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

2024-10-29

转型期中国社会（精选8篇）

1.转型期中国社会篇一

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的始终。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虽然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但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的始终。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虽然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但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的高发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利益调整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将结合中国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进行深刻的分析，并根据矛盾之间的规律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矛盾也日益突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因素不断出现。正确把握矛盾发展的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使我们现阶段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

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分化问题，这个问题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很突出，主要有城乡差距、行业部门差距、地区差距这三个。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在我国，城市与农村的收入都在不断增加，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的收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逐渐增大的局面。行业部门的差距主要是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地区差距主要是由我国的自然原因与政策原因引起的，我国面积广阔，人口多，地势西高东低，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展远远快于西部。

经济领域的就业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众多，就业问题突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就业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将长期处于就业严峻的形势。当前我国的就业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总量大，尤其是农村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素质落后且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缺乏高素质人才；失业人口就业很困难等等。转型期的失业与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主要是因为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变快、城乡就业问题并存，还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政治领域的干群矛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始终都涉及到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广大人民群众作为被领导者，处于被领导地位，所以干部与群众的交流比较多，容易产生摩擦出现问题。当前，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干部腐败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部腐败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当前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愿望更加强烈，对于干部的作风问题尤其关注，干群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社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经济发展速度太快，社会事业发展落后，于是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社会事业发展不足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正与团结，威胁了社会安全与秩序，加剧了社会焦虑与紧张，恶化了社会环境，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社会事业只有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政治的稳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

转型社会就是一种过渡性社会，就是向上承接传统社会，向下承接现代社会，所以在过度社会产生的问题也不同于常态社会，主要表现在：

社会问题的交叉性。转型社会不仅面临着发展时与发展后的问题，还要面临着公众的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具有不平衡性，会使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问题同时聚集，交叉在一起，使问题的解决难度增大了许多。

社会问题的关联性。转型社会中，社会问题都不可能以个体单独存在，每个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期刊征文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尽量全面，否则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连带其他问题。牵连的问题越多，越不可收拾。

社会问题的突发性。转型社会中诱发社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的变化，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等等。另外，政府管理体制转型落后，远远跟不上经济转型的速度与社会转型的速度，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都采用传统的办法解决，面对突发性状况解决能力低下。

三、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

制定科学的政策。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政府应当根据矛盾问题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让各项工作与各阶层人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时时刻刻做到以人为本，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不仅可以使政策条款更加完善，还可以体现出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经常进行舆情调查。政府部门应当定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舆情调查，在第一时间了解群众的想法，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另外，对于收集到的反映较多的民意，应该进行综合分析，及时给群众一个答复。解决社会矛盾一定要快，抓重点，抓关键。

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民意表达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可以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及监督权，从而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为了方便传达民意的渠道能够更通畅，可以向人民群众公开相关部门的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工作程序。这样可以有效舒缓公众的紧张情绪，促进公众与国家和谐的沟通与交流。

完善法律解决机制。在现在这个法治社会中，法律作为化解矛盾的武器，要好好地运用。群众一旦遇到问题，不要想着考暴力手段解决，或者一味的依靠政府，应该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政府在解决矛盾时，应该把矛盾引到法律上来，由司法机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和问题。

四、结语

由上文可知，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不应该不承认矛盾、不理解矛盾、不解决矛盾，而是应该主动迎接矛盾，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党和政府应当时刻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为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2.转型期中国社会篇二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经济变量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社会变革, 一切变革以这一核心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新闻传媒业开始从事业性质开始向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转型, 由政治工具向兼具经济属性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传媒双重属性的冲突, 使新闻伦理陷入困境。

1. 媒介伦理与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媒体逐渐走向市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市场化机制决定了新闻传媒市场要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去寻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市场因素在新闻传媒行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增添了新闻传媒的活力和实力, 促进了传媒内部的结构调整和策略调整, 增加了媒介产品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 实现了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然而, 只要是市场化, 追逐利润和剩余价值就是最基本的目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新闻传媒的经营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在最短的时间里争取更多的受众, 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获得经济效益, 有些媒体不顾社会利益, 以娱乐、煽情或不良传播内容吸引受众眼球, 盲目追求发行量、视听率, 甚至刊登虚假广告, 搞有偿新闻、进行新闻敲诈。市场的经济理性与媒介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成为新闻媒体转型的阻力, 也是造成媒体伦理道德失范的根本动因。

2. 媒体双重属性使传媒伦理陷入对立冲突

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新闻传媒被赋予双重属性, 即“事业性质, 企业化管理”, 这种运行机制要求在把市场机制和企业运作原则引入到传媒的同时, 更应该考虑到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 在这双重属性的调配之下, 媒体在具体选择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能回避。

第一, 新闻媒体的体制转型不是在市场经济磨合中的自然转型, 而是一种行政性的强制转型, 这种强制的转型难以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合点, 使新闻伦理陷入双重属性、相互矛盾的困境之中, 容易陷入传媒的“喉舌”功能被忽视的局面中。

第二, 新闻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 经营理念和编辑方针必然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 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会不自觉地把天枰倾向于经济利益, 使得新闻伦理中要求的责任和义务难于实现。

二、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社会分层因素

社会分化与分层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与客观趋势, 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不断变化, 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样, 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 整个社会日趋开放与多元。社会分层与分化直接导致新闻传播受众不断分化, 促使新闻传媒由大众化逐渐向小众化、专业化转变, 同时新闻传媒的小众化发展催化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面对分众趋势, 新闻媒体在分与合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平衡目标阶层与整个社会的关系, 如何满足目标阶层的同时兼顾整个社会公平, 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1. 社会的平等与传播公正

社会分层“是社会各个群体因占有社会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高低不同的关系体系。” (2) 转型后, 经济发展成为中心,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依据占有经济资源的多寡来划分, 各阶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目前,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 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 中层比重偏小。

新闻媒介本身作为一种资源, 反映目标阶层的社会利益, 代表目标阶层的社会意愿。根据市场原则, 传播媒介倾向于市场广阔、购买潜力大、社会地位高的中上层, 因此更多的媒介将对象集中在中上层的受众, 导致传播内容和传播态度倾向于中上层群体, 从而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地位和声音, 这往往造成传播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错位与缺位, 主要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数量较少, 弱势群体在报道中较为被动, 弱势群体的表达权力被传媒悄然替代。

2. 社会分层与媒体整合功能

社会系统论认为,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 组成系统的各部分相互制约、协调发展, 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整合就是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 大众媒介能最有效地进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整合作用。

社会分层意味着社会的分割与分离。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我国社会划分了十大阶层。不同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 媒体会选择不同的目标群体去满足某一特定群体的信息需求而不断细分。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 处于不同群体的人对信息接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根据“知识沟”理论,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 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将呈扩大之势。媒介分层促使社会进一步分化, 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合。

三、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文化价值变量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冲击, 经济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等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这种变迁必然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 传播文化价值观念, 受到社会价值变迁的影响, 传媒伦理价值标准也在发生异化。

1. 传媒娱乐化

为大众提供娱乐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在传媒市场化的大环境下, 众多媒体为了争取高收视率, 迎合受众, 满足受众的各种心理需求, 在内容制作上以更贴近、更具吸引力的娱乐因素来争夺受众。娱乐不是问题, 但当娱乐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 娱乐功能代替媒体的其他社会功能过度发展时, 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首先, 市场价值取向造成媒体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除了赢利和娱乐功能之外, 更要考虑其社会责任是实现传媒的多种功能平衡发展, 并更好地服务和引导受众。

其次, 在感性层面传播内容, 造成道德弱化。在娱乐化浪潮中, 传媒以超强的视觉、听觉冲击吸引受众, 使受众获得感官上的享乐, 同时选取刺激性的、趣味性的、煽情的社会内容进行感性层面的运作。对感官文化的痴迷, 不仅使娱乐消遣成为主要内容, 占据了大部分的文化生活空间, 而且各种低俗的文化产品也堂而皇之地走进市场, 获得合法地位并受到追捧, 这是感情、观念的全面物化。

