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2024-09-05

袁世凯(精选11篇)

1.袁世凯 篇一

Goodnow

After Yuan Shikai becam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October 10, 1913, there was a major quarrel between him and the Parliament on issue whether Parliament or the presidency should be the main seat of the power.In November he declared the majority party Kuomingdang illegal and ousted the party’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arliament, and on January 10, 1914 he dissolved Parliament itself.Then the way was clear for him to settle the issue in his own favor.His “constitutional advisor,” Professor Frank J.Goodnow of Columbia University, proved a handy if unwitting instrument to that end.The Revised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May 1, 1914, which had been drafted in good part by Goodnow and a Japanese scholar, Dr.N.Ariga, reframed the government and substantially strengthened the powers of the president.President Yuan won the first round against republicanism.In July 1915 Goodnow was asked by President Yuan to prepare a memorandum on the respective merits of the republic and monarchy forms of govern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xisting conditions in China.In the memorandum he drew up, he wrote:

“It is of course not susceptible of doubt thata monarchy is better suited than a republic to China.”

Goodnow qualified his statement by laying down the following prerequisites for restoration of a monarchy: the move should be clear provision ma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rule in such an imperial China.He also endeavored to divest himself of any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ltimate decision:

“Whether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been set forth as necessary for such a change from republic to monarchy as has been suggested are present, must of course be determined by those who both know that country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Foreign Relations, 1915, p.58)

The memorandum was soon published in China.Yuan’s agents strove to give a semblance of reality to the claim that there was a ground swell of popular opinion in favor of the President’s ascending the Dragon Throne and China’s restoration of the monarchical system.(Twenty Century China, O.Edmund Clubb,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50, 53,53)

2.袁世凯 篇二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 古人称夜为“宵”, 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也是一元复始, 大地回春的夜晚, 人们对此加以庆祝, 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

中国民间有过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元宵由糯米制成, 或实心, 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各类果料等, 食用时煮、煎、蒸、炸皆可。起初, 人们把这种食物叫“浮圆子”, 后来又叫“汤团”或“汤圆”, 这些名称与“团圆”字音相近, 取团圆之意, 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 和睦幸福, 人们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 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据传, 袁世凯在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想复辟登基当皇帝, 但又怕人民反对, 终日提心吊胆。一天, 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了声调在喊:“元——宵。”他觉得“元宵”乃“袁消”谐音, 这不是要消灭他袁世凯吗?他坐立不安, 十分恼火地悍然下令:从1913年的正月十五起, 元宵这种食品只能称“汤圆”或“粉果”, 但他如此避讳, 到头来, 元宵仍然流传不衰, 而他自己却“袁消”了。

3.袁世凯与汤圆 篇三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他通过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对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列强支持。终于在1915年年底宣布: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实现了他朝思暮想的皇帝梦。

转眼间到了1916年的元宵节,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卖元宵的吆喝声。袁世凯此前对元宵并不怎么了解,所以当他听到北京城里的人不断地在大声喊道:“袁消,袁消”时,不由怒发冲冠。他将一位姓赵的大臣叫来,命令他立即将在北京街道上大喊“袁消”的人统统抓起来枪毙。赵大臣知道袁皇帝误将“元宵”当成“袁消”,连忙陪着笑脸解释说:“皇上,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们在叫卖‘元宵’,而不是大喊‘袁消’。”袁世凯见姓赵的大臣竟敢当着他的面说“袁消”,更加气愤,立即将姓赵的大臣臭骂了一顿:“不知好歹的混账东西,我说了好半天你怎么还敢说‘袁消’?你是不是活腻了?”姓赵的大臣无奈,只好把“元宵”二字写在纸上,指着它对袁世凯说:“它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老百姓们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在锅里煮好后连汤一起盛在碗里,它圆圆的,甜甜的,因为是在元宵节这一天食用,所以名字就叫……”姓赵的大臣吓得再也不敢当着袁世凯的面说“元宵”二字了。

袁世凯这才知道自己做贼心虚,误将“元宵”听成了“袁消”。但他认为,“元宵”与“袁消”谐音,极不吉利,必须给它改个名字。改个什么名字呢?袁世凯心想,既然这东西要带着汤吃,又圆圆的,那就叫它“汤圆”吧。他告诉姓赵的大臣说:“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元宵’一律改称为‘汤圆’。今后如果有谁胆敢再叫‘元宵’,格杀勿论。”袁世凯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北京城所有元宵铺门面上的“元宵”二字全都换成了“汤圆”,卖元宵的人也不敢再喊“元宵”,全都吆喝成了“汤圆”。从此,“元宵”又被称为“汤圆”。

