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诗歌的生命意识

2024-07-24

曹操诗歌的生命意识(精选6篇)

1.曹操诗歌的生命意识 篇一

李贺本人身体多并且敏感,因此其诗歌中非常注重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自我主观化的想象,因此他对生老病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验,进而使得他的诗歌总是传达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社会生活的震荡和矛盾的激化都增加作品本身的悲剧色彩,李贺生活的中唐时期正是一个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剧变的飘摇年代。从历史进程上看,元和年间较之以前的安史之乱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不过表面的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无限的危机感,中央集权与地方藩镇割据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而朝廷内部则被宦官把持朝政,因而政策混乱且人才流失,这都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原来的意气风发和精神面貌,所以诗人们的创作心理状态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的诗歌中不再有初盛唐那种飞扬的自信和磅礴的气势,也失去了表现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深广情绪,尽管有些作品中还留有盛唐余韵,也写作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总是呈现出一股苦闷悲寂的意境和清雅凄迷的情调。诗人们的创作不在有雄浑的风骨气概 ,而是转向了对悲淡、细致的内心世界的表达,从而逃避从盛唐到中唐的巨大落差感。李贺的诗歌创作也染上了这层悲伤感色彩,他总是在追忆往昔、目睹现实中发出生不逢时之感,心中热切的仕途欲望被现实的社会因素所取代,所以诗中颇多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悲苦郁闷的情怀。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李贺对人生和生命多了几分深沉的思索,同时也加深了其诗歌创作的苦闷悲剧色彩。

其次,生理、性格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除了社会政治因素之外,李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注还源于其多病的身体状况和抑郁的性格特征。李贺自出生起就体弱多病,且长得一张怪诞丑陋的面庞,他长的“细瘦”,而且是“大鼻”、“长指爪”。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却因为一些可笑的理由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都使得带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理想抱负的无情被粉碎也让他的精神始终处于苦闷抑郁之中。他的敏感早熟使得他过早的就体验、品尝到了人生、生命的苦涩,在生理和性格的双重压力之下,李贺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早衰和病态的心理,“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由此可以看出身体的多病和性格的敏感抑郁使得人生的短促倏忽引起了他无比的恐慌,而这种生命短促的思想又反过来冲击着他多病且敏感的身体。李贺虽然是没落王室后裔,但是他始终以皇室宗亲自居,自视甚高,在其诗歌中总是出现“皇孙”、“宗孙”这样的称呼,,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通过显赫的身世获得地位和认可,无奈家族早已中落,他的希望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这都进一步增加了他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和感叹。

综上,通过李贺的诗歌可知他一直在诉说着对生命的珍视与渴求,并在不断的努力中极力的摆脱现实的束缚和奈何,不过他的这种抗争却是那么的无力和被动,从而其诗歌中呈现出来的生命意识总是浸染上浓厚的悲剧意识,悲可以说是其诗歌的内质,同时也是其生命意识的底色。对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理解和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李贺本人以及他诗歌内涵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2.曹操诗歌的生命意识 篇二

一、曹操生平

曹操, 字孟德, 小名阿瞒, 沛国谯 (今安徽亳州) 人。父曹嵩, 为宦官曹腾养子。曹操的家世与宦官集团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曹操“少机警, 有权数, 而任侠放荡, 不治行业, 故世人未之奇也”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步入政治活动之后的曹操, 最初的志向不过是“欲为一郡守”、“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但历史的风云际会似乎并不容许曹操的理想停留于此, 因为汉末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召唤着能够结束天下大乱的英雄人物出现。放眼汉末, 这一英雄人物无疑非曹操莫属。

二、简析曹操政治生涯各时期的代表性诗歌

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 以及对于悲剧性现实状况的冷静理性的审视, 带给了曹操深沉而悲壮的生命体验。在军务倥偬之余, 曹操十分爱好吟咏诗歌。

1、对曹操政治生涯早期和平梦的分析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 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 乃心在咸阳。……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这首五言诗描写的是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 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诗歌如实的描写了伐董义军由聚到散的情形, 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全诗风格质朴, 沉郁悲壮, 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豪迈气魄。最后两句诗对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 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 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 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故这一时期曹操的“中国梦”是除奸诛恶, 匡扶汉室。解救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 渴望国家统一。

2、对曹操政治生涯鼎盛时期和平梦的分析

观沧海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约作于建安十二年 (公元207年) 曹操征讨乌桓胜利班师回朝的途中。《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属汉乐府中《相如歌·瑟调曲》。本诗是借古题写时事。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是建安时代描写自然景物的名篇。诗人打破“自古文人多悲秋”的传统情怀, 虽是描写秋天的典型环境, 却无半点萧瑟凄凉的悲秋意绪。曹操征伐大患乌桓, 这是他统一北方大业中的一次重要战争。这次战争曹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曹操登上昔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 此时心中难以平静, 故将自己宏伟的报复、阔大的胸襟融汇到诗歌里。

