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共8篇）

1.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一

内容提要 抗争政治的兴起，与国内社会经济转型息息相关。

但若将后者的影响简单归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反应，如“人均GDP发展水平关键期”或基尼系数的影响，而不深究其背后机理，就易于成为转移责任的托辞。

实际上，社会经济转型对民众抗争的影响，系通过“决策机制”、“政策执行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的相互作用而发生。

社会转型中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体制本身，起到了“动员”社会矛盾、推动冲突转型乃至升级的重要作用。

换言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能及时校正相关政策和调适机制，那么，民众抗争行为应可降到尽量低的程度。

关键词 抗争政治 社会转型 结构分析 政策机制 国家体制

对近十余年来国内民众维权表达与抗争冲突形势的变化，笔者主张以“抗争政治的来临”来表述。

①对这一形势的变化，若从民众角度进行发生学解释，至少应考察两个层面的理由：一是抗争事件和行动的发生理由与背景;二是民众组织或参与抗争事件和行动的理由与背景。

前者的分析单位通常是“事件(案例)”，考察单个或成批的抗争事件为何会发生;后者的分析单位是行动者如个人或组织，考察他们为何会发起或参与抗争事件。

前种解释侧重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影响，可称为结构主义的视角;后一解释则侧重行动者的心理动机、情感和理性算计等方面的因素，其理论主张更为多元化，包括心理学、资源动员、建构主义等理论视角。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解释之间是“见物”与“见人”、或“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各有其优劣。

仅注重前者，就难免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仅注重后者，则反之。

旅美华裔学者苏阳教授在与笔者数次交流中，特别强调结构解释对于当下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笔者深以为然，不过还是希望能将前述两种理论视角结合起来，对国内群众性事件和抗争政治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解释。

限于篇幅，本文拟集中运用结构主义视角，解释当下国内抗争政治的兴起。

为此，本文将首先简单地讨论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及其局限，然后将提出一个有关社会转型通过四种机制而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解释框架，再借助实证资料从宏观角度重点考察利益与政策因素发生作用的机理，最后应用前述利益与政策机制来解释12个深度案例，亦即通过这些案例来验证本文的解释框架。

结构主义视角及其局限

民众抗争和社会革命何以发生?众所周知，西方古典社会科学曾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对此进行解释。

其中，集大成者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矛盾运动出发，认为其矛盾运动必将导致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阶级关系的冲突化，即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这一理论影响极大，曾长期主导有关社会冲突和革命的理论解释。

直至20世纪60年代，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仍然强调农业商品化对阶级和阶层关系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革命和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沃尔夫的《20世纪农民战争》也强调“资本主义入侵”对所在国家阶级阶层关系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民战争。

19世纪法国的两位著名思想家杜尔凯姆和托克维尔，则强调社会变迁或社会结构中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自杀论》中，杜尔凯姆提出“社会纽带”理论，认为社会变迁将冲击传统的社会纽带和社会平衡，从而导致民众行动失范。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则十分重视法国传统社会阶层关系的解体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尽管古典理论家所强调的重心并不一致，但他们都认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将导致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进而带来社会(阶级阶层)冲突甚至革命。

应当承认，对于巨变中的社会来说，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这种社会，民众抗争事件之所以在各地普遍发生，就应当有超出任何特殊性解释的一致性背景，即其共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结构性因素。

但是，结构解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它并不是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唯一变量(或其充分必要条件)。

以中国为例，如果强调体制转型的结构性因素是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唯一变量，那么，就应出现如下情况：所有下岗而生活困难的工人，所有负担加重、生活困难的农民，换言之，所有在社会改革与变迁中有过利益受损、或不公待遇的群众，均会起来抗争。

但是，真正组织和参与抗争行动与群众性事件的民众，实际上总是上述民众中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仅仅是部分民众而非全部民众会组织或参与集体抗争呢?很显然，这就超出了结构主义理论的能力所及。

正如赵鼎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不计。

实际上，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中介因素在起作用。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2页。

这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相关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和解释。

换言之，这既需要细化以宏观分析著称的结构视角，也需要有另类的视角如“行动者视角”的研究。

西方学界的社会心理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便应运而生。

学界有关国内社会冲突和抗争的理论解释，既有强调结构性视角的分析，如强调乡村社区内部的紧张，包括干部贪腐、乡村决策不民主、干群关系紧张等因素对农村冲突的影响，见Bernstein，T. and Solinger D.， The Peasant Question for the Future： Citizenship，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World Affairs in 2010，”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April 25～26;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事件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或者，强调乡村社会“非正式制度”遭到冲击、“社会流动”扩大对农村稳定的影响，见党国印：《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赵树凯：《社会冲突和新型权力关系——关于196封农村来信的初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也有强调行动者视角的解释，如强调“相对剥夺感”对农村冲突的影响，见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

但也有研究者力图将两者相结合进行综合性解释，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如邹谠的“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或“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分析，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刘能的“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框架，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第4期。

赵鼎新的“社会变迁-社会结构-话语分析”模型，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评述——站在中国的角度深思》，《社会学研究》第1期。

冯仕政的“结构-机制-行动”解释模式，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20第3期。

以及笔者以利益、观念与组织、政策与体制等面向的“结构-行动者”解释。

叶凯、肖唐镖：《厂民关系的历史变迁：一种影响农村稳定因素的分析——侧重于制度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相结合的解释》，《中国农村观察》20第3期;肖唐镖：《社会稳定格局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近30年来农村稳定为例》，《学习与探索》第2期。

不过，多数研究尚待精细，如有关“结构性背景”的解释，人们往往停留在社会结构变化或贫富分化格局的宏观层面，对这种变化如何进一步影响民众的行动尚缺乏缜密的论证。

2.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二

每一种新兴媒体的出现, 都会在大学生中掀起热潮, 甚至改变其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微博的出现, 也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全新的挑战。微博作为倍受青年学生青睐和关注的新媒介, 已经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现实的挑战。

一、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 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最集中性功能被分化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优势在于集中性功能, 例如:宣传报告、理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能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 排除各种干扰, 完成主体教学活动。其优势不仅在于教育氛围浓, 主题明确, 时间、空间集中, 而且方便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感悟, 易于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虽然微博不具有传统教育的集中性特点, 但它突破了传统教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 使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快捷、方便。所谓“无屏障性”, 就是在咨询无屏障、空间无屏障和时间无屏障的环境下, 使青年学生对信息的接受和信息的发布比往常更加自由, 更具有难以控制性和不确定性。而当代大学生尚未形成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缺少对社会的理性评判能力, 很容易受到外界五彩缤纷的信息的诱惑, 而影响个人的道德认知和思想观念。

