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宵节传承意义

中国元宵节传承意义（精选8篇）

1.中国元宵节传承意义 篇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生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传统文化在影响现实的同时，也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发生蜕变。加进新的文化内容。

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文化?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中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柬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粱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0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粱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

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各国家分别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演出了性质不同、情节有别、风格各异的文化正剧。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结构上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是“一”，吸收各族文化和外来文化是“多”；历代统治阶级“独尊儒术”是“一”，兼取儒、道、法、墨各家治术和容忍儒、道、佛三教并存是“多”。它们既构成中国文化整体，又各自独立存在，既包含成体系的理论形态，也包含以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民族感情、民族心理。以及由历史积淀而成的行为模式、思雏方式和0理特征。这种结构特色，使中国文化既具有大传统；又具有小传统，大小传统互相激荡，互相冲击，形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之流。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然经济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滋生、发展的土壤。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培养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以此为中介熔铸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

(一)崇尚统一

中国人有追求思想和法度统一的悠久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歌颂。春秋五霸，尊王攘夷。孔子“张公室，杜私门”，认为，“天下有道，则札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陪臣执国命”。荀子也反复强调“一天下”。韩非更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设计。儒法思想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中国历史上，即使撇开带有某些传说色彩的夏、商、周三代，仅从秦朝算起，也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人民反对分裂，在分裂时人民盼望统一。即使是处在较长时间的分裂时期，人们仍然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充分表达了人民盼望统一的心声。

与政治观点相适应，中国古代建立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具有完备德目的道德规范体系。它要求在下位的人对在上位的人的尊敬、忠诚、服从、尽职尽责；同时要求在上住的人对在下

住的人的爱护、公正、守信，并能做出表率，为管理尽心竭力。从而维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在下位者犯上作乱固然属大逆不道，在上位者暴虐恣睢也被斥为独夫民贼，因为这二者都有害于国家的统一。

崇尚统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有广泛而多方面的表现，它对于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的义务感等思想观念，形成了重奉献、讲礼貌、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和较好的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有过分依赖、尊经崇圣、唯书唯上、限制主动性发挥等消极作用。

(二)追求和谐

“和”是中国文化普遍追求的一种状态或境界。

“和”作为哲学范畴，指对立面的统一。西周末年的史伯已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后世便把“和”奉为普遍的原则或看作事物的最佳状态。

先秦儒家把宇宙看成是个大和谐。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而把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看成是“天”(自然)失和的表现。《中庸》说：“万物并肓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迭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天人关系上，先秦各家无不以“和”为最高理想。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

子提出，“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朦胧地流露了某种生态意识。《老子》提倡“守中”，把婴儿(喻“道”)的状态赞为“和之至也”。庄子更是讲“和之以天倪”。名家的惠施也作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结论。中国哲人承认事物的差别和对立，矛盾与斗争，但认为最终的结局或最佳的状态时和谐。宋代张载的论述可作为代表。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人际关系的和谐更是为中国人所看重。孔子弟子说：“礼之用，和为责，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但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主张“和而不流”。中国人强调个人与群体的统一性。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人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应该同他人、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统一起来，使双方处于和谐的关系中，而不应分裂与对抗。

和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

政治上，重视君民、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谨养其和，开源节流。思想方法上主张执两用中，无过不及。修养上讲究“从容中道”“文质彬彬”。艺术上崇尚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养生家以身心和谐为最佳状态，中医把病看作是“身体违和”的表现，而以平衡阴阳，协调气血作为辨证施治的要诀。

(三)注重实用

中国古代文化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着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而对于纯抽象的思辨则不感兴趣。

在宇宙观方面，中国人中关系而不重实体，对宇宙(“天”)的本源、本质问题较少注意，而集中考虑的是天人之间的关系。对于鬼神等渺茫难知的问题，更是采取“存而不论”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着眼于“武民之义”，即使说及，也不过是为了神道设教。

早期儒家的两位大师对于何以采取这种，重实用的态度作过如下解释：“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务也。”“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齐而不治。”孟、荀所论，对于奠定中国人重实用、轻玄想，务实是、戒空谈，看实效、看实绩的致思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道家的“法自然”似乎有些异趣，但是，《老子》关心的重点依然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骨子里仍然是“君人南面之术“，是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们的精辟深刻，使得许多现代人(包括外国的知名思想家)都惊叹不已。但是，它们主要是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辨证法，甚至难于找到纯粹的思维规律的表述。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在许多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它们(包括四大发明在内)大多是与政治、人生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纯粹的理论自然科学则发展不够。这些实用技术大多是以具体科学的形式出现，而缺乏对有关原理的精辟阐述和公式公理系统。农业、医药、天文、历法、水利、数学等学科成就之高、解决具体问题能力之强，简直令后人惊叹不已，但对于其间的原理和方法，有的直到今天仍然莫知其详。

这种重实用的倾向，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任何学问，都要求它有效果，有益于国计民生。修史是为了鉴戒垂训，察古知夸；文章是“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歌是为了“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绘画是“助名教而翼群伦”；音乐的作用就更被重视，因为它“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中国文化的这种致思倾向。就是所谓“实用理性”。这一实用理性的传统，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使得无神论思想源远流长。“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

义的泛滥”，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都与此密切相关。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现状

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种科技、人文上的创新都在引导人类走向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受到挑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包括人们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动荡巨变的时代，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外部和自身变革的双重挑战，它没有适应世界工业化的潮流和科学主义的浪头而使民族达到现代的物质繁荣，它没有萌生自由平等观念而使社会介入现代的政治发展，它没有转换人生目标而使人们过渡到新的生活方式，最后，它没有包蕴现代价值体系而使个性进入现代的精神0理状态。这四个方面的挑战使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受到多种批评和否定性的剖析。相当多的人均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种传统社会的固有部分，与自然经济和小农社会的特质相关联，因此不可能从中发生创造性再生，不可能在未来社会中有所作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先驱先烈们，在面对西方文明时都曾拥有宽广博大的胸怀和谦逊谨慎的品格，然而，这些胸怀和品格难道不是喝着传统文化的乳汁哺育出来的吗?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不适应时代的糟粕存在，然而它更有其优于世界文明之精髓传承。

平心而论，文化本是多元的，彼此间完全是可以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特色是它的和谐并包。而西方文化从“上帝(代表力量)、创世、一神”三元合一的神本文化转入“物质(代表能量)、创造、一元”的物本文化，体现的是普适性和排他性，缺少中华文化的宽容大度。这是西方文化的通病。如今的中国社会，急需传统文化匡时济俗，这是每一个具有民族忧惠意识的人的共同感受。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蔷之内也。”孔子的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精神支柱和道德源泉，富有和强大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四、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人生

中国人曾经把传统信仰打得支离破碎，依靠国家力量维持个人与群体的协调。当国家的力量对我们的内心影响越来越小时，我们的内l心便会无从寄托，且无所敬畏。无所寄托我们便无所适从，茫然浮躁；而无所畏惧便容易道德沦丧，胡作非为。目前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主要也在这两个方面。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人生，建设好个体，从而建设好我们民族。这是我们目前应该做的。

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丰富精神财富，诸如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崇德重叉、仁爱胸怀的道德情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争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宽容品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澹泊明志、君子慎独的自警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超越功利、崇尚节俭的生活态度等等。传统文化中这些价值取向，对个人的品格高度、职业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吸取中国文化精髓建立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为官为人为亲为友的方方面面言行中，这些言行是由价值观念主导的内在精神气质的行为外化。

