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 “福利依赖”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低保 “福利依赖”的经济分析与对策（5篇）

1.低保 “福利依赖”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篇一

如何看待“福利院院长吃低保”问题？

时事评论背景：

8月5日，有网帖称，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两名福利院院长吃低保。8月6日，记者调查得知，这并非个别现象。从2007年开始，枣阳约有40名福利院院长都在吃低保。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福利院院长吃低保”问题？

所谓低保，就是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简称。199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在1999年年底前，县级以上城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均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湖北枣阳市低保局为了挽留因工资低想辞职的多名福利院院长，决定从2007年起给约40名院长发低保金。

很显然，当地在执行低保政策的过程中，明显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其一，改变了低保金的正确用途。他们将本该发放给那些“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的低保金挪作他用，当成了“工资”发放给当地那些“嫌工资低”的福利院长们。其二，严重违反了低保金发放程序。为了确保低保资金的严格发放，国家早已于1999年10月出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申请享受低保资格的审查、发放程序、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以及对公职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很显然，枣阳市没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查享受低保人员的资格，在打“擦边球”，将不符合吃低保规定的人员纳入了低保范围。其三，存在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之嫌。大家都知道，低保局和福利院都属民政系统，也正是因为如此，低保局才利用职务之便，在明知“合情不合规”、不可为的情况下，违规为40名福利院院长办理了低保。

诚然，枣阳市低保局为40名福利院院长办理了低保，或许是真的想挽留这些嫌工资低的院长们，或许是有难言之隐，也或许是迫于外界某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但不管怎么讲，同情归同情，难言之隐归难言之隐，一码归一码，二者不可混作一团。如果这些福利院院长的工资真的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工资低，为了挽留他们，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但绝不能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于不顾，肆意妄为。

给低于城市生活最低生活标准的人群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党和国家针对城市失业人员而采取的一项救助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治国理念，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从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既然受当地党委和政府之托，深受人民群众所信任，就应该在办理低保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做到不错不漏、不偏不倚，尽 1

职尽责地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落实好、执行好。

如果仅仅是出于想挽留他们，违反规定为本不符合政策的人员办理低保，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于其他人来讲显然极不公平。试问：作为吃低保的福利院院长，这个“福”是不是享得太大了。

2.低保 “福利依赖”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篇二

一、出现的主要问题

㈠产生不公的问题农村低保的公平、公正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一是由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较多而吃保人数又有限, 对于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保障标准附近的农户资格认定往往难把握, 所以条件差不多的, 有人吃上了, 有人没吃上, 从而出现不公。二是在家庭收入情况调查和了解中, 申请人或多或少掺杂一些水分, 个别狡猾些的享受了低保而老实些的没能享受上。三是一些蛮横无理的“难缠户”无理取闹, 乡镇和村干部扭不过怕上访而享受了低保。四是有些地方相邻的几个村子, 穷村的富户状况还比不上富村的穷户, 但是富村的穷户能吃低保而穷村的富户则认为太不公平。五是整户纳入制度不合理, 比如, 张三一家四口人, 三人残疾, 生活困难;李四一家六口人, 一人残疾, 生活一般。结果李四家领到六口人低保, 而张三家才领到四口人低保。六是有的家庭因为强势人员影响个别弱势人员没能享受上低保, 而有的家庭因为个别弱势人员让多名强势人员全部享受了低保。

㈡引起不满的问题一是在识别低保对象中, 由于申请者情况各有千秋, 所以实际考察中高估或低估收入的情况时有发生, 从而引发各种不满。二是边缘人群难以区分, 而边缘化的人越多, 心理失衡现象越多, 这就好比圆的半径越大它的圆周也越大。三是许多人认为额外的收入不拿白不拿, 他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四是各乡 (镇) 、村在实际操作中多数采用“评议为主、测算为辅”的方法, 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和局限性, 使一些不该享受的享受了, 从而引起不满。五是部分村干部作风霸道, 我行我素, 不顾民意。

㈢监督不力的问题农村低保中社会监督和制度监督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实实在在的贫困人口往往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或者智力、性格的原因, 维权意识和能力较弱, 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保障。另外, 部分乡镇、村干部在对待低保户问题上, 有的抱着成人之美, 加之人情关系有时也比较难处理, 经常出现人情保、关系保等问题。

