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心得体会

儒家思想心得体会（共13篇）（共13篇）

1.儒家思想心得体会 篇一

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950字作文

百家争鸣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学术交流，碰撞的时期。今日，我来讲讲我对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的看法。首先，我们分别来讲一讲两家的代表人物与他们的治国思想。

一、孔子，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反对苛政。

二、孟子，儒家学派，主张实施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

三、荀子，儒家学派，主张实施礼治，明确尊卑等级，以维护社会秩序。

四、墨子，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提倡节俭。

于我而言，孔子和墨子的观点是没有错，可另外两个我就不怎么赞成了。因为我认为孟子的观点有个严重的问题:对非正义的衡量。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胜者便为正义，败者便为非正义。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正义便是由胜利者来决定的。就如美国那样，去攻打某个国家，然后说那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条约，美国这是为国际消灭害虫，是正义的。呵呵，那个国家能说些什么，美国比他们强，什么东西都能无中生有，还说什么危险性化学武器，依我看来，就是一袋洗衣粉罢了。而且，战争就会有人死，导致一个家庭的`破碎，就算真的是正义的战争也会如此。倒不如看看墨子的非攻，反对所有战争，那样世界和平，岂不皆大欢喜?

再来看看荀子的思想，礼治是没毛病的，但这个明确尊卑等级就令我很不爽了。这简直就是歧视!对此，我们可以来瞧瞧元朝时的四等人制，这个等级制度非常明确，明确到造成了各种不公平现象。蒙古人为第一等级，他们无论杀多少个南人都不用偿命，可南人呢?只要稍稍顶撞了一下蒙古人就要死，这什么理论?由此可见，尊卑等级过度明确反而会引发社会动荡。

孔子的观点就暂不多说了，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墨子的观点。墨子的兼爱就是要求人们互爱互利，这不是很好吗?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关爱，共同进步，共同盈利。当然，这里面除开一些万恶之人，奸商等。非攻则是反对各国相互攻伐兼并，残害生命。这正是我最赞同的一点。为什么要战争呢?安于现状不好吗?战争是由野心家引起，因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资源、国土等不满，拜托，那是你们自己的事，资源合理利用是够用的，就怕你们乱采乱砍，导致资源过度浪费，然后就去抢其它国家的资源，那世界的资源很快就被你耗光的啦。战争是关乎任何一方领导人的利益，可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莫不成是住房面积增大?得了吧，全国平均分摊下来，保证不超过三平方米。战争残害的永远都是百姓，生命难得一次，因为战争没了，找谁哭去?可见，墨子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对天下苍生有一种怜悯与同情。这也正是我支持墨家思想的原因。

讲了这么多，你更支持那个观点呢?墨家还是儒家?或者是其它的诸子百家，快畅所欲言地发表你的观点吧!

2.儒家思想心得体会 篇二

先秦儒家官德思想的世界观的精华

第一, 仁义之德

为政以德是儒家官德修养思想的精髓。孔子非常注重强调官德。《论语》中强调:“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也说,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孟子也强调“君仁, 莫不仁;君义, 莫不义;君正, 莫不正。”“仁则荣, 不仁则辱。”为此, 孔子孟子十分注重为政者的官德修养, 认为为官之人的所作所为, 全在于自身的思想品德。

第二, 中正之德

“中庸”一词出自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一书。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意思是说, 中庸作为一种官德, 是最高的境界了, 但是普通的官员缺乏这种官德已经很久了。

“中庸”在《论语》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 仅仅从这句话很难看出它的明确含义。不过, 后人根据《论语》中记述的孔子相关的言行, 对它的含义做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中者, 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 平常也。”也就是说, “中”就是不要太过分, 也不要达不到, 而“庸”, 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中庸”, 就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 并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加以实践。

一段时间以来, 许多人因为一知半解, 对中庸做人在理解上有着许多谬误。中庸之道, 实有两层含义, 其一为中正, 其二为永恒持久。

中庸做官, 若为修身养性, 则必使思无妄, 行无邪, 走正道, 这是为官修身的中正之道。所有官员都自以为正确, 而不认知自己的缺失, 只有那些遵循了中庸做人思想的官员, 才会从正反两个角度审视自我, 正确地评价自己和别人。

做官的中庸内涵非常丰富, 比如, 为官者要适度工作, 不能好逸恶劳, 也不能劳累过度, 必须有劳有息。凡此种种, 可推及所有事物之中, 为官者坚守中庸之道就会有所成, 丢弃中庸之道必然难以成功。所以, 为官为民为政都离不开中庸哲学。做任何事都必须不偏不倚, 不左不右。否则, 什么事都走极端, 就会过犹不及, 使事与愿违。

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 还有坚持真理, 强调做事要有恒心, 要心无旁骛, 无论何时、何事、何地, 都必须抱有真诚之心。无诚心、无恒心、无真心, 再优秀的官员也会半途而废, 终究一事无成。

孔子用一生的时间实践了中庸之道。他常常以这种态度和方法来看待人和事, 例如, 在评论他的弟子时, 他认为子张做事有点偏颇, 是为“过”;而子夏做事则常有点底气不足, 显得拘泥, 是为“不及”。在他看来, “过分”与“不及”这两者, 都不能保持中道, 都不是做人处世的最佳状态。显然, 他主张“无过无不及”。这些都体现出中庸的官德。

第三, 节俭之德

想要了解儒家的节俭思想, 就有必要对儒家的义利观进行了解。关于义利关系, 孔子首先肯定了利是人生存不可或缺的。

义, “义者, 宜也”, 便是“适宜”的意思, 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 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 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 孔子一方面认为“义以生利”, 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 孔子说:“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 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 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 孔子在进入卫国时, 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 (人口兴旺) 、“富” (生活富裕) 、之后进行“教” (教育) 。由此可见, 孔子肯定了作为官员, 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在义利关系上, 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 先义后利的思想, 孔子说“见利思义”。符合道义, 取之无妨, 这叫做“义然后取’。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 孔子以信为第一, 认为“民无信不立'。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 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 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 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一言以蔽, 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官德的义利观。

第四, 修身之德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主张, 为政者首先必须从自我修养做起, 做到洁身自律, 身为表率, 它概括为“为政者廉以洁己”。这是实现廉政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较早地提出了为政者“修己”的思想, 他说:“修己而安百姓。” (《论语·宪问》) “其身正, 不令而行”, “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 孔子认为, 作为为政者的君主, 修身至关重要, 修己而身正, 才能正人、安百姓, 君主遵守礼的规定, 民众才能敬畏。

