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精选8篇）
1.孔子说 篇一
民无信不立。——孔子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孔子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孔子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孔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孔子
2.孔子说 篇二
从整个影片的编排上看得出用心良苦, 导演胡玫从战争角度切入, 说明了当仁义道德失去时, 人类就面临着逃难、逃亡这种生死的痛苦。当这种危难的时刻来临时, 谁会来救人们呢?历史总是让人们去选择、去判断。你可以跟随孔子为仁义走遍列国, “累累如丧家之犬”, 你也可以为了苟且偷生而丧尽天良。“累累如丧家之犬”这句话是较难理解的, 我是在汶川大地震中悟出此道理的。中央电视台有这样一个画面, 上面有一只狗在废墟边上, 当我看到这一画面时, 猛然间触景生情, 才使我想起“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情景, 使我更加明白这句语言的涵义。一个为弘扬“仁道”远离亲人骨肉的人、一个远离家乡的、一个奔波于异国他乡的人, 一个失去家乡、一个失去亲人的人, 这种感受多少人能理解?那么孔子为什么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狗”呢?这句话的内涵是“连狗都有家, 而失去主人的狗, 它将到什么地方去呢?, 弘扬仁道的人, 连国家、家都不能回, 你看跟丧家之狗一样。”说明弘扬“仁道”是艰难的, 远离国家、家乡, 这种牺牲目的就是为了人道逐渐达到圣道。世界上有几个人肯这样做呢?实际上孔子和弟子们为了弘扬“仁道”早已做了准备,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牺牲精神, 子曰:“朝闻道, 夕死可矣。”
历史上的孔子对人类文化了如指掌, 精通《周易》。《周易》在现代人看来就是一本“天书”, 研究它要上懂天文、下知地理、逻辑学、数学等等。孔子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教导学生。
六艺中的“礼”在古时涵有“法律”的概念, 具有三个层面的内容:文明、法律、礼仪规则, 所以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 就是如果连做人的规则都不懂, 是无法在这个世界立足的。孔子懂“礼”, 就是在国王面前也是规规矩矩, 按以下对上的规则行事, 但有一点是应该明白的, 就是圣人面对权贵人物, 永远是不亢不卑的, 古人讲“士可杀不可辱”就是这个道理。在影片中“子见南子”的刻画上, 导演让南子最后以行大礼的形式来表现, 不知是否想说明一个坏女子也是可以改正的涵义, 这出戏应该是君子晓之以理, 但胡搅蛮缠、要挟威迫宁可去死, 也不愿受侮。这种刚毅, 慷慨悲歌, 豪气冲天, 表现出气节, 浩然长叹。遗憾的是演员以对白的语言“情意绵绵而无邪念”显得柔弱, 同样是一句话, 要用正反对比来显示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是天地之间的差异, 一个代表是正义, 为国家社稷、为民众的利益, 宁可穷困潦倒;一个代表是邪恶, 荒淫无度、显示一时的财富, 而想利用圣人的名誉, 达到自己的目的。
“乐”指音乐和乐器,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教育、养生和医学, 孔子上课教学生时, 当时就是教“功”, 每一门“功法”就是一堂“课”, 用发声的声音来震动器官, 伴随着发音来调整身体各部机能, 使奇经八脉运行顺畅, 使身体保持健康, 同时学习认字, 现在的功课就是上课;射、御含有军事的能力。
影片用孔子的学生表达孔子说出的“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 那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心”, 这不符合历史的要求。孔子就是要用儒家的思想, 感化执政者, 改变“礼崩乐坏”的世界, “礼乐”用现代的理解就是法律和教育的涵义, 也就是当法律崩溃、教育破坏的春秋时代, 圣人是顺天意, 顺民意, 顺自然发展的规律改变不良的世界。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改变, 前一分钟就是过去时, 应该用孔子精华的言语来表达会更好。如孔子曰:“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 无以立也;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就是说:“不懂天命, 就不可以做君子;不懂法, 就不可以立身处世;不透彻了解人的言行, 就无法真的了解他。”儒家就是顺天意, 达到今天人们都还在应用其思想。孔子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希望改变不良的世界, 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气概, 完成人们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
3.孔子说礼（七则） 篇三
大意：对别人尊重恭敬，符合礼，才能远离耻辱。
题解：强调恭敬有礼的意义。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大意：就一般礼节仪式来说，与其过分奢侈，不如朴素节俭；就办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大操大办，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题解：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大意：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样来对待礼仪呢？
题解：孔子强调礼让在治国中的重要性。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大意：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不會离经叛道了。
题解：为人处世合乎“礼”，用“礼”约束自己，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基础。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大意：注重态度端庄，却不知礼，就未免徒劳；只知谨慎小心，却不知礼，就流于畏缩懦弱；专凭血气之勇，却不知礼，就会闯祸；心直口快，却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
题解：“恭”“慎”“勇”“直”都是美好的品质，但离开了“礼”，便会失去正确的导向。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
大意：同本乡人一起喝酒的仪式结束后，要等老年人都离席了，才能离席。
题解：这是宴席上的尊老礼仪。
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
大意：不懂得礼节，就站不住脚。
题解：强调“礼”对立人立身的作用。
4.孔子的资料和孔子的故事 篇四
孔丘(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孔姓。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
政治思想：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有关立冬的民谚：
立冬晴，一冬晴；立冬雨，一冬雨
立冬那天冷，一年冷气多
立冬北风冰雪多，立冬南风无雨雪 立冬东北风，冬季好天空。
孔子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孔子误会了颜回
有次孔子受困在陈蔡一带的地区，有七天的时间没有尝过米饭的滋味。
有一天中午，他的弟子颜回讨来一些米煮稀饭。饭快要熟的时候，孔子看见颜回居然用手抓取锅中的饭吃。
孔子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当颜回进来请孔子吃饭时，孔子站起来说：「刚才孟李祖先告诉我，食物要先献给尊长才能进食，岂可自己先吃呢？
颜回一听，连忙解释说：「夫子误会了，刚才我是因看见有煤灰掉到锅中，所以把弄脏的饭粒拿起来吃了。
孔子叹息道：「人可信的是眼睛，而眼睛也有不可靠的时候，所可依靠的是心，但心也有不足靠的时候。【启示】
常言道：「眼见为凭」，但眼睛所见未必是事情的真相，在平日我们可能经常以自己所见而下了判断，判断的根据可能依就以往的经验，而经 验的形成却是依每个人不同的背景与各种因素而累积的，或多或少夹带着个人的主观意识。
如果只凭所见与经验，同样的事件却因不同人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对“人”无形中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对“事”可能因目标错误而功亏一篑。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事情的真相须根据事实性、科学化作判断，「经验」、「眼见」往往是主观的，不轻易的论断才可避免许多的误会。
第二个故事：颜回输冠
颜回爱学习，德性又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一天，颜回去街上办事，见一家布店前围满了人。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买布的跟卖布的发生了纠纷。
只听买布的大嚷大叫：「三八就是二十三，你为啥要我二十四个钱？」 颜回走到买布的跟前，施一礼说：
「这位大哥，三八是二十四，怎么会是二十三呢？是你算错了，不要吵啦。」 买布的仍不服气，指着颜回的鼻子说：
