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共2篇）

1.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 篇一

科学中的权威与权威的科学-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权威问题述评

科学中权威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权威的科学成了一个默认的预设。科学中的权威与权威的科学构成了科学权威问题研究的不同层面。本文拟通过对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权威问题研究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分析，揭示科学权威的完整内涵。

作 者：金俊岐 胡杨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新乡,453002刊 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0“”(4)分类号：N031关键词：科学权威 科学中的权威 权威的科学 知识权威

2.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 篇二

本次会议中, 学者们除了就大会指定的论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外, 还出现STS论域内的大量其他报告, 体现了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STS研究的复杂性和现实问题的多样性。但总体来说, 如下几个主题相对集中, 反映出当前STS研究的一些理论和现实热点所在。

一雅克·埃吕尔技术-社会思想述评

东北大学陈凡教授等提交的论文“埃吕尔技术哲学思想的起源及其缺陷”被安排为会议的第一场报告。报告中陈凡教授等以中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 就埃吕尔的技术系统论思想、技术自主论思想、技术环境论思想等与大会学者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指出了埃吕尔技术-社会分析的局限及其来源。大会主席比尔·范德伯格教授对发言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埃吕尔的学生, 范德伯格指出, 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思想,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主题, 即便是欧美学界, 由于翻译和思想误读, 也存在相当的研究困难, 但是对于埃吕尔的技术思想却的确存在研究的现实重要性, 尤其在西方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而埃吕尔几乎预言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与技术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相关后果, 且他的预言现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人类社会实现着。对于埃吕尔的思想, 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 我们未必一定要认同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思想, 但是却必须要正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比如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技术决定论者或是技术自主论者, 埃吕尔也并非一位技术哲学家, 而是一位技术社会学家和技术史学家。当埃吕尔谈论所谓的“技术自主”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 而仅仅是指人类影响了技术, 技术也影响着人类, 我们能够体会在一个技术世界中技术对人类大脑和思想的创造和塑造, 而当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超出人类对技术的影响的时候, 似乎技术对人类的决策就具有某种自主性, 正如一个人出生在中国并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社会化了的时候, 我们就会是中国人一样, 它表征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不同的出生地点和文化会塑造和影响不同的人, 这些不同又是巨大的。而当文化受到技术影响的时候, 文化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而对人类的思考、人类的生活, 产生巨大影响。而以上的观点, 恰恰是埃吕尔所想要表达的, 而英文世界中95%的文献著作对于埃吕尔的翻译和理解都是根本错误的, 但要想使人们更改那些业已形成的观念, 又非常困难。埃吕尔被翻译了的英文版《技术社会》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一书, 其法语名字是《技能:我们世纪的赌注》, 对于埃吕尔来说, 根本不存在“技术社会”这样的事情, 而只有人类创造的技能 (Technique) 或技术, 并深深受到这些技术的影响。埃吕尔和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巨机器”也就是一种“技术社会”的思想是不同的。因此, 对埃吕尔思想的研究, 依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加尔文教授则从埃吕尔技术思想出发, 对加拿大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 (Andrew Feenberg) 教授的技术民主化合理性思想进行了批判。加尔文重述了现代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两种倾向, 即技术自主论和技术的社会决定论的两种研究走向, 并援引技术哲学家戴维森的观点, 认为这两种趋向导致了技术虚无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他又根据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比克和平齐的观点, 认为当前这种二元分离的技术哲学是知识残缺不全的、片面的技术观。加尔文指出,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费恩伯格的技术民主化合理性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二元论说, 而且认为该理论是对雅克·埃吕尔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技术视角的一种批判性替代 (体现在费恩伯格1999年《追问技术》一书中) , 而且费恩伯格的理论认为埃吕尔混同了一种倾向, 即把技术功效 (Efficiency) 的论说和技术本质 (Essence) 的论说混淆了, 并由此拒绝接受关于技术变革的“积极计划”。但是,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并没有确切地描述埃吕尔关于技术的思想, 毕竟埃吕尔的技术思想在40多本书和几百篇文章中才体现出来。实际上, 埃吕尔已经在其著作中谨慎并详细地论述了技术未来的方向, 即“技术意识形态” (technological ideology) 的倾向。正如技术哲学家戴维森 (Davison) 所称的, 埃吕尔是“一个几乎预见了所有事情的人”[1], 埃吕尔已经在他最后的关于技术的著作《技术断崖》 (The Technological Bluff) 中预见到了技术“民主化”倾向, 并认为这种“民主化”倾向在“技能” (Techniques) 面前是一种“无谓的”的努力。

