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

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共8篇）（共8篇）

1.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 篇一

文章标题：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思考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又可细分为若干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到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就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起始阶段。这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应该如何准确把握、正确应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一、重大战略机遇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国际公认的标准，我国已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党的十六大提出，对我国来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人均GDP处于1200美元到4500美元、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50、城市化率为30的，为工业化中级阶段。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比重增加到51.15和33.62，已处于工业化中期。

第二，我国已确立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二者的结合，使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由此成为了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特别是进-http:///入21世纪，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领域，居世界第四、发展中国家之首，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带动工业化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中国的彩电、洗衣机、冰箱、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的产量规模，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在家电、手机等产品出现新一轮扩张的同时，轿车工业方兴未艾，各类资源正在向轿车工业大规模集中，这是市场竞争推动发展、市场机制促进发展带来的。

第三，资金、技术呈现梯次转移的态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际资金、技术主要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带来了沿海发展的机遇，现在，沿海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承接受到了地域空间诸多限制，要求自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必然促使沿海地区到西部来寻找发展空间。国外资金、技术看好中国西部，也在抓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一些产业包括高技术的信息产业，也到西部来寻找发展空间。珠三角经济区蓬勃发展，增强了它的辐射力，因而扩展成泛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也将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泛长三角”正在悄然形成。西部成了中国制造业可以延伸的广阔空间。

第四，地区经济合作势头强劲。近年来，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势头强劲，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亚洲东盟10国，由于中国的参与，形成了“10 1”机制。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3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形成“10 3”机制，并将向东亚共同体过渡。这一机制，将对原有的世界市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形成北美——欧盟——东亚三足鼎立之势。我国在这一态势中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加快我国的发展是极好的机遇。

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要增强机遇意识和竞争意识，自觉分析、认识、批准本地的发展机遇，在把握机遇中求得主动。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采取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特色战略融入全国全局，以破解本地区发展的难题。要主动承接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要把发展传统产业、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结合起来，把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结合起来。

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期

自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期。这一过程就要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向纵深和各领域拓展。按照国际通行的量化标准，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市场化在15—30左右的弱市场经济状态，未来20年，我们要从弱市场经济，经过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市场经济向发达市场经济过渡。

笫一，触及深层次矛盾，改革的难度更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更多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上，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并未彻底触动。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是触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部分的改革，如解决城乡分割、金融改革、产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进一步推进一般商品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企业市场化、地区的市场化和政府职能的规范化，难度较大。

第二，市场化改革向各领

域全方位推进。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发展混合经济的改革，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二是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三是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四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五是要建立协调经济发展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机制，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转换

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创新。改变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对农业的补贴，要从主要在流通环节补贴给粮食企业转变为在生产环节直接补给农民；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应对金融等服务业开放后带来的挑战；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确保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来抓，这一改革既是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也是需要下大决心攻关的难点。要打好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攻坚战，重点做好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三、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期

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中期，应该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和需要。近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增长，付出了消耗过多资源和增加污染的沉重代价。资料表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进一步缩小，要实现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能源供需差达20以上，对资源的供需矛盾也会扩大，粗放式的增长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影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我国现已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期。

第一，经济开始步入集约型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突出强调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要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转变到走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上来。

第二，经济开始步入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农民和农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目前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2004年的一号文件和2005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强调“三农”问题，就是要以工业反哺农业，各项支农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无论是推进工业化进程还是城市化进程，都要与解决“三农”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协调起来；绝不能发展了工业、壮大了城市而使农民“边缘化”。

第三，经济开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目前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即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的工业发展线形模式，走上“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循环经济轨道，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资源输入减量化、延长产品和服务使用寿命、使废物再生资源化的“三R”原则，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循环流动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少产生废弃物。这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是一种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共赢的经济，是把生产和诮费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的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要积极探索生态经济的道路，大力发展生态流域、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城市建设。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工作始终，贯穿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始终。要通过集约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按照土地的集约化、规划的集约化、资源的集约化、人力资源的集约化包括干部使用的集约化来推进县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社会矛盾凸显期

不少国家的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跨过1000美元的门槛后，可能出观两个结果：有的跃起腾飞，有的盘桓不前。对我国而言这个阶段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是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

第一，社会阶层的分化加速。中国经过了两个社会阶层分化时期，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建设时期；实行大的人的交流、变动，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大量分化、加速流动。社会阶层的变化大，也使得社会阶层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理想境界的贫富两头小、中等收入多的“橄榄型”还没有形成，而“哑铃型”的阶层结构必然带来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第二，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较为复杂：一是矛盾的经济利益性突出；二是矛盾的群体性增大；三是矛盾的危险性增大；四是矛盾的化解难度增大。

第三，弱势群体比重增大。由于收入差距有加大的趋势，社会上出现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困难群众即弱势群体。据有关调查统计，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与10低收入人群收入之比，2003年为9.1:1，2004年增加为9.5:1。弱势群众首先是贫困农民，农民中有2900万人尚未脱贫。二是失地农民，有的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又没有在城镇就业的本领，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三是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群体有1500万人左右，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质性、群体性很强，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更强，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因素。

第四，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从性质看，绝大多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属于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其特殊性在于心态的不平衡、利益的不协调，他们往往通过一种激化的手段来获取利益。从起因来看，利益冲突是导火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多元化使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既有自身利益的获取，也有个别干部的非法利益卷入引发群众的不满。从表现形式看，群体性事件中多数群众的合理诉求与个别人的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往往群体闹事背后都有操纵者和组织者，操纵者和组织者是违法的，而群众反映情况是合理的。从后果看，群体性事件社会危害严重。如果处理不得当，可能造成更大的对抗性和危害性事件。所以这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畅通信息，不能推诿群众反映的问题、踢皮球，杜绝在一些人当中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

