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共13篇）

1.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一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述评

大众文化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的学者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大众文化研究不仅吸引了人们对消费文化的关注,更引发了人们对现状的思考.

作 者：胡勇 梁亚梅  作者单位：胡勇(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梁亚梅(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刊 名：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 年，卷(期)： “”(2) 分类号：G02 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化研究   消费文化  

2.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二

随着消费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变化, 大众文化也成为了新的文化形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版画艺术, 从创作观念的开放, 到数码技术的借鉴再到展示的方式的多样化, 无不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力量。

1. 版画与文化的渊源

追溯历史, 版画就与文化有渊源。版画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文化中就有着它独特的历史地位, 担当文化传播的角色。唐咸通九年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页图》成为了版画服务于宗教文化传播的经典。宋代的木刻版画、民间木刻年画传递着民俗的文化。明清时期, 木刻版画应用于知识传导的书籍插图。可见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2. 大众文化的概念

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化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 通过现代传媒传播, 按照市场规律大批量生产的, 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浅层次的物质文化和工业文化。

3. 大众文化对中国当代版画的影响

由于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 商品经济的发达、大众传媒的推动, 大众娱乐的需求。因此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 艺术彰显了它另一个功能“娱乐”。

当今, 中国版画已改变了它单一的艺术姿态, 其中表现为娱乐普通大众。版画的创作无论是从表现题材到表现手法以及与观众的互动。都显示出大众化的姿态。

为了迎合大众消费者, 版画改变了以往的政治艺术形态, 换成了从视觉趣味角度上去追求艺术的表现;甚至是跨越本身的艺术概念;与数码技术或装置艺术结合, 创造出更新的形态, 来迎合大众对娱乐的需求。

版画已进入到探讨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的状态中, 以求达到艺术语言的开拓。通过改变, 我们将看到中国版画必将呈现出的新面貌。

二、中国当代版画的新面貌

1. 表现题材轻松化、生动化

大众文化是在当今社会稳定, 生产发展, 物质基础充足的社会环境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因此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 版画表现的内容不再是苦大仇深、国家民族存亡、等历史重大话题, 而是进入到当下人们的生活现状, 细腻情感的表达, 这样相对而言, 当代版画的表现题材变得相对轻松、生动, 达到了赏心悦目或释放情绪的怡情效果。

2. 展示方式更自由

在大众文化影响下的今天, 交流的空间逐渐多元化。美术作品更体现其自由化、游戏化的本质。观念自由化, 表现形态自由化, 展示方式、交互方式更自由。而作品的交互方式的变化是当代美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特点。可以说随着一种新的交互方式的产生就会有新的作品形式与新的艺术流派的诞生, 交互方式的变迁并不是完全沉醉于书斋和画室就能观察的, 它需要画家在关心作品的同时, 还要着力研究作品的审美接受角度, 重新考虑作品的发展。达到与观者心理上的良性互动。例如各种肌理的效果会带给观众心理上的愉悦, 版画作品本身具有灵活的展示形式, 实践性很强制作工艺过程就会激发观众产生精神上的娱乐互动。这也是符合当下艺术属于娱乐游戏文化的范畴一说。

3. 创作手段大众化

在当今大众文化的影响下, 数码技术的介入, 使艺术视角更深入到普通大众中去, 如数码相机的普及。互联网技术, 与微机的家用化, 版画可发展到, 不管有无绘画基础。只要是懂得电脑软件操作的人。都可以表达心中的所感所想, 是艺术理念深入泛化到生活中去的深层表现, 出现大众生活中的“微艺术”形式。

三、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思考

中国如今是处在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大众传媒制造身体的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等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 它也许是趋时的、媚俗的, 但是它却被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加上数字媒体等高科技传媒手段的推澜助波, 大众文化的发达是必然的现象。

这样在大众文化的引导下, 中国版画在以下几方面有新的改变:艺术姿态的改变、创作观念的改变, 艺术表现手段改变。

正是大众文化对版画艺术的影响, 是中国的版画艺术有新的再现, 使其在当代艺术的边缘化状态中能够重获新生, 为这一艺术门类的生存和发展, 带来了新的转机与面貌。但在转机出现之后呢?我们又不得不思考版画艺术更深远的发展。

艺术的功能不光是只有娱乐作用也有教化作用, 在版画艺术以大众化的姿态亲近大众时, 艺术又转而以人文关怀角度去与大众沟通, 让大众不要于迷失在娱乐之中, 唤起人文关怀, 使社会呈现和谐气氛。这样反过来也为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竖起精神标杆。

四、艺术的独特性

一门艺术如果想要获得其独特的活力, 就需要保有其独特性在里面, 这样就涉及到民族性、地域性、种族性、文化性等概念。正所谓是“艺术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然而, 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当代审美理念, 即当代大众的新宗教——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支撑的、消费主义哲学。这样的文化带来的快感不过是一种包裹着一层商业化的糖衣。许多大众被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快速的泛滥的流行时尚所左右, 沦为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依附, 失去了思想、个性、主见。那么在大众文化环境下的版画艺术的发展, 是否会滑向失去独特性, 甚至是丧失其本体被异化成毫无任何特色的娱乐形式的边缘呢?为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疑问。

笔者认为, 版画家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影响下, 应当有所保留地学习它的开放姿态、自由创新的思维, 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 结合两者为大众的文化生活服务, 从而顺应时代、国情的发展需要。同时也应当从传统的文化中吸取养料, 如传统的民风、民俗的素材, 毕竟这些素材在它们当时所处的时代中是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和功能需要的, 可以说当代版画与民风、民俗的素材都只是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大众文化表现, 而传统的民风、民俗艺术又是最纯粹的民族性, 地域性、种族性的艺术形式, 学习“古往”才有“今来”, 用当代的表现手法, 有选择地吸收大众文化的养料, 再结合有所保留的传统艺术。应该是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一个方向。也相信在这条道路上会出更多的艺术创造。

摘要：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对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先锋艺术的否定呼声越来越高, 大众文化的崛起带来了审美泛化。中国版画也受到文化形态变化的影响。而这种现象得益于现代飞速发展的多媒体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在这样的环境中, 中国版画艺术要想有旺盛的生命力, 那就既要有亲近大众的姿态、吸收现代高科技术、又要保有其独特性和继承性。才能扎根于本土文化的沃土结出兼具时代性与民族特色的艺术成果。

关键词：大众文化,中国当代版画艺术,娱乐,文化多元化,艺术多样化

参考文献

[1]邹跃进.《通俗文化与艺术》 (第一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2]罗湘科.《传统与当代》 (第一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3.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三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学作品价值取向“SLFCA精神”

一、大众文化的形成和特征

中华文明悠远博大。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取得了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创造的巨大成就。至“工业革命”，一种传播技术革命的文化出现，并在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的滋润下开始繁荣，这就是大众文化。

她无明显阶级性，也无乡土文化和群众文化的明显自发性。她仅仅是一种“众人喜好的文化”，在当代具有明显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传媒性，是物质文化消费现象。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短短20年时间，便迅速壮大成与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她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风貌，但也引发了多重争议。这促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她的价值和发展控制问题。

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一)总体现状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街头文化、网络文化、快餐文化。涂鸦不再是损毁公共设施的反面教材，轮滑鞋成为日常的交通工具，麦当劳和动漫老少咸宜……

“后现代消弭了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差异”，代之而起的是崭新、前沿、活跃的，形式大于内容的文化时尚；网络文学流行元素的泛滥，无厘头文化的兴起，使文学的处境日益卑微；严肃文学在一片指责声中渐渐地为迎合消费需求苦苦挣扎；表现青春励志、人间真情的作品全面缺失。当代大众文化已在满足人们消费欲的同时，丢掉了文学的功能，造成了文化精神的极度失落。

(二)精神流失与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精神文明价值正在流失，“SLFCA精神”极为缺乏。

1、Self——自信、自立、自强

《苔丝》中塑造了一位“失贞”后，仍对爱情自信、对生活自立、对命运自强的女性；幼年电击致残的何军权①，在残奥会上屡夺金牌；而整个中国也是一步步摘掉“东亚病夫”铁罩的鲜活史诗。他们用自尊的烈火消解了自卑的封冻，打破了“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迷信。我们不要打着反对“个人排他主义”的旗号，抹杀“三自”的强大能动性。要深刻反省，坚决抵制懒惰情绪，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

2、Love——爱人、爱祖国、博爱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政治扼杀了“爱”，那么90年代以后则是金钱扼杀了“爱”。但“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孔孟以“仁爱”为纲推行“仁政”主张；保尔·柯察金用钢铁般的意志告诉我们，“热爱祖国，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有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马丁·路德金怀揣博爱的梦想呼吁种族平等。

3、Fastidious——挑剔

大众越来越挑剔，也越来越不挑剔了!人们会恼火煎饼上多出的一粒芝麻，也会光临隐私揭秘、情色凶杀的文艺，《荷马史诗》门前冷落、《流星花园》门庭若市……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扬弃了旗袍、黑发，宣传起了超短裙、彩发。“肥皂剧”占据收视率前列，选秀场成为大众文化坚实的阵地。我们不能让低能化娱乐继续妨害大众的审美能力，应该用纯粹的文学精神来净化心灵，读《威尼斯商人》，学习安东尼奥们生活的智慧；品《巴黎圣母院》感受敲钟人卡西莫多人性的真善美。品味无数升华人性之理。

4、Cooperation——合作

凝聚产生力量，团结诞生希望。不过，“80后一代”引领的时尚文化，更加讲求“西式”个性解放。RPG、DIY……从服饰到神情，都追求最cool、最in效果，“Freestyle”的生活方式对青春一族的影响无处不在。并且学校教育也开始留意培养学生的个性。但这很可能是在没有领会“尊重个性”的真谛前提下的盲目模仿。看看《三个火枪手》，他们齐心打败红衣主教、舍命救友。莫逆之交并没有成为他们仗势凌人的资本，也没有妨碍他们侠肝义胆个性的彰显，相反，团队精神使其英雄形象更令人崇拜。我们不要把“尊重个人能力”的人文关怀当作脱离团队的借口，应当领悟合作精神与技巧的本质，培养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实现“和而不同”。

5、Action——行动

“Every man feels instinctively thatall the beautiful sentiments in the worldweigh less than a single lovely action，”“A man，1ike a watch，is tO be valued byhis manner of going，”不过，总有不少人在睡梦中收获幸福、在幻想中等待机遇。的确，我们不得不饮食、睡眠、浏览、恋爱，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接触生活中最甜蜜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不屈服于这些事物，这一点对15～25岁的城市青年一代最具针对性。试想，如果漂流孤岛的鲁滨逊成天只是“期望”早日回乡而不与自然抗争，如果八十四天一无所获的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放弃第八十五天的出航，而“期待”第八十六天的收获，那么“家乡”和“大鱼”又在哪里?人类坚毅、勇敢的光芒又要何以释放呢?无可厚非，生活需要幻想。但最终要把它变为现实。