因此, 加尔文指出, 类似费恩伯格观点那样的赞扬技术民主化的倾向应该按照埃吕尔视角加以校正和修正, 要在基于埃吕尔观点和洞察的基础上重构科学技术哲学的方向, 而不是赞扬技术应用者的灵活性以及通过一种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范式塑造技术的发展。

此外, 还有一些青年学者通过对科幻作品比如恩尼斯·荣格尔 (Enrst Junger) 的《玻璃蜜蜂》、《勇敢新世界》、尤勒·凡尔纳的《20世纪的巴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威廉·吉布森的《未来》等的描述, 从科幻叙事的角度描述了社会政治秩序、科学技术进步与数字革命、文化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等的相互交织作用和发展变化, 以此例证埃吕尔的思想, 阐述现代社会的技术控制及其形式, 以及伴随技术科学承诺和进步的社会危机的存在。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学系STS研究中心的格兰特博士通过对医学上人体冷冻悬置技术过程以及所涉及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人-机共生技术等运用的剖析, 并基于埃吕尔对现代技术手段、技术信息、技术目标的动态、系统化的不可控自主增长的理解, 深刻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能力无限增强和对人类社会文明深刻支配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神话。格兰特指出, 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和宗教形式, 是理论上神圣的宗教仪式的实践匹配物, 通过技术实践去试图武装、指导、并实现理论上的宗教仪式权力。人体冷冻悬置技术的鼓吹者和狂热主义者正是在“冷冻、等待、复活”的技术过程中面对着“人类的终结”, 这也恰恰表明了埃吕尔在文化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适当性和中肯性。

二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

技术与能源关系历来是国际STS协会 (IASTS) 所重点关注的主题。本次会议上,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问题。由美国世界精细仪器公司WPI的约瑟夫博士和美国国家空间学会的先进技术工作小组ATWG的肯·考克斯博士主持的“地球能源危机的空间技术开发应对”的小组讨论, 探讨了以空间为基础的能源开发对地球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的意义和优势, 从能源与资源节约、劳动力节省、经济可持续与发展、生态与环境保护支撑等层面评估和权衡了以空间为基础的太阳能和月球燃料氦-3选择以实现核聚变发电的可能性, 并认为氦-3能量的地球经济定向供应, 将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空间经济和太阳系文明时代。该小组从三个层面对空间太阳能开发进行了报告, 首先是空间能源开发的技术操作程序及意义;其次是月球氦-3燃料在月球表层存在的形式及相对传统能源的数量供应优势及经济促进优势;最后报告了从月球和地球上提取资源的对比性选择。同时, 该小组讨论了空间太阳能技术开发的社会背景建构, 比如高昂的初期开发成本和投资支持、人力支持、工具机器支持、相关高技术支持以及国家资助开发中私人高技术公司基于个体需求而进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资金消耗、政府强行实施的独断管理机制对氦-3太阳能技术开发工程民主化运行的障碍等。同时, 阐述了美国大学在政府主导的月球技术开发奖励性竞争中竞争能力的不足以及对参与竞争失败可能导致的对学校名誉和学生信心造成不良影响的担忧等, 最终形成美国目前对月球空间能源开发形成了经验与资源不足、程序散乱、久拖不决的“技术竞争俱乐部”局面, 表现出高技术开发的社会复杂性[2]。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一些师生讨论了现代高技术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意义。比如信息产业IT和太阳能光电产业PV这两种环境友好型技术产业对促进经济和保护环境、缩减温室气体、开发新能源中的意义, 并考察了相关技术产业的政府供给机制、投资机制、官产学合作机制以及为了保持两种产业平衡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政策。同时, 一些学者以“美国大学校长气候承诺”这一在大学校园展开的“碳排放缩减运动”的背景为依据, 就特拉华大学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典型的STS具体案例分析, 考察温室气体排放的程度以及导致这些排放的关键来源, 为温室气体排放缩减找到行动上的理论来源。同时, 他们考察了碳排放所涉及的社会公正问题, 研究了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负担, 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促进社会公正的能源消费。比如通过能源审计去鉴别能源冬季御寒需求, 以推进家庭的能源利用效率, 或者推行能源教育计划以教育大家如何节省能源。为此, 一些学者指出, 对于当前的能源利用来说, 应当建立以社区为基础、进行公众民主监管的能源体系, 因为现代以供应为导向的能源体系已经促进了商业关系, 也促进了技术集权化和体制集权化的趋势, 并由此导致了一种社会公正危机, 社会需要考虑新的范式变迁以论述嵌入于能源体系中的环境与社会政治问题, 并逐步走向民主管制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能源利用格局。

