相应的回报。但是，这个逻辑并不成立。一方面，一旦企业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效率无疑就会让位于公平，大锅饭机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既然企业对员工承担了无限责任，他忠不忠诚、奉不奉献，和敬不敬业，所得到的个人待遇差别并不大。不忠诚、不奉献、不敬业，也不至于受到严格逗硬的处罚；做到了绝对的忠诚、奉献和敬业，却是一件十分辛苦，需要坚强的毅力和意志，甚至需要得罪人的事情，所得到报酬更多地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劳动模范、各种奖章、旗手、先进称号等。这种奖励方式覆盖面十分有限，总是被极少数人垄断。从员工个人理性角度分析，选择不忠诚、不奉献和不敬业是更为明智之举；长期坚持忠诚、奉献和敬业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模范人物的先进事件没有起到应有的感召作用，鼓励员工忠诚、奉献和敬业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而主要依赖于极少数人的自觉性和个人道德。对企业忠诚、奉献和敬业成为小概率事件，管理层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使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企业的“主流文化意识”；但是，被占绝大比重的员工所遵从的“潜规则”却是不忠诚、不奉献和不敬业。用力不用心、出工不出力、尽职不尽责等是对这种潜规则的真实写照。前者占据了企业文化的表面，后者却是内核部分。

但是，遵从“潜规则”企业文化意识的员工对企业给他们承诺的无限责任却丝毫没有忘记，他们处处以所谓的“主人翁”意识一点不落地享受着由此带来的各种福利和好处。在这些企业，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干活时找不到人，分东西时一个也落不下。

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员工却以不忠诚、不奉献和不敬业作为回报，笔者把这种不对称现象称为“消极的主人翁意识”。

（三）人性中的消极面占主导，积极面被抑制

被极少数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作为“符号”所宣扬的主流文化意识是表面现象，被大多数员工所遵从的潜规则才是文化的内核部分。认识到表面和内核分离成两张皮是窥破传统国有企业文化迷局的关键。在实质上主导企业价值取向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员工人性中的消极面占了上风，积极面受到严重抑制。贪婪，却不能转化为进取和创新；嫉妒，却不能积极地参与竞争；懒惰，而不是勤奋和敬业。机会主义者在台上鼓噪所谓的主流文化意识，阴奉阳违者在台下大搞形式主义，怀疑主义者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玩世不恭者在边缘化状态愤世嫉俗，理想主义者因窒息变得销声匿迹。

当人性的消极面占主导，积极面受到严重抑制时，人就迷失了本性。因此，传统国有企业文化是一种极端病态的文化。

二、文化重塑的主要任务

文化重塑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剔除传统国有企业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上述劣根性，以培育具有时代精神、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按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创建一种能够使企业全体员工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一套科学的符合企业实际的理论体系，营造一个能够促进员工奋发向上、为了企业发展共同创业奋斗的内部环境氛围，一种能够积极推动组织变革发展和持续保持企业业绩长青的个性化公司企业文化。

（一）信托文化

信托文化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信托文化对内表现为“委托-信任”，对外表现为“诚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变政府对企业的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为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保持企业法人主体的独立性，恢复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管理层与员工、企业与内外部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是建立信托文化的前提。当企业被割断了与政府之间的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联系之后，企业作为一个组织从整体上断绝了与官僚体系的连接纽带，外在的行政干预逐步让位于企业内在的生存和发展动力；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使企业建立核心竞争能力成为首要选择，以体现企业本性的利润最大化为代表的绩效导向价值取向逐步成为主流。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成员把“合作”作为唯一的选择，信任成为他们有效合作的基本前提，满足客户需求成为评判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唯一标准。企业与所有者、企业成员之间、企业与各个利益关系人结成利益共同体，对于各个不同角色的分工合作逐步达成默契。在此基础上，新的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信托文化的基础得以建立。