㈣矛盾不断的问题在基层低保工作中村干部和乡镇包村干部常常面临很大难题, 顶着各种矛盾做工作。一是低保工作主要靠基层, 而基层工作直接要面对群众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 各种各样的情况, 矛盾本身众多。二是给钱的矛盾要比收“皇粮”的矛盾更多。农村低保对象资格认定主要的依据是计算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而农民收入又具有其自身复杂的特点, 难以精细测算和核查, 不像城市居民只要下岗就行—宁可有人错吃但不会缺少有力的依据。三是农民每年收入受自然灾害、季节因素影响较大, 甚至还没有更科学的依据确定不同农产品及农、副业的收入, 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也不好计算, 所以条条框框越细矛盾越多, 大多按照“相对弱势”的群体来确定标准比较简单易行。四是农村比城市透明度更高, 低保金的发放比城市低保更容易引起不公和不满。

㈤存在不道德的问题一是在现实中, 不少群众误以为, 只要进入低保就可以不劳而获或者长期享受“馅饼”待遇, 他们以种种原因拒绝勤劳致富, 这样贫困的人口会永远“相对贫穷”, 完全依靠政府的低保来维持生活, 最终好制度更容易养一批穷汉和懒汉, 形成“懒人发低保, 勤劳致富发牢骚”。二是农村低保对象资格认定的主要依据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所以有的农户为了获得低保采取逆向选择行为, 把父母与子女分开, 让父母单独申请农村低保, 而把法律规定的子女赡养义务推向政府。三是有些享受低保的人员常常因为吃低保而沾沾自喜, 甚至还说别人的风凉话。

二、破解难题的几点对策

低保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无论是从发展经济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来说, 都必须及时解决好一些出现的问题。

㈠“以人为本”创公平, 解决整户纳入不合理的问题农村低保制度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就是按人保障。现阶段, 把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一般家庭中的特殊人员和特殊困难家庭的全部人员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前者如重病、残疾、年老、体弱、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后者如五保户、主要成员严重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而无生活来源的困难家庭的全部人员。按户保障实质上是特殊的按人保障。

只有实行以人为本, 才能利于户户和谐, 才能减少边缘群体的不满心理。其一可以解决为获得低保把年老父母推向社会和政府的逆向选择行为, 让低保理念回归到政府救济与家庭赡养、抚养相结合上来。其二可以打破以家庭为单位“吃低保大锅饭”的现象。其三由于低保政策是一个的相对政策:对一个地方而言是救助该地方相对贫困人口, 对一个村子而言是救助该村子相对贫困人口, 所以只能“以人为本”。

㈡“以动态管理为策”促发展, 帮穷又不养懒农民低保应该是动态的过程。由于维持农民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农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应该动态管理为策。其一低保标准应不断变化, 低保人员应适时调整, 至多一年要调整一次, 要建立年度核查制度和低保对象跟踪管理制度, 做到低保对象有进有出, 确保真正困难的低收入家庭享受低保, 不再困难的家庭脱离低保。其二有利于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多层次、多标准的低保线标准, 不搞一刀切。制定标准既不能过高, 使一部分人产生依赖思想, 影响其他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不能定得过低影响了解决困难群众温饱问题的实际效果。其三能创造公平机制, 帮助贫困户自力更生, 勤劳脱贫, 防止“养懒现象”发生。

㈢“以分类救助”为原则, 尝试“缩低增养”和多措并举由于边缘化的人越多, 心理失衡人员越多, 制造的社会矛盾越多, 所以随意扩大低保面是不足取的。低保是一项兜底的社会救助政策, 应和其他救助方式有效衔接和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让低保制度政策目标仅仅限于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帮助解决吃饭和生存问题的那些人。

1. 按照“重点对象重点保”的原则施保, 将五保户、丧失和严重缺乏劳动能力的大病重残者且无生活来源、法定赡 (扶) 养人没有赡 (扶) 养能力的家庭列为主要施保对象, 实行重点救助或供养, 真正把低保资金用到最困难、最需要救助的人身上。在此基础上, 尝试“缩低增养”政策, 即:尝试适度缩小低保的保障面, 减少边缘人口的意见;同时逐步实施和增加养老保障程度, 实行农村普惠政策。