4.袁世海简介 篇四

姓名:袁世海

原名:瑞麟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6--

职业:演员

袁世海(1916--)原名瑞麟。北京人。幼年入富连成科班学戏,初学老生,后改花脸,向其师兄孙盛文学戏。由于他聪颖好学,很快就学会了《失街亭》的马谡,《群英会》的黄盖、曹操,以及《法门寺》的刘瑾等角色,演出效果极好。

袁世海出科后,先搭尚小云班演戏,在尚主演的《九曲黄河阵》、《玉虎坠》中扮饰配角。袁世海为得到深造,拜郝寿臣为师,技艺更见精益。先后搭李世芳的承华社和马连良的扶风社,与李世芳、马连良、李盛藻合作多年。他与李世芳合演的《霸王别姬》,与李盛藻合演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与马连良合演的《四进士》,成一时名剧。

新中国建立后,曾与李少春共建“起社”(剧团),1951年加入中国京剧院。此后,袁世海除整理演出了《盗御马》、《论英雄》等传统戏外;与李少春合作排演了《将相和》、《野猪林》、《响马传》,与李和曾合作排演了《赠绨袍》、《除三害》,与李金泉合作排演了《李逵探母》,以及由他主演的《黑旋风》、《桃花村》、《九江口》等戏,都是久演不衰,轰动剧坛的保留剧目。

袁世海的嗓音宽亮浑厚,他将自己特有的炸音与圆润之音调和使用,听来刚劲明爽。咬字发音真切清透。他擅于运用节奏鲜明的[流水板]、[快板]一类唱腔表达角色丰富的内心变化。

做工,是架子花脸的首具之功。所谓“做”,既包括身段工架,也包含了塑造人物时的体态表情。袁世海二者兼而有之。他的身体魁梧,动作边式稳练,身段漂亮大方,注重造型的完美。他刻划人物细致入微,一段看似平常的戏,他却能抓住角色的内在活动,揭示其性格特征。例如他在《黑旋风》一戏中,表演李逵观赏梁山泊景色的一段表演,是一个人的戏,也没有突出的戏剧矛盾。“但他却挖掘出了李逵性格、思想、感情的内涵。从桃花的落英缤纷,鱼鸟的潜翔高唱,想到吴用的诗句,想背又背诵不出,同时又想到有人讥讽梁山无有美景,立刻就想把他暴打一顿。”(翁偶虹《谈京剧花脸流派》)这段表演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李逵纯朴爽直、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

六十年代,他在现代戏《红灯记》中扮演了鸠山一角,运用传统的表演技巧,遵循从生活出发的创作原则,并借鉴了话剧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鸠山这一京剧舞台上从未有过的形象。为京剧艺术表现现代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海,8岁时即入富连成科班,开始学老生,后改架子花,在科班时就已与尚小云、叶盛兰等同台。1934年出科后,随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李少春等在各大城市演出,声名鹊起。对人们美誉他为“活曹操”,袁老说,入科时,学的就是曹操,那时是口传心授,没有剧本,要学得像老师;后来有了剧本,就要学会分析人物,才能把一个既奸、权、疑、诈,又文武双全、有政治头脑的曹操演活。

38年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排演了一出特定的样板戏《红灯记》,让人们记住了一个特定的人物———鸠山,也让年轻一代记住了一位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38年后,这出戏的原班人马居然又复排了这出戏,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据86岁高龄的袁老先生讲,这次复排,他们还创造了一样世界之最:戏剧舞台原剧组重演剧目跨时之最。38年了,原班人马一个不少,确属世界之最。设在上海的吉尼斯世界之最给剧组发来了证书,袁老先生风趣地说,没想到老了还创了这么一个纪录,他把它摆在了客厅中显眼的地方,不过据袁老讲,将来要把它交到中国京剧院,他也没想到,老了还能给剧院添彩。

虽然已是86岁的老人了,但袁世海坚持自己住,他说自己的身体还不错,如果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总是把自己当老人,照顾得太周全,反而感到不自在。因此还是自己住。

据袁老讲,几年前经有关部门的特批,他搬到了这套三室二厅的房子中,原来的居室也不错,只因为没有电梯,上下楼不方便。现在好了,有电梯了,想什么时候下楼都可以。当初孩子们按照袁老的意愿,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袁老讲,老人的居室,安全简单就好,有传统文化味,这样住起来更容易感到亲切自然一些,太时髦的装饰,还是留给年轻人去享用吧。