传统文化中蕴涵无穷的智慧，也能为个人的业务工作提供大量的智力支持。国学大师钱穆一辈子研究国学，临终前悟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用现代语言翻译就是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他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一生致力于科学，近年则聚焦于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父女两人，一个从传统文化出发，一个从科学技术出发，殊途同归。这说明我国国学里有许多方法论上的东西可以古为今用。又如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心理思想，它具有整体观、协和观、人本观等特点。其不同于西方管理思维的优点在于，重视发挥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决定管理措施。这些优点至今依然自发地体现在中国

管理实践当中。当代的企业家如果注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掌握我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精华，必能有助于自己的管理实践。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次剧烈变革，总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而每一次文化反省的结果，又促使社会变革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展开。“五四”至“文革”的60余年间，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主要是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化，学术界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堆垃圾，其对现代化也决非只有消极作用。完全否定抛弃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也会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不起的影响。正确的态度应是：立足国情，辨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抛弃其糟粕，继承其精华。既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内涵，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未来，从而建构起中国现代民族文化。

2.中国元宵节传承意义 篇二

1 对传统武术的认识及其现状

1.1 传统武术的认识

对于传统武术的概念界定, 有很多不同的界定, 其大多的阐述都从传统武术的起源及传统武术的技击内容、运动形式, 以及其传承的方式和价值功能等方面来定义的。

通过总结前人对传统武术的概念的界定, 我认为:传统武术是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 在中国近代以前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以攻防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 以套路、散手和功法练习为运动形式, 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途径, 注重内外兼修, 融教育、技击、健身、养生等于一体的各种拳种的总和。

1.2 传统武术的现状

传统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 由于我国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然而, 遗憾的是, 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 逐渐远离了我们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对武术的继承, 我们采取了削足适履的方法, 大力发展了符合西方文化的竞技武术, 对传统的中国武术弃之不理, 甚至打压其生存空间, 这不能不使人为之心痛。传统武术的发展现状令人担忧, 已接近濒危状态。已有人呼吁把传统武术作为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写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传统武术后继乏人、武功失传、传统本色丢失、理论研究成果不足、多项价值未被利用、与竞技武术相比处于劣势。在人类行为文明化程度已有大幅度提高的现代社会, 传统武术还有其存在的必要吗?我认为在现代社会, 传统武术的传承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值得我们探讨。

2 传统武术传承的现实意义

传统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武术历经几千年的磨砺,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和渗透, 蕴含了哲学、医学、健身养生、军事、美学及体育等要素。传统武术除了在强身健体、修德塑人、防身自卫、美学价值等方面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之外, 对于一个人的修养、精神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2.1 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

传统武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蕴含了我国众多的思想和文化, 全面的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情趣, 也是民族心理个性在健身自卫领域的合理反映。众所周知, 儒家、佛家、道家都非常重视“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思想, 这些思想在传统武术中得到充分体现。“天为一大天, 人为一小天”, 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天地”, 与宇宙大地相结合, 这样才能“提挈天地, 把握阴阳”。从养生的角度来看, 人体与天地相结合, 人的阴阳才能均衡;从技击搏斗的角度来看, 把握人体的上、中、下, 即天、地、人三盘的整体性, 善于运用自己的头、肩、肘、手、胯、膝和足, 才能克敌制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古典哲学强大的渗透力和传统武术作为民族文化所蕴涵深刻的哲学理念。

2.2 修德塑人锻炼意志品

武德, 即传统武术道德。传统武术注重武德, 而不是简单的技击格斗、套路动作。可以说套路动作是传统武术的形, 而武德是传统武术的魂。

2.2.1 修德塑人

拳谚:“未曾学艺先学礼, 未曾习拳先习德。”“练武先练德, 教人先教心。”中国传统武术在长期的发展中, 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重礼仪、讲道德”的优良传统美德。“习武以德为先”充分说明了习武历来重视武德教育。习武者一般在初学阶段就要受到严格要求, 必须做到“尊师重道”、“讲理守信”、“严于律己”、“抑恶扬善”等武德, 因此, “武德教育”在习武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社会习武之人中不乏有逞强好胜, 打架斗殴, 这些都严重影响传统武术武德的传承。尚武崇德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传统武术人以天下为己任, 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见义勇为、行侠仗义等等, 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社会的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在武德的教育内容中不乏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等, 在现代我们要坚决摒弃那些体现封建宗法观念的糟粕, 继承和发扬传统武德中的精华, 把习武同弘扬民族文化联系起来, 培养和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形成以弘扬民族精神, 激发爱国热情的武德思想。

2.2.2 锻炼意志品质

“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这是传统武术练功历来讲究的。习武之人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而且要求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传统武术对意志品质的锻炼是多方面的, 初习者在练基本功的时候要克服很多的疼痛。比如在柔韧练习和力量练习中, 要有顽强的心志来克服, 在习武过程中要克服的还有疲劳、枯燥和胆怯等困难。这对培养一个人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坚忍不拔、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有着积极的作用。

2.3 强身健体与防身自卫

2.3.1 强身健体

传统武术具有强身健体的特点, 注重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它不仅可以使人的形体得到锻炼, 同时也可以使人的身心得到更全面的锻炼。对外能强筋骨、壮体魄;对内通经脉、调精神。通过练习能够使练习者收到壮内强外的健身效果, 对人体的反应速度、力量、灵敏、耐力以及神经系统功能的改善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长期练习, 还可以改善人体机能, 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随着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 人们在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提高的前提下, 更加注重自身的身心健康。在人们健身方式的选择上, 与西方体育健身项目相比, 传统武术显现出自己的巨大价值优势, 通过传统武术的练习, 更容易缓解各种压力, 在健身娱乐、增进健康和祛病延年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如带有民族传统文化的“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健身套路, 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季节的限制, 可以适应广大群众对健身方法不同的需求, 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健身观念。

2.3.2 防身自卫

中国传统武术最原始的本质, 就是防身自卫。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底下的社会条件下, 人们为了生存, 在与猛兽搏斗和部落之间的斗争中, 不得不靠拳打、脚踢、躲闪等动作来进行防身自卫。做为健身自卫的体育项目, 传统武术的内容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实战格斗技术, 通过练习, 还能强化人们的防卫意识。长期的武术锻炼, 不仅可以掌握各种踢、打、摔、拿等技击方法, 还可以提高身体灵活性与反应能力, 增强自我防卫的自信心。现代很多人都热衷于练习跆拳道与散打, 用来防身御敌, 但跆拳道和散打都是在一定的规则进行, 在真正御敌防身时, 歹徒是不会跟你讲规则的, 所以很难发挥其制敌的效果。传统武术是集健身防身为一体的, 其追求的是不断提高攻防技击能力, 具有强烈的攻防意识, 即传统武术不仅注重身心的修炼, 更重视“临阵实用”“一招制敌”的技击内容, 如“四两拨千斤”, 其技击方法中表现出的“巧劲”来克敌制胜。

