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企业文化论文

东西方企业文化论文（共11篇）（共11篇）

1.东西方企业文化论文 篇一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比较

【摘要】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演变，都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东西方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上的共同点都是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宗旨，都具有很强的民族特征。但是，由于各自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相对具有不同的特点。

【关键字】

东西方企业文化比较分析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正文

一、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一、（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二、（文化影响的差异）

西方人习惯于先行动后思索，一者是由于他的逻辑思维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有行动就可取得实证分析的逻辑思维点，由此展示出全部进程；二者由他们勇于拓展的特性决定的。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特点决定他们的在尚未理清思路以前就已经行动了。而中国人则是长于思维的民族，千百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们形成了某种价值定势，使他们的思维问题难以割断历史脐带，难以违背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思索清楚了再行动。

二、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一、（东方以“情”为特质的管理）

人无信不立，人无义不正。如果人的经济行为背信弃义，就会受到社会排斥；反之，“信”、“义”两字，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中最有价值的媒介物，构建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和交换网络，现代市场经济网络显然应当同这个网络接轨，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华人战后经济发展的成功，正是依据于这样的网络，从而使商品、资金、人才、信息在华人经济圈内迅速运转。导致华族资本的急剧膨胀，构成为华族管理的基本特色。

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应顺应自然、少私寡欲，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这种思想构成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为东方管理的基本特点。这种以“情”为纽带的管理在现代管理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表现为沟通频率的提高而增加了内部成员的认同效应。其次表现为组织的整合功能强。第三，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和费用也会降低，并使各部门之间产生互补效应，从而有利于整个公司和企业的整体功能的发挥。由此可见，以“情”为纽带的管理模式，由于其内部情感交流频繁，成员之间认同效应高，往往易于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从而大大减少相互协调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但是，这种管理由于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却忽略制度效应和条例管理，从而表现出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充分，而在强调任务和规则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因此，法规制度的不严，人事关系过多，理性精神不足，正是中国式管理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二、（西方以“法”为重心的管理）

比较东西文化的特质就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追求卓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西方形成的是独立人格。西方人文主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不应当鄙视自己，而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如果了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思维特质，就会了解依靠法规、条例来进行管理，正是科学主义思维特质的基本要求，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由此可见，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型肯定是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程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正是这种以法规为核心的管理模型，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

三、东西方经营思想的差异

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其思维特质是由它善于进行实证分析的逻辑思维特点决定的。在这种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下，企业管理强调规则、秩序与逻辑程序，严格按照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在方法上具体表现为条例管理、效率管理、例外管理、分层管理和逻辑管理，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美国式西方管理为人类管理发展史提供了科学管理的全部内容——行为科学中属于“独立人”方面的全部内容，现代管理系统中的电脑、数学模型、新科学管理方法的大部分内容，创新了管理的基本内容。由于制度管理克服了传统管理的无序状态、放任状态和经济主义等方面的缺陷，因而构成了全部管理的基础。

东方人善于按照“天人合一”的模式进行思维，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人们难以割断历史的脐带，总是按照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起来考虑，难以违背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建立的企业文化，以情感管理为纽带，寄情于理，移情于法，考虑“后果”，注重效果，偏重于人的作用与价值实现，把员工的价值准则与企业目标结合起来，使员工把企业目标看成是自己的行为准则，实施自我管理，实现自我超越。但这种管理文化忽略了制度效应和规则意识，往往以情义代替理性，以伦理关系取代制度规范，人际关系复杂，理性精神不足，管理不当则会增加协调成本，降低企业凝聚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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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西方企业文化论文 篇二

一、东西方管理的边界界定

东方管理的研究作为较新的课题, 其研究边界是在东、西方管理的比较以及互动过程中界定的。如果说西方管理学是以西方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下所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 那么东方管理学则是以东方社会文化和东方当地经济发展条件下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然而, 东方文化所指的东方是什么“含义”?东方区域究竟包括哪些地方?东方与西方如何区隔?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东方管理如何进行自我的定位?这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东方”这一概念, 有着多种理解的视角。它首先应该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 人们常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方而将太阳落下的地方称为西方。这种方位概念视角的东方与观察的立足点息息相关, 例如中国人所指的东方与美国人所指的东方就截然不同。“东方”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的。季羡林认为, 世界存在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莱起一直到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 第

二、三、四文化圈构成了东方文化体系。

这样, 东方文化区域就包括亚洲以及非洲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东方管理也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化区域所产生的管理现象和规律。由于中国文化圈的资料保存最为翔实丰富, 中国文化是东方管理文化的集大成者, 不仅包容着独特的道家、儒家、法家和兵家管理文化, 而且同时吸收了释家、伊斯兰教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我们主要以中国文化圈作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文化圈不仅包括中国, 而且包括了那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 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一旦“东方”的概念内涵确定, 东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边界也就可以确定。

二、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1. 文化起源与发展。

西方从古代早期的管理思想发展到古典管理组织理论, 再从古典理论发展到现代管理理论。其发展道路是承上启下, 循序渐进, 由零碎走向整体的。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首创公认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接着是由法国人法约尔创立的古典组织理论和由德国人韦伯创立的行政组织理论。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现代, 其管理理论更是蓬勃发展, 日新月异, 单是行为科学理论就不下十种, 另外还有系统学派、决策学派、经验学派和权变学派等等, 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 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 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漫长的中世纪, 教会是西方文化和“人与上帝关系”的主要管理者, 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 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 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 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 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工业革命以后, 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 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 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 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 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东方的管理思想在古代表现的比较充分, 主要以中国为代表, 日本、韩国则都是借鉴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 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 以及老子的“无善无不善说”以及“人性可塑说”等等,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人性加以激励和教化的种种主张, 继而产生了管子的功利主义激励观和孙子、孙膑的奖励观。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则没有多大发展, 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日本、韩国虽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充分运用了中国的儒家思想, 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但却没有形成西方那样完整的、系统的理论。

与西方不同, 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 诸侯林立, 百家争鸣, 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然而, 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离, 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中国早期的哲人们, 其思想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 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 那么, 秦朝之后,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秦统一中国后, 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 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 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 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 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 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性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 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 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 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 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 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 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冰冷的理性不同, 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温和的人情。因此, “以厂为家”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 而在东方企业看来则是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管理中的差异, 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所谓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