(三)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然，大众文化之所以如此受宠，是因为她从本质上是以最广大人民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和最高价值目标的。她始终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人文目标，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

中国大众文化应继续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展示民族文化精华。对国际文化主流“去粗取精”，吸收先进科学精神，做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使大众文化实现真正的满足大众需要、尊重大众权利、反映大众理想、提升大众人格。

结语

4.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四

关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人都捕拿注意到，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与《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载《外国美学》第9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大陆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文化或较多涉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如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没有一部不是大量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中论“文化工业”的部分。然而不可否定、也不无遗憾的是，在引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的著述中，其方法不同程度地属于“搬用法”，即在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描述-评价框架运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时，没有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它们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打有“外国制造”的印记。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型”。这些批评文字一般都要重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特征的一些描述，如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也重复着法兰克福的结论：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性特征强化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这些描述与评价与其说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实的认真解读，不如说是来自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启示”--而这个理论本来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正是因为有了法兰克福理论，中国大众文化的诸多“负面性”才变得如此“显而易见”（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可以参见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姚文放的《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2期；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在这里，我批评性地提到了这么多著述，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这些作者的学术成就。值得关注的倒是：这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存在简单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倾向，这恰好说明这种“搬用”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无意识”，惟其如此才更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种反省首先是针对我本人的，因为我也曾经发表过简单地套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文章，参见我的《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本来，援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国 “本土”问题时，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论已经没有可能（且不说是否必要）。但是简单地谴责西方的学术“霸权”是无济于事的（哪怕是出于反霸权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我并不否认中国的经验或现实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中国的，但它更不可能是完全西方的。遗憾的是，当今大陆多数从事大众文化批判的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恰好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从方法论的?庖迳纤担桓霾徽那疤崾牵何颐怯Φ贝又泄氖导饰侍獬龇⒋戳⒒蛞煤鲜实睦砺郏皇谴永砺郏ú还苁嵌嗝词摈值牡贝鞣嚼砺郏┏龇⒅圃旎蚩浯笾泄乃?quot;问题“（据我所知，在参与大众文化讨论的学者中，只有徐贲先生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的偏颇与不足，因而在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谨慎。参见他的《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等文。分别载《文艺理论研究》（上海）1995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长春）1996年第3期。稍感遗憾的是，徐文以介绍西方的大众文化研究走向为主，只是偶尔才提及中国的文化批评）。

二

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简单搬用法兰克福批评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语境缺乏系统的了解，从而不能把他们的大众文化批评纳入整个批判理论及其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思考。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理论宗旨是批判现代形态的极权主义。解剖与批判极权主义，呼唤个体人的解放，始终是法兰克福诸将终生的目标。而作为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理论出发点与宗旨始终是批判极权主义文化控制与意识形态。或者说，法兰克福诸将之所怨刈⒋笾谖幕校且蛭前汛笾谖幕驳弊魇且恢旨ㄖ饕宓囊馐缎翁?-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

这个理论当然不乏深刻犀利之处。但是既然任何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必然也带有其有效性限度。从根本上看，国内大众文化批评在运用西方批判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就是由语境抽离导致的抽象化。由于把一种理论与它产生的语境加以分离，这种理论就成为抽象的、非历史的理论，一种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似乎可以不加改造地运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大众文化，包括中国的大众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遮蔽中国大众文化以及它所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因而，要分析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于中国大众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把它加以语境化与历史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关注是在该派成员迁居美国之后，而它的主要参照与批评对象是当时（40年代）恰好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但如上所述，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而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其初期的形成过程中是以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主要经验资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只看到了各种极权主义的共同性而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关注不够。依据马尔库塞《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反自由主义斗争》（1934年）的观点，所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均包含三个基本因素：

1、普救主义，强调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优先性，把社会总体化；

2、自然主义，即把种性、血统、祖国以及种族或集团的领袖（如希特勒与斯大林）偶像化；

3、政治存在主义，把政治变成存在的本质关系，从而使个体牺牲于总体国家的统治下。可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以”整体“或”总体“（它可以是国家、民族、阶级或某种

”主义“）取消个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上述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不限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认为，在总体化、一体化、消灭个性自由的意义?希饷唇惨膊晃薜览怼５欠ㄎ魉怪饕澹ɑ蚬易时局饕澹⑺勾罅种饕澹朊拦笾谖幕募ㄖ饕灞暇勾嬖谥匾畋稹Ｆ渲凶钗饕牟畋鹪谟谏缁嶂贫然蛎褡骞业慕ü剐问讲煌佣贾露杂谝熘饰幕ǚ醇ǖ牡挚剐晕幕┑娜萑坛潭鹊牟钜臁７ɡ伎烁Ｑ稍诘笔蓖菩泄易时局饕逵敕ㄎ魉怪饕宓牡鹿媪倜鸲ブ郑诖笾谖幕?quot;泛滥成灾”的美国却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研究项目还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本身就相当说明问题。如果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期大林的极权主义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体化权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权力相提并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忽视两者的区别，使貌似深刻的批判趋于抽象与无效。我以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存在巨大的理论盲点。它本身就存在非语境化的问题。众所周的，它们只是虚假、抽象的“存在”概念的影子，它们唯一的社会内容是对无法一致?母鲂缘那恐菩砸煌郴晕薹ǖ骱偷拿茏刺谋砻嫔系牡骱汀Ｒ虼硕宰芴逍缘呐行酝甘泳褪且沂境龈鎏逑喽杂谧芴宓姆磁亚蹦埽沂境錾缁崂分杏篮愕姆穸ㄐ浴⒎至押屯呓狻?quot;（均请参见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38页）在黑格尔的“绝对”中，没有真正的自由的立足之地。尤其是，哲学上的总体性思想如果施加于社会建构的工程，就必然会导致以某种“集体”、“人民”、“国家”或“主义”名义的专制，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个人是无，人民是一切。”而这个口号实际上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的专利，而是所有极权主义的共同口号。中国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文革时期的极权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被利用的口号上，没有一个现代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会仅仅依靠武力维持他的统治，他一定会有一个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手段，这就是某种“总体性”的诉求。文革专制主义的合法性依据也是这样一个“总体性”诉求，一种虚假的自由与解放的承诺。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绝不会建立在这样一个总体性上。所以阿多诺说得好：“解放了的人类将不会是一个总体。”（杨小滨：《否定的美学》第139页）阿多诺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理论（虽然一个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一个是以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为批判对象），它们都是我们反思文革式极权主义的很好的武器。

四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是十分有效与犀利的武器；那么，用它来批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反而显得牵强。如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它的文化也具有空前的总体化（剥夺个人自由）效果（人人学唱样板戏、人人读红宝书、人人跳忠字舞、人人穿绿军装等等）。但是这种总体化意识形态的基础绝对不是商品经济或商品拜物教。恰恰相反，“商品”与“商品经济”是那个时代反复批判、臭不可闻的字眼。保证那种意识形态产生效果的是当时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体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等）。

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正好出现于て诘乃枷虢烙胍馐缎翁惶寤被淮蚱浦薄＠返乜矗率瞪鲜亲魑杂谡庵忠馐缎翁惶寤被呐杏敕穸α砍鱿值摹Ｈ绻底钤绲摹⑾执幕ひ狄庖迳系闹泄笾谖幕ǘ皇歉锩?quot;群众文化“）是80年代初期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比如著名的《何日君再来》），那么，如果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它们一律理解为肯定性的、完全缺乏反抗性的统治性文化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语境抽离）。恰恰相反，这些”流行歌曲“是作为对于极”左“时期一花独放、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革命歌曲“的反拨与否定出现的。如果对于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的极度单调、僵化、单一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们就无法理解挂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口上的”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所具有的颠覆与反叛意义。正如有些青年批评家所敏锐地观察到的，80年代初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是对于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它们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合谋“，它们都属于”人学“纲领、属于反文革的叙事，突出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等主题。”邓丽君那种有点感伤的歌曲，恰恰与从国家话语里把个人分离出来的作用是一致的，这跟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一致的“，”整个流行歌曲，它表现的就是个性，个人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它确实具有某种思想解放的味道。“（陈晓明语，参见《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钟山》1994年第2期）这样的观察比之于简单否定流行歌曲更具有历史的眼光。

一旦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即会发现，如果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作为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大众文化，那么第一，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进行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这一实践，但选择的依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中国的商品经济只有很短的历史，商品逻辑与植根其上的大众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与绝对控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现实。

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以商业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在中西方所处的历史阶段的错位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差异。因为，商业化无疑是大众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现代大众文化在西方与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它的相应的功能都存在极大差别。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或启蒙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电子传媒与大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经确立或基本完成。在西方，启蒙话语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现代电子传媒。象电视之类现代电子传媒是在现代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才出现的。所以西方现代观念（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似乎已经不十分需要现代传媒的支持，它在早在现代传媒出现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落实于相关的

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更带有后现代的因素，它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现代西方思想，尤其是已经经典化的西方现代思想；而在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就很不相同。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稍有记忆的人不难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电视等大众传媒同步走向社会民众，尤其非知识阶层的。正如徐贲说的：”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引注：即现代大众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参见徐贲：《文化批评向何处去》，第172-173页）当然，中国的电子传媒并不都是在传播现代的启蒙思想，其中当然也夹杂着封建主义、极权主义或后现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无疑，把中国的电子传媒的作用与功能单一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它发挥的至少不只是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消极作用（如今日大众文化批判者所认为的）。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也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性。更准确地说，当今中国的现代传媒发挥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面功能，对之要作细致具体的分析（包括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传播现代启蒙思想、限制它发挥启蒙功能的原因是什么等）。把大众传媒与后现代文化混为一谈，或者认为它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绝对对立，或者断言它仅仅导致了单质化的控制性文化空间，扼杀了真正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极为简单化的判断（实际上，西方的大众文化也是历史地变化的，以一种不变的、绝对的、本质主义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如上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特殊经验一方面是指他们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他们在30、40年代到美国以后对特定时期美国大众文化的经验。而30、40年代的美国正好处于特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其时的文化企业能够从生产、发行到展示连成一体，成为真正的文化垄断企业。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的典型--好莱坞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垄断企业（某几个大的电影厂拥有自己的制片厂、房产与影院）。但是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反垄断法改变了美国的电影生产-放映-发行体制，规定制片厂不能拥有影院产地、不能垄断放映，从而沉重打击了制片厂对于电影市场的控制）。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的错位，商业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意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不可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尚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离西方式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还十分遥远（而且我们切不可把中国少数大城市中少数人的生活看作是中国的全部）。商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则是它的必然伴生现象。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包括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紧密关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它的逐渐发展壮