「谁请你出来评理的？你算老几？要评理只有找孔夫子，错与不错只有他说了算！走，咱找他评理去！」
颜回说：「好。孔夫子若评你错了怎么办？」 买布的说：「评我错了输上我的头。你错了呢？」
颜回说：「评我错了输上我的冠。」 二人打着赌，找到了孔子。孔子问明了情况，对颜回笑笑说：
「三八就是二十三哪！颜回，你输啦，把冠取下来给人家吧！」 颜回从来不跟老师斗嘴。
他听孔子评他错了，就老老实实摘下帽子，交给了买布的。那人接过帽子，得意地走了。
对孔子的评判，颜回表面上绝对服从，心里却想不通。他认为孔子已老糊涂，便不想再跟孔子学习了。
第二天，颜回就借故说家中有事，要请假回去。孔子明白颜回的心事，也不挑破，点头准了他的假。孔子还有一个弟子叫颜回，很有名的一个。当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鲁国人，就是现在的山东人。战乱纷飞的当时，一个国家俘虏了别国的士兵就将他们脸上刺字变成奴隶使用，鲁国有很多战俘在别国当奴隶。鲁国政府为了解救这些奴隶就出台一个优惠政策，如果人们将鲁国籍的奴隶赎回的话，不但可以到政府报销赎金还可以领赏。但是颜回在齐国赎回了很多奴隶既不去报销也不去领赏，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但是孔子却很生气地告诉他，你这个举动将鲁国的俘虏们害苦了，以后么有人敢赎他们了。颜回很吃惊，孔子说，你是富有阶层能有大批的钱赎奴隶不要报酬，但是大部分的鲁国人没有这些钱，如果他们以后赎回奴隶后去报销领赏的时候人们肯定会拿你作比较会瞧不起他，但是如果不去报销领赏的话经济上又负担不起。颜回醒悟后马上去报销领赏了。
做官的要点——孔子故事之七四
子贡要担任信阳令，上路之前向孔子辞行。
孔子说：“尽心尽力地去顺应百姓的心意，把握好时机，不要侵夺，也不要居功子傲，不要采取残暴的的方式，不要盗取什么东西。”
子贡说：“弟子端木赐虽然跟随着夫子学习君子之道的时间很短，但是，既然学君子之道，怎么还会去做盗取之事呢？”
孔子说：“自己不肖却把贤者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就叫做侵夺；自己虽然贤德，却把不肖者的功绩据为己有，这就叫做居功自傲；号令下得缓慢，责罚却很急促，这就叫做用残暴的方式；把别人的善事窃为己有，这就叫做盗取。名为君子，难道一定是盗取钱财才叫做盗取吗？我听说过这样说法：懂得做官之道的人，遵奉法令而求有利于百姓；不懂得做官之道的人，徇私枉法而侵害百姓。徇私枉法和侵害百姓，这两者都是怨恨产生的原因。”
子贡道：“弟子记在心中了。请问还有什么要告诫弟子的吗？”
孔子说：“面对上级官员的时候，没有比心平气和更重要的了；面对财物的时候，没有比廉洁更重要的了。能够守住廉洁和平心静气，就没有什么可被人攻讦的了。隐藏起别人的善言善行，这是遮蔽贤德的人；宣扬他人的恶事，这是小人的做法；不在私下相指正却在公开场合相攻击，这是不足以使人亲近的做法。说出他人的善言善行，只会有所收获而不会有所伤害；宣传他人之恶事，不会有什么收获而只会有所伤害。所以，君子言语一定要谨慎。不要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话说出口的时候要加以选择，使自己口中所说的和耳朵听到的他人的议论相一致。”
（《说苑•政理》）
百姓的安危与个人尊严哪个更重要？——孔子故事之七五
孔子去拜见季康子，季康子很不愿意听孔子的话，孔子就又一次去拜见。
孔子的弟子子路说：“我听夫子说过：‘王公大人如果不按礼仪来询问就不做任何举动。’现在您去拜见担任司寇的季康子，是不是稍微频繁了一些？”
孔子说：“鲁国人凭借人多势众而互相欺凌，凭借着兵器而相互残害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然而负责的官员却不加以治理，你认为鲁国百姓的安危与按照礼仪来问我，这两方面相比较，哪一方面更重要呢？”
于是，鲁国人听说孔子这个说法以后，说：“圣人将要治理国家了，我们怎能不先自己根据法令处罚自己的过错呢？”
从此以后，国内没有了互相争夺的事。
孔子对弟子说：“距离山头十里路，仍然能够听到蝼蛄的叫声，从政治国，没有比顺应百姓的心意更好的办法。”
为君之道——孔子故事之七六
鲁庄公二十八年，鲁国遭遇了灾荒，大臣臧孙辰提议向齐国买米。
孔子说：“君子治理国家，一定要准备下三年的积蓄。遇到灾荒的当年就向别的国家买粮食，这是国君的失职。”（《春秋繁露•王道》）
孔子说：“国家有道，即使是刑罚增加了，也等于没有刑罚。国家无道，即使把所有犯法的人都杀掉，也永远杀不尽。”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孔子说：“商汤与周武王并非因为一方面的善而兴盛起来的，夏桀、商纣并非因为一方面的恶而亡国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兴亡，在于平时的所作所为，平时积聚的善多，即使有一方面的恶，这也只算是过失，不足以使它灭亡；积聚的恶多，即使有一方面的善，这也只算是无意之中碰上的，不足以兴盛。”（《潜夫论•慎微》）
不尊贤、不远不肖都会怨——孔子故事之七七 子路向孔子询问道：“治理国家应该怎么办？”
孔子说：“在于对贤德的人尊敬，让不肖的人处于卑贱的地位。” 子路说：“范中行氏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结果灭亡了呢？”
孔子说：“范中行氏虽然好像是对贤德的人很尊敬，但是，他并不任用贤德的人；虽然让不肖的人处于卑贱的地位，却不能让不肖的人远离自己。贤德的人因为范中行氏不任用自己而怨恨他，不肖得人因为范中行氏让他们处于卑贱的地位而仇恨他。贤德的人怨恨他，不肖的人仇恨他，这种怨恨再加上仇恨，范中行氏如果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呢？”（《说苑•尊贤》）
无众如何守？——孔子故事之七八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想在国力弱小的时候就防守，国力强大的时候就向外攻占扩大，有什么办法呢？”
孔子说：“如果朝廷有礼义，上下能够相互亲近，国内的民众都是您的百姓，您将要攻占谁的地方呢？”如果朝廷没有礼义，上下之间不相亲近，国内的百姓都会成为您的仇敌，您将跟谁来防守呢？“
（《说苑•指武》）
打孩子、罚百姓的后患——孔子故事之七九
孔子说：“用鞭子打出来的孩子，不会听从父母的教导；用刑罚与杀戮管理出来的民众，不会听从国君的政令。这是说用过激的方式是难以行得通的。所以，君子不急于决断，不任凭个人的心意而做事，因为这是祸乱的根源。”（《说苑•杂言》）
后悔莫及——孔子故事之八十
高墙上面厚而下面薄，不一定会坍塌(tan1 ta1)，但是，下起大雨的时候，大水冲击的时候，却必然会先坍塌。
草木的根扎得浅，平时不一定就会歪倒，但是，在狂风暴雨袭来的时候，却必然会先被连根拔起。君子在国家之中，不崇尚仁义、尊重贤臣以处理各种事务，不一定会亡国，但是，一旦有了特殊的事变，遇到诸侯互相争战的时候，人忙着逃跑，车子飞奔，祸患突然降临，才开始产生忧愁，以至于喊得口干舌燥，仰天长叹，希望着获得安宁，岂不是太晚了吗？
孔子说：“事前不谨慎小心，而过后悔恨，唉！即使悔恨也已经来不及了。” 进善关键在于任贤——孔子故事之八二
齐国国君向晏子问道：“成立政事最令人忧患的是什么？” 晏子回答道：“最令人忧患的是善恶不分。” 齐国国君道：“怎么样分别是善还是恶？”
晏子回答：“审慎地选择左右大臣。左右大臣能够善，那么，群臣同官就都能各自得到合适的人选，从而使善恶分明。”
孔子听说之后说：“此话丝毫不错。善言能进入朝廷，那么，不善之言也就没有途径进入朝廷；如果没有人进善言，那么，善言也就没有途径进入朝廷了。”（《说苑•政理》）
有法律却用不到才好——孔子故事之八三
鲁国有父子两人打官司，季康子说：“杀掉他们。”
孔子说：“不可杀。民众不知道儿子状告父亲不是好事，已经很久很久了，这是上级官员的过错啊。如果上级官员有道义，那么这样的人也就不会有了。”季康子说：“治理百姓以孝道为本，现在杀掉一人而惩治不孝之徒，不是也可以吗？”
孔子说：“不先用孝道来教化就采用杀戮的方式，这是暴虐地杀害无辜。三军打了败仗，不可因此而杀掉军兵；诉讼之事处理得不正，不可因此而用刑罚进行惩罚。上级官员先行教化而能使百姓服从善政，那么，百姓就会顺风而从。自身行得端正，然而百姓不顺从善道，然后再设置刑罚来加以惩治，那么，百姓就能知罪了。几尺高的墙，百姓不能越过；几百尺高的山，即使是儿童也可以一步步地登上山顶。这是因为循序渐进。如今的情况是，仁义已经衰落很久很久了，百姓怎会不违背仁义呢？《诗经》中说：‘使民不会迷心性。’当初，君子引导百姓而使百姓不迷失心性，因此可以不用威严暴戾之法，设置了刑罚却可以不使用。” 于是，状告父亲的儿子听说了此话之后，就请求放弃状告了。《说苑•政理》）
树德与树怨——孔子故事之八四
孔子的弟子子羔，名叫高柴，他在卫国从政期间，曾经对一个人用个砍断脚的刖(yue4)刑。卫国君臣发生**的时候，子羔要逃走，来到城门，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守门的人就是那个曾经被子羔砍断脚的那个人。
那人说：“在那边城墙上有个缺口，可以逃走。” 子羔说：“君子不能从缺口过去。”
那人说：“另外那一边有个洞口，可以逃走。” 子羔说：“君子不能钻洞逃走。” 那人说：“这里有一间房子可以躲避。”
于是，子羔进入了那座房子。追兵过去之后，子羔要离开，对那个受刑的人说：“我不能损害国君制订的法令，因而用刑砍断了您的脚。我现在逃难，这是您报仇报怨的好时候，您为什么还会帮助我逃避灾难呢？”
那人说：“砍断我的脚，本来就是因为我犯了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初您审判臣的时候，一开始先根据法律寻找减轻臣刑罚的方法，是想要让臣免于法律的惩罚，这是臣很明白的；在审判完了定罪的时候，要确定刑罚了，您很庄重伤感，都可以从表情上显现出来，这个也是臣很明白的。您不是因为私情而要对臣徇私舞弊，只是因为有天生的仁人之心，才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做。这是臣要使您逃避灾难的原因。”
5.孔子说 篇五
3.“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当今社会的可行性分析。
4.纵观历史的河流，无数明君靠英明的治理得以流芳百世，你能列举出二位并说出他们统治时期的功绩吗？