2. 东西方管理的思维方式。

企业管理的差异, 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 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区别, 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总的来说, 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 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 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 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 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 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 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 充塞宇宙, 视之不可见, 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 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 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 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 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 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见林不见木”, 东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 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 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 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 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RY, 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 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 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 全面考虑, 一付汤药, 多方照顾, 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 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 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 东西方都讲辩证法, 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 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 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 孔子亦讲“叩其两端”, 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 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 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东方重合, 西方重分。

一般而言,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有四点:一是中国人讲究人情、义气;西方人重利轻义, 体现在外交上, 有时为了实现其商业利益, 突出实用主义原则, 常常置两国关系的大局于不顾, 为了眼前经济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关系, 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某些国家重利轻义的特性。二是西方人重个体、个人, 中国人重整体、集体。比如说, 中国传统中药治疗讲究把人视作一系统、一世界、一宇宙, 用药讲究辨证施治, 通过对整个身体系统功能的恢复以达到对局部器官的治疗, 而西药治疗建立在精确的解剖和药理学基础上,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对症下药;此外, 在文字、建筑、艺术等方面也能发现中西方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三是中国强调求同, 西方人强调求异, 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不同民族之间沟通上的困难。四是中西方人在感情表达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中国人感情表达细腻、含蓄, 西方人则直观、外露。电影《梁祝》叙述了一段中国人的美好爱情故事, 其优美的音乐, 感人的情节, 精湛的技艺迷倒一大批中国观众, 但西方人观之, 却大呼“太累”, 认为该片情节晦涩难懂, 男女主人公情感表达有悖常人。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民族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固然与一个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息息相关, 但从深层次上讲源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的差异。

3. 东西方管理的研究层次。

西方管理学对于研究层次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源于美国的企业管理在二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西方管理学研究范畴中, 管理指的就是“企业管理”。东方管理不能认同西方管理学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的看法, 而是主张将管理分成自我管理、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四个层面来探索。东方管理对管理范畴的这种认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

在东方管理研究的四个层面中, 自我管理是个体成功的关键, 也是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的逻辑基础。在东方管理思想中, 治身是一种体验之学, 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功夫。它将人假设为“主体人”, 个体能不断积功累行, 通过对自己私欲的克服, 改善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和智慧水平。其关键是必须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当一个人能够自觉、有意识地经过自我思考和选择, 依据客观规律确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方向时, 他也就开始成为自己的命运的建筑师———“造命人”。“主体人”的人性假设使得东方管理在逻辑起点上就区别于西方管理。在西方经典的管理学体系框架中, 自我管理是找不到其生存空间的。

摘要：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内涵, 随着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彰显了其重要的作用, 这种文化效应对东西方的企业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 由于受地域、人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东西方企业管理文化在发展中既有渊源, 又有差异。文章论述了东西方文化产生的渊源、二者的特点, 以及它对现代企业产生的影响等。

关键词：东西方企业,管理,文化,渊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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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佳贵.跨文化管理.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0

3.东西方企业文化论文 篇三

关键词：西方文化入侵；中国企业文化构建；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5000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魅力和强大影响力的灿烂文化，理应成为中国企业构建优秀企业文化的源泉，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洋务运动”、“西体中用”到后来“五四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变革图强的同时，也开启了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影响、渗透乃至侵略的大门。这种渗透乃至侵略导致一部分企业，特别是涉外经营企业，认为中华文化落后，不适应现代企业经营，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常常照搬西方文化中的一些道德观、价值观，反映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就是产品设计参照西方标准，产品生产仿造西方产品，忽视东方文化具有的独特魅力，在失去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失去了企业经营的自信，导致企业创新能力降低，竞争力下降，甚至成为西方企业的附庸。

一、西方文化的入侵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的同时，西方文化也开始了入侵中国的步伐。从教会、买办企业到不平等条约，从官方到民间，西方文化的身影无处不在，基本上所有技术先进的物品都被冠上“洋”字，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观念逐步成为人们的固有观念。

现代中国虽然已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上的成功并未带来文化上的自信，中国政府虽然通过在世界各国开设“孔子”学院来宣扬、推介中华文化，但一部分人心中中华文化过时、落后的观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各国也加强了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西方文化的侵袭正步步紧逼。

（一）思想观念的入侵。基于中国落后的现状，中国积极从西方寻求救国图强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西方的思想文化良莠不齐的一齐涌入中国。很多人抛弃中华传统的“仁爱”、“礼、义、廉、耻”等思想，遵循西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片面追求西方的民主、自由，实用主义，主张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泛滥。很多企业只重自身利润的获取，忽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忽视公平正义，违背企业道德造假贩假，破坏环境，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生活方式的影响。（1）饮食文化。中西饮食文化各自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餐重色、香、味、意、形，西餐讲求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可以相互交融和补充，给人们的生活增加选择，使人们的饮食更健康。但一部分人出于崇洋的心理，过度放大中餐的缺点、褒扬西餐的优点，以吃牛排为时尚，以喝洋酒为高档，片面认为西餐是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2）日常礼仪。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下，中华传统的“拱手礼”基本消失，西方的单膝跪拜礼、钻戒已成为中国年轻人必备的求婚方式，白纱代替了红盖头，西装、领带成为中国人的正装，日常交往礼仪弥漫着西方文化的气息。（3）节日文化。节日是一种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民族文化，也是一种民族风俗和民族习惯。韩国把首都“汉城”更名为首尔，把中医称为“韩医”，抢注“端午”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一种想摆脱汉文化的影响，保护自身拥有的文化，树立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中国人过“洋节”蔚然成风，不记得“二十四节气”大有人在，不记得“情人节”、“愚人节”和“圣诞节”人绝无仅有。

（三）文化产品的输出。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侵略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文化产品的输出和垄断。从西方的歌曲、书籍、影视剧到各种娱乐活动，西方文化产品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表现能力、资金实力和宣传能力，占领了很大的中国文化产品领地。很多人不读《论语》、《诗经》，却必读西方名著，不看内地影视剧，却对欧美电影、韩国电视剧晶晶乐道。伴随着文化产品的输出，西方的语言、文字、思想理念、道德观、价值观便随之影响着我们。