5.大众传媒与文化 篇五

2.大众化报纸的影响 3.如何科学看待中国新闻传播史学源流及后继发展

4.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起始于什么时代？中国的古代报纸是怎样诞生的？

中国的传播活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群居时代，中国最早的报纸开始于唐代。

中国古代的报纸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传播和政治统治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比如唐代官报就是和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藩镇势力的发展，才设立了进奏院和进奏官，传递中央的信息。

此外，交通传播条件，以及造纸、印刷技术的提高也为古代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5.前报纸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活动都有哪些特点？

报纸产生前我国出现的新闻传播形式有：口头传播、烽火传播、皇帝诏书。

口头传播和烽火传播是非文字传播方式。这种方式还有旗鼓和木铎传播。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传播内容较简单，传播距离不远，且具有易逝性。

皇帝诏书属于文字传播。这种方式的载体一般有竹简、帛和露布。竹简和帛记载的内容很多，露布只用以传递军事捷报。这几种传播方式由于文字的作用而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较小，并可记录传递较复杂的信息，露布的公开性与时效性更加突出。

6.宋代“邸报”的发行制度有哪些特点？进奏官在“邸报”编发工作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1）特点：

以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为界，前由地方设在首都的进奏官自行采集编发，没有统一的章程； 之后权威性和官报性质更明显，由中枢有关部门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发报；由门下省负责编定，给事中负责审定。官方控制加强，出现新闻审查制度——定本制度；定期发行，基本按期连续发行；公开印刷、可以贩卖

（2）进奏官逐渐只是负责发放报纸，而稿件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等环节都是由种属部门接管，相当于进奏官编发工作中处于末端从属的地位 7.宋代“小报”具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屡禁不绝？（1）特点：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民间私自发行的报纸； 不定期，无固定报头和名称，专业化、商品化程度提高；

内容为未经发布的官吏任免和臣僚奏章，时效性强，但不完全可靠准确； 读者范围广，手写和印刷的形式，深受欢迎

（2）突破官方对新闻传播的垄断和封锁，打破了官方“邸报”一统天下，满足了一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朝廷政事信息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发展中信息传达的历史必然趋势。8中国近代报刊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世界报业开始向商业报刊阶段迈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突飞猛进地发展；随着全球扩张行为，西方殖民者不仅携带本国报纸进入殖民国家，还在所到之处创办具有宗主国色彩的报纸。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处于睡狮状态，停而不前；中国的古代报纸在清前中期已到达顶峰，但却没有直接演进为近代报纸；随着西方脚步的一步步迈近，在中国掀起殖民扩张的热潮，随即外人在华办报开始出现并延续。9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有哪些？

(1)外人在华办报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①为武力侵华，政治说辞，提供了情报；②为英国倾销鸦片政策辩护，报业本身的经营也是一种凭借特权的经济侵略活动；③宣传西方文明，进行西化，为列强对中国的文化征服服务。(2)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客观促进中国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进程，对中国国民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3)在华外报的办报经验为中华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外报以其自身的实践和所刊言论，将西方近代报刊的观念传入中国。

2、外报将西方报纸的形式传入中国。３、外报将西方新闻采访业务传入中国。４、外报将铅字、印刷机等近代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为国人自办近代中文报刊提供了物质条件。５、外报将西方近代新闻事业的管理方式引入中国。

10综合分析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作用与影响。

西方政府的确是将海外的传教士也与海外的殖民事业紧密结合的，借助传教士来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实行思想征服。史实证明，外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本身就是列强侵华活动的一部分，外人在华的报刊，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

传教士在华创办刊物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宗教报刊为主；传播教义、宣传科学知识、传播西方文明；同时进行文化侵略。在为传播教义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启蒙了中国国民，为中华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1试析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的特点

第一，在办报主体方面，创办者的身份比较复杂；往往是与西方人打交道比较多的中国人，除主流的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官员、买办。

第二，在办报性质方面，除个别报纸外，一般是私营性质的；自主经营，不带政党色彩。第三，在报纸内容方面，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宣传者；甚至报刊本身就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内容。

第四，在政治立场方面，这些报刊表现出了鲜明的反侵略爱国思想，通过言论和新闻不断陈述西方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

第五，在业务工作上，大多在形式上参照了外国人在当地出版的中文报纸的模式，第六，在报业环境方面，处境十分困难。经济上的困难，并且清政府实行听任外国人办报而禁止中国人办报的政策，国人办报经常遭到外国殖民势力的限禁。12试析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特点

一是报刊数量多。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自19世纪70年代至1895年的20余年中，总共为30种左右。

二是办报地区广。国人自办报刊遍布各地，不仅有上海这样外报出版基地发展，还深入到长沙等内地中小城市。

三是报刊种类多。除了以政论性见长的综合性报刊发展，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等，甚至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第一次出现的类型。13戊戌变法期间的新闻立法活动有何意义 在戊戌变法期间，废止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建立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要求一度被付诸实践，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页。中国近代法制的建设，以皇帝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谕为主要方式，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报禁”一度被解除了，“言禁”一度被放宽了，新闻法的制定也一度被正式提上清廷的议事日程。虽然这次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实践活动为时过短，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冲破“言禁”“报禁”，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是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14.1957年至1966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变化有哪些主要特点？请解释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特点：在十年中既有快速发展阶段，也有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的时候，不是十分稳定。党报一统天下，新中国成立前创办的有独立传统的报纸也改弦更张，和中央步调一致。新华社逐步奠定世界级通讯社的基础，一些脍炙人口的优秀报道影响深远。广播和电视尽管无法摆脱政治形势的影响，但也得到较快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尤其是电视实现从无到有的迅速发展。原因：

报纸和期刊随着政治与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发展很不稳定。经济困难和经济调整，包括政治斗争的扩大化，自然促成了报刊数量大量减少和质量的下降。但同时在整个世界新闻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中国的新闻事业尤其是广电仍然有一定可喜的进步。

15.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今后将如何进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与西方的新闻频道相比还有哪些差距？

（1）在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保住自己的市场和培养年轻的观众；打造一个反应最迅速、覆盖最广泛的全国电视新闻直播系统，强调新闻的原创率、首发率和落地率，实现全国电视新闻直播常态化。

（2）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对整个世界和国际新闻的干预性和及时性可能还有待加强。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和特色，由于从业人员的质量和发展历史社会环境等问题，整体上仍缺乏像西方新闻频道如CNN的鲜明的国际影响力，缺乏在国际性的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16 你如何看待网络与其他媒体的融合？

（1）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并且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可以说是媒介再次发展的有一个契机。

（2）从理论来看，网络和其他媒体存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和长处，网络的互动性和交互性同其他传统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互动而相互促进，融合是具有前景的。特别是在网络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网络能够提供跨媒体的平台和优势，能够带来更好的传播效果。

6.大众文化与大学人文精神 篇六

人文精神是大学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历史上的大学曾经高扬人文精神,而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成为导致大学人文精神危机的重要因素.大众文化的.影响不仅止于日常行为或生活表象,而是从根本上导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不健全,而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失更加深了这一危机.大学应该从教育的本质出发重塑人文精神.

作 者：姜葵 JIANG Kui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四川绵阳,621000 刊 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5(6) 分类号：G05 关键词：大众文化   人文精神   人文教育   大学教育  

7.基于当代大众文化的几点思考 篇七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在市场经济催化下而形成的文化形态, 其有着自身的内涵和特点。下面, 将对大众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概述如下:

1.1 大众文化的内涵

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 是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形态。该种文化尊重市场规律和商业规则, 以城市大众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通过创新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来迎合不同受众的兴趣的文化产品, 像如今社会上各种娱乐电影、流行音乐、时尚表演以及选美活动等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

1.2 大众文化的特点

大众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商品性。大众文化产品是可以进行批量生产和销售的产品, 所以大众文化活动就可以视为一种大众消费活动, 具有商品买卖特性。二、娱乐性。大众文化是迎合大众的某些兴趣爱好而进行批量推广和销售的, 无论文化的结局是喜还是悲, 其都是为了达到取悦消费者的目的, 都是想让公众在观赏、体验之后获得开心和满足。三、流行性。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兴起和衰落阶段, 当前兴起时, 全社会都会追捧, 当前衰落时, 可能知者甚少。就像一首流行歌曲一样, 流行的时候, 大江南北都在学唱;过时后, 学唱的人少之甚少。四、日常性。与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同, 大众文化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公众可以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到和感触到, 如街头的一些广告、畅销书以及电视剧等, 大众都是很容易接触到的。

2、大众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

大众文化存在于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之处。下面, 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分析大众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1 大众文化的正面影响

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对公众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其正面影响主要在以下几点:一、促进公众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在以往的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下, 人们普遍重视集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 重视奉献轻视索求, 而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明显适应不了新时期的需求,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大众文化倡导尊重个性, 并肯定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合理性, 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使人们不再因对物质和快乐的追求而感到可耻, 使人们更加独立、自信。二、提高公众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大众文化借助各种形式的媒体渠道, 向社会公众传递着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 使大众民主意识增强。

2.2 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大众文化的传播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片面追求文化的娱乐性, 让不健康思想得以滋生。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了, 一些商家不顾文化产品思想的合理性, 为吸引大众的关注, 迎合更多人的口味, 将文化作品的趣味一降再降, 曾经依靠搞笑片、恐怖片等来吸引大众, 现在又通过明星丑闻、政要丑闻等来博取大众关注。媒体对部分人对金钱和物质的贪婪的渲染, 实际上就是向社会在传播享乐主义和腐化思想, 不利于社会正面思想的传递。这些思想在社会上的流行还使得一些人, 将“拜金”、“奢华”奉行为社会时尚来追捧, 一定程度上善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二、大众文化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建构, 影响了经典文化的传承。

3、合理应对大众文化的对策

大众文化的存在, 其对社会发展来说既有积极之处, 也存在很多非理性和不健康的思想, 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此, 我们应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大众文化, 摒弃其不足, 弘扬其优势和积极之处, 以更好的服务大众的文化生活。在进行大众文化宣传和传播过程中, 我们可以这样做: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弘扬社会正能量。大众文化在创作时, 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观,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对社会上的“真、善、美”进行弘扬和传递。二、加强对大众媒体进行监督, 强化大众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作为传递大众文化的社会媒体, 不能唯利是图, 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进行无底线的文化传递, 而应该树立社会责任感, 捍卫社会主流文化和先进文化。三、加强对大众人文素质教育, 提高公民的文化品质。一些低级趣味的文化之所以会受到一些人的追捧, 与这些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质密不可分。人文素养较高的人, 其自身会自觉抵制一些低级趣味的文化, 自觉去从中外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 提升自我。所以, 提高大众的人文素养, 可以“逼迫”大众文化向更健康、积极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海艳.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D].大连海事大学2015.

