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前沿理论

工商管理前沿理论（8篇）

1.工商管理前沿理论 篇一

二、新教材试题

材料

1、来自中国银监会的资料表明，到2008年底，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62.4万亿元，是1978年的323倍，年均增长21.2%。按一级资本排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进入了全球最大15家银行的行列。

材料

2、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传统上是我国经营外汇业务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银行开始日益重视国内业务的发展，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2009年上半年，国内业务特别是贷款业务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银行。

材料

3、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加速和各国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国际大银行进一步加快了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兼并收购的步伐，构建了全球化的业务网络；国际大银行境外业务占全部业务的比重越来越大，境外利润占全部利润来源的比例越来越高，许多银行营业收入中的近一半甚至高达70%都来自本土之外。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为中资银行“走出去”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和对外经济金融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银行业也加快了海外扩张的速度，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如目前工商银行境外资产和业务收入占比均不足5%，本土实现的收益占整个集团收益的比重过大。

要求：根据以上材料和教材相关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简述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主要历程。

2、从理论上论述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主要原因，并分析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得失。

3、认真思考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业走出去应该采取的战略转型任务与策略。

答题思路与方法：

1、进行适度的文献调研；

2、对我国银行走出去的原因可以进行学习小组讨论，亦可同面授辅导教师探讨；

3、独立思考我国银行业走出去应该采取的战略转型任务与策略；

答：

1、简述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主要历程。（1）现代银行体系基本确立。我国成功实现了“大一统”银行体系到现代银行体系的历史转变，银行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机构种类更加丰富。

（2）银行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目前银行业的总资产已达到52.6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8％，其中已股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2％，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3）银行业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重大转变。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银行业的体制机制得到深刻变革，适应市场化、国际化要求的商业银行体制基本确立，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

（4）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坚持金融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基本指导方针，不断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效率，银行业服务国民经济的功能进一步提升。

（5）外部环境明显改善。银行业的法律环境更加健全，监管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化运作环境逐步形成，社会信用环境逐步完善。

（6）国际地位空前提升。2009年末，工行、建行和中行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世界许多知名大银行，国际投资者对我国银行认可度越来越高。

中国银行“走出去”的历程:(1)20世纪20年代，中国银行率先于1929年在伦敦开设分行，1936年在香港设立分行，1934年中国交通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后由于战争和计划经济中止。

（2）1997年后，我国股份制银行确立了海外发展战略。在海外设立分行、子行或兼并。在海外26个国家，80多家银行，总资产超过4000亿美元。（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银行业“走出去”步伐加快。

2、从理论上论述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主要原因，并分析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得失。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上市、宏观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在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改制上市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实施“走出去”跨国经营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商业银行国际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银行加入国际化的行列，其国际业务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商业银行国际化不仅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而且可从其经济的高增长中获得丰厚回报，扩大国际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提升银行收入的多样化和稳定性。因此商业银行国际化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有利方面:利用全球竞争对手声誉受损、积极雇用人才并获取客户、考虑进行战略性海外收购以及特别要将建立能力的目标铭记于心。不利方面：一是信用缺失，自身资产负债表的金融损失及其客户组合的不良发展使老牌机构变得不再可信。二是客户信任的缺失，一旦客户认为机构的推荐不是为其带来最大利益而是追求费用最大化，那么重新建立客户的信任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三是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增强。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走出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初步建立起国际化经营网络，银行境外服务能力提高。第二，境外机构主要经营指标不断改善,盈利能力提高。第三，培养了一支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第四，合规意识增强，管理境外资产风险的能力提高。

但是当前中资银行“走出去”面临着不少问题，主要包括：第一，监管政策协调配合有待加强,个别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是对“走出去”的法规和执行层面没有统一管理、协调；二是部分法规缺位或者跟不上形势变化；三是国内外的跨境监管协作有待加强。第二，我国银行机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较弱,尚不具备大规模境外扩张的能力。一是中资银行境外资产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二是中资银行产品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服务难以满足大型国际企业的需要。三是国际化程度低，国际化经验不足。

3、认真思考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业走出去应该采取的战略转型任务与策略。

(1)我国银行业走出去应该采取的战略转型任务与策略：①统一规划和构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平台。②积极建立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国际化经营机构布局。③重点拓展亚洲、欧洲和美国三大金融战略区域。④有选择地推进我国银行业对国外银行机构的重组、并购和联合经营。⑤选择成熟的国际金融产品为平台，逐步构建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的金融产品序列。⑥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加强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协同。⑦进一步构建与国际银行业接轨的金融风险控制系统。

(2)对我国银行业来说，发展海外业务、提高本外币的一体化服务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其求生存、谋发展所做出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银行业转轨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开始加强，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这段时期的业务重点是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有的银行还通过兼并等形式参与了国际资本运营活动，如工行收购了友联银行，建设银行参股建新银行等。但同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银行国际化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

①体制制约。现行的金融体制，特别是银行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经济体制需要。目前我国国有银行业尚未完全进入企业化经营状态，主要是不少金融组织缺乏独立的产权，社会信贷活动背离价值规律。

②技术设施落后。我国金融业近年来基本普及了电脑技术，但整体上，技术设备比较落后，与外国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差距很大。

③人才短缺。我国金融业的外向型人才，相对于拓展海外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为人才的绝对数量不足，特别是缺乏真正懂得国际金融和现代投资知识的人才。

④布局不佳。现有的海外金融机构、网点，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少数地区，对我国金融机构收集国际金融市场信息、调拨外汇资金、进行资金的拆借等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使我国在国外的金融机构难以纵向发展，同时也难以使我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世界一流的跨国金融机构。

⑤市场壁垒。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业市场准入方面往往要求对等，而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可能会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更加谨慎。

⑥制度接轨较难。我国银行中的一些制度、规则，如统计方法、会计方法、财务报表与国际管理还有差距。

(3)国际金融环境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资银行“走出去”后将会面临政策法律环境复杂、海外机构经营和跨国并购经验欠缺等一系列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变幻莫测，能源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剧烈，银行业跨国经营的运作风险相当大。一旦“走出去”，中资银行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全球金融风险的分配和传递体系，必须做足准备工作。再者，无论是海外设立机构还是跨境并购，对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专家指出，中资银行“走出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国银行的管理水平能否满足企业海外经营的需要。大部分中资银行的海外经验都较为欠缺，尤其是管理水平、经营理念、人员素质等基本还停留在本土企业的层次，面临的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较大。特别是并购完成后的整合非常困难，假如缺乏整合的经验和良好设计，不能维持和拓展并购对象原有的市场优势或业务优势，并购则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提升。此外，企业文化方面也容易发生“水土不服”，如何与当地文化理念融合，妥善处理好与当地员工、劳工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资银行迈出国门后，脚下绝非一条平坦的道路，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为此，中资银行应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制定明确的、长远的全球化市场战略。可以考虑以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业务潜力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为重点，从文化差异较小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起步，逐渐推向全球。其次，完善风险识别与防范体系，充分利用法律和市场手段，有效地规避国际市场上的各种风险，确保海外机构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中资银行应进一步着力于盈利结构的调整、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其中，人力资源是海外扩张的瓶颈，聘用和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国际化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是“走出去”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4)我国的银行业能否在未来的全球金融业竞争中取胜，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对国际化形成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认识，能否制订一个与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变化协调一致，同时又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国际化发展战略。结合以上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分析，特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①适时合理地拓展我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积极向外“渗透”。鉴于我国的金融实力还不够雄厚，在海外设立网点应积极稳妥地进行，选择合适时机向外“渗透”，如在国际经济不景气时期有选择地收购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企业股票，达到部分控制或控制的目的。但在“渗透”时，遇到实力强大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是避免与其正面对抗为妥，可通过及时了解、掌握和分析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动向，采用局部推进战术。

②遵循国际惯例，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与世界银行业接轨。一要加速银行业的电子化进程，提高银行业的服务效率；二要培育大批既懂得国内、国际金融业务，又懂得国际惯例及法律的国际金融人才，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使用机制；三要在国内外业务活动中牢记国际惯例，把我国的国际金融业务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当中。