将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化，要按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管理格局，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要建立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从预测预警、快速反应、协调督办、主体责任、竞争激励五个方面建立和完善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并逐级逐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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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 篇二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体制,犯罪特征,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犯罪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在案发范围、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犯罪查处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成为扰乱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一个突出的问题,正确认识经济犯罪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对我们打击犯罪、 预防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的经济犯罪,主要就是指在商品经济领域内,相关人员为了谋求更高的利润而采取一些违法措施,其严重的侵害了国家经济法律的相关规定,破坏了原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应该针对其具体的违法行为及其恶劣后果予以相应的惩罚,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英国学者希尔,当前,这种经济犯罪行为越来越普遍,其影响也越来越恶劣,必须要引起国家和社会足够的关注。

一、经济犯罪的类型

我国于1982年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首次使用了“经济犯罪”这一术语,在这个法规中经济犯罪被称为“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犯罪形式。

笔者认为,从实质意义上来看,经济犯罪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经济领域。即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均归结为经济犯罪。二是经济秩序。这是以犯罪所侵害的国家经济秩序为出发点的。三是公职人员的腐败犯罪。针对经济犯罪的主要定义和相应的类型构成来看,其所具备的特点也就比较明显了,从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经济犯罪主要具备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1)这种经济犯罪在实施过程中主要损害的就是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秩序是该犯罪的客体组成部分;(2)针对这种经济犯罪的具体实施过程来看,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而对于原有的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破坏;(3)从经济犯罪主体的角度来看, 几乎所有的经济犯罪人员都是主动采取的经济违反行为,也就是说其犯罪基本都是故意而为,仅有少数是过失经济犯罪;(4)对于这种经济犯罪的具体主体责任人来说,既可以是社会个人,也可以是整个的经济性单位。

二、经济犯罪的特征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现状来看,其恶劣程度越来越明显,涉及到的金额也越来越高,并且经济犯罪的数量与日俱增,其经济犯罪的类型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不仅涉及到了传统的贪污、偷税抗税、诈骗、制造伪劣商品、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等犯罪行为,还涉及到了一些新型的经济犯罪问题,比如证券欺诈盗窃商业秘密、侵犯著作版权和操纵市场、信用卡诈骗等都属于新型的经济犯罪行为,对于这些经济犯罪类型来说,其不仅仅具备着以往经济犯罪的一些基本特点,其隐蔽性越来越强,智能性也越来越明显,控制和管理的难度随之增大,并且对于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并且从经济犯罪的主体责任人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经济犯罪人员具备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且也正在用这种文化素质来进行更为危险的经济犯罪,在具体的经济犯罪手段上,其使用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电子计算机、信息网络等都被用来进行相应的经济犯罪,进而也就导致其经济犯罪更为隐蔽,也更为巧妙。

相勾结的经济犯罪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多,其主要就是指相关的经济活动参与人员联系相关的经济活动管理人员,进而利用他们的职务便于利进行相应的经济犯罪活动,这种犯罪问题在当前越来越明显,并且因为这种经济犯罪行为有内部人员的参与,所以其危害更为严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带来的更大,甚至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位组织集体犯罪问题,这一类经济犯罪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对经济市场秩序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

三、经济犯罪的现状

针对上述经济犯罪的主要特征来看,这些经济犯罪问题的控制和侦查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经济犯罪的不断发展,相应的司法机关要想切实做好具体的经济犯罪处理工作就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克服侦查阻力,提升其经济犯罪侦查破案的水平。

经济犯罪的现状是:一是经管财经的人员犯罪多。对于这种具体的经济犯罪问题来说,因为其属于经济学范畴,所以经管财经类的人员就具备着较为明显的犯罪能力,进而也就容易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经济犯罪。二是窝案、串案越来越多。成组织的经济犯罪也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多经济犯罪的发生都是一窝人共同参与犯罪,合伙作案现象越来越明显。三是顶风作案势有抬头, 犯罪率有所上升。从具体的经济犯罪数量上来说,当前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犯罪率逐年提高,屡禁不止,顶风作案问题极为明显。

现实情况告诉我们,经济犯罪总量呈增长发展的趋势。 所涉及的领域和地域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当前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经济市场所涉及到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比如金融行业、外汇行业以及税收问题等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进而也就给了相当多的一部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相关的经济犯罪,并且其犯罪的数额也越来越大,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广。

从这种经济犯罪的危害上来看,随着经济犯罪数量和涉及数额的不断增加,这些经济犯罪问题的出新必然会给我国经济市场秩序造成较大的影响,进而就会对于具体的社会个人以及团体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并且随之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其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升,与外国的联系和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与此同时,经济犯罪受此影响也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国际范围内的联合犯罪越来越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恶劣,其控制的难度也相应增加。

综上所述,当前的经济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针对这种经济犯罪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深入了解其经济犯罪的形成机制和特征就显得极为必要,有助于经济犯罪的控制和侦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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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小白,蔡庭辉.经济犯罪侦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4]扬春洗,高格.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努力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 篇三

近期，由“中国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召开的中国经济年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具有的四大特征，大家应当密切关注。

第一个特征：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过去的经济增长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进行转型，从粗放外延式发展转到集约内涵式发展。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可以说，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形成新的经济竞争力，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决定未来新兴大国崛起的走势。

第二个特征：社会发展进入了 “矛盾凸显期”。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也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现实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致力于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提高执政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三个特征：改革进入了“攻坚期”。三十多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是我们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但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内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显现，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已到深水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害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第四个特征：经济增长进入了“换档期”。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动向，国内国外都很关注。有观点说，中国的发展红利已经消失，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失速”的风险。也有观点说，中国还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完全可以支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客观讲，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转型，长期保持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能不会是常态，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换档期”。

4.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 篇四

--鱼米之乡的现在与未来

我省是农业大省，历史上就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美称，建国以来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猪生产基地和最大的淡水产品生产基地。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农产品，做出了贡献。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省农产品的生产优势得到了稳 定和加强，但是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方面，步伐不快，农业的比较效益未得到有效发挥，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拉大。因此，认识湖北省情，发挥我省农业优势，对现代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再识湖北省情，坚定发展信心