3、对曹操政治生涯低落期人才梦的分析

短歌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这首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 (公元208年) 赤壁之战以后。诗人虽然在赤壁之战中遭受失败, 但不灰心, 仍要招贤纳士, 再图进取。“对酒当歌”至“唯有杜康”八句, 强调要及时地建功立业。曹操提醒士人贤者人生就像“朝露”那样易于消失, 岁月流逝已经很多, 应该赶紧拿定主意, 到我这里来施展抱负。

“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 这里借以表达自己对贤才的思慕。“明明如月”至“心念旧恩”这八句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 即为求贤而愁, 又表示要待贤以礼。这四句诗生动刻画了那些犹豫彷徨者的处境与心情, 然而作者不仅丝毫未加指责, 反而在浓郁的诗意中透露着对这一些人的关心和同情。“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韩诗外传》, 曹操以周公自比, 表示要热情而周到地接待愿意来辅助自己的贤才。

4、对曹操晚年统一梦的分析

龟虽寿

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腾蛇乘雾, 终为土灰。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这首诗约作于公元208年初。平定乌桓叛乱、消灭袁绍残余势力之后, 南下征讨荆、吴之前。表现了作者晚年雄心犹在, 志在统一中国的抱负。

作者在诗的开头先从传说中的两种动物写起。“神龟”, 《庄子·秋水》载有通灵之龟, 能活几千岁。“螣蛇”即传说中与龙同类的神物, 能兴云驾雾。作者意在尽管神龟和螣蛇号称长寿, 但总还是有终结的一天。曹操以老骥自比, 虽然形老体衰, 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首先讲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 接着讲人在有限的生命里, 成败祸福不完全是由上天来安排的, 要去积极进取, 建功立业,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自信和乐观的情绪。不得不说曹操的诗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 使后代无数英雄志士为之倾倒若狂。

三、总体评价曹操其人及其诗歌

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曹操御军三十余年, 但手不释卷, 登高必赋。曹操“唯才是举”, 只要有才, 哪怕是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 常能根据敌我情况, 临机决策, 变化多端而富有韬略。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 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他始终怀揣着统一天下的“中国梦”,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曹操的诗是以英雄气魄取胜, 宋敖器之《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 气韵沉雄。”曹操的诗歌不仅强烈的抒发了其政治理想和抱负, 同时也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他对文士的礼重和奖掖以及他自己雅爱文学并取得了很高的创作成就, 所以他真正做到了“外定武功, 内兴文学”。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第二卷) [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刘跃进, 王莉.三曹[M].中华书局, 2010.

[3]陈寿, 撰.裴松之, 注.三国志·魏书[M].中华书局, 1959.

[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增订本)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刘伟安.历史精神的诗化显现——曹操诗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之关系[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3 (02) .

3.曹操诗歌的生命意识 篇三

关键词:老庄;“苦谛”与“集谛”;罪与救赎

周梦蝶,本名周起述,河南淅川人,1948年舍家别业来台,颠沛流离,曾以守墓等为业,后摆书摊为生,二十年孑然一身,1980年因病住院放弃了谋生亦谋道的书摊生意。周梦蝶1959年出版诗集《孤独国》,被人称为“孤独国主”,1965年出版《还魂草》,被称为“苦僧诗人”,此外还有诗集《十三朵白菊花》《约会》《有一种鸟或人》。周梦蝶少时就读于私塾,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而后又不断接触各种文学作品及其中思想,诗歌内蕴深厚,在台亦参与蓝星诗社。余光中在《一块彩石就能补天么——周梦蝶诗境初窥》一文中提到周梦蝶的“悲情世界接通了基督、释迦和中国的古典”,是对周梦蝶诗歌创作的精辟概括,其诗歌中饱含着深刻的对生命际遇的哲思,以各种宗教意识为表达形式,传递出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长怀千岁之忧的大伤心人”实至名归。

本文以海豚出版社出版《周梦蝶 刹那》诗集为底本,对周梦蝶诗集中的作品以宗教思想和生命哲学的不同主题进行了以下分类:

1 庄周的万物观

由周梦蝶这一笔名即可看出,老庄思想对周梦蝶有着深厚的影响,由于周梦蝶早期在私塾中求学,其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深厚,随着孤身赴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为周梦蝶所用,包含着他对生命的观照,对个人理想与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而庄周对于是蝶、是我的哲思,触碰了周梦蝶孤独的灵魂,让他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而这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诗文中的如《孤独国》中《刹那》《蜗牛》,《还魂草》中《九月》等,其余还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如《还魂草》的《无题》,《约会》的《凤凰》……诗中多有造景,周梦蝶将庄子超然物外的心性、虚静之美学都凝聚在诗歌中,因此我们可以读到其为生命而展开浪漫的想象,如“缤纷的花雨打得我的影子好湿”,对死亡的慨然“死亡在我掌上旋舞”等等,人生际遇给予周梦蝶的或喜或悲、荣辱得失都早已被诗人编织入梦,早已将自我与境界、与生死早已同视为一。