3 结论

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和斗争实践中慢慢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项宝贵文化遗产。对于精神文化日益丰富的今天, 人们对传统武术缺乏理性的认识。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哲理基础, 无论是对人体神经系统还是血液循环、内分泌系统等都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对现代紧张快节奏的生活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强生健体、修心养性、保健抗衰的理想手段和内容。同时, 它有利于培养现代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审美意识和健康的心理品质的功效。为了更好的传承传统武术,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使传统武术更好的为现代社会生活需要服务, 首先要把传统武术自身原本的功能价值加以挖掘, 使其更加成熟完善, 并逐渐将其融入到现代社会生活当中, 从而为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传统武术的发展是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要从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 选择其发展的方法。只有这样, 传统武术才能与时俱进, 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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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承琦君文化的意义 篇三

关键词：文学成就；文学特点；文化价值

一、琦君文学成就

琦君，原名潘希珍，当代台湾女作家，1916年7月24日生于瓯海瞿溪镇，她一岁丧父，四岁丧母，由大伯父潘国纲（字鉴宗）抚养长大，在瞿溪镇渡过了十二年的童年生活，后随大伯父到杭州求学，1941年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汇中女中、温二中、浙江之江大学兼浙江高院图书馆理员等职，1949年赴台湾，后定居美国。2006年6月7日凌晨病逝于台湾台北，享年90岁。公祭时，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亲临悼念，台湾当局为她颁发了褒扬令。

琦君是20世纪50- 90年代台湾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在台湾作一个畅销作家并不难，但从事真正的纯文学创作而作品畅销的作家却极少，琦君就是这极少数作家中的一位。她的散文创作最注重接近普通人的心灵，数十年如一日，诠释着平凡人生。内容平静，简约的疏淡之美，是其创作主要风格。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从1954年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出版开始，陆续出版小说《菁姐》、散文《烟愁》《三更有梦书当忱》《桂花雨》等，先后获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创作奖、台湾中山学术基金会文艺创作奖、台湾儿童读物金鼎奖，有14篇散文作为范文选入台湾中学语文教本中。1992年，琦君的《翡翠的心》、《琦君散文集文选》由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全国发行，1994年《琦君散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全国发行。2001年中篇小说《橘子红》，由大陆导演李少红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播出后轰动海峡两岸，她的小说《桔子红了》也成了畅销书。

二、琦君文学特点

琦君的文學作品的代表作，都是写故乡温州的瞿溪生活。也可以说，琦君的文学创作的一生，是写故乡的一生，宣传故乡文化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像树木花草一样，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这样可见，故乡、童年、师友，成了琦君文学创作的生命之根。

琦君對故乡有着梦萦魂牵的乡愁，对亲人有着缠绵细腻的思念，对生灵有着大悲悯的情怀，对花草树木有着温馨的惆怅。琦君是一位从人生坎坷与磨难中走出来的大慈大悲的作家。她就是将人生苦难深深地隐涵在淡淡的烟雨背后，表现出一种温暖、光明、慈爱的情感世界。乡愁、博爱、悲悯构成了她的全部作品的主题。特别是清雅淡泊的文字，表述情感深醇的乡愁文学，蕴含着寄寓乡愁，超越乡愁的高迈精神意境，更是人类文化情感的一部分。

琦君少年时代在古镇瞿溪度过，到台湾以后，因怀念故乡，在她很多的散文作品里，凭儿时记忆，描写许多魂牵梦绕的故乡事、故乡人，其中包含着瓯越文化内涵的民情风俗。在琦君的游记中：《故乡的江心寺》、《忆中苏州》、《西湖忆旧》、《何时归看浙江潮》等篇章，不仅仅是着力于景色的描写，更是怀着那份深切的乡愁，而牵动了台湾同胞思乡的心，激发了世界各地炎黄子孙思乡爱国心。

古人说：“礼失求诸于野”。在琦君文学作品中，使我们从中感受到许多已经消失的文化风景，她的乡愁是淡淡的哀伤中的乡愁，这乡愁是美丽的乡愁，整个乡愁弥漫着淡淡的烟波，宁静而悠远，这是她的生命在体验着地域文化的关系。

三、琦君文化价值

琦君文学具有瓯越地域文化性、中国文化乡愁性、人类文化情感性等三重性，足足影响了台湾三代人，这也是琦君作品能在台湾现代文坛立足、扎根的重要原因。

琦君文学瓯越地域的文化性，最值得作为琦君故乡人的我们去研究传承。琦君怀乡文学作品的取材，主要来源于她少年时代的故乡浙江温州瞿溪。特别是体现节日文化所表现生命时间符号的春节、祭祖、端午、除夕等习俗，都蕴含这温州人深层次的生息文化心理和地域人文文化价值。读琦君的文学作品，使人自然会想从她的文学作品里寻找瓯越文化基因的奥秘。一个对瓯海文化有所了解的人，读琦君作品就会感到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文化穿透力与亲和力。有人说文学作品越是民族性，就是越有世界性。琦君文学作品正是以瓯越文化的“民族性”，所达到“世界性”的大众审美共向效应。

中国文化乡愁性是琦君文化的另一个价值。琦君作品渗透的乡愁文化情感，有着中国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意识的深刻烙印，散发出中国诗情惆怅的淡淡哀伤。琦君文化作品不仅仅表达了她本人的一种深沉的乡愁情感，而且表达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她那一辈子人的文化乡愁。这一种整整半个世纪的乡愁，是几代人的乡愁，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上苦恋生命之根的乡愁，是整整半个世纪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共同的乡愁。琦君文学作品所表述的中国民俗文化与中国文化内涵，受到了广大大陆读者的接纳，填补了他们正需要寻找的精神空间。特别是《橘子红了》等作品，在大陆掀起了阅读琦君作品的高潮。除了乡愁，作品中体现的母爱、人性、人情等等，具有人类情感永恒主题的共性，从而使琦君的文学作品因此引起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人类文化情感性。人类作为使用符号和具有丰富情感的动物，情感审美构成了人类的共性。琦君的文学所表现的人性美，跟中国儒家伦理有着内在的联系，海外著名文论家夏志清称：“琦君的散文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同一传统，但她的成就，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我真为中国当代文学感到骄傲。我想琦君的好多篇散文，是应该传世的”，这就是琦君的人文作品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在于她的文学作品具有的感情的丰实性、人性的深厚性、人伦的蕴意性，特别是文化心灵上的乡愁，更是具有世界人类社会的人性普遍意义。

琦君文学的三重性告诉我们，琦君不仅是世界的，是中国的，是温州的，更是我们瓯海的。研究、传承、弘扬琦君文化，不仅是历史责任，更是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需要。琦君文化是瓯海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文化资源，对于增加瓯海人文底蕴，建设瓯海文化品牌，提升瓯海地域人文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4.传承文化有什么意义 篇四

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对国家的意义。千百年来的延续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时间魄力，而南北东西的丰满则是其空间力量的最好见证。值得一提的还有享誉全球的研究孔学——红学文化热潮，中华传统文化逐渐走进世界舞台。在治国理念方面，文化典籍中包含的治国治民思想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重德行、贵礼仪，在世界上素来享有盛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形成和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载，内容博大而精深。优秀的民族文化既是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又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

传统文化具有的特征

1、精神性：

这是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所谓精神性是指文化必须是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关的，与人类精神活动无关的物质就不能称之为文化，如山河湖泊、天体运行就不属于文化范畴。

2、社会性：

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它是人与人之间按一定的规律结成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与人在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共同认识、共同生产、互相评价、互相承认中产生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文化。