总之,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多少有些不同, 但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值得我们这代人去学习, 我们必须取之精华, 去其糟粕, 才能更好的为这个社会而服务。

摘要：先秦儒家的“以德治民”的世界观的核心精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仁义之道, 要为政以人, 为政以民, 要忠义至上, 道义至上。其次是要中正之德, 要不偏之谓中, 不倚之谓庸, 中庸为先, 德正为先, 再次是节俭之德, 要俭朴, 廉德。最后是内外检修之德, 要正己修身, 崇德重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官德,为政以德

参考文献

[1]陆华.民族精神的伦理解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3.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 篇三

在夏、商、周三代的学校教育中，将体育作为教学内容最迟在商代，学校分别称其为“校”、“序”、“庠”，孟子认为，“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其中的“序”是商代的学校称呼，其教学内容以习射为主，这与殷人尚武之风是一致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承继了夏商以来的学校教育的理念，关于体育的思想当然也是源于此处。这也成为后来孔子教授“六艺”的主要内容。

“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 “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他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论语·述而》中讲到，“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当中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体力活动及行为规范等。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

在孔子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畴；至于“勇”则基本上属于体育的范畴。“勇”主要是指勇敢的意思，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为和技能。在《论语》中有九处讲到“勇”。“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主要是指“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健壮的身体，掌握当时所盛行的射、御等体育技能。从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来看，子张、公良孺等都是精通武艺的勇士。儒家教育这种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改良与国家的稳定依托于人素质的提高，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在理论上提倡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全面教育外，孔子在实践上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影响社会。据载：“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类，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在射箭方面相当有名，据说“孔子射于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当孔子听老百姓说自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时，便开始学习“御”。此外，孔子还擅长驾车，并且喜好郊游、登山、钓鱼等体育活动。总之通过自身的实践，孔子培养了大批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孔子及其弟子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这种儒者风范与后来儒家“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众所周知，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问题的关键是，军事竞技运动怎样才能不为战争而为和平、为“仁”服务呢？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引“礼”入“艺”。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抑或是荀子都认为，礼是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体育活动也不例外，无论是射御，都必须中礼。其中射礼分为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等。御礼中对车的制造、大小、马匹数量几驾车者皆有规定。各等级之间不能互相逾礼，如果礼乱了，“艺”将有害于“仁”，有害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礼”在“艺”与“仁”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先秦儒家将礼引入体育运动中，其积极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体育在全民中发挥全面教育的作用。由于礼居于竞技比赛的主导地位，就改变了人们对竞技目的的认识。因为把竞技当作习礼的过程，从而竞技运动不再具有残酷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自觉投入体育运动中来。通过礼的引导，使一种少数人从事的竞技运动变成了多数人喜爱的体育运动。竞技运动的社会化标志着真正成熟的体育教育的诞生。二是使体育活动的开展比较健康。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儒家思想要求凡事都要以“礼”来衡量。因此，体育活动也基本上是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发展。一般传统体育运动中没有淫秽、怪异和粗野的动作，没有危险、野蛮的活动。三是使运动的参与者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点到为止，“礼”在“艺”先。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是可贵的体育道德观。当然，儒家的引“礼”入“艺”，也有其消极影响，本文不再赘述。

（作者单位 西安石油大学体育系）

4.儒家修身思想探析 篇四

儒家修身思想探析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涵着许多精华.而作为儒家文化精华部分的“修身之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儒家追求的`修身目标,倡导的修身途径及修身理论特征,以及儒家修身思想的现代价值.

作 者：解桂海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英文刊名：NEW WEST年，卷(期)：2007“”(6)分类号：B2关键词：儒家 修身 思想

5.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篇五

儒家思想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和探索,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经济、儒商等新词汇不断地被人们使用,并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扬长避短地应用于企业文化管理,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以下论及的十个方面就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因素.

作 者：徐俊菊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61 刊 名：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IST COLLEGE 年，卷(期)：20xx “”(3) 分类号：B2 关键词：

6.儒家思想与当代孝道价值 篇六

一、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二、儒家“孝”的合理内容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可供借鉴。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弟”，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三 孝道为什么倍受古人重视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心中总是想着父母，时时怕父母担忧或让父母蒙羞，自然一言一行都会谨慎小心。不做那些让父母感到羞耻的事，那才是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

现代孝亲观念衰退的原因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批判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事实上，这些批判大都出自对对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论述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三、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7.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七

一、儒家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 儒家法思想的形成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因资源问题不断发生冲突, 致使人际关系也日益复杂。孔子就是较早对这一问题做出思考的人。《论语》是儒家最为重要的经典, 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 成书于战国初期。“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 而“仁”是孔子学说中的最高范畴。孔子力图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 引“仁”入“礼”, 从而“礼”就具有了道德内涵, 这表明儒家法思想的形成。

(二) 儒家法思想的发展

孟子继承了孔子“为国以礼”的思想。在《孟子》中载:“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荀子在吸收百家之长的基础上, 提出了“隆礼重法、礼法并举”的主张。

中国儒家法思想从产生到居于封建主流地位大致经历了800多年的漫长过程, 自西汉开始, 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 在北朝初具规模, 到隋唐臻于成型。《开皇律》、《永徽律》等隋唐法典及《永徽律疏》是儒家思想法典化的载体, 他们的制定和颁行, 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和定型, 表明儒家法思想作为古代社会主流法思想地位的真正确立。

二、儒家法思想的内涵

(一) 儒家法的实质是礼法共同体

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儒家与法的关系, 儒家法思想就不仅止于儒家学者在规范层次上所提及的“法”, 还包含了丰富的儒家的“礼”的内容。

礼, 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 逐渐衍生为行为规则, 遍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 “礼”是由一系列外在的仪式或活动所代表的礼制体系。孔子不仅将“礼”看作是一种道德和风俗, 而是看作是比“刑罚”更为重要的社会控制的手段。

(二) 儒家法以义为价值准绳

《礼记》曰:“义者艺之分, 仁之节也”。“义”是个人对于自己的道德裁判。儒家主要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义”这个概念, 一是人的立身之本, 基本的行为规范;二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由此, “义”赋予了作为法律存在与道德存在的合理性。