2. 文化消费主义

所谓消费主义, 是指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 而是为了消费本身。因此, 在消费过程中不是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符号价值。

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 由商业集团的利益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大众传媒, 通过广告或各种商业文化创造出来并推销给大众的。传媒提供的媒介产品可以刺激人们的欲求, 创造迎合和鼓动消费主义的最便利和最有利的符号, 及生动、逼真的图像和色彩斑斓的影像, 替商家培育消费者和创造欲求。作为当代社会主导的文化传播渠道, 精神生产部门的商业化已经充分渗透到大众传播媒介。

媒介伦理中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应成为媒介的主要追求目标, 新闻媒介作为精神文化产品, 理应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结论

在社会转型期, 以经济转型为主导的各种社会因素正处在变革过程中, 这些社会因素不断影响着媒介伦理的变化。当各种因素协调发展时, 媒介伦理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规范, 当各要素不协调发展时, 媒介伦理问题不断出现, 因此媒体在转型过程中, 要明确媒介属性, 兼顾多重角色, 发挥多种功能, 有效遏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处于困境的新闻伦理问题, 进一步坚持道德原则、道德规范, 促进新闻事业积极健康地发展和转型。

注释

11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5) :P 62-73.

3.浅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维稳机制篇三

目前，面对社会上突现的各种矛盾，我国政府推行的压力维稳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一）重视事后处理胜于源头预防。尽管中央文件再三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但在实践中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没做好源头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二）政绩考核影响实际工作。在中国，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政绩考核项目繁多，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为了完成重大任务，地方官员往往会采取“人民战争”、“群众动员”的方式，这就造成了真正的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但却为了应付“一票否决”的事项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三）目标局限于短期利益。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思想对中国影响颇深，维稳无条件的成为一切工作的重心。政府在此指导思想下。往往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的工作方法。而这种做法给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是负面影响。这种压力维稳仅仅基于现实的考虑，而不考虑中长期的利益。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简单机械的推行“稳定压倒一切”之思想的做法，已经很难适应目前处于转型期、社会差异不断涌现的中国社会。处理当下的社会冲突与矛盾，需要一种从体制上入手、基于长期目标进行考量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道。

二、维稳的治本之道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认同，集中表现在制度层面的认同、绩效层面的认同和价值层面的认同。这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道。这三个层面具体表现为：

（一）建构秩序的合法性，增进人们对社会秩序的制度认同。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世界上的统治类型分为传统型、卡利斯马型（即魅力型）和法理型。法理型统治即依照非人格化的法律典则来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相对而言最高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而在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最好来源就是民主法治。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推行民主法治这一思想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既定秩序的支持力在广泛性和持久性两个方面出现严重耗散，即产生合法性危机，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政府要真正成为民意代表者的角色，致力于回应民意需求和维护公共利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和愿望总是首先在民众之中产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应当随时随地发现民意的流向。并把这种民意转化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动力，这样才能赢得广泛而持久的支持。

（二）建构秩序的有效性，增进人们对社会秩序的绩效认同。一个有着较高绩效的国家，相对而言更有条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大众的福利，进而得到大部分成员的认同。而保持有效性，主要包括政府的绩效和政府镇压反抗的能力两大因素。政府的绩效集中体现为经济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效解决好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等涉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政府镇压反抗能力，则主要指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等突发性社会冲突的能力。然而，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因此不能片面的理解秩序有效性这一指标——过分的强调有效性会导致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忽略了社会成员其他方面的需求。

（三）建构秩序的道德性，增进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价值认同。道德指的是人的德性修养和精神品质。在现代社会，增进秩序的道德性，核心是要建立一种得到多数人认同的共同价值观，人们在真正信奉并自觉实践这种价值观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获得了幸福的体验，稳定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构建共同价值观，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加强文化建设、挖掘传统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而且在共同价值观尚未形成时能够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

三、小结

综上所述，以往政府一直采用的压力维稳机制已经难以适应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点。为了更加有效的解决新时期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需要一套维护稳定的治本之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将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有效结合起来，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统筹起来，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1]黄顺康，夏俊毅.“维稳”的机制设计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11，（03）.

[2]沈殿忠.论社会稳定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02）.

[3]杜旭宇.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政治教育动员机制分析[J].求实，2010，（09）.

4.转型期中国社会篇四

第15期：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

社会问题增多和社会矛盾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时，很多人却两手一摊，“没办法，谁让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呢”。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许多问题和矛盾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中，但不能说就是社会转型期所导致的。一些人把问题推给了转型期，说轻了是走入认识误区，说重了恐怕是逃避责任。由此，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尤为重要。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与此前此后迥异的一些特点：

――经济发展转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推动力，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张轨道，院、住自有的大房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社会结构转型。和知识分子阶层）

――思想行为模式转型。选择性、差异性明显

而且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社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但这一阶

但是，就社会来说这些特点是进步不是退步，是发展不是停滞，工业化、城市化将会使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社会化的基本前提。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黄金发展期”。

那么，为什么“黄金发展期”又会变成了“矛盾凸显期”呢？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矛盾凸显、问题多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回避，也回避不了。

我们说，在转型期矛盾和问题固然不可避免，但又必须明确，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应对社会转型方法不当所致。虽然看起来是社会生病了，病灶却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一些肩负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人一些老作为、不作为与乱作为所导致的。

先看“老作为”。社会变化了，面临的问题变化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应对问题的方法还是老方法、观念还是老观念，结果行动滞后于社会诉求而引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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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务员，就上591UP公务员考试平台（http://gwy.591up.com）比如，经济建设已然有了相当规模，我们一些同志还是只管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怎么能走平稳，怎么能不摔跟头；又比如，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给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简单抽象地要求“讲团结”、“高度一致”很不现实，可我们一些同志还是要求社会是“清一色”，不能尊重民愿、不能倾听民情、不能反映民意。出了问题老想捂盖子，但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这盖子怎么能捂得住呢？

次看“不作为”。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社会新变化的要求反应迟钝、不敏感，不能及时积极应对，甚至还借口实行市场经济，以让市场去发挥功能为幌子，只当甩手掌柜，该搞教育不去投入，该搞医疗不去建设，该提供就业不去落实，该搞社会保障舍不得掏钱，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

再看“乱作为”就意味着在社会转型期，时跟上；一些旧的价值评判不管用了，时的制度空白期与价值紊乱期。抢黄灯、打擦边球来谋求个体和小圈子的最大利益。我就来“经营城市”开发商互相结盟，运用公共权力，这种乱作为所导

从大趋势上讲，那么如何才

目。

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要去践履比社会公众要求更高的价值规范与

5.浅谈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篇五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纷纷扬扬的关于理性选择的议论，笔者却感到一种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感性选择，很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深入思考。因为，感性选择是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传统根基而且至今仍然发生着基础作用的选择，中国社会转型一定

要经过感性选择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深刻底蕴和民族特色。

一、感性选择概念的缘起

感性选择是个很少有人谈及的概念。一般说来，人们在传统认识论的视野里谈论感性概念，用来指谓简单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被动的意识活动，因此，以之为根据的感性行为，也就自然谈不到是主动的选择，感性选择概念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即便有人很随意地偶尔提到感性选择，也往往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在歌颂理性选择的语境中指责那些被看作浅薄、低层、无效的行为。

事实上，感性选择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社会行为，它作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比理性选择更基础的地位和意义。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来说，感性选择的地位和意义就更加重要。因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不仅是现实的社会选择形式之一，而且它还同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密切相联，具有比在西方深厚得多的社会根基。