二、西方文化对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

（一）物质文化的影响。（1）企业标识的影响。中国很多企业的标识仅仅是把西方很多企业的商标的字母或图形换个方向和形状。（2）员工形象的影响。企业管理阶层和车间工人之间已经严格按西方的白领和蓝领在着装、待遇、甚至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和西方保持一致。（3）建筑和环境影响。西方建筑风格在中国企业已很常见，很多企业一味向西方靠拢，甚至出现了很多仿西方标志性的建筑和很多奇形怪状的楼房。

（二）制度文化的影响。（1）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的企业学习了西方来源于古代制约王权为目的的法治思想，在管理体制的设计上吸收了利益为主，多方参与、相互制衡的思想。在这种体制特征下，公司的事务常常采用委员会模式来决定。这种体制模式固然保证了公司决策由多数人、大股东决定，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但是由于相互制衡的影响，企业的执行力低下。（2）组织结构的影响。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人员素质与西方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盲目的学习西方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造成了管理层对下级部门影响力降低、控制权减弱，影响了企业经营行为的效率。（3）员工行为规范的影响。受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位、金钱观和理性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企业在对员工行为进行规范时，弱化集体的观念，重视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鼓励员工个性的释放，鼓励员工之间的竞争，虽然对有利于提高工作业绩，但对员工之间的关系和团队的凝聚力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三）精神文化的影响。（1）企业哲学。企业管理强调理性，强调制度管理，压迫人性，抑制人与生俱来的情感；功利主义广泛应用，员工个性得到发挥，冒险行为增加，给企业带来风险。（2）企业价值观和道德观。西方文化重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功利的道德观念，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只重企业利益，忽视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违背道德，排污破坏环境，造假坑害顾客，只重眼前，不管以后，给企业长远经营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3）企业精神。对西方文化简单的“洋为中用”，导致西方企业精神的水土不服。“理性优先”的精神虽然对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有了很大的保证，但同时这种精神强调规则、秩序与逻辑程序，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忽视人际情感需求。“个人主义”虽然也刺激了员工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积极创新，但也有员工恃才放旷，不服管理，频频跳槽，影响企业稳定。

总之，由于国情和企业员工素养的不同，中国企业简单的照搬西方文化来构建企业文化可能在短期会使得企业获得发展，甚至扩大对外经营规模，但从长远来看，从新时期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来看，以西方文化为主要来源构建的企业文化并不能适应中华文化大环境，不利于企业构建自身的特色并形成企业在文化上的优势，从而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中国企业文化的构建，必须以中华文化为主要来源，部分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的因素。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走出仿造之路、造假之路，走上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自我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涂明详.从东西方文明差异看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J]. 经济问题探索.2002.05.

4.东西方文化差异 篇四

1.东西方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从与自然的关系入手，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既然说到这里，我们要明确，我们东方主张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主张的是天人相分，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的“世界观”又称“宇宙观”，宇宙万物乃天地自然“大用流行”演化而来，宇宙（天）与人（物）合二为一。“群经之首”的《易经》认为，“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所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中国的“人生观”也指“心”性，《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心”，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血脉亲缘的伦理涵摄关系！宇宙富含着天命、天理、天良、天网、天帝，“心”包括有心性、良心、心眼、心知、心意、心神，“天理”与“心性”，相互鱼贯，融通为一！中国人讲“良心发现”，并非果真“发现”什么外在客观的“天理”，而是指“天理”原本存在于“良心”之中，“天理”与“良知”相互启示，彼此“发明”。中国式的“天地良心”，所昭示的“宇宙与人生和谐如一”，从另一维度，表现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因是之故，立于宇宙天地之间的人，可以以其自主的积极性，一方面赋予自然进化的世界以“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以自己的生命，参与自然演进，纵浪大化。

西方世界观认为，宇宙万物乃上帝凭借“自由意志”，花了六天时间创造出来的，“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个神圣而绝对的真理，只能由“先知”按照上帝启示，被“先验发现”出来，而不是“经验发明”出来。西方人生观认为，所谓的人生意义，不过完成上帝赋予人的神圣使命。上帝（或“物自体”）属于神圣、不可知的绝对“他在性”，万物则属于世俗、可感知的相对“此在性”，“他在”与“此在”之间，呈现“神人对立”的主客二分关系，神依照“神迹”来主导人或物，人或物必须依附于神——这种以上帝为本位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婴儿出生，必须到教堂接受洗礼；成人结婚，必须进教堂见证爱情；法院开庭，必须向神圣做出保证；总统就职，必须手按《圣经》宣誓；甚至钞票之上，都印上“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的显著标志……这种“宇宙与人生乃被造，并遵循着制造者的规则运行”的思维范式，折射出西方“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当然，近代“文艺复兴”所提示的“人文主义”，现代哲学所强调的“存在主义”，其实质，不过是人在“天人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开始向神夺回人的主体性地位。

其次，东西方文化中人对变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则被“万物不变”，或“万变不离其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精神所笼罩。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是在稳定中求进步，求发展。美国文化的真谛在“变化”二字，核心思想是“无物不变”，而且变化永无停顿。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化体现出不断打破常规、不断创新的精神。

第三，在动与静，做人与做事上也有区别。在谈论民族性格的问题时，李大钊先生曾指出，东方属于静的文明，这是有道理的。儒家关心人的主体，偏重柔，主张“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善，以达到德的境界。在道家与佛家的影响下，中国人又讲究“虚静”，“修身养性”，“谦虚自律”，自我压抑。可以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强调如何做人，而不尚做事。做好人成了人生最高理想，而且道德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西方从古代希腊的海洋文化起，就企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争取个性解放；在个人奋斗中克服常规，求变，求动是他们精神的动力，并在做事中发展这一动力，因此“做事”，“有所成就”就自然变成了他们的重要的文化取向或价值观念。

第四是人的天性观。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中国人传统的人性论是性善为本，这种人性论渊源于孔子思想，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发展了孔子性本善说，注重发扬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及“是非之心”等与生俱来的善性。“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人性论。影响西方的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人之初性本恶”，人们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就是被西方学者广泛称之为的原罪说。以原罪为起点的西方文化，为改变原罪，人们不断忏悔，设法改变罪的本性，努力超越现世，奋起变化，这就造成西方人求“动”，求“变”的心态。