5.2008年，教育部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音乐课程，并确定了15首京剧经典作为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内容。谈谈你对京剧入课堂成为必修课的看法。6.有些志愿者出国之后是住在寄宿家庭里面，即homestay，关于这个问题请谈下自己的看法。
7.简评中国的科举制度。
8.谈谈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9.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内向的，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文化是外向的，请谈谈你的理解。
10.社会上的乞讨现象非常常见，请各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阐述：该不该分他们一杯羹？
11.你如何理解儒家讲的“福田心耕”。
12.如果你去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那就意味着在那里不能吃猪肉，可是，一年的时间毕竟漫长，你作为一名非穆斯林，非常想吃一顿猪肉饺子，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
13.有些志愿者的赴任国经济相对落后，条件非常艰苦，经常出现类似于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请问如果是你，你如何抉择和应对。
6.孔子教学法 篇六
向经典汲取智慧,向圣贤学习教学.4月26日至28日我有幸参加了高新区新教育“理想课堂”暨孔子教学法研讨会.孔子教学法创始人闫合作老师为我们老师们系统的讲解了中式教育--孔子教学法.从中让我受益匪浅,严老师说,教育的成功与否要看老师和学生是否幸福,我想孔子教学法做到来.孔子教学法的学习内容是新知、旧知。学习过程是组织教学与教学组织、开口、收口，学而时习。
1、开口
2、学前习，温故知新即生成知识，包括习旧生新、收口。
3、学中习，举一反三即巩固旧知，包括习新即从新知反旧知收口。习新习用到的，相关的旧知、收口。
4、学后习，学以致用即检测知识，一题多变，题题收口。
5、收口。整个教学过程环环相扣。一节课下来，学生学到了新知，培养了能力，提升了素养，开启了智慧。
学了就要用，回到学校，走进教室，我试着讲了一节语文课，不断地重复问话，重复知识，让孩子轻松的学会了知识。并且我让平时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重复别人的答案，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信心。看着孩子们学的很开心，我看到了他们的幸福，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
7.孔子说 篇七
关键词：全球竞争,文化转向,孔子学院,转型发展
在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 权力存在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制度权力、知识权力、规范权力等不同纬度。自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全球竞争焦点转向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趋势越加明朗。其后,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年 )、弗朗西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年)、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1999年)、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2001年)等书籍相继向全球释放着秩序重整的信号,其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化权力”置于后冷战时代民族国家全球竞争战略中给予高度重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达了一个思想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重构的见解,“在全世界, 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1], 尽管非议颇多, 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与文明等“软力量”已毫无争议地在国际权力竞争中占据了更为显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为国际社会制定国家文化战略提供了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立足“本土”与“国际”双重视野,纷纷调整文化战略以适应国际文化竞争态势。不同的是,在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战略的实现还面临着美国战略重心不断东移所带来的另一重现实考量。这正是孔子学院在2004年成立的国际环境。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孔子学院
适应全球文化竞争与“重心东移”的形势,文化“走出去”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层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和任务,并提出把“走出去”作为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举措[2],其后,中国文化国际战略一直处于探索和完善过程中, 直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布局才基本完成,其中包括“五位一体”战略举措,即:以“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格局的形成为目标,重点实施“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构建人文交流机制”“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五个方面的重大工程,至此,我国基本形成全球文化权力竞争的国家战略。
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汉学大众化传播体系初步建立。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文件、“指导性”政策与“专门性”文件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其中的重要文件包括《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政策;专门性文件方面,从《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到加入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从“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更名、《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制定和修改到《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等,为包括孔子学院战略部署提供了专门性指导。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国家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并实施了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2009年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 (2010年实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设立)为主体的五个国家重大项目。五个重大项目通过出版资助、翻译资助和渠道建设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文化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基本完善并付诸实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行动和越发明朗的文化战略与文化自觉。
语言与教育输出的诸如国家形象塑造、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方面的功能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也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创领导全球之能力的教育:国际教育和外语教育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等文件将语言教育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世界领袖”培养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对外文化和教育”是其对外政策的第三支柱,有效调动了政府、社会和民间三重力量参与国际文化传播,联邦外交部、各州政府、教会、工会、体育协会、各政党作为政府力量在文化权力角逐中发挥着顶层设计功能,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对外关系协会等民间组织执行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绝大部分任务,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等中介机构也都执行这方面的使命[3]。而在法国,语言输出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首要政策工具和政策基石。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就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直到今天,推广法语仍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核心[4]。