[2]梁雅菲.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的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8.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八

【关键词】后现代;大众文化;中国大学生;积极影响

一、理论基础

早期的大众文化主要指Mass Culture而言，译为大量的、多数的、群众的、聚成一体的文化，含有无知、庸俗、偏见等含义，是正处于上升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对下层工人阶级粗俗文化状态的贬称。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基础。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的产物，是欺骗群众的统治工具，目的就是制造大众的虚假需求，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反抗意识，使其盲目追求快感，甘心忍受资本主义的奴役。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涉足大众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威廉姆斯（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不赞同将工人阶级的文化与上层社会的文化对立起来，开始用“Popular Culture”代替“Mass Culture”。

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兴起，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之后随着电视，尤其是网络等媒体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大众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给后现代大众文化赋予了一种肯定的色彩，这在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公开宣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民创造的。他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矛头完全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做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他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他认为，民间文化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表明大众文化可以制造积极的快乐。

二、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大众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信息传媒技术的全球同步传递，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失时机地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后现代大众文化也随之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笔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大众文化研究，本文则主要着眼于中国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影响。笔者最近阅读了多篇中国当代研究学者所著相关文章，诸如刘建佳的《论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的现状与重塑》，徐景一、王迎春的《浅谈流行文化和世俗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刘红林的《论当前高校大学生时尚风潮的文化表征和引导策略》及肖尚君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及其塑造》等，发现中国学者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对中国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影响给予消极的批判，认为其模式化、平面性、世俗性等特点极大地抑制了大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削弱了大学生对于道德、价值以及信仰的追求，使他们精神匮乏、信仰迷茫、追求享受，甚至走上消沉与堕落的道路。对此问题笔者认同约翰·费斯克的观点，认为后现代背景下大众文化的受众，尤其是当代中国大学生不只是被动受控的客体，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积极能动性及判断力。因此我们要看到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大众文化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大众文化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一）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有着彰显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身价值的需求，后现代中国大众文化为其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

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大众文化中交互性成分被无限放大，进入一个大众参与表演的时代。进入21世纪之后的短短10余年间，由于电视这一流行文化的核心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选秀活动，受到了大学生群体前所未有的关注。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选秀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参与表演的舞台。他们可以报名成为比赛选手，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艺，尽情地展现压抑在心中的张扬自我的愿望。他们也可以以观众的身份参与演出，因为观众同样可以成为场内及场外的大众评审，场内大众评审手中有决定哪位选手继续留在场上的权力，场外观众也可以用发短信或网上投票的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实际上都成为了活动的参与者与表现者，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另外一个吸引大学生眼球的大众文化形式就是流行音乐与卡拉OK。流行音乐的主要受众是青年一代的大学生，他们在享受流行音乐给他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同样也想要像他们心目中的流行偶像一样一展自己的歌喉，并展现自己对于音乐的独特理解，卡拉OK的盛行便满足了大学生的这种表现自我的欲望。此外，对于休闲运动的选择，如瑜伽、跆拳道、街舞、户外旅游也受到大学生的偏爱，成为他们张扬个性和释放压力的主要方式。

（二）后现代中国大众文化有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挫折感及辨析力，引导其塑造健康人格。

“超女”、“快男”等选秀节目在选拔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环节“PK”。选手们在每一轮的晋级中都有可能被淘汰。虽然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希望自己能走到最后成为冠军，但一旦被淘汰，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叹息，用微笑鼓励继续留在舞台上的同伴。面对这样的挫折，他们表现出了超出实际年龄的心理承受力。同样，许多备受大学生喜爱的偶像剧中的主人公往往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窘迫。但他们拥有美丽的心灵和超强的意志力，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绝不低头，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奋斗。他们这种承受挫折和失败的勇气正是年轻一代大学生所缺失的，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从正面培养大学生的挫折感，磨练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坚强意志。同时我们也看到，选秀活动是不少大学生误认为进入娱乐圈是一条成功的捷径，使许多人的成才观、价值观、爱情观或多或少刻上了明星的印记。因此我们要利用选秀等活动从反面培养大学生的辨析力，引导他们在五花八门的大众文化潮流中去除盲从、虚荣的形式主义和享乐主义。

（三）网络媒体与网络文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本形态，为大学生提供了了一个公共、公平的表达与交流的平台。

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大学生网络逐步普及开来。例如在人人网或校园BBS的论坛中，往往只有一个话题，每个注册的大学生都可以针对此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相互交流心得。他们可以简单的赞成、反对，也可以进行专业的评论或分析，对于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甚至频频抡起“板砖”或“斧头”。跟帖也同样地被阅读或评论，大学生往往能够从这些充满生命活力和个性色彩的表达中找到共鸣。这样，大众的文化感受不再是私人性的，而是使大学生获得了公共、公平的表达和交流的途径。

（四）大众文化走进大学校园为大学生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交流搭建了文化通道，有利于大学生在走入社会之前熟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即将面临的社会压力有太多的恐惧和陌生。

大学生生活在相对单纯的校园中，往往有些自命清高、唯美、浪漫的情怀，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或多或少地存在情感上、认识上和行为上的隔膜。而带有浓重的市场化、商业化气息的大众文化进入大学校园，使种种新鲜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进入校园，从而为相对单纯的校园增添了新的社会元素，是大学生在不经意间产生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习得了一定的社会观念与行为模式。不难发现，大学生“愤青”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自我期望与评价也趋于客观。虽然他们不乏对社会不公和就业压力有所抱怨，但总的来看他们的心态还比较务实和理性，对即将步入的社会具有了更加包容的心态和平和的意识。

四、结语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各种后现代大众文化形式随之铺天盖地地进入大学校园，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对当代青年大学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同时我们又要居安思危，有意识地避免其消极因素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不良诱导。我们应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入手，引导大学生清楚自己该去追求什么，坚持什么，倡导什么，认清自己的努力方向，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能力，增长才干，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当代大学生群体的高素质带动未来社会的發展和时代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姜华. 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威廉姆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5]陆扬，王毅. 大众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6]黄群英，张春芳.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文化品位提升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2），95-97

[7]刘红林. 论当前高校大学生时尚风潮的文化表征和引导策略[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136-140

[8]刘建佳. 论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的现状与重塑[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7（1），29-31

[9]肖尚君.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及其塑造[J]. 辽宁教育研究，2008（7），120-122

[10]徐景一，王迎春. 浅谈流行文化和世俗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J]. 法制与社会，2008（8），356

9.大众传媒与文化强国建设修改 篇九

（外国语学院谢晨）

[摘要]: 大众传媒与文化强国的建设息息相关，大众传媒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着传播，监督，建议等各种作用，要想实现文化强国的建设，就必须要促进大众传媒的发展，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建设文化强国。但利用大众传媒绝不是仅仅依靠大众传媒来实现文化强国，在文化强国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在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提高整个国家大众传媒的素质。

[关键词]：大众传媒;文化强国;联系;作用

在展开这个命题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两个概念：第一，什么是大众传媒；第二，什么是文化强国。在弄清这两个概念之后，才能具体分析大众传媒和文化强国之间的关系，才能利用大众传媒来建设文化强国。

一、大众传媒和文化强国的概念。

（一）大众传媒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大众传媒是报纸、广播、电视、影片和期刊等的总称，是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最大程度的超越时空的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显现出文化传递，沟通和共享的强大功能，已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是广大民众了解世界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二）文化强国

文化强国包含两种意思，一是指靠文化强国，二是指建设成具有强大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基于这两点，我国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从战略意义的高度上重视我国文化的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途径之一。在“三个代表”理论中就明确提出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足以显示我国对于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视。

二、文化强国和大众传媒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关系

大众传媒和文化强国是相辅相成的。大众传媒是文化强国的载体媒介，大众传媒的发达与否和受众程度关系到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和目的的实现。而一个国家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素养，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大众传媒的业界水平。大众传媒和文化强国的建设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矛盾统一的关系。

（二）现实中的关系

大众传媒与文化强国的建设息息相关，大众传媒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着传播，监督，建议等各种作用，要想实现文化强国的建设，就必须要促进大众传媒的发展，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建设文化强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电视电脑走进千家万户，是广大群众了解世界，参与社会讨论的主要方式之一，逐渐代替报纸广播，成为大众传媒的主力军。近几年来，中国掀起了一针“国学热”，中国民众在将外来文化推崇到极致之后，终于能够回过头，开始学习，继承和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的流行，无疑对强调我国本土文化的归属感，增加民族凝聚力，从而实现文化强国是有益的。而这阵“国学热”的兴起，与大众传媒是密切相关的。从中央十套的“百家讲坛”节目到去年红极一时的“汉字书写大赛”再到今年年初央视一套播出的“中国谜语大会”捧红了一大批像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等“学术明星”，也使得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增加。随着《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读红楼》等节目的播出，人们开始放弃追逐韩剧美剧，回归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书店里热销榜不再是一些毫无任何教育意义的言情小说，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典籍和四大名著；学生们谈论更多的不是周杰伦，李宇春等娱乐明星，而是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这一切的改变，都要归功于电视媒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它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原本在人们心中曲高和寡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易于接受，人们开始了解它，然后愿意接受它，学习它。如果没有大众传媒，仅靠学校教育，这个普及面是很狭窄的，且收效甚微。但大众传媒能借助它的通俗性，广泛性，对一些小众但却是精华的文化进行普及并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就是大众传媒对文化强国最大的贡献。