第五是关于人机关系，是群体，集体主义取向还是个人取向。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可以牺牲。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在西方，个人主义这一重要概念充分体现在以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之中。根据洛克的观点，“生物的个体是自然的基本单位”。

第六是时间取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儒道两家思想相反相成，二者都主张回归自然，回归过去。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我们可以讲中国是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这说明传统的思想规则、方法等延续至今，为大家认同，变成集体的无意识，而且规定人们的行为。这意味着，在时间上，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为主的社会，或者重视过去的社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是他们的重要的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讲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第七我要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与我而言，即使是了解和接触了西方文化，我依然喜欢咱们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大气磅礴却又内敛含蓄。价值观方面上中国人大部分所拥有的价值观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他人着想的，很少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隐私和空间来说，西方人更注重隐私与空间，这不代表中国人不在意，中国人讲究包容与开放，我们喜欢将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但是也是有底线的分享，并不是毫无保留的。

2.论述东西方在社会结构的差异

谈论这点就让人想到了层级文化与民主，平等文化。美国等国家的文化都偏向于更加扁平化或更加民主的结构，在这种文化中，无论工作说明书怎么写，工人们都可以为自己和同事考虑不同的责任水平。

东方社会则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中国人通常认为向上级或是长辈提出不一致建议是不对的，甚至会影响双方感情。3.论述高语情境与低语情境文化的特点及自我的感受

根据“情景”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可将文化分为高情景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景文化(low-contextculture)。高情景文化的特征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经过编码后被清晰传递出来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重视“情景”而非“内容”，注重建立社会信任，高度评价关系和友谊，关系的维持比较长久。沟通是含蓄的，人们对含蓄的信息非常敏感，个体从早期就学会了准确解释这些含蓄的信息。“高情境文化”在东方文化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西方工业化早期家族式企业中也较为普遍，从通俗意义上可理解为重感情的人际关系；而低情境文化是与高情境文化相地对比而存在的，在现代企业及社会管理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了制度和理性的人际关系。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有着一定的优点：高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传承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仁义泛爱的人文精神；有利地社会的和谐和管理的融洽；而低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以制度和刚性的表达来实现秩序与管理的规范性；但另一方面，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缺陷：高情境文化往往过多地注重了人情，以人治 代替法制，在操作上往往缺乏效率；而低情境文化则过多地强调了理性，在执行中又陷于机械与刻板。

5.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 篇五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当一个人生存在一个文化交流居主导地位的系统中时，他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就越富有。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实体，必定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自我扩张和彼此接触。所以东西方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概括起来为：文化的社会化和世界文化的大融合。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潮的变化，文化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从历史的规律来看，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是一个逐渐深入大众的过程，是由一种具体的形式而逐渐抽象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社会活动的过程。比如中国的端午节，几千年前，人们唯一的想法是把粽子丢到汨罗江里，让鱼不要吃掉屈原的躯体。但随着时间的变化，端午在纪念屈原之余也包含了对爱国思想的尊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端午节赋予了更深刻得含义，对现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节日的发展都与端午节类似，比如西方的情人节，原本是情人之间相互表达爱意的节日，在今天已经不再局限于情人之间了，可以对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赠送礼物表达对他们的爱；情人节中的情也拥有了更多的内容，不单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等等。总之，文化总是与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一致，社会对文化赋予新含义的同时，文化也对社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6.英语作文--东西方文化差异 篇六

东西方文化差异

As the world is developing faster and faster, there are mor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so more and more people want to minimize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order to avoid embarrassement when they meet.Some of the differences are listed as follows.First of all, we all have ideas about what kinds of food are good to eat.The French eat snails but not locusts.The Jews eat fish but not pork.The Hindus eat pork but not beef.The Russians eat beef but not snake.While Chinese people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fruit.Then,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There are some language problems, such as direct, indirect, expansive, and so on.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reflect people’s pshchology for good will, saftey and fortune and pleasantness.The Chinese and English people restrict their words and deeds through baboos, trying to keep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t way is the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values and family edu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mong which the first in the biggest difference.In the eastChildren repay their parents’ sacrifices by being successful and supporting them in old ages.Of couse, there are many other aspects.The more people understand them, the better they will understand eacho other.

7.东西方企业文化论文 篇七

西方当代家族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和对劳动力的吸纳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管理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迁。西方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呈现出不同特点,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和比较,寻找其差异化背后的根源。

一、美国家族企业

美国家族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占总数90%以上。家族企业对新增岗位贡献率占78%,吸纳劳动力占65%,创造GNP的50%以上。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占43%,前500 家大型企业中,家族企业占175 家[1]。美国家族企业的管理方法与模式,对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福特将泰罗制移植到轿车生产中,开创了福特制这种现代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遵循三原则:脑、体力劳动分开;分工高度专业化;寻找最佳生产模式。该模式在降低轿车生产成本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工人收入,实现了供需的良性循环。

杜邦公司通过经营委员会,开创了由领导集团来取代个人决策的先河。该分权化组织变家族伙伴领导为经营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企业规模的扩大,公司创立了杜邦管理模式,即财政集中、管理分散,集中和分散相结合。下属机构独立核算,分散的人员由公司统一领导,结合为紧密整体。该模式先后被杜邦、通用汽车公司及世界各国企业所效仿,极大提高了企业生产率。

控制权与家族关系是家族企业的两大要件。控制权的直接表现是公司股权,许多家族企业从创立到发展壮大一直在处理控制权问题。控制权对家族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掌握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家族企业创始人几乎都有强烈的控制企业业务的欲望;一方面是家族繁衍的直接表现,是家族进化的“本性”外部化的结果[1]。如电脑大王王安和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福特,都表现对控制权的强烈欲望。

家族企业初创阶段,资金、技术的原因,几个合伙人共同出资和技术投入,一起经营管理,每个合伙人的控制权相当。如1859 年约翰·D·洛克菲勒成立第一家公司时,与其合伙人克拉克各出资2 000 美元对公司进行控制。1903 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福特和麦肯森为公司共同控制人,各占25%股份。随着企业壮大,亨利·福特逐渐提高持股比例,并最终完全掌握公司控制权。20 世纪初,洛克菲勒家族也掌握了公司总额50%以上的股份,取得了绝对控制权[1]。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平均寿命23 年,延续两代的占39%,延续三代的仅占15%[1]。产权的过分单一成为家族企业延续的瓶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化和法人化已成美国家族企业发展的趋势。