（二）依法行使权力

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述，“信托”与“法治”是一对同生共死的孪生兄弟。当信托文化没落时，法治无生存空间；当信托文化得以建立起来时，依法行使权力随之发展。首先，投资者之间通过他们共同磋商形成的公司章程规定彼此的权力和义务，约束彼此的行为；其次，投资者与企业之间通过《公司法》确定彼此的关系；第三，企业与员工严格按照《劳动法》要求明确相互关系；最后，企业与上游供应商（包括原材料和资金提供者）和下游客户之间，用《合同法》规定交易过程中双方应该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切实维护各自利益，任何违背契约约定内容和原则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格的法律追究。法治文化，或者规则文化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利益主体根据信托文化理念履行自己对对方的承诺，和通过法制手段追究可能出现的违约或违法行为。

（三）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营者文化

企业作为一种耗散结构4组织，当它缺乏具备持续动力的凝聚力源泉时，它的松弛和松散趋势是必然趋势。传统的国有企业依靠政府官僚体制只能维持表面上的凝聚，而实质上的松弛和松散是根本性的。当政府的官僚体制被有效屏蔽在企业之外时，过去的企业官僚逐渐脱胎换骨，彻底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家开始充当避免组织耗散的内在持续动力源泉。他们内在的，以务实、创业、创新和追求卓越作为主要内涵的企业家精神使他们有效扮演了企业凝聚力的核心角色。

不可避免地，组织内部也要建立一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体系，这种具有明确的上下级等级关系特征的组织模式，看起来和官僚体制的形式相似，但是，由于它具备下述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能够有效克服和避免官僚化倾向。

首先，残酷的市场竞争导致满足客户需求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唯一尺度。企业内部自上而下的指挥管理体系，和为了有效开展经营管理建立起来的流程和程序，都必须服从这一根本目标的需要。而且，企业必须不遗余力地创新和变革内部流程，以达到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更低的成本或更加与众不同的产品功能赢得领先于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优势的目的。

其次，企业家与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达成的共识和默契，要求他们建立强烈绩效导向的内部价值取向，在这个共同目标的引导和整合下，内部原先处于“混沌”状态的各方面资源和力量，逐步形成一种有机的“秩序”，组织功能的各个组成部分各安其命、各就其位、相互配套、相互支持、相得益彰。企业管理逐步体系化，一种与企业内在特征、外部环境以及客户需求浑然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得以形成和日趋完善。

最后，企业家对创业、创新的执著追求，和内在的追求卓越的企业家精神，通过他们在组织的影响力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组织各个角落，任何官僚化倾向都成 4(德)施特凡·格雷席克 著，胡凯 译，《混沌及其秩序》，百家出版社 为这种精神力量所要冲击和消除的对象。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持续影响下，企业具备了内在生命力源泉。

（四）员工文化

克服传统国有企业文化劣根性的首要切入点是，变过去企业对员工的无限责任制为有限责任。所谓有限责任，就是具备明确范围、内容和条件限定，能够用明晰的合约来规定彼此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的管理机制。一旦这样的合约得以建立起来，员工与企业的关系立即发生根本变化。首先，合约规定的责、权、利内容对员工作为“雇员”的角色定位做出了明确规定，企业与员工首先是雇佣者与被雇用者的关系。员工的雇员角色意识成为重塑后员工文化的基础。其次，对企业忠诚、敬业和奉献现在有了能够有效覆盖全体员工的管理机制作为重要保障。不同员工因为岗位职责、能力、绩效等因素存在差异，得到相应的待遇。对员工的奖励因为物质和精神并举的激励手段多样化，使每位员工都能切实感到对企业忠诚、敬业和奉献的价值；对员工的惩罚也因无限责任关系的解除能够严格逗硬。同样，从个人理性角度分析，员工选择忠诚、敬业和奉献成为明智之举。此时，模范的先进事迹能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员工的人性积极面得到发扬，并占据主导；消极面得到有效抑制。迷失的人性逐步回归！传统国有企业文化中的“两张皮”合二为一。理想、愿景、信仰、信任、合作成为主流价值观。人际关系开始变得简单起来。现代职业精神成为员工文化的根本内容。笔者在企业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员工“三自”精神：自重、自励、自学，就是基于这个基本道理。