三、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 礼法互补, 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积极意义

《论语》曰:“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 彰显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 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礼法互补、综合为治,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这一合理因素, 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二) “身正令行”、“以人为本”的观念对执政者和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先秦儒家的天人关系注重“人道”, 肯定人间的秩序, 使人类行为得以规范化。《论语》中写到, “政者, 正也”, 这就要求执政者自身行为端正, 起模范带头作用, 带头守法, 用自己的行为作为执政的基础。要求司法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不断提高, 特别是强化思想政治素质, 在司法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 杜绝不良行为。

“以人为本”思想, 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来说, 要尊重个人的权利, 同时也要求个人的行为习惯符合社会的基本要求。对于犯罪, 要分析具体的原因, 不能仅仅从表面看。执政者要关心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以防止犯罪的发生。

(三) “诚”、“信”思想起着个人自律和他律作用

“诚”即诚实, “信”即守信, 是法治现代性的根基。对如何做到“诚”, 《礼记·中庸》说到, “诚者, 自诚也, 而道, 自道也。诚才物之始终, 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这就要求不仅要对别人诚实, 而且要“慎独”。

重信守义是春秋时代受到尊重的道德观念, “信”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 “朋友情之”。为人处事必须“言必信, 行必果”。儒家认为, 人与人之间不外乎“五者”关系, 而这五者关系主要是靠“诚”和“信”进行自我约束。

(四) 注重道德教化作用, 重视预防犯罪

孟子认为,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之学者, 其性善”。荀子的观点是“人性本恶”。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了, 人性可以向善, 也可以向恶, 至于如何发展则取决于后天的习就。这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的实践赋予新的意义。

荀子指出“防为上, 救为下, 戒次之”。对于犯罪, 化解虽是很好的方法, 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预防。需要指出的是, 荀子的预防犯罪的观点, 对预防未成年人失足更具指导意义。

四、结语

在现代化法制建设时, 以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法律制定和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 使两者更好地发挥其治理国家的功能。儒家文化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观点及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对今天仍有积极作用, 我们应继承和发展。

摘要：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历代演变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种正统和居于主流地位的法思想——儒家法思想, 其核心内容为“仁”和“礼”, 实质是礼法共同体, 价值准绳是义。本文借鉴思想史、社会史的方法, 首先阐释了儒家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儒家法思想的内涵。在此基础上, 分析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借鉴和继承其精华, 探求对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儒家,法思想,礼,现代价值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3]陈劲松.儒学社会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8.解读儒家思想中的完美人格思想 篇八

关键词：儒家文化；孔子；完美人格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032--02

一、倡导“泛爱众”的仁爱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谓仁，指的是社会中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仁者相人偶”，相人偶就是人与人相处。仁的思想就是将个人看成是社会中的人，是社会中的一员，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个人的一切言行都要顾及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原则就是“仁者爱人”，“仁者兼爱”，其方式就是“忠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由内达外，推己及人，人才能互相敬爱，这已近于现代平等思想，且是當代健康人格的重要内容。

孔子还主张做人应“孝、恭、宽、信、敏、惠”。这是孔子提出的人之处世做人应做到的行为规范。“孝悌，仁之本。”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即是说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养的话，其他的仁爱是谈不上的。“孝”是与礼和仁结合在一起的。礼，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孝，处于仁与礼之间，是由礼至仁、由仁至礼的具体行为操作方式，因此也是仁和礼得以实现的根本，同时又是礼的实际内涵和行为表现，故孔子弟子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可谓一语中的。孔子对人做了许多设定，“圣人”、“君子”、“仁人”、“小人”等，认为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行为。但在整体上，孔子提出了为人的一些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其要者如“恭”，即庄重。“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恭则不侮。”(《阳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敬。“宽”，即宽宏大量。“宽则得众。”(《阳货》)“信”，即诚信。为人处世应讲“信誉”，无信无以立，“信则人任焉。”(《阳货》)“敏”，即敬业重事。君子应“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这样的结果是“敏而有功。”(《阳货》)“惠”，即慈惠助人。人不但应互相仁爱，还应互相帮助。乐于“惠”人的人，才能“足以使人”(《阳货》)等等。对以上这些标准和要求，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阳货》)。后儒包括《中庸》与《孟子》都认为“仁者，人也”，这样释仁是抓住了孔子仁学的本质。人之为人，需要道德来加以规约。“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仁既是人的本质，又是人之本质最完善的实现。“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实践仁，都能做得到。孔子终其一生，不懈地实践了上述规范，这是后人尊他为“圣人”的人格基础。

二、崇尚刚直不阿的君子品格

“君子”及其人格修养，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短的一部《论语》中，孔子论及“君子”的地方竟多达121处。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社会发生剧烈变动，大部分贵族丧失了土地和人民，地位一落千丈，有的还受到谴责和嘲弄，于是原有的贵族礼仪规范被破坏、被践踏、被僭越。君子的名实开始分离，君子称号的内涵开始丧失，君子原有的标准就失去了权威性和公认性，君子虽有其名却无其实，仅仅成为人们对别人的一种尊称。生于春秋这一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的孔子，非常不满于当时社会动荡的局面，认为这是“天下无道”，倾其一生，殚精竭虑致力于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可以说，孔子一生的全部言行都是为了这一目标。

仁是包括君子在内的一切人的精神原动力，其他道德人格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作为人格典范的君子，更应当对仁推崇倍至，以此作为自身道德的内在精神和人格基础。孔子的这种思想闪耀着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君子的这种内在的人格精神外化为行为就是“克己”、“敬人”，即要严以律己，尊敬别人。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君子在社会交往中，要以他人利益为重，以社会利益为重，心胸豁达，表现出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做到性情恬淡，“君子无所争”(《八佾》)，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卫灵公》)，做到以各种规范准则严格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体现仁的精神。君子“克己”的另一方面则是“敬人”。仲弓问仁时，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子贡问仁，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孔子这两次关于“仁”的回答，始终贯彻着“敬人”的准则。如何才能做到“敬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即敬人要有爱人之心，要“恕”，要“温、良、恭、俭、让”(《学而》)，要“恭、宽、信、敏、惠”(《阳货》)，要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君子尊贤而宽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总之，君子应以仁为自己最高准则，“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怀着一颗爱心，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适当的方法，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将社会缔造成一个互敬互爱、充满温馨而又秩序井然的和谐世界，这正是孔子一生都向往的理想社会。孔子把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寄托在君子身上，希望他们以“仁”作为内在精神动力，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载体。