3、集合性：

是指文化必须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人共同的精神活动、精神行为或它们的物化产品。它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任何个人都无法构成文化。

4、独特性：

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组织或一个群体的基本因素。这些民族、组织、群体的差异性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因此文化带有独特性，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文化存在于两个民族或组织和群体中。

5、一致性：

这是指在一个民族、一个组织或一个群体中，文化有着相对一致的内容，即共同的精神活动、精神性行为和共同的精神物化产品。这种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相对一致性是构成一种文化的基础。正是有了这种一致性，各种文化才有了他们各自的内涵。

跨文化交际的意义

1、发展共感，消除文化中心主义。共感就是设身处地地体味他人的苦乐和际遇，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不同文化归属的人之所以不容易沟通，往往是由于对具体文化现象的理解不同。在跨文化沟通中，如果缺乏共感，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他人的价值观，缺乏共同的背景。

2、发展双向沟通，沟通是一个循环的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信息发出者、接受者和信息本身。沟通实际上就是信息的编码、解码和诊释的过程。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诊释从另一种文化中传来的信息时总是按自己的文化背景加以理解，从而导致对对方信息理解的不准确，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3、进行跨文化培训，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培训也是发展有效跨文化沟通的一项基本手段。当前我国跨国经营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偏重对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发展有效跨文化沟通的一项基本手段。

5.中国元宵节的作文 篇五

中午放学回家，我本以为爸爸和妈妈都没在家，谁知道他们正在等着我呢，说是领着我出去玩，这可是我最渴望的了，因为平日里，爸爸和妈妈都很忙，有的时候星期天都不休息，难得这次他们都休息，所以我们全家出动，去杏花公园了。

刚一进大门，就看到很多人在放风筝，我们也买了一个大风筝，今天风很大，一会儿就放上去了。风筝在空中自由飞翔，突然从南边飞来一群鸽子，有白的、紫的多可爱。爸爸说：“我们去喂鸽子”。我和妈妈赶紧把风筝收下来。

哇!鸽子还真不少，它们还有漂亮的房子。很多小朋友都在喂小鸽子。我也买了一袋玉米，我蹬下来把玉米放在手心，可鸽子一个也不敢上前吃，我把玉米撒在地上，一群鸽子都来抢，嘴里不停的叫“咕咕咕”真好玩。

6.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习俗 篇六

元宵节传统食俗为吃元宵，意味团圆、吉祥，意在祝福全家团圆和睦，在新的一年中康乐幸福。不管南方北方，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都要合家团聚吃元宵。“元宵”这种食品名称，出现于宋末元初，是因为人们习惯在上元节之夜吃它的缘故。元宵又叫“圆宵”、“圆子”，南方常叫“汤圆”、“水圆”，宋人因见其煮熟后浮于水中，称之为“浮圆子”。南宋周必大《平国续稿》记云：“元宵煮浮圆子，前辈似未曾赋比……”《岁时杂记》曰：“煮糯为丸，糖为噪，谓之圆子。”其制法是以各色果饵和蜜糖为馅，用糯米粉团包裹起来搓成圆球，置水中煮熟而食。圆子与耍狮、舞龙的球一样是月亮的象征物，食圆子含有祭月、赏月的意味。同时，元宵圆子跟中秋之月饼一样，含有家人团圆的意味。周必大《元宵浮圆子》诗云：“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19，袁世凯因元宵与“袁消”谐音。似于己不利，便下令改元宵为“汤圆”，沿用至今。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下在烧沸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卢氏杂说》里的“油炸追子”其实就是一种油炸元宵。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不少人甚至开始了中西结合吃法，比如巧克力就已成为元宵馅之一。

元宵节传统习俗活动

唐朝灯会中还出现了杂耍技艺，宋代开始有灯谜，明朝又增加了戏曲表演。其中灯谜经过历代发展创造，妙意横生，生动活泼，饶有风趣，直到今天仍然十分盛行。所谓灯谜就是将谜语贴在灯上，让人一面赏灯，一面猜谜。谜底多着眼于文字意义，如一个字，一句诗，一个物或一个名称。由于灯谜都难以猜中，如同老虎难以被射中一样，所以也称为“灯虎”(也叫文虎)。灯谜是我国独创的语言艺术，春秋时代就有将接近辽回且掩饰的句子做成“隐语”，到汉魏时才开始称为“谜”。汉武帝时东方朔就善隐语，曾与武帝宠臣郭舍人说隐语于武帝前，深得武帝信任。南末后才有人将谜语写在灯上，在上元节让人猜灯谜。也有人引用猜谜有所谓“射覆”的方法，称之为“射”灯谜。自此以后，每逢元宵节，全国各地都举行灯谜活动。

元宵节传统美食

1、汤圆

元宵节，南方人吃汤圆，主要祈求全家团团圆圆。做汤圆所用的糯米性平、味甘、补虚调血、健脾开胃、益气止泻，有暖中、生津和润燥的功能。再者各类汤圆常规馅主要以果料和干果为主，包括芝麻、核桃、花生，再加上植物油，营养价值就“更上层楼”。水煮汤圆是最简单的做法，其实也是最健康的吃法。

2、元宵

元宵节，北方人要吃元宵。说到元宵，不少人以为汤圆就是元宵。其实元宵和汤圆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是两种东西。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做汤圆相对简单，一般是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成皮，然后将馅“包”好即成。而元宵在制作上要繁琐得多：首先需将面和好，把凝固的馅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后，再扔进盛满糯米面的笸箩内滚，一边滚一边洒水，直到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成。

3、生菜

广东人过元宵节时喜欢“偷”摘生菜，拌以糕饼煮食，据说这种食品代表吉祥。广东人的性格平和实在，对节庆也最图一个好意头，平时最常用于新店开业等节庆场合的生菜，也是元宵节必备的节庆用品。经常成为南方饭桌上常见蔬菜的生菜，名字就和“生财”谐音，因此也被看做是象征富贵吉祥的喜庆之物。

4、元宵茶

7.中国元宵节传承意义 篇七

在当今国际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如何在规划中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土传统民居优秀的特色, 并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设计体现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显得特别重要。做为一个环境艺术的学习和研究者, 在本土传统民居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显得日渐式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 深感有责任就此课题进行探讨。

2、闽南红砖传统民居的解读

单德启在他的《人与环境——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文中, 用英文中的“本土的” (vernacular) , “传统住宅” (traditional rcsidcnce) ,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archetecture withou archtect) , 对“传统乡土民居”的含义进行阐释。现仅以笔者当下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南民居为例, 就其内部空间形态、外观特征、色彩特征、装饰符号、文化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从中探讨其对于今天的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性。闽南红砖民居通常指的是用本地特制的红砖结合本地石材和工艺、融合了中原文化及闽南海洋文化的精神而建造的“詹”。“詹”是闽南方言, 就是通常所说的“房屋”。

1.1、闽南红砖民居的空间构成形式

闽南红砖民居一般为单层, 其布局以中轴线分布, 呈“向心围合式”。左右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正中间有天井, 中设厅堂, 一般摆放祖宗神位, 前设石煌, 两边为厢房, 左为大。在闽南方言里, 几进一般也称作“几落”, 如“三落大膺”的说法, 指的即是三进的大詹。