三、大众传媒的弊端

然而大众传媒也有它自身的弊端，它的弊端在于，它传播性太广，影响力太强，当它被一些不良分子利用，传播一些假新闻或是不良文化，这个危害也是巨大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微博上的“真假是非”。互联网的发展衍生出微博这个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信息交流工具。由于微博的低门槛性，它成为广大网民传播各种信息，吐槽各种事件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在名利的诱惑下，微博中存在大量水军恶意炒作，污染网络环境。漫天的吐槽声中，不乏有一些污言秽语和对事实的歪曲，这些是不利于和谐文化建设的，而一些不实的新闻的传播，更是不利于文化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秦火火事件”。秦火火等人利用微博水军，制造了类似于“编造雷锋奢侈生活”等谎言，造谣“残联主席张海迪是日本国籍”，恶意抨击中国的慈善制度，而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随即跟风，信以为真，微博圈中谩骂一片，对当事人和整个社会的名誉造成伤害，更严重的是，正是由于这些不明真相的微博群众的力挺，使得秦火火一类造谣者愈发猖狂，不实消息，恶意中伤他人充斥整个微博圈，网络环境乌烟瘴气，对和谐文化的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今日，秦火火已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启示我们，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文化强国的建设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文化强国的建设需要对大众传媒进行规范。

四、怎样利用大众传媒促进文化强国建设

利用大众传媒促进文化强国的建设需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国家要重视发展大众传媒，发挥大众传媒对促进文化强国的积极作用，通过管理与规范，减轻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与大众传媒行业相关的企业，作为大众传媒的细胞，要通过创新丰富文化内容，加强自律，把虚假低俗文化扼杀在摇篮里。具体措施如下：

（一）丰富大众传媒的内容，促进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

1．国家

（1）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政策，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大众传媒，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2）通过电影电视等方式宣传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增强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

（3）对互联网等新兴大众传媒给予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2.企业

各种杂志社，网站和电视台促进自身的改革与创新，在模仿和学习他国文化模式的基础上，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出具有本国特点的文化素材，促进文化强国的建设。

（二）对大众传媒进行规范。

1.国家

（1）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有悖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发挥国家相关机构（如国家广电总局）对大众传媒的监管和引导作用，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引导大众传媒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方向发展，净化大众传

媒的环境。

2.企业

（1）各种网站，杂志社，电视台等大众传媒企业要加强自律，对虚假和低俗文化坚决抵制，不予传播。

(2)建立大众传媒行业的行规，各种与大众传媒相关的企业必须遵守，用道德和制度的力量来规范自身。

参考文献：

[1]作者：丁士 《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文化产业》，《新闻战线》，2012年第三期

10.论大众文化与媒介教育的范式变迁 篇十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⑾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⑿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

11.文化传播与大众 篇十一

该片中的“恶搞”成份完全不亚于2005年底风行的针对陈凯歌的电影《无极》的“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简称“馒头”)。《“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将那已经发了馊的“馒头”给重新挖了出来，虽然陈凯歌与胡戈的官司已不再吸引眼球，但他们却带来了2006至“IN”的词——“恶搞”。“恶搞”一词，有人说源于香港商业电影的无厘头风格，有人说译自日语KUSO，表示一种玩笑到底、近乎无聊的拼命娱乐精神。很难精确其定义。对于“恶搞”的普遍理解，是对公众熟悉的人物或事物根据个人的意愿进行夸张、具有讽刺意味地重新定义和打破传统理解的没有明确因果关系的重新诠释。这种诠释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个人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对被“恶搞”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正面或侧面的讽刺与嘲弄。人皆有表达的需要和娱乐的本能，“恶搞”是一种实施手段，它早于互联网诞生。自从有了互联网，青年人都在疯狂找乐中：传播PS图片、创作搞笑文学、制作Flash或DV短片……在网络时代。“恶搞”史无前例地给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机会——原创的丰富和表达的自由：而“恶搞”也借着网络更加“声名远扬”。如今，“恶搞”已经是一种全球娱乐。“恶搞”也分很多种：是致敬，是扔臭鸡蛋：是东施效颦，是狗尾续貂；是貌合神离的质变，是脱胎换骨的进化：是聊博一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讽刺：是个人的表达方式，折射出集体无意识等等。本文所指的“恶搞”主要是指“网络电影”恶作剧，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定义，它属于亚文化的一种形式。

“网络电影”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超过电视剧的单集长度。从四年前火爆网络的《大史记》到《网络惊魂》，从那些彻头彻尾就一个“玩”字的“博客电影”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等，不是所有的网络电影都是“恶搞”，“恶搞”只是“网络电影”的一种形式。网络电影的经典之作是《大史记》的前两部《大史记1》是将《东邪西毒》、《鬼子来了》、《骆驼祥子》、《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有话好好说》等当代流行电影以及《董存瑞》、《苦菜花》、《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电影的片断，巧妙地组接在一起，配以搞笑的对白和音调，讲述了一个时代背景大概是2001年的故事。在片子的最后。制作者还打出这样一句话：“晚辈戏说电影，如有不敬之处，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史记2》又称《分家在十月》或《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是以《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电影画面来戏说、讽刺某电视台一个部门闹分家的事。制作者将影片中的人物分别安上了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名字，惟妙惟肖地模拟这些电视明星的性格和语言特征，剧情充满了调侃和嘲讽，在制作、剪辑和配音等方面都堪称圆熟。

近年来，文学乏人问津，电影创意缺失，电视都在选秀……中国的大众文化看似热闹，实则黯淡，产值巨大，价值微小。传媒在讨好资本与受众之间已经顾此失彼。“网络电影”的出现，被认为是电影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打破了电影制作的神秘感，把电影拉入了草根阶层，变成了纯粹的娱乐。读图时代，“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寻求新刺激，而网络文化的核心在于以自由及兼容为基础的草根文化，因此解构、反讽成了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正是电子媒介网络化、无中心、多元、多层次的特征，使“网络电影”本身就包含了文化意义，即所谓蕴含着平等、民主、自由和消除思想奴役的作用。而让“网络电影”如星星之火般燎原的则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馒头”是自由音乐人胡戈解构陈凯歌的大片《无极》后所做的影视评论，它标志着民众的解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针对曾经沸腾一时的陈凯歌与胡戈的官司，有律师就指出：“馒头”只是胡戈为了个人学习、娱乐而创作出的影视评论，短片中运用多媒体手段是其独创，不存在侵权之说。在此我们就事论事，且不评说其侵权与否。

说实话，一个人看了《无极》，对其评价不管是捧还是贬，都没有任何意义，那些评价都无法改变电影镜头。而对于更多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来说，总有解构的权利吧。在陈凯歌为胡戈的“馒头”一怒冲冠的同时，也有人看到了胡戈带来的种种经济效益，主动邀请他来“恶搞”，为自己的影片加码。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总是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介入，这种介入导致的结果不是“国家行为的市场化”。就是“市场行为的国家化”。当下影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影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票房数)而实现的。有高收视率(票房数)就必然带来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而追求高收视率(票房数)则必然导致电视、电影的媚俗倾向。中国电影日益走进导演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云端。高投资、猛宣传、大手笔的电影一部接一部地推出，但做出的影片并未缓解电影市场的低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各种玩票性质的短片在网上人气高涨，大有和传统电影争食的架势。网络上“馒头”一出，就有那么多的网友为胡戈振臂欢呼，而极力贬低陈凯歌的《无极》，在于“馒头”让人们感到兴奋，甚至让人们感到解气。从文化研究角度仔细分析，原因如下。

其一、按照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阐述的观点，“网络电影”是抵制性的亚文化之一，它总是受到商业娱乐的威胁。“网络电影”的形式吸收了抵制的模式和风格，表现出了大众的认同的意识形态。普遍的观点：对任何亚文化意义都可以提出不同的阐释。这些解读或阐释常常忽略亚文化对于它的参与者的意义，这一难题由于青年亚文化和其他亚文化在大众媒体中是高度公开的这个事实而复杂化。在大众媒体中，“现在边缘化已不再限于少数群体，相反变成大规模的、扩散的了。”边缘化成了普遍现象，边缘群体现在成了沉默着的大多数。正是“网络电影”的出现，使得那些沉默着的大多数也得到了他们的话语权。也就是说，“馒头”中的“恶搞”成

分其实都是观众对电影《无极》的贬谪之处。“大众而不是属于大众。”也就是说，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不断地把文化领域划分为“大众的”和“非大众的”。事实上，建构原则包含的是力量与关系，大体上说，它们决定着各个时期中，被视为精英的文化活动(形式)与不被视为精英的文化活动(形式)之间的区别与差异。“网络电影”正是当下不被视为精英的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后现代思潮勃发的今天。网络“恶搞”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草根阶层通过网络颠覆和嘲弄主流文化。从而表达自己话语权的一种方式。“馒头”对《无极》的解构，从一个侧面映衬了后现代的表现美学。胡戈的草根立场与陈凯歌的精英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凯歌试图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阐释他的电影理念和电影哲学，而胡戈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造就了“馒头”。体现了平民大众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了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取得的话语权。

其二、“网络电影”作为“视觉文化”的一种形态，它超越了单纯的通俗文化和媒介文化的边界，伸向了艺术史和日常生活领域。“视觉文化的诸种形式与社会的各种变迁紧密相连——而且，这种变迁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性别维度——的重要组建的组成部分。”视觉文化包含了对于世界表象的社会标准化了的所有思考、行动和感觉方式。“视觉的霸权仅仅出现于视觉表征——更准确地说是图像表征——充满日常生活的文化中。”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说过。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往往对它们熟视无睹。他创造的“叙事剧”旨在把熟悉的变成陌生的，以引起观众的警觉，此乃“陌生化”，即“间离效果”。而“网络电影”所用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以“馒头”为例：它利用了电影《无极》、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新闻节目、上海马戏团的演出录像、爱因斯坦照片等视频素材与其它一些音乐素材，如：电影《Matrix-Revolution》《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DieAnother Day》(《007之择日而亡》)的音乐、歌曲《谁的眼泪在飞》、《灰姑娘》、《月亮惹的祸》、《走进新时代》、《红梅赞》等。把电影《无极》的部分片段打乱、镜头分切后，配以前面提到的音乐素材。再巧妙地组接在一起。因为素材都是大家熟悉的经典，而且相互之间又毫无相似性，但刻意地剪辑、合成在一起，再配上搞笑的对白和音调后，就达到了预期的陌生化效果。使制作者对影片《无极》的剧情、表演等的调侃和嘲讽一目了然。