③通过产权约束建立银行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规范的产权制度是西方现代商业银行管理体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建立与现代银行制度相适应的现代内部治理结构是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合理的内部组织体系，合理的用人机制等都是银行竞争力的源泉。

④拓展银行业的业务领域，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规模较大、资源充足、管理水平较高或者拥有很强的职员培训能力的银行来说，可以采取综合性银行战略。在目前从事的国际结算和融资、外汇存贷款基础上拓展注入项目融资、证券经纪、国际并购咨询、衍生金融证券等新兴业务。对于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银行，可以重点发展某一方面的国际业务。对于新兴的银行机构，如果资源尚不具备，可以立足国内某一方面的业务。

⑤提高银行全面监控意识和风险认识。应加强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后的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研究，通过系统分析过去发生的全球银行危机的案例，提高银行监管当局的国际化风险鉴别能力；加强银行监管当局人员的国际培训，提高监管者的素质和水平。

只有积极参与全球银行服务市场的竞争，才能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和经营素质，才能跟上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银行必须要有危机感，积极制定国际化战略步骤，以适应金融业国际化的大环境

2.工商管理前沿理论 篇二

Slovic(1993)从施信方认知的角度,研究发现:相对于增强信任的积极信息,破坏信任的消极信息更容易受到施信方的关注;并且,在可信赖性的判断、评价过程中,消极信息比积极信息占据更高的决策权重。这种典型的不对称性,导致信任发展的过程中,破坏和衰退成为一种常态。[1]破坏后的信任如何修复与重建?成为信任研究领域又一重要的课题。原有信任研究主要集中于初始信任的建立和发展。与初始信任不同,信任修复属于“非零起点”,违背的发生引发施信方重新解释和评估双方过去的关系;在修复的过程中,施信方对消极信息更为敏感。因而,信任修复比初始信任建立更加困难和复杂。

Lewicki和Bunker(1996)最早从受害方的角度,描述了信任修复的动态过程。从时间角度分析,信任违背(trust violate)一方违反双方最初承诺,导致信任水平下降或瓦解,是信任修复(trust restore)行为发生的前提。[2]因此,信任修复行为发生的时点分别处于信任水平下降衰退的过程中,或者在信任完全崩溃的情况下,重建信任(trust rebuilding)。近年来,信任修复的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但是,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发表的论文也非常有限。依赖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特性,信任修复的研究层面划分为:个人信任修复和组织信任修复。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主要关注个人水平之间的人际信任修复,而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更加关注组织水平的信任修复。本文主要对西方信任修复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期望能够为国内学者紧跟西方学术前沿,在各个领域从事信任修复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 信任修复内容

《辞海》中,“修复”释义为恢复成为原样。信任修复可解释为将下降或瓦解的“信任”恢复成原样。这个主题已有的研究中,与信任修复相关的内容包括:“关系修复(重建、再续)(比如,Kurt T.Dirks、Hong Ren)、合作修复(比如,Roy J.Lewicki)、声誉恢复(比如,Mooweon Rhee)”等。但与信任修复相比较,以上研究的对象更为广泛。

信任修复的内容主要基于对信任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将信任表述为行为、意愿、期望、信心或信念等,构成维度有一元、二元、三元的观点。其中Mayer(1995)的三元论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完备性,在信任修复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Nakayach和Watabe(2005)、Gillespie基于Mayer(1995)的观点,认为信任修复是在信任违背发生后,从能力、真诚和善意三个方面,恢复和提升对方对其可信赖性的感知。[3]除此之外,Kim、Ferrin、Cooper和Dirks(2004、2006、2007)的研究,基于Mcknight(1998)理论,将信任修复内容划分为信心信仰和信任意向。信任修复是在违背发生后,增加对方信任意向和信任信仰的过程。[4,5,6]Schweitzer、Hershey和Bradlow(2006)、Tomlinson(2004、2009)则是基于Rousson(1998)的定义,将信任修复表述为将部分或完全的脆弱暴露给对方意愿的修复。[7,8,9]以上描述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属于认知信任修复的层面。

在信任划分的维度中,Lewis和Weigert(1955)、Clark和Payne(1997)提出信任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构面,两者交互影响、相互融合。Lewicki(1996)的动态过程模型中,信任违背的发生,不但冲击原有的认知评价,而且伴随着复杂、混合、强烈的情感反应(心痛、愤怒等),共同影响最终的关系结果。[2]因而,信任违背的发生不但造成原有认知的破坏,而且导致负面情绪产生和情感的伤害。Tomlinson(2004、2009)提出,在信任修复的过程中,通过降低生气和恐惧等消极情绪和培养积极情绪(希望)有利于受害方对双方未来的合作产生积极的期望,促进短期信任修复。[8,9]Dunn and Schweitzer(2005)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影响认知评价的过程,造成受害方对可信赖性感知的结果远远低于实际水平,增加信任的修复难度。[10]因而,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信任修复的内容应当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构面,不仅关注认知信任的修复,还要重视情绪和情感的修复。

3 信任修复的方式策略研究

修复方式是信任修复研究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探索新的修复方式,如何提升受害方对其信任的感知;二是,探索不同的情景因素,如何调节修复方式的效力。

研究人员提出的信任修复方式包括:道歉、否认、沉默、解释、承诺、自愿抵押担保、补偿、惩罚等等。比如,Bottom(2002)发现口头解释对合作修复和情绪反应有积极的作用;并且提供实质性的惩罚比仅仅道歉有效,但是惩罚力度的强弱,并不会影响信任修复的效果;如果让受害方提出惩罚补偿的要求,通常少于受害方的实际损失,并发挥更有效的修复作用。[11]Nakayachi和Watabe(2005)通过实验研究证实提供抵押品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感知风险,提高可信赖性;并且从信号作用分析,自愿提供抵押品比强制提供抵押品,显示对方遵守承诺、约束自利的行为的动机意图。[3]Schweitzer等人(2006)发现道歉和口头承诺被看作是对方改变行为的一种积极信号,但是道歉加上承诺并没有比单独一种方式更加有效。[7]我国学者张正林(2010)将信任修复看作是初始信任与后续信任修复构成的动态过程,通过实验证实在初始信任修复中,修复方式对初始善意信任信念有显著影响;在后续信任修复中,修复方式和有无欺骗交互影响后续善意信任信念和后续正直信念。[12]

上述研究发现单纯的修复方式研究,导致修复效力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相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情景中,信任修复的难易程度和修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因而,近来的研究更加关注修复方式与情景因素的结合。其中,违背类型是现有研究中主要的调节因素(见表1)。

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Kim等人在能力信任违背条件下,内部归因的道歉比外部归因有效,道歉比否认有效。在品质信任违背条件下,外部归因道歉比内部归因有效,否认比道歉有效。在不同的信任违背类型下,沉默发挥信任修复的作用均处于中间状态。[4,5,6]Tomlinson从归因的角度分析认为,善意和真诚信任违背具有归因的稳定性与可控性,与之相比能力信任的破坏更容易修复。因而,信任修复的策略应避免产生破坏善意和诚实认知的结果,将信任违背的发生归因于外在因素、不可控性和不稳定性。[9]Kim和Tomlinson划分方法的区别,在于Kim等人将真诚和善意合并为品质一个维度。Tomlinson的研究中,真诚和善意违背类型下的信任修复方式和策略并不存在实质差异。但该结论没有进行实证检验,两者违背类型是否可以合并,还需要今后的检验。

Lount和Lewicki的划分方法,都考虑了时间因素对信任发展水平的影响。Lewicki认为由低到高三种信任水平的破坏,修复难易程度逐渐增加。[2]谋算型信任出现于关系初期阶段。了解性信任基础是基于对他人行为的可预测性。而认同信任的基础是特征共享和价值观念趋同。如果信任破坏的原因,打破了既有关系的价值体系,并且受害方的感情将受到极大的创伤,此时信任修复最为困难。而Lount则认为在信任建立的初期,因为首因效应的影响,对方将产生恶劣的第一印象,信任修复比发生于较晚时间点的信任违背要困难。[13]但是Lount的早期和晚期的信任违背时点,只是依赖于交往次数的简单划分,因而不能完全对应于Lewicki划分的阶段。并且早期和晚期的信任遭到破坏,哪种容易被修复无法简言概之,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存在的调节因素都会影响修复的难易程度。这可以作为今后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信任修复方式的研究,通过与情境因素的结合,提高了修复方式、策略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但现有文献对修复情景因素的发掘还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违背类型的划分。其它的调节因素,比如:信任修复双方的特征、信任违背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大小、原有的关系质量等等,如何影响修复方式的效力,尚缺乏深入的探讨。