孔子学院是全球竞争形势变迁的国家战略缩影,适应了语言与教育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文化权利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早在1991年, 季羡林先生就在其《21世纪 :东方文化的时代》一书中预言 :“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5]。诚然,经历了十年的探索式发展,孔子学院在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规模扩张和渐次展开的质量提升动作初步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和东方文化品牌的形成,但是,也招致了来自国内外的广泛质疑。英国文化协会负责人马丁·戴维森惊讶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式上“宣传”:“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想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用正面的宣传来对抗负面的宣传。他们用的是‘宣传’这个词。”[6]西班牙《对外政策》杂志对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新文化外交”评论道:“中国近年来发起的文化外交‘魅力攻势’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一切迹象表明,中国要达到欧洲和美国的声誉和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7]江村等人提出了孔子学院“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有效推广”问题[8]。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宽则对孔子学院“在不自觉中有可能适应并强化了后殖民批评所说的‘东方主义’模式”表述隐忧[9]。
应该说上述质疑反思了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启示性,然而又都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事物螺旋式上升的阶段性。单从国际知名语言和文化输出机构建立的历史来看,法国法语联盟建于1883年,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 德国歌德学院创办于1951年,即便是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1991)距今也有25年的历史了。相比之下,孔子学院2004年创办至今也仅有十年历程,摈弃“数字崇拜”的嫌疑,十年里在122个国家建立起的445所孔子学院和680个孔子课堂[10]的全球布局及其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至少让“中华文化”这个迟到的世界文化成员跻身于“国际文化占位”领域。而2013年孔子学院发展史上最显著的系列变革似乎也昭示了转型的趋势:1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颁布实施了针对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五个文件”, 标志着经历了十年探索和积累,孔子学院国内汉语师资队伍建设走向成熟;“支持外国高校设立汉语师范专业”举措的推出,则标志着“师资本土化开发”的开始,是孔子学院从“跨国教育”迈向“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步骤。2教学资源方面,修订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开发了《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简称《指南》)网络平台,两者在孔子学院教材和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前者在弱化“语言本体知识”教学的同时,突出国际汉语教学的“实用性”;《指南》网络平台则依托大数据和数字处理技术,自动生成汉语教学和学习需要的讲义和教辅资料,是各种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突破,将有效解决适用教材紧缺对孔子学院教学质量提升的制约问题。3数字化建设方面, 2013年正式上线了数字图书馆、数字教学案例库,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已开设包括“学习”“考试”“文化”“在线图书馆”“教学资源”“汉语桥”“教材编写指南”在内的7个频道 ,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 ,为汉学大众化奠定了基础。4开发了针对国外高端群体的“孔子新汉学计划”与“青年领袖”项目,开启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标志着孔子学院办学路线更加自觉。对孔子学院十年磨砺,许嘉璐指出:“孔子学院事业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11]。
二、转型的新课题:转向哪里
转型发展势在必然,然而怎么转型?转向哪里?这些都因复杂的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经济等因素的杂糅和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 而变得难以一言以蔽之。在这方面,国际文化传播战略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针对中国文化、国家形象的国际误读,倪宁认为“究其原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缺乏全方位、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此,黄会林、漆谦则提出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的“第三极文化”推广战略;在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方面,郭可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展示目前我们真实的甚至可能有点缺点的文化现状”的观点。在怎样传播的策略方面,张昆提出“整合传播”策略,认为“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仅仅依赖于官方的主流媒介,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文化交流、旅游、体育比赛、影视剧等,都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杨金海则提出文化走出去需处理好“五大关系”,即“把政府的推动和学者的推动结合起来, 把政治交往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把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结合起来,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结合起来。”1学界较早的实证研究在谋划孔子学院的文化版图时也提出, 应在“淡化官方色彩”“丰富传播手段”“塑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当代中国为主”等方面有所作为[12]。得益于此,笔者主张在坚持“全球视野,本土行动”原则的基础上,以“大文化”观重新梳理孔子学院在“ 做什么”与“ 怎么做”方面的顶层设计。
(一)输出内容:语言教育基础上的“大文化”
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鉴于此,二战后语言与教育输出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文化占位的有力工具。美国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对外援助法》以及“富布赖特计划”“国际访问者”“和平志愿者”等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将美国英语推广到全球;伴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和国力衰退,法国忧虑于英-美语长驱直入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冲击,因而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推动包括法兰西学院、法语联盟等语言与教育组织积极开展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文化外交。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抢滩语言势力范围的行动见证了语言与教育输出在全球文化博弈中的重要性。目前,英国文化委员会拥有230家海外分支机构、138家教学中心, 法国法语联盟则在13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140个法语联盟分部,德国歌德学院在76个国家设立了128所分院, 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在23个国家设立38所分院。不仅如此,语言因素还是当今世界诸多区域性组织创设的重要动因。自1986年“法语国家高峰会议”成立以来,“荷语会谈”“西班牙语国家高峰会议”“突厥语国家高峰会议”“葡语联盟”纷纷创设。尽管这些跨国语言区域有着复杂的创设动因,但其显著的特征是对语言工具属性的跨区域运用。