湖北农业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一是农业资源供给总量大,资源质量与山水地形气候十分适宜农业生产。2006年底，全省农业人口3987万人，占全省人口约66%；其中，乡 村劳动力1967万人；耕地总面积4803万亩，其中，水田占59%，旱地占41%，养殖水面1100万亩，其中精养鱼池近1/3。全省兼有山地、丘陵、平原、江河、湖泊，有“七山一水二分田”地貌特征。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在全国都有极大优势。

二是农产品产出总量居前，生产水平较高。水稻是湖北最大的粮食作物，也是容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作物，全省约有1200万人口从事水稻生产。历史 上创粮食总产最高纪录的1997年，水稻总产364亿斤，占粮食总产的69%，在全国居第四位。2006年，水稻总产305亿斤，仍居全国第4。2000 年，湖北水稻平均亩产500公斤，在南方产区仅次于江苏、上海、四川而居第四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0%。其中，中稻单产达到590公斤，比湖南高出 2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7%。水稻品质较好，全省各具特色的地方名牌就有100多个，已有 “银凯”、“国宝”、“荆珍雪”、“金浪”、“天城” 等40多个优质稻米品牌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水稻贸易量较大，上世纪90年代前期，全省水稻商品率在40%左右，2000年达到54%，常年外销稻谷 100亿斤左右。

我省的水产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全省可养水面、养殖面积、鱼苗产量、淡水水产品总产量和人均淡水产品占有量均居全国第一。2003年全省养殖面积997万亩，已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总产量达287万吨，连续8年居全国首位。全省淡水产品人均占有量46公斤，超出全国平均水平30公斤，连续10年居全国之冠。全省生产鱼苗485亿尾，生产鱼种45万吨，占全国淡水鱼种产量17%，居全国第一位。

畜牧业质量优、规模大。我省已成为全国种猪供应大省，是全国种猪购买首选地。2003年全省出栏商品猪3024万头，居全国第8位，生猪头平眮体重80公斤，出栏率141%，而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77.6公斤和123%。

2003年，我省蔬菜总产3503万吨，面积、产量、产值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四位；柑橘总产124万吨，居全国第六位；茶园面积180万亩，茶叶产量7.2万吨，产值13亿元，面积和产量由1996年的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产值仅次于浙江、福建居第三位；蜂蜜产量1.2万吨，居全国第 三，50%以上的蜂产品达到无公害生产标准。

三是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湖北地处我国中部腹心地带，具有承东启西，接南纳北的枢纽特点。以省会武汉为中心，北距京、津，南距广州、港澳，西距重 庆，东距西安，均在1200公里左右，是全国东西、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就是万商云集之地。湖北省交通四通八达，快速便捷，京 广、京

九、焦柳铁路大动脉纵贯南北，汉渝铁路横跨东西，铁路网使省内大中城市连接全国所有重要城市。长江黄金水道贯通全省1038公里，通江达海，使湖北 与沿江省市和沿海城市紧密相连。通过省境的8条国道和京珠、沪蓉、银武、随岳高速公路，使湖北成为全国公路网的重要结点。

四是科教优势明显。湖北最大的优势是科教资源优势，整体科教实力全国第三，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密集我省。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工业学院、中科院油科所、湖北省农科院、武汉粮油科学研究院等都集聚武汉，其中，国家工程中心、重点实 验室21个，国家级农产品检测中心9个，省级和市州级农业科研单位17个。有一大批著名、资深、优秀的教授、专家，在粮棉油及畜牧水产育种、生物工程、粮 油加工、粮油机械制造、粮油质量检测、粮食经济、企业管理方面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并取得一大批国家、省部级奖励的科研成果。这是湖北省发展农业产业化强 有力的智力支撑。

五是发展基础比较好。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统计，湖北粮油加工在全国占有重要置，大米加工量居全国第2位，油菜籽加工量居全国第3 位，面粉加工量居全国第6位。粮油机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经营规模居全国前列，特别是部分碾米、油脂机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占领了国内主要市场，并出口到 国外，全省已形成以大米、面粉、油脂、粮机为支柱的粮油加工业体系。这对与湖北产粮大省而言，发展粮食产业，提高粮食生产效益至关重要。

二、客观分析形势，抓住薄弱环节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省农业农村工作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农业投入不断增加，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加强，农民的收入逐步增 加，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我省农业发展中制约因素仍然很多，优势还远未得到有效发挥，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先进省份相比差 距还很大，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十五”期间国家虽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由于过去欠账较多、基建投入相对不足、农村取消“两工”后新的劳动积 累机制尚不完善等原因，农业基础设施状况不容乐观。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已由1990年的355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8%），下降到2006年的 308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7%）。近10多年来，基本上是年年有灾，非旱即涝，或旱涝同时发生。目前，全省40％的农田不能保收，60％的农田也只能 抗御5年一遇的灾害；全省泵站现有装机容量220万千瓦，60％的机电设备和渠系严重老化，粮食主产区的许多农业基础设施已不堪重负。此外，农业生态环境 整治、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技推广体系、农产品技术质量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农政执法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农产品市场等基础性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

二是农产品加工落后。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加工约占总量的80%，食品工业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倍，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比例为2：1：7，而我省农产品加工率只有40%，精深加工率不到10%。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8:1，沿海地区为3.5:1，我省为0.8:1。湖 北省农产品加工业近几年虽有较快发展，但仍显滞后。突出问题是规模结构不合理，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加工层次低，粮食中仍有70%以上以低层次加工品出 售。一些经过初级加工的产品，因加工不细，包装不精，给人以档次较低和质量不高的印象，从而直接影响到品牌的附加价值，也对品牌创立形成一定制约。加工转化增值能力弱，依靠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增值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低，农产品附加值少，既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效益的提高，又制约了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产 业带的形成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是土地资源的约束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省耕地面积年均减少7‰，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一减一增”使我省人均耕地面积由 1978年的1.24亩降低到2005年的0.78亩，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3，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6亩警戒线，人地矛盾已十分突出。耕地过 度利用，地力下降，全省土壤缺钾面积由1982年的20%上升到2005年的80%，缺硼、锌等微量元素面积达4000多万亩。工业“三废”、农药和化肥 对农业污染加重，水土流失严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7.8万平方公里。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对我省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将形成长期深远的影响。