最后，在新的、正确的机制作用下，员工的自主管理成为可能。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对员工的外在机制特征与员工的自主管理程度和效果是另一对孪生关系。外部的责、权、利机制越是不对称、不配套、不完整和不能得到严格执行，员工越不可能实施有效的自主管理；反之，外部的责、权、利机制越是对称、配套、完整和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员工实施自主管理的可能性越大，效果也越好。所谓外弱内弱，外强内强讲的就是如此。传统国有企业体现的是外弱内弱的情况，成功重塑后的现代企业则是外强内强。因此，员工的自主管理成为文化重塑后的又一个典型员工文化特征。

三、构建完善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

企业文化建设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渗透于企业运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企业如果在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就强行、单方面地建立某种机制，推行某一制度，实施某项改革，实际上是不可能搞好的，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反之亦然。过去很多企业改革步入“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历史就是有力见证。在国有企业文化重塑过程中，必须要重点解决事业理论、组织体系、制度标准、流程机制的系统保证问题，不断强化注入新的文化基因和人性要素，建立与总体文化相配套的具体、局部的文化支撑，通过交互运作的机制和有效执行制度，充分造动员工、造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创造尽可能发挥员工能力的空间、条件以及成才的机会，形成一个强势的管理氛围、改革氛围和文化氛围，实现由环境而机制，由机制进而渗透为文化力的演变。

在重塑国企文化基因方面，一是突出建立顾客至上、市场至上的文化。市场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没有顾客、没有市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客户经济的到来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的全部效益是以客户为中心，企业的效益不在内部而在外部5。从这一意义上讲，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客户价值观的内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客户文化。每一个企业最终形成的企业文化必须要为客户所认同。因此，在企业文化重塑的文化体系构建过程中，建立顾客至上、市场至上的文化就是以适应市场、紧贴市场为出发点，以客户体验为核心、以满足客户需求、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突破点，增强员工“顾客至上、市场至上、服务至上”的观念，事事、处处都体现出把满足顾客需求和市场需求作为至上文化的意识理念，同时建立起必要的运作流程、服务管理、客户体验、服务标准化等流程支撑。

二是突出建立绩效文化。大多数国有企业都缺乏一种以市场规则为基石的商业文化意识，缺乏在获取价值机会、创造价值、分配价值基础上对责任、行为和结果的明确认知。国企文化体系建设中必须要突出以价值为基础、绩效为本的文化，要在组织指挥决策文化上建立起目标个人负责制的文化。包括组织建设目标、管理秩序目标、管理成本目标、组织业绩目标都要从上至下实现目标任务人格化、权利人格化，目标、责任不仅要落实到团队，还必须清楚地分解到团队组织的个体上，建立起逐级关系清晰、责任明确的高效率的目标个人负责制文化和组织体系。

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是突出建立专业专家职业化、专业化文化。就是培育一种让每一名愿意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员工都能够有一个职业化、专业化倾向的文化。任何一名员工都能有兴趣、有心思、有动力专注于所从事工作的学习和提高，并且能够更多地在组织中得到尊重、认同、成长、提高和发展。未来的竞争是专业化的竞争，每个员工都要专注于技术、管理上的专业化、职业化，这样更有利于打破国有企业旧有的单一的官僚文化。

四是突出建立不断学习和持续创新的文化。在专业专家职业化、专业化文化的基础上，公司配套建立起不断学习的文化。要求从公司高层到基层员工都不断学习专业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为公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强化公司实实在在提升水平能力、有效学习、持续学习的文化。进一步，通过学习文化的建立，把全员学习的活动和成果积极地引导到各种形式的创新中去。在这里，学习只是过程，而不是目的；相反，创新才是目的，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源泉。笔者所在企业以司以“创新无禁区、创新无权威、创新无止境、一切皆可能”的创新观指导持续创新文化的建立。