4 信任修复机制

以上的研究,在丰富信任修复理论的同时,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研究分析多是将受害方作为“黑箱”,通过修复方式的刺激手段,观察受害方是否能够再次信任对方的反应;缺乏分析外部刺激的修复方式修复信任的传导机制。关于信任修复机制的研究非常有限。

最近Tomlinson(2004、2009)的研究向前迈出了一步。作者基于韦纳(B.F.Weiner)的动机和情绪归因理论理论,建立了信任修复的归因机制模型。韦纳的归因(attribution)理论用于解释人们对于自己或他人行为原因的知觉、判断,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可以用于发掘人们通过感知信任违背的原因,实现信任修复的过程。

Tomlinson(2004)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从归因的三个属性中,验证了不稳定性归因的中介作用。道歉、承诺,通过干扰受害方的归因过程,产生不稳定归因,以情绪和期望为中介,实现短期信任的修复;积极的信任期望和积极情绪是短期信任修复的前因;修复策略与不稳定性归因之间关系的强度,受到违背行为严重性的调节。违背行为的严重程度越高,道歉和承诺越不利于产生“不稳定性归因”。[8]

Tomlinson(2009)在2004年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违背类型的情景,更加清晰阐述了认知归因和情绪共同影响短期信任修复的过程。[9]虽然该模型是基于理论的概念模型,但也为今后应用韦纳归因理论解释信任修复的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第一,分析了三种不同的违背类型(能力信任违背、善意信任违背、真诚信任违背)与归因三属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道歉、承诺、否认等修复方式,可以将违背行为归因于环境等外部因素和行为发生的不可控性与不稳定性,减少对信任的破坏,提升可信赖性水平。第二,Tomlinson提出受害方感知对方的可信赖性(能力、真诚和善意)是实现信任修复的前因。第三,与2004年对积极情绪的简单分析相比,2009年的模型将情绪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信任违背导致失败结果产生,首先引起一般负面情绪(不高兴)的产生。受害方通过进一步寻求行为结果的归因,产生更复杂和特殊的情绪(比如生气、愤怒、同情、怜悯、担心、害怕、恐惧、悲观、绝望等)。两种不同类型情绪的划分,揭示出只有归因产生的特殊情绪和情感的体验才会影响可信赖性的感知和短期信任修复。心理学中,不同效价的情绪对认知评价会产生差异化影响,也启发我们在信任修复中,有必要将正价和负价情绪分别研究。

Tomlinson(2004、2009)的归因模型,能够解释道歉、承诺、否认、辩解等修复方式,干扰受害方的归因过程,实现信任修复。但是,两个归因模型仍然无法解释(比如,惩罚、抵押品等)其他方式的作用机理。鉴于此,我国学者吴娅雄(2010)基于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公平理论和感知风险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构建了信任修复的机制模型。[14]该模型分析了在现有文献中若干修复方式,如何通过信任修复路径上的关键变量,实现信任修复。根据受害方对信任违背事件的感知、违背方修复策略的感知和对未来合作期望的感知三条线索,作者提出信任修复的三条途径,即降低责任归因、降低感知风险和提高感知公平,其中影响信任修复的关键变量是责任归因、感知风险、未来预期、感知公平和受害方对修复过程的满意度。该模型仅仅是一个理论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5 现有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在信任研究领域,信任修复仍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存在很多的不足和研究空白,有待国内外学者进一步探讨。

5.1 关注双方互动的过程

现有的研究中,信任修复通常被设为破坏方的单方努力行为。然而,心理学中,信任修复如同信任建立,是双方互动的过程。受害方反应、态度、修复意愿、修复的努力程度直接影响修复的效率和效果。Lewicki(1996)曾提出,信任修复的过程中,违背方应该使受害方从一个旁观者转变为修复工作的参与者,努力向受害方说明建立新关系或者恢复原有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但是,此类研究尚停留在建议阶段。未来的研究在关注破坏方修复行为的同时,应积极挖掘受害方的哪些因素如何影响修复的结果。

5.2 情绪和情感在信任修复中的作用

在归因与信任修复中,虽然已经分析了情绪和情感对信任修复的重要作用,但是情绪、情感对信任修复的影响多是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有限。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探讨当情绪产生源与信任、不信任相关和无关时,对信任修复影响的异同;在不同信任违背的类型下,信任双方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的情感,对信任修复如何发挥积极或消极作用。

5.3 信任修复和初始信任建立的异同,以及信任能否恢复到先前的水平

文章最初已经提到初始信任建立和信任修复的简单差异。但是,信任的违反后的修复过程和初始信任的建立过程存在何种差异?原有的信任建立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问题尚未清晰。并且,从时间发展的观点分析,丢失的信任有的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重建;有的丢失的信任可能无法被修复。比如,因为欺骗和背叛导致了信任毁灭性的结果,往往很难恢复到破坏前的水平。当前信任修复的研究主要是短期信任修复。一般而言,信任的修复都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在短期信任修复之后,还要按照信任建立的机制和前因,继续进行信任的重建,才能建立深层稳固的信任水平。

5.4 影响信任修复的其他因素探讨

影响信任修复的因素众多,除了文中分析的信任修复方式、信任违背类型之外,还包括信任修复双方的特征、信任违背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大小、原有的关系质量等等。其中,受害方特征中遗忘和宽恕的能力,如何影响信任修复?时间因素在信任修复的过程中产生何种作用?信任违背造成的损害程度越大,信任修复是否越困难?原有的双方关系质量中哪些构成因素如何影响信任修复?等等,这些问题为今后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摘要：长期以来,诸多领域对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初始信任的建立和发展。然而,信任违背和破坏却是一种常态。破坏后的信任该如何修复?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从信任修复内容、信任修复方式和信任修复机制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最终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3.公司治理的前沿理论 篇三

公司治理的内涵

(一)股东治理模式论：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以及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公司治理应致力于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焦点在于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法马和詹森(Fama and Jensen，1983)进一步提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其中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施莱佛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7)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的资本供给者如何确保自己可以得到投资回报的途径问题，认为公司治理的中心课题是要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上述学者对公司治理内涵的界定偏重于所有者(一般情况下即为股东)的利益，因此把他们的理论称之为“股东治理模式论”。

(二)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论：科克伦和沃提克(Cochran and Wartick，1988)认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董事会和公司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相互作用产生的诸多特定的问题。布莱尔(1995)认为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拥有公司，如何控制公司，风险和收益如何在公司的一系列组成人员，包括股东、债权人、职工、用户、供应商以及公司所有的社区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以上学者对公司治理的阐述把利益相关者放在与股东相同的位置上，因而他们所提倡的被称之为“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论”。

公司治理与利益导向

(一)股东治理模式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股东治理模式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的目标。该理论假设在典型的公司中股东得到“剩余回报(residual return)”并承受“剩余风险(residual risk)”，因而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就实现了社会财富最大化。但是在如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主要有两种：

1.金融模式论(finance model)。该派认为公司由股东所有并进而认为公司应按股东的利益来管理，试图促使经理人员对股东利益更负有责任(尤其是在伯利与米恩斯企业中)。金融模式论的主张者认为，通过政策激励和采取最大化短期股票价格的行为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佳形式，因为今天的股票价格是反映公司未来利润和增长的最佳市场评估。其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理论”。因此，该派主张为公司控制提供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并主张扩大股东的权利。

2.市场短视论。市场短视派认为金融市场的压力使公司经理只关注短期利益，这样会对公司的长期管理产生一种经营决策上的偏导，从而降低公司长期资产的价值。罗伯特·哈耶斯和威廉姆·爱伯纳思(Robert Hayes and William Abernathy，1980)指出美国公司正在遭受“竞争性短视”(Competitive myopia)的损害，比如以短期资本测量作为经理业绩评估准则，这驱使经理过于沉重地关注短期的投资回报上。