尽管我省农业发展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和困难，但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除了自身优势明显之外，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湖北的农业一定大有希望。又适逢国家启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武汉城市圈建设，为我省发展现代农业注入新动力。去年国家出台了中部崛起意见，已经设立机构负责运作。国家把我省等中部省份定位于粮食生产基地和高新农产品加工区，在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有利于我们改善农 业生产设施条件，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今年武汉城市圈又被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给我省农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城乡统筹是试验区的七大内容之一，重点是推进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强化战略措施，加快农业发展

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湖北作为农业大省，必须发挥好自身优势，突破薄弱环节，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发展具有湖北特色的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一）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实施农业结构战略调整，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才能保持我省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才能有效地破解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这道难题，才能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关键是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调高养殖业的比重。养殖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发达的农业必须有发达的养殖业。我省的养殖业，既具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又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养殖业的大发展，可以促进种植业，带动加工业，还 可以实现粮食转化增值和过腹增值，促进出口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我省要把畜牧业和水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两大重点，通过调整，大幅度提高 养殖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二是调出地方特色。应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要以特色农业为重点实行区域化开 发，坚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粮棉油渔牧等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大农业。大力倡导“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鼓励“各走各的特色路，各打各的优 势仗”，争取建成更多的特色村、特色乡、甚至是特色县，避免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三是调优产品质量。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中心调整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今后，应主要在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适口性、安全性、供给均衡性和加工专用性等方面下功夫，大力发展无公害、有机和绿色农产品。

（二）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没有农业产业链条的延长以及产品在各个生产环节的多次升值，农业经济效益就难以从根本上提高。湖北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特别是食品工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要把农 产品加工工业作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篇大文章来做，作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曲“重头戏”来唱，把食品加工业作为全省最大的支柱产 业来抓，并以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来促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的进程。发展食品加工业，重点是要抓好农业龙头企业的建设与发展，突出“四个 字”：一是“帮”。坚持高（起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新（产品新、技术新）、大（规模大、带动面大）、外（经济外向、企业外联）、多（成份多种、形式多样）的标准，帮助龙头企业上项目，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内在联系、充满活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界限的农业产业化企业集团。二是“扶”。要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作为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工程，通过落实责任，全面开展扶持、培育、监督、保护、协调等工作，确定一把手大部分精力抓龙头企业建设和农产 品市场开拓。在工作上切实做到“五定”，即定领导、定专班、定责任、定目标、定时限，并将龙头企业建设纳入全年工作主要考核内容。三是“引”。在龙头企业 建设投入上，不搞行政行为，不搞政府包揽，要正确引导，对每个项目都实行先选准法人、落实载体，后采取引、集、股、借等筹资办法落实投入。并积极鼓励部门 牵头、企业牵头、能人牵头招商引资。同时，加大引导工商企业进入产业化经营。四是“管”。要加强行业管理，完善配套服务，改善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 展。

（三）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以社会资本为支撑的多元化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体系，形成以农业高等院校和重点院所为依托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依托不同层 次的农业科技园建成农业技术成果孵化和转化体系。整合科技力量，加强科技攻关，抓紧组织开展对农业增产增效有重大影响的高新技术、应用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 广。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构建以政府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其他经营性服务主体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 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鼓励社会科技人员以科技服务、技术承包、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形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重点推广农业高产高效模式以及 轻型简化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生态农业应用、标准化生产、高效养殖等技术。深入实施科技入户示范工程，以农业科技项目为依托，办实科技示范样板，以科技示 范户为重点，建立科技指导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推广新机制。

（四）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落实城乡统筹、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解决农村问题，必须城乡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 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促 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坚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作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来抓，运用财政扶持的手段，以“阳光工程”为抓手，按 照“大培训、大转移、大增收、大发展”的要求，创新工作机制，造就转移的条件和环境，拓展培训转移渠道，提高培训转移效果。重点是坚持内转与外移相结合，以就地转移为主；坚持实行订单培训、定向输出，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努力做到培训即就业、培训即转移；坚持拓展工作领域，大力延伸劳动力信息网络、培养劳动 力转移中介组织和创建劳务品牌。力争每年阳光工程培训50万人，带动社会培训50万人，新增劳动力转移80万人。

（五）加快外向型农业发展

5.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 篇五

创新监管的技术手段

“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技术，很多交易过程需要通过互联网进行，相比传统经济，“新经济”的每一笔交易发生的时间、地点、金额、主体信息、质量反馈等都需要在网络上有记录、可核查。这实际上为政府监管部门对“新经济”的监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监管部门应该充分运用大数据，把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对“新经济”监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工具和新途径，建立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监管新机制，力争在“十四五”时期全面实现“新经济”监管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化，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对“新经济”的监管应实现基于计算机数据的自动流程化管理，做到身份数据化、行为数据化、数据关联化、思维数据化和预测数据化，在数据汇集的基础上发现规律、风险点和薄弱环节，进而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打破各类“新经济”监管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按需、契约、有序、安全式开放，形成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