2. 按照“一般对象一般助”原则分类救助, 多措并举。⑴对突发天灾人祸造成生活特别困难以及处于低保边缘的困难群众, 政府应积极采取临时救助予以帮扶。⑵相关部门要以农村低保制度为基础, 统一搭建医疗、教育、住房、扶贫开发等专项救助和临时救济为平台的“新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⑶对有子女就读各种学校的困难家庭, 教育部门要给予必要的帮助。⑷对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人口要移民搬迁, 避免影响了低保制度的合理性和保障功能。

㈣“以评为尺”量贫富, 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一是“县评”大的标准。县 (市) 、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具体标准。二是“村评”户的标准。采用基层组织摸底、群众评议、收入核实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农村低保对象。确实把低保工作做实、做细、做准, 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政策要能服人, 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等不规范的做法;必要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与少生快富、积极交纳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挂钩, 体现权利与义务结合, 避免因多生而贫穷、因疾病而贫穷的现象出现。三是“户评”人的标准。在确定农村低保对象与范围上依靠当地群众, 坚持把家庭收入的科学测算与群众的“民主评议”结合起来。从熟知的邻里乡亲中找出最困难的家庭和人员, 对因人为原因, 如有劳动能力和责任田而不耕种、经常赌博、花钱奢侈造成家庭贫困的均不得享受低保。

㈤“以和为贵”创氛围, 使好政策变为民心工程低保政策虽不能作为化解农村矛盾的手段来随意使用, 但是必须创造低保制度本身的良好氛围。⑴强化舆论造势, 做好低保对象勤劳致富的教育。鼓励社会救助和低保户劳动自救, 让他们树立发展意识, 不断增强自保、自助、自救的能力, 激发他们的活力, 使其具有“造血”功能, 减少群众意见和社会压力。⑵县乡领导把低保工作列入重要议事议程, 经常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防止村干部制造不公。⑶全面宣传低保政策的主要内容, 引导低保对象正确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共同做好低保工作。

摘要：农村在实施“低保”过程中不断产生一些问题, 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3.低保 “福利依赖”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篇三

1.1 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根据对河北经贸大学各年级学生的抽样调查, 结合访谈法、问卷法等方法, 结果显示所有在校大学生均拥有1 部以上手机, 其中50.6%的学生手机处于24 小时开机状态, 每人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平均超过10 小时, 93.2%的学生会在无聊时翻阅手机代替做其他事务, 70%的学生月消费在50 元以上。

具体来说, 在手机使用功能上, 通话、聊天工具、浏览网页使用率最高;游戏、拍照等娱乐功能也是手机依赖的重要因素, 其综合使用频率高达91.3%。在男女比例上, 女生较男生更容易花费大量时间在通话、聊天、网购等功能使用上。在年级比较上, 绝大多数学生初次远离父母和同学朋友, 主要依赖手机进行联系, 所以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在手机依赖方面表现得略为显著。

通过数据显示, 手机已成为大学生日常通讯、学习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物件。大多数学生选择机不离身, 如若没带手机则会出现魂不守舍、烦躁焦虑, 甚至寝食难安的消极情绪;即使手机常带身上, 并无任何信息提示, 也会频繁不由自主地进行翻看, 否则会有偶然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不得不说, 手机依赖在大学生中已经普遍存在, 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1.2 大学生手机依赖成因 ①大学生自身因素。首先, 大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完结阶段, 其自我控制与自我管理能力有着明显不足, 这是导致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的内部根源。其次, 大学生有较强的依赖感, 当周围同学都有高档品牌手机或都沉浸在手机娱乐活动时, 会引得他们跃跃欲试;究其原因, 是从众心理、虚荣心和攀比心在作祟。最后, 个体的人格特征也是内在因素之一, 性格内向、自卑、孤僻、敏感和低自尊的人群更容易患上“手机依赖症”。②外界环境因素。一方面, 手机与互联网的完美结合, 使大学生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通讯、购物、吃饭、找兼职等都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来实现;可以说, 信息内容的具体化、手机功能的多元化, 不断满足着大学生娱乐、交往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另一方面, 社会支持的缺乏也是造成手机依赖在大学群体中泛滥的重要外在因素, 当自身缺乏关爱、与家人朋友沟通减少时, 手机依赖的程度会大大增加。