其三、“文化产品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述结构。这些情绪和感觉不但包括个人的欲望和快乐，而且包括群体的共同经历。文本的快感至少部分地来自共同的理想、社会希望的实现和社会欲望，而并非只是由更基本的性欲的升华了的表述。”对于任何一部商业电影，老百姓没有什么更高的需求，他们仅仅是需要那一声发自肺腑的“哈哈大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快感正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快感似乎是不存在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将责任感、批评距离或审美纯粹性一类东西放在中心——道德范畴使快感成为某种不相干的不合法的标准。”这就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完全置自身于大众审美的框架之外，如此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比喻义上。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都留在了“理论”的象牙塔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权力当然不是绝对的。恰恰是此一意识形态一目了然的‘理论的’和话语的性质，暴露了它权力上的局限。它的影响主要限制在人们的观念和理智意识之中，限制在人们谈及文化时所用的话语之中。”但是这些观念和理性化未必一定就规范了人们的社会实践，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固然见于社会机制的方方面面，诸如教育和文化批评，但是它一统天下的规范话语，事实上对大众实践中的文化爱好，产生了一种反作用。以至于大众不是出于无知或缺乏知识，而是出于自尊，因而拒绝臣服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或者听任它来主宰他们的爱好。这一大众主义立场为这类拒绝提供了直接声源，因为它整个儿反对在“好”“坏”之间作任何一刀切的区分，而且反对对任何一种特定趣味抱着内疚或羞耻感。因此。在知识分子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和大众主义意识形态“自然而然”的实践魅力之间。存在一种犬儒主义的辩证。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标准愈是严厉，它们愈被认为是一种压迫力量，反之大众主义立场就愈见吸引力。这一立场截然不同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道德，使大众有可能追随自己的爱好，享受自己的趣味。看了“馒头”后，网友们所表现出的“快感”正是整个亚文化群体的共同经历：同样。对“馒头”的追捧也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统治下对商业文化的犬儒主义态度。

综上分析可见，“网络电影”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显示了它的多元化倾向；“馒头”正是大众对文化与传媒选择的交待：而“恶搞”之所以大有蔓延之势，而且越来越离谱，最根本的也是文化多元化的结果。其实，“恶搞”是相对的。相对记录唐玄奘印度取经的《大唐西域记》。小说《西游记》是“恶搞”湘对《西游记》，电影《大话西游》是“恶搞”：相对《大话西游》。网络动画《大话G游》是“恶搞”。在如今不甘寂寞的网络时代。只要能吸引口水或板砖就是效应，因此想“恶搞”的人已经进入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境界”，整个“网络电影”呈现出“人有多大胆、‘恶搞’就有多大产”的“繁荣局面”。只要人需要娱乐并有娱乐精神。谁都不能把“恶搞”一巴掌拍死：但当“恶搞”日渐露出其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网络电影”就能变成一个臭名昭著的事物。对此，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宗桂认为，“恶搞”问题十分复杂，并不是简单的“该宽容还是该严惩”这样二元对立思维就能解决的。从文化价值观和文化选择论的角度看，“网络电影”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它不拘泥于固有的文化价值理念。敢于表现自己的文化品性，张扬自己的文化性格，这并非坏事。问题在于这种表现和张扬。在眼中充满自我的同时，还应看到社会大众。还应尊重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尊重他人的文化选择。否则。就是用新的文化独断去取代旧有的文化独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对“恶搞”的认识，本身就是文化多元化的表现。但是。任何娱乐调侃都必须把握好“度”，像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部分人爱看，娱乐一下也不为过，但要以恶作剧颠覆几代人心中的英烈形象，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社会对网络文化的宽松包容，绝不是放任自流。因此，网上“恶搞”必须有个度，这个“度”就是法律的规定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只图自己痛快甚至为了“点击率”等商业目的而肆意伤害众人感情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和制止。

12.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十二

一、大众文化概述

1. 何谓大众文化。

国内大众文化源于20世纪80年代, 形成高潮与20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出现, 是全球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 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一种经验现象, 大众文化是我们每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沉醉其中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新的文化事实, 大众文化是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而日益呈现和扩张开来的, 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广泛性的文化景观。作为一个理论问题, 大众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内涵丰富的前沿课题, 在这一概念下, 包含着不同观点和流派的学术思想。本文倾向于:大众文化是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为基础的、适应现代大众以充实其私人生活空间的、具有市场化气息的现代文化。这就决定了它与大众传媒、市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 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2.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出现, 是全球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 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产物。作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现,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快节奏、高效率、重实际、讲效益等价值追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具有一致性。大众文化以特定形式对人的感性娱乐需求的肯定和满足, 实际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合理性的肯定, 正是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 推动着文化的普及和人们素质的提高。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 并不仅仅是人们休闲娱乐、文化消费的手段或社会发展经济的途径, 而是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大众文化的流行, 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 如忽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 排挤了高雅文化, 造成文化生态失衡;易导致人的个体性丧失, 文化人文精神失落 (如读图时代思维的扁平化) 等。大众文化制造娱乐效果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感性化的形象、即时性的愉悦引发人们情感的共鸣, 给大众提供一幅赏心悦目、生动具体的文化图景, 因而它具有鲜明的“视觉文化”的色彩。这种特点恰好同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需求和对生活的直观感受相契合, 因而获得广泛的认同。但是沉迷于读图时代, 会导致人文精神、思考能力的丧失。另外, 大众文化的传播机制势必造成价值观念的混乱, 大众文化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众传媒的态度和立场问题, 特别是在现代电子传媒时代, 大众传媒在促成文化传播的同时, 有意无意地阻隔了平等的传播, 形成了单向传播, 同时又形成诱导受众信息选择的话语霸权, 因此更容易造成大众价值观念的混乱。

二、大众文化对公共档案馆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公众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以及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性部署, 使得当前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公益性文化事业特色更加凸显。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建设及研究, 必须放在我国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背景之下。目前, 该环境背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方面:一是公共档案馆建设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二是以信息与网络技术为主流的当代科技对公共档案馆资源与服务的影响;三是文化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法则对传统档案馆精神与理念的挑战;四是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当代文化发展与繁荣对公共档案馆功能及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实践内容, 不断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势必受其影响, 如兴起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档案休闲利用观, 无疑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又如近几年国内新档案概念的不断出现 (民生档案、健康档案、诚信档案、资产档案、家庭档案、新农村档案、名人档案等) , “档案”名称愈演愈烈的引用 (许多文学作品、电视杂志之中都引用“档案”为其名称, 而实际上很多却与档案并无联系) ,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档案概念的泛化”。这些现象无不体现着大众文化的特征。另外, 现在档案部门兴起的“城市记忆工程”建设无疑也迎合着大众文化的需求, 显现出大众文化的气息。总之, 大众文化在多方面影响着公共档案馆的发展, 如发展的理念和方向、角色的定位、功能的拓展、资源的建设, 以及大众对公共档案馆的认知与评价等等。

诚如前文所述, 大众文化尤如一把双刃剑, 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特性, 也呈现出了诸多负面效应和低俗化倾向, 其在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涉及到公共档案馆发展层面, 表现如大众文化的传播机制有可能导致人们对公共档案馆甚至是我国档案事业错误的认知与评价;又如大众文化的休闲性、世俗性、消费性、感官性等特征会影响公共档案馆的人文精神, 可能误导公共档案馆的资源建设;另外, 大众文化是借助于当代信息技术手段而广泛传播, 这一日趋物质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必然对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必须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必须注重评估大众文化局限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避免本末倒置现象的出现。

三、大众文化影响下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方向

1. 社会对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期望。

随着当代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意识的增强, 政府与社会的文化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于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 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 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因此, 现实中政府在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当前, 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 从而提高人民对于社会的认同日渐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的使命, 它将会为社会的各种心理焦虑和转型期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而且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目标正在确立之中。

公共档案馆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共文化类服务机构, 其理念、机制和功能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前在强调公益性文化设施的服务性时, 主要靠档案馆人员的文化自觉, 现在则凸显政府的职能即政府步入了服务的前台, 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之下;二是公共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是面对面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 是直接性的服务, 大多会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三是公共档案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 其服务性特征将更为明显而且更加注重服务效果和服务评价;四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在满足大众文化需求上“市场之手”不灵的情况下出现的, 它将扩大政府服务的公益性影响, 而公共档案馆服务将明显体现着这种影响。正因为如此, 广大群众对公共档案馆服务的高期望值是可想而知的。以人为本、延伸服务、主动服务、保存记忆、普及知识、保障权益、维护公正、创新内容、降低门槛、及时开放、快捷方便、整合共享、亲民等等, 这一切将成为今后社会大众对公共档案馆功用的基本诉求。因而公共档案馆自身的发展应该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文化是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源, 服务是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旨, “亲民”是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本, “开放”是公共档案馆发展的永恒主题。

2. 公共档案馆自身的发展展望。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就势必成为各级政府今后需要着力推进的时代课题。大众文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也必然会得到正确的引导与规范, 施以人文关怀与人文提升, 并赋予其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文明素质与思想蕴涵, 使大众文化在不断地汲取、扬弃与升华中走向完美与成熟, 以确保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公共档案馆应当借助这一契机 (当然有时候也会“身不由己”) , 重新认识其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定位和其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 彻底改变传统档案馆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全方位拓展其服务功能和文化空间, 从而满足公众不断攀升的、形式各样的文化需求和基本文化权益。公共档案馆理应是服务于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和场所。因此, 公共档案馆建设应以主流文化引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促进其服务领域内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弘扬民主理念和人文精神, 保障人民大众的权益, 提升大众文化的美学意义, 积极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贡献独特价值。另外, 文化与科技的结合以及文化科技的创新往往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为文化大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科技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给文化的表现形式、发展样式、传播方式带来重大变化, 特别是当前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因此, 公共档案馆建设也需要关注相关新兴技术的发展, 弘扬科学精神, 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需求。

参考文献

[1].原鹏.略论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7.2

[2].潘玉民.公共档案馆, 你到哪里去——兼论社会发展与档案馆社会化[J].浙江档案, 2005.6

[3].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J].档案学通讯, 2004.4

[4].潘玉民.论公共档案馆的文化责任[J].档案学研究, 2010.1

[5].黄项飞.论现代档案馆的文化性及其保障体系[J].福建档案, 2002.1

13.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篇十三

大众文化理论：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

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大众文化往往通过大众化媒体（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来传播和表现，尽管这种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

大众文化的特点：

1.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最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 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

5.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大众媒介性，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8.类型性

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

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1、人文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纵观其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众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将更加鲜明地凸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和反映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人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

2、科学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文化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吸纳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先进科学方法和整合当代科学精神，从而使自身呈现出一种科学化发展方向。否则，就有可能是虚妄和病态的，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

3、国际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世纪，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和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广泛、及时地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与国际文化主潮流相接轨、与国际文化新进展相协同。具体到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影响民众精神的大众文化来说，它要有效地发挥引导大众追求、促进大众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需要通过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和创新其表现形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民族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是确立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最先进民族之林的基本方略，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它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它是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冉冉上升。

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

按他们的解释，精英文化当是知识分子及其精英们创造及传播的文化。现代以来，我国出现过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其后也出现过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现在初见端倪的则当是经济精英主导的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思考：