(二)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与社会财富最大化

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论者认为应把社会财富最大化作为公司治理的目标。布莱尔(1995)认为，在大多数现代公司中，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股东可以通过投资多元化或选择退出而化解风险，一部分剩余风险已经转移给了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当股东不能承担全部剩余风险时，股东治理模式的假设不成立，不能由股东利益最大化推出社会财富最大化。崔之元（1996）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经理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服务。斯蒂格利茨(1995)认为公司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公司的目标不是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而是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公司决策是多个利益相关者合力的结果。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推动了公司治理理念的变化。人们不再将公司治理问题局限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进一步认识到，公司治理是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一个系统。

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一)所有制与公司治理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用联合投入与团队生产理论对以盈利为目的的私有企业与社会主义企业的差异作了简要论述。詹森和梅克林(1979)指出苏联型的国有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对个人而言往往得不到适当激励。张维迎(1995)认为我国国有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初始委托人(共同体成员)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最优工作努力，都随着代理链条的拉长而递减。林毅夫(1997)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竞争性的市场解决了充分信息问题后，委托代理关系就不会因为层次不同而产生差异。

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转轨公司的治理。博伊科克等(Boycko．M，A.Shleifer and Vishny．R，1994)对国有公司私有化的不同方式作了探讨。博伊科克认为私有化是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有效手段，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必将提高效率，不过不同的私有化方式其效率也不同。他们指出，英国、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直接出售方式，而东欧与前苏联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原因采用大众化私有方式相对低效且充满矛盾。

(二)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1.MM定理——资本结构无关性

莫迪利安尼和米勒(Miller，M.H，and Modiglianni．F，1958)提出了MM定理：不存在破产风险和对利息交付税收补贴时，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他们认为，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上，由于市场套利过程的存在，理性的投资者能够实现个人债务杠杆与企业债务杠杆之间的替代，最终公司市场价值和投资者收益是不变的。MM定理的最大缺陷在于把市场看成是完全有效的，这一假设明显与现实不符，从而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

2.代理成本与资本结构

詹森和梅克林(1976)指出MM定理基于如下假设：企业现金流量的概率分布与资本结构无关。而现在由于破产成本的存在，企业现金流量的概率分布发生了变化，因此代理成本的存在否定了MM定理的合理性。莫迪利安尼与米勒的缺陷在于没有涉及到与不同融资方式相联系的代理成本问题。詹森和梅克林认为债务的代理成本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第一种效应主要表现为债券会导致经济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这是由债务合约的性质决定的，一旦失败，经理的损失有限。另一种效应表现为：由于从声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公司或经理倾向于选择相对安全、能保证还清债务的项目，而不是真正价值最大化的项目(Diamond，1989；1991)。

3.不对称信息下的融资结构

迈尔斯与马伊路夫(Myers and Majluf，1984)认为，投资者对公司内部情况及公司投资项目的了解，往往不如公司内部控制者。若公司实行股权融资，由于股市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公司只能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发行股票。这样会使原有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公司不愿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因此，迈尔斯(1984)指出，公司融资存在一种“次序等级理论”即公司存在内部自有资金情况下，往往先使用自有资金，然后才会使用低风险的债务融资，而发行股票则是最后选择。

4.交易成本理论

威廉姆森(Willamson，1988)利用资产专用性来考察融资决策。从交易成本出发，他认为企业应该首先利用债务融资，然后是股权融资，进而提出Dequity概念，实现债务与股权融资的结合。

(三)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

1．詹森和梅克林(1976)将股东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另一类是外部股东。随着所有者——管理者股票份额的减少，他对企业产出的权利要求部分也减少了。这将鼓励他以额外津贴的形式占用公司资源，更重要的是熊彼特式的创新活动也将减少，这将导致企业价值大大降低。

2．德姆塞茨(1983)认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并无内在关系。他指出不能简单认为股权分散会导致企业价值不会最大化，所有权的结构是竞争性选择的结果。通过比较各种成本的大小，会使企业所有权结构达到均衡状态。莫科、施莱佛和维什尼(Morck，Shleifer and vishny，1988)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绩效成正比。

3．斯图尔兹(1988)从收购与兼并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司价值与经理控制的投票权数量之间呈U形关系。当经理控制的股票权比例a较小时，随a的增加，公司价值上升；当a较大时，随a的增加，公司价值趋于下降。这一假设得到了麦克迈尔和瑟维耶斯(McComell and Servaes，1990)的证实。

4．施莱佛和维什尼(1997)认为法律不能给小股东以有效的保护时，大股东能获得有效的控制权，所以大股东持股在世界各国很普遍。在大股东不常见的美国、英国，敌意收购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出现了；另外，大的债权人也在公司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如日本、德国。但是，当大投资者的利益与其他投资者、经理层或雇员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会产生掠夺行为。大投资者会牺牲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偏好，尤其是当他们掌握的控制权大于其现金流量权时汲取租金(Rajan，1995)，大投资者的掠夺会造成其他投资者不愿投资。

(四)控制管理者的机制

1．内部约束机制——董事会

(1)董事会的结构。特里科(Tricker，1994)认为董事会结构有重要意义，将董事会成员分为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哈特(1995)认为原则上董事会对管理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实际效果值是怀疑。因为董事会由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构成，前者是经理人员，后者是外部人。一方面，执行董事不可能自我监督；另一方面，非执行董事(外部董事)也不可能做好监督工作。原因在于：(1)经济利益不大，所以积极性不高；(2)兼职太多，没有时间；(3)希望被继续留任，不愿得罪管理层。凯德伯里委员会(Cadbury)因此提出了改变董事会结构的建议。

(2)董事会规模。约梅克(Yenmack，1996)与爱森伯格等(Eisenberg．T，S．Sundrgenand Wells．M，1998)分别利用美国和芬兰的数据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绩效越差。利普顿和洛尔施(Lipton and Lorsch，1992)认为董事会规模最好为8—9人，最大不超过10人。(Julian Franks and Colin Mayer，2001)通过对德国公司所有权的分析，发现了董事会替换与公司业绩的强联系。

2．外部约束机制——收购与兼并

曼尼(HenryG．Manne，1965)较早提出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公司之外存在一个买卖公司控制权的市场。如果股东无法直接控制管理层，则可以通过接受公司外部收购者的报价来更换那些缺乏效率的公司经营者。从该理论可以推知，公司并购后被收购企业的管理者将被更换。然而经验表明并非如此。威廉姆森(1975)、阿罗(1975)、克莱茵、克劳福德、阿尔钦(1978)认为将同行业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联合在一起可能会在不同的水平间获得更有效的协同效应。其理由是通过纵向联合可以避免相关的联络费用的各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多德(Dodd)和鲁贝克(Ruback，1977)、布雷德莱(Bradley，1980)发现即使收购活动并未成功，目标企业的股票在收购过程中也会被重新提高估价。人们对此提了两种假说：一种认为收购活动会散布目标企业股价被低估的消息并促使市场对这些股票重新估价，称之为“坐在金矿上”(Bradley，1983)。另一种假说认为收购要约会激励目标企业的管理层贯彻更有效的战略，即“背后鞭策”。

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造的过程。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之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苏联与东欧在转轨时完全套用西方的做法，出现的问题是明显的，损失是惨重的。一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潜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国在设计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那种完全西化的“拿来主义”或“拼装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另外，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多种多样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行业有很大差异，而且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企业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内的企业组织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东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且一国在不同时期，治理结构上也有变化。我们不应该把推进一种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规定的、或领导人肯定的)并且强制执行，作为改革的取向，而应该多方探讨，以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不同企业的情况为基础，以实践效果为依据，科学选择。