周梦蝶在自己的诗中,摆脱了生活的苦楚后,是如此超然,清贫却不失至朴至臻,将自己融于万物而又超脱万物,还原一个纯粹的灵魂。余光中坦言,“梦蝶是一位极其主观而唯心的诗人,诗中绝少现实时空的蛛丝马迹,更有宗教与神话的烟幕相隔,很难窥探其中的‘本事”,便是对此的极佳解释。可见,周梦蝶由传统文化而来的含蓄内敛的表达对其诗歌展现真实自我有一定阻碍,但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他独特的极具东方古典美的诗歌,含蓄而朦胧,一如一位隔纱的东方美人。

2 佛教的“苦”“集”之谛

余光中认为周梦蝶的诗“几乎带有自虐而宿命的悲观情结”,这几乎代表了绝大多数文人对其诗歌的评价,周梦蝶诗歌中隐隐流露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仿佛应让心头之雾,使读者心生怜恤,而正如余光中所言,“除了血与泪,他似乎不知道写诗还可以蘸别的墨水”,恰恰体现了周梦蝶诗歌创作源于生活,以艺术的手法将生命之苦悲化解,借助宗教思想的表达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在思想的暗涌,相信这也正是其诗歌魅力之所在,“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伟大艺术与人生境界。

周梦蝶诗集中含有佛教思想的诗作俯拾皆是,但主要集中在其前期作品中,如《孤独国》中《默契》《孤独国》《在路上》,《还魂草》的《九行》《摆渡船上》《菩提树下》《寻》等,《十三朵白菊花》中《闻雷》《灵山印象》《目莲尊者》《四句偈》……正如曾进丰在《听见,周梦蝶“说法”》中言,“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诗人自冥想出发,咀嚼生命的浓黑,同时也起航温柔的想象,圣凡雪火、挣扎而难遣的悲情……”,周梦蝶早期诗歌中,注入了浓浓的宿命感,来自于远走他乡、舍妻别子等生命的愁苦,化为淹没了自身的孤独,昏暗而浓重,然而关于命运的思考也使得周梦蝶愿意向更高更远处追寻,生命的“火”之考验与灵魂的“雪”之纯洁成为了他诗歌中的挣扎,将诗歌的内涵上升到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周梦蝶深刻体会了“苦”“集”二谛,因此,可以读到他的低沉的喃喃,“这条路好短,而有好长啊/我已不止一次地,走了不值多少千千万万年了……这条路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念珠”,生命之路很短,短到几十年匆匆而过,而这条路上,诗人一次次体验到人生的苦与难,如同已经走过千万年之久;亦有关于刹那和永恒的思考,“照见永恒,照见在永恒背后我底名姓”当人生除却芜杂,真真正正能够永恒的是哪些部分呢?诗人仿佛凝视着永恒背后的自己的名字,在永恒之时驻足观望现实的短暂,这正是对短暂生命之幻灭而永恒之不朽的彻悟。

1962年开始,周梦蝶参禅礼佛,亦曾随南怀瑾学禅,后期其诗歌笔调逐渐轻盈,拜托了浓重的孤独与宿命感,不得不说是宗教意识带给他的一种内在转变。

3 基督教的罪与救赎

周梦蝶除却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受到庄周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还融贯东西,在诗作中还包含着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与救赎意识,例如《孤独国》的《让》《索》《徘徊》《乌鸦》,《还魂草》的《朝阳下》,《十三朵白菊花》的《荆棘花》,《约会》的《诗与创造》等等,都凝聚了关于罪与救赎的思考。

《乌鸦》中周梦蝶言,“我搂着死亡在世界末夜跳忏悔舞的盲黑的心/刹那间,给斑斑啄红了”,忏悔源于对罪的认知,想必周梦蝶对于自身经历的离愁苦悲也曾苦苦寻索原因,也曾反省是否出于自身的原罪,也曾渴望救赎,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有天国的渴望——“如果每一朵山花都是天国底投影/多少怡悦,多少慈柔/正在我心中秘密的飞升”。

即或普遍认为周梦蝶最终皈依佛门,但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位诗人,在自己的诗的国度中将宗教意识用作自己的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因此,虽然其后期作品传递着明显的佛教思想,仍然有一些诸如《诗与创作》一类作品出现,运用基督教思想来传达自己的态度,或者借助基督教的一些概念如“上帝”“忏悔”等来达到诗人的内心真实的渴望,那种渴望逃避孤独,逃避人生之困境的期许。

4.论曹操诗歌的时代精神及艺术风格 篇四

甘肃定西夏钊

摘要:

曹操诗歌富有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他的诗歌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及抒发他统一天下的抱负和志向,也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其诗歌梗概多气,开一代诗风,影响深远。关键词:

曹操

建安文学

悲凉沉雄

建安风骨 引

言: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从此“文学的自觉时代”①开始了。文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俊才云蒸,文体大备,作品丰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作家以他们辉映古今的文学成就,开创了一代崭新的文学风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曹操的诗歌,开一代诗风,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要探究建安文学,就不能忽视曹操诗歌的时代精神及艺术风格。

曹操,旧舞台上的“白脸”、小说家笔下的“奸臣”、时评中的“乱世奸臣”,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实事求是地讲,曹操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而且在文学上也

1 有很高的造诣,他和他的儿子曹植、曹丕一道“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兴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据史书记载:曹操“御军三十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曹操诗作应该很多,可是由于历史烟尘的湮灭,曹操的诗作现存仅有20余首,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遗憾、文学的遗憾、历史的遗憾。然而就是这仅存的20余首诗歌,却也能从管窥解曹操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曹操的诗歌在继承和发扬古乐府诗歌的基础上,缘事而发,推陈出新,雅俗兼顾,沉毅雄迈,峻奇披阖,意境开阔,堪称双绝。

一曹操诗歌的时代精神

建安文学是我国最有时代精神的文学。这也正是建安文学超出前代文学而呈现自己独特风貌的可贵之处。换言之,体现时代精神也正是建安文学的灵魂。在曹操的诗歌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建安文学所特有的时代精神。

建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汉代末年,皇权旁落,战乱频仍,群雄割据,民不聊生,特别是中原黄河流域,军阀混战不断,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军洛阳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 的二十年里,中原黄河流域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洛阳、长安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室

2 屋荡尽,无复鸡犬②”;长安城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③尽管社会面貌惨不忍睹,曹操诗歌却能正视现实社会,反映民生疾苦。

曹操现存仅二十多首诗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

1.反映汉末的社会**和人民的苦难

其作品主要以《薤露行》和《蒿里行》为代表。这类诗现实性强.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汉灵帝死后,少帝刘辨继位,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势力,密谋召董卓率兵入朝相助,不久谋泄何进被宦官所杀。董卓入京后,诛杀大臣,废少帝,另立刘协为献帝,并挟持献帝迁都长安,百万群众也被迫西迁,纵火焚烧了洛阳。《薤露行》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记述。作者在描写董卓焚烧洛阳,强迫洛阳上百万人民西迁的情形时写道: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作者“怊怅述情”,诗中真实地再现了百姓被迫迁往长安时哭声载道的惨景,揭露了**者的罪恶,表现了作者对“号泣而且行”的百姓的同情及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愤慨。可谓是悲感填胸,“莽苍悲凉,气盖一世。”④《蒿里行》内容与此诗相关,其原诗为: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雄。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在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3 董卓的专权,引起了各地州牧郡守的不满。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09年),关东各地州牧郡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并推举袁绍为盟主,进兵洛阳。各路军阀为了保存实力,他们谁也不肯出卖力气,因而观望不前。不久,豪强割据势力便开始了一场大混战,自相残杀。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号。初平二年(公元161年)袁绍谋立刘虞做天子,刻作金印。诗的前十句,就记述了这样的史实。最后六句,责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诗人饱蘸着愤怒感情的诗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悲惨、凄凉、的历史画卷。透过这幅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连年的征战,将士的铠甲不离身,生了虮虱,百姓大量死亡,累累白骨露在野外,千里之内荒无人烟,幸存者寥寥无几。这是一幅多么萧条、冷落、荒凉的景象,这与曹植在《送应氏》诗中所描写的“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王粲在《七哀诗》中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景互为印证。看到这些,怎能不使人有“断肠”之感?这既是作者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对战乱现实的愤慨,同时也道出了千千万万挣扎在死亡之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对制造祸乱者无情控诉和强烈谴责。可谓是“怊怅述情”。作者是由愤而悲,悲愤至极。此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六句,但反映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深刻的。它与《薤露行》一样是汉末残酷现实的逼真写照,可并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⑤此外,曹操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还有残存的《谣俗词》一类的作品。曹操在《谣俗词》中写道:

4 粒粟不足舂,寸布不可缝。瓮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

这首诗诗人采用了民歌的形式,反映人民无衣无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他对民间疾苦的同情。