二、话语权的“阅众分享”, 腐蚀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宣传引导、树立典范、课堂讲解等方式进行, 这些教育方式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权威性强, 信息的映射影响力大、指向性明确。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掌握教育话语权, 即有意识地选择适合的教材进行高强度地、持续性地教授包含特定内容的信息, 使受教育对象的行为、思想发生转变。而微博的出现, 使信息的传播日益脱离政府、学校、社会、教育工作者和家庭教育等权威的控制。微博话语权的“去中心化”、“阅众分享”, 使当代大学生有可能成为“新意见阶层”, 使得“小字辈”的大学生在社会中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学生的“心声”不再是小范围、小规模的自娱自乐, 微博传播的广泛性, 刺激着年轻人的个性意识和精英意识, 以及对传统教育模式中教育者把控话语权的抗争与不满, 腐蚀了传统思想教育的权威性。

三、信息内容的海量性和复杂性, 极易使大学生的认知产生偏差

传播媒介从“门户网站”到“博客”再到“微博”, 信息传播途径越来越广泛, 各种健康或不健康、合法或不合法的信息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大学生的生活, 高校无法再进行有效的监督, 高校教育工作者无法再有意识地、谨慎地规避那些不良信息的消极影响, 难以减少破坏思想教育系统内部稳定的干扰因素。由于大学生可以在微博上用极短的时间获得大量的信息, 这使得大学生在获得信息的时候往往不能将垃圾信息从脑中剔除, 使得一些碎片化的虚假信息肆意猖狂、大行其道。微博是一个很好的垃圾信息制作的工厂, 而微博的转发更是垃圾信息的扬声器。所有信息平台的扁平化展示, 为垃圾信息提供足够多的曝光机会。一些腐朽落后的文化和思想, 甚至色情、暴力等内容的视频、图片、文字, 乃至于各种反人类、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消极言论和观念也夹杂其中, 给广大学生带来现实的冲击, 混淆其价值观, 动摇其信仰, 腐蚀其心灵, 给当代教育带来许多问题。微博的多元化、无限性和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青年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容易形成契合, 致使大学生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生的价值观“西化”、“俗化”、“淡化”等问题。所以, 高校应正面迎接挑战, 利用微博的积极作用拓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

摘要：21世纪是网络的时代, 网络社交手段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微博就是广大学生甚为喜爱的新兴媒介。微博之所以能为广大学生所接受, 因其自身具有强大的功能和独特的魅力。微博像一把双刃剑, 为人们的学习生活提供方便, 同时也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现实性的挑战, 高校教育工作者应提高警惕, 积极应对挑战, 借助微博平台拓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领地。

关键词：微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杨琳.微博兴起视野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文教资料, 2011 (26) .

[2]刘春雁.大学生微博使用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 2011 (3) .

[3]郭艳霞.关于高校微博管理的几点思考[J].才智, 2011 (11) .

3.北魏碑志书法兴起的历史背景 篇三

关键词:动荡不安 人的觉醒 墓志兴起 魏碑

中学历史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一章中提及历史是既往的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其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有:过去性、综合性和客观性。而历史学就是研究历史性质特点的一门科学,主要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具体过程。它有别于其他自然科学的特点是史论结合、具体和抽象紧密结合。

魏晋南北朝,艺术领域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在秦汉的基础上都有突出成就,为隋唐艺术的高度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教师应该充分地发掘和利用这些素材进行素质教育,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上,其次是使学生通过掌握历史知识形成对历史和社会、历史与个人关系的认识,从而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更深刻地了解艺术门类产生的真正人文背景。本文对北魏碑志书法兴起的历史背景进行阐述,以期在教学中能深入浅出、较准确地利用和把握教材中的美育素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

所谓“魏碑书法”,形成于魏晋六朝时期,包括佛家造像题记、墓志、碑碣、摩崖等等。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太多的权威约束和钦定标准,与魏碑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渊源。这时期可以说是战国以来思想领域又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时期,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对盛行。李泽厚说: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飞跃。这种被称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的基本特征即表现了人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有了重新的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社会动荡也促进墓志的兴起。而墓志书法则为当时书风的体现。

从本质上说,文艺作品应该是人的生命意义的体现,一种自我人格的体现。曹丕把文艺作品看作了生命之延伸,也就是将文艺看作了生命之体现。后汉时期人们由“实用的文字时期”过渡到具有“游戏性质的艺术时期”,到了魏晋时期书法大家辈出,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书写文字除了实用价值之外,还具有一种像画一样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书法的技巧,琢磨书法的气韵。故所书墓志千奇百怪,风格不一。

北魏迁都洛阳后的30年间是帝国的鼎盛时期。这时候的书法和浮雕是北魏对中国文化史的最大贡献。魏碑是大动荡之后北魏王朝的产物。北魏承十六国之后北方各族与中原共处已近二百年,虽力求保持代北风习以便统治,但民族偏见亦不能免。对北方广大地区的统治,即使在孝文汉化之前仅仅依靠鲜卑亦无能为力。从文化而言,对南方又不免有自卑之感,因而必须兼容并包。这种文化上打破传统、胡汉交流、兼容并蓄反映在魏碑书法上就成了一种与南方正统的羲献一派截然不同的风貌。北方人没有像南方贵族士人那样把书法当回事儿,写出来的、刻出来的没有那么多规范与约束。所以,北魏碑刻书法不拘一格,浑朴自然,无宗无派,快快活活。不求异而人自不能同之,不求工而世自不能求之,此真人力天工各臻其妙。而世人乃犹敢就形迹以求之,譬如陶潜之诗,真妄人矣!又如徐利明评摩崖石刻经文的书法时说:《金刚经》体势、笔法均介乎隶、真之间,有时还夹杂点篆书成分,从容不迫,变化自如,颇多造意……真可谓天真浪漫,雄浑相茂,奇趣无穷。总之,大背景的文化上兼容并包,加上书写者不造作,一任天然,又兼有北地之豪宕宽博之气度,因而北魏碑刻书法显得不拘一格,浑朴自然。

北魏时期,佛教逐渐盛行,而佛教的盛行又直接决定了大量造像记和一些摩崖刻经的出现,还间接影响到碑碣和墓志……正是在洛阳的龙门石窟的许多造像记中形成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典型风格,并影响着整整一代的书风。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开凿石窟,造像祈福。从公元495年至522年,动员民众8万人,造像题记千余块。《龙门二十品》是这个时期造像的代表作,其中的十九品在“古阳洞”中挖掘出来。其中《解伯达造像记》笔力方峻,气势雄强,康南海评其“奇趣妙理,兼备方圆”;《始平公造像记》刻于公元498年,以罕见的阳文镌刻,方峻雄强,气象博大,是魏碑中巅峰作品,后人评价极高,包世臣《艺舟双楫》称其具龙威虎震之规。其后灭佛期间又造成大量摩崖经文出现,《金刚经》即是例证。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中国的战乱、文化上的兼容并包以及佛教的盛行,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魏碑书法的出现,使之与汉碑唐碑同为古代碑版书法的鼎足。作为历史老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挖掘,但限于篇幅,难于详尽,本文意在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2.王强主编.《魏碑》

3.曹丕.《典论·论文》

4.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四

会议背景材料

一、成都城市情况

成都是一个拥有23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名城，是四川省省会，国务院确定的西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辖9区4市6县，面积1.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406万人。