然而,就一国的全球文化竞争力建设而言,作为工具的语言又显然具有局限性。现代语言学揭示,语言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即特定的语言并不总是跟特定的文化相对应。”[13]正是出于对此的认识,“输出什么”的论争一直伴随着孔子学院发展的十年。早在孔子学院成立之初,季羡林先生就提出“中国孔子学院的建立,不要只学语言。”王岳川也指出,“现有的孔子学院作为国外的中文学校,更注重语言教学,有些忽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如果仅仅是在外国教汉语,意义就太狭隘了。”[14]李宇明则从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角度历史地审视了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指出:“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并呼吁“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15]应该说,上述针对孔子学院阶段性特征的体认预示了转型发展的方向, 那就是接下来要转变到以汉语为根基,以文化介绍为主的阶段。当然,转型期内涵式发展的种种行动表明孔子学院总部充分注意到了“语言”作为文化的有限性,在其修订版《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国外汉语教学“五级目标和内容”的每一部分都明确了“文化意识”的培养目标,并对其实现途径以“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等子系统加以规范[16],并通过《汉语教学话题和内容建议表》对包括语言与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与技术、政治历史与地理、价值观念等13个子项目的统筹,将“大文化”观贯彻于国外汉语教学之中,而这正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需要更加注重的内容。
超越“语言工具观”导向的文化输出模式有着深刻的国际权力竞争转向的背景。当前,在全球化催生的全球文化博弈中,以本土文化产业为后盾的包括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影视作品、艺术展演等为载体的价值观输出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重要方式。仅就亚洲的日本与韩国而言,固守“语言输出”阵地,抢占“文化输出”制高点的动作,就显示出这一倾向。得益于音像制品方面的文化输出,“韩流经济”2012年首次出现了8550万美元的顺差 ,其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也从20世90年代中期的不到1% 上升到2011年的5%[17]。鉴于成立于1972年的“国际交流基金”因偏重语言教育在推广日本文化方面的有限性,近年来,日本以建设“文化超级大国”为目标,竭力发展以动漫、电子游戏、时装、饮食、茶道、插花、歌舞伎、日本料理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业。2013年安倍政府又以高于往年10倍的财政投入大力推进“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国际战略”,在全球开设“日本屋”,以进一步增强日本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18]。在这一趋势下,世界各国语言观念和语言政策也正悄悄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这趋势与国际权力竞争互为因果、互为动因,催生了语言教育输出基础上的“大文化”输出模式的勃兴。
文化功能转向意味着要渐次释放孔子学院在“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将其建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这个平台承载着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 无论是“文化输出三大战役”(王岳川,2011)、“百千万系列工程”(洪晓楠 ,2014),还是“一体两翼” (许嘉璐,2014),都因文化传播的跨国实践,而与以“融进去”为旨归的国外受众战略、传播渠道战略之间存在复杂的纠葛。鉴于此,全面实施、深化拓展《孔子学院章程》的“业务范围”,包括开展以现代传播技术为依托的、“面向社会各界人士”的、本土化的“大文化”输出,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国际教育课题,更是一个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国家话语权建设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课题。
(二)目标受众:从精英到精英与大众的结合
与输出内容相适应, 目标受众的调整也迫在眉睫。创建初期,孔子学院锁定关键国家和重点群体的精英化路线,适应了全球占位和规模发展的阶段性需求, 最大化地激活了有限资源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作为一个难以量化的指标,相关数据和国外媒体报道及民间的态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孔子学院精英路线取得的全球影响力。陈静的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球汉语学习者达1亿多人,汉语被40多个国家纳入本国的国民教育。英国政府要求所有中学在2015年之前开设汉语课。仿照法国,泰国制定的外语教学计划将汉语作为全国中小学的必修课。在美国,汉语已成为第三外语。近年来,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战略在国外精英阶层中引发的“中国文化霸权”论则间接折射出十年规模化发展产生的全球影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担忧颇具“威胁论”色彩,他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必将导致西方文明的终结,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得不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进行重组,并最终形成“中国文化霸权”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格局[19]。关于国外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态度的实证分析则揭示了国外精英的矛盾心态。刘毅研究了《纽约时报》十年来涉及孔子学院的报道后发现,持消极倾向的报道最多(35.3%),其次为中立性报道(31.4%)和积极性报道(27.5%)[20]。数据表明,尽管消极报道最多,但并未形成一边倒的批评态度。这种矛盾心态在两年前《孔子学院的海外镜像———基于国外媒体报道而对孔子学院运作情况的考察》(林雪,2012)中也得到证实。相关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学院十年发展在国外精英群体中产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转型时期, 孔子学院面临新的内外部发展环境。首先,各国文化权力竞争手段更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跨国教育、文化交流和艺术展演等方式之外,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网络外交已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新手段。这些具有大众传播特征的文化输出方式, 必然带动文化传播受众由精英向大众的扩散。其次,汉学大众化的内外部条件基本成熟。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基本完成,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指导性”与“专门性”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 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从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建设和孔子学院自身建设来看。我国已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文化交流与合作协定,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计划;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文化交流合作关系[21]。良好的对外文化关系为孔子学院开展国际文化传播提供了外部条件。近年来,孔子学院管理机构日益完善、建设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的提速,适应了“大数据时代”海外汉学大众化的需要。