孔子认为君子应刚直不阿、明辨是非。《论语·阳货》云：“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对“乡愿”有一段具体解释：“何以是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期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又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日‘德之贼’也。”不能明辨是非的好好先生，自然算不上君子。

孔子主张“以道事君”的为臣之道，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君臣应按各自的规矩做事。“政者，正也。”(《先进》)不仅君要“正”，臣也要“正”。所以，孔子认为臣应“以道事君”(《先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否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后儒孟子、荀子的主张与其一脉相承。孟子日：“居天下之广居，主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进一步指出臣应“从道不从君”(《萄子·臣道》)。从孔子到荀子，都坚定不移地彰显了君子为臣之道的正直操守。

三、主张意志坚定、热心救世

孔子一生坎坷，但他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积极人世，其义无返顾的精神，堪称楷模。

《论语·子罕》云：“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朱熹引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如可夺，则亦不足谓之志矣。”(《论语集注》)可见，孔子强调人应意志坚定，对自己的追求应坚韧不拔。孔子一生虽历经坎坷，但他积极人世，为政、劝学、育人、著书立说，孜孜不倦，以自己的言行实践了他的上述思想。

孔子的时代，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这在中原各诸侯国中是较普遍的政治状态。孔子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积极人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此在去鲁之后，周游列国，“畏(囚)于匡”，“厄于陳蔡”，“过浦”，“微服过宋”，十分坎坷，堪称悲壮。为了找到可以凭借的力量，甚至“见南子”并欲应佛之召。《淮南子·泰族训》载云：“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而欲应佛之召。也是想寻找一点凭借的力量而已。佛，晋国大夫范中行之家臣，中牟宰。鲁哀公五年(前490年)，晋国正卿赵简子攻打范中行时，佛即据中牟叛，并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时孔子正周游列国)，子路则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日：‘亲子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叛，子之往，如之何?”孔子则认为：“不日坚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淄”。并认为“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见《论语·阳货》、《史记·孔子世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人看来是“不识时务”，但也未尝不可谓其热心救世、执著追求。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使子路问津”正在“耦而耕”的长沮、桀溺。《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他俩对子路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认为当时天下已乱，谁也无法挽救，讽刺孔子之不识时务。孔子听说后“怃然”，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谓孔子很失望地说：“我们既然不可以同飞禽走兽合群共处，若不同人群打交道。又同什么去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由此看来，孔子是不主张当隐士的。虽然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公冶长》)然孔子终其一生，也从未消极遁世。虽屡遭险难，仍是进而不止。最后，虽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亦未曾消极旁观，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终至“获麟绝笔”。可以说，意志坚定，热心救世，是孔子健康人格中的最闪光之处。

9.儒家思想在高中教材渗透 篇九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影响力不言而喻。这一核心思想的传承从来都没有中止过社会各界无不希望将其发扬光大。在教育界想要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传承下去首先就得让儒学进入教材。而语文学科拥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强大社会性与思想性因此儒家思想渗透进语文教材是最好的选择。以高中教材为

例古诗文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教师要通过这些文章给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伦理道德。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一、古诗文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 一“仁政思想”的渗透

说到儒家思想学术界没有人会忽略“仁政”。以礼、以仁治国以百姓的利益为先便是“仁政”的思想。孔子经常和他的弟子们谈论人生、交流思想、畅谈理想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中孔子和几个弟子又在欢快地畅谈。这一次他们说的是治国子路、冉有以及公西华的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都没有论及根本。唯独曾皙描述的太平盛世的景象得到了孔子的赞誉。为什么就是因为曾皙触及了“仁政”的思想这与孔子的主张相符。学生以学习为重治国之类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有些空泛呢不然。学生学习的是知识培养的却是个人的品德修养、高尚情操。当今社会个人的品德情操越来越重要这是教材上简单的文本所无法比拟的。一个不爱国的学生即使他的学习成绩再优秀也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儒家思想中的“仁政”渗透在高中教材中具有非凡的意义。二“君子人格”的渗透《屈原列传》是司马迁为屈原写的一篇颇具风格的人 物传记。屈原的一生是不幸的但千百年来他一直受到万民敬仰就是因为他的爱国精神以及正直、竭忠尽智的崇高品德。儒家的“君子人格”在屈原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李密的《陈情表》催人泪下其孝心感天动地。因不忍祖母孤身一人李密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尽孝无可厚非。自古忠孝不两全作者选择了“孝”赤子之心感动了无数人体现了儒学的“君子人格”。中学生是奋发向上、充满激情的一代任何堕落的行为都应即刻改正。思想上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向上要有博大的胸怀重义轻利。儒家的“君子人格”是理想的人格应该努力追求。

三“教育思想”的渗透———尊师重道教学相长

我们经常会听老师和家长说要学会尊师重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也有这么一条。尊敬师长遵循老师讲述的道理、知识是从小就应有的品德。而教学相长则是老师经常强调的提倡教与学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殊不知这两者都是儒学“教育思想”的内容。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师说》一文中作者韩愈强调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当时的士大夫以从师为耻可谓大错特错。韩愈对这些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倡导从师、择

师从而形成学习风气。文章可谓有理有据表现出了作者非凡的勇气。《师说》中有很多儒家的“教育思想”值得学习与借鉴。当今社会不尊师、不重道、耻学于师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人甚至从小就以自我为中心排斥道理与知识。当然也有少数教师对教学相长缺乏理解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不够不利于相互提高。这些现象与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不相符的应该摈弃。

四“学习思想”的渗透———专心有恒学以致用 说到学习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篇文章就是《劝学》。儒家的“学习思想”在《劝学》一文中的体现可谓典型。学习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去学习这些都在《劝学》中有论述。《劝学》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要求学生背诵然而背诵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些学生可以将它倒背如流可是到底有没有真正记住其中的道理便不得而知了。背诵一篇文章有时比较容易然而要在实践中运用文章中的道理原则便难了。总的来说儒家“学习思想”的渗透传递着这样的道理要用心学习要用正确的方法与态度去学习要持之以恒注重积累要学以致用。