五是突出建立对企业忠诚的文化。就是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员工对企业忠诚，管理人员对企业忠诚，专业技术人员对企业忠诚的文化。企业的每个组织成员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忠诚于企业，维护企业利益。

六是突出建立团队合作文化。就是进一步强化从高层到中层、到基层、到部门、班组团队合作的文化。解决各层面合作中出现的推诿、扯皮、本位主义、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好恶为中心、凭兴趣办事、凭意气办事、不能超越自身狭隘等问题。以实现平等沟通、真诚合作，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现管理者和员工同甘共苦，共同创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七是突出建立纪律和制度文化。纪律是一个正式组织所有工作和管理的底线，是维持组织正规性、正常性、秩序性最根本的保证。在纪律制度文化导向下，形成强烈的文化意识和自觉性，强化纪律制度的刚性，有效建立个人目标负责制，建立配套清晰的组织责任体系和指挥线。

八是突出建立奉献文化。作为组织的每一名成员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个人利益，要为团队奉献、为企业奉献、为社会奉献。进一步加强奉献的文化，就是要让管理者和员工始终保持永不懈怠、保持高度的奉献精神，使之成为个人奋斗的动力，成为支撑整个企业发展的动力。

九是突出建立公平竞争的文化。文化在企业中是一种事实或者说是全体员工公认的一种公平真实的感受，而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理念。提倡公平竞争的文化，就是引入体育精神，崇尚务实和团队合作，追求制度行动与理念文化的一致性，让员工真正感受到公平在公司内是事实存在的，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竞争结果包括竞争失败的结果。

5.腐败的历史根源 篇五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6.根源作文300字 篇六

他们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些过往的回忆，都在边缘徘徊着，即便是走到最后的阶段，他们也保留着最初的形状，看着自己的样貌，似乎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逆转。

我想我这样的性格，或许适不适合和别人相处的，如果谁和我在一起，估计是要很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说出这些话来，可能也是一种直觉吧。

如果你们也来到这里，如果你们也体会一下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如同当初一般，那样的刻骨铭心，确实没有办法去用心铭记的。

因为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根源存在的，如果你们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这一切

似乎也就变得没有了多大的意义。

但是我知道，你们的目标一定不是只局限于此，一定还有更广阔的范围，还有更深沉的欲望。那些你不愿意对熟悉的人说出来的话，只是因为你个人的想法不同，你拿出一颗真心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一定真的领情。

7.分析根源 篇七

一、古希腊开创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缺席的源头

在妇女解放理论的代表作《起源》一书中, 恩格斯认为, 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希腊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 己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 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可上溯到柏拉图的著作。到柏拉图生活的公元前4世纪左右, 妇女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整个希腊哲学弥漫着厌恶和贬损女性的气氛。柏拉图虽然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完全将女性排除在外, 但是柏拉图哲学处处充满了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这与现代女权主义提倡的遵从妇女的意愿和权利并不相符。柏拉图也接受了传统对妇女歧视性的态度, 他反复申明, 在一切才能上, 妇女都比男子要弱一些。亚里士多德认为, 由于女人生活在家庭领域, 她们的职能由其角色所决定, 她们的理性水平和道德品质同样受此限制, 她们也没有资格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 即“家庭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城邦中的‘优良生活”’, 而女人“只是服务于生存和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活动, 是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的”。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在古代西方 (以古希腊为代表) , 作为女性的女人并没有存在于古希腊的“政治的”视阈中, 即在公共领域处于“缺席”的状态, 这样女性被彻底边缘化了。

二、中国女性在公共领域缺席的原因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于l9l9年, 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紧紧围绕革命展开。于是, 中国革命的理念便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念, 中国革命的内容便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内容。这一点既决定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优点, 也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缺陷。