每年的春节,孩子们都会给袁老摘下旧的阿福,换上一对新的,年年如此,这些传统的过年礼物,让他的居室一年都充满喜庆劲。

5.上海博世凯外国语学校校园开放日 篇五

上海新清华博世凯外国语学校是一所有寄宿条件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1、办学理念(Vision)

中国灵魂、世界眼光、孵化创新、追求卓越

2、办学目标(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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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印刷学院校园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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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技大学延庆分校校园开放日

★ 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开放日

★ 幼儿园开放日意见建议

★ 家长开放日总结

★ 开放日活动致辞

★ 学校开放日发言稿

★ 家长开放日发言稿

6.袁世凯 篇六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 政治斗争的格局反映在新闻界中。政党报纸日益明显地形成两大阵营:以同盟会—国民党系统为主的革命民主派报纸和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为主的拥袁报纸。方汉奇把《时报》第一个归在了拥袁报纸中, 并认为《申报》也倾向于这一派 (5) 。不少学者都认为《时报》属于“共和党人的报纸” (6) 。然而, 于1914年进入《时报》馆工作的戈公振则认为《时报》“不惜牺牲, 甘与守旧者为敌” (7) , 结合《时报》创刊之初力主收回粤汉铁路路权, 宣传反美华工禁约、抵制美货等表现, 这份报纸的风骨还是可见一斑。

其时, 《申报》反对袁世凯的策略, 主要有“借别人之口宣泄自己的心绪”、“以启事方式揭露袁的阴谋”和“以客观报道的方式揭露袁阴谋破产的经过”等 (8) 。申、时等沪上大报在袁世凯严苛的新闻统治制度下得以幸存, 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与其发言的策略密切相关。《时报》在袁世凯统治期间的表现, 用“从拥袁到反袁”概括, 更为合理。

宋教仁被刺:“遮掩罪行”还是设置议程

1913年3月20日, 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时报》被认为是“极力为袁世凯遮掩罪行” (9) 。事实上, 《时报》在3月22日就发表题为《国家将无宁日矣》、《说宋钝初被击事》两篇“时评”和《宋教仁遇险记》一篇“记事” (类似于通讯) 来报道和评论此事, 时效性不逊于国民党的《民立报》、《民国报》等。时评中除对宋之哀悼、对事件之谴责外, 还警醒“今日以迅缉凶手为第一议” (10) 。

之后, 《时报》每天采用大量篇幅, 调动评论、新闻、副刊、广告等新闻手段来设置议程 (见表一) , 让人们关注宋案。在3月22日到4月30日的一个多月间, 《时报》几乎每天刊载一篇“记事”, 辅之以一些“要闻”、“专电”, 连续报道宋案的调查进展情况。副刊方面, 3月27日的副刊《滑稽余谈》上, 刊登了题为《渔父…余父…》的小说;3月25日之后的一段时间, 还在头版上为一本名为《呜呼宋教仁》的书做广告。

《时报》以评论见长, 在宋案后更是如此。其评论文章大部分署名“笑”, 出自包天笑之手。不可否认其中部分词句是为袁政府辩护:对于似可作为证据的信件表示质疑, “不可不加以研究” (11) , 对于怀疑袁是幕后主谋的言论表示“若误执成见或徇感情之揣测则必误入歧途”、“无论何人不可先为臆测妄断之词以乱社会之耳目” (12) , 对于“严查主谋”的呼声说是“无谓而发也”、“噫其是之谓反动力欤” (13) , 这些都可以算是为袁政府“遮掩罪行”。不过, 《时报》并没有选择遮掩罪行最“好”的办法——“顾左右而言他”, 或是“堵”、“盖”、“掩”。根据“议程设置”理论, 采用这样的做法, 实为出于提醒公众关注此案, 认清凶手背后的主谋的初衷。反过来说, 也正是由于没有激烈的反袁口号和揭露, 《时报》得以在癸丑报灾中保全。 (见表一)

《报纸条例》颁布:积极引发并引导舆论

1914年4月2日, 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对此, 《时报》早在条例颁布前就开始报道, 如以专电形式透露“法制局所拟新闻条例视报律宽严互见, 严者须交700元之保证金, 毁人名誉亦系最重徒刑, 内部初拟签注, 因系由总统发下, 昨已将原稿送请公布” (14) 。之后的半个月内, 《时报》发表多篇相关报道和评论, 概括如下:

1.紧密关注:以“专电”形式报道报律制定和发布的进程, “报纸条例昨已公布, 刑罚极重, 编辑、发行、主笔、访员将无日不触禁纲”, “……京中报馆多难之” (15) 。