办学路线转向“精英与大众”,意味着孔子学院在继续关注国外精英群体的同时,更加关注国外大众群体。关注精英群体是因为这个群体在一国观点、态度的形成中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现实中,“意见领袖”往往是指政府、社团的负责人、领袖、报刊主编、评论家、学者、教育家等各类社会名流,他们掌握着各个国家的话语主导权, 对所在国形成对中国的观点、态度和评价起到引导和主导作用[22]。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就明确了“关键区域的政府和人民”作为文化输出的重中之重[23]。然而,网络时代的民众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当下Web2.0技术在全球的普及,推特、微博、脸谱等社交网络平台大量涌现,将公共空间从现实世界延伸至虚拟世界,这一趋势对各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克林顿政府就强调要用21世纪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并直言“直接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联系正是21世纪的外交核心。”[24]奥巴马政府更是积极倡导利用所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对外交流,称其为“21世纪的治国方略”。他认为,21世纪的外交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 而成为政府之间、人民之间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交流[25]。可见,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大众文化发展较为充分的西方国家,民间话语并未完全淹没于主流声音。因此,在关注“意见领袖”的基础上 ,更加关注国外普通民众 ,特别是青少年, 将其作为汉学大众化时期的国外民众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融进去”的“草根”,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民间基础,是网络外交时代中国文化国际运作能力的关键。
(三)渠道建设:从小众化到大众化
依托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语言与教育输出,以特定范围内的特定群体为受众,具有明显的“小众化”特点;就孔子学院目前开辟的汉语桥、夏令营、参观旅游、留学生计划/项目、节庆活动等特色渠道而言,也显然带有零散化的不足。转型时期孔子学院的重新布局,需要重组各种文化传播渠道,实现全媒体覆盖。这就意味着在继续重视传统渠道建设的同时,特别要及时跟踪大众传播技术前沿,充分发挥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兼容了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功能和媒介内容的大众传媒在功能整合和内容整合中的作用。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国际传播环境,3G技术使电视传播与网络传播几乎实现了无缝对接,“台网融通”为传统电视开辟了一个多元化的传播新渠道;Wi Fi的全球应用及4G网络的渐次推广,正在推动“媒介融合”走向深入。
适应网络时代国际文化权力竞争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拓进的步伐,西方国家纷纷转向网络阵地。近年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屡次强调,网络是美国海外宣传的最重要阵地, 美国将争夺网络空间主导权。美国还曾利用You Tube、Twitter等网站创意成功策划了诸如“全球民主短片竞赛”“全球Twitter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旨在通过网络新媒体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的参与,在全球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2009年奥巴马就职后的首次访华策划的“博客吹风会”,也是美国拓展新媒体传播的成功案例。如今,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展国际文化传播,已成为继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信息项目、意识形态较量之后新的文化输出形式,成为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补充手段。它以国外普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作为受众,成为了解、告知、接触和说服国外大众的重要媒体。此外,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3月公布的旨在指引欧洲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面向教育的“流动的青年计划”和面向数字社会的“欧洲数字化议程”。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大国”的目标后 ,于1996年公布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2014年推出了“酷日本战略”,都将其国际战略与互联网发展结合起来。时至网络时代,从语言与教育输出到各类文化产品, 包括影视作品、报刊、广告、广播等纷纷触网,给目标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在现实层面上,以打造“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为目标的大众化传播渠道建设,需要结合目标国网络建设的实际,综合考虑以下操作路径。首先是如何与所在国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借船出海”的目的。在这方面,我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制作播出《美丽的中国》《敦煌》等纪录片的实践具有典范意义。其次是如何与所在国有影响力的营销渠道联合,以开辟网络建设、远程教育、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展等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综合文化传播渠道。再次是如何与所在国网站合作,以实现现有文献资料数字化,并提供这些历史材料的永久性访问权。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刚刚起步,线下资源的线上整合仍是未来“综合文化交流平台”建设的需要破解的难题。最后,大众传播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关注国外大众的“期待视野”,在把握国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方面,邀请国外专家参与节目制作和栏目策划不失为“内容中国化、形式本土化”的良策。
三、转型发展:给我们带来什么
转型发展为孔子学院提出的新课题,无论是输出内容的“大文化”、目标受众的精英与大众的结合,还是渠道建设对大众传播的诉求, 都因教育、文化、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缠绕而变得极其复杂。如果把“孔子学院”比作即将驶向远方的“文化航母”,那么在起航前,我们需要审慎分析: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将展现怎样的文化图景? 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复杂的问题整体上归结为“输出什么”和“怎样输出”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而这艘文化航母所能够展现的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面貌也将更加清晰和明朗。
(一)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
“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当代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引发的中国文化影响力变化的概念。前者指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影响力式微的现象,后者则是一种相反的文化运动。历史地审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不难发现,那些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圈拥趸者。