成都，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成都自然条件优越，地处川西平原腹地，平均海拔500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谓之天府‛。成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都江堰—青城山、大熊猫栖息地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金沙遗址、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多处国家文化遗产。成都是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拥有国家级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截止目前，世界500强企业有200家落户成都，美国、德国、法国、韩国、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等9个国家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爱心城市、世界美食

之都等称号。

二、成都教育概况

成都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办学历史悠久，早在2100多年前，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石室设学堂，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2003年以来，我市在深入实施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总体战略中，坚持把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摆在优先位置，深入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基本实现城乡教育全面协调科学发展。截止2010年底，全市共有幼儿园1660所，中小学1096所，普通高校42所（其中市属高校3所）；在校中小学生155.8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26.1万人），中小学教职工10.65万人（其中专任教师8.6万人）。全市3-5岁幼儿入园率95.2%，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100%，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99.77%，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3.54%。2005年，我市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三、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概况

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自1951年开始办学，60年来，培养了10多万名技能型人才，赢得了行业企业、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树立起了优质的职教品牌。

现有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2万人，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1万人，年均短期培训3万人次。教职工1200余人，其中高级讲师246人，全国名师5人，四川省骨干教师12人。

紧密结合省、市产业发展开设专业40个，其中国家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1个，四川省重点专业9个。校企共建设实训基地26个，其中国家级公共实训基地3个，实训设备总值7000万元。

学校坚持‚学校企业一体化、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师师傅一体化、学生员工一体化‛的理念加强内涵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受到新华社的肯定。牵头领办成都市汽车专业、现代物流专业、财经商贸专业和建筑专业四个职业教育集团，200多家企业和学校进入集团，带动农村职业学校40所，使近12000名农村学生享受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学校新校区占地500亩，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总投资10亿元，为省、市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将于2011年9月投入使用。

学校现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是四川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于近期成功创建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为全国同类学校首创。教育部将在我校建立辐射西部几省区的‚教育部职教中心所成都研究中心‛。教育部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共同推进的‚全国职业教育与物流行业对接高峰论坛‛将于今年9月在我校举办。

学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藏区‚9+3‛

免费中职教育计划中，是全省接收‚9+3‛学生最多的学校。作为藏区‚9+3‛免费中职教育工作的典型，我校入选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组织的‚‘永远跟党走’职业学校育人事迹报告会‛，是全国六所学校之一、四川省唯一一所学校。参加演讲的师生曾宪庆、朗色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的亲切接见。今年9月9日，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等领导亲自莅临学校参加 ‚四川省藏区‘9+3’免费教育工作座谈会‛。

为推进学校的高品质国际化发展，学校与美国东南学校、雷神公司、英国汽车行业协会等学校和组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物流对话”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主题

举办本次会议旨在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落实《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发挥成都市作为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和西部区域物流中心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与产业对话合作机制，搭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开放平台，分享专家学者的前沿研究成果和优秀物流企业、职业院校的宝贵经验，充分展示成都物流产业发展成果，促进职业院校与地方物流产业实现无缝对接，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创新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西部物流业人才的培养高地。

会议主题是：深化校企合作，促进物流行业发展。

五、“物流对话”活动内容

会议内容归纳为‚11224‛，包括：举办一次成果展、实施一项考察、组织两个主旨演讲、举行两个仪式、开展四场专题研讨，实现‚行业、企业、专业‛充分互动，使本次对话活动充分体现职业教育‚五个对接‛的重要特色。

六、“物流对话”活动日程1、9月21日（星期三）全天

会议报到地点：锦江宾馆大堂2、9月22日（星期四）上午开幕式、签约仪式暨主旨发言

08:30-08:50签到入场

第一阶段（09:00-09:50）开幕式地点：锦江厅09:50-10:20茶歇

第二阶段（10:05-10:15）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地点：四季厅

第三阶段（10:20-12:00）主旨发言地点：锦江厅12:00-14:00午餐3、9月22日（星期四）下午研讨会

分会场一：校企合作与集团化办学地点：四季厅分会场二：中职物流人才培养内涵建设地点：相语堂

5.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五

基于PEST模型对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的相关变量分析

PEST模型分析是对企业或行业宏观环境的分析方法, 它建立在P (Political) 、E (Economic) 、S (Social) 、T (Technological) 四个基础因素之上, 并可演化出其他相关模型。现将其引用到新闻传播学领域, 对电视民生新闻的背景作相关探讨。

第一, 政治层面 (Political) 。

方针政策。“三贴近”思想的提出为关注民生进一步提供了政策支持。它要求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新闻报道应该关注实实在在的人, 关注老百姓的生活, 注重发挥新闻价值, 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要使新闻信息具有亲和力。变“传者中心”为“受者中心”,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以人为本”和“群众利益无小事”思想的提出, 是对“三个代表”的继承与发展, 党和国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民思想的提出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 社会利益不再单独被强调得无以复加, 取而代之的是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 老百姓的事情被放到重中之重。

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宏观环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文明的健全, 需要政治民主化、法制化来保驾护航。“政治上,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要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决策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3) 十五大报告也要求实行依法治国,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不应有任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中的政治自由空间和权利行使空间, 人们的诉求有了更畅通的渠道和制度化的保障, 而媒介监督这种治理技术也越发受到重视, 对老百姓的思想动向、衣食住行等有了更多的关注。

政治风险的规避。新闻媒介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另一方面拥有经济产业属性。区分开来很有必要, 否则容易导致舆论引导发生错误。新闻媒体是国家最重要的宣传工具, 肩负着“耳目喉舌”的上下通传功能。电视媒体作为最重要的宣传媒介, 因其无可比拟的广泛影响力而受到高层关注。以时政新闻为代表的硬新闻更容易涉及敏感问题, 容易出现错误, 而一旦被电视媒体报道出去, 所带来的蝴蝶效应难以估量。而民生新闻报道的内容多是百姓身边发生的事情, 诸如邻里关系、假冒伪劣、家长里短等话题, 较少涉及重大政治问题, 因此, 它可能触碰政治底线的机会较小, 电视民生新闻也更加受到各大电视台的青睐。

第二, 经济层面 (Economic) 。

经济体制、市场意识。十四大的召开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发展模式得以正式确立, 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 在经历计划经济的阵痛后, 传媒纷纷意识到市场的巨大潜力, 媒介经济属性得到广泛认可, 媒体不再如计划经济时代般享受全额拨款, 行政配置, 转而成为事业单位, 实行企业化管理。没有了足额的资金来源, 只能向市场要效益。

垄断与竞争是一对相生相伴的概念。竞争催生垄断, 反过来垄断也加剧了竞争。央视凭借其独特的政治资源优势而一家独大。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 各级电视媒体纷纷实行改革———关注民生。在商业经济环境下, 商业竞争屡见不鲜, 商业经济也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各个角落, “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 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 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 经济又向其他报纸, 包括最‘纯粹的’报纸, 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 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 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4) 因为天然的接近性使老百姓乐于关注民生新闻, 电视媒体把这些受众群“卖”给广告商, 广告商再把经济利益让渡给电视媒体, 电视媒体收视率上升了, 广告投放增加了, 收益自然也随之增加, 使得这一双赢的经济模式坚定了媒体将电视民生新闻做到底的想法。