二、“儒家思想”在高中文言教材中渗透的意义

10.儒家思想的读后感 篇十

初次接触《论语》是在小学，似乎不能算作是“接触”吧，不过是鹦鹉学舌地复述几句，至于它的意思，用“一窍不通”形容倒是丝毫不为过，想想那时都是这样，不论是现代文、古诗还是文言文，只需要把作者和背诵内容记住，就足以应付考试了。步入初中，我又一次“遇见”了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论语》，同样是在课本上，学习方法却大相庭径，原本主要的背诵成了次要，理解才是最重要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论语》中的每句话都包含着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那是孔子毕生的思想结晶，也是君子基本的道德素养。

尽管由于年龄的关系和语文书的局限性，我还是不能完全地去理解，去认识孔子的思想世界，那些明了的道理却仍一次次地令我受到触动。孔子讲究孝道，“百善孝为先”是我国从古至今都不曾变更过，只是逐渐变成了一种呼吁，而不是行动，如今有些人把父母的付出看做是理所应当，不懂得感恩父母，使得有些老人明明儿孙满堂，却因无人照看而活活饿死，有些老人已年逾古稀，却还要挣钱养活自己，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无不表明，我国的传统文化已随着时代的进步，慢慢遗失了……

11.试论儒家的慈善思想 篇十一

关键词：儒家；仁爱；慈善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3—0030—05

从概念上说，慈善是一种爱心，是出于同情和敬意之上的对他人的关爱与主动奉献，尤其是对处于困难和苦难之中人们的自觉救护。其本质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论：“慈善(即是伴随着爱的那种欲望)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幸福的一种欲望和对他的苦难的一种厌恶”。中国古代并无“慈善”一词，它是伴随佛教的传人而逐渐流传开的。不过“慈善”之意，亦即与慈善相关的思想却很早就有了，这在儒家学说中尤其突出，本文拟就此试加论列。

一、“仁者爱人”的生命关切

众所周知，儒学以“仁学”而著称，而所谓“仁学”，其核心是宣扬种种关爱生命的思想与主张。孔子在回答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就答以“爱人”，后来孟子就直接说“仁者爱人”。

那么，“仁者爱人”又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慈善的情怀呢?首先，它表现在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关切。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就甚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次孔子上早朝回来，发现家里的马房失了火，他赶紧问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首先关注马的损失有多大。孔子这一问，就生动地显示出儒家关注人的安危的人文情怀。事实上生活中的慈善救助，也大都着意于维护人的生存的仁爱关怀。如宋儒袁采在家教中就这样教育子女：“婢仆宿卧去处，皆为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以至牛马猪羊猫狗鸡鸭之属，遇冬寒时，各为区处牢圈栖息之处。此仁人之用心，祖物我为一体也。”(《袁采世范》)文中点点滴滴所透现的正是对生命的悉心呵护。

其次，是讴歌人的价值。儒学之所以倡导“仁学”，宣扬“仁者爱人”，也正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天地间最为杰出、最为至善的生灵，这在儒家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即“天地之性人为贵”。正因此“人为贵”，所以人是值得也应当去爱的，于是“爱人”也就是合乎逻辑的。其实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本身，就已体现出对人的偏爱，对人的价值的推崇。

那么，为什么儒家认为“人为贵”呢?概要说来有这样3点：一是人为完美和理性的存在，先秦大儒荀子于此有很好的分析。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兼有水火、草木和禽兽的禀赋，还具备它们所没有的特异的属性(义)，万物自然不能与人相比，人当然是最为完善、最为杰出的。二是人得天地之灵气。《礼记》中有这样的分析：“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王制》)。人汇聚了天地间最为优异、神圣和完备的特性，其成为宇宙间的灵杰自是无疑的。三是人具备完备的德性和伦理。汉代名儒董仲舒这样说过：“(人)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这显然是说人因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礼仪文明而迥然异于也超越于万物。

从上述儒家对人的珍贵性的论述可以看出儒家对人的礼赞。在理论逻辑上，肯定“人最为天下贵”，实也就意味着强调人的特异性；换句话说，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地存在，人应有符合人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而这一点是先秦儒家特别在意的。因为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战争频繁，各国苛捐杂税沉重，民不聊生，妻离子散，甚至转死沟壑，孟子揭露当时是“民之憔悴”最为严重的时期。他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惨状，正是统治阶级丧心病狂、鱼肉人民的结果，他痛斥之为“率兽食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万章下》)所谓“率兽食人”，实即不把人民当人，即“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土)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人是最为珍贵的，而“狗彘食人食”则混淆了人物之别，颠覆了人的价值的至尊性，反而使人处于非人的处境之中。故对儒家来说，这是决不能容忍的，因为在儒家“人为贵”的价值坐标中，人应该“食人食”，也唯有人才能“食人食”。换句话说，人天经地义应过上属于人的生活，其底线就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实际上，人应“食人食”以及这一底线，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有力号召和依据。因为一旦“民有饥色”，往往也就是需要社会赈济的讯号。如西汉文帝年间曾发生灾荒，文帝诏日：“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赈贷之”(《汉书·文帝纪》)。文中就以“群生之物皆有自乐”来对比“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言下之意人不应过着不如“群生之物”的生活，人一旦陷此困境，则理当救助，使人过上人所应有的生活。

再次，是“泛爱众”的博爱。当然，对儒家“仁爱”思想是否为一种博爱，学界也存有一些争议。有的认为儒家的“仁爱”有血缘上的亲疏远近之别，还有政治上的贵贱之异，如孔子强调“孝悌为仁”、孟子也宣扬“亲亲、仁民、爱物”等。不过，即便儒家“仁爱”思想中有重宗法血缘的倾向，也不能否认其思想的基调是指向博爱的。

