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范文

2024-06-26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范文(精选10篇)

1.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范文 篇一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习近平从陕北梁家河的山村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经历了各个层次的领导实践,在各个岗位上都扎实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今天,他带领我们这个百年大党进行着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让我们古老的东方智慧能够走上世界舞台大发光彩。为什么十八大以来短短的五年,习近平作为党的领袖治国理政能够取得这样的佳绩,这就必然联系到他在陕北的七年知青生活。

刚才大家从不同角度谈了学习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的体会,我别的不打算多说,只说一下陕北的苦。苦也是方方面面的,我们集中说一个字“吃”。吃是一个简单的字,一个“口”一个“乞”,对于当年的陕北人来说,那真是拿口在乞讨。那时候,陕北人见面说“吃上吃不上?”“能吃上吗?”“你吃上救济了吗?”,还有的说“哪里去寻吃的?”在我们插队那几年里,一个“吃”就把老百姓给制住了,就是饿肚子,这一点习近平也说了。那个时候的陕北老百姓,你问他梦想是什么,他会说:“我的梦就是能够随便吃上馍馍,这就是梦,这就美的不得了了。”我们1969年去的时候,基本上见不到粮食,起码半年没有粮食。现在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我跟我儿子讲,我儿子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

还有一个,陕北人常说叫“受苦人”。谁不愿意当享福人,咋说叫“受苦人”呢?要是叫“享福人”不就不受这个苦了吗?叫“受苦人”,说明当时陕北的“苦”是深入骨髓的,是让人绝望的,是老百姓都觉得命中如此的。这就是当年的陕北,就是历史的真实。

就是这样一个陕北,敞开博大的胸怀接待了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陕北生活、陕北人民给我们北京知青的这种教育,是无声的。经过这样的环境磨炼,你说我们作为知青会怎样去对待陕北?更何况像习近平,他在那一直待了七年。最后知青基本快走完了,90%多都走了。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当梁家河就剩他一个知青的时候,那应该说很孤独、很苦闷了。其实不是这样。窑洞里来了好多人——晚上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跟他讨论事情的,跟他学习的,听他说书的,人多得厉害。陕北人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十八大闭幕那天我刚好在延川,从农村到县上全是挂的党旗。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中外记者,会见时间推迟了一会儿,延川老百姓都坐在电视机前看,翘首以待。后来习近平出来讲话了,老百姓说:“可不敢说错话。咱慢慢的,可不敢把话说错了。”这就是陕北的老百姓,他们那颗心都是和习近平连在一起的,都把习近平看成是“自家人”。

青春的磨砺,陕北七年知青岁月,是习近平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领袖,得益于艰苦环境的造就,更多是他苦心立志的奋斗结果。他干实事、做大事、闯新路,谋定而后动,知行合一。这样的领导素质,在梁家河的实践中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关键是,他的好学深思,他的多谋善断,他的善作善成,几十年下来使他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十八大以来,他勇挑历史重担,带领全党纠正时弊,把我们党和国家沉积了多年的问题,用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和踏石留印的工作态度一个一个加以解决,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长征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历史让我们选择习近平作为党的领袖,是造化,是使命使然。

2.《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篇二

1969年,不到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大队插队落户。习近平是当时下乡队伍中“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他戴着“黑帮子弟”的身份走进知青队伍里的,被扣帽子、被歧视,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除了生活环境的恶劣和劳动强度的困难外,习近平的父母当时还处于被迫害、审查中,他本人也背负着“黑帮子弟”的压力,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七年知青岁月里,他从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的北京知青,成为乡亲们眼中能挑一二百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有知识、点子多、吃苦耐劳的好后生”。

习总书记曾说过,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这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即使插队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在其他人都将精力专注于满足口腹之欲时,他痴迷于阅读和学习。

在繁重劳动之后,在低矮昏暗的窑洞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了大量军事、国际政治著作以及历史著作。“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些话正是他从自己读书学习经历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我们更应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努力学习,将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习总书记曾说过,青春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更应该脚踏实地,珍惜一切锻炼自己的机会,遇到困难不害怕,不放弃,积极面对,勇于经受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得到更全面的成长。