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 (5) 对城市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由“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推动的, 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为城市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为民生新闻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受众群。电视民生新闻牢牢定位于城市中生活的人群, 他们具有良好的生活消费习惯和购买力, 因地缘影响而更具亲近性。

另外, 城市化也为民生新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从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来说, 诸如房价高涨、就业压力巨大、就医不便、环境污染等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除这些表面现象外, 城市化带来的深层次影响更成为深度报道的来源之一, 例如, 城市要发展必然面临征地, 由征地给农民带来的生活困难值得深思。此外, 诸如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泛小城镇化”等现象也值得探究。这些与民生相关的话题都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 社会文化层面 (Social) 。

社会矛盾的加剧与既有权利回归的呼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体制的转型, 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挑战、利益分配格局也面临波动。人们缺少对矛盾的认知, 又无法及时获得可供咨询的对象或参照, 思想开始出现波动, 开始对政府产生不信任, 思想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继2003年非典以来, 政府表现出的种种不作为, 信息披露机制的严重残缺, 导致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从而形成信任危机。随着中国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快, 媒介获得的各种权利越来越多, 人们的自由空间也越来越大, 媒介运用监督能力的范围越来越广, 人们开始寻求对自我的关注, 强烈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 获得更多的信息。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民众“发声”提供了更便利的渠道, 更促使知情权、话语权的权利需求加大。

电视民生新闻诸如一股清新之风, 它关注百姓生活、关注时下热点, 给予老百姓充分的表达权和信息知晓权, 毫不掩饰社会各种矛盾, 人们感觉到了屏幕中出现的很多“我”, 与自己有着相似的经历与体会, 语言生动幽默、形式活泼多样, 自然对电视民生新闻倍加关注。

世俗化的演进。电视民生新闻的开端和发展与电视的平民化进程同步,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这时的中国文化开始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 这一转型最早在影视界得到反映, 当时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剧的热播开启了“平民生活大合唱”之门。 (6)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 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精英文化”向市场经济主导的“大众世俗文化”转化, 从1993年开播的标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东方时空》, 到以“说新闻”为表现手法的《元元说话》, 都彰显着由英雄主义到“平民主义”的过渡。正是这样一种话语权的去精英化和可接近性, 让大众文化成就了新的语境, 实现了受众本位的理性回归、内容选择的民本倾向, 而电视民生新闻正是最佳的表现形式。

人文精神的世俗化演进是世俗化的另一表现。所谓人文精神, 从哲学层面上讲, 它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终极关怀。 (7) 人文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第一次冲破了‘文革’的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的桎梏, 第二次则是赋予电视以大众传媒的本来意义为表征, 实现了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完美结合。 (8) ”标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东方时空》栏目敲开了人文精神世俗化的大门。就这样, 以关心人、表现人为特征的人文精神通过电视这一独特形式得以体现, 而电视人文精神的确立与弘扬, 恰好是通过世俗精神的渗透加以彰显的, 两者相得益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人存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5个层次中逐级递升。新闻报道的最终接受者是人, 人除了对信息的需求外, 也包含对精神的需求, 而人文精神恰好体现了对高层次精神的需求, 是属于需求层次的高级阶段。电视民生新闻凭借其高度的亲民性和人文关怀,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

第四, 技术层面 (Technological) 。

技术的进步为电视民生新闻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平台。民生新闻关注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 而新闻具有转瞬即逝性, 这就需要及时跟进。DV小巧便携, 设备兼容, 可以随时跟拍, 加之相对其他大型电视设备价格便宜, 很快成为电视媒体的宠儿。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各种数字移动电视、手机媒体、博客等视频新媒体为DV开辟了多元化道路, 为电视民生新闻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SNG车的运用, 使得终端传输更为快捷, 突破了原有的地形与区域限制, 使各传媒机构能够经济迅捷地采集和转播突发性以及重要的新闻事件。

3G技术的发展, 为电视新闻“现场直播”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 利用3G传输技术应用于电视新闻直播, 不但可以弥补目前的卫星传输、光缆和数字微波传输系统都存在的造价高、系统庞大、操作复杂, 难以满足直播联盟异地多点的技术布局的不足, 同时也可以使电视直播设备更加轻便, 直播工作范围更加广泛。 (9) 它能够处理视频流、图像等媒体形式, 实现全球无线漫游, 提供数据的高速传输, 使得民生新闻的直播规模得以扩大, 直播形式也有新的变化。3G还未普及, 4G已开始悄然进行, 它的数据传输速率极高, 是3G的数倍, 此外, 在通信方式、智能型、兼容性、增值服务上有更多的优势。相信在信息时代, 现代技术的发展将使电视民生新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易于接收。

参考文献

[1]韩泽:《民生新闻小札》, 《视听界》, 2004 (1) 。

[2]龚晶:《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发展的困境与突破——以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南昌大学, 2010年。

[3]甘敏求:《电视民生新闻对公众话语空间的构建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6年。

[4]布尔迪厄[法]:《关于电视》,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5]李文溥:《关于城市化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 《福建改革》, 2000 (8) 。

[6]彭焕萍:《中国电视新闻的平民化趋势》, 《当代传播》, 2005 (5) 。

[7]赵智:《论新闻传播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与重建》,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双月刊) 》, 2004 (6) 。

[8]时统宇:《中国电视世纪悖论: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碰撞》, 《新闻传播学前沿》,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教育信息化的兴起 篇六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15-0000-01

The Rise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Wang Lihui,Shi Jingjing,Song Feng

(Qiqihar Forestry School,Qiqihar161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educa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 widespread topic of concern,it can promote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educational content,teaching methods,educational models and mechanisms of reform and renewal of the all-round play a positive role.This paper from a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formation to make that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focu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Educational thinking

一、教育信息化的提出

教育信息化的概念是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核心是发展以网络为核心的综合化服务体系和推进信息技术，特别是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教育信息化是组成社会信息化的重要部分，是新时代发展起来的新兴教育产物，有利于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观念转变，使得教育信息资源能够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我国教育体质往往是以升学为主要目的，以考试为主要手段。以至于严重脱离社会实践，不能有效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和技能，所以信息化教育应运而生。在教育实现的过程中，信息技术起到了凝聚和渗透的作用，众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等，无形中融入教育领域之中，促使整个教育系统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个体系到实现效果都实现了信息化改革和更新。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实现教育现代化。现代教学的核心是让学习变被动型为主动。教育信息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种将信息融入教育的过程，更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大变革，只有有效地施行教育信息化，才能实现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宗旨。教育信息化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全面地进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形成一种全新教育形态——信息化教育。