综观《论语》一书，孔子所谓的“爱人”，很多时候其所指是没有特别针对性的，是要求对所有人的爱，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弟子司马牛看见人家都有兄弟，而自己没有，内心甚为苦闷。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你何必为没有兄弟而发愁呢!子夏的说法，当然是老师教育的结果，应该也表露了孔子的博爱精神。有一次弟子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是否能称得上“仁”?孔子说：这何止于仁呀，肯定是圣人了，因为连尧、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众所周知，孔子是非常崇拜尧与舜的，史称他“祖述尧舜”。确实，孔子认为唯有尧、舜能替天行道，也最能按天下公义行事，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而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不能完全做到“博施”，可见孔子是十分推崇“博施济众”之类的博爱品性的。在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中，其中的“人”大概是马夫杂役一类的，而孔子并不因为其身份的低贱而忽视对他们的关爱和尊重，这也生动体现了孔子“仁爱”的博爱之意。故总的说来，孔子“爱人”之人，是指向所有人的，孔子的“仁爱”是一种博爱。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孔子“仁者爱人”，是肯定了所有人的价值，它是超越的，也是没有先在条件的，只要是人，都应该去爱，所以孔子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精华所在。

宋代哲学家张载以“民胞物与”说发展了早期

儒家“仁学”思想中的博爱观念。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醇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西铭》)文义是说，天下所有人都以天与地作我们的父母，大家都禀赋天、地的属性，故天下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大家都是一家人，人人都应互亲互爱；而那些身体有残疾，处境有困难的人，更是我们应当同情并予以特别帮助的兄弟姐妹。历史上的慈善活动，很多正是在此“民胞物与”的理念下展开的。如明代无锡慈善组织“同善会”的创始人高攀龙，就是以此博爱为旗帜，呼吁扶危济困。他说：“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封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高子遗书》卷一·“同善会序”)。清代曾国藩也强调“泛爱众”的社会接济，他告诫家人，要“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庆必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曾文正公家训》)如果说博爱必然会引向慈爱之心、扶助之举的话，那么儒家的“泛爱众”，实际上是与慈善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恻隐之心”的悲悯情怀

儒家不仅倡导“仁者爱人”的生命关切，还宣扬一种充满爱怜与悲悯情感的“恻隐之心”和“无伤”之意。

所谓“恻隐之心”，是孟子所提出的人所固有的“四端之心”之一。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四端之心”中，孟子独标明“恻隐之心”为“仁”，那么什么又是他所谓的“恻隐之心”呢?孟子认为同情他人的遭遇，关怀他人的不幸，痛苦他人之痛苦的“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他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说：“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文义是说，如果有人突然间看见一个小孩马上就掉到井里面了，都会产生紧张和痛苦，并顿生抢救他的念头。而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并非为了讨好这个小孩的父母，也并非是要在亲戚和朋友面前表现自己，更不是出于听不下去小孩的哀叫声，而只是人本然具有的爱心使然，它绝对是超功利的。显然，孟子所喻设的“恻隐之心”，实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心，是对他人痛苦感同身受，对他人不幸不忍旁观而要加以援助的同情心，故孟子又称之为“不忍人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特别强调，“四端之心”是人人所应具有的，如果人不表现出此“四端之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换句话说，人如果无“恻隐之心”，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冷漠旁观，就不是“人”。反过来看，孟子的意思无疑是强调人之为人，应常抱一颗悲悯和同情之心，应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感同身受，并愿意为减轻这种痛苦和不幸而付出、而努力。不难看出，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实质上就是一种慈悲的情怀。

与“侧隐之心”相近的，儒家还宣扬一种“无伤”的爱怜生命的情感。据《孟子》记载，有一次梁惠王本拟用牛作供品来祭祀，后来看到牛临死前的恐惧和颤抖的样子，于心不忍，于是就临时换了一头羊。孟子对梁惠王的这种“不忍”颇为称许，说这种情感就是一种“无伤之仁”：“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文义来看，所谓“无伤”，既有维护生物生存权的含意，又有体恤其生存境况，努力解除其危害，并增进其权益和幸福的意蕴；而其本质，则是一种对生命的深深怜爱与倾顾之情。此诚如宋儒王柏所论：“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之谓仁，故仁为心之德而爱之理也”(《鲁斋集》卷四)。

儒家的“侧隐之心”和“无伤”之念，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呵护与眷顾生命的文化意识。明儒袁黄于此有深切的揭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不特杀生当戒，蠢动含灵，皆为物命……皆当委曲防之。”(《两行斋集·了凡四训》)正是这种“委曲防之”的仁爱关怀，使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洋溢着一种充满怜惜的拳拳关爱之意。如苏州丁氏《济阳义庄规条》特意标明：“义庄原为族之贫乏无依而设，凡鳏寡孤独废疾，皆所宜矜”。又如海宁查氏将赡养族人细分为：恤嫠、恤孤、养老叟、养老太、助婚、废疾，其中废疾项规定为：“义田所以周急，而周急之中须择其尤甚者先之……茕茕无依如瘫痪、双瞽、喑哑诸废疾，男无父母兄弟妻子，女无翁姑无夫无子，缺陷不能自食其力，以及年逾五十赤贫如洗者，均在可矜”。这两例引文中的“矜”，正流露出一种怜悯之意，它也生动显示出儒家“恻隐之心”与“无伤”之意的生命关怀以及由此所滋生的慈善救助。

三、“四穷民”的弱者关怀

儒家思想里还有一项尤富仁爱与温情的主张，那就是呼吁要格外关注社会上特别困难的一些老弱病残的群体，儒家称之为“四穷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

孔子最早提出了这一关爱主张。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在其所设想的人类最为理想的社会“大同世界”里，特别提到了要周到关怀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群，要给予他们以温暖和体贴，使他们生活幸福。孔子是这样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文义不难看出，孔子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人们不仅照看自己的利益，不是只关心一己的福祉，而是更关爱天下所有的人，特别是关注与照顾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可怜人，亦即要让那些“矜、寡、孤、独、废者”，都要生活幸福，即“皆有所养”。引文字里行间所透现出的仁爱气息，显示出孔子对弱者的挂怀，对生活中不幸者的深切同情以及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让他们能分享生活的扶困济弱的努力。

孟子大为弘扬了孔子关怀弱者的恻隐之心，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政措施，以保证这些弱者的生存无忧，生活幸福。在孟子看来，孔子所提及的“矜、寡、孤、独、废”的弱者，是天底下最为可怜的一群人，他称之为“四穷民”。“四穷民”是指老年丧妻的鳏夫，老年而失去丈夫的寡妇，老年而没有子女的独居老人，年幼而失去父亲的孤儿。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农耕主要依靠畜力和人力，所以一直有“力田”之说。老年人和幼儿体衰力