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范文 篇三

这本书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到16岁时到延安梁家河村插队的经历。习近平总书记由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经过7年的历练成为一位业绩突出的村支书。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位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的七年知青岁月向我们每一个青年党员干部传达:奋斗的青春才是珍贵的人生宝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同志插队在梁家河村,在那个年代这是个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恶劣的乡村,习近平与乡亲们摸爬滚打,主动适应艰苦环境,积极投身各项生产建设和实践,不断改造自我,把自己融入在乡村之中。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7年,在那里入了党、当上了大队支书,也是从那里开启了他的人生经历。习近平在苦难中选择继续前进,在苦难中完成人生的升华。我们所处的时代远远超越那个艰苦阶段,但是作为青年党员干部,我们仍然要主动适应艰苦环境、不断改造自我。只有全身心地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才能找到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民者,万世之本。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队的7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当社员还是当村支部书,他始终和乡亲们一起住窑洞,一起睡土炕,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自觉地缩短与乡亲们的心理和情感距离。只有生活在群众中,真心实意地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让群众了解我们、支持我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了解到群众的真实心情和实际需要,我们才能发现问题和差距,我们才能感受到信任的力量和工作的激情。我们要学习习近平同志的真诚、质朴,把群众放在心上,放下自己的架子和“小资”意识,通过密切群众关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责任,把握思想方向和工作作风。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习近平到梁家河村插队时,带了整整一箱子书。在梁家河村人印象中,习近平是位“爱看书”、“好学”的好后生。习近平把梁家河村当做“课堂”和学校,一边艰苦的劳动和生活,一边孜孜不倦地学习,通过书本“充电”、在实践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才干,明确政治方向。

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篇四

(一)发表时间:2016-11-29 来源:党建网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1月28日 第A3版)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下面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

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

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

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

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

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

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

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

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

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

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

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

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

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

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学习时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二)“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发表时间:2016-12-0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1日第A3版)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

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

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

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

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

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

最后请您谈一谈,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

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三)发表时间:2016-12-07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5日A3版)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

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

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

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

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

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32 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

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

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37 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四)发表时间:2016-12-10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8日A3版,文章有删节)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任上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

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

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39 有一种“老”,比普通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

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

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

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

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

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

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

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

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

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五)“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发表时间:2016-12-2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22日A3版)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

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

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

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

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

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者:

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5.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篇五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日前,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收录了当年与总书记同期插队下乡的知青以及当地村民的采访实录,通过亲历者回忆当年总书记在梁家河艰苦奋斗的细节,还原了总书记青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我深刻地感受到,这本书不仅翔实地再现了总书记四十多年前的梁家河峥嵘青春,更是一曲嘹亮的青春之歌、一部做人做事的生动教材, 学习这本书,我们要从书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把理想信念作为自身动力, 用艰难困苦来砥砺青春, 用勤学实干、创新创造来完善自我,永葆赤子情怀本色,总书记为榜样,用实际行动诠释人生的价值。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同志说:“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就已经把为人民做实事作为了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理想追求。当年,总书记是“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面对特殊时期和不公对待,他从来没有对党产生丝毫怀疑和动摇,以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精神境界,建立起了对党、对党的事业、对为人民服务的坚定和执着,并为之无私奉献、不懈奋斗。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精神之“钙”。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尤其是纪检监察干部,更要始终不渝,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多吸“理论之氧”,常补“精神之钙”,坚定不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投

三要做到履职担当。一个没有担当精神的人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我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就要看我们做了哪些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习近平小小年纪就扛起了村支书重任,真抓实干地带领群众抓生产、搞建设。他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苦干实干,打出了梁家河第一口吃水井,建立了第一个铁业社、缝衣社、代销点和第一座磨坊、淤地坝,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池,件件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群众生活逐步改善,村民外出乞讨成为历史,这一桩桩鲜活生动的事例,生动诠释了总书记敢作敢为、执着奉献,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的责任担当。作为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干部,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担当。在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干部的担当精神尤为重要。我们要时刻把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担当、是否敢于担当作为对自己的最基本要求,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从办好一件案件、解决一件具体问题做起,不放过一个腐败分子,不忽视一件群众诉求,坚持对工作负责、对群众负责、对自己负责,努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6.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心得体会 篇六

中央党校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在社会上受到热烈欢迎,身为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的我们,也积极地涌入了学习热潮之中,于平凡、质朴、真实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习近平那七年的知青岁月。这对于我们新一代的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励志成才具有十分深刻的作用,读之后,感触深刻。