2.客观呈现:先是介绍报律的摘要, 后刊载全文35条。

3.他人之口:转载“路透专电”和西方媒体对此报律的评价。

4.主动发言:各种评论武器协同上阵, “社说”、“短论”、“时评”等长枪短炮各自发挥优势。精辟者如时评《新报律》, 全文只有72字:

说明:《时报》在整个1913年4月几乎每天发表一篇“记事”来报道和宋案有关的情况, 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文章的题目。

世界上凡定一法律, 必使人可以遵循者, 方能通行。今政府之报律, 乃欲每晚须将报样送警署检阅, 姑能宣布。此万不能办到者。倘或贸然发布, 适足堕政府威信而已, 何不思之甚也? (16)

深刻者如包天笑的短论《新报律》, 透析了政府对报纸进行摧残的原因:

报纸者, 政府心中一厌恶之物也。彼之所不欲言者, 而报纸则刺刺不休也;彼之所不欲闻者, 而报纸又强聒不舍也;彼之所欲掩藏者, 而报纸辄发其覆也;彼之所欲进行者, 而报纸时碍其步也。 (17)

李岳瑞的社说《论报律》则认为新报律“内容之大纲骏厉严肃尚较甚于清季”;而又有包文论及“以日本报律为蓝本”, 这与当代学者描述《报纸条例》“共35条, 不仅把《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紧限条款悉数照抄, 还从1909年颁布的日本《新闻纸法》等外国报律中搬来了许多新的紧限措施” (18) 是一致的。

评论中辛辣讽刺者亦有之。如“恶报为今日官吏之通病, 北京然, 武昌然, 广东亦然” (19) , 或是“盖韩省长是小心翼翼之人, 自当力求与报界中人相远” (20) , 以及许多对于赵秉钧、黎元洪等人类似的冷嘲热讽, 让人忍俊不禁, 而又能认清这些人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在宋案发生后《时报》只能以设置议程的手段来引发别人对于事态的关注的话, 在严苛的《报纸条例》颁布前后则祭出所有发言手段, 主动发表观点, 引导舆论, 积极揭露和批判, 使袁政府意图钳制舆论、控制报界的面目暴露无遗。

小结

1914年以后, 《时报》对于袁世凯网罗前清遗老组织参议院、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等行为均给予了有力抨击 (21) 。1915年下半年, 《时报》发表了《共和与非共和》, 转载了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论者》, 并设“西报对于变更国体之论调”等栏目对袁世凯无心共和进行揭露。直到后来出现的“假时报”事件 (22) , 足见当时该报影响力之大。综观《时报》在这些事件, 尤其是宋案和报律两事件中的表现, 可见“从拥袁到反袁”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7.回忆父亲袁世凯 篇七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卍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里;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五个人,在“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就最高。大哥听到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我父亲,并且对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其他的表示。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

8.袁世凯的用人绝招 篇八

早在小站练军的时候,袁世凯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物色人才。而这时候有三个留学归来的人被袁世凯注意到了,而这三个人就是后来为袁世凯称帝立下汗马功劳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这三个人对军事都很有一套,然而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自然对袁世凯有些轻视。

怎么能成让这三个人既为己所用,又对自己感恩戴德呢?这成了袁世凯心中的一个难题。最后想了好久袁世凯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袁世凯向太后请命要建立新军,最终袁世凯成立了三个新军旅,而三个新军旅的旅长袁世凯则采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考一次选取一名最优秀的考生来当新军旅长。

考试既有笔试又有面试,甚至还有真正的带军打仗,而来参加考试的人有近千人,可谓规模庞大。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段祺瑞考取。

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王士珍考取。

这时候段祺瑞和王士珍已经考取了新军的旅长,这可急坏了同样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冯国璋:同样都是袁世凯聘请来的军事人才,如果这一次考取不中,不要说新军旅长没有自己的位置,就是脸面上也挂不住呀!因此第三次考试前夕,冯国璋十分紧张,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考试前的一天晚上,就在冯国璋为第二天的考试发愁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袁世凯的邀请。冯国璋不顾第二天要考试马上来到了袁世凯的府上。

可是到了袁世凯的府上却让冯国璋摸不着头脑,袁世凯只是和他随便聊聊,第二天的考试却一点也没有提及。就在冯国璋告辞的时候,袁世凯暗暗地递给了冯国璋一个纸团。回到家里后,冯国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个纸团,原来这个纸团是第二天考试的答案。果然在第三次考试的时候,冯国璋考中第一名,成了三个旅的最后一个旅长。