4.工商管理前沿理论 篇四

一、引言

Voth（2000）将资产价格膨胀定义为，资产价格在峰值后至少下跌50%，并在至少5年时间内不能恢复到峰值。

二、资产膨胀的形成机理

泡沫的形成不是一跳而就的，也不是单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它是外部环境与内部运作紧密结合，互相推动的过程。资产价格上涨初期一般都是外部有利冲击造成，那么这种价格的上涨是否会持续，就要看整体的宏观形势了。如果经济形势明朗，国民乐观情绪高涨，资金环境宽松，那么不管是场外观望者还是场内参与者都会产生价格继续上升的预期。预期使市场外部人强化了收益，忽视了风险，他们的进入使市场噪声交易者突然增多，继而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结构，以至于市场主导的交易策略发生改变，市场价格向内在价值调整的时间延长。当跟风形成一定规模，理性投机者利用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市场进行操控，他们发出的诱导信号和持有资产的交易者竭力传播的资产价格进一步上升的信息将诱发羊群效应。此时，投机风盛行，预期增强，整个资产市场价格膨胀，越来越多的噪声交易者开始进场，资产价格上涨形成恶性扩张循环。如下图:

二、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对国民经济和金融的负面影响(一)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

1.各国通货膨胀受到控制，但与此同时资产价格的波动日益加剧，各国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2.资产市场在国内融资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巨大，但是股票市场影响货币政策 和（或者）国民经济的机制还没有完全被认识。

现实的发展已经表明一国或者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股市大幅下跌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对金融的负面的影响

即使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通货膨胀影响较小，但是资产价格同样会对金融体系带来较大的影响。如果资产价格的上升不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支持，这种价格的上升最终会就不可持续，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崩溃；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整个金融体系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三、怎样防范金融资产膨胀

第一，货币政策目标应适当考虑资产价格趋势。格林斯潘教条对资产泡沫的纵容，已经让欧美各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饱尝艰辛。我国应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对资产泡沫破灭前的治理，货币政策应适当参考资产价格信息。

第二，防止流动性避实就虚，加强对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由于我国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导致实体经济利润微薄，大量资本弃之而去追逐资产。当前资产价格上涨的内嵌式与外挂式特征相当明显，必须严格控制资金的流量和流向。

5.工商管理前沿理论 篇五

一、城市化与经济结构关系的文献综述

城市化导致人口聚集，还是相互导致？这是一个长期的争论。

城市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机制的理论主要是区位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

1、区位理论。区分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

冯-杜能（J H Von Thunen）:<孤立国通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

韦伯《工业区位论》1909

克利斯泰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19332、非均衡理论：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提出。（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主导部门以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个区域或者某个大城市聚集形成经济活动中心。有两个效应：吸引和辐射）中心---边缘理论由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提出。

3、循环累积理论，时缪尔达尔在1957年《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最核心的效应是“扩

散效应”和“极化效应”，在经济活动初期，经济要素的水平是大体上相同，后来由于偶尔因素，拉开了距离，这就是“极化效应”。

《工业化与商业化的比较研究》切拉力

城市化不仅影响产业结构也影响需求结构。

服务业聚集水平的国别差异

服务业聚集的变化趋势方面：虽然变化方向大体相同，但不同研究方法形成不同的结论： 科尔科的研究发现，服务业是美国集中度最高的产业之一，空间尺度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较强，在郡县层面，虽然自86年以后集中程度一直不太高，但欧洲服务部门在地理上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去向，尤其是金融和商务区服务业是聚集程度最高的两个部门。

然而，克伦茨运用B阿拉飒飒指数对iu州服务业的地理集中以及变迁进行了研究，并将产业聚集的i安华勇线性趋势惊醒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的地理集中和聚集在1970-2005年成仙了一种下降态势。降幅为22%

大部分服务行业的聚集水平呈现显著下降，此外，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聚集的效应方面，而科尔的研究揭示出信息技术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区选择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信息技术将主要通过影响五行上平的运输成本对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和聚集产生需求作用

二、关于城市化化与产业结构的文献研究：

布莱恩.贝利（1692年）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式相互作用的。

1、刘易斯-拉斯尼费景汉模型

2、乔根森模型劳动剩余的问题

3、托达罗模型收入差异和就业机会的差异

4、钱纳里的“标准产业模型”：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看出结构变动的特点：

1、与农业产值下降幅度比，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慢很多。农业产值下降幅度快。，农业劳动占全部就业人比重36%左右。证明农业部门仍然是低效率部门。

2、工业就业增长幅度（27-28%）远远落后于农业就业下降幅度，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大部分被服务业吸纳。（由于工业化程度越

来越高，需要劳动力少）

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

国内学者的研究：

城市化与服务业相关性是服务经济学界多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之一，2011年又把改问题研究推进一步。

冉建宇 张建升（2011年）通过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1-2009年中国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进行比较分析，表明：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存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扩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从协调度来看，各地区耦合度不断提高。优质协调的省份和严重失调的省份都比较少，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较多。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区耦合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参阅张建生《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研究》，载《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7期

光环效应：中心城市把周围城市的优质资源吸引过来，被中心城市极化了，周围城市必定倒霉。应该差异化发展。

二、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城市与服务业的互动的现象与理论解释

（一）、城市转型及其服务业发展是学术界 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

最著名的莫过于“配第—费雪—克拉克定理”，科兹涅茨、富克斯、钱纳里等众多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其结论。

克利斯泰勒在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但丹尼尔斯（1985年）认为的那样，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规律长期且明显地被人们忽视。诺伊利和斯坦巴克以美国140个最大的大城市标准统计作为研究样本，以就业结构为研究对象，以区位商为指标，吧美国大都市转型的结果分为四种：多元化服务或者节点型城市，专业化服务型城市、生产型城市和消费导向城市。

希兹，斯坦巴克等：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大多数城市度过了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难关，斯坦巴克指出，服务业的发展改造了美国城市经济。

（二）、城市与服务业互动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趋势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城市经济经历三个阶段：

1、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时期

2、以制造业为主导，服务业为辅助的工业化后时期时代（上海）

3、服务业为主导，建有某些新兴制造业的后工业化时代。（北京）

克拉克《经济节史》

（三）城市化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理论解释：

1、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

服务业是一个落后的部门，本质上是消耗性部门，所以发展史被动的，对城市化没有多少促进作用。

2、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城市与服务业分析

如果城市化的速度超过工业化，则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到城市之中后，只能在非正

规部门就业。二这些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传统的服务业，这些部门是小规模的，效率底下的，无益于经济增长。这样，有服务业多推动的城市化是低效率的城市化。是贫困的城市化。评论：考虑到信息技术等因素，城市发展的更多是现代服务业，因此，对城市发展史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3、进一步研究：

证实了：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劳动力转移过程，动态比较出得结果说明劳动力在城市非农业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部门集中，研究发现城市化是促成今年一个国家由农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明确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

里德尔支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商业革命是工业的前奏与先兆，二服务业的创新成为了工业革命的支撑。里德尔提出，服务业的份额的上升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服务业是经济的粘合剂，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

江小娟则提出了服务业增长需要区分“名义”与“真实”，可以概括为：一实三名，新增服务消费是真实的增长，服务价格相对上升，服务专业化和外移（专门服务部门来做工业部门做的，GDP还是那些，只是记录在服务业GDP中），自我服务转化为市场化服务都属于名义增长。服务业比重上升不是好事，福利不一定增长，只是价格上升。所以应该记录在名义中。三分之二的服务业是外置的，不是实际的。

那么，在服务业增长分解中，新增服务业是占主导吗？现在还是一个谜。

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工业化城市---后工业化城市

为什么城市化促使服务业发达，新增服务业发展强劲，原因在哪儿呢？降低交易成本与分工的深化。

亚当斯密《国富论》

这种观点认为，服务业发展与城市之间互动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是分工。由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以及制造业非密集使用土地资源的特征。会使制造业首先在一个区域集中起来，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这种城市就是工业城市。使用藤田恒久与克鲁格曼的模型进一步推到后发现，将制造业集中起来之后，制造业者之间的分工，制造环节的分工，以及功能化分工将会不断地深化。这导致交易数量（交易频繁）大为增加。这种交易数量的增加对于交易本身的专业化提出了要求，从而出现了服务业的规模化聚集（服务业专业机构），是后工业化城市出现。

（四）服务化与城市化的动态发展过程理论

城市地理学家瑟诺姆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研究，城市化进程具有间断性规律。

三、城市转型与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1、城市有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是城市有低向高发展的整个过程。

2、以金融、信息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者服务形成向大城市中心聚集化的趋势，从而使城市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区高度集中。