二、欧洲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是欧洲一种普遍的企业模式,对社会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超过10 亿美元的家族企业在欧洲逾20 个。家族企业在英国最大的116 家公司中占29%,法国家族企业占最大的200 家公司的50%[2]。家族企业产值占总产值65%以上[1]。在长期发展中,部分家族企业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有近二百年悠久历史的克虏伯公司,在1967 年将公司所有权移交给基金会组织,家族退出了对公司的掌管。成立于1851年的路透社,在1915 年家族脱离企业。

欧洲家族企业多采用以下组织结构模式:产品部主导全球混合结构管理国际业务模式;控股经营公司对国际业务进行分权经营模式。

德国拜尔公司采用第一种管理模式。监事会和管理局为最高管理层。监事会职责为选择和监督管理局。管理局为最高执行机构,有成员9 名,下设投资、营销、生产等多个委员会。公司组织由6 个产品区共25 个产品组来运行[1]。产品区为全球结构,领导负经营责任,对管理局负责。公司总部设职能部门,为各产品区、产品组等单位提供职能服务和政策指导。此外,飞利浦公司、法国阿尔卡泰尔—阿尔斯通公司、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等也都采用该组织管理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公司规模扩大、国际化程度提高情况下母子结构的延伸。采用该组织模式的公司,拥有大量控股经营公司。每个经营公司独立经营,经营公司与母公司为利润关系。

欧洲家族企业经历了家族紧密控制企业、放松控制权、现代企业转型三个阶段。一项对法国的调查表明,因有家族控制传统,全国大公司中有2/3 为家族企业部分或全部控制,其中1/4 为某家族或几个家族直接管理。欧洲68%的企业,主要行政人员来自家族的委派。“许多企业家具有创建百年企业的理念。欧洲家族企业前行的动力来自其根深蒂固的对企业控制的欲望。如果在增长与控制二者中选样一项的话,许多家族企业宁愿放弃增长的机会,也不愿意将控制权拱手让出。”[1]

在公司治理方面,欧洲家族企业普遍实行雇员参与制。在德国,雇员可以进入家族企业监事会。在法国,雇员可以进入企业的董事会。大多数家族企业建立了企业委员会制度,雇员参加企业委员会来参与公司治理。雇员参与制保障了劳资双方对话,缓和了劳资矛盾。监事会或董事会,使资方适当关注职工利益。有助于职工了解公司经营策略和境况,给予公司谅解,促进劳资合作。保证了公司经营的合理、合法性。职工出于自身考虑,对公司经营合理、合法性予以关注,保证了公司正常、合理远行。有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1]。

三、日本家族企业

日本家族企业有几百年历史,明治维新后,家族企业发展达到了高峰,诞生了如松下电器、丰田汽车、本田摩托等大型家族企业。中小企业基本都是家族企业。制造业占工业的99%,而在1980—1991 年,日本制造业附加值的55%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家族企业对日本经济的贡献可见一斑。1993 年日本中小企业648.43 万家,占企业总数99.1%,吸纳劳动力4 000 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78%[1]。

日本家族企业按照发展阶段由低到高,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边缘型家族企业。这类企业以补充家庭收入作为目的,属于副业型。家族成员在不影响主业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和闲置人员进行企业经营。在家族企业中占32.5%。(2)创业期家族企业。企业目的为维系家庭生产,属于维持生计型。家族成员即使企业管理者也是生产者,企业和家庭财务、利润和工资彼此不分。在家族企业中占12%。(3)成长中家族企业。按照现代公司制来建立的企业,家族成员为经营主体,属于标准企业型。企业与家庭财务、利润和工资相分离。在家族企业中占34.1%。(4)接近社会化的家族企业。企业领导人由家族成员构成,管理者和从业者为家族之外聘用人员,属于现代企业型,在家族企业中占21.4%[1]。

在日本家族企业中,企业治理结构呈现出“两权不分”的特征,“业主制”与现代企业“股份制”有机融合。调查发现,家族企业大多数掌握在创业者家族和亲戚手中,由此也很少出现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

家族企业注重培养员工的“忠诚心”。在雇佣制上,普遍实行“终身雇佣”,使员工一朝进场,终身为家,形成了稳定的职工队伍。在分配制度上,多采用“年功序列制”,注重员工对企业的长期忠诚和贡献。生活福利上从员工需要出发,加强员工安定感。为了从制度上保证职工的忠诚心,实行“员工持股”。企业设立员工持股会,帮助员工积累资金,购买公司股票。据调查,上市公司中实施员工持股率企业高达92.4%[1]。由此稳定了股东,增强了员工归属感,调动了积极性,帮助员工强制性储蓄,日积月累,形成个人财产。

四、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差异的文化根源

美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特点,根源于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个人主义。自主、自决、自负其责成为其核心价值观。美国文化深深影响到美国家族企业。个人主义价值观促进了美国家族企业的兴起,自由竞争的观念推进了家族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机会均等观念促进了家族企业管理人员结构的改变。家族成员不能垄断一切管理职位,推动了企业从家族外引进管理人才,改变了管理人员结构。个人主义的派生观念是重视个体生命。美国家族企业非常重视员工生命权,因工致残、致死的均得到公司的全力照顾。企业“参与制”体现了个人主义对每个个体存在的尊重。

欧洲文化的理性特点直接影响到家族企业的多样化经营。强调理性与科学、逻辑推理与分析的理性主义,使欧洲家族企业为分散和减少经营风险,实施多样化经营。主张自由、平等、博爱,提倡个性解放,崇尚个人价值观的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欧洲家族企业非常尊重雇员,重视其安全与福利,识才、爱才、用才。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分工合作,没有“信用制度”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于家族或血缘关系的支持范围以外的[2]。欧洲大部分国家属于低信任文化[3],信任只存在于血缘关系的群体内。因信任度不高,家族成员之外难以形成合作关系,欧洲家族企业比美国更加普遍,由此以中小企业居多,而少有大型家族企业。异质性是欧洲文化一个重要特点,文化的国际化交流使欧洲家族企业跨国界运作非常普遍。