创新“新经济”的监管模式

一是“平台型”监管。注重“平台”建设是“新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互联网平台在“新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汇聚着产销双方、机构、个人、第三方等形形色色的参与者，既是交易的平台、数据的平台，也是信用的平台和消费者保护的平台。所以，监管部门要主动与平台协作，形成“平台型”监管，使“平台”成为政府和个体之间的媒介，形成政府管理平台，平台管理企业，企业管理个人的链条。监管部门在与平台的协作和互动中，可以将其中一些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对于一时看不准的情况，则可以以平台为主，继续在各方互动中逐渐探索明晰。“十四五”时期，为了进一步促进“新经济”发展，实施多中心化的“平台型”监管模式，将成为一个明显优势。

二是“协会型”监管。为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监管中的作用，政府监管部门应督促“新经济”行业协会建立自律机制，在发展过程中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调节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保证“新经济”企业在健康轨道上快速发展。因此，“十四五”时期，政府对“新经济”的监管要取得实效，须与行业协会等各类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这是新时期提高政府对“新经济”监管绩效的重要举措。

以监管创新释放“新经济”发展红利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建立起以新业态、新基建、新场景、新消费、新开放、新服务、新材料为内容的“新经济”体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获取“新经济”红利，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有效之举。

创新对“新经济”的监管，发展“新经济”，一要把握新基建机遇，厚植数字经济发展根基，抓住算力、数据、普惠ai等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瞄准“建设、应用、安全、标准”四大主线谋划推进，使“新经济”发展具备集网络基础稳固、数据智能融合、产业生态完善、平台创新活跃、应用智慧丰富、安全可信可控等特征于一体的新型基础设施。

二要拓展新场景应用，全力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聚焦人工智能、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以应用为核心，通过试验空间、市场需求协同带动业态融合、促进上下游产业链融通发展，推动“新经济”从概念走向实践、转换为发展动能，促进科技型企业加快成长。

三要挖掘新消费潜力，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顺应居民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变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四要实施新开放举措，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叠加优势，搭建更高水平开放平台，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五要提升新服务效能，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适应新动能加速成长的需要，大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6.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讲稿 篇六

当前，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只有着眼于解决民营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破解民营经济突出矛盾，才能为民营企业稳预期、增定力、添信心，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一、如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创新创业的重要动能、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民生改善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曾这样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精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强化担当，准确把握好三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一是深刻领会“两个毫不动摇”的鲜明立场、“三个没有变”的郑重宣誓。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大政方针。党的*大把“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年全国“两会”上，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鲜明立场、“三个没有变”的郑重宣誓，并进一步给民营经济地位、使命和责任赋予了“四个重要”的新内涵，回应了社会的重大关切，释放了正本清源、提振信心的强烈信号。我们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一系列重要观点、重要论述的内涵与实质，更加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并将这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成果上升到制度层面，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把“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落实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环节。

二是全面践行“民营经济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的发展要求。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呈现“五六七八九”的特征，但从*情况来看，我们有的指标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我们一直在推进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提升，但我们与先进城市的经济差距，也突出表现在民营经济发展差距上。民营经济既是推动我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市亟需补上的一块短板，挑战与机遇并存、压力和动力同在。

当前，民营经济在市场、融资、转型等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但“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我们要紧紧围绕提出的期望和要求，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同心同向、扎扎实实解决好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类困难、矛盾和问题，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更好发展、创造新的业绩。

三是准确把握“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重要定位。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对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言论做出有力驳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论述，不仅非常形象、生动、贴切，而且语重心长、推心置腹、温暖人心，是中央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消除各种隐性壁垒等政策的具体化、人格化，是对民营企业政策态度和理念的更加明确化。

我们要深刻领会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到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作用，进一步解放思想、担当作为，努力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更强信心、做出更大支持、创造更优环境。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作为自己人来对待，把民营企业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坚决破除各类显性或隐性的藩篱障碍，理直气壮地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不遗余力地服务好民营经济，千方百计地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切实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亲清和谐的营商环境、简明有效的政策环境和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真正让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二、如何突破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强输血、活融资，全力以赴为民营企业助力加油。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三方共同努力，加快解决融资障碍，全力打通融资通道，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

首先，充分发挥基金补位作用，着力帮助民营企业“再续贷”和“再纾困”。针对当前银行贷款投放失灵或不足、对民营企业融资影响较大的“续贷”“纾困”“防范流动性风险”等问题，充分发挥各类基金补充、补位的作用，着力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发起设立*亿元民营企业转贷互助基金，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及时提供应急转贷服务，力争年转贷规模超过*亿元。

按照国有资本引导、合作证券公司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发起设立总规模超过*亿元的民营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纾困和发展基金，帮助民营企业防范流动性风险，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有市场、有技术优势的民营企业提供支持，有效增加区域内龙头企业、就业大户、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重点民营企业的流动性。

充分发挥种子贷款的撬动作用，着力形成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放大器”和“保险阀”。发起设立“*市创业创新贷款”，撬动宁科贷、股权质押贷、金陵惠农贷、商贸贷等政银合作产品规模做大，让更多的民营企业从中得益受惠。积极鼓励银行对民营企业发放基准利率贷款，财政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代偿，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加优惠、更低成本的资金支持。继续做大苏微贷、苏科贷、小微创业贷、创业担保贷款等省级政银合作产品规模，为中小民营企业特别是成长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同时，通过增加注册资本规模，进一步做强市级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和融资增信功能，推动保险公司与银行合作开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效拓展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妥善解决民营企业临时性资金困难，切实解决拖欠民营企业款项问题，帮助有前景、有潜力、有市场的民营企业纾困解难、渡过难关。

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指引作用，着力构建支持民营企业的“指挥棒”和“风向标”。由市财政调剂专门的财政性资金，将银行对民营企业投放的无还本续贷、信用贷款、票据贴现、小微企业贷款、科技（文化）中小企业贷款、制造业贷款等业务的总量、增量和增幅，作为招标存放的评价因子，鼓励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贷款的投放力度，并对成绩突出的商业银行予以表彰、给予除资金挂钩外更大力度的奖励。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基础性作用，设立专门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专项用于支持商业银行发放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的资金需要。落实再贷款、再贴现的利率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对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的利率水平，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二）降成本、清税费，全力以赴为民营企业减轻负担。