社会学家李德顺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少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精英文化”就是“高雅”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低俗”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化历来就有“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那么，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对文化之“雅”和 “俗”的两种不同理解：

对文化之“雅”和“俗”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取它们的价值评价含义，就是“根据文化品质的高低优劣”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说一种文化现象是“雅”还是“俗”，与它“是谁的文化”不同，而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判断。它的前提是承认:文化文化，就是要以“文”为上，以“雅”为上，不“文”不“雅”便是缺少文化，便是蒙昧、落后和野蛮。比如:我们把精美的艺术成果、深刻的学术著作、文化品位极高的行为和思想、崇高的社会人生理想等称为“高雅”和“优秀”，而把与之相反的判断为“庸俗”和“低俗”。这里的“雅”和“俗”意味着评判一种文化现象品位的高低、情理的深浅、形式的文野、制作的精糙、走向的提高与普及等等，总之一句话:是“好”还是“差”，意味着褒贬评价。这也就回答了划分的意义问题，意味着:社会文化的建设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因此必须旗帜鲜明扶持高雅文化，反对庸俗文化。

这种理解，应该说是“雅俗”概念的本义。但是，在日常的语言和应用环境中，人们却还是要给“雅俗”加进以下的另一种含义。即是取它们的主体性含义，就是“根据什么人来占有和享用”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这样，“雅文化”就可以和“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君子风度”等联系在一起，是指以社会上层人群为主体、满足有较高地位人群需要的文化；而“俗文化”自然也就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乃至“市井文化”相联系，指以社会下层人群为主体、满足一般大众需要的文化。从逻辑上说，这种理解和划分只是反映文化有不同的主体类型和层次，如果不加进身份等级歧视和阶级偏见，应该说其中并不包含(至少在我们看来，也不应该包含)褒贬的含义，并不意味着“高低、优劣、贵贱”之分。

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

上述两种含义是不应该混淆的。对于“俗、雅”与“大众、精英”之间的联系，要有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不能轻易在它们之间画等号。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事实上，文化的“雅俗高低”是要在每一次的创造中具体地显现和接受评判的，并不是谁家固定不变的专利。不要忘记，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却可以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而许多当年被视作风雅之极的宫廷御制、状元文章等，如今却大都和其他文化糟粕一道成了历史的垃圾。此外如《水浒》、《西游记》等小说，京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原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俗”文化产品，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不论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文化，都有自己“俗”和“雅”，都有自己从低向高、从浅入深、从粗到精的发展提高问题。历史证明，“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有自己的高贵和优美；而“精英文化”也难保不出粗俗之作，也有它们的俗气、无聊和空洞。只有凭借创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劳动，而不是凭借某种身份，才能产生精品。对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说来，都是如此。

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不大注意对“雅”和“俗”的两种含义加以区别，由此造成了一些严重的误解，甚至偏见。例如在某些潜意识中，一味地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以静为雅、以动为俗；以庄为雅，以谐为俗；以虚为雅、以实为俗，等等。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以少数人的口味为准，把他们所欣赏的文化风格当作了唯一的标准，无形中已经预先地包含着脱离现实、轻视群众的成分，从而忽视了大众世俗生活的文化权利。

从我们的现代观点看来，这是应该摒弃的陈腐偏见。因为说到底，“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伟力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对“文化世俗化”的现象应有冷静的思考

“雅俗”本身是对文化现象品位的一种描述和判断，它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质量为中心，并不是对文化主体(精英或大众)的界定，不应该将二者轻易地等同或混淆。同时，在如何看待“雅、俗”与“精英、大众”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根本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在涉及根本文化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旨。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一些人称之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对此应有冷静清晰的思考。“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至于“雅文化”的“失落”，则应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了WTO，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张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随即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取向成为广受注目的焦点。大众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获得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引导人们走向更

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精英文化传播的主导文化精神。本文在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定位后，从表达方式、内容取向及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在传媒的表现分析，最终得出精英文化“大众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的结论。

关键词 大众 精英 文化 差别

一、本文背景

文化，在《辞海》（1989年版）中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定位与读者定位是紧密相联的。文化层次越高，文化沟坎就越高，适应读者的面就越窄；文化层次越低，文化沟坎就越低，适应读者的面也越宽。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将社会的文化分为两大类：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是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的，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所谓大众文化，便是指城市的大众文化，是城市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而“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因其散布于各行各业，从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宋代大文人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写到：“聚古今之精英，鉴治乱之龟鉴”，把“精英”释为“精华”。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单从字面解释来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就是有着较为对立却又纷繁复杂的关系。的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历代汉治者、封经士大夫对两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精英雅文比，贬损大众文化，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大压制甚至迫害大众文化；同样过去在西方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大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实事上，历史上许多由国家发动的对大众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成功者寥寥无几。

其实，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而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难以包容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交响乐就是欧洲当时的流行乐，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现在它被奉为经典音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期属于通俗文化，到了现在则被尊为经典之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之势。精英文化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大众文化是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大众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母亲的文化，它是母体，是民族的根，因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也仅是相对的，下面分别从叙事差异、内容取向、审美诉求、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对比。

二、叙事方式，“随大流的叙事胶囊”比对“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所谓叙事(narrative)，在修辞意义上，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显然，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处处都充斥着叙事。我们正是通过叙事去“理解”世界，也正是通过叙事来“讲述”世界。换言之，叙事其实就是讲故事。简单来概括，大众所趋同的大众文化和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文化在传媒的叙事差异就在于“随大流的言论胶囊”和“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大众文化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性、随意性和具有趣味性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扎根于生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店市场、公汽巴士中的大众，它贴近于大众生活，易与大众亲和，也便于在大众中传播。正因为俗，精英文化认为其流于肤浅，缺乏深刻性。大众文化在平面传媒的表现形式就是“大众小报”，比如在南京报业市场上的“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南时报”、“金陵晚报”等等，作为同质化的平面媒体往往将生活平面化了，缺少厚度与深度。报纸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标题：“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掀起你的盖头来”„„诸如此类，还有这样的句子：“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等等，也是曝光率极高的。在“大众小报”中看不到独到的观点，经典的分析，没有精华的内容而随大流。大众小报的缺陷一是“马路新闻”太多，其中也有大量的社会新闻，但马路新闻不等于社会新闻，它关键是用马路边大众“闲聊”、“消遣”的兴趣来看待和报道新闻，把一些重大新闻也“马路化”了，分散甚至扭曲公众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二是仅限于“言论胶囊”。大众报的言论强调要照顾“大众喜爱”的角度和方式，往往是时评、杂文和随笔的混合。严肃的言论不受欢迎，引人思考的、使人烦恼和头疼的问题探讨也难得登上小报。“言论胶囊”虽然读来轻松，容易消化，但也丧失了话语的权威性，大众小报的言论再也不是“报纸的旗帜与灵魂”，它们更多只能以一种中性的、浅显的、顺从的态度去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这样做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是比较保险的。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对于广大受众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将造成受众批判精神的丧失，使他们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这两个缺陷，使其难以满足中上层读者的需求。

和此类“大众小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见解敏锐、独到的“综合性大报”。这里的“大”并不仅仅是指版面多，信息量大，更为关键的是叙事姿态的严肃性、精准性和思辨性、学理性，内容要求的重要性和分析的权威性。譬如，一些“大众小报”对“三无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惯于从城市主人的角度进行低贬，不由自主地从另一面来看这些报道。在记者的笔下，那些小摊贩以及在城市的缝隙处寻找立足点的“三无人员”是现代都市的伤疤，有碍观瞻，必欲驱之而后快。但是精英世界反而不会唾弃他们，精英文化更多地从人本主义以及人文关怀的角度认为他们也是中国的合法公民，他们的尊严并不低于任何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传媒不应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这并不是自认清高或是硬往精英上靠，城市有关执法者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社会需要秩序，但我们的传媒更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综合性大报”就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格局，开辟出相关言论版面，把言论空间大大拓宽，使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发表心声的一个平台，让批判精神这面旗帜又重新扬起。作为“综合性大报”的代表，《南方周末》所倡导的“深入成就深度”即是精英思维下的传播表征。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纷纷抗议美国的暴行，创刊不久的《河南青年报·特周刊》就没有仅停留在愤怒、抗议这一表层新闻的报道上，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推出了“起来，为祖国捐建一艘航空母舰”的新闻策划。该刊通过新闻报道，包括发倡议书、记者和发行员一起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募捐、接受社会捐赠、向国防工办转赠等等一系列举动，尤其是后来众多新闻媒体的不断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关注基层民众的命运，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应是传媒的重要功课之一。

三、内容取向，“平民性与通俗性”的需求比对“精英性与学术性”的量度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便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进行讨论。但“大众文化”的概念过于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有的将之定义为“民众喜欢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商业消费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来自人民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工业文化”，还有的将之定义为“剩余的文化”等等。大众文化的主题就是大众日常生活，是大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视角和触觉伸到大众生活中去，关注大众的喜乐哀愁，关注大众和身边小事，这便是大众文化的“平民性”。今天，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人们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更多的是在歌舞厅、网吧、游戏厅、电影院内和电视机旁，VCD、MP3、数码相机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众文化活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

精英文化的主题是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人，是这个知识经济社会形成的“知识群体”，充分体现这部分人的“精英追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该报告划分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根据这幅“中国阶层地图”，可以大致描绘大众与精英两类传媒的读者分布，大众小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产业工人阶层。与之相对，大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再部分延伸到经理人员阶层——据调查，《北京日报》的读者，有行政职务者和厂长、经理占42％——再部分延伸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便显示出两种文化在传媒内容趋向上的“平民性与精英性”。

大众文化，讲求的就是通俗。以金陵晚报在某天A6版上的一则新闻标题为例：“一男子上了女厕所，”其文章内容显而易见。又例如，在某天扬子晚报C4版的“社会新闻”中，《美眉“抢眼”，民工伤脚》说的是一民工为一睹美眉芳容，忘了手中的乙烯割枪，结果右脚被灼伤。而就在第二天A7版的“社会生活”中又有题为《贪看美眉，的哥撞树》一文。此外类似“股市牛了”、“泼妇”等词也经常见诸报端，这种表述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不故作高雅，可让普通大众欣然接受。相反的是，精英文化是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讲究“雅”，体现了精英文化创造者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信都会给人们以启发。例如在我国就有各种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包括理工、农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学术性内容的刊物，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学术性语言和回味无穷的学术性观点。它们就不会像大众小报或一些时尚类杂志那样在明星绯闻、儿女情长、风花雪月这些或是庸俗低下，或是过于琐碎细小的事上去花什么功夫，相反却是在要求惩治官员腐败、整顿市场秩序、改革教育体制、关注弱势群体、研究社会各面这些深刻触及现实，同时又不乏新意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也就摆脱了当前很多媒体普遍存在的猎奇、炒作等不良倾向，自觉地向深远、深刻和人文关怀上靠拢。