2.抒写自己的理想和雄心壮志

面对天下动荡、分裂局面,统一天下,实现封建治世,便成了政治家追求的最大的政治理想,曹操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曹操的政治思想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国家。在其《对酒诗》中就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来表达他要实现的理想社会,于是其后大半生时间戎马倥偬,致力于天下的统一事业。其诗歌也表现出了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如曹操在北征乌桓时所写的《步出夏门行》组诗的第四首《龟虽寿》。曹操北征乌桓之时,已有五十三岁,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了统一祖国的北方,他整整奋斗了大半生。这次北征乌桓虽然历尽艰辛,但却取得了消灭袁氏残余势力的巨大胜利,为最后统一北方打下坚定的基础。在胜利面前,曹操一方面感到大业未成,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行将暮年,岁月易逝,在有生之年,不应苟延性命,而应奋发进取,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用自己的行动,奏出一篇改天换地的时代乐章。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曹操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其诗云:

5 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开篇诗人就独具匠心,巧妙地以神话中的“神龟”和“腾蛇”为喻,形象地阐明了世间一切事物都有生死和盛衰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论思想。“神龟”以寿长见称,“腾蛇”以能腾云驾雾名世。但就是这样寿命长和本领大的“神龟”和“腾蛇”,也有死亡和化为尘土的时候,何况是人呢?作者以形象和贴切的比喻,说明盛衰和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四句话是全诗精粹之处,感情真挚,积极乐观,可谓是掷地有声。诗人以激昂的诗句,深邃的哲理,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和飞跃。这里诗人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烈士暮年,就像千里马,虽然形衰,但壮志不减,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壮志豪情,统一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仍为泯灭。比喻生动贴切,耐人寻味,这正是诗人激越壮怀自我形象的写照。诗人以“老骥”自比,形象地表达自己虽已暮年,但心中仍怀着统一国家大业,这正是他所思虑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不同凡响地回答,如惊雷,似烈焰,散发出巨大地思想能量,很好地表达了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这高亢激越,脍炙人口地诗句,千百年来,激励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奋斗不已。可谓是“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⑥诗人从既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两方面,辨证对待人的寿命问题,6 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不是由天来决定的,只要善于保养身心,便可以延年益寿。这表现了作者不信天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当然,诗人所希翼的长寿,绝不是为了苟延性命,而是希望在晚年干出一番事业。

曹操为了实现其统一天下的壮志,积极组织自己的骨干队伍,推行一系列选贤任能的用人路线,提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⑦时也”。曹操思贤若渴,他希望更多地贤才加入到自己地组织队伍中,共谋统一大业,这种心情在其诗中也表现的很突出如《短歌行》。

《短歌行》感情充沛,气势雄健,给人以极强地感染力。全诗如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嗷傲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淡燕,心念日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之西,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诗中表达了作者渴望得到贤才的辅佐,尽快完成统一国家大业的心情。这和他的晚年多次下求贤令是一致的诗的开头,写诗人在欢宴之际,想到年华易逝,功业未成,因而发出了“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的慨叹。在“人生几何”,譬如朝露”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面前,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感到无能为力,及时行乐;一种是珍惜时光,积极

7 进取,建功力业,以补充人生短暂之不足。“志在千里”的曹操自然采取了后者地态度。为此,他在歌声慷慨激昂之时,“忧思难忘”,想要借酒来排遣忧愁。李白就曾有过“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涤荡千古愁,留恋百壶饮”的诗句,但酒浆又何能解除心中地忧思?他所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的统一事业。“青青子衿”四句表明诗人对贤才的思慕。“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诗经·郑风·子衿》篇里用以表达女子对情人的思念。诗人借以表达所思念的贤才,足见其对贤才思念之切、之深,可谓恳挚缠绵,一往情深。“嗷嗷鹿鸣”四句,表达诗人得到贤才后满心喜悦之情及对他们的殷勤接待。“明明如月”四句进一步表明了诗人思念贤才的苦闷未能中断,这种忧愁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是峥嵘崛起的民族精魂的悲壮呼唤。“越陌度阡”四句,描绘出一幅贤士来访图,那些贤士越过田间小路屈驾来访,诗人同客人久别重逢,欢宴款待。写到这里诗人又以鸟择林为喻,比喻众多贤士们与诗人是两情契合的好友。最后四句则是全诗的主题,诗人表示要像周公一样的热情接待贤士。这四句完全是用比,只有高山、大海般的博大胸怀,周公吐哺般的礼贤下士,才能得到天下的衷心拥戴。充分表现了诗人为完成统一大业而求贤若渴的心情和积极奋发的精神。清人陈沅曾指

⑧出:“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所言极是。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西汉的开创者刘邦渴望得到“猛士”来“守四方”,曹操则思贤才以定

8 天下。他们在感情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总之,曹操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他在诗歌中写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表现了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对战祸造成的灾难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愤慨之情,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对贤才的极端渴望,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等,都洋溢在字里行间。他的诗歌,豪迈纵横,苍凉悲壮,充满着慷慨之气,强烈地腾发出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积极精神,开创建安文学的一代诗风。

二 曹操诗歌的艺术风格

建安时代,汉末的**现实一方面给建功力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属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因此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并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曹操的诗具有豪气奋迈,苍凉悲壮,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