二、教育信息化的特点与着重点

（一）教育信息化的特点。教育信息化综合了信息技术的多样性和时代性，其从教育上有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与协作性的特征；同时在技术上又具有数字性、网络性、智能性和媒体性。而其中信息网络和信息化人才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等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要实现教育信息化，这其中就需要广泛地应用各种机器和设备的协助，以计算机来呈现教学内容和存储教学信息，这样信息化便具有了省力、便利性和效率的特点。（二）教育信息化实施的现状和着力点。我国在推进教育信息化改革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讲，至今信息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在国际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在认清现状的同时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对策。教育究竟是决定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人的发展的需要，其实质是教育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将人的全面发展定位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上，由此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但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多样化的人才，教育也要与之相适应。教育信息化，将突破原先的教育模式，强调学生的自主创新性和发散思维，有利于使学生的个性发展达到顶峰。

在实施信息化教育的过程中要着重注意一下几点：1.强化现代教育观念。先进的现代教育观念和理论是教育现代化的先导，因此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所以必须强化全民族的现代教育意识。提高对信息科学的认识水平，尤其是对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要进一步转变观念，进行信息现代教育观念普及，通过广播、电视等多种途径让全社会的人们都对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进行全面的认识。高校更要加强信息知识、信息技术、信息工程学科的建设。同时，还要改革教育制度，要求未来教师必须具备运用最新信息技术进行教育的能力。2.加大资金投入。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就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这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众多，庞大的受教育群体，需要更多的经费才能实现。教育信息化为我国的教育发展创造了条件，它可以以较低的教育成本促进我国教育水平的整体飞跃，尤其为贫困地区的受教育现状提供了机遇。3.加强教学软件建设。国家要结合国情，借鉴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的经验，引进教育科研专家，建立若干教育软件产业基地，开发研制教育软件。并且采取激励性政策，如注入开发研制资金，对现有的教育资源进行整理、编排，尽量购买精品软件和课件，以丰富资源库，服务于各级各类学校。4.基础教育优先发展。

总之，要使教育信息化真正地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推动力量和强大后盾，就必须紧紧围绕“科教兴国”的战略要求，积极借鉴国外信息化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适合我国教育国情的信息化的发展道路。

三、教育信息化对教育发展的意义

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它表现在：教育信息化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实施将对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带来发展和变革；教育信息化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通道，也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力，它有利于引领各领域产生一次深刻的变革，并且利用信息技术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最重要的它能有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使受教育者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局限，也是的教育变得更加有意义。另外教育信息化还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信息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模式将会有较大的变化。在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伴隨着现代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与丰富，其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也会相应变革。学校教育将逐步社会化，与社会教育一体化，必将使信息社会成为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应用国内外成功的信息技术教育实例，开创独具特色的信息化教育理念，实现教育信息化服务。这将是今后工作的着重点和难点。

参考文献：

[1]张新明,李国祥.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手段现代化国际综述[J].比较教育研究,2000,3

[2]黎加厚,郭振江.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教育[J].中国电化教育,1999,7

7.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七

关键词:朝鲜族;私立学校;近代教育;民族教育

朝鲜族历来崇尚教育。“宁啃树皮,也要让子女读书”等语是对朝鲜族教育热情的真实写照。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朝鲜族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各界人士纷纷创办学校,不仅较成功地完成了封建书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反日民族运动。本文拟从20世纪初朝鲜族私立学校的兴起着笔,描述东北朝鲜族近代反日教育发展的坎坷历程。

一、东北朝鲜族近代私立学校的兴起

20世纪初,东北境内朝鲜族居住地区私立学校蓬勃兴起。而这场民族教育运动,是当时朝鲜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爱国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朝鲜爱国启蒙运动在中国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延续。

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疯狂推行其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而侵占和奴役朝鲜并将其变成殖民地,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首选扩张目标。20世纪初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速了吞并朝鲜的进程:1905年日本强行缔结《乙巳五条约》,把朝鲜沦为其保护国;1910年通过《韩日合邦条约》,完全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加剧,朝鲜国内的爱国志士积极投入了恢复国权的斗争,一时旨在恢复国权的各种结社、政治团体林立,如1906年张志渊、尹孝定等人组织的“大韩自强会”;1907年安昌浩、申采浩、李东辉等人组织的秘密政治团体“新民会”等。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认为,朝鲜贫穷落后的根源是缺少教育,科学落后,呼吁“为了朝鲜的命运和国民的幸福,必须广开学校,兴盛教育”。2于是各团体积极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尤其是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教育运动,企图通过教育来拯救苦难的朝鲜,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教育救国之热,出现了大量的私立学校。

朝鲜国内广泛开展的爱国启蒙运动和私立学校教育运动,必然给仅有一江之隔的中国东北朝鲜族社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尤其是1905年以后,大量的儒林人士、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义兵将领等不同阶层的爱国人士纷纷移居中国东北,以开办学校、教会,组建反日团体等各种形式,致力于民众的启蒙运动。正如日方文书所载,“此时政治上未能得志的鲜地不平徒陆续迁入间岛,笼络支那官宪,潜伏当地,设私立学校,绞尽良民余财,煽动排日气势”。3新学风潮一起,当地的朝鲜族民众也深受启发,认识到创办新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积极着手创办学校。于是自20世纪初开始,朝鲜族居住区广泛兴起近代民族教育运动。

另外,这个时期在中国国内兴起的新学运动也推动了朝鲜族民族教育运动的发展。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既癸卯学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系统的新学学制。在新学运动的热潮中,东北地区开始出现了不少新式学校,1904年延边地区也出现了学务书院(即现在北山学校前身)。东北各地的朝鲜族也纷纷改革旧学,设立学校,进行新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反日民族主义教育。

中国境内第一所朝鲜族近代私立学校,是1906年李相卨、朴桢瑞等人在龙井创建的“瑞甸书塾”。李相卨系旧韩末王族,新民会会员。1905年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后,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为了在中国东北建立反日独立运动基地,培养反日人才,1906年他与几名同志会合,秘密来到龙井村,用私财创办“瑞甸书塾”,并亲任校长,招收22名朝鲜族青少年,分甲(初等班)、乙(高等班)两班开课。这所学校完全摒弃了封建书堂教育的模式和儒家经典等封建伦理道德内容,讲授的是全新的近代科学知识,诸如算术、地理、历史、国际公法、政治学等课程,而且进行彻底的反日教育。然而,创办第二年,李相卨奉朝鲜高宗皇帝密令前往海牙,学校的办学资金便日趋拮据,加上日本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百般阻挠与干扰,最终关闭。