其一,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只停留于政治解放层面, 始终没有过渡或深化到社会解放层面。妇女的政治解放和妇女的社会解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妇女的政治解放主要是指妇女从封建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其解放的方式便是妇女走出家庭, 进入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 要求妇女在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种解放归根到底是以阶级的解放为其核心内容, 并不包括妇女作为性别个体解放的内容。因此, 它只体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的特殊性, 并不会贯穿于全部的人类文明, 不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而妇女的社会解放则足从性别歧视的角度批判父权制文化, 要求充分肯定、发挥女性的生存价值, 以实现文明形式的更新。因此, 妇女的社会解放以妇女的性别解放为内容, 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形式的批判, 使妇女解放的内容由政治领域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 由法律的平等深入到观念的平等, 从而实现妇女与男子事实平等。这就是妇女的文化解放。但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对于妇女来说, 是一种非常不彻底的解放, 因为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只是妇女获得生存的外在的社会条件, 并不能解决妇女的内在价值的确认和发展问题。

其二, 由第一个缺陷所决定, 中国妇女在其政治解放中只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平等权, 而没有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平等权。所谓妇女事实上的独立与平等, 是指妇女的女性生存价值和生存方式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妇女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以自己的实力参加社会竞争。妇女的这种事实上的独立和平等只有通过妇女的社会解放才能获得。在中国, 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各种禁锢, 中国妇女的独立意识和自身素质本来就很差, 革命胜利后, 妇女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社会权利, 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妇女的惰性。所以, 一旦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 失去国家的保护, 中国妇女就迅速地失去她们先前所得到的一切, 女性在公共领域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下降。这表明, 中国女性不仅在家庭中, 在社区中是第二性, 而且在国家政府、工业和商业等生产领域, 也是实际的弱者。

通过以上的分析, 正是由于中国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 造成了今天女性地位的低下, 无法与男性享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事实上任何女性都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力, 拥有、管理和运作自己的权力。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只有承认女性的价值, 才能实现女性从边缘到中心的回归, 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

摘要：现实社会中女性无法与男性享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究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对女性的歧视, 本文主要对中国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缺席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女性,公共领域,缺席

参考文献

[1] (芙) 克瑞斯汀·丝雏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8.分析根源 篇八

摘要：本文对直接作业违章行为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直接作业违章行为根源分析防范对策

0引言

直接生产作业由于生产现场多、危险性较大、涉及人员多，所以一直是生产管理的难点，统计资料显示，90％以上的事故发生在直接作业环节，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大多也是在直接作业过程中发生的。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的管理，促进直接作业环节安全措施落实，保证作业安全进行，是生产的实际需要。

1直接作业违章行为的根源分析

动火、破土、进入受限空间、高处施工、起重、临时用电等作业，很容易发生涉及人身安全的伤害事故，因为这些作业都是由人直接实施和参与，所以统称为直接作业。通过油田直接作业违章分布规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直接作业施工现场人员违章分布比较广泛，安全生产的难度和压力比较大，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分析，主要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不扎实，现场执行力不强，本文从人、物和管理因素的角度，对原因进行了分析：

1.1人员是直接作业过程中确保安全的首要因素。通过安全管理现状调查，人员的因素占有很大比例，通过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有的管理者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度，对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标准、培训要求不清楚，注重对物的不安全状态对安全的影响，忽视了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研究和管理：有的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没有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进行检查；同时有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侥幸麻痹思想；有的员工盲目自信，迷信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忽视工作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有的员工没有预感到危险，盲目作业，对于安全培训过程中的再三强调置之不理，粗干、蛮干，从而导致违章；部分员工成分新，工作经验少，安全意识较差。这些不安全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直接作用于已经存在的隐患而造成事故。