通过这个小纸团,冯国璋深感袁世凯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在以后无论是袁世凯组建新军还是称帝上冯国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段祺瑞和王世珍也一直為袁世凯所器重,他们两个人也一直追随袁世凯,成为袁世凯的左右手。

可是在十几年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无意中得知当年他们三个人都曾得到袁世凯的纸团,只是段祺瑞和王士珍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得到的而已。

原来当时冯国璋自视最高,甚至有些瞧不起袁世凯,因此袁世凯为了磨掉冯国璋身上的傲气特意最后一次才给冯国璋纸条。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个人的考试成绩自然也是有袁世凯授意,其他人只是陪太子读书而已。

袁世凯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既使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个人为自己所用,又使三个人心服口服感恩戴德。

袁世凯能从一个普通官宦家庭的出身而最后成为一代枭雄,他的用人手段可以说起了重要作用。

9.清末冯国璋与袁世凯关系论析 篇九

一、冯国璋是袁世凯练兵的得力助手

甲午战争后, 清廷上下练兵自强的呼声高涨, “一时内外交章, 争献练兵之策”[1]。1895年12月8日, 光绪帝下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假以事权, 俾专责任”[2]38。袁世凯在小站接练新军, 通过筛选、吸纳一批干部队伍, 形成了北洋集团的小站班底。冯国璋于1898年底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不久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 负责新军训练。以小站练兵为契机, 冯国璋全力辅佐袁世凯为北洋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 倾心辅助袁世凯的新军训练工作。作为督操营务处总办, 冯国璋按照实际需要修订了一整套营制军规、训练章程、考核奖惩条例和教育原则等, 同时冯国璋主持编纂新军训练和教育用书。冯国璋与段祺瑞主持纂校《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 是清末新军训练的基本教材, 为各省军事学堂所沿用。

其次, 全力整军经武, 壮大袁世凯的军事力量。1900年3月, 冯国璋受命将山东34个勇营改编训练为新式步、骑、炮兵20营, 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1900年, 冯国璋任济南秋操总指挥, 武卫右军“行若奔涛, 立如直木”。另外, 冯国璋率部驻守德州, 既肃清境内的义和团又阻止北上义和团回归鲁境。因镇压义和团有功, 冯国璋被保荐为补用知府并加盐运使衔。1902年,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直隶军政司教练处总办, 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冯国璋谙熟教练、学务、校阅、兵操事务, 成绩斐然, 为北洋新军编练成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再次, 致力于军事教育, 为北洋集团的形成奠定基础。在对士兵的日常教育中, 冯国璋强化士兵对袁世凯的忠心意识。冯国璋坚持新法训练, 严格管理, 使新建陆军面目一新。同时, 冯国璋致力于军事学堂教育。自1903年以来, 冯国璋先后参与、督理、主持一批北洋军事学堂, 培养了大批北洋常备军军官, 对北洋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冯国璋开办军事教育成绩斐然, 获得清王朝的重用。

二、冯国璋是袁世凯推动辛亥政局转变的重要助力

在辛亥革命中, 冯国璋在政治、军事上成为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 攘夺权力的重要助力。首先, 在军事上对南方革命党人制造强大的压力。10月14日, 清王朝命冯国璋领第二军增援武汉前线。冯国璋按袁氏“非筹备周妥, 计出万全, 断难督师进攻”的要求[3]189, 领军缓行。在“以一事权”的要求实现后, 袁世凯电令冯国璋率部对汉口发动进攻。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攻击革军, 纵兵火烧民房, 导致汉口“通衢数里, 焚掠殆遍”[4]338。11月16日,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 命冯国璋进军汉阳。冯国璋以主要兵力突袭革命军的侧翼, 出奇制胜占领汉阳。冯国璋在汉口和汉阳的军事胜利, 对湖北革命军政府造成很大的威胁, 成为袁世凯压制南方革命力量的重要利器。冯国璋攻陷汉阳后, 由袁世凯保奏, 被清王朝封为“二等男爵”。

其次, 冯国璋转变和战态度, 压迫南方革命力量。冯国璋积极主战的态度对袁世凯的谈判多为掣肘。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总统官。回京后, 在袁世凯的劝诱和北洋集团其他成员的影响下, 冯国璋对待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惟要求优待皇室”[5]392。1912年1月2日, 在袁世凯唆使下, 冯国璋与姜桂题领衔率15名将领电请清廷内阁称, “革党坚持共和, 我北方将士10余万人均主立宪。……并请饬亲贵大臣将银行存款提充军用”[6]。为倾覆满清王朝, 以同盟会为主的南方革命力量联合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共同向清廷施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向袁世凯表示, “如清帝实行退位, 宣布共和, ………以功亦能, 首推袁氏”[7]23。袁世凯得到南方的保证转而利用北洋集团制造军事压力, 逼迫清帝退位。