作为中国境内第一所朝鲜族近代私立学校,“瑞甸书塾”虽历时不长,但在中国朝鲜族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瑞甸书塾”既是中国朝鲜族近代新学运动的开始,也是朝鲜族反日民族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在“瑞甸书塾”的影响下,许多爱国志士和广大的群众在东北各地掀起了一场新学热潮,各种私立学校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1907年,南性祐、吴祥根等人在今延吉市局子街西郊卧龙洞建立了“昌东书塾”;1908年4月,金跃渊、朴桢瑞等人在今和龙县明东村大砬子创办“明东书塾”;同年10月,姜佰奎、俞汉丰等人在今和龙县子洞屯创建“正东书塾”;1908年4月,李同春、金立、金夏锡、李东辉等人在今延吉市局子街东郊小营子建立了“吉东书塾”;1910年10月,马晋等人在今和龙县德新乡长洞设立“彰东学校”。这些学校的校名虽为书塾,但其规模、经营方式、课程设置、办学宗旨等都与旧式书塾不同,搞的是近代教育和彻底的反日教育,而且随着新学运动的深入,这些书塾先后都改名为学校,其中一些学校还附设中学部和女学部。至1916年末,仅在图们江北岸延边地区(和龙、延吉、汪清、珲春、安图),朝鲜族私立学校共有158所,占东北朝鲜族学校总数的66.1%;学生有3 886名,占东北朝鲜族学生总数的61.9%。4

与此同时,南满和北满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朝鲜族私立学校或改良式书堂。如南满地区柳河县三源浦的“新兴讲习所”、长白县的“泰兴学校”、兴京县旺清门的“化兴学校”;北满地区哈尔滨的“东兴学校”、宁安县的“宁古塔书堂”和“高安村小学堂”及“大宗学院”、穆陵县的“新韩村书堂”、密山县的“韩兴义塾”、怀德县的“五家子学校”等。至1916年末,鸭绿江北岸的南满地区和黑龙江境内朝鲜族私立学校共有81所,占东北朝鲜族学校总数的33.9%;学生有2 385名,占东北朝鲜族学生总数的38%。5

二、东北朝鲜族私立学校的教育理念及其特点

(一)私立学校的教育理念及课程设置

由于东北地区朝鲜族私立学校的经营主体比较复杂,所以各校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并不一致;但总体上说,大部分私立学校倾向反日民族教育和近代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大致相同。1917年由南满柳河县大孤山子竹林馆印刷发行,兴京县旺晴门三成学校等许多学校实行的《小学校规则》(9章37条)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小学要注意儿童们的身体发育,要以讲授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基础及生活中必需的普通知识和技能为根本宗旨。”《小学校规则实施细则》(10章97条)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对国家和社会尽最大的责任,端正品行,磨炼意志,提高上进心,修养道德,培养爱国精神。”6表明小学校教育目标不仅旨在传授国民生活所必需的普通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注意培养对国家和社会尽职尽责的、具有爱国心的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小学校规则》第三章第八条规定学生学习的科目有圣经、修身、国语、算术、汉文、东国历史、地志、理科、图画、习字、唱歌、体操等。另外,《小学校规则实施细则》第一章第七条强调东国历史、大东历史的教育目的;第一章第八条强调地志教育的必要性;第九章第75条则强调忠义及爱国心的涵养。

20世纪初东北境内各私立学校的教育理念及教育内容可从如下几所私立学校所设课程窥其概貌:

上列各私立学校所设科目最突出的共同点在于,一是以近代指向性的基础学科知识为中心,内容涉及自然科学教育、实业教育、法律经济教育、外国语教育、艺术教育、师范教育等;二是以民族主义教育为中心,如国语(朝鲜语)教育、历史地理教育、修身伦理教育、音乐教育、尚武体育教育、军事教育、宗教教育等,内容甚广。其中,国语教育和历史教育尤为各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各校公开采用在朝鲜国内被日帝禁用的《幼年必读》、《吾仇不忘》、《越南亡国史》等教材,而且在垦民教育会的倡导下自编《朝鲜语》、《朝鲜历史》、《东国史略》、《最新朝鲜地理》等教材,进行旨在恢复国权的彻底的反日民族教育。

除了上述正规的课程科目外,各私立学校还非常重视校名、校歌、校旗、校徽等隐性教育环节,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教育。如明东、吉东、昌东、正东、彰东、东明、新兴、韩兴、东兴等各校的校名多蕴含朝鲜光复的信念,以焕发学生报仇雪耻的雄心壮志,振作学生士气。

(二)朝鲜族私立学校的特点

综观20世纪初东北各朝鲜族私立学校的发展历程,可以找出如下特点:

第一,办学主体多样,体现出全民办学的高度热忱。东北朝鲜族学校虽然也有由中国地方官府倡导兴办或由日本方面出资兴办的,但仍由朝鲜族自筹经费兴办的各种私立学校为主。由于崇尚教育的传统及20世纪初朝鲜民族所处的特殊的政治背景,各界人士出于“启民智、兴新学”之需要,以极大的热情自觉地担负起兴办教育的使命。20世纪初东北境内朝鲜族学校的经营主体有如下几种类型:

1.由反日民族志士创办的学校。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前后,义愤填膺的民族志士为抵制外侮而纷纷迁入东北,捐资筹办反日学校,培养反日民族独立运动人才。“瑞甸书塾”便是一例。

2.由宗教团体或宗教人士兴办的学校。中国朝鲜族是多神信仰的民族,除信仰儒教、道教、佛教以外,还信仰民族固有的宗教,如天道教、大倧教等,至19世纪末又有基督教、天主教从西方传入。而无论是民族宗教团体还是西方宗教团体,都视学校为扩大其教势,进行传教的重要手段,争先恐后地建立学校,使得宗教系统兴办的学校占有很大比重。

3.由朝鲜族民众联合筹办的私立学校。尽管20世纪初移居东北的朝鲜族大部分为赤贫者,但在子女教育方面堪称不遗余力。为了使子女能上学念书,他们或自愿筹资办学,或拨地为学田,以其收入充当办学基金。

4.由反日民族团体设立的学校。随着朝鲜国运日渐衰弱、朝鲜移民日趋增多,在东北朝鲜族居住区内各种社会团体也在关注民生的同时,视教育为己任,着手兴办学校,致力于民众的启蒙教育和反日教育。如1909年在局子街成立的“垦民教育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兴学育人。他们一方面创办垦民模范学堂等,致力于民众的启蒙教育及师资培养,另一方面动员民众捐资捐物开办学校,编纂教材,以倡导“改良教育”。至1919年前后,随着各地反日武装团体的形成,带有军事性质的学校也在各地出现,民族教育的范围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第二,新学代替了旧学。自20世纪初开始,在朝鲜国内的爱国启蒙运动和中国新学运动以及西方近代文明传播等复合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朝鲜族也开始办起带有近代性质的私立学校,逐渐摆脱旧式封建教育,走上新学的轨道。从上述私立学校的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上也能看到,此时的学校已不再是过去的旧书塾式的封建教育,其课程设置也完全摆脱旧式封建伦理道德教育,而代之以近代教育课程。既有文史、数理化方面的基础知识,还有音体美乃至师范教育、实业教育方面的基础知识;既考虑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也考虑到学生所处的中国环境及世界发展趋势,开设了中国语、外文通译等课程。各地还关注到女性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创造条件创办女子学校,或在私立学校附设女学部,对女子进行近代教育。在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国内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行新式教育中处处有顽固派作梗;而在朝鲜族地区,由于朝鲜族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社会各界人士及民众对新学教育普遍体现出高度的热情,较成功地完成了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