把降成本作为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多措并举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对于税费负担成本，做到“能减则减”。认真落实国家出口退税率提高、印花税核定征收标准调整等政策，积极实施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普惠性税收免除，确保政策快落实、真落实、全落实。严格实施收费清单管理，既确保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外无收费，又推动涉企收费只减不增、能减则减。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市场，加快建立网上中介超市，推动中介服务网上展示、明码标价、竞争择优，为广大企业提供收费合理、优质高效的服务。

对于创新转型成本，做到“精准支持”。对初创期科技民营企业，从企业获利算起，把三年内的经济发展贡献全部返还给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对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和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在三年内以企业上的经济发展贡献为基数，将超过全市平均增幅增量部分的*%奖励返还企业，推动更多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临界”企业加快成长为骨干企业、规上企业，为创新名城建设、产业地标打造和城市首位度提升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对于生产要素成本，做到“实质缓解”。用地方面，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出让等多种方式，灵活保障民营企业重点项目和优质项目用地；加强用地计划与产业发展、投资计划的衔接联动，解决好土地闲置与土地超供、土地缺口与土地浪费并存的问题。用电方面，大幅增加直接交易电量，全面实行厂区生产、生活用电分别计价政策。用工方面，大力开展行业招聘、专场招聘，动态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同时，稳定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合理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允许实施灵活的用工制度，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三）清门槛、搭平台，全力以赴为民营企业引路指向。

把民营企业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真正让民间资本投资有门、投有所报。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严格落实“非禁即入”的要求，实施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清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消除有形“坚冰”和无形“壁垒”，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事业和交通、水利、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让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围绕交通运输、市政工程、水利设施等领域，鼓励“民企+国企”“民企+外企”等多种联合体形式参与PPP项目。

进一步放大混改效应。及时公开发布混改信息，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出资入股、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共同投资项目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公司增资扩股，进一步提高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比重，促进民资与国资取长补短、合作共赢。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类国企混改，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控股，真正让民营企业享有均等机会、享受同等待遇。

进一步放活审批流程。扎实推进“不见面审批”“预审代办”“三多四联”等改革，抓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有效解决民营企业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等问题。进一步创新审批服务方式，加快完善“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模式，做到受理前服务指导最优、受理后审批时间最短、审批后监督管理最好。凡是民营企业合法合规的事项，一律做到“马上办”；凡是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事项，一律实行“网上办”，努力让广大民营企业有更高的满意度、更强的获得感。

进一步放开市场竞争。大力清理各类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行为，坚决清除各类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文件，确保在投融资、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市场主体做到“一视同仁”。加大政府采购支持民营企业力度，专门面向中小微民营企业的采购比例不低于*%，其中给小微民营企业的比例不低于*%，为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创造更好的条件、更优的环境。

（四）落政策、兑承诺，全力以赴为民营企业稳定预期。

民营经济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激励，更离不开政策的落实与落地，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工作艺术和管理水平，努力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一是处理好“落实老政策”与“执行新政策”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国家和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新政策，还是老政策，都要全面梳理、细化落实；对于同类政策，坚持标准就高不就低；对于不同的政策，让企业该享受的全部享受、能兑现的尽快兑现。

二是处理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尽职尽责主动作为”之间的关系。

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困扰许多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将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处理解决，努力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扎实开展专项服务，集中时间和力量妥善处置涉企业用地、产权及补赔偿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企业不动产登记方面，凡不符合受理条件但不属于违建且工程质量安全可以保证的，相关部门应主动帮助补齐材料；无法补办的，应明确处置方案，帮助企业尽快符合登记条件。切实提高政府履职水平，做履约守信表率。依法支持企业合理诉求，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现象。

三是处理好“加强监管”与“优化服务”之间的关系。

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就是义务”的意识，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原则对民营经济实施综合监管，把精力更多放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放在强化对民营企业服务上，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今后，凡无法律依据的，一律不得开展执法检查；凡针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原则上一次性完成，从根本上避免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真正做到只服务、不干预，只帮忙、不添乱。同时，执行政策避免“一刀切”，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指导，防止执法过程简单化，尽最大可能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五）畅渠道、优服务，全力以赴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

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心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成长。把政商关系营造好。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新时代新形势下政商交往的行为准则，也是对政商关系的明确定位。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在守住底线、把好分寸的前提下，坦荡同民营企业接触、真诚同民营企业家交往，既主动到民营企业中调研、主动和民营企业家交朋友，更主动了解服务民营企业诉求、主动参与民营企业特别需要参加的重要发展经营活动。

尤其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真正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升对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真正做到政商之间“亲”不逾矩、“清”不远疏，“亲”而有界、“清”而有为，努力形成“亲上加清”的良好政商交往模式。把沟通渠道畅通好。建立完善与民营企业的定期沟通互动机制、企业家座谈会机制、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服务企业机制，党政主要领导确保每月不少于一次召开企业座谈会，着重听取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实际诉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定期开展“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及时了解企业情况，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市工商联注重发挥与行业商会、协会、民营企业密切联系的优势，开通工商联向党政主要领导反映民营企业诉求直报通道。建立面向企业家的党委、政府决策咨询制度，涉企重大决策特别是涉及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的重大决策出台前，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把社会舆论引导好。充分发挥宣传舆论的导向作用，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大力宣传民营企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尊重民营企业、尊重民营企业家的良好风尚，做到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像尊重老师一样尊重老板。在推选“两代表一委员”、树立劳模、创先评优时将优秀民营企业家纳入其中，定期开展优秀民营企业、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活动，有序实施民营企业家能力提升工程，真正让民营企业家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受尊重。