弱，不能“力田”，难以独自获得生活资源，这样其生存就要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了。加之古代社会保障的缺乏，如何养老就是个很大的挑战，老人的生存就极易陷入困境。而鳏寡孤独一类的“四穷民”，人生经历都非常特殊，不仅遭受过痛苦的人生磨难，而且也都是生活中的弱者，这决定了他们在主要凭力气谋取生活资源的农耕时代，处境必然艰难，可以说他们是古代社会一群很可怜的人，亟须社会的扶助才能活下去。

为突出奉养“四穷民”的至当性与至善性，孟子反复引证，远古的圣人无不重视赡养“穷民”的，其间尤以周文王最为典范。在孟子的描述中，文王就是以善养“四穷民”作为其施政的出发点的：“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日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文中所谓“必先斯四者”，则鲜明揭示出文王之政，始终以“四穷民”为怀，是以安顿好“四穷民”为根本追求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也表明，文王之政，是以慈爱为本的。在孟子看来，周文王不仅重视养老，而且还“善养老者”。他说：“天下有善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文中所谓“文王善养老”，所展示的正是古代圣人倾心于扶助社会弱者。

以远古圣人善待“穷民”为楷模，孟子在其“仁政”主张中，也特别着意于对他们的照顾。如孟子在对暴政的抨击中，其一大理由就是它使“老弱转死于沟壑”，换句话说，就是暴政虐待“四穷民”!显然，孟子是以能否善待“四穷民”作为考量一国政治是否符合“仁政”的关键指标的。为养好“老弱”，孟子还提出了一套包括“恒产”在内的政策措施。大致说来就是使人民每户都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然后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当政者再“省刑罚，薄税敛”，这样就可以做到“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了。为什么孟子要特别点明“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呢?原来在孟子认为，五十岁以上的人，不穿帛质的衣服就不暖和；而七十岁以上的人，不吃肉就会吃不饱。从诸如此类的细节也不难看出，孟子的“仁政”是多么重视“养老”，是多么关注社会上的“穷民”。

儒家关爱“穷民”的思想，对后世的赈济实践影响很大。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慈善活动，无不特别重视救助“穷民”之类的弱者。前者如《汉书·文帝纪》所载，西汉文帝在组织救灾时，尤其要求照顾好“老弱”以及“鳏寡孤独”，日：“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后者如明代《膠山安氏家乘赡族录》就特别要求救助族内这样几类人：“族人年力衰，家无恒产，不能经营生理者”；“族有孀居无子或子幼贫不能养者”；“族人年幼父母俱亡，无兄长抚育者”；“族有孤贫不能自婚者”；“族人有丧贫不能敛葬者”；“族人有卧病危迫不能自医药者”等。这类对弱者的着意关怀，固然也出于同宗同族的血亲之情，但其间显然也浸润了儒家关爱“穷民”的仁爱思想。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扶危纾困、救助危难的慈善传统，“仁者爱人”的恻隐之心，已化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此诚如明儒高攀龙所揭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故济人不在大费己财，但以方便存心。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贫人算计，存些赢余以济人急难，去无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以为善中一大功课也”(《高忠宪公家训》)。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意识完全是出于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它与儒学、特别是与儒家的“仁爱”主张，无疑是密切相关的。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M]，吴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20.

[2]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259.

12.儒家“无讼”法律思想探究 篇十二

1.儒家“无讼”法律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儒家“无讼”法律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由自给自足的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我国是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人们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社会。在这种家族制度背景下, 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都具有相同的血统, 涉及的诉讼案件主要是一些与田地、房子、借款、婚嫁、继承等相关的非常简单的案件, 官府往往因为案件影响面小, 一般都不会去理会。这样, 如果案件当事人采取诉讼办法由官府通过审理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 诉讼程序不仅复杂、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既耽误了农业生产, 又激化了整个家族内部或家族之间的矛盾, 而通过灵活多样的调解方式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不仅不容易引发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新的矛盾, 而且易于快速调和纠纷、化解息讼, 所以调解就成为官府解决民间私人纠纷的首选方式。

2.儒家“无讼”法律思想产生的思想基础。“无讼”法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 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基础, 以小农经济以及宗法等级制度为土壤发展起来的。“无讼”法律思想产生后, 儒家将其运用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克己复礼”和“以德去刑”思想就是“无讼”思想的集中体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周礼”传统及“仁”的思想相结合, 建立了“仁“”礼”相结合的“仁学”伦理思想体系。儒家提倡“为政以德”思想, 只有采取以德治国措施, 才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体而言, (1) 儒家思想要求统治者推行“省刑罚, 薄税敛”[1]10, 提倡以民为本, 以仁爱之心治理、统治国家, 民心向背是统治者治理国家, 实现社会稳定之关键所在。 (2) 儒家思想要求统治者注重个人修养, 以身作则。统治者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有德的统治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可以为被统治者起到表率作用。 (3) 儒家思想注重道德教化, 以德去刑, 实现自律, 达到息诉的目的。因此, 统治者行仁政, 施德教, 就可实现“无讼”的目的。

3.儒家“无讼”法律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是古代统治阶级追求社会和谐与秩序稳定的一套有效举措, 也是儒家“无讼”法律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礼”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 教化是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因此, “礼”成为儒家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工具, “无讼”则是天下太平、百姓和睦的重要标志, 也是“礼”的终极目标。费孝通先生认为:“所谓礼治, 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每个人知礼是责任, 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 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故打官司成了一种可羞之事, 表示教化不够。”[2]55为做到“无讼”, 儒家法律也采取了许多可行措施: (1) 通过司法机构对涉讼者进行教化劝阻, 迫使涉讼主体感到母子相诉、亲属相争是一种有悖礼教的可耻行为, 主动撤诉。 (2) 儒家法律具有严酷的刑罚, 再加上审理时间漫长, 当事人对法律、诉讼等事务具有厌恶、排斥心理, 出现纷争时, 当事人也不敢轻易涉讼。在礼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 “礼”具有了法的权威性, 人们从守法心理上也自觉服从“礼”, 诉讼被认为是对“礼”所追求和规范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 “礼”治下的当事人开始排斥、轻视诉讼, “无讼”就成了其合理的价值追求。