再次, 冯国璋助袁攘夺政权, 稳定北方政局。一方面, 冯国璋积极推动对满洲贵胄和旗人的安置问题。在清室提出辞位条件后, 冯国璋联合段祺瑞以北方60余名将领的名义致电南方代表, 要求接受清室优待条件, “免致兵连祸结, 横生分裂”[8]。2月8日, 冯国璋再次致电伍廷芳, 主张“帝号相承不替”, 及不用“逊位一语”[9]。同时, 冯国璋多方奔走以安置八旗兵生计。南北和谈代表商定关于“优待满蒙回藏条件”为王公贵胄待遇、旗兵俸饷照旧的条款, 确有冯国璋出力之功。另一方面, 冯国璋安定禁卫军, 确保京师的安全稳定。冯国璋在主持贵胄学堂时与满清贵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袁世凯利用冯国璋与满洲贵胄的特殊关系, 令冯统帅禁卫军以瓦解清王朝的武备后盾。2月3日, 隆裕太后下诏, 授权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面对由“退位”而引起的禁卫军动荡情形, 冯国璋采取了措施应对。2月10日, 冯国璋向禁卫军官兵郑重宣布《大清皇帝辞位优待条件》和《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 并“以身家性命担保, 尊号仍存不废, 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 及禁卫军待遇, 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 必定仍以禁军相随”[10]119。因为冯国璋处置措施得当, 禁卫军没有发生重大变故, 从而为袁世凯实现既定政治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辛亥革命期间冯袁关系的波折及原因

辛亥武昌起义给赋闲近三年的袁世凯带来了复出的历史机遇。因局势日趋紧张, 清廷不得不将袁世凯授为内阁总理大臣。此后, 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督师压迫南方革命力量。在阳夏战争中, 北洋军重创民军。冯国璋甚至一度宣称:“长江随时可渡, 武昌唾手可得。”[11]358冯国璋在前线的军事活动, 为袁世凯复出后创造了一种“南北对峙”的局面。而袁世凯操纵这种局面, 纵横捭阖对清廷和革命党人软硬兼施, 从容实施自己的政治谋略, 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大赢家。

从全局来看, 冯国璋只是充当了袁世凯的政治谋略一颗棋子。身处前线的冯国璋只注意到军事力量的作用, 而缺乏全局性的政治眼光。阳夏战争的局部胜利使得志得意满的冯国璋一意主战, 在对待时局的看法上与袁世凯出现分歧。在攻克汉阳的次日, 醉心于建功立业的冯国璋, 即致电袁世凯欲发动对武昌的军事进攻, 却为袁世凯制止。此时, 冯国璋对袁世凯停战和谈多有不满, 两人之间紧密关系出现波折, 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骤增。究其原因有:

第一, 冯国璋没有察觉和领会袁世凯的政治意图。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和谈的意图没有向冯国璋透露, 而是故意隐瞒, 也导致冯国璋对袁世凯时战时和的做法颇有微词。当时, 袁克定密遣留日学生朱芾煌作为特使到武昌秘密会谈, 达成南北联合, 清帝退位, 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共识。但是, 当朱芾煌面见冯国璋时却被作为南方间谍予以扣押。为此, 袁克定亲笔致函冯国璋要求放还, “朱君生还, 如弟之脱死也”[12]89。回京后的冯国璋获悉内幕, 感慨“吾为竖子所骗, 大势去矣”[4]234。因此, 冯国璋是不满于袁世凯有意向他隐瞒和谈真相的。

第二, 冯国璋立功心切, 欲成就盖世之勋, 在毕其功于一役之际, 对袁世凯的停战和谈也会表示不满。冯国璋曾经与北方和谈副代表冯耿光参观龟山时说:“敌方军心不固, 斗志不强, 我军渡江, 必能一鼓聚歼, 肤奏全功, 凯歌还京;惟屡次请示进兵, 都不获准, 不知宫保是何用意?”[11]456身在前线的冯国璋虽然接受了停战的命令, 但还是隐约地对袁世凯表示不满。