首先,曹操首开学习乐府风气,富有创新精神。

他的诗采用乐府古题写现实内容,不受传统思想和体制的约束。如《薤露行》、《蒿里行》,用愤激之情,极写乱伤之惨,表达了诗人的苍凉悲壮之情。他在《薤露行》中指出,由执政者的无能,才造成董卓的作乱,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祸殃。面对那被焚烧后剩下残垣断壁的“洛城郭”,诗人“悲感填胸”,正如方东树所云:“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姿真朴,一起胸直高大,收悲痛哀远。?⑨

9 在《蒿里行》中,作者“看尽乱世群雄情形”,揭露了他们自相残杀为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悲哀至极。

其次,情调慷慨悲愤,沉郁雄健。

如《苦寒行》中甚是充满悲凉慷慨之气,“不过从军之作,而取境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却东西门行》中描写征夫久役不归的怀乡之情,倾诉了将士离索之悲,吐露了作者自伤离乱的情怀。曹操面对离乱的现实,产生悲凉凄苦之感,但在他凄怆伤时的乐调里,却一直交织着慷慨奋发的音符,浩气奋迈,气韵沉雄。这从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善哉行》等诗篇中都能感受到,可见,曹操的诗篇是以沉雄俊爽,刚劲猛健而自成一格的。对此,前人有很多赞誉,如敖陶孙云:“如犹燕老将,气韵沉雄。” ⑩张玉毂云:

⑾“老瞒诗格极雄沉,开魏犹然殿汉音。”刘熙载云“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⑿曹操是“梗概多气”诗风的开启者,其诗歌的这种艺术风格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

第三。语言简朴刚劲,善用比兴。

诗人在继承《诗经》四言古诗的传统,但有所创新。他的诗语言质朴简洁,遒劲有力。如《观沧海》用“澹澹”写大海无边,水波激荡;用“竦峙”点出山岛在大海中屹立的雄姿;用“丛生”写出树木繁茂;用“萧瑟”表现秋风劲吹的声响。这些质朴有力的语言描写壮阔丰美的景象,抒发宽广豪迈的情怀,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诗句善用比兴,10 形象鲜明,如《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形象的比喻表达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观点,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

注释:①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之关系》

②《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③王粲《七哀》

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⑤钟惺《古诗归》卷七

⑥陈祚明《采菽堂诗集》卷五 ⑦《求贤令》

⑧《诗比兴笺》卷一 ⑨同《昭昧詹言》卷一 ⑩《昭昧詹言》卷二 ⑾《诗评》

⑿《艺概》卷二《诗概》

参考书目:

《三曹诗文赏析集》 李景华主编 巴蜀书社 1988年11月版

《建安文学述评》

李景华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三曹父子与建安文学》 王巍著

辽海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建安文学概论》

王巍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卷》茅宗祥主编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罗宗强、陈洪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5.曹操诗歌的生命意识 篇五

关键词:伍子胥,逃亡,承担,生命意识

《伍子胥》原名《楚国的亡臣》,副题是“从城父到吴市”。 记述伍子胥流亡路上的心灵历程,以及在命运的不可抗拒里对人生的自觉承担。作品关注的是伍子胥亡命天涯的过程中心理与情绪的流动。当我们展阅冯至描摹出的伍子胥出奔图时,看到的是他在这种奇异的人生经历里自我心绪的宣泄与独白。

伍子胥亡命出走、掘墓鞭尸、头悬国门的故事见于《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和《淮南子》等书。故事中,“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 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1](P441),为了报楚平王杀害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的仇恨,伍子胥不得不离开楚国向东去吴国,担当起为父兄复仇的使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在《伍子胥》 中并没有完整呈现主人公的整个一生,而只写了他奥德赛式的流浪之旅”[2](P101)。因此,一开头,作者就直接从伍子胥待命城父写起。同样,在此后的叙述中,作者没有详尽地描绘伍子胥传说中那些奇特壮烈的故事情节,而是分别以伍子胥经过的九个地点为标题名称,对主人公特殊的生活境遇及其感觉和体验进行了现代式的书写。因此,“《伍子胥》可说是国统区作家利用战时生活的独特领会,把一个古代的逃亡故事与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合而为一”[3](P507)的作品。

小说的开篇,作者写到伍子胥在城父中“失却了重心, 无时无刻不在空中飘浮着”的生存状态,在篡夺欺诈风行的楚国,伍子胥兄弟“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在城父度过三年耻辱的日子,而最终“面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 时,伍子胥“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决定的一瞬间, 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把它化为永恒”[1](P198),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踏上“出亡”之路。于是,整篇作品就以伍子胥“出亡”的体验和感受来构架起这个逃亡——复仇的历史传说。 “伍子胥这个‘心里有父母的仇、兄弟的恨’的逃亡者,穿行、 流浪于原野与城市之间,感受生与死,体验人间的美与丑…… 成为人群中一个坚定的复仇者”[4](P182)。