国际STS协会副主席, 特拉华大学能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波恩教授就目前学者们呼吁以“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解决能源生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面对能源-环境危机, 现代环境保护论者呼吁依赖于大科学和大技术去塑造“绿色的”自然-社会-能源关系, 可再生技术或者可更新技术日益被人们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所关注, 然而, 尽管冠以“绿色”技术的名义, 这些可再生技术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沿袭先前已经存在的技术, 从而使得原本业已复杂的现代技术体系变得更为臃肿和庞大, 并持续着一种高度集权化、高度复杂化、高度改良化的能源体系传统, 其本质上体现的依然是一种现代性的技术体系。为此, 有必要对可更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执行进行讨论, 从能源-环境-社会的关系层面考察绿色能源技术的可持续性、对此类技术的监管等, 要从纯粹技术层面的能源开发和利用, 转向“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能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要实现能源利用权力的转换。印度学者马赛则报告了对印度原子能核电站开发中所遇到挑战的考察, 论证了以“绿色的”原子能核电站解决当前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必要前提。他指出, “绿色技术”开发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在不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盲目谈“绿色技术”开发应对能源危机是不具备说服力的。因此, 可持续能源利用的关键与基础, 首先不是呼吁所谓的“绿色技术”应用, 而是要像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提亚·森所指出的那样, 要以提升开发和应用能力的“能力方法”替代传统的单纯依赖于技术的方法, 以此作为对能源-环境危机的回应。

三 STS教育问题

STS教育是国际STS会议历来的重要主题。本次会议上以美国学者为核心阐述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STS的引入历史 (1993年被国家科学教育教师协会引介, 199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确立了STS在科学教育中的融入) , 以及STS在科学教育中的基本特征, 并讨论了作为STS方法的教育与传统科学教育的不同, 诸如STS教育强调学生针对局部和具体来识别问题, 同样, 对问题的解决要着重于具体信息;学生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应当被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学习的拓展要超出教室和学校;集中于科学技术对学生个体的影响;重在科学的内容而非科学的概念的掌握;强调学生在问题解决中的过程技能;强调科学技术职业意识;面对科学技术问题让学生有机会体验公民角色;强调科学技术对未来的可能影响的识别;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对科学技术问题的个体自主识别等。但是, 学者们指出, 尽管从STS的视角看科学教育具有其独特性, 但是STS视域下的科学教育却经常被那些应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书册的人们所忽视, STS教育还没有在国家科学教育中受到充分重视。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雅克·鲍伯教授做了STS教育目标的发言, 他首先阐述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所设定以STS方法为指导的四个目标, 即让学生体验对自然界理解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指导学生应用适当的科学过程和原则作出个人决策;鼓励学生发挥才智, 参与涉及科学技术事件的公共论说和论争;通过知识的应用和理解, 增加学生的经济生产力和技能, 并使他们成为职业中的科学文化人。问题是STS教育如何与国家科学教育四项目标相迎合, 因为在美国当前的科学教育中, 作为以STS方法为指导的教育在学生课程和课本里, 或者老师本身都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 STS方法在科学教育中的普及, 还要面临相当的困难。