根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家”理论,直接导致日本家族企业十分倡导“家族主义”。以企业为家成为日本企业一大特色。日本家族企业中,血缘会对成员的地位产生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影响。日本对家族的延续看重的不是血缘和血脉,而是家名。注重家族名义的延续。日本对家的理解,不注重血缘关系,而更多是作为家族经济共同体来看待。正是这样的家族观,家族企业大量使用外人,而且控制权也愿意交给外人。日本家族文化观支配下,企业生命周期普遍较长。企业和谐按照家庭标准来要求,并由此产生了“终身雇佣制”、“年终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的日本经济管理三大支柱。

摘要：西方当代家族企业具有各自不同的管理模式。通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发现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是产生差异的主要根源。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日本文化的家族主义、不同民族的信任度等,均形成了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规模和生存周期,并深刻影响着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8.由日本地震看东西方文化 篇八

Yet since Japan’s devastating earthquake, the entire world has been riveted3) by heartbreaking images in the East revealing the horror of a nation whose northern coastline was reduced to rubble. Several nations have rallied behind Japan, sending in badly needed aid and other offers of help. The resounding support and generosity offered by the world community reveals the common bond, the humanity, that East and West share, contradicting Kipling.

But a closer look at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this historic crisis reveals subtle differences of culture, similarities of geography, and lessons for both sides of the world.

The sharpest link connecting East and West is simple geography. Like two Siamese twins4) joined at the hip, the Pacific’s Ring of Fire5) forges a common destin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nety percent of all earthquakes take place along this deadly ring, which extend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to Alaska and South America. Tsunamis, tidal waves caused by earthquakes under the oceans, span the Pacific as if it were a pond, traveling like a jetliner at 500 to 700 miles per hour. For example, the Cascadia6) fault7) off the coast of Washington state once erupted with a 9.0 earthquake; however, scientists had difficulty dating it. But realizing that a giant tsunami must have slammed into Japan, they were able to give the precise date and time of the earthquake by examining Japanese accounts of the tsunami of Jan. 26, 1700.

But there are also subtle, reveal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ir reaction to tragedy.

In spite of monumental collapse and ruin, the Japanese politely wait in long lines for hours, without once complaining. Law and order are respected at every step. The Shinto-Buddhist8) tradition, which stresses social harmony and cohesiveness and looking out for your neighbor, is deeply ingrained in the culture.

This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some of the spontaneous reactions that have flared in the West. In the U.S., for example, a simple blackout back in 1977 unleashed an embarrassing wave of looting and mayhem9), with marauding10) bands of thieves making off with anything they could carry.

When Hurricane Katrina hit New Orleans in 2005, there was a rapid collapse of civil authority as society disintegrated into an orgy11) of chaos. Louisiana Gov. Kathleen Blanco’s comments summarized the city’s descent into lawlessness: “These troops know how to shoot and kill and I expect they will.”

9.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篇九

悠悠千载，天地中开。东西文明，此起彼伏。古人厚古薄今，难免抱残守缺;西洋物尽天择，未免急功近利。殊不知经济为国力之本，国力孱弱不免受制于人。文化为民族之魂，文化荒疏则必然仁义充塞。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济之变迁，数十年足矣。而文化之复兴则未尝不以百年为计。尤至今日，我中华国力日益强盛。但东西文化之根脉，西学东渐之精髓则依旧乱花迷眼，莫衷一是。

回首百年，清末民初。一班博古通今之大儒，未尝不以顿悟中华千年之大变局为己任。今人因种种变故，古风日行渐远，西学仅堪其用，反难望其项背。其中梁漱溟先生便是民国时期新儒学之一方源头活水。其于19，发表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可谓开天辟地，石破天惊。其中不仅涉及东西文化之成因，解析东西文化之精髓。更在我国硝烟四起，国破家亡之际指出中华文明复兴之出路。今日读来，其智尤为可惊，其心尤为可敬，其情更为可叹。

文化本十分宽泛，定义更是千差万别。而梁先生则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文化者，不过是民族生活之样法。而文化之根本则为对生活意欲之态度。纵观寰宇，世界文明可分为三方：西洋，中国与印度。西方文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直接源头。其文明意欲向前，一路劈荆斩棘，可谓前向之文明。而印度文明，则对意欲视而不见，四大皆空，可谓后向之文明。而我中华文明，则调和持中，自可与各种意欲相安无事。即无须奋发向前，大汗淋漓，也不会闭目塞听，无象无形。可谓旁向之文明。

若这三条大河各自奔流，本可一直泾渭分明，相安无事。但世界文明一经碰撞，则不免要激起一番惊涛骇浪，海雨天风。前进者，船坚炮利，自然颐指气使，指点江山。后向者，表面卑躬屈膝，内心却可继续无欲无我。倒是我中华一隅，不免夹在其中，进退维谷了。而一番痛定思痛之后，众多奋发之先行者决心打破我中华之千秋大梦。其中陈仲甫先生便直指中华文明沉沦之本因，便是少了德，赛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之重要似乎已毋需多言。而梁先生则进而一步，认为民主科学之所以出现于西方，便是因为文明形式之故。因为其意欲索取，便要科学一步一步建设。要科学的方法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而民主便是对权威反抗奋斗而得，也是向前要求之态度。相比而言，我中华文明万事求个和谐。和谐一说，可谓可上可下。上者，和其心。简而言之，便是仁者爱人。()人人以他人为重，可以将心比心。但无奈诛心不易，慎独更难。最后世间万物不免只求了个外貌大略，这便成了老子口中的“攘臂而扔之”了。故而，科学这种形而上的抽象规律，自然不如工匠技艺来的直接实用。而人人争先此等刁民乱象也比不上万马齐喑，好似天下太平。所以科学理性也好，民主权利也罢，说到头便是我国对真理似乎从来并无多大兴致。真理何在我们不知与否，既然不知与否便不如束之高阁。而这科学理性便是要跟自然较个真儿，才能得出抽象之规律。这民主便是要跟社会较个真儿，这样才能弄清社会公权何在，公民私权几何。而不是一床大被压住，几条大腿乱蹬，最后这是非曲直自然也不免要一好遮百丑了。