从此,他把自己置于险境危难之中,对此他必须独自承担“出亡”的惊险和困阻。正因为在艰难的“出亡”生活中体验到危险的无处不在,因而他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处境,纵使在“最丑陋、最卑污的人群里打过滚”,也不能改变他独自承担的复仇使命。当他在林泽遇到避世隐居的楚狂夫妇时,“他心里有些羡慕,但他还是爱惜自己艰苦的命运”[1](P206),因为只有这艰苦的命运才属于他自己, 才能使他继续在“出亡”的道路上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人的真实的存在。他所有的思考、所有的行为都从复仇出发,又指向复仇这一使命的完成,他“出亡”中所经历的一切,都笼罩在复仇的主题下。因此,在延陵他没有去敲季札的门,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事是一块血也好,是一块泥也好,但是他要用全力来拥抱它”[1](P252)——对艰难痛苦命运的领受,使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承担着“出亡”途中的污秽和肮脏,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复仇者——“披着头发, 面貌黧黑,赤裸着脚,高高的身体立在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1](P258)。 冯至没有在作品当中和结尾明白无误地写伍子胥“出亡”之后的复仇,但却潜在地隐含着复仇的意味和结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子胥》是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 伍子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逃亡生活,既是历史发生的演变过程,更是展示他每个时期“决断”、“坚持”、“新生”, 最终“蜕变”为一个担当起复仇者使命的过程。伍子胥先是积聚着无数的仇恨、恐惧而踏上出亡的道路,一路上不停地思考并通过“决断”放弃种种可能,使自己在“决断”与“放弃”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他的逃亡之旅,可谓是对旧我的放弃。在这个放弃的过程中,作者突出地传达了伍子胥的孤独与寂寞。在昭关的夜晚,伍子胥感到自己与一般人“竟距离得这样远了”,他忽然感到迷惑:“是他没有变,而一般人变了呢;可是一般人没有变,只是他自己变了?”[1](P232)在失去依托的漂泊中,他抵御着诱惑、召唤和向往,惶惶不安地躲避着告密和追杀,在潜意识里他甚至祈求着死亡与结束。甚至在巫师为死去的士兵唱起招魂曲时,他的“心境与死者已经化合为一,到了最阴沉最阴沉的深处”[1](P234)。但是, 经过一夜对恐惧、绝望、厌倦的“决断”,这个复仇者的内心已经获得彻底的新生,复仇者已经长成了,他感到“旧皮忽然脱开了”,“旧日的一切都枯叶一般一片一片地从他身上凋落了”[1](P234)。

6.曹操诗歌的生命意识 篇六

摘要:活跃在建安时期的曹操是对文学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一方面他的文学政策对当时的士人起着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对当时的文学起着示范作用。本文通过对曹操诗歌的分析,再结合当时其他文人的文学创作,力图说明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端直刚健,情绪上慷慨悲凉,且建安文学的形式体裁已经完备。

关键词:建安文学;曹操;端直刚健;慷慨悲凉

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人。他不仅是魏国的奠基人,也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自公元一九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但这里的建安文学并不单指建安时期的文学,“应以太和六年(232年)为界,理由是建安文学最重要的作者曹植于本年病卒,建安其他重要作者在此前基本都已谢世,所以这是建安文学的终结。而正始文学的主力阮籍、嵇康,此时尚未步入创作高潮”(《魏晋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 徐公持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页)。这一时期是曹操逐步平定北方,鞭挞宇内时期,由于他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相对开明的用人政策,其周围迅速聚拢了一大批文人士子,即后人所谓的“邺下文人集团”,它以“三曹”为中心,“三曹”的核心又是曹操,所以曹操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引导示范作用。曹操今存诗歌二十二首,从主题上大体可以分为叙事、述志、咏史和游仙四大类。其诗歌数量不多,但内容广泛,质量较高,为我们从中管窥建安文学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一、内容端直刚健

《薤露》和《蒿里》是曹操叙事诗的代表作: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

这两首诗内容上一脉相承,从开始汉帝“所任诚不良”到“賊臣持国柄”再到“兴兵讨群凶”最后“嗣还自相戕”,非常简洁地叙述了从中平六年到建安二年九年间的政治、军事大事件。曹操以军国大事入诗,反映出他强烈的历史感,其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句,表现出他关心人民苦难、悲悯苍生的情怀。“乱世之音怨以怒”,他的诗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造成这种局面的“賊臣”的不满,暗暗显示出其“齐家治国”的决心。曹操是个杂家,在用兵方面他崇尚兵家法家,但在“经国治世”的文章中则更多地流露出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纵观整个建安时期,天下大乱,民生凋敝,这种儒家式的“惟歌生民”在其他作者中也都大量存在,如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阮瑀的《驾出北门郭》:饥寒无所食,举动鞭捶施。。“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末的“变风变雅”有强烈的悲悯情怀,反映出建安文人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民深切的同情,透露出他们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故而内容端直刚健。端直刚健出自《文心雕龙·风骨》: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它指思想内容的充实,与浅薄相对应。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中说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往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正是由齐梁间诗多写男女之事,内容浅薄而没有寄托,才会被陈子昂所诟病,而“骨气端详”的明公诗则深受他的深受赞赏。