第三,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中国朝鲜族私立学校教育是在朝鲜逐渐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政治背景下兴起的,而且创办人多为反日的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儒林人士及广大群众,因此无论是办学宗旨、经营主体,还是课程设置及教科内容,都与民族反日这一主题紧密相连。

从办学宗旨上看,私立学校大部分是“教育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尽责,具有端正的品行和道德涵养,磨练坚强的意志,提高强烈的进取心和爱国精神”为其宗旨,即当时的私立学校注意培养既具有基础性的文化科学知识,又具有为国家和社会尽责的强烈的“爱国心”的人才。而对当时广大的朝鲜族民众来讲,要爱国首先要反日。所以,各地的朝鲜族私立学校,无论在教师队伍的配置上,还是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都以反日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

从课程设置上看,各学校都非常重视朝鲜语文、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等民族文化科目及唱歌、体育等陶冶情操、健身励志的科目,旨在让学生们了解自己民族的灿烂历史和文化,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民族的蹂躏与奴役,以唤起学生的反日民族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并培养爱国爱民族的高尚情操和健康的体魄;教材则普遍采用在朝鲜国内被禁用的或自编的。

反日军事教育是朝鲜族私立学校教育的又一亮点。出于反日运动的需要,各学校不仅重视智育,而且重视体育,而体育往往与军事教育结合在一起。为了加强体育教育,各学校先后从朝鲜聘请对日本怀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旧韩末军官或义兵出身的人士来担任体育教师,使体育课成为以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为主的学科。

第四,朝鲜族私立学校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各宗教团体在东北朝鲜族地区设立的学校,尤以基督教系统的最为突出。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基督教系统学校,其初衷虽为传教和文化侵略,但西方宗教与西方近代文明有着共生的关系,在其传教的过程中,西方近代文化亦随之传播,加之西方传教士具有所谓“治外法权”等特权,“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朝鲜族人也纷纷接受基督教,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民族教育和反日独立运动,致使朝鲜族私立学校教育运动一开始就与宗教关系密切。如被称为“北间岛民族教育运动摇篮”的明东学校,其创建初期纯属当地名儒金跃渊个人设立的一般私立学校,创办后不久即从朝鲜国内聘请一些有名的基督教系统反日人士来校任教,而身为儒学者的金跃渊为民族独立之大义,竟毅然摒弃儒教而改信基督,致使明东学校也成为典型的基督教学校。

三、东北朝鲜族私立学校教育的历史作用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20世纪初朝鲜族私立学校教育在学校规模、办学理念、课程设施、师资队伍、教育经费等方面参差不齐,但其历史作用仍是明显的。

首先,奠定了中国境内朝鲜族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朝鲜族私立学校的兴起和发展,不仅给朝鲜族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更在新学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为后来的朝鲜族民族教育奠定了基础。当时朝鲜族私立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学校管理等方面,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教育到近代教育的转型,而且试图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密切结合在一起,把基础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性教育、社会教育结合在一起,使学校成为传授近代科学知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纽带和媒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在清末及民国政府的同化政策和日帝殖民主义教育的干扰和压制下,各私立学校仍以旺盛的生命力突出新学教育和民族教育,使朝鲜族教育植根于中国这块丰厚的文化沃土上,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相对独立性的民族教育。正是基于20世纪初朝鲜族私立学校教育实践及其艰难发展历程,早在解放前夕,朝鲜族已初步确立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比较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而且走在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前列。

其次,私立学校教育对朝鲜族反日民族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私立学校教育是在朝鲜国运飘摇欲坠的情况下,在东北朝鲜族聚居区悄然崛起的,渗透着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面对民族的内忧外患,被迫移居到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志士,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民族教育上,兴办学校进行反日教育,培养反日人才。朝鲜族社会反日运动的兴起、反日团体的组织、马列主义等新思潮的传播、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等,都是以私立学校的进步教师及其熏陶下成长的学生为中心进行的:朝鲜族学校俨然成为朝鲜族反日运动的“温床”。正如日帝所承认的,“间岛、东边道教育的第一步就是排日的民族主义”,“间岛的教育与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混在一起,而学校就是其策源地”。7正因为如此,朝鲜族私立学校无时不成为日帝重点取缔的对象。1920年“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朝鲜族私立学校是“独立军的巢穴”,青壮年都是“独立军”,对它们及其所在村庄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讨伐”。据珲春、延吉、和龙、汪清四县的不完全统计,庚申年讨伐中有5 058人被捕,3 500人被害,2 500座民房和30余所私立学校被焚毁。8在被捕和被害人当中,私立学校的进步师生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在明东学校,1920年10月20日上午,日军小队长率领22名士兵窜入明东村,不仅放火焚毁明东校舍,而且对校长金跃渊发出逮捕令,肆意捕杀明东学校师生,仅被捕的就有90余名。

再次,朝鲜族私立学校是维系和支撑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支柱。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的大国,在汉民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朝鲜族要想完整地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仅靠民族聚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凝聚民族情感、加强民族内聚力的“粘合剂”。朝鲜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历经磨难而发展壮大,其主要因素就在于对教育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朝鲜族教育带有广泛的社会性,学校不单是年轻一代学习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处于封闭、孤独中的朝鲜人进行社会交际、启迪民智、加强民族内聚力的场所,并给那些在逆境中痛苦呻吟的民众带来极大的精神慰藉和希望。另外,私立学校不仅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强化民族内聚力,而且广纳和借鉴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主动担负起关注民生、沟通当地官府等社会责任,使朝鲜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能够走出封闭的落后状态,较成功地走入中国多元文化环境,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

The Rise of Modern Anti-Japanese National Education among Korean-Chinese in Northeast China

Piao JinhaiQiang Sh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Province, 133002)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private schools in Korean-Chinese residential area in Northeast China are booming up. This educational movement is on its rise quietly in this area during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Korea’s loss its state sovereignty. It is charged not only with the mission of new education but also with the political mission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 independent movement. Therefore, this movement shares the similarities with other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own special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Chinese education. It makes a great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popularity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on ethnic communities.

Key words: Korean-Chinese; private schools; modern education; ethnic education

1作者简介:朴今海(1962-),女(朝鲜族),吉林龙井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姜善(1986-),女(朝鲜族),吉林珲春人,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生。

基金项目:2009年度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资助项目:“伪满时期朝鲜人教育研究”(AKS-2009-R-12)。

2 《大韩每日申报》,光武10年1月6日。

3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间岛事情》,大正7年,第815页。

4 姜德相编:《现代史资料》27(朝鲜三),东京みすず书房,1970年,141-165页;朝鲜驻扎宪兵队司令部:《在外朝鲜人经营各学校书堂一览表》,大正5年12月28日。

5 同上。

6 姜德相编:《现代史资料》27(朝鲜三),东京みすず书房,1970年,126-128页

7嶋田道弥:《满洲教育史》,文教社,1935,第416页。

8.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八

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飓风的冲击, 澳大利亚仍在2011年创造了9177万美元的GDP。的确, 过去的二十年中, 澳大利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保持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这个过程中商业精英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 了解商业精英的类别、本质和他们充当的角色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对他们分析的结果往往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行政事业的完善有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二、研究综述