一、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首先我深刻的感受到总书记是一个及其热爱读书的人。总书记15岁时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其实当时的他并没有到插队的年龄,但是毅然决然的踏上了下乡的路程。总书记在当年梁家河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不忘记读书,下乡时书就带了两个沉沉的皮箱,在那个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的年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同时用自己的影响身边的人,例如和戴明一起读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并展开讨论,以及注重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为此办了扫盲班等方式。总书记同样热衷于了解基层的生活状况,将真理运用于实践之中。作为一名当代的研究生我们的学习环境比起总书记来说要优越的多,而我们在如今的优渥的环境中,要经常在书香中静思,多读书,读好书,不能让手机、游戏,磨灭了我们最初的梦想,每当我们懈怠的时候要要时常想一想初心,要做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其次,总书记拥有百折不挠的坚韧意志,深深地感动了我。书中写道习近平将一生中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梁家河的百姓,作为最小年纪的知青,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最后一个走的人。初到的“过五关”让一位北京的青年吃尽了苦头,但是随后的艰苦岁月却磨练了他的意志,明确了人民的重要性。离开之后习近平多次回到梁家河,那里虽然给了他苦难,但是也教会了他在象牙塔所学不到的东西。正如书中所说“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我们作为一名研究生,在今天学会吃苦是人生必修课要不怕,艰难困苦的意志,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坚韧不拔、充满自信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未来的我们必然走上工作岗位,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拥有为人民奉献的心,做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在平凡的岗位发光发热,为新疆梦,中国梦的实现奉献自己的力量。

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总书记是一个在青年时期就树立远大理想的人。2015年2月13日,总书记回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时,深情地说:“当年我离开梁家河,人虽然走了,但是心还留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从政,就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在那七年的岁月中在总书记的心中播撒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种子,树立了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长成了参天大树。在这一理想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回想小时候我们也都是有梦想的人,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渴望成为人民教师,有的想当老板等等,为什么我们的理想不见了,我们要值得深思,有人说是现实磨灭了我们最初的梦想。但人终归要有目标,有理想的“理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这样我们才有前进的动力。我们的人生刚刚开始,要不怕困难,要勇于“仰望星空”并为之而“脚踏实地”,每到迷茫的时刻回想一下最初的梦想,让每天清晨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

7.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范文 篇七

近日,我认真阅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使我接受了一次全面的党性修养和心灵的洗礼。《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用系列口述实录的形式、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总书记1969年1月至1975年10月在陕北黄土高原七年知青岁月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艰难磨砺和丰富实践中的成长历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讲述了总书记当年在黄土高原农村的历练故事,生动直观展现了总书记青年时期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深刻揭示了总书记成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深厚历史逻辑、实践基础以及人民意愿,为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供了生动范本,为我们学习领会总书记的政治品质提供了珍贵史料,值得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认真学习。

一是敢于吃苦,乐于吃苦。总书记插队的地方是及其艰苦的,但他没有怨言和抵触,七年的知青岁月是习总书记受苦受难的七年,更是他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这种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品格和奋斗精神。二是克服困难,坚持学习。总书记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望,在窑洞的时候仍在炕桌上读书、写字,不间断的学习让习总书记在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不断汲取精神营养,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提升了思维能力。三是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七年的知青生活,总书记在田间地头的一锄一犁、与农民朋友战友掏心窝子的一言一语,他深入群众,了解生活的点点滴滴,真正扎根大地,了解民情。他无论此时身处何方、身居何位,始终以人民为人生航向的指南。四是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总书记知青生活的点滴、不畏艰难困苦的气概和精神和在经受艰难困苦中锤炼成长的意志,都值得我们深刻理解和体会。通过对《习近平的七年之情岁月》的研读,进一步加深了对总书记的敬仰,增强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对我自身加强党性锻炼,进一步提高践行“四个意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产生重要影响。

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总书记没有动摇追求思想进步的决心。今后我要把从这本书中汲取的力量,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坚持在读书学习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水平。坚定理想信念,用探索真知、求真务实的态度,在实干中树立信念,用奉献践行理想。

只有心里想着、装着群众,才会想着为群众办实事,进而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一心想着为当地群众办实事,试图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为群众做实事,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无论是在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在当大队书记的时候,习近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要为群众办实事,就要先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一句话,在农村7年,习近平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这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7年知青岁月,是习近平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之所以能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的第一步,一是与他这7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锻炼有关,他不甘于平淡生活,认为人活一世,要做一番事业,要在“修齐治平”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他成长的内因;二是外部因素。如党组织的培养,家庭与环境的影响,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等等。今天,总书记的“有追求”,主要体现在“为民族担当”“为人民担当”“为党担当”。