1.2物的不安全状态是造成直接作业违章现象的直接原因。在所有的物的不安全状态，都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或人的操作、管理失误有关。通过分析，在物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有的岗位和设备对机械能、电能、热能、化学能、声能、光能等能量发生意外释放没有预防控制方法：部分新设备在制造时对能量意外释放没有屏蔽或约束措施，存有本质不安全现状；部分现场和设备没有防护措施，人员意外的进入不安全场所导致伤害；有的设备或建筑场所把关不严，没有严格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的标准；现场执行安全技术措施时，违反或没有执行消除、预防、减弱、隔离、连锁、警告的安全技术措施优选顺序，在操作时不能实现“机宜人、人适机、人机匹配”系统合理匹配原则。

1.3安全管理不到位是发生直接作业违章的决定因素。首先是安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有的领导、部门、管理人员没有明确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对基层管理指标、责任进行了要求。其次有的安全管理人员素质尚达不到要求，提高这部分人员的素质是实现安全的重要保证。三是安全管理模式达不到工作要求。要改变重事故处理轻事故预防模式，做到安全管理的重心必须前移，对待问题、隐患、违章的重视程度和整治力度，要像对待抢险那样刻不容缓、全力以赴；四是引进的科技应用技术在安全管理方面还比较薄弱。

1.4现场监督检查是制约直接作业环节的重要环节。通过对部分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分析，部分安全监督管理人员技术素质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还存在部分问题。一是部分监督人员监督检查设重点，盯住了劳保护具穿戴等相对静态和容易辨识的表观违章行为，不善于通过观察分析和预判，及时发现纠正隐藏在直接作业过程中动态的和隐蔽性较强的潜在不安全行为。二是工作方法欠妥当，说服教育不及时，检查效果差。三是个别监督人员工作定位不准、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积极，不严格按照标准和制度办事，以至于在有些违章不能及时纠正。

1.5承包商的安全管理是直接作业管理的薄弱环节。部分承包商安全管理水平较差，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设施、制度都不到位，形成了较大隐患。主要问题是安全管理部门对承包商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致使承包商不能符合中心的安全管理要求。“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原则不能落实，部分责任部门不能对承包商进行有效监管。

2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管理的对策

直接作业违章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根源，是安全生产的大敌，需要各级安全监督和安全管理人员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2.1加强安全管理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以法治安全的方针，推进HSE管理体系的运行。要加强工业动火、进设备作业、吊装、临时用电、动土等施工作业过程的风险控制，严格执行操作票制度。

2.2加强直接作业的规范行为。各级管理干部必须履行本职岗位的安全职责，不断提高敏锐的安全洞察力和安全技术素质，做到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并对发现的“三违”现象进行有效制止。要严格落实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到安全管理队伍，为安全生产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要建立健全班组安全管理标准，切实使职工明白什么样的操作行为是规范的，什么样的操作行为是不规范的，加强直接作业的规范行为。

2.3强化直接作业教育培训。一是改变直接作业教育方式，采取寓教娱乐、有针对性培训方式，加强员工队伍培训。二是强化安全教育，严格考核。三是安全教育要有针对性教育，要与典型事故案例相结合，不断剖析事故根源，做到举一反三。

2.4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职责。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是安全生产工作客观规律的要求。安全生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保证这一系统的每一环节、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工种达到本质安全，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生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首先要严格领导、机关部室、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要责、权、利紧密结合，严把不合格品进口。其次，落实好班组长的安全责任。要定期对班组长进行安全考核，对那些不重视安全生产、不能落实安全责任制、班组安全隐患多、“三违”多、不适合从事班组安全管理的班组长要进行更换。

2.5遏制“三违”行为。安全生产事关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究之必狠”。职工的习惯性“三违”行为，是造成事故多发的最主要根源。要根治这些根源，就必须以严执法，才能遏制住“三违”、控制伤事故的发生，才能激发出广大职工遵章守纪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营造出浓厚的遵章守纪文化氛围。

2.6强化直接作业细节管理。加强直接作业管理办法，必须从实出发，从解决问题入手，从一点一滴抓起，尤其注重抓细节，大事小事都要严肃认真对待。一要小隐患同大隐患一样对待，二要轻微事故同严重事故一样分析，三要轻微违章同严重违章一样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