明治维新前后, 有两种教育体系并存于日本:寺子屋和汉学塾,两者都以中国经典作品研习作为教学内容,是日本教育史上中国文化最受尊崇的时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再加上甲午海战滋生的民族主义,汉学遭受空前冷遇。二战后,日本“脱亚入美”,日本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采取“对内实行单语制”“对外奉行实用主义”, 汉语教学被完全排除在日本中小学的全部阶段[26]。尽管汉语教学在二战后日本大学中开始实施,但仍是“第二外语”,且受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影响较大。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 治中解放 出来 , 在美国的 强力干预 下 ,1945—1965年的20年间,朝鲜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中国化”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从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消灭汉字”, 禁止在课堂和学校教科书中使用汉字。可见,朝鲜的“去中国化”运动深受美国的影响。1945年后,韩国把学习、使用和精通朝鲜语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再加上朝鲜战争后,东北亚军事对抗的存在,韩国国内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运动,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的国家(76.5%),加上长期的英国殖民历史 ,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和种族问题是这个殖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其中英语和汉语的角逐在1950年后导致华文学校的衰落和英文学校的繁荣, 开始了近代新加坡“去中国化”的漫长历史。作为汉语国际推广的重镇,东南亚各国的汉语教育也大致经历了二战后受挫的历史命运。据有关数据,1937年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8.6万余人, 缅甸在日本占领前的1942年华人学校达300多所,1941年菲律宾的华校126所,在校生达2.1万余人。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其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 印尼的汉语教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泰国于1957年下令禁止一切汉语教学,缅甸于1966年将华文学校收归国有,柬埔寨在1970年封闭所有华校[27]。应该说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兴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伴随着近现代中国国力衰微导致的文化影响力下降是其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我国综合国力的累积效应,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是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股“再中国化”的浪潮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逐渐兴起。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文化战略的深入发展所推动的“再中国化”浪潮也初见端倪。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共同的儒家文化观,近年来,韩国国内掀起了被称为“汉风”的“再中国化”浪潮。2004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目前韩国每天新出版10多本关于 中国的书 籍 , 专门播放 中国节目 的HAOTV、CHINATV和中华TV等电视台大量涌现。据统计, 韩国120所大学均设有中文系,每年的中文专业毕业生约有3000多人。在世界各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11万人中, 其中7万名考生是韩国人[28]。在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至今,出现了两次“汉学热”,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次是新世纪以来。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日本783所大学中开设公共汉语课的大学约700所,选修汉语的学生约16万人[29]。目前,日本是学习汉语人数最多的国家。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纷纷将汉语教育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 ,即便是在未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汉语教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随着国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汉语的经济性日益凸显,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必将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刺激中国文化的复兴。
(二)从“研究中国”到“中国研究”
姑且将“研究中国”与“中国研究”看作两种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 这两种模式因研究立场、主客定位、研究取向等的差异而易于导致对“中国性”建构的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研究中国”是一个以“他者”立场和视角、以“中国”为研究客体的话语方式,带有鲜明的赛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色彩,即西方在研究非西方世界时,以一种“地位优越”的姿态将非西方根据自己的立场设定为落后的“他者”。如果说“研究中国”形成了西方观察中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和传统,那么这种方式和传统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显然不在于是否有中国学者加入这一论域,也不可能在于其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而在于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假设与西方经验的逻辑基础,注定这一传统或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有效性悬置。长期以来,西方都以一种封闭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错误地再现中国情境以巩固自我。新近,美国学者丹尼尔·F.武科维奇在其所著的《中国与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2012年)中,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展开了审慎的观察,并以“汉学东方主义”的概念描述了“东方主义”的新形态。在“汉学东方主义”看来,“中国处于迟疑不决但不可避免地与‘我们’西方变得相同的进程中:即变得开放、开明、现代、自由。换言之,‘中国’被认为正在变得总体上与西方等同。”这里,武科维奇所要揭示的“汉学东方主义”的核心在于,将过去和当前的中国看做与理性、自由、民主的西方相对立的存在。显然,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到武科维奇所揭露的“汉学东方主义”,一以贯之的话语方式主导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关注的并非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变迁,而是其预设的优势地位,“中国观察者(或专家)的地位优越性,致使中国或有关中国的事情决不能通过挑战广为接受的思想范畴来获取优势地位。”[30]显然,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中国已成为不同于西方的、与理论逻辑不相适应的“悖论社会”。
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建设应对“研究中国”保持警惕,同时,大力推进“中国研究”,真正确立中国学术文化的自主性,避免读着“洋书”了解中国的情景。鉴于此,“中国研究”是以自我立场对自我的全新审视和把握,是一个话语自觉与自决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确立的表征。从“研究中国”向“中国研究”的转向,意味着从被动言说到主动言说和话语输出的转型,这正是“中国研究”的精神主旨。在这种知识生产策略之下,政府规划和国内学界的努力不可或缺。把学术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构成纳入政府规划在当前尤为必要和重要, 学术走出去能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学界的努力应坚持中国主位的立场,既以理论对话又以增进国际社会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简言之,“中国研究”旨在确立大国的话语生产方式。