1.2、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分析

1.2.1 主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以红色为主色调。究其心理及传统因素, 红色是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色彩, 红色在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中, 象征喜庆、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闽南红”呈现的便是一种带有喜庆的红色, 它代表了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乐观向上, 奋发图强的生活态度, 使闽南人对传统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和朝气的红色情有独钟, 并将红色作为建筑主色调延用至今。

1.2.2 辅色调

闽南红砖民居中的白石、青石、原木色及饰作的辅助色, 与砖红主色调相辅相成。可以说, 闽南红砖民居的色彩搭配无论从建筑本身, 还是置于自然的大环境中, 都显得既端庄典雅又活泼灵动。

总之, 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 那一栋栋具有典型的闽南特色的红砖民居, 犹如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中一枚枚朱砂色的印鉴, 它与环境显得统一而又有变化。

1.2.3 闽南红砖民居的装饰符号

闽南红砖民居不仅远观起来赏心悦目, 近看局部装饰的符号设计亦别具一格。

a.装饰符号的位置:屋脊、墙面、悬梁、柱子、门窗、斗拱等;b.装饰符号的制作方式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剪贴、拼凑等;c.装饰符号的题材:吉祥纹样、神话教化、诗词楹联等。这些装饰符号的灵活运用结合民居建筑的材料与工艺, 使之无不充分显示营造者的匠心和艺术造诣及文化品位, 亦成就了闽南民居独特的魅力。

1.2.4 闽南红砖民居的文化

闽南上承古闽越的积淀, 下启汉族及西域的交流, 再融合东南亚、伊斯兰和西方建筑的影响, 在文化面貌上呈多元化的状态。今天, 闽南传统红砖民居独特的外观是在闽南地域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形成的, 她受多元文化的影响, 在造型式样上处处以装饰视觉元素体现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传统民居传承之意义

2.1、传统民居传承之重要性

弗·赖特曾说:“唯一真正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由此可见, 其对于本土建筑文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传统民居是本民族人民智慧浓缩的结晶, 它必然有着我们能够“古为今用”的有益成份。但是,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 今天现代化的民居建筑的大量涌现及外来文化的冲击, 各地的民居逐步被所谓异彩纷呈的各色建筑、貌似多元的审美追求的建筑所代替。这表面看是“现代化”的体现, 但也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缺失, 亦反映出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从另一个侧面看何尝不是现代对传统的蚕食与否定, 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让位?如果说房子塌了, 可以重建, 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垮了, 要重铸又谈何容易?建筑是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主要的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可以说亦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 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 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重要体现, 也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

2.2、传统民居传承之紧迫性

2.2.1 外来因素导致传统民居加速消逝

当今, 大量优秀的传统民居, 正由干经济加速度增长、生活习俗的变革而快速消失。所以, 民居的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早在建国初期, 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就曾为了老北京的旧城保护问题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他们的方案是保留老城, 将现代化的建设计划移到旁边的城市去;保留城墙, 并在上面做出一些景观、休闲娱乐区域, 这样人们可以边饮茶, 边徜徉在古城墙上, 看老北京、看众生相, 试想那是何等的享受!当梁氏夫妇看到古城墙被拆时, 不禁痛哭涕零道:“每拆一块砖, 都是在剥我的皮啊!”据说苏州郊区著名的水乡一一周庄之所以今天能够留存下来, 也多亏已故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当时四处呼吁奔走, 今天才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内。

2.2.2、内在因素造成传统民居传承的紧迫性

古民居本身因年代久远及建筑材料的限制, 导致古民居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刻不容缓。我国古民居多为砖、土、木结构, 因年代久远、风吹日晒, 老化程度加剧及资金匾乏, 更加深了这种紧迫性的程度。

3、结语

8.中国元宵节传承意义 篇八

关键词：服饰民俗；文化符号；广西龙胜；红瑶妇女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125-06

服饰具有文化符号的功能。穿什么衣服或不穿，怎么穿，都标注服饰后面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传统社会里，大多数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她们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具体而形象地记载本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服饰文化符号所包含和反映的信息与语言文字符号一样，对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服饰文化符号具有多重社会意义及其表现，剖析其中积淀的、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无文字社会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红瑶是瑶族一个较小的支系，大多居住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及泗水乡一带的山区里，他们长期与周围的壮汉苗等民族接触，但并未因此而被同化，较强的族群意识使其依然保存了十分典型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尤以颇具特色的服饰而著称。红瑶对自己的服饰有特别的文化内涵规定，从而维护本族群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本文从本民族人对服饰的态度和看法，在具体的情境和过程中动态地理解服饰作为物化的象征符号的重要意义。

一、红瑶妇女服饰特色

在我国西南地区，各区域人群在体质上差异不明显，人们常创造特别的服饰和发饰显示自己的特征[1]。族称往往根据头饰或衣饰特色而定，“红瑶”因其妇女喜欢穿靓丽的红色上衣而得名，并以穿裙和盘发等特点一起成为该族群重要的形象特征和外在标识。在此，我们先介绍红瑶妇女的衣饰和发式民俗特色。

（一）红瑶衣饰民俗

红瑶女性的上衣有4种，即饰衣、花衣、便衣和夹衣。便衣以青色为主，也有蓝色和白色，多在夏季和劳动时穿。夹衣为老人服。在此，我们主要介绍作为民族符号标识的前二者。

饰衣，是红瑶妇女珍贵的服饰之一，无领对襟，长至脐下，由棉纱和蚕丝织成，质料厚实，用当地木制织布机织就。制作时用棉线为纬线，用蚕丝染红为经线织成。整衣以大红为主调，玫红、绿、紫、黄、蓝各色相间搭配，成若干四方形的大花，花内布有龙凤、勾头鸟、八角花、桐油花等各种小几何图案，使得整件衣服鲜艳夺目，只在两袖下方的小袖分别缝接一块长30公分、宽13公分的黑布。袖口、襟边滚白花边，衣尾缀3行锡制小梅花。

花衣乃红瑶服饰中的珍品，其裁剪样式同饰衣，所不同的是以青粗布为底，用红、绿、黄、白、紫等色丝线在前胸和后背挑绣出繁多而别致的花纹图案，正如《岭外代答》记载龙胜瑶族“妇人椎髻，上衫下裙，斑斓勃窣，为其上衣斑纹极细，俗所尚也”。其中的花纹图形由几种线条构成三角形、方形、菱形、齿形，红瑶妇女手艺精巧，以各色线条构成动植物形象。其花纹图案虽多，但布局十分协调，颜色搭配得当，色彩鲜艳，图像生动。

红瑶裙子有青裙与花裙之分。青裙以青布制，平时穿用，易缝制。花裙分上中下3节，制作过程繁杂，上节纯青，中节有蜡绘靛染镂花，下摆用红、绿相间的12小块丝绸缝制，裙脚滚花边。裙子褶纹上细下粗，下半截拧成120行细褶，上截之褶为下褶2倍，细密工整。如此工艺使得裙身极富伸缩性，方便穿着。青裙、花裙裙头束带，裙后面系长8寸垂带，当地人称之为“东把”。东把制作精细，在细白布上用丝线绣出极细的花纹图案，因个人年龄兴趣差异，花纹各不相同。

彩色腰带是每套衣饰必不可缺的，不论穿盛装还是便装都需系上。腰带以红色为主，长九尺，宽2至3寸，其中纹路为直粗线条，纹样丰富，每个不同的纹样都有几种不同的格花，间以绿、白等丝线调色，色彩多样和谐。两端编结蜂窝眼，排纱，花须是腰带最出彩之处，用七彩丝线手工编织成，长1尺2寸，在穿着时，散开的带尾左右摇摆。