3、城市转型是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4、城市转型与服务业之间存在着一种动力机制和路径依赖，研究认为服务业在大城市的发

展是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因素是：城市的规模和服务业的多元性，城市在国际和国家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区位。

5、推动城市转型与服务业发展的力量：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6、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型中普遍存在首位城市现象。经济社会和资源配置的高度非均衡

性，钱和财力严重向大城市聚集。

7、就资源型城市转型来看，一般分为“产业链延伸模式”：从单纯的采掘业，到采掘业加

工制造等产业链。

6.工商管理前沿理论 篇六

首先感谢学校和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给了我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深入体会现代化工业制造流水线，了解一个国际化公司的现代化生产线、职业化的职工、先进的技术，这些使我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6月3日中午我们全体工商管理专业和人力专业的同学们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到达了北京现代汽车制造厂，大家都是学生，虽然在平时中也有接触到车辆，但却从未真正见过整车详细的构造及配件，更何况是要真正看到一辆整车的生产流程。

接待我们的是现代厂的一位男接待员，看来今天的整个参观会由他来负责。在现代厂气派的接待室里，接待员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参观的行程、路线、参观时间和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不能拍照）后，接着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北京现代的历史，但确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北京现代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各项傲人成绩以及能够在激烈的汽车市场竞争当中立有一席之地的艰辛。当介绍结束时，心里对北京现代的了解增加了一些，同时也更加期待对整个现代流水线的参观了。根据资料我了解到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于2002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是由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和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共同出资设立的，中韩双方各占50%，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期限为30年。2003年4月7日第1万辆SONATA轿车下线。自公司筹建以来，对厂区进行了大面积的道路改造，场地绿化，办公楼装修和景观设置，使北京现代能够融入北京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符合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汽车企业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车厂绝大多数生产机具，包括计算机硬设备，多是国产品。同时为提高品管，并没有采行日本式的“实时控制系统”，而实施高层次的垂直整合方式，目前的年平均产量为115万辆小客车。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降低价格，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就应尽快完善国产化协作配套体系。目前，北京现代已经与国内五十多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企业在为北京现代提供优质的零部件配套服务的同时，还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就业。

现代车厂现今行销世界128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款有卓越(exc-el)、伊兰特(elantra)、索纳塔(sonata)及与伊兰特共用平台的酷派(coupe)跑车等四种车型。而伊兰特车款曾勇夺1992、93年澳洲越野大赛量产车组的冠军，并得到英

国汽车专业杂志“whatcar”最值得购买的中型房车荣衔；卓越则入选1994年美国汽车年鉴(carbook)最佳安全小型房车；索纳塔于1993年初登上中国大陆，一至五月就卖出了4万辆。而最让汽车同业感佩又羡慕的，是在郑周永的坚持与督促下，现代车厂于1992年的底特律车展上，很骄傲的推出完全自力研发成功的第一款概念车hcd-i，流畅的线条，前卫的造型，在两盏炯炯有神的鹰眼式大灯烘托下，立刻征服了北美的车迷，最“可怕”的是这辆双座小跑车的售价只要

1.4万美金，即使日本车界也在暗自盘算因应的对策。时隔一年，现代车厂又在1993年的底特律车展中，亮出第二张王牌－hcd-Ⅱ，前二后一的座位设计、四缸可变正时多气门2.0l引擎、abs防死锁煞车系统、超宽扁胎，正是不折不扣的情趣跑车设计。

在接待员的代领下，带着我们走进向第一个生产间，我想象着工厂里有非常多的人，并且声音也非常的嘈杂，很危险，随时会有火花四溅，头顶上也会有机械碰撞崩出的火星。但进来以后，俨然和我的想象差了十万八千里，这里面都是属于机械化的操作，人很少，人在这里起到非常小的作用，主要做功与生产的都是由机器人来操作完成，包括车门，车身的组装等等。曾经只是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的智能型机器人，在这里已真正的来替代人力从事很多工作内容，由机器人来替代人力，不但能够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产量和品质，同时也能够减少整个过程中的误差产生以及减小人的危险性；而在必须由人工来从事的生产工段上，现代厂对人员的分配更是有着严格的要求，每位员工都会根据各种自身条件来合理的分配到不同工段，特别是在看到现代人那种环环相扣的每一操作过程精确要由秒来计算时间和对每一台车辆组装过程中的仔细程度，让我更加深切的感受到了现代人对经过自己手下生产出的每一辆车所投入的大量心血和精力。

我们依依不舍告别了可爱的机器人，然后来到了第二个生产间，这里少了机器人的操做，有了很多工人，但也不是我想的那样人多又嘈杂的环境，而是非常的井然有序，工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离不弃，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单一，每个工作岗位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接待员向我们介绍说，这里面每个工作岗位上，对工人的条件也是有所限制的，比如有些岗位身高要求是一米六，有些岗位要求工人体重不超过120斤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使每个工作岗位都能达到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在她讲解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果真是这样。如果说刚刚参观的机器人生产间是通过机器人来达到一个井然有序的状态，那现在这家人工的生产间，就只能让我感叹现代车厂严谨的管理制度了。

通过讲解员的讲解，我也了解到了现代的每一款车，经过一系列生产线的严格生产最终成为市面上所见到的整车车型后，才只是一部分的生产流程，之后的各项精确检验才是车辆能否出厂销售的关键，整个检验不单单由生产线的最后一道质检工序负责，还需要由销售部门的专业质检组来进行一系列的精确检验才能够最终确定车辆是否能够投放市场销售，由此可见现代人高速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以牺牲产品质量、信誉和服务为代价的“假、大、空”式的大跃进，在采购、生产、检验等环节上严把质量关口，全力塑造能经得起消费者检验和值得信赖、有长远生命力的品牌。因此北京现代一直是融入社会，服务人民的。

讲解员的讲解到此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也意味着我们此次的参观即将结束了。参观过后，知道了一辆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过程，包括车的配件，车的内部制造，车的质检与测评等等，但对我感观上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现代车厂一辆车制造的流程，在我看来，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了。因为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多余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环环相扣，每个工人处理自己工作的时间只是一分钟甚至几十秒，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都非常的系统化，精确到秒到来计算。如果生产的车辆出现问题，通过问题的简测，能找到是哪个工作环节出现的错误，是由于机器人操作失误，还是由于人工失误，如果是人工失误，那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错误，而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责任制严格的制度，也让工人没有一丝懈怠，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同时在参观完整个现代厂的生产过程和真正感受到生产流程后，也真正的看到了以前短片上所提到的于2003年2月改造完成的四大工艺生产线并开始批量在同一生产流水线上生产多种不同车型的壮观场面，北京现代用了半年的时间走过了大型汽车企业10年走过的路，创下了中国汽车工业生产速度的新记录，更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北京现代人的不俗能力。而感受到北京现代车辆的生产过程中，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相配合，智能与人力相配合，并且现在已能够在完成自己的目标后为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提供各种配套的服务及技术人员培训，不得不让人为之骄傲和自豪。

看到工人的工作状态，想想自己也应该用心来对待自己的学业，让自己的学习更严谨，合理有效的利用时间，努力做好每一件事，为自己的成长而努力。此次对北京现代的参观，对我个人来说是受益匪浅，特别是北京现代公关部讲解员的专业讲解和她对每款车型的了解程度，以及面对我们参观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专业解答，让我看到了很多自身的差距。

7.工商管理前沿理论 篇七

创业联盟是基于不完备合约下的新创企业和独立性组织间达成的合作协议。 这些独立性组织通过联合工作来共同发现、 评估和利用创造未来产品和服务的新机会(Reuer and Arino,2011)。

由于创业联盟在提升新企业成长质量和创建成功率上所表现出的突出优势, 众多的新创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开始采用这一战略性增长工具。 然而,创业联盟也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实证调查显示,联盟的失败率高达50%-70%,很多创业联盟的存活期甚至连一年都不到(Bleeke and Ernst,1993)。 创业联盟的重要性和其高失败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何提高创业联盟的成功率就成为了创业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