（六）保财产、护权益，全力以赴为民营企业鼓劲撑腰。理直气壮地给予民营企业家更多的关爱和温暖，帮助民营企业家增强信心、稳定预期，让企业家放心创业、安心发展、舒心生活。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对部分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加快建立由工商联、政法w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保护企业家权益联系协调机制。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严格规范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案件处置法律程序，对涉诉人员，综合考虑行为性质、危害程度及配合诉讼态度等情况，依法慎用监察措施和羁押性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当影响。严格采取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等强制措施，防止当事人恶意利用保全手段，侵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对故意刁难、妨碍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

7.地方经济:制度特征与发展不平衡 篇七

一、地方经济不平衡性分析

固然, 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环境、地理资源等都存在着不同, 这些也使造成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1. 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原因。

我国地方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平衡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自春秋战国后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 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这样的国家体制导致国家政权有很强的力量, 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强势引导下, 地方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并且由于不同地方政府的引导方式不同因此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不同。

另外, 虽然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然而汉民族在很长的时期内掌握国家政权, 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等思想的影响, 汉民族政权对汉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扶持力度要远远大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扶持, 从而造成了汉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2. 我国不同地区地理环境对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地理环境因素也是造成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古代, 由于科技水平有限, 交通环境不完善, 一些处在偏远山区的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十分不便, 因此使得这些地区在很长的时间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 阻碍了这些地区与外界的交流, 尤其是经济交流, 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

不管是在封建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 不同地区都有只属于该地区的特色产业。例如, 在古代川蜀地区的蜀锦、江淮地区的海盐、淞沪地区的粮食都是专属于各地区的特色经济产业, 因此造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不同, 进而造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现代, 由于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 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拥有丰富煤炭石油资源的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特色的能源经济产业, 因此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

3. 我国经济制度对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经济制度, 这就决定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不同地区由于政府政策或者工作要求的不同, 地区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不同, 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制度特征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分析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 经济制度是造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衡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对制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还不得而知, 因此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一方面展开详细研究。具体来说制度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

(1) 制度影响着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

众所周知, 生产要素在经济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且不同的生产要素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制度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规则依据, 因此不同的制度特征会影响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 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

例如:资本投资对于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资本投资取决于投资人的主观决定。投资人在投资前往往会对投资地区的经济现状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分析, 通过分析结果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然而, 不同地区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的经济发展, 往往会制定一系列的吸引外来投资的政策, 同时制定合理的金融制度。投资人的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制度和政策, 因此我们发现地方制度可以影响市场中资本的投入与使用, 从而影响到地区内经济的发展。

另外, 制度还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增长与分配, 影响区域内的人力资源的使用, 从而影响到区域内经济的发展水平。制度还可以通过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进而提高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还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进而提高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

(2) 制度影响着经济交易

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已经成为提高各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在现实中, 经济交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这些风险影响了区域间经济交流的积极性, 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目前, 一些地区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以制度的形式规范经济之间的交易, 督促人们进行公平交易, 这些措施可以有效的提高地区之间交易的积极性, 降低交易过程中的风险, 从而提高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制度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个体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 其自身的利益经常与社会利益产生冲突, 此时个体会倾向与满足个人需求, 从而损害了社会的利益, 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但是, 我们通过制度化将个人努力与社会报酬挂钩, 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 充分保障了个体的利益, 从而使得个体利益逐渐向社会利益靠拢。个体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就是在增加自己的财富, 这会极大的提高个体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三、结语

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我们只有充分的了解造成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 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从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进步。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国民经济水平稳步提高。然而在实际的发展中我们发现,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还十分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同时还会加重社会中的贫富不均现象, 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本文中, 我们从地方政府的制度特征入手分析了地方经济的不平衡性。

关键词：地方经济,制度特征,发展不平衡

参考文献

[1]刘晓桐.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消费导刊, 2013 (10) .

[2]李欣欣.浅析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根源[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 2013 (1) .

8.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征 篇八

圣光集团是一家以医疗器械加工制造和医药商贸流通两大产业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多年来企业按照国家医改的总体方向，大胆求索，改革创新，率先在全国医药行业推出“圣光供应链协同运营模式”，成为深化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对培育壮大医药行业发展新动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圣光模式的成功实践彰显新时期发展新经济动能转换的明显特征。

一、创新发展成为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从圣光集团的成长历程到圣光模式的产生，创新成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五年来，圣光集团始终坚持了“实践—创新—再实践—再创新”的发展路径。从医疗器械加工制造业起步，经过七年的创新发展，拥有238种注册产品，56项专利证书，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输注类医疗产品产能及种类在全球名列前茅，实现了企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面对医药流通领域“小、散、乱”而制约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成本高企的局面，从2007年用三年时间创建了在全国同行业有影响力的圣光医药物流公司，开辟了市场新通道，增加了发展的新动能，实现了医药制造与医药流通“双轮驱动”新发展的第二次跨越。在“三期叠加”新形势的逼迫之下，医药行业同样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圣光集团以国家医改政策为引领，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经过多轮“实践—创新”的探索，于2015年在全国第一个推出了“供应链协同运营模式”，创造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贴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推动医药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圣光模式在上下游企业中产生了巨大的“磁石效应”，在省内和周边省份迅速推开，圣光模式的推出实现了圣光集团创新发展的第三次跨越。必须指出的是，圣光集团的创新发展得益于企业有一个创新发展的核心团队和领头人，董事长周运杰出身医药世家，终生一个梦想：改善医疗，造福百姓。做事业的原则：不断创新，永不停歇！

圣光集团创新发展的“三级跳”，呈现“s型曲线理论”的三次攀升，有力地验证了：创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的源动力。

二、市场化运作是动能转换的必然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圣光模式的核心就是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市场化运作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联强汰劣，市场化推动