第三, 冯国璋对清王朝是有一定的感情, 欲保全满洲贵胄。当时, 冯国璋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以为仅凭借自己手中的军队就可以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冯国璋积极主战, 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忠君意识的影响。毕竟满洲贵胄集团对他曾经拉拢, 在袁世凯被罢黜后对其仍然予以任用。冯国璋曾对袁世凯派来劝谕的人说:“只有精忠报国, 不知有他。”[4]373此时, 冯国璋的忠君观念和过重的自我功利意识, 使其与袁世凯在对待时局的判断上出现分歧, 并且一度影响到袁世凯与南方和谈的政治策略。虽然, 冯国璋与袁世凯关系出现波折, 在一定程度上对袁世凯谋略大局产生了影响, 但当袁世凯将其调任禁卫军统领后, 冯国璋仍追随袁氏并助其攘夺权力。因此, 辛亥革命时期冯袁关系的起伏并未改变辛亥政局的走向。

综上所述, 在小站练兵时期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 为袁氏整军经武及北洋集团形成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期间, 冯国璋是促成袁氏成为辛亥革命最大赢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在对待和谈的态度上, 两人有所分歧。此次冯、袁关系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后两人间的政治态度, 这既有民初冯国璋外放出任都督而远离北京的政治和军事中枢, 又包括后来冯国璋对洪宪帝制的抵制态度。

摘要:清末, 冯国璋长期追随袁世凯, 整军经武, 为北洋集团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期间, 冯国璋帮助袁世凯倾覆帝制, 稳定了北方政局。而关于对待和战上态度的分歧, 成为以后双方间的合作与冲突的不利因素。

10.袁世凯的用人绝招 篇十

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军的时候,袁世凯就有了叛逆之心,于是袁世凯开始为自己将来的“称帝大业”物色人才。而这时候有三个人留学归来的人被袁世凯所注意到了,而这三个人就是后来为袁世凯称帝立下汗马功劳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这三个人对军事都很有一套,而且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自然对袁世凯有些轻视。

怎么能成让这三个人既为已所用,又对自己感恩戴德呢?这成了袁世凯的心中的一个难题。最后想了好久袁世凯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袁世凯向太后请命要建立新军,最终袁世凯成立了三个新军旅,而三个新军旅的旅长袁世凯则采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考一次试选取一名最优秀的考生来当新军旅长。

考试既有笔试又有面试,甚至还有真正的带军打仗,而来参加考试的人有近千人,可谓规模庞大。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段祺瑞考取。

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王士珍考取。

这时候段祺瑞和王士珍已经考取了新军的旅长,这可急坏了同样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冯国璋:同样都是袁世凯聘请来的军事人才,如果这一次考取不中,不要说新军旅长没有自己的位置,就是脸面上也挂不住呀!因此第三次考试的时候,冯国璋十分的紧张,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就在考试前的一天晚上,冯国璋正在为第二天的考试发愁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袁世凯的邀请。冯国璋不顾第二天要考试马上来到了袁世凯的府上。

可是到了袁世凯的府上却让冯国璋摸不着头脑,袁世凯只是和他随便聊聊,第二天的考试却一点也没有提及。就在冯国璋告辞的时候,袁世凯暗暗地递给了冯国璋一个纸团。回到家里后,冯国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个纸团,原来这个纸团是第二天考试的答案。果然在第三次考试的时候,冯国璋考中第一名,成了三个旅的最后一个旅长。

而通过这个小纸团,冯国璋深感袁世凯对自己的知遇知恩,因此在以后无论是袁世凯组建新军还是称帝上冯国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段祺瑞和王世珍也一直为袁世凯所器重,他们两个人也一直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左右手。

可是在十几年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無意中得知当年他们三个人都曾得到袁世凯的纸团,只是段祺瑞和王士珍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得到的而已。

原来当时冯国璋自视最高,甚至有些瞧不起袁世凯,因此袁世凯为了磨掉冯国璋身上的傲气特意最后一次才给冯国璋纸条。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个人的考试成绩自然也是有袁世凯授意,其他人只是陪太子读书而已。

11.袁世凯被骗始末 篇十一

那时,苏州有个穷困潦倒,衣食不周的谌则高。别看他人穷,却长得一表人材,一付仙风道骨之气,只因在苏州生活无着,跑到上海混混衣食。一日,他到上海老城隍庙去吃茶。一进茶楼,便见两个官家豪奴,在那里交头接耳,眼睛还不时四下瞥望。当两人看见谌则高进来时,互丢一个眼色,将他打量一阵后,走到谌则高茶桌跟前,与他闲聊起来。二人得知谌则高穷途落魄,心中大喜,立即装作十分同情的样子,邀他到旅馆里小酌。