当然,“中国研究”还要正视一个庞大的海外军团及作为后备力量的青年学者。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0年,国外共有中国研究机构185家,知名汉学学者1570多人,且主要集中在美、日、德、意、英、韩等国家1, 这些机构和人员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第一接受者,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但由于缺乏中国作为主体的问题意识,这些机构和人员在国外强大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下, 很可能难以超越既定的预设和框架,其所谓中国研究很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向国内的延伸,很容易沦为“冷淡的冷战战斗士”“过于自信的道德家”(傅高义,2004)。因此,在现实的意义上,增进这个群体特别是青年学者对作为客体的中国的直接接触,无疑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考量。某种程度上,本土知识背景使他们成为“中国声音”的国际代言人,并且形成一股强力影响西方学界全面分析、阐释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有生力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2013年“新孔子学院计划”的实施无疑是对国外“中国研究 ”的积极回应,它对中国声音的传播也终将在孔子学院未来发展中渐次深化。
(三)从“走出去”到“融进去”
在现实的层面上,文化走出去只是一国文化战略的手段,融进去继而实现文化占位、外交支持和理念博弈才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权力竞争的目标。人类文明交流史表明,文化输出的背后其实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即“世界之争表象在‘利益’、在‘势力’,而本质则在‘思想’、在‘文化’。”[31]因此,一种文化要“融进去”才能深入异质文明的内部神经。
然而,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教育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思想价值观传播的最大特点是潜移默化的、非显著性的,而它一旦确立起在异文化领域的地位,其影响又将是持久的、稳定的。美国著名的国际文化交流专家伦纳德·R·沙斯曼曾总结道,“文化交流,然后政治变化,是经过很多年在这些国家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我们无法弄清楚文化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我们深信它是其中一个因素”[32]。中国文化融进去还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那就是西方近500年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而且这一运动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在延续扩散。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压力,也是最大的外部动力:遭致外来文化“主导”和“殖民”的巨大威胁,换句话说,融进去面临重重困难。就文化市场占位而言,尽管通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基本扭转了文化贸易的逆差,但对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突破、创新和超越仍将在一定时期内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智慧。
当然,“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一个必然结果,它取决于国际权力竞争转型的实现和中国软实力输出的国家战略。21世纪以来,世界重心的东移和全球实力向新兴国家倾斜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国际权力竞争从硬实力向软实力地转型,倒逼式地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舆论的前沿。从理论上看,任何既定的文化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累积效应, 在为中国话语输出提供全方位的强大支撑的同时,也为在“异文化”间传播中国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历史终结”“文明冲突”“文化霸权”, 非传统安全以及“软实力”等后冷战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并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新面貌的今天,孔子学院不仅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软着陆的举措,更是向世界发出的和平实现“权力转移”的信号,而依靠自身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融进去, 正是当年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关键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融进去的判断,而会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33]。
8.从《孔子游春》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篇八
《孔子游春》生动地描述了孔子带弟子到泗水河畔游赏，巧借河水诱导弟子的故事，表现了孔子对学生的关爱及师生之间真挚的情谊。
文章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谊，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其教育思想透过课文也可窥一斑。
一、教育即生活。据载，孔子很重视对弟子进行系统全面的教育，他亲自整理编辑了教材—六书。但是他对弟子的教育绝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教材。他积极地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走进大自然，走近泗水河畔，让一花一草含情，一树一木开口，一山一水育理。利用生活这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教育弟子，这一教育思想同今天我们提倡的大教育观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
二、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游春》一文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谊，例如：“绿草如茵的河畔，弟子们围在老师身边，有的蹲着，有的坐着。老师拨动琴弦，弟子们跟着唱起歌来。”当听完性格不同的子路和颜回各自的志向后，“孔子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们，微微地点了点头”。当颜回弹琴唱歌时，“孔子先是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丝毫看不出孔子有半点“师道尊严”的架子与面孔，师生俨然是一种朋友关系。正是在这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弟子们才能畅所欲言，师生才能共同探讨，实现“教学相长”，这也真正体现了“教学是师生平等交往的过程”这一理念。
三、启发式的教育思想。孔子积极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思想。本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孔子带领弟子到泗水河畔去游玩，游玩中巧借河水诱导弟子。乍一看，孔子的这次教育活动是一种偶然，实则不然。我们不妨这样思考一下：春天到了，孔子为什么选择到泗水去游玩而不是别的地方？这是因为“孔子听说泗水正涨春潮”，此时的泗水正是生机勃勃的时期。那么，孔子又为什么选择有水的地方呢？那是因为孔子“遇水必观，其中一定有道理”。由此，我們可以推断，在此之前，孔子早已有了关于“水”的宏论，这次泗水之行是孔子精心设计的一次教育活动。当孔子全神贯注地凝视泗水时，“弟子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老师”。“子贡说：‘老师遇水必观，其中一定有道理，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此时弟子们已经达到一种“愤”“悱”的状态，孔子见时机已到，便引发出一场关于“水是真君子”的讨论。弟子们听后“无不惊讶”，都没想到“从司空见惯的流水中，老师竟能看出如此深奥的道理”！可见，弟子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多么深刻！
正因为弟子们深刻地受到了“真君子”的思想教育，所以孔子又因势利导，引导子路和颜回树立正确的人生志向，引导弟子在言行上做一名“真君子”。其教育可谓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