我国医药生产企业达8000多家，按专家的话讲1000家就能满足市场需求，这类似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同质化一般药物供过于求，而优质高端药品和优质低价药品却供给不足。圣光集团筛选市场信誉度高的药品生产企业的优质药品品规作为供应链上游协同运营的战略联盟，采取“集中采购”数量大、可持续的办法，支持优质产品满负荷生产，以“先款后货”的措施，激励生产企业让利供货。圣光模式的集中采购让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供给侧助力医药行业结构性改革，创造发展新动力。

（二）市、县布局，股份化合作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正值全面深化医药体质改革的攻坚期，用市场化手段整合医药流通领域的资源则处在窗口期。全国市、县医药公司达2300多家，这批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医药流通的“精神中枢”。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绝大多数退出了国有，市、县政府为保障市场供给，支持这些企业采取承包、租赁、买断、挂靠等多种形式保留下来，由于包袱重、发展定位不明确，造成流通领域“小、散、乱”现象严重。“圣光供应链协同运营模式”对下游这批企业实行的“控股式股权合作，稳定市场为当地社会做贡献”的操作方案，符合国情现实，符合改革方向，所以圣光模式的推出出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在河南股份合作的37家公司，全面实现了收入、税收、利润大幅增长，多数公司实现药品“零库存”，资金月周转率达300%。圣光模式颠覆了市、县公司原有的经营方式，实现了新旧动能的彻底变革。目前加入或正在签约加入的省内市、县公司达100家，安徽、陕西、山东等周边省份市、县公司达200多家，这一跨区域资源整合，市场机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三）让利直供，价格市场化

“先款后货”是圣光模式依托市场机制撬动药品厂家“让利直供”（6—10个点）的一大亮点。市场中药品生产企业推销成本能占药品销价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新药七分靠推销。国内一家知名的上市药企，仅在河南的推销人员达300人，各类推销费用达2000多万元。自加入圣光供应链后，河南经销人员减少为十几名，每年可节约90%以上的推销成本。同时，原来的18条进口生产线停了8条，现在全部启动生产。这笔账一算，生产企业自愿为基层医疗单位让利，换来的是：资源有保證、生产有保证、降本增效有保证。生产企业的让利反过来进一步激活了供应链下游市场的各个环节，形成良性循环。

圣光模式以供应链新业态，促进了生产与流通一体化发展，形成了以价格换市场、以市场促集约化发展，最终形成市场调节、运营可控的新机制。圣光模式的实践印证了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化运作应成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关键手段。

三、政策引导已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

十八大以来，深化医药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国务院相继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深化医改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意见，已成为引导、支持、鼓励医药行业深化改革的方向标和助推器。圣光模式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紧跟国家政策导向，主动创新发展，打造了市场认可的新业态，形成了新的发展动能。政策引导的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执行了“两票制”。圣光整个供应链的运营，执行了“从药品生产厂家到市、县级医药经销公司和从市、县级公司到基层医疗机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把国办〔2016〕26号文中“推行两票制”的要求真正落到了实处。国家“两票制”的引导作用十分明显，过去依靠“过票”度日的市、县公司，有的公司在流通环节承接开票能多达5票、6票，抬高了药价，扰乱了市场秩序。“两票制”向市场释放了压缩流通环节、整顿购销秩序的明显信号，斩断了非法利益链条。“两票制”从一方面肯定了圣光模式，引导和激励市、县公司参与圣光模式的运营，从而带动了新旧动能的转换。

第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引导圣光集团大胆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动力，经过多轮商磋，今年圣光集团与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公司正式签约，成立“国控圣光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形成了4：3：3股权结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新体制对规范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改变独资非公企业融资难问题、对增添新动能实现“百年圣光”梦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信息化和圣光模式深度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圣光集团紧跟中央部署，自主研发了“药流通”供应链智能云平台和CDC供应链分析系统，支撑起庞大缜密的供应链“互联网+”协同运作，使上下游企业的资金流、物流实现“填补”式自动化运行和对每日的营销状况“补短板式”的精准分析。圣光模式全覆盖的智能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了资金周转、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企业和社会效益。信息化建设成为圣光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壮大新动能的新引擎。

第四，落实共享发展、发展惠民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过程。圣光集团把贯彻党的发展理念，结合实际认真加以落实。其中，把“共享、惠民”理念贯穿于供应链协同运营的全过程，实现了“三个共享、一个直惠和一个贡献”。“三个共享”是：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共享、发展共享和利益共享；“一个直惠”是：药品生产企业的让利，直达基层医疗单位，惠及用药群众，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医药分家”改革的实施；“一个贡献”是：圣光控股的市、县公司根据净增利润的一部分，捐助当地医疗事业，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贡献。另外，圣光集团免费为供应链企业安装语音视频设备，定期组织营销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特别是CDC系统培训效果明显，统一了操作方法，提高了整体效益。圣光模式“共享、惠民”的理念转化为供应链提质增效的又一发展动能。

四、从圣光模式延伸的政策思考和建议

（一）培育壮大新动能要坚持生产力标准

生产力标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发展新经济的新动能，当新事物出现后，就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看看“蛋糕”是否做大了，生产效率是否提高了，就业是否扩大了，群众是否受益了。而不能一味以旧眼光看新事物，举轻避重“怕出问题”，而不发现、不接受、不支持新生动能。单就圣光模式而言，有关部门应该研究如何拿出支持方案的时候到了，贯彻国办〔2016〕26号文件关于“努力提炼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模式”的要求，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动能的成长壮大。

（二）在政策运用上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标准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各级各部门都在认真贯彻落实。但个别职能部门一遇到新情况，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都表现出来了。中央多次下发专题支持非公经济企业发展的文件，各部门也出台配套支持文件，但新生事物的出现，比如圣光模式初期要跨区域合作，个别部门则用“规避风险”之名，把中央“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的要求束之高阁，圣光模式的推出需要前期投入，个别部门不调查、不分析，粗暴抽贷，使圣光模式的推出至少晚了两年。为此，坚持党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化为各部门的实际行动，仍是发展新经济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建议设立“国家新动能发展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