在旅馆里,三人边喝边谈,十分投机。原来,这两个人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奉袁世凯之命来南方寻找活佛。二人早已商量好一条妙计,想同谌则高合伙,由他扮作活佛,共同敲袁世凯一笔竹杠。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计划,亦是前所未闻。直说得谌则高倒抽一口凉气,漏了底可要掉脑袋的呀!他愣了一下,转而一想,自己反正生活无靠,两手空空,弄好了可快活一辈子,豁出去算了!当下满口答应。第二天,三人起程同回北平。

这一天,袁世凯正在内书房批阅公文。忽报:“奉命去请当世活佛的人回来了。活佛也已召到。听候定夺。”一直被皇帝梦冲昏头脑的袁世凯,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一摆手说声:“西厅传见!”

那位当世活佛,在两个豪奴带领下,走向西厅。这位活佛就是谌则高扮的角色。只见他一身鹤氅,面目慈祥,手执佛尘,一身仙风道骨的气派,令人望之真有出尘入仙的感觉!当活佛走近西厅时,突然从门边蓦地窜出一对大狼狗,咆哮着向活佛扑去。活佛毫不惊慌,把手中拂尘轻轻一抖,说了声:“孽障!休得无礼!”说也奇怪,那对凶恶无比的大狼狗,随着拂尘轻抖,竟然乖乖地躺在两旁让路,一动不动。这一幕被袁世凯看得清清楚楚,不由他不信,心里随之肃然起敬,亲自迎了上来。

原来,这是袁世凯亲手导演的把戏。因为西厅门边养了两只凶恶无比的大狼狗,这两只大狼狗除了熟人之外,只要见到生人就猛扑上去死咬不放,令人致残致死,今天,活佛初到,袁世凯存心试试这位活佛究竟有多大道行,所以耍了这一招。他还预先坐在西厅里面,瞪眼望着门外,拭目以待。他见活佛似是预知一般,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制服两条凶狗,这才心悦诚服,打心里佩服,也令袁世凯大开眼界!

他哪里知道,这都是早已做就的骗局!

此时,活佛一见袁世凯迎来,立即向他行了三拜九叩大礼,双手合掌,口中连呼:“万岁隆恩,世外人何以敢当!”

袁世凯闻呼,心喜不已,立即请活佛落坐,奉过香茗,便赐斋宴。席间,互相推杯换盏,酒过三巡,活佛煞有介事地奏称:“贫僧夜观天象,帝王正应在陛下身上,当登大宝,为一代圣君,万勿辜负天意,此乃万民之福也!”

袁世凯乐不可支。 不料,活佛突然把话一转,又道:“可惜,帝星明中带暗……”

袁世凯心中一惊,见他不讲下去,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为何?”

活佛单掌稽首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乞恕贫僧直言。陛下帝星座右出现了阴影,今日得见龙颜,又见阴骘纹未退,系有阴人侵扰之故,恐怕要误登基大事……”

袁世凯大惊起来。

不过,他自己心里明白,二十多岁时,曾因强奸不成一脚踢死一个十六岁的、丫环。活佛这句话勾起他这件往事,以为阴人侵扰就是这个丫头作祟,更认为活佛道行高深,能知过去未来,更加深信不疑。当下,要借活佛之力,帮助解脱。

活佛闭目沉思,搓手摇头,时而摇头,时点首,过了好一会儿,方才奏道:“如今阴人已转世到印度为牛。因此,首先应将那牛赎回奉养。然后,去请四川峨嵋山茅蓬高僧虔誠诵念上乘陀罗尼真经二十卷,即可解脱。不过,如此一番,需银三十九万元,请陛下圣裁。”

袁世凯此时已死心塌地相信活佛,并无怀疑。况且,他称帝心切,只要能登大宝,什么事都一一答应。

于是.先派人去印度把牛赎回,豢养在花园里。袁世凯还亲自去看过,但见牛角上真的隐隐约约有那丫头的名字(当然,也是事先做就的手脚)。然后,又派人用船装运了银币,直送四川峨嵋山茅蓬高僧那里。

下文便是,待钱一到茅蓬高僧手中,这四个人立即分赃,谌则高独得十万银元。之后,他便溜回苏州玄妙观躲藏避风。那高僧也借机云游天下,远走高飞,不知去向。只有那两个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却因分赃不均,自相残杀,闹出人命。由于人命关天,惊动官府,由此牵连,终于审出这个特大的诈骗案来。结果,亲信正法,活佛、高僧均被通缉捉拿。直到袁世凯皇帝梦彻底破灭而死去,谌则高才回到上海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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