在困境中生存和生活,首先意味着要经受苦难。能吃苦者,就能经受苦难的考验,能磨其心志,苦难会成为他人生成长的教科书和难得的精神财富。怕吃苦者,会整天处在抱怨之中而不可自拔。孟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就是说,上天将要下达重大责任和担子给这样的人,一定要先使他们的内心痛苦,使他们的筋骨劳累,使他们经受饥饿,使他们受到贫困,通过这些来使他们内心警觉,使他们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们原来所不具备的才能。习近平把7年最珍贵的青春岁月,留在梁家河这个山沟里。7年艰难困苦的知青岁月,为习近平担当党和国家大任,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今天,总书记的“能吃苦”,主要体现在他为民族、党和人民的事业夙夜在公、竭尽心力。学习是人生进步的阶梯,学习能改变命运。习近平说得好:“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此次研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让我认识了一个真实的知青岁月,图片、文字让我看到了知青岁月的原貌;对话、描述为我们还原了习总书记在知青岁月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习总书记说“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在那个艰苦岁月发出这样的心声,带动了其他知青的积极性,点燃了知青们在艰苦环境下的斗志,激励了当地老百姓创造新生活的愿望。时至今日,社会进步了、环境改善了、吃穿不愁了,可是一部分人不干正好,一干就累的思想出现了,我要努力杜绝这种后退思想的出现和蔓延,以习总书记“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奋斗精神和奋进思想为奋斗方向,立足岗位,踏实工作。

8.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范文 篇八

对照检查材料

XXX学校党支部

(XX)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我严格按照区教育局党委和XXX学校党总支、学校党支部的统一部署,深入学习了“总书记关于基层党建工作九个方面的要求”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书中展现了知青习近平“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过程,展现了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青年时期的选择与担当,为当代青年人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吃苦与享乐、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做出了生动诠释,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我深刻认识到作为青年教师的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知青习近平的优秀事迹,学习他坚定理想、热爱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脚踏实地,再接再厉。对照书中知青习近平,认真查找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刻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了整改措施。现将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政治纪律方面。

一是理论学习不够全面、深入、系统。学习抓而不紧,感悟不深,满足于一般了解,被动学的多,主动学的少,存在急用先学、现学现用等现象,没有真正入脑入心。二是政治鉴别力不够强。由于学之不深,思之不透,对一些敏感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鉴别力。三是担当意识不强。面对工作上的热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缺乏担当精神,不敢大胆工作,缺少青年应有的魄力、怕处理不好、激化矛盾。四是标准要求不高。接到工作任务后,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存在着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没有时刻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二)廉洁纪律方面。

一是认识上存在偏差。对新形势下管党治党责任认识不足,适应新常态、融入新常态、把握新常态的能力不强。二是意识上存在淡薄。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抓党风廉政建设是领导们的事和自己没关系,用不着过问、用不着操心的问题。

(三)生活纪律方面。

艰苦奋斗意识淡化。生活条件好了,物质丰富了,自我要求就放松了,安逸享受思想抬头了,总想穿点贵的、用点好的,对一些“小节、细节”不注意、不重视,放松了自我要求,把党的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优良传统放在了脑后。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一)淡化理论学习,思想觉悟不高。

首先表现在对政治理论学习热情不高、重视不够。平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常以工作忙为借口,淡化对党的重大理论方针和政策的系统学习与深刻的思考。总认为自己抱定“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工作”的为人处世原则,无需再为政治理论的学习而耗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因此,自己在每次的政治学习中,更多的只是关注过程性的形式,而没有真正做到自觉认真、积极主动地学,联系自己的实际工作带着问题去学,更不善于从政治的理论学习中汲取科学的营养与政治的智慧,来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从中充分地发挥和体验科学理论重大作用和生命力。

(二)党性修养不足,严于律己不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自觉地遵守《党章》规定,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廉政纪律,自觉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行修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努力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认真地反思、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离党组织的要求还有不少的差距与不足。自己在平时的工作中服务意识还很不够。平时深入教学第一线、参与师生活动还不够,没有主动与师生打成一片,融为一体。

三、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用心学习,并学以致用

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学习他忠于理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崇高品格。总书记曾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学习他忠于青春,珍惜时间学思悟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高尚品质。2013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与各界优秀青年座谈时指出,“青春只有一次,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怀念的。”总书记指出,“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广大青年要自觉加强学习,不断增强本领。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