红瑶衣饰的制作技艺十分复杂，这一过程融合了织花、挑花、蜡染等工艺。红瑶织花花纹以几何图案为主，图样构思巧妙，线条粗细刚柔相宜。红瑶女从小就学针绣，当地流传有“七岁八岁弄泥巴，九岁十岁学绣花，十七十八抱娃娃”的歌谣[2]。挑花是红瑶女子重要的生活技能，当地有正月初一“抢喝新水”的习俗，年轻女孩要赶在他人之前带上3支缠有红纸的香、水瓢、鞭炮到井边；插香，祈祷：“水井公、水井奶，给我喝口新年水，教我乖、教我巧，教我会挑大虫爪（老虎爪，后文详述）。”连说3次，接着喝一口井水，随后放鞭炮，提起新年的第一桶井水回家作油茶汤，全家喝油茶。据说这样做，姑娘便会心灵手巧，绣花又快又好[3]118。红瑶女子的挑花既不需在布上画样，也不要摹本，凭记忆依布纹上的经纬“数布眼”构思，各种花的安排按线路布眼从衣领往外推算，用白线缝上记号，分行定位，再下来就用绿线先勾绣图案框架，而后用各色丝线填充，花纹极细，斑斓多姿。

红瑶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服装有深厚的爱好，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制作。织一件饰衣，整日做也要半个月的时间；绣一件花衣，放下其他事情，整日做需要三四个月之久，若用工余时间做，至少要3年。由于做的时间拉得过长，为了保护花的鲜艳美观，每绣好一个图案都要用一块小布盖上缝好，以免弄脏，待整块绣布完成后才将小布拆开，将衣料缝制成衣。尽管制作瑶衣的过程看起来十分辛苦，但她们乐此不疲，不仅充分利用农闲时间，甚至在上山劳动或外出走亲戚时也把针线带在身边，见缝插针。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晴天在屋外，雨天在火塘边，或织饰衣或打腰带，边绣边聊，闲适舒畅。饰衣和花衣制作很费时间，所以特别珍贵，也以此为自豪。尽管人们平时可能并不穿着饰衣、花衣这样华丽的服装，但在节日和其他重大场合，如婚嫁或者办酒席、走亲访友时，红瑶妇女们一定将之穿戴起。这说明服饰对于红瑶民族而言，具有独到的文化价值和仪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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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瑶发饰民俗

除了耀眼的红色衣饰，红瑶女子的长发是她们又一突出标志。瑶族喜蓄长发，在《桂海虞衡志·蛮志》中就有“男女蓄发，盘结头顶，名为‘椎髻’”的记载，《广西龙胜厅志》中亦有：“狗头瑶衣带皆锦，耳挂银环，顶前作髻，女未嫁者发结双辫”的说法，

① ①（清）周诚之编撰，广西龙胜厅志，道光丙午刊，好古堂版本，1987年第33页。与瑶族其他支系不同，红瑶用以缠绕的并非他物，而是自身的长发。红瑶祖传认为头发是人的气血所化，因而极为珍视，不得随便剪下。旧俗，红瑶女孩从出生到3岁，才由寨上的老人给她们把头发剃光；待到16岁成年，与人订婚，17岁出嫁前剪一次，从此后把头发留到老。她们将剪下的头发扎成一捆，平时梳洗头发时掉下的头发捡起来捆成一把。红瑶人认为盘发缠得越大越好看，为尽量使头发盘得丰盈美丽，就把自己以前的两把衬发与现有的头发一起扎成硕大的发髻，或用长发缠绕成厚厚的盆形。

红瑶人极为重视头发的养护。与留长发的习俗一样，红瑶妇女世世代代用特制的淘米水来洗头发，一直延传至今。具体做法为：每天做饭时，将淘米水用坛子收集起来放灶边，生火做饭时淘米水就会被烧开，就这样在烧了又冷却，冷了又烧开的过程中，几天后就会发酵变酸，产生一种特有的滋润养发成分。用淘米水洗出来的头发光滑、柔软、不开岔，很少掉发，还能有效防止白发。

其实，近代以前，很多少数民族妇女都有留长发的习俗。据清代地方志记载：“蛮女发密而黑，好绾大髻，多前向，亦有横如卷轴者，有叠作三盘者。有双髻者未嫁女也，嫁者一髻，上扎大梳……髻上或覆布或花布或笠。”境内的苗人“妇女头髻挽于额前，耳戴大银圈”① ①（清）周诚之编撰，广西龙胜厅志，道光丙午刊，好古堂版本，1987年第41-45页。。前人调查，民国时期当地的壮家女子留长发还很普遍[4]124，近十几年，我常到距离龙胜县周边地区做调查，那儿的苗族、侗族妇女同样保存着蓄长发习俗，梳成与红瑶妇女相同的发式，而且也同样是用淘米水洗头发，使头发又黑又亮。可见，这种习俗不是红瑶独有的。但是苗侗妇女留长发，只要够多能盘起就好，可以掺入假发，自身头发的长短并不讲究，相较之下，红瑶妇女们仍坚持留着又长又多的头发，并对盘发养发之事没有丝毫马虎。在龙胜县，当地的壮族没有很强烈的蓄长发的愿望，她们常把剪下的长发卖给附近的红瑶妇女。相比于其他民族，瑶族因为自我文化认同，特别是对传统情有独钟，通过老人的提醒和监督，固守传统，从而使长发成为了瑶族逐渐鲜明的民族特征。

除了服装和发式上的特色，红瑶女子还保留有戴大耳环的传统，这与红衣、长发一起，将她们与周边的壮、汉族群明显的区分开来。一位70余岁的妇女说，在瑶寨，留长发就要戴上大耳环，否则就不好看。红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女孩子在七八岁时开始扎耳洞，到了10多岁的时候开始戴耳环。开始的时候戴比较细小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耳环也逐渐变大变重，直到结婚时戴上那种红瑶妇女普遍佩戴的银耳环，此后不会摘下，他们认为这样才好看有福气。这种耳环样式简单，为实心银质的圆环，没有任何的花纹，却重量不轻，环直径小者六七厘米，大者七八厘米，每只大约有3040克重，耳圈粗达2厘米，比我们常见的要粗大几倍。因自小就戴，把耳洞垂拉得超乎寻常的大，30岁以上的红瑶妇女耳垂上的耳洞都大到可以伸进一根手指头。据说戴银耳环，可以明目，难怪红瑶老妇都能挑花刺绣。

二、 红瑶妇女服饰文化意义

从前文我们可知红瑶服饰作为“符号”指代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下文我们要讨论红瑶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透射出潜在的族群意识、历史记忆与强烈的审美文化等多重意义。

（一）族群意识的表达

王明珂先生发现，不同族群依据所穿的衣裳所表达的“身体”符号来彰显本族群之认同，和与外人的区别。同时，包括汉人在内的外人或以服饰，或以发式来识别和区别他们，并为之命名。他指出：“人类的族群区分常以身体符号来表达。在体质无明显差异的人群间，人们常以文化来创造、改变身体特征，如文身、拔牙、穿鼻与拉大耳垂等等，更普遍的是以服饰、发饰作为身体的延伸，以表达族群认同及与他族群间的区分。”[1]1-8