康有为、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时，已经丰富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方式的感性特征，如亲情性、家族性、血缘性、圈子性和熟悉性等等。虽然他们直接论述的是中国人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其实也是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选择方式，因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选择行为，所以论述社会行为方式也就是论述社会选择方式。今天的中国同19世纪末期、20世纪前期康有为等人面对的中国相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2千多年形成的传统并未断裂，传统规定着的选择方式也未完全改变，特别是选择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依然存在。

康有为等人虽然论述了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感性特征，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感性选择概念。因此，我们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讨论中国人的感性选择问题，还必须对感性选择这个概念作一番界定。感性选择概念是在同理性选择相区别的含义上提出的，所以，要想说清楚感性选择，又应当首先明确一下理性选择概念。

理性选择是从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社会学中泊来的概念，一般指合逻辑、合规律、有科学根据、经过思考的选择行为。在相对规范的讨论中，理性选择还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计算和预测行为的结果、合理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联系起来。在西方学术中，那些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行为一般被称为非理性型选择。非理性选择指谓那些没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操作手段和操作过程不合逻辑、不合规则的行为方式或行为过程，其突出特征是违背科学原则、不符合客观规律、由本能冲动等非理智因素支配行为。

无论理性选择还是非理性选择，这两个概念都不能恰当地指代中国人的选择行为。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的选择方式而言，以土为本的中国人在开展社会活动时，虽然不像亚当·斯密所论经济人那样合规律地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像西蒙和科尔曼等人所论社会人那样能科学地处理信息、合理地调整个人同组织的关系、有效地预测行为的影响与结果，但是，中国人也不是反原则、反规律、仅靠本能冲动开展社会行为的。中国人靠的是亲情关系、熟悉联系，并且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人行事是有规则的，只不过中国人行事的规则不是普遍化、概念化的原则，而是作为传统和经验而发生作用的“礼”。（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礼治秩序”的论述，透辟地揭示了中国人行为方式或选择方式的本质特点：感性化！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或者说‘无需规律’”，（费孝通，1947）“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照规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有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礼治秩序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人选择方式的论述。在费孝通看来，礼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是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用逻辑推论、不用计算预测的传统经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形象示范和规定作用的仪式。不用逻辑推论，只需直接作为经验模式去效仿等等，这些都正是感性活动的基本特征。连同关于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中依靠亲情、熟悉、血缘等关系的论述，费孝通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性的感性特征。

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相比确实有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并未改变，感性选择行为还是以各种形式在我们的周围世界表现出来。“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等等我们十分耳熟的话语，真实而亲切地表征着我们平

时社会活动的特点。甚至“非规则化”、“无规则游戏”、“情大于法”等等社会现象的存在，也从很广泛的层面上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特点。因此，我们现在提出感性选择概念，绝不仅仅是讨论中国人的旧传统，而且同时也在论述实实在在的现实。

二、重新认识感性选择

虽然感性选择是基本、普遍、真实的社会行为，无论哪个民族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它却一直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感性行为是应该服从理性原则的控制对象，感性意识是有待理论思维批评、梳理和提升的对象，这在中外似乎都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理性压抑感性的历史。（弗洛伊德，1984）在西方，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主要表现为逻辑思维、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感性的控制与征服；在中国，理性对感性的压抑则主要表现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对感性行为的训诫与抑制。这种情况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正在越演越烈，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无法列举的理性化形式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的感性活动扑来，感性选择正面对日益沉重的压抑。

然而，既然感性选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方式，那么它就不可能完全默默无闻地等待理性的征服与控制，它总是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对理性压迫的抗争，也必然引起理论思维对它的注意和辩护。在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也不乏褒扬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的思想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认识论哲学中，尽管各种哲学流派都把理性思维看成人类的高级思维形式，认为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才能真正发挥人类认识活动的价值，但是，培根、洛克、休谟甚至贝克莱等经验论者，都从一定角度论述了感性的价值，对单纯肯定理性的倾向给予了批判。至于被列宁斥责为感觉主义的马赫，在其依据许多难以否认的事实对感性活动给予充分肯定的论述中，也提出了很多纠正单纯理性主义、正确估价感性活动意义的观点。（马赫，1986）

应当说是被后人指责有折衷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康德，最先明确地突破了仅仅从认识活动的等级秩序上来讨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的陈规，采取了划界分工的方式给感性留下了一片存在的空间，感性第一次在理性面前有了立足之地。在康德那里，感性不仅仅如洛克所言具有搜集材料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整理材料的形式——时间和空间。这就意味着感性不仅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而且它还具有综合与再造的能力。因为整理是聚集、区分和形塑，感性借助这种技能可以把杂多的感觉材料在时空形式中呈现为可以被人们知觉的现象。（康德，1960）

与康德同时代的歌德和席勒，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述了感性的地位与功能。

这两位浪漫主义运动领袖认为，感性是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它不是低于理性的认识活动，相反倒是高于理性的意识活动。在他们看来，以科学和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理性意识和理性化活动，是分裂性的意识与行为，人类社会的异化与分裂都是理性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后果，只有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具体形象性的感性代替理性，才能把人类社会从异化的危难中挽救出来。（朱光潜，1979）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欧洲出现了更多更加坚定地反对理性专断的思想家。现象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符号哲学代表人物卡西尔，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利奥塔等等，纷纷举起批判理性主义大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人文主义浪潮。这些思想家已经不是抽象地反对理性，而是明确地提出批判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工业理性，并且认为这些理性最典型的代表是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推崇的经济理性。他们不是单纯地分析理性的缺失，而是在深刻反省理性原则和理性行为的基础上，既重新认识感性的地位与作用，又修复理性与感性的并存关系。

马尔库塞是战后对理性和感性关系思考最深入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了工业社会片面崇尚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提出要以艺术理性代替科学理性的理性革命主张，另一方面又别开生面地举起感性革命的大旗，呼吁人们重新认识感性意识与感性行为。（马尔库塞，1969）在马尔库塞看来，无论感性意识还是感性活动，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它不仅不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只有提升到理性层面才能做出符合人类本性的选择与创造，而且事实上只有感性才真实、具体、综合地表现人类本性，也只有不脱离感性才能脚踏实地地张扬人性、造福人生，否则理性将依据专业化、主题化的逻辑把人类领入歧途。并且，感性本身也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其特点在于它依据当下的现实做出具有综合指向的选择与创造，而不像理性那样通过逻辑推理、针对某种分化性目标、遵循特殊原则开展选择与创造。（马尔库塞，1978）

马尔库塞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用大量事实揭示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感性的创造性和选择性如何被单向度的理性化压抑得奄奄一息，人们的选择与创造能力也随之弱化、甚至渐渐消失。马尔库塞用感性的扭曲来概括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他看来，当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工业理性成为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则时，感性已经被压迫得没有真实去感觉的能力，例如根据经济理性而设计的五光十色的广告，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刺激人们的感官，被刺激的几乎麻木的感官失去了鉴别能力，把为了谋取经济效益而倾销有害身体健康商品的活动，当成了自己真实的生活需求。于是，扭曲的感觉误认了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支配着虚假的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在此基础上彻底异化了。（马尔库塞，1969）

马尔库塞主张开展感性革命，重新塑造人们的感觉，通过艺术形式开展一场重建人们感觉能力的文化革命，恢复感性的创造性和选择性，进而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形式开始造就一代新人，彻底克服人类社会的异化。（马尔库塞，1989）