既然如此，那西方之理性文明是否便是至高无上，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草呢?罗素认为人类行事有三种本源：本能，理智与灵性。西方之文明便是运用理性之创造满足本能之欲望的过程。而灵性一隅则要借助于宗教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何古罗马走到尽头，偌大一个帝国却弄个四分五裂。最后却要君士坦丁借助米兰敕令来收拾残局了。或可言之，正是基督教之兴起(源于东方希伯来文明)从客观上舒缓了这前向文明几欲崩断之弓弦。让其在千年以后才有机会从新复兴，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快轨之中。所以这向前之文明便如奔腾之野马，若没有灵性之鞍辔，转瞬便可成为脱缰之洪水猛兽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次大战，已然闹得世界天翻地覆，地动山摇。若这争夺再无停息，科技之增长也不过只是加重人类文明头顶摇摇欲坠的悬矛利剑了。

而我中华文明正可在此显露头角。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学其宗旨在于培养一种灵性之直觉。而这敏锐之直觉便是仁。朱子云，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仁便是一种默默生息之敏感心性而暗合天地万物生息之理。仁也是需要不断培养的.一种无欲而利他的内心状态，而仁者便是以此状态为本能直觉之人。正所谓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只有勤加拂拭才可以获得这种内心敏锐的直觉。这种内在不断修为的本善与进而产生的外在圆融，才是中华文明之根本。而这仁之灵性，也许正可填补西方日益颓败的神之亏缺。因为神的主旨在于信仰之托管。它不可避免的与日益增长的科学技术与自我意识相冲突。而仁之至善，则寂寂安然，润物无声，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w w w . f w s i r . c o m)GDP大赛的游戏并不可能让人类永远乐此不疲。本能欲望的洪水猛兽并不可仅靠阴冷无情的理性堤坝而安然无事。人类内心灵性的不断提升，才可能使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世外桃源，而世界大同或许才不是痴人说梦了。

当然，我中华文明之前途并不可脱离世界发展之滚滚洪流。经济也好，科学也罢，君子行健，奋发向前。只有我们真正俯下身来以西方之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以民主平等的方式组织社会才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西方达尔文说，物尽天择，适者生存。所以西方在近五百年持续的竟争中不断蜕变，化蝶于茧。而天下之道，合纵连横。只有发乎于心，推己及人，才可能真正通达于天下。而我中华爱人之仁，化敌之友，不同之和或许才可通向世界文明真正的春天。

郝冲和

10.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冷”与“热” 篇十

从生命之源的水来说，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喝水，然而，亚洲人喜欢喝热水，而欧美地方的人却喜欢喝冷水、冰水。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泡一壶热茶是东方人的待客之道。同样，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冷水、加冰的水、柠檬水，却是西方人永远的喜好。吃西餐时喝的水一般都为柠檬水，冷的，大多数西方国家水质都比较好，去他们家里做客，一般都直接开水龙头，把水倒进杯子，当然也是冷的。最令东方人惊叹的是，他们在大冷天，照样可以喝下一杯加满冰块的水。喝水也体现文化吗？当然，东方人总是喜欢把人情搞得很热络，在一起坐着喝杯热茶，就好像一家人一样，而西方人总会很关注个人的隐私和注意人与人之间保持的距离，我们可以谈天，你可以来做客，可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是一家人，也不必像一家人那样亲热，所以不如喝点冷水，不要太热乎吧。

再从每天要吃的三顿饭说，首先是早饭。东方特色，至少我知道中国式的早餐有粥，有馒头，有油条，有小笼包，有大饼，有锅贴，这些无一不是热的，早上的早餐摊也是这里独特的风景，冒着热气，伴着吆喝，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从早上就弥漫在街区每个角落。而西方的早餐一般都为面包、橙汁、咖啡、牛奶，当然也有热的东西，但是不会有热气腾腾的感觉，为什么？一是因为热的东西也不多；二是他们不会有上街在路摊上买早饭的习惯，去外面吃早饭也就是去小咖啡馆边吃早饭边独自一人翻翻报纸。而这样的差别不仅仅是基于传统或者习惯，这其中渗透着的，还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喜欢的是一个“大家”的感觉，而西方人中意的却是一个人独自享受的优雅时光。

接着，说说最重要也是区别最明显的正餐，东方人的饮食，重的是烹调，煎、炸仅仅是最简单而不体现水准的烹调方式，还有炖、煮、蒸、炒等等一系列显示功力的烹饪方式，所以食物往往很入味，也会出现千百种不同的风味。而西方人的饮食，重的是食材，食材一定要新鲜，所以他们才会有生菜色拉、半生的牛排，甚至是全生的牛肉，我们吃出的是味道，而他们吃出的，却是新鲜的食物。西方人不懂得炒菜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吃的多半是生冷的东西，这也很好理解，生冷的东西才新鲜，即使要吃熟的，也只是随便烫一下，煎一下，烤一下，这样的烹调不会入味，但却绝对保持了食物的原汁原味。他们喜欢在食物里加上各种各样的调味料，比如沙拉里的沙拉酱，三文鱼上的香草奶油汁，牛排里的黑胡椒酱，而我们不需要，因为味道已经全在食物里面了。这和西方“冷”、东方“热”的关系同样是明显的：你看过在我们的厨房里热火朝天的翻炒，而把这个搬到西方人的家里的话，恐怕闻烟的警报器就要响了，这样的方式，在那里已经是出现火灾的水准了。前面已经说过，东方人喜欢“大家”，喜欢亲热，喜欢热络的感觉，所以食物也入味，调料和食物通过精妙的烹调已经全部融为一体了，而西方人可以交流却不交融，可以接触却不密切，所以浇上调味汁，感觉有所触又无所及。