红瑶的族称是外界根据红瑶妇女喜穿红衣而命名的。对此，她们自己这么解释：“红是兴旺快乐又好看的颜色，穿起来很显眼，所以我们喜欢多用大红色。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服装，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5]对她们而言，穿红衣不仅是为了好看，也是一种“语言”，时时都在相互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我们是同一民族的人，并因此而强调民族的凝聚性和认同感。

红瑶的饰衣前面上部胸口部位及其背部，用白线勾勒出大约7厘米见方的图案，据说这是“瑶王印”的象征。这种图案在有了它，无论走到了哪里，红瑶之间都可以相互共认，亲密无间，同时又可以得到瑶王的护佑，安居乐业。

服饰是族群身份的象征，因而对传统服饰的维护，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他们的自我意识。红瑶人口不多，由于历史上几经迁徙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经历，他们的族群意识明显较其他民族更强，而表现在服饰上，也是极力维护和延续自己的民族传统服饰。民国时期，汉族官僚认为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是愚蠢落后的表现，因而不顾少数民族人民意愿和文化特点，企图以行政命令强迫他们放弃“陈规陋习”[4]125。如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龙胜县建立“五种联合改良策进会”，拟定“改正各种异服”“整顿风俗习惯”等条例并强制执行。民国5年（1916年）龙胜县政府成立“风俗改良会”，勒令红瑶易俗改装。再后来，民国12年（1923年），龙胜知县黄祖瑜颁《喧告》，强迫少数民族改装，派员下巡，如遇妇女穿裙子的，用线钩挂破。引起少数民族不满[6]116。红瑶民众编的山歌体现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忆：“民国世界乱纷纷，孟山通汉有几多？喊讲定要改装发，若凡不改又套人。”② ②被访谈人：潘益福，78岁，广西龙胜县和平乡小寨人。访谈时间：2006年12月20日。在这样的情势下，县境内壮苗等少数民族纷纷改装，“苗族民国期间，男多剃发，改穿唐便装；女渐改裙为裤，改穿有领斜襟布扣便衣”[6]100。 他们虽心有不甘，却也逐渐接受了改装的现实，周边壮族女子收藏起原来绣有各色花纹的长裙，改穿绣栏干花纹的宽脚裤。红瑶则顽强抵制，保持了女人着裙的传统。当地人描述说：“过去在国民党的时候，你看哪个要是穿裤子，人家笑死你去，讲你像个什么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背了祖宗了，我们祖宗要穿裙，你都不穿。”穿裙成为了族群认同的标准和符号，不可由个人喜好随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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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各个阶段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男性因为与汉人接触多，外出机会多，为了避免歧视和被视为异类而逐渐汉化，服饰的族群符号特征渐渐转移到妇女服饰上来，即女性服饰成为了族群认同的标志。自1930年代以来，红瑶男子上衣已与汉装便服完全相同。裤子与汉装便服相似，唯一特点是裤腿格外肥大，便于下田劳动。

（二）历史记忆的物化

民族服饰文化符号具有多重功能，它不仅是族群区分的符号，而且在族群内部，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灵魂深处的精神信仰与历史记忆，以特殊的方式记载着无文字民族的历史，它是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

红瑶花衣是节庆等重大场合穿的衣服，每件花衣必绣的图案有着特别的故事。红瑶花衣的衣背下方挑绣的一对老虎爪，很像方形的官印，有特定的意义，传说由皇帝赐给，象征着玉玺。红瑶妇女说，挑花衣其他花可多可少，唯有老虎爪花不能缺。这里面有一段神奇而意义深远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皇帝上山打猎，骏马跑得太快，行不多久，即将其随从甩得老远，独自跑入深山密林里，遇到一只猛虎，皇帝搭箭射虎不中，生死关头，一位路过的瑶姑将虎射倒，皇帝得以脱险。为了感谢瑶姑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老虎的双爪，沾上虎血盖在瑶妹的衣服背后，并说就以虎爪印做玉玺，今后凡有虎爪印的人，见皇帝不必下跪。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红瑶妇女的花衣背部都绣有一对老虎爪花，世代流传[2]113114。这种生动的物化记忆，虽然不一定符合历史真相，但是却有效的表达了红瑶对于自己历史的想像。

瑶族大部分视盘瓠为祖先，盘瓠信仰渗透于瑶族社会生活中，红瑶服饰上也有刺绣图案描述盘王保护瑶族先祖渡海迁徙的故事等，更为鲜明的标志就是“犬尾饰”——花腰带。红瑶女人很喜欢自己编制的花腰带，腰带穿戴时在腰后打花结，花须有层次垂摆，走起路来裙尾、东把和腰带随着身体摆动，摇曳多姿。红瑶腰带不仅起装饰作用，更有其特殊的来历，老人们说它象征狗尾。瑶族流传有盘瓠神话以解释本族群的起源，各支系人民又根据自己的风物、文化理性创造出与本地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新的神话传说，红瑶流传这样的异文传说：皇帝的三公主与狗王婚配生养出盘瑶；过后狗王外出被杀身亡，三公主只得改嫁，红瑶就是盘瑶母亲与继父生的后代。所以，红瑶与盘瑶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关系，为了纪念共同的祖先，盘瑶祭头，红瑶祭尾。过去，龙胜盘瑶“女子头戴贴蜡的独角或双角帽”，当地人称之为“戴角”[6]98① ①另据当地人传说，盘瑶送亲、拜老庚时都要戴“角”，死后下葬时还是要戴上，所以他们的棺材要加长3寸才能使用。；作为“后爷的仔”，红瑶则系垂坠长穗的腰带以“纪念那个尾巴”，即“犬尾饰”。戴平认为这属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图腾同体化现象，即“以图腾崇拜的动物皮毛制作衣服，或以羽毛、树叶等装扮成图腾姿态，或以布料和其他材料制成图腾形状的头饰和鞋帽等，或在服饰中绘绣某种图腾的图案，以象征图腾动物的形状”[7]。他们穿戴上这样的服饰，一是为了铭记祖先；二是相信子孙会得到盘瓠的保佑。与此同时，这些服饰符号的存在也在不断强化他们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

（三）审美风格的体现

前文说到，红瑶妇女喜欢挑花刺绣，不仅因为花衣图案多姿多彩，而且内涵丰富：有的寓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的寓意吉祥幸福如意，还有象征长生不老，或展翅高飞等。这些都体现了红瑶社会审美内涵。

红瑶人对于服饰审美有自己的标准。他们在婚宴上传唱的《小兰梅》，训导新嫁娘今后穿衣套裙要合规矩，要完整统一美观，否则会遭受大家的耻笑。红瑶村寨里即使再漂亮的姑娘，也不敢违背这一传统习俗。另外，红瑶喜欢穿裙，认为女人穿裤子是最不漂亮的了。至今一些老妇人还一直穿着百褶筒裙，说她们穿惯了，换穿裤子怕被人笑话。红瑶喜欢戴粗耳环，常常可以发现一些老妇人的耳朵被这颇有分量的耳环下坠的力量所撕裂。有些老妇人的耳垂由于多年的垂坠已不堪重负，得用细绳穿引耳环挂在耳朵上，丝毫感觉不到肉体上的痛苦。她们说以前兴这么做，改不掉，哪个不戴，也是很丑陋的。解放后，在外求学、工作的女子顺应外界文化改着汉装，而寨里妇女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仍就继续穿她们的红瑶服装，因为这是难以控制的事情。① ①被访谈人：潘继荣，广西龙胜县和平乡黄洛村人。访谈时间：2006年6月7日。