土耳其学者玛丽亚与卡特琳娜就欧洲高等教育政策背景下的科学教育能力发表了看法。认为就欧洲的科学教育能力开发来说, 还没有正规的制度实践或没有总体上的研究课程。因此, 她们以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工程实践研究作为分类基础, 并从哲学、现象学、心理学以及实践的范畴对比不同研究的标准, 分析各个范畴科学研究的主体条件、客体条件以及方法论定位,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术研究, 开发与科学研究能力相对应的课程项目设计, 并适应于各种各样既面向本科生, 又面向研究生的教育体系。她们指出, 对于科学学术训练的第一个层面来说应当是开发旨在面向大学本科生的工程实践研究能力;对于第二个层面来说应当是面向硕士研究生开发和发展应用研究能力;第三个层面应当是面向博士生开发基础研究能力。同时, 他们介绍了欧洲高等教育政策的“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 它的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 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 大学毕业生可以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 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 增强师生流动性, 实现欧洲大学学科质量对比和更加具有兼容性, 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3]。他们认为, 针对科学教育能力开发所设计的重在培养学生理论、实践以及态度能力的科学课程, 将能够和“博洛尼亚进程”的现实计划结合起来。

内华达州立大学的米歇尔博士以自己的科学教育教学实践为基础, 就美国学生的科学及科学知识理解问题进行了报告, 他通过主题调查和访谈的形式, 发现学生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广度上, 都存在对科学信息的普遍误解。这种科学误解不但发生在中小学, 也发生在高校。米歇尔指出, 绝大部分的科学教师认为他们的学生已经彻底理解了他们所教授的知识, 但是, 在评估了学生的理解之后, 却认识到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严重不足, 而且存在多种信息歪曲方式。比如学生获得一些相互隔离的正确信息然后不正确地合并了这些信息就会形成科学误解;学生也可能会从书中得到一些不正确的解释或者被书本中的解释所困扰或混淆, 也可以形成科学误解;学生也可能从他人那里不正确地听到了某些信息, 从而形成科学误解。米歇尔引用美国教育学家莱德曼1992年的研究指出, CNN电视台2002年发现至少10%的当前在学校系统中所有的课本包含着重大的错误或者过时的信息。科学误解传送的另外一种途径就是当老师在某个科学主题上自身知识不足或者老师自身存在误解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把科学误解传递给他们的学生[4]。科学误解不易被识别, 而一旦被发现也不会轻易被放弃。科学误解一旦既定存在于学生无经验的认知思维当中, 就会造成对于未来学习的不良影响。如何解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科学误解”问题?米歇尔根据学生访谈对话, 给出了一些建议:首先, 对于复杂的科学主题, 需要开放式的讨论而非封闭式的灌输教育;其次, 教育应该指导学生理解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回忆知识;第三, 不能假定“预先存在的科学信息”已经是透明的和明晰的, 需要学生进一步思考, 科学知识从来也不是绝对和确定的;第四, 以上科学教育方式应当在大学和中小学同步进行。基于米歇尔博士的建议, 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基于测量评估的基础上对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进行绩效分析, 比如测量学生整合交叉学科知识的技能、分析与综合技能、解释与推理技能等, 由此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科学理解能力。

四技术民主化问题

技术民主化以及相关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等论题是技术哲学和STS研究日益关注的主题。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伍德郝斯教授组织了一个关于非政府技术民主化的小组讨论。他指出, 政治科学家以及STS学者相信政治选举民主化的基本精神应该被带入经济-技术生活中去, 这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在无数创新的领域里也已经有了对于非民主化实践的批判, 但是远远没有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化体制和制度化过程关注得多, 对于“创造性重构”的系统学问还没有跟上诸如技术建构主义的批判性步伐。因此, 该小组旨在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技术创新中的非政府民主化论题进行讨论。