我们考察西方学者的上述理论观点，目的不在于系统说明他们怎样论述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而在于试图从中引出思考中国感性选择问题的借鉴。面对西方学者对感性和理性问题的论述，我们是否起码应当得到以下几点启发：其一，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把理性选择看得至高无上，一些西方学者在社会理性化的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完全忘记感性活动或感性选择，并且不断地张扬它的地位、意义和价值。而我们立足一个具有深厚感性选择传统的社会，在理性化的进程刚刚开始之际，却为什么一古脑儿地贬斥感性，一窝蜂地弘扬理性？笔者近日曾在互联网（中文雅虎）上搜寻一次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两个概念，竟然发现了3700条论述理性选择或与之相关的信息，而关于感性选择的信息只搜寻到10条，天壤之差！足以可见中国人对理性选择的热望和对感性选择的淡漠。这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二，从康德为感性活动确立存在根据和明晰展开形式，到马尔库塞论述感性的选择性与创造性，并提出开展感性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正是西方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两次社会转型期，在西方社会转型期，西方学者对感性同理性矛盾关系的持续深入探索，说明感性与理性或感性选择与理性选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真实的、重大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并且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学者的思考，对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具有更重要地位的感性、感性选择及其同理性和理性选择的矛盾做出更深入地思考。

其三、西方学者并未像我们在自己的哲学教科书中那样，把感性活动仅仅看作低于理性的认识活动。感性活动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它作为人类基本的活动形式既有选择性也有创造性；既可以真实地追求具体的生活目标，也可以在理性的压迫与诱惑下由真实变为虚假；既可以被压抑得扭曲、异化，也可以通过某种途径使之重新振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感性是可改变、可塑造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对中国人的感性活动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而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既要揭示其中的积极性，又要探寻祛除其消极性的途径与形式。

三、中国转型期感性选择的地位与特点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郑杭生，1997）。可以说，中国社会转型同西方18世纪的社会转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即社会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韦伯等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理性化过程。如果这些判断确实符合实际，那么中国社会转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作为最基本社会行为的感性行为或感性选择。因为确如韦伯等人所言，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进社会理性化，并且理性化又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在中国广大社会成员主要是依据感性意识进行感性选择，或者说中国还是一个缺乏理性化传统的感性化社会，所以如何认识感性行为和感性选择就变得不可回避。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不可否认，2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与措施，无论其结果如何，就其行为的性质而言，绝大部分都是理性选择。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可以说我们20年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部理性选择的历史呢？或者说今天的现代化成就就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呢？答案不是很简单的。就领导行为和政府与各种社会单位在现代化中的组织行为的作用来看，理性选择确实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承认中国的现代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诚如韦伯所言，政府和社会单位都是名，而作为个体存在的广大社会成员才是实，由政府和社会单位制定的各种现代化方案与措施，只有通过广大处于基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才能成为现实，而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是保留着浓厚传统特点的感性选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应当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感性选择的结果。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二者的关系：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理性选择是主导，感性选择是主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命题是在两种层面得出的。理性选择是主导，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相互间的地位关系而言。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政策制定、战略规划、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行为监督等等，概言之是组织化和制度化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支配或决定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与方向，所以说理性选择处于主导地位，而感性选择处于从属地位；感性选择是主流，这是就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实践表现程度而言。应当说，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主要是感性层面的选择，这个判断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广大群众的社会意识基本处于社会心理层面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理性选择也可以直接表现为实践行为，但是，在中国理性选择一般要通过感性选择或转化为感性选择才能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典型的理性选择实践只能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所以说感性选择是主流。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践形式，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专门的实证研究，我们的上述讨论大概还只能被看作是一种逻辑推论。其实，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中感性选择的实证研究是很多的，例如边燕杰在天津、长春、广州等地开展的城市居民求职与社会网络研究，王铭铭等人关于仪式与象征在当代农村生活中作用的研究，笔者近年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国企改革中的社会流动研究等等，本文对感性选择的许多观点与这些研究有密切关系。

边燕杰在天津等地的研究十分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人求职过程中，不是具有不同信息源的异质性的“弱关系”产生了有利于求职的强效应，而是以亲情和熟悉为特征的同质性的“强关系”产生了强效应。（边燕杰，1997）我们从中得出的启发是：在求职这种被西方人看作典型的理性选择行为中，中国人并非像西方人那样按照理性原则开展理性选择，而是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那样，仍然依据亲情关系和熟悉关系开展求职活动，这说明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感性行为方式仍然在现代的中国城市生活中被保留着，感性选择仍然是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社会选择方式。

王铭铭在福建溪村的人类学研究说明，各种风俗、礼仪、习惯等感性层面的因素，至今仍然在受到现代化影响的乡村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人们难以讲清其中道理的日常生活形式，而且也是人们在某些事情面前需要做出取舍决定的选择方式。至于理性分析、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等理性选择行为，对于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化影响的村民来说仍然是比较陌生的。（王铭铭，1997）

在近年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中社会流动的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到：政府和企业经过反复论证的理性选择，例如调整就业结构、优化人员结构、促进社会流动、发展第三产业等等战略选择，都必须经过感性化的环节，或者说，都必须经过职工群众的感性意识活动，同他们周围的感性事物发生直接联系，才能真正转变成现实的社会行动，否则，只能是理论上的空泛论证。

根据前人对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行为特征的论述，结合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行为的考察，可以对转型中的中国人感性选择的本质特点作如下概括：

a.选择意识具像化。这里借用美学论述审美意识特征的一个概念——具像，意指意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席勒等人曾指出：在审美意识活动中，人们不是把事物作为外在对象去思考，即不是用主观同客观分析开、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不是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直接面对事物的整体存在，用感性的形象思维来把握事物的具体存在。（席勒，1985）

在感性选择行为中，人们不用抽象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而是在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直接观察中，开展自己的选择意识活动。并且，即便有现成的理性选择方案，习惯于感性选择的人们不把它同可见的事物联系起来，也不会按照这个方案开展选择行为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人们在感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已经达到了超越事实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的审美意识境界，这里仅仅是指出感性选择意识活动具有形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

b.选择目标综合化。与选择意识活动的具像化相关，感性选择确定的目标一般是综合化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感性选择中确立的目标一定是经验生活中的具体事物，而经验中的具体事物一定是未分化、非专业化的，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是未主题化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感性选择中遇到那些专业化或主体化的目标，也要经过综合化之后才能成为感性选择的目标，譬如单纯的经济目标或单纯的政治目标，都不能成为感性选择的目标，人们在感性选择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些专业化、主题化的目标同日常生活的其他因素（如道德、情感、人际关系等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选择的现实目标。

c.选择路径伦理化。感性选择确定目标之后，不像理性选择那样通过专业途径和与目标直接联系的行为模式去展开，而是无论何种类别的目标，但凡不是个人独自能够操作的，往往都要求助于亲戚、熟人、同乡等人际关系，我们统称为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如梁漱溟所言，是私人关系，是游离于团体组织和社会单位之外的关系，是缺乏完整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抽象的伦理关系。（梁漱溟，1939）又如费孝通所言，这种圈子式的伦理关系是以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所以它还是停留于感性层面上的人际关系。（费孝通，1947）

d.选择根据经验化。像理性选择一样，感性选择也要凭依一定的根据才能开展。但是，二者凭依的根据不同，感性选择凭依的根据不是对信息的审慎分析、对效益的精密测算、对经济规律和科学原则的严格遵守，而是选择者亲身经历或可以亲身感受的经验事实。感性选择并不否定信息、效益和原则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一定要同经验事实联系起来才能发生作用，并且，无论这些因素同经验事实是否有矛盾，最终的决定因素必须是经验事实。

e.选择秩序传统化。选择秩序是选择过程中遵循的规则和展开的程序等。在一般的选择理论中，人们看重的是理性选择的秩序，并形成了许多关于理性选择秩序的理论观点。其实，感性选择也有秩序，它的秩序是经验层面的传统，是表现为风俗、习惯、礼仪、惯例等感性的行为模式。感性选择秩序具有延续性、重复性、特殊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具体说，感性选择秩序是对传统的延续、对经验的重复、对个别性的肯定，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秩序。