近年来, 我国中小企业的联盟实践有了较快发展,尽管如此,对国内新企业而言,创业联盟还是一种相对较为新颖的组织创新形态, 创业者对于如何有效管理创业联盟来收获创业绩效还缺乏足够的经验。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 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希望通过联盟战略来获取稀缺知识资源和发展创新能力, 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 基于此,系统分析创业联盟的形成动因、 创建过程及其在创业管理研究中的实证应用, 不仅有助于更好的为国内新企业实施创业联盟提供实践参考和指导, 也能为我国学者今后开展创业联盟方面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创业联盟的表现形式、形成动因及其竞争优势来源

创业联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合资企业是其中最复杂的形式,因为这涉及第三方独立实体的建立,合作各方通过向新的合资企业投入资金和其他资源达成商业协议,属于股权联盟的范畴。 非股权联盟是创业联盟中最普遍的形式, 通常以合同的方式来开展合作伙伴之间的联合采购、研发、生产和销售。 创新外包、准时供应协议、技术许可和品牌联合等都是非股权联盟的典型例子。 很多时候股权型创业联盟和非股权型创业联盟可能包括不止两个参与者,因此形成了多方联盟,联盟星系、产业合作社、产业联盟等都是一些常见的多方联盟(Carpenter and Sanders,2007)。

Reuer等学者认为创业联盟实际上是一种代表了各类商业交易关系的混合形式, 并根据资源整合和资源承诺两个维度对创业联盟类型进行了划分。 其中供应商参与、专利许可、特许经营等可以看成是一种弱关系交易的创业联盟, 涉及的资源整合程度和资源承诺程度都是比较低的。 与之相反,合资企业、权益性及非权益性联盟涉及的资源整合和承诺程度较高。 联合生产、联合研发及联合销售等创业联盟类型则居于中间。

对创业型企业而言, 有效管理联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 新进入缺陷以及合法性问题的存在使得很多新创企业很难寻找到最优的联盟伙伴,即使找到了合适的合作伙伴, 也会因为先前经验和资源禀赋的局限令新企业缺少有效管理联盟所必需的能力, 从而限制了其杠杆化利用联盟伙伴核心知识和资源的潜力。 不仅如此,在进行联盟谈判和联盟实施过程中, 这些不足也会使得新企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尽管如此, 创业联盟还是可以为新企业实现成长提供极大帮助。 就内部而言,联盟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得新资源和新能力,就外部而言,联盟可以帮助新企业创建新产品和新市场空间, 并有助于企业快速进行国际化扩张。 通过与大企业甚至是行业主导企业结盟, 新企业还可以获得互补性资源和运营管理技巧,并能够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与声誉卓著的大企业建立联盟也可以为新企业带来了一个事实上的信号效应。Stuart(1999)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和那些没有采取联盟战略的创业企业相比, 与大企业结盟后的新企业进行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时间更短、股票市值更高、并可以募集到更多的权益资金。

三、创业联盟的创建过程模型

目前在实践层面, 创业联盟的发展已经十分迅速,但在理论层面,创业者对如何创建并有效管理创业联盟还所知甚少。 根据联盟伙伴间关系基础和目标设定上的差异,Ring等(2005)提出了创业联盟创建的三种过程模式,分别是新生型、机械型和嵌入型联盟创建过程。

在联盟创建过程中, 合作企业之间是基于聚合关系、 战略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来形成彼此间的情感认知和契约达成。 聚合关系是指联盟伙伴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和诉求, 战略关系是指参与企业之间共享战略愿景,形成相容性的战略使命和价值观,而社会关系则是指各个合作伙伴通过联盟形成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 由于先前联盟经历以及信息分享模式上的差异, 联盟企业之间形成的这三种关系强度会有所不同。 根据产业类型、联盟目标以及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创业联盟也会具有不同的初始形成条件。

当潜在合作伙伴之间具有很高的聚合关系和相对较低的战略关系和社会关系时, 采用新生型的联盟创建模式对新企业而言将会是一个较优选择,此时各参与企业基于聚合利益来界定创业联盟的战略目标、运作结构、控制机制和持续性期望。 当联盟企业之间的聚合关系、战略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很低时,采用机械型的联盟创建模式是比较有利的。 尽管缺乏先前合作经历,但是企业之间却具有相同的目标:在市场上成功销售出自己的产品,因此,通过联合营销一方面可以扩大市场感知和顾客基础,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某家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当各参与企业在建立联盟前就已经有了长时间的合作历史, 并且成立联盟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新的业务机会时,嵌入型联盟创建模式就成了首选。 此时联盟伙伴间的聚合关系、 战略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相对较高的,彼此的利益和目标都是一致的,拥有共同的战略愿景和联盟预期。

四、创业联盟的实证研究分析

近年来, 一些国外学者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创业联盟领域的实证研究,且进展十分迅速。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深入回顾,本文发现,总的来说,既有关于创业联盟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考察创业联盟的前置变量及其驱动因素; 二是研究创业联盟的形成机制及其实施过程; 第三类文献侧重于分析创业联盟的稳定性; 最后一类研究则致力于揭示创业联盟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一)创业联盟的前置变量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实证方法来分析创业联盟的前置因素及其影响变量。 Eisenhardt和Schoonhoven对美国半导体产业中102家新创企业在1978-1985年间的研发联盟数据进行了纵向研究, 事件史分析模型的结果显示产业内竞争者数量, 新企业的战略创新性,新企业创业团队的规模、先前管理经验、先前创业经验等要素是驱动创业联盟的重要前因变量。Steensma等学者利用来自挪威、印尼、瑞典、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5个国家494家新创企业的调查问卷,实证发现新企业感知到的技术动态性越大, 就越有可能采取联盟战略, 而且会选择权益投资方式来创建创业联盟。 此外,他们还发现国家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特质在上述关系间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 而国家文化的个体主义特质则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 Park、Chen和Gallaghe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联盟实践进行了研究,利用171家新创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发现当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较高时, 资源充裕性企业通常会采取联盟战略,资源贫乏型企业则不会;而当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较低时则刚好相反,此时资源贫乏型企业较之充裕型企业更有可能实施联盟战略。 总体而言,这一类的研究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创业联盟的驱动机制奠定了重要的微观知识基础。

(二)创业联盟的形成机制及其实施过程

还有一些研究力图对创业联盟的实施过程动态进行考察。 Sedaitis对俄罗斯9家从事国际贸易的服务性创业企业及其联盟实践进行了多案例研究, 发现新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 治理制度及其与联盟伙伴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质量均会影响联盟战略实施的有效性。 Reuer等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考察了合约复杂性对创业联盟实施过程的影响, 对德国电信产业83家新企业的实证研究显示: 联盟合约的复杂性不但增加了联盟伙伴的搜寻成本, 也提高了创业联盟的资产专用性。 Patzelt等学者利用实验研究方法对52位创业者做出的1632项创业联盟决策进行了分析, 发现新企业要想在抵御风险的同时并从联盟中获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金融冗余性资源和联盟管理能力。

(三)对创业联盟稳定性的考察

创业联盟的高失败率决定了联盟稳定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Deeds和Hill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中的109家新创企业进行了问卷调研, 发现使用关系型契约以及进行权益性投资方式均有助于减少联盟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联盟企业间的先前合作经验以及联盟本身对参与企业的战略重要性均会对其稳定性造成重要影响。 Davenport和Miller对新西兰一家技术创业企业的联盟实践进行了深入案例研究, 发现创业联盟有助于提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概率, 而社会嵌入关系、 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及其共享的专用化资产质量则是导致联盟失败的重要原因。 Arino等学者考察了新企业的联盟契约动态性对联盟稳定性的影响,他们采用对偶研究方法对西班牙的189个创业联盟进行研究, 同时对联盟双方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新企业更倾向于采用交易型契约投资方式创建联盟, 当合作伙伴间存在控制机制不对称时,创业联盟失败的可能性会增大。