伦塞纳理工大学的肖恩博士就技术创新中商业公司内部民主化的缺乏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技术创新的方向选择上, 存在具有民主化背景和非民主化背景的两种人, 而对于具有非民主化背景的人来说, 就存在内在的技术创新民主缺乏。为了纠正这一内在民主缺乏, 可能的措施是首先要给工人赋予更大尺度的职权以帮助纠正当前在技术管理中的非民主化缺陷。其次, 社会公共基金应当被有效组织起来以作为一种能够支持工作场所民主化的民主力量, 以促进更多“智能技术” (即采用综合方法和手段取代直观判断的决策技术) 的操控和决策。第三, 技术创新的投资者和工人之间应当充分合作。第四, 消费者应当在创新方向选择中起到间接的民主化支持的作用, 以消费民主化补充或支配由消费者购买所带来的创新导向。然而, 这种消费者民主在体制上还相对缺失。第五, 重塑投资者民主以及通过政府购买程序去影响技术创新的民主化轨道。肖恩指出, STS研究在技术创新中的应用, 正是要寻求一种更加民主、更加社会公正、更加生态可持续的方向去重构技术。

纳森博士就网络在线民主化参与和网络在线协商发表了看法。他通过对比网络在线协商民意测验和传统面对面舆论会议在民主化参与中的不同效果, 指出网络在线协商相对于传统的舆论会议来说, 由于其并不严重依赖于严格设定的议程而显得更加具有民主参与性。同时, 网络在线协商应当让学术精英参与建构, 学术精英可以选择网络协商参与者, 提供背景材料指导, 进行专家咨询, 并适度雇佣网络信息提供者, 并由此形成结构性的网络参与者学习和协商, 从而为在线民主提供一种合理的机会, 以提升有影响的公众的代表性。

加拿大学者阿贝以加拿大植物油转基因污染为案例, 论述了政治的科学化倾向以及技术统治论的建制化必然性。他指出, 在基因工程的开发中, 转基因污染带来了法律责任和冲突, 然而由于现代科学和高技术的发展, 以技术统治论为主导的政治被赋予了“科学化的”方法和影响, 并逐渐实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过程, 生物政治的科学化已经被相当程度上认为是理所当然, 反基因工程的活动者仅仅具有有限的政治机会去再构作为污染物的基因工程产品。政治的科学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是政治理论家和STS学者的当务之急。在加拿大和美国, 关于生物技术的法律决策已经对于专家权威的建制化和对于相关规章的科学化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加拿大转基因污染来说, 法庭重复性地遵从加拿大管理机构技术专家统治论者的权威, 将加拿大传统植物油种植农民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技能非合法化, 并迫使他们从事转基因产品的生产。总之, 加拿大司法系统对于生物技术政治的科学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进一步缩减了关于基因工程产品以及后果进行决策的民主参与的可能性。

西班牙学者罗斯从知识认知的层面探讨了科学技术民主化决策的困难。技术哲学家吉登斯曾经指出,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不断增加的科学技术专家联合所居间调节的世界里, 这些专家生产着信息, 而每日生活中的个体都必须习惯性地与这些信息打交道以发现他们生活的意义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全球空间[5]。而按照技术建构论者谢挺纳的观点, 这些专家难以有效集成为一个整体。因此, 不同的专家群体日常惯例性地操作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文化, 导致他们在生产知识的方式上复杂多样。罗斯以西班牙国会2008年关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分类中发生的科学论争为例, 指出由于不同的专家集团之间知识认知的不同, 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部落”和时间架构, 由此在对科学知识的分类和认识上产生冲突, 而这样的一种冲突导致不同的科学家和专家集团为自己的实践领域所辩护和发展, 从而难以实现科学技术的民主化合理决策。

伦塞纳理工大学的安娜博士则基于美国政府纳米技术标准制定过程的研究, 探讨了科学产品和科学程序的制定过程中, 政府、私人企业、工业部门以及科学共同体相互博弈的矛盾所在, 即在标准化程序和政策制订、知识生产、知识管理及应用、经济、环境、安全与健康风险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论争以及权力的影响方式和途径, 乃至最终对科学技术决策民主化参与的影响。