四、中国转型期感性选择的根据与趋势

当我们承认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同时又明确肯定感性选择是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方式时，我们还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经验，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应当是逐渐用理性的行为方式克服感性的行为方式，然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理性的选择与设计只有同感性选择行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实。这种理性选择感性化的现象有无存在的必然性呢？或者说感性选择作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根据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试从历史传统、思维方式和现实需要几个角度做些初步探讨。

从历史传统看，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国人行为方式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说明：感性选择是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感性选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深植根于本土之中的经验形式或生命形式，它是有悠久历史传统而存在的生活习惯。孟德斯鸠在考察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时曾经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可以在外力的强制下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也可以在外力的干涉下更迭，但是那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却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因为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同它附着于其身的那个民族是直接统一的。（孟德斯鸠，1987）孟德斯鸠的这个观点同样适合解释中华民族的感性行为方式在今天的不可祛除性。

从思维方式角度看，肯定感性因素在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地位，褒扬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感性选择方式，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要求的一场思维方式革命。计划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的长期限制，使中国人的思想长期处于僵化状态，理论宣传或思想教育方面更为僵化。理论上的突破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充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理论创新和社会心理变化又往往滞后于现实发展的要求。在思想理论一时难以突破，又急切推进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下，凭据感性因素选择行动目标、行动模式和行动路线，就是最便捷、最有效、又最能引发共识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就是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的产物。悬置旧理论、旧观念，从感性事实出发，依据感性事实选择行动目标和行动路线，绝不仅仅是认识水平和实践层次的局限性问题，而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之初就选定的、在社会结构转型中不断深化的思维方式革命。

从现实要求看，感性选择在中国转型期的根据就更加充分。首先，中国是在社会分化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开始转型的，不仅社会成员的专业化分工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且社会的阶层结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分化也不充分，特别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连为一体。在这种低度分工的局面中，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很难像亚当﹒斯密所说经济人那样单纯地去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典型的理性选择也难以发生。

人们不得不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一定要把与之相关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指向特定目标的理性选择也就不得不让位于感性选择。

其次，中国是在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开始社会转型的，广大社会成员能否积极投入现代化的各项事业，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这些事业能否同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否则论证得再好的理性选择，也无法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参加。特别是长期的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说教，使人们产生了对理论的厌倦情绪，人们不再听信那些远离现实的理性憧憬和逻辑推论，只有摆在自己面前的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利益才能信以为真。这就决定了人们选择行为的感性具体性和感性直接性。

再次，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基督教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两极分化，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区别和联系在广大社会成员心目中都不是很明确的，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人们缺乏规则意识，对于普遍性的原则、政策、法律总是怀有可以伸缩、有缝可钻、有情可替的心理，习惯于把一般性的社会规范放到自己的亲情关系、社会圈子中去折扣、去逃避。因此，非规范经济、非规则行为、制度逃避等现象普遍发生，按照传统经验和日常习俗办事仍然是现代中国人的普遍行为方式之一。

还有，中国由单位制度向市场制度转变的特殊性也为感性选择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活动空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极端组织化的社会。暂且不论这种组织化的性质，仅就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程度来看，应当说是空前绝后的。改革开放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单位的功能与地位都开始逐渐下降，而市场的地位与作用则迅速上升。在摆脱严格的单位制度刚刚获得一些选择能力的中国人面前，市场是一个可以自由竞争、自主选择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是一个无业人员、闲散人员没有明确制度和纪律限制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单位制度的限制走向了市场、进入了社会，这时一些人看到的不是新制度和新规则，而是感到这里是一片可以任意追逐个人利益的天地。

所以急功近利、无序竞争、无视制度与规则等感性行为普遍发生。

总之，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有深刻的根据，它将伴随着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以丰富的形式而走向未来，它不会因为理性选择行为地位与功能的提升而消失，只能在同理性选择的矛盾关系中存在下去。这种并存性与感性选择同理性选择的本质联系直接相关。

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同非理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不同，非理性选择只有否定、排斥理性选择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因为非理性一旦接受了理性就转变为理性而消失了自身。并且，非理性也无法接受理性，因为非理性是本能、是无意识，它没有能力和途径接受理性的原则，所以它同理性的关系只能如弗洛伊德所论，是压抑与排斥。

感性对理性的关系不是这样，感性与理性都是人们能够自我意识的层面，是人们可以自我觉察自我调整的清醒的意识活动。理性有能力作用感性，感性也可以接受理性，并且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从来就是相互兼容的关系，当人们用感性和理性称谓两种意识活动时，不过是在区分哪种因素占主导地位，二者是兼容并存、互为前提的。与此同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关系也是如此，既没有纯粹的理性选择，也没有纯粹的感性选择，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据此而否认二者的区别。如前所述，感性与理性、感性选择于理性选择的区别是明确的，并且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都是人们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的感性选择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永远存在，它将依据其传统与现实的根据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感性选择是无变化的，因为感性选择也是鉴别、挑选，所以它也能在其选择过程中选择对象、重构自身，并且，它会不断地接受理性的影响而产生新变化。

五、感性选择与中国社会学的建构原则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感性选择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没有引起重视，不仅没有那位社会学家对感性选择做出了系统论述，而且这个概念也很少有人提到。这可能与社会学自孔德创立以来就一直把社会现代化作为自己研究和推进的任务，而且又把理性化看作现代化的核心有关。虽然韦伯论述了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形式，但是韦伯并未将这些行为视为选择行为，而是把它们作为有待理性选择克服和提升的保守的、非选择行为。韦伯说：“行为的‘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地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韦伯，1997）可见，韦伯非常明确地把理性化行为同感性行为对立起来了。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社会学史，就是一部追求社会如何实现理性化的思想史。因此，感性选择问题没有纳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也就不足为怪了。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发生了深刻变化，感性选择问题也通过不同的形式、从不同角度陆续地呈现在西方社会学的论著中，布迪厄关于惯习、实践感、实践的模糊逻辑，以及位置、资源和场域的论述，（布迪厄，1998）利奥塔关于从宏大叙事向具体叙事转变、普遍知识分子向具体知识分子转变的论述，（利奥塔，1997）吉登斯关于结构化行为的经验基础、身体活动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的论述，（吉登斯，1998）等等，都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感性选择有关，甚至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学，本来应该一方面继承中国社会学前辈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感性特征的丰富论述，另一方面吸收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单纯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和对实践活动的感性因素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或社会理性化不可逾越的感性选择问题给以进一步研究。可是这个关系中国社会现代化矛盾焦点和特殊症结的社会学问题却被当代中国社会学置之度外。我们虽然对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分层变迁和社会制度改革与创新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也取得了丰富理论成果，然而我们如果不把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及中国人的感性选择行为研究，那么可以说，我们仅仅抓住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果，而没有抓住产生这些结果的行为。

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果与西方社会转型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确定的现代化目标与西方基本上是相同的，并且，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总体上是在我们确定的目标的导引下展开的，所以，我们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结果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上应当是基本一致的。

这种结果的一致性使我们沿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某些问题具有可行性。但是，虽然我们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制度化和阶层分化等社会转型的结果上同西方具有一致性，我们产生这些结果的行为过程却一定是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与西方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下，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这或许用“殊途同归”来概括比较恰当。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的推论是：我们应当用有别于现代西方社会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实现过程。在我看来，首先不应当仅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客观性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选择过程，特别是以感性选择为主流的选择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不仅不是单纯物质现象的客观性，而且也不是作为不可更改的必然趋势的客观性。必须把中国社会转型看作一个以感性觉醒为基点的自我意识、自我抉择过程，能够对这种过程给予比较恰当解释的不是实证社会学的客观结构论，而是充分承认主观建设性的建构论，并且不是仅仅承认理性作用的单纯理性建构论，而是同时承认感性积极作用的双向建构论。