(四)创业联盟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近年来, 部分学者开始考察创业联盟对新企业创业绩效和其他组织结果变量的影响关系, 并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Deeds和Hill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中132家新企业的联盟实践进行了追踪研究, 发现创业联盟有助于提高新企业的产品开发绩效,但由于联盟学习效应、资源承诺负载以及管理复杂度的增加,这一作用会呈现出边际递减趋势。 Nieto和Santamaria对西班牙1300家中小型制造业企业1998-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统计研究,二元常态概率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 尽管技术联盟能够提高新企业的创新绩效, 但会根据创新产出和联盟伙伴的类型而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创业联盟对产品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工艺创新绩效的影响,此外,与其他联盟伙伴相比,与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联盟合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大, 而且这一效应在产品创新中更为明显。 Casseres针对美国计算机产业中的创业联盟也开展了历时案例研究, 发现加入联盟体系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联盟绩效的获得则取决于新创企业在联盟网络中的位置,当新企业的规模小于结盟企业时,其通常会处于弱势地位。

五、展望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 创业联盟对于我国新创企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深入分析新企业创业联盟的驱动因素、 表现形式及其创建过程和发展模式对于指导我国企业在商业竞争中理性地选择和实施创业联盟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创业特质论和创业机会观等研究主题相比,创业联盟仍属于创业管理的前沿研究领域, 相关理论和实证基础远未发展成熟, 也有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值得进一步探索。

首先, 既有研究对创业联盟的治理机制关注度不够。 联盟治理能够通过设计合理的契约和股权机制来保证联盟实施的动态稳定性及联盟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通过设计激励相容的一系列制度保证了联盟运作的有效和均衡。 但是,新创企业应该如何针对权益性和非权益性等不同类型的联盟来设计出相对应的治理机制? 如何在这些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进行选择? 这些问题值得创业学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 创业联盟的过程模式亟须进行更加深入的解构。 联盟运转是一个多主体和多要素并存的复杂演化过程, 创业联盟可能会因初始条件和伙伴关系的不同而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 因此,今后也可以深入挖掘创业联盟的形成过程理性及其动态模式, 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有关创业联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要：对创业联盟进行系统性分析。首先阐述了创业联盟的概念内涵和表现形式,指出了创业联盟的形成动因及其竞争优势来源。随后,论述了创业联盟的三种创建过程模型,并对国外创业联盟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详尽评析。最后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展望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机会与方向。

8.在理论前沿的大开拓与新建构 篇八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应该说，学科教学论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在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新文化氛围中，我国学科教学论建设的主流是对现代课程与教学论成果采取了开放的态势，积极综合广义的基础教育教学经验，探索自己独特的体系构造，逐渐形成了学科教学论建设的新气象。虽然各个学科发展的起点、方式和分支都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大抵都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一是引进介绍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本学科的直接成果，有些是相关学科的间接成果，这可以说是“引进期”，其重心是大量搜集译介有关学科教学论的学术信息，逐渐理清这门学科的范畴和理论特征。二是进入研究阐发前人理论和解释描述有关的新鲜材料的“再现期”。虽然一涉及“阐发”，势必要对某些学科教学论原作的一些结论和细则加以发展和修订，但这一阶段的重心是廓清原作的脉络，并运用它来解释、分析和透视新近的学科教学现象。三是概括新的学科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形成自己的理论范畴和探索命题的“更新期”。在这个时期很有可能在若干专题上有所突破，并预示开拓新的学科教学论领域。四是建构学科教学论新的理论结构的“独创期”，它当然要包含许多前人和同代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它的核心范畴和基本理论却必须有着鲜明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启发性。也许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准确，但它却揭示了学科教学论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其不同时期推出的不同层次和范畴的研究成果。

曹明海教授主编的《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丛书》，可以说是在理论前沿的大开拓和新建构。从其各个选题设计来看，这套“理论前沿”丛书，立足于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宏观视野和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确定的选题，如《语文学科解释学》、《语文教学本体论》、《语文陶冶性教学论》等，都属于学科教学论研究的“更新期”和“独创期”的理论命题，既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又具有实践的应用性。应该说，这套“理论前沿”丛书的选题设计，从语文教学解释学到本体论，从陶冶性教学到新课程教学论以及语文教育观新建构，从整体上勾画出了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的主体风貌。实际上，它既是对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探索的多层透视，也是对未来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多层探究。《语文教学解释学》从解释本体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作品解读观念与方法的操作性问题，以及解读活动中的寻求理解与自我理解、视野融合的阅读教学解释学原理、后现代课程视野下的阅读教学、接受美学理论与阅读教学美学等一系列论题切入，深层探讨了语文教学解释学的原理与方法，必将开启语文教学解释学研究的新领域，促使语文教学打破过去概念化阐释模式，建构语文教学文本解释的思维新秩序。《语文教学本体论》从语文之蔽——工具论与人文论、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构成、语言的人文主义视界与本体论阐释、语言的文化性构成与教学策略、语文本体的文化阐释与教学追问、语文本体世界的多维化哲学透视，以及汉语文审美与文化性存在探究、汉语文本体美学与教学的考察、“文化语文”论与“语感图式”观等一系列论题切入，深层揭示了语文教学本体即语言本体构成与存在的特性，描述了语文与文化、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主体、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生命、语言与意义构成的本体世界的风貌。它会从根本上变革语文教学的思路和观念，重建语文教学新秩序。《语文陶冶性教学论》从西方陶冶哲学理论与我国陶冶性教学传统、关怀生命与陶冶性教学价值观、陶冶性读写教学的生态化建设、在困境与反思中突围的陶冶性教学探索陶冶性教学状态的审美化透视，以及诗性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设计、生命语文的陶冶性教学追问、审美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建构、经典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开拓、绿色语文的陶冶性教学实验等一系列富有鲜活性的论题切入，揭示了汉语文的文化特质和汉语文教学的陶冶性特征与功能。尤其是这些论题把语文学习和语文训练的过程作为陶冶学生性情、洗炼学生心灵世界的过程，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语文教学特有的陶冶性本质，给语文教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如果说以上所说的“解释学”、“本体论”、“陶冶性教学论”是一种新的理论命题和开创性探讨，那么这套丛书中的“语文新课程教学论”、“语文教育观新建构”就不应该说是一种新课题设计。这是因为对于语文新课程教学的探索在近几年来已成为新时期空前的一场“课改运动”；而对语文教育观的建构也是从未停滞过的课题研究。但是，我们加以具体地考察便可以发现，该丛书的这两个选题并非是人云亦云，也是别有意味的。《语文新课程教学论》从新课程学科教学与沟通理论、语文教材文化建构与人本化探索、语文教学范式的转型、语文新课程学生观与发展性教学、语文体验式阅读与写作教学、语文感悟教学与活动性学习原理、语文时尚阅读与兴趣阅读教学、语文发展性学习与教学情感智慧等一系列别开生面的论题切入，对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新的探索，拓出了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视界，给语文新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以新的启示。可以说，它是对新课程理念和新课标精神的建构与拓展。《语文教育观新建构》从“大语文”与“小语文”、语文教学的认识论与存在观、走向表现与存在的语文教育论、语文教育的文化过程观、语文课程的唤醒教育观与文化建构观，以及于漪的完整性建构观、刘国正的整化语文工具观等一系列论题切入，阐述了新时期语文教育观的建构与发展，给人以思想与智慧的启迪。如把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唤醒教育，探讨语文教育的唤醒本质与功能、唤醒策略与方法，揭示了语文教育促进生命成长和人的发展，能够对学生进行完整性建构的过程，说明语文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使学生能得到语文训练，同时还能唤醒学生的情操与心灵、生命与人格，唤醒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力，唤醒学生生命成长的觉悟。所以，这种全新的论题探讨，能够启发我们用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把握语文教育观的“新质”。

综观这套“理论前沿”丛书，它设计的各个选题理论探讨的角度和侧重点虽然不同，但却都统一在一个新的理论结构体系中，它们不同的理论视点和概念就好比一座建筑的沙石与砖块，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说明，共同构成了这套丛书理论结构的整体。应该说，曹明海教授以其宽阔的理论视野，独到的理论构思，精心设计的这套语文学科理论前沿研究丛书，既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工程，又是一个初见雏形的理论图式框架。它虽然略显粗糙，不是那么精致，但它不是生长在教条演绎的贫脊土壤里，而是建构在多种学科理论交叉构成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从现代教育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它寻求的是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的新结构，探索的是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实践的新课题。

（本文是作者为曹明海主编的《当代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丛书》写的序言。刊发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