五科技的社会建构问题

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约纳森博士对美国大学本科生科学教育中的流通与层级体制进行了批判, 认为它不利于对未来科学家的真正塑造。他指出, 所谓的科学教育的淘汰模型依然在美国大学中广泛存在, 即弱势的学生逐渐在科学追求上被淘汰而具有优势的学生将继续相关学习和研究。约纳森基于对大学实验室本科生的访谈, 总结出淘汰模型不正确地表征着美国当前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培养。他认为那些被考察的继续追求或者放弃科学事业的学生并不能简单地归于个体学生的努力程度, 而是他们所被委以的科学身份或者事业强烈地受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物质环境流通的影响。约纳森指出, 科学领域中实验室的科学定位, 实验室等级, 以及实验室功能内的认识冲突, 窒息或者鼓励了本科生在实验室的社会-物质世界中的流动。重要的是, 通过流动, 学生不但可以获得科学的专业技能, 而且可以开始在科学网络之内通过他们的社会整合而作为科学家被识别。也就是说, 使得学生继续追求科学事业或者放弃科学事业的, 不主要取决于学生个体学习的努力程度, 而深深受到所处社会环境 (如实验室环境) 的影响。

哥伦比亚学者杰瑞兹考察了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不同识别与学生课堂上不同的科学参与态度、学生未来职业选择及学生未来科学研究态度的特殊关系。通过对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两个国家上千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 认识到不同的学生基于国籍、年级、学校类型、年龄等, 对于科学家及科学形象的理解非常不同, 受到社会-文化立场的深刻影响, 与每一个学校共同体的教育形势和社会-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指出, 科学教育并非仅仅是针对科学内容的教育, 而且要重视科学教育中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教育的建构。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技术与社会学院的安吉利纳博士通过对美苏人造卫星高技术合作以开发“世界天气监视网络”的研究, 探讨了国际气象合作在世界气象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家航空与空间管理研究所,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以及气象署之间由于气象科学家培训、资金预算与分配、气象数据发放和交换等相互作用中所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建构和政治、金融气候的塑造。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的汤姆·康奈尔教授考察了罗彻斯特回旋加速器技术发展的历史, 阐述了该校回旋加速器项目开发从课题确立到资金筹措中个体科学家以及社会所提供的背景支持和建构, 以及回旋加速器技术发展后如何使得罗彻斯特理工大学物理学系从地方院系转变为具有国家和国际身份和地位的系所, 以及作为民用工程的罗彻斯特回旋加速器建设如何有效成功汇聚了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商人共同体, 并最终引起广泛的公共关注, 生动地例证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

六其他相关的STS问题

本次会议除了以上相对集中的主题外, 其他一些STS主题也被讨论。如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詹尼弗博士考察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背景对环境和生态保护中技术开发、政策制订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STS系的戴维教授从地域STS研究的角度考察了土著美国人历史上不同时期对荒野文化的认识和建构, 及其在生态系统管理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和对美国当今土地管理策略的影响。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地理与环境研究学系的约翰·沃尔博士考察了野生动物保护中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互动及论争。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哲学系的布莱斯特教授就现代生态问题中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人的福利之间的矛盾及所带来的伦理挑战进行了分析, 指出即便是在以“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支持长期的人类福利的评估框架之内, 也依然保留着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人类二者之间潜在的冲突。此外, 纳米技术伦理、生物技术伦理、网络伦理问题也被学者们所考察。

会议闭幕式上, 国际STS协会实行主席换届, 新任主席为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专家局能源与环境问题专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观察员、特拉华大学杰出教授约翰·伯恩 (John Byrne) 。特拉华大学在技术哲学与STS研究上均具有良好的传统, 国际技术哲学学会创始人保罗·杜尔宾 (Paul Durbin) 一直在该校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Davison A.Technology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Sus-tainability[M].Albany:State Univ.of New York Press, 2001.

[2]John Wilkes.National “Challenge” Contests as R and D Policy[C]//Paper for 24th IASTS conference.Rochster:2009.

[3]Bologna process[EB/OL].b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Bologna-process, 2009-07-27.

[4]Norman G.Lederman.The State of Science Education:Sub-ject Matter Without Context[J].Electric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1992,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