其次，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理性建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转型是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双向选择和双向建构的过程，尤其是承认感性选择是中国社会选择行为的主流，那么就应当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社会学的思考与解释无疑是理性的过程，并且应当说是理性的选择过程。社会学的理性选择也应当看作社会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社会学是从经验事实出发关注社会进步与秩序的学科，社会学的理论直接同人们的选择行为特别是感性选择行为发生联系，如同利奥塔和布迪厄等人所言，社会学的话语比其他学科对社会生活更具有参与性，因为社会学作为经验的实践性的学科，它的理论在人们的感性行为过程中都能找到原型，因此可以达成理论与实践的直接接触，发生直接的社会作用。社会学的理论也是社会学家在特定的位置或社会条件对社会做出的理性的选择性解释，社会学不仅应当让自己的解释影响其他学科的理性解释，而且也应当让自己的解释能够影响到广大基层社会成员的感性选择。这样，社会学就会在社会生活的主观与客观的双向建构中，积极地发挥自己理性选择的建构作用。

再次，中国社会学应当努力争取“从庭院走向堂奥”。这是费孝通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愿望，今天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愿望可以实现的曙光。在费孝通看来，各门学科是从社会生活的不同角度研究各种社会制度的，因此各门学科抓住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学在各种社会制度纷纷被其他学科抓走之后，不得不从堂奥退向了庭院，逐渐地成为边缘化学科。要改变社会学的这种边缘化现象，费孝通的主张是：在各种制度的交叉关系中来开展社会学研究。

这个主张的确给中国社会学指明了一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道路。令人遗憾的是，费孝通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愿望至今也未成为现实，中国社会学的边缘化现象一直未见减弱。究其原因，或许与未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有关。

中国社会学可否借鉴经济学的成功之路，从行为研究切入社会生活，然后再由社会生活研究走向制度研究？经济学从理性选择行为入手，并由此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了今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社会学能否从感性行为入手，并由此而深入社会生活？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持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因为感性选择是综合性的经验过程，而且还可以由此达到对各种社会制度交叉点或制度网结的研究。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学的成功主要是在于它抓住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方面，而社会学只能在这个中心之外游弋，所以难以成为中心。其实，社会学从感性选择入手同样可以抓住经济这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并且不会因为研究经济生活而落入经济学的套路。因为从感性选择入手研究经济现象，抓住的是更丰富的经济现象，并且是在多种非经济因素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开展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在对经济生活的感性选择研究中，社会学可以直接观察各种制度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交叉与作用，抓住生活中的制度网结，进而真正由庭院走向堂奥。

另外，我们不应当仅仅用20世纪中叶以前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前提，因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仅仅追求社会的理性化，忽视感性过程，而中国现代化的行为主流是感性选择，而不是理性选择，是理性的感性化，而不是感性的理性化。我们应当高度重视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家关于中国社会行为感性化特点的论述，尽管中国社会学前辈也是用理性化的眼光来批判中国人的感性行为特点的，但是他们的丰富论述起码让我们知道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主流是感性选择而不是理性选择，这就从研究对象上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仅考虑理性选择而不考虑感性选择。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的是当代正在流行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因为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总体趋向是否定单纯客观性，强调在主观创造和主观与客观的双向建构关系中来理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原则特别适合解释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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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型期中国社会篇六

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和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各种压力和不确定性，许多社会成员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紧张心理。而且，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累积，焦虑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心理状态，不断“传染”、弥漫到整个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不管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蚁族”，还是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抑或是从小、中、大学生到年轻白领，再到中年骨干，甚至是退休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焦虑，严重影响到各个群体的幸福感。因此有学者认为，焦虑已经演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那么，产生社会焦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社会焦虑?以及如何有效化解焦虑?围绕这些问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联合召开了研讨会。现选发部分专家的发言，欢迎广大读者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杜运泉

焦虑：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口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

在很大程度上，焦虑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我个人的虚妄之论，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根据一，《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其结果显示：焦虑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

根据二，中华英才网在2010年对全国15个行业(IT、金融、制造业等)的1500余名企事业职员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

根据三，官方最主要的媒体――《人民日报》，在2011年5月5日的一篇评论中也有关于“焦虑”的判断：“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该评论还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焦虑呈现出泛化的态势。

虽然焦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焦虑，但是，那只是表现为某一社会成员个体性的或部分人群的心理现象，而且一般情况下，他在经过自身的调整和反思后大都能够得到缓解：再不然的话，他可以借助于心理医生来进行干预和矫正，从而使他走出焦虑的困境。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焦虑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的范围，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已经泛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从本质上看，焦虑是当下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期后几乎涉及所有人的一种迷茫、彷徨心态，它已经演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是因为焦虑折射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具体来说，有如下四大问题：

第一，分配危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是，到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分配制度等原因，却也在制造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贫富悬殊的拉大，弱势群体的规模日增等不良状况。当下中国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而分配的危机又反过来加剧着焦虑。

弱势群体也是人，他们也渴望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但现实的残酷性使得他们常常为了生存而焦虑。而那些强势群体的人们生活得也不安生。他们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问题，担心有一天被弱势群体“均贫富”。其实，强势群体的这种担心并不是他们多虑，而是有来自国内外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应该指出的是，在处置劳资冲突、劳资矛盾的问题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即为了劳资双方不至于在劳资冲突中两败俱伤，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共，国家在税收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向工人采取了妥协政策，从而使双方达成了和解，实现了共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强势群体并没有妥协的想法和步骤，只是一味地死守住自己的财富，甚至目前的状况还不能满足他们对于财富的欲望，他们还要进一步地与民争利。在这种情势之下，一方面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另一方面是双方都不安生――弱者是出于生存的叹息，强者是出于保护和增加财产的贪婪。

第二，价值危机。焦虑折射出当下中国出现了价值的危机，应该说，这是焦虑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之为人，不是只要有吃的、穿的和用的东西就够了，物质的东西只能满足物质性的本能需求，人还是需要精神的栖息地的，心灵总是需要停靠的港湾，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其实，精神的栖息地和心灵的港湾是我们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人也正是因为有了安身立命的价值，活着才有味道、有意义。然而，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奉行着一种经济发展至上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在价值领域，不仅未能相应地跟进，反而因价值建设的停滞而陷入了混乱之中。人们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可以皈依，也不知道皈依何种价值才是正确的，在精神生活领域处于虚空状态。活着也仅仅是为了活着，已成为不少国人的真实写照，即使他们活在五光十色、纸醉金迷之中，但一切犹如浮云，改变不了他们活得表面、肤浅、浮躁、迷茫、空虚的事实。他们几乎完全为物欲所操控，没有人生的方向。当一个人没有了方向，人生失去了意义，前途充满着不确定的时候，焦虑将如影随形。

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从广义而言的，它不仅包括道德，还包括文化。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特别欣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观点：“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然而，我们的文化已处于沉沦之中。我们现在是一个有知识而无文化的时代。虽然在国家层面有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种各样的建设工程，有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突进，但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文化的发展，是大可怀疑的。由于文化具有统摄人们行为的作用，因而，文化的沉沦也就意味着人的沉沦，而人的沉沦则直接意味着社会的沉沦。

第三，政治生活危机。焦虑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遭遇到了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政治参与危机。人是政治的动物，必然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然而，就当下国人的政治参与状况而言，却并不乐观。这一方面表现为形式化的政治参与过多，并不能真正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太少，因而容易形成政治参与的爆炸，到最后形成非理性的、体制外的表达。(2)政治态度危机。目前在中国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从一定意义上看，不信任意味着怀疑和猜忌，甚至敌视，意味着对国家和社会的认知失调，意味着政治沟通渠道的不畅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意味着政治环境失去了可依赖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而在不信任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和支配下，涌动着的是冷漠、憎恨，甚至是反社会的不良情绪。(3)干群关系危机。本来，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一大法宝，干群关系一直被视为鱼水关系。然而，目前我国的干群关系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处于恶化的状态之中。许多政府官员不信任、不理解、不关心群众，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甚至有的`官员直接把老百姓看作是“刁民”。其实，官员把群众看作是“刁民”本身就反映了当下官员群体的焦虑心态：他们把群众的上访、集会等一古脑看作是“无理取闹”，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所以他们苦恼，然而，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认真地考虑过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还在为生存而焦虑呢?