最后，说说饮食的方式，这在东西方的区别也非常明显。我们吃饭喜欢围成一桌，传统上来说，一般都是圆桌，而西方却是方桌，这个圆和方只是简单的形状吗？其实不难发现，围在一起的感觉和坐在方桌边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也许是由于吃饭的方式本身就有所区别，我们把所有的菜都摆在桌上，看上去热闹无比，如果要这样吃，当然圆桌会比较方便一点，不至于有任何人离某样菜特别远而够不到，因为我们的筷子，可以毫无顾忌的伸向这道菜伸向那道菜。我们是“热”的，所以分享同一桌菜；我们是“热”的，所以把菜全都摆在桌上，齐齐冒着热气营造气氛；我们是“热”的，当然也会在席间觥筹交错，敬酒劝酒，想要气氛变冷恐怕都是很难的事情。然而，西方人吃饭，是吃自己的盘中餐，就是所谓“分食”，每个人有自己的一道菜，那当然无所谓一定要圆桌以方便取食，还不如四四方方的桌子，显得更为恰到好处，在一起吃饭却不过于亲热。即使像他们感恩节所吃的火鸡这类菜，虽然是一大盘需要大家共享，主人或服务生也一定会先行分好，走到你边上，分到你的盘子中，他们会尽量避免因要取桌上的共用食物而带来的不便。而西餐的另一个特色是，他们不会把菜全都放在桌上，而是吃完一道，上一道，这样当然不如东方人吃饭时那么热闹，和热火朝天的东方饭桌比起来，这当然是“冷”的。

11.东西方企业文化论文 篇十一

一、近代东西文化交流

1. 西学东渐成“新学”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主指从古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这里我们主要指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这个时期的变化主要是从科学技术传播到思想文化的传入，它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是：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及其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触动。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东渐。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以各种媒介带来新的知识。鸦片战争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洋务派当时对西学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1]。这一时期以学习西方的器物为主，对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处于排斥状态。中国洋务运动及其失败使一批接受了西学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政治上的改革。同时民国期间由于对当时政治制度的不满，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这种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这一时期对于西学与中学，孰优孰劣，展开了论战。

2. 西学引发论战

民国期间，就“西学”是否优于“中学”的问题，发生了三次比较著名的论战:第一次论战的时间开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其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第二次论战发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本次论战就大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二十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于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这一论战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翻天覆地的影响，它提倡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如同一剂烈性药，猛地灌入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带着三分毒性、三分药性。

二、学衡派的文化观对于现代东西文化交流有着什么样的借鉴作用

1. 学衡派反对全盘西学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等人。它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其对新文化运动批评态度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保守派而受到批判。如今看来其并非完全是保守势力，反之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其给予了我们全新的思考。

学衡派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吴宓在《学衡》第3期刊登的《杂志简章》中阐明了刊物的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2]它表明，学术追求的目标和评判学术尺度是真理，而不是国学和西学彼此的什么平衡。国粹的昌明，新知的融化，本身都不是目的，充当的是途径，最终是为了求得古今中外都统一的真理。学衡派在国学方面主张以切乎实际的方法去研究国学文化，而非盲目攻击国学中的不足之处，大肆毁弃，盲目崇拜西学。在西学方面则要求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时，应明辨是非，不要一味道听途说，陷入简单的文化观中。可见，主旨其实只有一个，即通过切实的整理分析，慎重的选择，审视，从而达到对东西文化兼容并览的目的。

2. 与新文化运动相比学衡派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对东方文化的传承这方面的问题上，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有着不同的主张。学衡派认为中国文化注重行为道德、情操、气节、社会责任和历史文化的使命，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与崇高。由此可见，学衡派倡导中国去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封建旧礼教，并提出“打到孔家店”这一口号。因此二者在“打到孔家店”的这个口号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3]。尽管当时的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传承符号的中国儒家文学，进行了大肆的批判。但是学衡派却依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却坚持认为，孔子不仅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而且孔子是一位与西方世界文化名人并驾齐驱的伟人。

3. 学衡派文化观的借鉴作用

学衡派强调具有永恒价值的固有文化精神，是复习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基石”；那么，学衡派的文化观对于现代东西文化交流有着什么样的借鉴作用呢？

学衡派对于中西文化问题，他们提出了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1）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中国人应该自己尊崇

学衡派并不否定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正渐渐衰退的事实，但是他们相信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应当着眼于未来和过去，而不能一律以偏概全，仅仅因为暂时的弊端，便全盘抹杀或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

(2）中国和西方文化一样，都具有各自的优势

我们应当平等的去对待。对于当时全盘西化的论调来说，学衡派不仅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而是更多地注意到了中西文化间具有的共性。学衡派认为，中西文化不仅各具特色，同时也有共同相通之处，犹如梨柚，虽然各有风味，但却同样好吃一样。因此，对待中西文化，当持平等态度对之，不能厚此薄彼。学衡派不赞同以浅薄的西化方式来取代中国千百年来的深厚文化，尽管两者都同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就足以取代中国文明。因而，学衡派提倡平等的对待中西文化，合理的取长补短，从而达到中西文化的互补。

(3）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

学衡派并非主张一般的文化融合，就能使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学衡派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融合的原则与目的更多的是在于“建设民族独立文化”，[4]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在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程度上更突显本民族鲜明的个性。

三、现代人怎样对待东西文化的交流

综上所述，学衡派虽在历史上被定义为保守派，但他们的文化观使我们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继承优良传统、摒弃陋习，理性的学习来自西方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明、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哲学思想都存在于该民族传统的经典中，古今中外都不能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指导思想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的经典是过时的、有害的，尽管他们的经典中也同样有糟粕。对于全盘西化的反思，不仅是当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未来的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今不断掀起对于国学的热流，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化魅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显示了其独特的韵味。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形象与标志，它的内涵和意义日益凸显。对于西学的学习和探索，更需要立足于当今的社会需要，结合现代人的文化观，综合传统的文学，最终才能主导中西文化的潮流，才不会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迷失自我。因此，正确对待中西文化，不盲从，不跟风，抑或者大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今这正是我们学习学衡派中西文化观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耿志云,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M], 四川出版社.2008.

[2]、郑师渠, 思潮与学派[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吴宓, 理想的教育.[M], 北京出版社.2005.

[4]、吴宓, 吴宓日记[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4.

[5]、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0.

[6]、郑师渠,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35 5.

[7]、梅光迪, 评提倡新文化者[J], 学衡, 第1期.

[8]、吴宓, 论新文化运动学衡[J], 第4期.

[9]、李怡, 现代性:批判的批判[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