二、儒家“无讼”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

“无讼”思想理论的奠基人和倡导者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后来孔子的“无讼”法律思想经过孟子、荀子的发扬, 发展快速, 内涵丰富。儒家“无讼”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表现在: (1) 注重民事平和秩序理论。孔子说“: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推崇“孝”、“悌”的伦理秩序, 非常重视维护亲属间的感情, 要求人们懂得赡养和服从, 懂得尊重是孝的实质要求。民事平和秩序理论被统治者所推崇, 成为协调社会稳定和谐的指导思想。 (2) 倡导礼乐, 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孔子是非常注重对礼与民俗的遵从。在春秋时期的孔子时代, 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孔子倡导通过“礼”使之秩序化。礼的内容丰富, 涉及范围广泛。通过“礼”的倡导, 使得“礼”成为约束社会秩序的一种社会规范, 人们自觉遵守, 按自己阶层的规则做事, 互相尊敬和谦让, 社会井然有序。 (3) 提倡并重视个人的内在要求, 注重个人的知识、品行、忠义、信用的培养。儒家的“行”观念要求言行一致, 言真实, 行笃信, 在民事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4) 重视道德教化。儒家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 吸收了大量道德因素。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3]86孟子主张道德教化, 教化的内容涉及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等思想。 (5) 倡导人际关系和谐。提倡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和矛盾, 并将调解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因此, 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 注重对矛盾当事人的调解和思想教化, 使双方当事人妥协和退让, 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 (6) 提倡以民为本思想。孔子倡导民本思想, 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孟子的养民思想更为丰富, 并将民生提到治理国家的首要位置。

三、儒家“无讼”法律思想的价值意蕴

1.注重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 促使校园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儒家“无讼”思想主要表现在: (1) 注重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思想教化; (2) “富而后教”, 提高统治者的思想觉悟。“无讼”思想经过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 已经深入人们心中, 法律的强制作用使人们害怕而不敢轻易犯罪, 而道德的教育作用使人们羞耻而不愿主动犯罪。儒家提倡“人之初, 性本善”, 普遍认为犯罪可以通过道德教化进行有效预防。在儒家“无讼”思想指引下, 我国传统社会注重道德伦理, 依“礼”行事, 统治者广施仁政, 老百姓自省自律, 以犯罪为耻辱, 以邻里和睦, 天下为公为理念。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矛盾凸显, 在这种环境及背景下, 高校校园的不和谐因素有增无减, 具体体现在:高校领导与师生员工之间的不和谐,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不和谐, 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不和谐等等, 这些不和谐因素严重影响着高校校园的和谐与校园工作的稳定。因此, 我们要积极借鉴儒家“无讼”思想, 在高校推崇和重视道德, 注重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 使全校师生时刻认识到自己对他人所负的义务, 而不是索取权利, 这样就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另外, 儒家“无讼”思想还包含丰富的“重义轻利”思想, 即当人与人之间因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矛盾时, 要“喻于义”, 而非“喻于利”, 这就要求纠纷当事人通过和解或调解相互体谅, 平息纷争, 及时将不和谐因素平息在萌芽状态, 有效预防各类突发事件发生, 维护校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2.引入调解理念, 发挥调解在加强高校稳定工作中的“法律助推器”功能。儒家“无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 在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儒家“无讼”思想的实施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厌讼”“、耻讼”心理, 视诉讼为耻辱, 压抑了自己的正当要求。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设有“调人”, 专门调解复仇案件。还出现了四种形式的调解种类:民间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县调解, 调解涉及的案件范围广泛。当前, 高校校园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和纠纷, 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矛盾, 这些矛盾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既能使矛盾双方关系不破裂, 又能使矛盾双方和谐共处?儒家“无讼”思想的主要目的是息事宁人,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因此, 在校园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中, 我们要有效借鉴儒家“无讼”思想的调解理念, 针对矛盾双方当事人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 使双方当事人了解事实真相、明确是非责任, 互谅互让、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 自愿达成并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做到“案结事了”, 维持双方当事人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效避免双方矛盾加剧、关系恶化, 从而减少和谐校园构建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 维护高校校园的稳定。

3.借鉴“以民为本”思想, 为师生构筑牢固的幸福屏障。儒家“无讼”思想具有丰富的“以民为本”思想, 包括:“使民以时”、“足民、足食”、“与民同乐, 与民同忧”、“爱民、利民”、“以民为贵”、“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等思想。目前, 我们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 要积极吸取儒家“无讼”思想的合理成分, 特别是高校领导干部要树立民本观念, 尊重师生、关心师生、不断满足师生的有效需求, 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这样在高校里才能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环境, 实现领导干部与教师关系的和谐、教师与教师之间关系的和谐、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和谐等, 促进和谐校园的构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宗旨, 始终把师生的利益放在首位, 树立公仆意识, 正确对待权力及地位, 做到权为师生所用, 情为师生所系, 利为师生所谋。具体来说, 高校领导干部要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具体做到以下方面: (1) 关注师生情感; (2) 营造和谐氛围; (3) 促进师生成长; (4) 关心师生健康; (5) 丰富精神生活。总之, 高校领导干部为师生幸福构筑起牢固的屏障, 妥善协调学校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有效平息矛盾纷争, 才能促进校园的整体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60.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3.市场经济 需要回归儒家思想 篇十三

内容摘要: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当代著名哲学史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凸显，需要倡导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后来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凸显，需要倡导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以利益为导向，但是以利益为导向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它只适用在经济领域，社会普遍的价值应该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个人生命的提高等，而这些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够提供的，就像一辆汽车，动力再好也需要一个方向盘，社会价值就起着方向、导引的作用。中华民族以长江和黄河流域作为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合、拓展，两千多年的文明中，巨大的融合力、凝聚力均由儒家文化中来，当代社会也需要这种凝聚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文化基础开始重建，我们更加重视治国安邦的、安定团结的思想，在最近几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对儒家文化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在中国文化中，儒学在当代的意义主要在社会伦理方面、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及个人精神和心灵的安顿方面，儒学思想回归不涉及政治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没有直接的冲突，我对儒学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现在不光是儒家，法家、兵家大家都在读，现在读孙子的人可能比读四书五经的还多。读这些书的人，大部分都和现在的管理有关联。也有一部分是从文化教育出发，基本上是强调儒家文化经典，主要是《四书》。《四书》体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的，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先人们，他们身上的精神，我认为主要不是来自于佛教，也不是来自于老子或者庄子，而主要是由从先秦开始，传承不断，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