第四，身份认同危机.身份是一个人的符号，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一个社会的存在离不开分工与合作，而有分工与合作就会形成不同的身份。安分守己一向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却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或者说，人们在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这种为身份而生的焦虑有一个前提：不停的变动和不确定性。我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这一过程的特征恰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分明的，不停的变动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特征。在这一特征支配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变得不确定起来。这表现在两个矛盾的方面：

(1)身份失去了边界，一切皆有可能：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竞争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竞争是一件好事，它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然而，本该有序合理的竞争，在我国却演变成了一种没有道德底线的恶性竞争。有句俗话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于是在发财梦的诱使下，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什么事情都敢做，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甚至完全忘记了本职工作是什么。有一段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虽然这段顺口溜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实。

7.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篇七

狭义的社会成本, 仅仅指由转型出现偏差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现在, 人们越来越愿意从广义上使用社会成本的概念, 即转型的社会成本是转型主体承担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出和损失的总和。在广义上使用转型成本概念, 是人们理性地看待转型经济的表现。它引导人们全程地关注转型进程, 而不是站在转型的“结束点”上对转型历史进行简单的评点。

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它的学理解释也是从多角度展开的。借用会计学的成本范畴, 转型的社会成本被理解为扬弃传统体制和构建新的制度的“付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转型的社会成本被解释为与制度转型的“当事人”认识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的现象。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经济转型, 转型的社会成本就是信息的交易价格。从制度经济学看到了转型过程的探索性与转型目标选定的困难使成本增加的必然性。

对中国经济转型而言, 计划经济体制顽固的惯性使中国经济发展难以走出“路径依赖”, 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成本产生的制度基础。具体的发生机制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备性”使转型成本增加;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性淹没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和动力;“政治精英 (集团) ”的缺乏使转型的探索时间延长, 成本增加。经济转型的“原创性”使转型成本不可避免。在一个既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 也没有他国经验的条件下, 依靠一个缺乏制度知识的政治精英集团, 分次跨越一条制度“鸿沟”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从理论上看是一个“怪胎”。从实践看, 支付了较大的探索成本是必然的。在渐进转型模式下, 新旧体制在一定时期的并存 (交叉) , 或者出现“制度真空”, 在这个制度“混沌区”内, 必然出现大量的转型成本。

学界认为, 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政治因素、文化环境、转型方式、转型目标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转型成本。

首先, 中国相对落后的初始条件, 既有降低转型成本的作用, 也存在放大成本的危险性:落后的初始条件很容易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现转型的成效, 转型措施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拥护, 转型的阻力较小, 旧制度的扬弃和新制度的引入成本都比较小, 新旧体制摩擦中, 由于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在转型中初尝“甜头”, 自然会由旧制度的坚强维护者变成新制度的积极推进者, 转型的实施成本会大幅度减少。

其次, 研究表明, 民主的文化环境具有降低转型成本的功能, 专制的文化环境具有放大转型成本甚至摧毁转型的后果。

再次, 政治因素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因子。如果将转型目标初步确定为“政治稳定优先”和“经济发展优先”两种, 研究发现, 不同政治目标下的成本流变规律是不同的。在“政治稳定优先”目标下, 当政治稳定成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时, 政府甘愿为稳定支出高额“费用”。由此可能衍生转型趋于保守、权力腐败等代价。在“经济发展优先”目标下, 转型成本的控制会成为政治家的自觉行为。

最后, 转型模式与转型成本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微妙。樊纲揭示了转型模式与转型成本之间的关联关系。它的研究结论似乎否定了“渐进模式下经济转型成本小于激进模式”的判断。

以上研究表明:第一, 不能简单地判定某种转型模式的先进性, 只能从转型模式与各成本因素的契合程度断定一种转型模式的合理性。第二, 判断转型合理性的终极指标是发展, 过分地强调“中间变量”的价值, 可能使转型偏离正确的轨道。

转型成本测度指标和模型

人们通常用宏观经济指标的负效应, 作为经济转型的成本的测度指标, 王跃生将经济转型的成本概括为五个方面:生产能力的破坏和产出下降, 大规模失业下岗,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财富分配与社会的贫富分化, 官吏的腐败成风与社会集团利益的冲突。主要测度指标有: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贫困化、财富分配的公正性、成本分摊的合理性、污染指数、治污成本、环境与资源损失等, 有些学者将意识形态、心理压力、执政党地位的稳定性等纳入成本计量模型。

在转型成本的测度模型研究上, 樊纲提出的改革成本计量公式具有开创性。樊纲首先将转型成本分为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两种, 并证明:“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在一切条件都给定的情况下, 摩擦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嗣后, 刘世锦、李含林等对樊纲的研究进行丰富和发展, 提出了各自的成本计量模型。这些成本计量模型的提出已经为转型成本研究的模型化创造了条件。奇怪的是, 转型成本研究并没有在模型化的道路上走出很远, 大多数学者经验地“估算”转型的社会成本, 揭示了成本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济转型成本问题

在转型成本问题的研究上, 中外学者分明站在理论的“两极”, 意识形态偏好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十分明显。中国学者热衷于研究激进模式的弊端。西方学者, 一方面极力为激进转型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进行论证, 并且几乎达到为该模式进行辩护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激励寻找渐进式转型不可回避并且一定会日益增加的成本付出, 得出了“渐进式转型不可能成功”的结论。

在转型成本问题研究上, 存在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思路。进一步可以将以上分析思路概括成两种分析范式:一种为转型目标约束下转型经济分析范式, 简称为“转型分析范式”。该范式将转型作为分析的重点和目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经济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转型理论都属于此类。另一种为“转型-发展分析范式”。该范式将发展看得比转型更加重要, 发展是目的, 转型是为了发展。厉以宁构建的“双重转型模型”是此类分析的典范。

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步成就促使西方学者部分改变了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态度。许多学者对“中国奇迹”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更有包括斯蒂格列茨在内的著名学者公开指责激进转型理论的错误, 将苏东转型国家的困境归结为激进转型理论的失败。西方学者的反省成为中外学术观念由“分野”走向“融合”的重要原因。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对西方经济转型理论的推介, 是中外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的又一个原因。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 用“公平”、“平等”的价值标准, 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转型, 查找政策的“疏漏”, 提出制度优化的良策。他们的“草根意识”较浓, 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在分析工具上, 他们大胆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 比较重视实证研究。

8.转型期中国社会篇八

摘要：国内关于社会焦虑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焦虑内涵、类型、特征、发展规律、产生原因、负面影响及其对策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关于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概念界定不清、研究对象宽泛、划分类型的标准不统一、研究方法单一、缺乏理论支持、解决方案“治标不治本”等。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在社会焦虑现状和形成原因的研究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社会焦虑；社会转型；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10-03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这个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引发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带来了主体意识的凸显和价值观念的多元[1]。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整个社会人群出现紧张不安、浮躁不定的焦虑情绪。2011年一项持续两周、覆盖32个省、约1 800名职业人群和在校学生参与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50%的受访者疑似或肯定存在焦虑或抑郁症状。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有2 600万、九成大学生陷入就业迷茫、七成公众担心药品安全、70%的上班族工作不和谐[2]。

社会急速转型、变革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社会群体的焦虑和恐惧，进而引发普遍性的社会焦虑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焦虑问题，我们应加强对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焦虑现状和形成原因的研究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化解社会人群的焦虑情绪、提高其幸福指数、促进其心理和谐。下面对目前国内研究现状做一综述，为以后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一、研究的总体情况