红瑶女子的长发除了前文所说的是民族形象的重要标识之外，还有其深厚的文化寓意。红瑶人赋予长发特别的象征意义有三：其一，财富寓意。他们认为头发并不单纯是自己身上的东西，里头藏着自己的“财气”，女子头发越长越能干，盘起的长发越多越大则意味着家庭富裕。红瑶人有一个习俗，即建造新房子安梁木时，除了“上梁大吉”“紫薇高照”这些常见的美好祝辞，钉上的红梁布还一定有“长发吉祥”这一条，寓意为长长久久，把今后的平安、幸福寄托在上面。反过来说，头发长而厚的人通常家里钱财不缺，饮食营养丰富，本人身体健康。其二，审美的评判尺度。红瑶女子非常重视盘头，以此为美，有当地山歌这样唱道：“妹在后门洗个脸，后门洗脸手拿盆。心想梳个盘龙髻，头发不长梳不成。”意思是说，妇女做了妈妈后想梳起盘龙髻，但头发不够长，梳不起，实在是“羞惭人”了，所以那些由于遗传因素或是自身营养不良没能备有两把衬发的红瑶女子便不惜金钱，想方设法向他人购买，尽可能将头发盘得硕大丰厚，以彰显自己的美丽形象。其三，尊严与生命的象征。旧时，未嫁女的头发不随意示人，更不准男子乱碰，要是违反规定，女方家人可直闯男方家里杀鸡宰羊来吃。再者，夫妇俩吵嘴、打架，再怎么气愤都不能抓扯妻子的头发，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做丈夫的再有道理，妻子都会不由分说地离去，宣告夫妻关系的破裂。这在外人看来似乎小题大做，但在红瑶人生活中非同小可。按照红瑶风俗，若是女人犯了小过错，还能教育一番；但是作风不正派，情节严重，就会被扯落盘头，之后必定不能继续待在夫家，这是对妇女最严厉的惩罚。古时人们视头发为生命的组成部分，一生都不敢毁伤，因此给罪犯剃光头发或是剃去一部分头发，都是十分残酷的刑罚[8]，红瑶也有这样的讲究，早两年曾经发生过一桩关于头发的壮瑶纠纷：在龙脊景区的黄洛瑶寨妇女到平安壮寨停车场兜售工艺品，一壮族妇女与一瑶族妇女发生争执推搡，壮嫂扯下瑶嫂的盘头，这一举动激怒了瑶嫂，她立即给了壮嫂狠狠一耳光，民警质问为何动手打人，瑶嫂回答说对方扯自己头发，怎能不打？民警问其依据，倒被瑶嫂反问：“政法部门抓犯人判刑后为什么要剃光他的头发？现在扯我的头发就是剃我的头，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可见红瑶民族的长发价值观：妇女的长发是生命的象征，也是本人脸面的替代，长发被拉扯是莫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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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身份的标识

红瑶女性的发式还是家庭身份的标识。其发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螺蛳髻；二是盘龙髻。两种发式的梳法是，先把头发从后脑向前梳拢，用其中的一缕头发，把所有的头发都扎在一起，扎好后，顺着头型由前向后缠绕。

未婚的青年女子盘螺蛳髻，将头发一圈一圈的挽上去，交叉盘桓，挽髻于后脑，然后用一块方形的头帕将头发严实地包拢起来，头帕为1尺3寸径方黑布，四角和正中心绣有拇指大的方形印，以“工”或“弓”字图案构成，四周用红、绿线滚边，包时一角压于前额，左右两角在两耳处向上翻翘，头发完全包住。红瑶人认为，女孩的头发就如其身体，不能轻易让外人看见，尤其是男人。已婚妇女则梳盘龙髻，也称“乌龙盘发”，将长发交替盘绕，然后在额前扭出一个圆形的发髻，即当地人说的“揪出一个坨坨”，梳好之后上插木梳固定，再用头帕包起。包头时一角压于前额圆形发髻之上，左右两角向前在额头上打结，压紧额前的一角，后襟角向后折一小褶，露菱角而不露发髻。育有儿女的不再包住发髻，可以骄傲地显示自己是做了母亲的有身份的人，会极力把头发盘得丰硕美观。这样的区分方法，不单是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标示，也便于瑶族社会谈情说爱的场合懂得哪个小姑娘处于待嫁状态，从而成为未婚男子的婚恋对象。

三、余论：族群意识与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

综览前文，可见红瑶人对自己的传统装束不仅仅是“喜爱”而已，族群内部还有规则约束着人们的着装行为。服饰体现出民族自我意识，是民族尊严的象征。有人指出，一个民族的服装和头饰，一旦为该族人民作为民族尊严的标志，对这个民族在自识性，向心性，内聚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9]。

族群意识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族群意识越强的民族，其传统文化得到更为完好地延续。对于红瑶民族服饰的保持，他们民族内部这样表述：“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一辈一辈地传下去。”当地有人评说：“他们这个民族单独住在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就是思想相当封建，所以她们的民族服装基本上能够保持原始的式样，从解放前一直穿到20年前；她们的长发，出嫁前后的头发不同，包的头巾也有她们的板路（讲究）；还有她们那个耳环都要搞那么大的。”① ①被访谈人：廖瑞华，男，50多岁，广西龙胜县和平乡金江村委主任，熟知地方知识。访谈时间：2006年6月9日。这样一种略带鄙视的表述，透露周边民族对红瑶服饰固守传统的看法，可理解为对红瑶人顽强族群意识的概括。在定居龙胜多民族地区几百年里，红瑶人的红绣衣、褶裙、长发这些重要的红瑶服饰特征不因时间的流逝，或迁居到他民族聚居地而有所改变。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族群意识，才使瑶人保持了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文化。

总之，红瑶妇女的衣饰与发式民俗显示出红瑶的确是一个保留了较多民族传统的族群，而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红瑶的民族性格。他们有着极强的族群意识，而服饰正是他们用以“认同”和“区分”的重要工具[10]。前人研究发现，符号在凝聚族群认同及维持族群边界线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由群体成员共享的，能有效地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11]。就红瑶而言，服饰即是这个符号，它不仅强化了族群意识，强烈的族群意识使这个符号得以长期存在；而这种族群意识或又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变迁，在本民族居住的村寨会更多地被强化和固守；而在外，则可能出于自我保护和生存策略而更换自己的认同，淡化族群意识。因此，红瑶妇女服饰保存了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而男子服饰则被同化而失去了承载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1）：1-8.

[2] 龙胜各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17.

[3]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族局.龙胜红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4]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124.

[5] 范宏贵、陈维刚.红瑶历史、语言及其他[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1）：58-61.

[6] 龙胜县志编纂委员会.龙胜县志[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116.

[7] 戴 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0.

[8] 叶大兵，叶丽娅.头发与发式民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6.

[9] 周生来.浅析瑶族古代服饰的文化特质[J].贵州民族研究，2006（2）.

[10]徐赣丽，郭 悦.认同与区分：民族服饰的族群语意表达[J].民族学刊，2012（2）.

[11]周大鸣.族群与文化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上）[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2）.

[责任编辑：吴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