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学习他忠于人民,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情怀。总书记曾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反思过去要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要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自身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理解,作为提升自己工作能力与水平的重要途径来对待。其次要重视改进学习方法。真正做到用心学习,潜心研究,重在正确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理论的精神实质,更重要的是要把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工作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在思想、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党的信念,牢固党的宗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人民的教育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要严字当头,把工作做细、做实。

具体而言就是要明确自己的岗位责任,要敢抓、敢管、敢担当。该是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工作一定要大胆负责,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谨记做工作“一分在布置,九分抓落实”务实作风,在平时的工作中必须做到凡事有布置,件件抓落实。并努力做到承诺有度,承诺有效,既不好高骛远,又要脚踏实地,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做好XXX学校的各项工作。

9.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范文 篇九

根据县委组织部《关于在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中认真组织开展<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学习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我乡党委把《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的必备教材,与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习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根据本乡实际,按照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学习教育工作。

一是宣传发动,结合教材,党员干部集中学。9月1日组织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召开学习《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精神,要求各党支部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要通过召开“三会一课”、专题讨论,按要求原原本本研读《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向总书记学习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如何锤炼意志品质、如何加强自身修养,怎么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同时,利用宣传栏把学习《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宣传好、落实好,在基层党员干部中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二是强化政治认同,结合思想,研讨交流互补学。结合开展机关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髓实质的基础上,以总书记艰苦奋斗的知青岁月精神为指导,对照合格党员的标准,进行了深刻研讨。通过交流思想、感悟、体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增进维护核心的思想和政治认同。

三是结合重点对比学。将《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作为党员干部的必备教材同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7.26”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起来,同学习《榜样》、《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将改革进行到底》、《总书记在山西》等系列专题片结合起来,对比典型,查找不足,使全体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四是结合实践,共享拓展学。借助网络媒体平台方便、快捷、高效的特性,依托“党员微信群”和微党课的方式,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传送《总书记的成长之路》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学习资料,发布学习情况通知,交流共享各支部的经验做法,真正激发广大党员的学习热潮。

10.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篇十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内容讲述的是1969年1月至1975年10月,年轻时的习总书记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讲述的是与年轻时的习总书记一起生活、劳动、生产的群众、知青,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讲述习总书记当年的历练故事,通过故事再现了习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苦是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底色。吃苦,是青年习近平面对困难的勇敢选择。“我就是个普通农民”是习近平插队时常说的话。他既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又以农民带头人的姿态以身作则,与乡亲们一起放羊、铡草、一起挑粪、拉煤,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打出梁家河第一口水井,建成第一个淤地坝。

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总书记越是在艰苦的环境,越是不断地学习,通过书籍探寻真理,从而强大自己的内心,充实了自己的灵魂。

大部分人都可能经历艰难困苦的人生历程。艰难困苦可以成就一个人,可以锻造你的心智和心志,也可以毁害一个人,成为摧毁你的借口。究竟如何,关键看你的人生态度。总书记是在困境中崛起的人,关键在于他不懈追求,志存高远。

最美的青春是奉献。总书记把七年的岁月奉献给了黄土地、奉献给了老百姓,奉献是总书记坚持的信念。在梁家河插队期间,习近平一心想着为当地群众办实事,入党后不久即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冬天里,社员除了搞农田基建外,还要拉煤供一年做饭取暖用。有一天,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一些农村在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既方便,又廉价。他立即请假自费到绵阳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那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他坐了两天汽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到四川。回到村里后,习近平一边给社员们讲述沼气的好处,一边建了第一口沼气池,用事实来说服社员。当社员用第一口沼气池的沼气做饭照明的时候,乡亲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的习支书“有知识、点子多”。到1975年,全村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一共建成几十口沼气池,基本上解决了社员做饭、照明的问题。

只有心里想着、装着群众,才会想着为群众办实事,进而真正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总书记懂农民、爱百姓,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了这片黄土地,融入到了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之中。

通过阅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我深刻感知到总书记青年时期的苦难辉煌,对总书记充满了崇敬和爱戴之情。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我要向总书记学习,不能在应当吃苦时选择安逸,更不能在应该奋斗时选择逃避,而是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艰苦奋斗中淬炼成钢。还应该把奉献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把人生追求融入到国家事业发展洪流,坚定信念,爱岗敬业,以无怨无悔的奉献书写青春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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