目前，国内学者在社会焦虑方面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思辨为主、实证研究（包括个案研究、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等）为辅。在中国知网进行“社会焦虑”关键词搜索，并逐个进行主题验证，从210篇文章挑出符合的有74篇，又在检索项标题、摘要、关键词和全文中均输入“社会焦虑”精确检索，再进行概念验证，其中只有一篇硕士论文，15篇学术期刊论文。这些文章大部分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只有少数几篇中应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从研究视角来看，学者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社会焦虑进行了研究，其中如吴忠明的《社会焦虑的成因与缓解之策》、赵鑫的《精神病时代——当代中国社会全民焦虑解读与对策》、夏学銮的《在更宽广背景下审视“09焦虑”》等。

从研究路径来看，关于社会焦虑的研究一般是依照“背景介绍、内涵解读、特征分析、影响研究、对策探讨”的路径来进行的，如张艳丽的《转型时期的社会焦虑研究》，赵鑫的《精神病时代——当代中国社会全民焦虑解读与对策》等；或者通过列举个案现象引出社会焦虑大背景并进行分析，如李宽的《从南平血案看转型期“社会焦虑”》；又或者研究具体某阶层群体焦虑心理状态，如张艳丽和司汉武的《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及成因分析》。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社会焦虑的内涵研究

国内学者吴忠明较早关注社会焦虑这一概念，之后的学者陆学艺、汪和建把社会焦虑称为社会紧张、社会挫折感。学者们都一致认为社会焦虑是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心理状态。焦虑一般是指个人焦虑，但当在一定条件下，如社会变迁所引发社会中许多个体内心出现关于自我、他人、社会和未来的担忧和社会心理，这种担忧在社会大多数成员身上都具备，就已经成了社会问题[3]。由于普遍扩大的自由和不确定性，以及生存压力显著增大等原因，社会焦虑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人群并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事实[4]。社会焦虑的发展又分为部分焦虑阶段和普遍焦虑阶段。两个阶段区分的唯一标准要看是否形成了社会张力[5]。夏学銮把社会焦虑分为个体焦虑（角色冲突焦虑、目标-手段脱节焦虑、任务-能力认知不匹配焦虑）、群体焦虑（剥脱焦虑、内-外群体比较焦虑、群体宣泄感染焦虑）、组织焦虑（组织-环境焦虑、组织障碍-目标焦虑、组织空客化焦虑）和制度焦虑（制度进入、退出、形式化焦虑）四个层面，并主张分层面对社会焦虑进行分析[6]。芮守胜学者又根据社会焦虑主体影响力的大小将社会焦虑分为先行者焦虑、部分焦虑和普遍焦虑三种类型[7]。

（二）关于引发社会焦虑的原因研究

对于引发社会焦虑的原因，综合我国学者意见，主要有：

1.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

社会环境（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经济利益结构急剧调整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又尚缺乏正常的秩序和规则体系，社会正义与公平严重缺失，使得社会焦虑问题更加凸出[8]。

2.社会转型中不确定的因素过多

社会转型中不确定的因素过多是生成普遍社会焦虑的又一原因，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是造成普遍焦虑的重要因素[5]。

3.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

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是社会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8]。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是高度的公有制经济，经济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采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就意味着关于个人生老病死中的具体事情由组织、单位和政府解决，个人与国家有紧密、强烈的“依恋关系”，社会成员心里踏实，基本上不存在社会焦虑问题。但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及其道德建设刚刚起步，各项制度还尚未完善，社会成员又不熟悉市场经济，对于新事物、新观念和新行为方式和新规则的认同与适应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由此，全民生出焦虑情绪。

4.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发展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但是与其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滞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诸如“碎片化”、统筹层次低、覆盖面偏窄、待遇间的不公平、缴费率过高、权利与义务不对称和法制不健全等问题。完全网的缺乏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社会焦虑现象[8]。

5.国外的示范效应

国外的示范作用对于社会焦虑的产生和恶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对外开放后，国民受到了发达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差距这一现实的刺激，盲目推崇国外的消费、生活方式，不能正确对待国际之间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6.多元思潮下社会成员信仰缺失[5]

在转型时期中国许多成员缺失信仰，他们缺乏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和执着的精神，在面对诱惑时缺乏定力，易随波逐流，心里不踏实，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之中。

7.个体方面

社会应激源最终通过个体过滤网对个体产生影响，这些过滤网包含了个体的神经唤醒系统、气质、自我意识和精神信仰等，个体的这些特质对能否引发个体焦虑和引发的焦虑程度如何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乐国安认为人们对事件的认知直接决定着他是否出现焦虑和焦虑的程度。

（三）关于社会焦虑的特征研究

特殊的时代背景及国内现阶段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使得我国社会焦虑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广泛性、指向的明确性或阶层内部的相似性、指向的差异性或阶层间的差异性、指向的交织性或复杂性、问题的隐蔽性。广泛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应激源；指向的明确性是指担心的事情总是一定的，而且，就某一具体阶层而言具有相似性的倾向；指向的差异性体现在阶层间的应激源具有差异性；指向的交织性或复杂性是指担忧的问题很多、许多应激源交织在一起；问题的隐蔽性则表现为社会焦虑是民众内部感受到的、不易察觉、容易受到忽视[9]。

（四）关于社会焦虑的影响研究

社会焦虑情绪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它会淡化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增大社会成员的非认同感、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直接催生社会成员不同程度的非理性行为，引发许多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助长个人的短期行为，聚合有害行为，激发社会矛盾，进而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不满情绪，恶化人际关系，对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价值系统和评价机制造成伤害，对组织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造成冲击[10]。

（五）关于社会焦虑的对策研究

针对现阶段中国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焦虑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方法。何怀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出，普遍的社会性焦虑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转型期的征兆，可以通过制度的改善、社会伦理的调整和个人努力使之减轻。吴忠明认为社会焦虑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可以从建立公正合理的规则体系入手来缓解这种焦虑情绪。另外，还可以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健全法律制度、控制收入差距、有效监督传媒、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等途径来缓解社会焦虑情绪。还有学者从微观的个人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侯霜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个体认知模式来构建焦虑情绪缓解机制。

三、评价与展望

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就社会焦虑的内涵、类型、特征、发展规律、产生原因、影响及其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社会焦虑的相关研究还有待丰富和完善。

（一）界清概念

许多研究者把心理学界的焦虑、社交焦虑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社会焦虑混为一谈，应该界清不同学科概念。

（二）统一划分类型标准

目前许多学者对社会焦虑的划分仅仅是依据表面现象，未形成统一的划分标准。

（三）拓展研究方法和加大各阶层内研究

1.跨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明清民国时期向资本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初期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改革开放时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四次社会转型。对中国现阶段转型问题研究应该采用纵向研究法，结合具体历史背景条件归纳整理每次转型后爆发的社会问题及其特征、发展规律和解决策略及后效，对现阶段的问题分析和解决也提供了时代根源和宝贵经验。

2.跨国际研究

除了要对本国社会转型历史发展进行研究外，还应对其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转型历史进行研究，尤其是与自己有着相同背景的国家，以此为更好地度过社会转型寻求经验。

3.跨学科研究

社会发展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所以，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焦虑问题也应该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更加全面、更科学地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

4.跨阶层研究

社会焦虑问题涉及各个阶层，阶层间具有差异性，阶层内具有相似性，所以，对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还应分阶层研究，不能一概而论，大而泛化。

（四）寻求理论支撑，建立研究体系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焦虑的原因分析还只是停留在现象方面的概括，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对于产生机制大多只关注宏观因素，较少关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次研究。

（五）提出治本方案

由于对社会焦虑产生原因还只停留在现象学概括，所以，目前大多数解决方案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我国学者在关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相关学者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在目前研究所欠缺的领域加强研究，以期为社会焦虑问题的解决提供更为完善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