事实上, 过去已经有很多学者以不同角度研究澳大利亚商业精英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决策和过程中充当的角色。Rawling (1937) , Campbell (1963) , Encel (1970) , Playford (1972) 和Wheelwright (1972) 关注于识别和分析澳大利亚家族产业对经济转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且着重研究了商业精英和贸易协会及政治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 Pakulski (1982) 也注意到了在商业领袖间频繁出现的亲属和姻亲关系, 以及他们的社会起源、教育背景, 还有他们在俱乐部中的会员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 Encel (1961, 1970) 和Playford (1969, 1972) 受到Galbraith关于与新工业化国家的研究 (1968) , Milliband关于新资本主义的研究 (1972) 及Mill关于权力精英的研究 (1956, 1962) 的影响, 开发了另外一种研究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除了分析商业精英的社会背景和事业途径外, 还需要分析商业精英对社会决策过程的支配性影响 (Higley, 1979:33;Pakulski, 1982:34) 。此外, 他们主张商业实体应该招聘已经卸任的政客出任董事会成员或者管理层职位。这会导致商业实体的管理高层对组织文化、政治文化及企业文化的重视。同时, 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另一种现象, 即:那些决定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民主力量正在逐步减少。并且这种情况显示了澳大利亚的权利控制正转向精英阶层, 但他们拥有的是执行权而不是统治权 (Connell, 1977) 。如果用马克思理论来分析澳大利亚的统治阶级和商业精英, 他们的权力体现在个人和集体对于资本和国家机器的控制上。

三、商业精英的教育水平和学科选择

在1975年, John Higley和Jan Pakulski评论:“精英们最区别于大众的一个特征是他们的教育背景, 尤其是他们的大学教育 (Higley et al., 1979:83-84) ”。的确, 基于澳大利亚领导力研究 (ALS) , 55%的澳大利亚精英们至少有一个本科文凭。相比之下, 根据1973年ANU的社会流动性调查, 那时超过45岁的男人中只有3%的人具有本科文凭 (Higley et al., 1979:84) 。35年后,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比例已经急剧增加 (见表1) 。2010年, 91.0%的澳大利亚CEO至少有一个本科文凭。因此, 拥有学位已经是澳大利亚CEO的一种资质的表现。

将澳大利亚的数据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数据相比较, 明显可以看出更高级的教育背景已经成为任何地方高官招募的必须条件。Hartmann认为20世纪80年代, 同其他国家的高管相比, 德国高管有超出平均水平的教育背景, 他们国家超过90%的人具有使他们顺利进入大学的资格, 并且其中75%的人获得了大学学位 (Hartmann, 1996:43) 。此外, Windolf (1999) 报告了一种相似的趋势, 91%的德国工业企业的高管接受了大学教育, 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获得了大学学位 (Pohlmann, 2007:10) 。总体来讲, 更加清晰的是, 更高的教育背景在商业精英的招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表2中给出的澳大利亚商业精英学科背景数据, 大多数具有本科文凭的CEO持有商科和经济科学 (34.8%) , 工科 (26.1%) 和自然科学 (25.0%) 学位。仅有10.9%的高管来自文学或社会科学背景。同时, 3.3%的澳大利亚高管具有法律学习背景。相比之下, 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精英的研究将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学位放在了一个条目里。从表3我们能够归纳出大多数的澳大利亚CEO们持有理工类的学位 (51.1%) 。总的来说,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理工类学科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被夸大了 (Hartmann, 1996) 。

事实上, 将本文的发现同澳大利亚领导力研究 (ALS) 及商业精英和公司治理研究 (BECG) 发现做比较的结果, 强烈支持在澳大利亚CEO中持有理工类学位的比例被夸大的观点 (见表3) 。在1975年, 37%的商业精英具有文学或法律背景, 依次是商科和经济科学的毕业生 (30.4%) 及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的毕业生 (30.4%) 。到2010年, 有一个很明显向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学位转移的倾向。超过一半的CEO (51.1%) 是来自工程类或自然科学类的毕业生, 依次是来自商业或经济科学教育背景的毕业生 (34.8%) 。尽管商科毕业生从1975年以来增加了4.4%, 到达34.8%的水平, 它仍然处于远低于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毕业生的水平。在相同的时间区间内, 具有文学和法律学位且被招募的澳大利亚商业精英的数量大量减少。在法国和英国, 在商业精英中, 理工类相似的学位也被夸大 (英国50.0%, 法国41.5%) 。

澳大利亚高管的高水平教育背景不仅仅反映在本科教育成就上。几乎3/4的澳大利亚CEO已经开始进行额外的或研究生学习。澳大利亚高管最常见的持有研究生毕业资格的硕士学位 (36.8%) , 紧接着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学士学位 (25.3%) , 一个荣誉学士学位 (20.0%) 和一个研究生证明或研究生文凭 (15.8%) 。很有趣的是62.8%的CEO都具备硕士学位。而大多数情况下, 澳大利亚的CEO们选择商业或经济类的研究生资格。尤其是有2/3左右的商业精英在攻读硕士学位时会选择MBA, 这反映了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管理培训模式。在欧洲, MBA在CEO中不是常见的选择。

教育数据最后值得探讨的方面是, 澳大利亚的CEO中博士毕业生的数量较少。100名CEO中只有两人 (2.0%) 拥有博士学位。这与德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德国, 前100名的CEO中有82%取得了博士学位。很明显, 在澳大利亚博士学位对于商业精英的招募几乎是没有用处的 (Pohlmann, 2007: 8) 。

总体来说, 在过去的35年中取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澳大利亚商业精英的数量显著增加。以2010年为样本, 几乎所有的CEO都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大学深造。他们的教育背景多数是理工类的学士学位和商业相关的硕士学位相结合。但是很少有人有博士学位。

四、结论

本文调查了澳大利亚商业精英的教育背景, 并将结果与一些英国、法国和德国商业精英研究相对比。同样地, 本文通过分析澳大利亚的情况, 为国际上现有的国际精英研究文献做出了贡献。在教育程度方面, 澳大利亚的商业精英在大体上都有很强的教育背景。有学历的CEO的比例自1975年以来有所增加, 但在1975年只有一半的精英有大学学位;到2010年, 只有一名CEO没有经历过大学教育。关于学科的选择, 看起来澳大利亚商业精英主要是由有理工类导向的本科学习, 辅以MBA或其他管理项目的学习经历。与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 澳大利亚很少有CEO拥有博士学位。当然, 由于分析数据的局限性, 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未能在这里提及。当然, 衡量这一影响力在理论上具有挑战性, 并且远远超出了这里所涉及的范围。然而, 这项研究对于建立精英理论的核心诉求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群人数虽少但是非常有力的群体,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要：商业精英在澳大利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而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分析很有意义。本文将澳大利亚行业高管和其他国家行业高管的教育背景做对比, 发现澳大利亚商业精英都有很强的教育背景。此外, 与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 澳大利亚的高管很少拥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