当然，某些传媒如果定位模糊，或者在“平民性与精英性”定位之间左右摇摆的，会带来相当不良的后果。下面通过两个同类的国内著名谈话电视节目的走向做一个实证检验，一是《实话实说》，一是《对话》。以前者为代表的谈话类节目曾经风靡全国好几个年头，可最近节目开始求大求全，话题鱼龙混杂，虽想尽力令所有人满意，但最终却众口难调，模糊了最终目标群，陷入了一个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不看的尴尬境地。相反，作为脱胎于上海的《财富论坛》的《对话》登录央视二套，自开播至今创下了两个零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在晚11点后收视率基本为零的状况；另一个就是突破了广告收入在这个时段为零的记录。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都归功于它的精英情结。在《对话》这样一个侧重经济的栏目中，首先明确与参加对话的是怎样的一群人，经济界名人的到来为节目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意识，满足了大家与成功人士交流的愿望。此外，《对话》的每一位观众都是细心挑选出来的，让观众带着问题去现场，在观众席上安排一些与嘉宾同样重量级的人物，这里的观众已经远远超出了充场面、出掌声的功用，他们已经成为了《对话》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英嘉宾与精英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节目主持人的无形压力。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以及处变不惊的能力，都是一位优秀主持人所必须的素质。他成为嘉宾与现场观众沟通的桥梁，他的好坏决定了节目的水准。精英主持人与嘉宾的对等交流带动了大家的情绪，促进了谈话节目现场互动模式的形成。《对话》请到的大都是重量级嘉宾，挑选现场观众以高层次、高素质为一条重要原则，整个节目显示出一种精英主义情结。

四、审美诉求，“娱乐性与事件性”的价值比对“严谨性与社会性”的意义

大众文化由它的平民性出发，广大普通百姓不可能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他们要的是轻松、活泼、娱悦的“快餐文化”，而不是文人墨客小圈子里的“阳春白雪”。因此大众文化在传媒的体现就不是那么庄重严肃深沉，幽默轻松、休闲愉快是它的文化主调。它是大众真实生活的回味，是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轻松。正因为有这种娱乐性，生活在激烈竞争中、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城市大众方得以轻松，才能抑制现代城市人的一些隔膜、孤独、陌生，营造出彼此的和睦和亲善。

大众文化，就整体而言，因为文化层次浅，更善于形象思维，而难于抽象思维。因为大众的个体视野，更注重于微观，而忽略宏观。这就决定了向大众传播的新闻要具体、实在。目前市面的相当一部份传媒为了兼容尽可能多的读者群，它们在报道内容上只能偏重那些较为软化的话题，同时对新闻的挖掘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简单地报道上，大众文化在传媒关注的在结果，就事论事，一事一议。它不追究这些平常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只是把这些事件直白地宣示给人们，其目的不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批判现实，而是引起人们的娱乐和消遣，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社会大众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即便把某些作品进行了改造，加入了些精英文化的内容，也失去原来的意义，更多地仍然是为了消闲。

而精英文化注定了它们的受众群较为高端，不是那些需要简单资讯的普通受众，而是精英群体。与对新闻的处理更多表现在浅层的信息发布上相反，精英文化更看重的是深层的信息挖掘，不但要告诉读者“What”和“When”，还得告诉他们“How”和“Why”。它对内容做一些提升，把大量的深度报道加入其中，以小见大，不仅不会引起目标公众的反感，相反，这还更适合他们的品味，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社会化程度提高，而造成的人们“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所带来困扰。它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足、不合理现象，并把它们揭示、展示、暴露出来，并发掘这些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使社会主体在思考、震颤中达到精神的升华，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前面所提到的《对话》所体现出的精英情绪实际正是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映，知识分子的参与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底蕴，《对话》正是创造性地越过目前已经重复堆积的谈话节目层面，抢占了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市场。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全面的构思来看待传播的人和事，更深层次地分析它们背后的故事，以至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出对整个社会的思考。

现在的传媒也越来越明白了文化的娱乐功能，什么类型的节目只要掺一点娱乐的元素，就会多一些观众，从而多一些市场、多一些广告。播新闻的时候让漂亮的主持人穿得少一点，报天气预报搭配着笑话和音乐，综艺节目更是少不了插科打诨的噱头。90年代中后期，湖南卫视精心制作的一道开心大菜“快乐大本营”火爆后，类似的娱乐节目像一阵旋风刮遍各地电视频道。据统计，“快乐大本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攀升，最高峰时全国各省市都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因此引来了众多的仿效者：江苏台的“非常周末”、浙江台的“假日总动员”、山东台的“快乐星期天”、广东台的“欢乐有约”、云南台的“快乐周末”„纷纷登场。每逢周末，普通大众家庭的几乎都会锁定这类频道，看着五六个人在台上表演，卖力地吆喝，相互之间耍贫嘴，各类游戏、抽奖活动很对大众味口。也正因为有此娱乐性，才有大众的参与，集体的共享。但这种消遣和娱乐只是一种精神的松弛、释放，而不是精神的追求。大众可在其中放弃什么，却不能得到什么。因此，有人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是“千人一面”：现场人员组成无非是漂亮主持＋当红明星＋捧场观众，节目形式不离搞笑＋贫嘴＋起哄。正所谓，一个典型站起来，无数个“克隆”倒下去。

精英文化在传媒的体现相比而言就显得严谨一些。比如说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主题频道来播出的记实类节目。他们不同于那些无聊透顶、乱哄哄的综艺游戏，那些戏说历史、不负责任的清宫戏，那些耍嘴皮子、拿人开涮的脱口秀„„人文类的纪录片具有很高的重播价值和很高的教育价值。例如稍加改编就可以成为教育节目播出。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节目，因为它有故事性。“沙漠”和“海岛”一直是记实类创作者感兴趣的地方。《沙与海》的作者康健宁和高国栋尝试在一个片子里描述两种在地缘上完全不同亦鲜为人知的人与自然的故事。《沙与海》表现了居住在藤格里沙漠的牧民刘泽远和黄海井蛙岛渔民刘丕成两户人家不同的生活状况。西部一望无垠的沙漠和东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是孤独的两家人栖身的地域环境，未加斧凿的真人真事，不经意间流露的细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述更使观者对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的人们平添几分敬意。人们欣赏它并不是图一时之快，看看了之。这种文化强调内容严谨、思想创见、情感深度，标志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它在拓展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培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与审美趣味方面意义殊深，它是一种精神追求。

五、社会影响，“迎合的建构”比对“引导的解构”

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

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努力迎合大众需求，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一百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王朔的痞子文学、周星驰的无厘头、金庸的江湖侠义„„这些文化都曾影响了一批人，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大众为他们倾倒，为他们狂欢，为他们落泪。他们甚至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众文化在现代人中大行其道。然而大众文化受市场化的商品本性和商业原则的制约和操纵，主动逢迎和取媚消费社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而降低自身的文化品位，逃避崇高，追求娱乐，把严肃的精神活动变成滑稽的游戏。所以，现代传媒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它的商业性使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

与一味迎合市场需求，获得短期经济效益的大众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度，精英文化总是充分发挥着指路人的角色，积极发挥传播先进信息、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功能，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更具特别的价值和意义。鲁迅、钱钟书、巴金、老舍等等，他们都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深刻犀利，以及他们文学上的成就带给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诸多媒体选择更名改姓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坚持精英文化，推崇精英文化的人。大众文化和大众永远是多数，精英文化和精英永远是少数。当今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形成，精英文化满足了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虽然它相比大众文化而言，市场普及率不高，受众群也不广，但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传媒应该有文化的使命感，决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在宣传和导向上应高扬时代主旋律，不能不顾宣传效果地追求所谓的“点击率”，一味迎合大众口味。毋庸讳言，科技就是生产力，任何国家都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发展，离不开精英文化族的不朽奉献。

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媒表征的综合比对

综上所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关注的侧重等方面。如下图所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批评的方式以批判的方式由具体到具体由具体到抽象注重事件本身注重事件的属性（事理）关注个体或者小集体问题关注群体和大集体问题关注短期的、单个层面利益关注长期的、社会层面利益关注结果的合理关注过程（程序）的合理关注效率关注公正敌视权贵，并敬而远之尊敬权贵，并向其看齐

首先，大众文化在传递信息、阐述情况一般采用的是批评的方式，表达内容多为简单的事实，关注的是事件本身，通常只是就事论事，而真正成功的精英文化，绝不只是为形式而形式，它要承载着社会的责任感，承载着人类的良知，它要承担起社会关切的重任，它要歌颂崇高的，它要批判丑恶的，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形象地展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唤起人们的注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关切和社会批判效果。批判的目的便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他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与此同时，那种只有快感而无责任感与使命感、只管当下不管长远、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文精神的文化，常常消解大众直面现实人生困境的勇气，冷却大众行使自己历史使命的热情。

其次，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对世界塞入意义，一种是对世界取出意义。精英和大众的区分也正在于此。精英文化，总是要借鉴总结前人的形式创造的经验，破除一些陈腐的形式，带着一种原创冲动去探索一个时代需要的新的生命的形式。而往往在创造形式的时候，在从事社会关切的时候，总是要追求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有时候他的话是不合时宜的，他要针砭现实，所以他需要经历一个让人们适应的过程。他要承担起社会的风险，他要完成良知所给予他的任务，他在探索新形式、为世界塞入新意义的道路上更加看重文化在传媒发展中的过程，是从大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其三，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餐式”，集中体现在1、随处可见：便捷；

2、可调众口：普及；

3、快进快出；迅速。大众文化虽然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文化的范畴，不能成就深刻的思想，更不用说能影响历史进程，但凭借他从众便利的巨大浸染力，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通过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大众文化非常在意活动的效率，最好能够象快餐似的立竿见影。而精英文化为了延续他历史的使命，摆在第一位的往往不是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公正、公平的文化创造环境，一种合理、有序的文化创作氛围。最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差异无形中将传媒受众也分成了两大阵营。由于精英文化内容的个性化，他的传受双方通常是处于社会较高层面的人群，因此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上层的变化与发展，并努力试图向更高层面看齐。反之，大众文化内容的市民性就决定了他传受双方关注的层次高低，特别是对于权贵方面，多是不予关心，甚至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