二、情绪慷慨悲凉

《文心雕龙.时序》篇论建安文学时说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这里的“慷慨”盖是化用了曹操的诗句:去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说文》中说,“忼,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古之慷慨,即今之慷慨悲凉,纵是有酒当歌,然而时岁有限,命有穷尽,不免徒生悲凉。这种“古诗十九首”式的慨叹在曹操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如《观沧海》中的“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步出夏门行》中的“老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这两首诗的落脚点都是积极雄健的,但由于建安时期本来就是曹操生命的后期,加之统一的大业眼看还非一时之事,虽然“壮心不已”,但毕竟已经是“烈士暮年”了,诗中流露出的悲壮之情也显而易见。其实不光曹操喜发悲情,这种慷慨悲凉的情绪几为建安时期的一种风尚,如曹植有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干》);王粲《登楼赋》: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阮瑀的无题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正如前文所言,建安文学的慷慨悲凉根植于建安时期社会和自然的恶劣土壤,但除此之外,诸凡远出、怀人、离别甚至亲友赠答和实用文体也常有生命之思,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有“日月悬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外物牵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明明是论文学的议论文,为什么还要强加生命易逝的悲叹呢?建安时期的文风,可能还深受古诗十九首文学传统的影响。古诗十九首中流露出的人生短暂、生命易逝的忧思,在建安时期部分发展为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但更多的,由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晕染,建安文人与社会现实的接触更多,眼界也更广大,因而这种忧思进一步深化,渗透到有文学参与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文所举阮瑀的无题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与“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和“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等等句恍出一人之手笔,就说明了建安文学的文风陈因古诗十九首,但上文引曹丕《典论·论文》中的结尾句,显然超越了古诗十九首的个人狭隘心理,对生命的忧思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慷慨悲凉是主体个人的生命体验,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它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心理的自觉,表现在文学中,即是文学的进一步自觉了。

三、诗歌形式体裁完备

自《楚辞》之后到汉代,由于诸侯割据,策士横行,因而阐述各家思想的散文大行其道,诗歌领域的成就很低。汉代赋又相当发达,文人诗的价值低,所以建安以前的诗歌很是凋敝。旋至建安,久受压抑的诗歌发展很快,不仅因为其中所传达出的特定思想内容而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这一时期,诗歌自身的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从诗歌形式体裁上来说,曹操的诗歌成就最大的当是四言诗,如《观沧海》、《龟虽寿》等,至于丕、植兄弟和“七子”,则是以五言诗创作为主,比如王粲的《七哀》、刘桢的《赠从弟》、曹植的《白马篇》等等,都是五言诗的佳作。此外,值得一提地是七言诗,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成熟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王夫之曾赞誉它:倾情傾色傾声傾度,古今无两。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方面,它的价值都很高。诗歌最早以四言为主,但自《诗经》以后,优秀的四言不多见,至建安,曹操算是把四言推向了一个小高峰,他以后,嵇康、陆机、陆云等都有四言留世。五言诗兴起于汉初,佳作最多的是乐府,建安时期五言诗才算真正入“文人法眼”,文人五言诗大量兴起。七言在《楚辞》中就存在,汉代的七言歌谣不少,但因“体小而俗”(傅玄《拟旧愁诗》序)而被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一直不被文人重视,至《燕歌行》,七言开始进入文人创作的形式体裁范围,盡管其最后的繁荣是在唐代,但它毕竟是在建安时期成熟的。建安时期四言、五言(古体)、七言(古体)都比较成熟,算是诸体皆备了。诗歌形式体裁的多样性和固定化,使其自身传情达意的功能增强,也有利于诗歌内部要素(如格律、声律等)的进一步完备和发展。

四、小结

曹操的诗歌混茫壮阔、古朴苍凉,艺术个性鲜明,这是其诗作的个性,但他的纪事诗描写生民多艰,内容端直刚健,咏史述志诗一方面有着帝王老当益壮的博大胸怀和积极用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流露出那个时代人所共有的生命易逝的慷慨悲凉,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和情绪上的共性。另外,从曹操及诸子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安文学的形式体裁已经大体完备并趋于成熟了,这对后来齐梁时期诗歌的音律化和唐代诗歌的格律化都有奠基作用。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觉醒期,不管是思想内容还是体裁形式都为后世树立了标杆,以后文学的发展大都沿着它的套路深化,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十分巨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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