2 手机依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2.1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如今, 庞杂而泛滥的垃圾信息、欺诈信息和黄色信息充斥着网络, 冲击着大学生尚未形成的价值观和尚未稳固的政治信念。对于喜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而言, 网络词汇、网络行为成为大学生们竞相追逐的“日常典范”。长而久之, 良莠不齐的手机文化悄然侵蚀并改变着大学生的主流思想,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挑战。这些负面信息使他们放任自我理想、自我行为的约束, 以致缺乏社会责任感、缺少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辨别, 从而影响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2 对主体行为的消极干预长期的手机依赖不仅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削弱作用, 还会在此思想的引导下, 消极干预大学生的行为模式。长期沉溺于手机聊天、游戏及其他网络中, 会明显降低课堂学习效率、产生懈怠消极的学习情绪、影响实际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长时间的手机依赖, 还可能造成他们的行为冷漠与迟缓, 面对挫折和矛盾时无法正确回应, 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无法做出正确抉择。如此以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失去可植入土壤, 大学生行为模式会偏离正确的价值轨道。

3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对策

3.1 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与自我管理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 化手机依赖的消极影响为积极动力的关键就要塑造大学生自身, 端正其态度, 通过价值引导发挥手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 高校可通过班会、辩论赛和心理健康讲座等形式开展手机依赖危害与正确使用手机等宣传工作, 让学生对自身手机依赖行为进行自我定位与纠查。另一方面, 学校应适当开设大学生媒介素养与文化修养课程, 培养信息分辨处理能力, 强化信息伦理道德,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使大学生个人道德素质得到全面升华。在此过程中, 应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 将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主体, 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 承认其自我控制与管理能力, 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2 高校创新手机媒介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新平台新形势下, 大学生手机依赖已成不易扭转之趋势。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要在批评教育、加强管制的同时, 擅于利用手机的正面功能, 构筑现代高校教育的新型平台。对此, 应加大手机QQ群、微信等通讯功能的思想政治传播内容与宣传力度, 以幽默信息、温馨提示等新颖的、符合现代大学生身心特点的形式将红色思想传播出去;同时, 建立新型的师生交流与学生管理平台, 利用手机便捷与私密的特性, 实现活动信息发布、事件通知、互动联通、意见反馈与家长参与等多功能的整合, 开展丰富多彩的手机网络活动, 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开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与新系统。

3.3 加强政府、媒体等社会监管力度手机这一半新型媒体推动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若要有效抵制手机依赖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作为外部支持力量的政府与媒体, 加强监管职责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政府应与时俱进, 及时制定并更新移动网络管理制度, 严厉打击利用手机、互联网等媒介散布反动、黄色等信息的犯罪行为;二是加强媒体监督, 通过大学生赖以信任的新闻媒体, 发布积极正面的社会信息, 实现手机与其他媒体的彼此互动、互补协作、资源共享, 形成具有深度与广度的舆论合力。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大学生自我、学校与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 全面实现手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与新平台。

摘要：随着手机的普及与科技的精进, 大学生日渐形成手机依赖习惯, 已严重影响到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及成因的分析, 深刻剖析手机依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并提出干预对策, 从大学生自身、学校和社会等三方面阐述如何利用手机依赖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杜立操, 熊少青.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调查及干预对策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9 (7) .

4.低保 “福利依赖”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篇四

关键词：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资金统筹,预算管理

一、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界定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民政部门下属的福利院, 养老院, 荣誉军人医院, 烈士陵园等单位。由于大多数事业单位隶属于政府部门, 其使命是执行由政府决策所确定的公共服务, 其权威间接来源于政府的公共行政权力。非营利性, 提供公共服务, 主要由政府投资是事业单位的基本特征。国外虽有类似的社会组织, 但都没有这一称谓, 一般把其包括在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组织, 第三部门中。

二、目前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的问题

目前, 社会福利机构财务管理的现状并不乐观, 财务问题较多, 目前社会福利机构的财务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 监督力度薄弱

财务账目没有按财政部门的要求规范建立。由于社会福利机构的特征和其开展活动的特点, 使得许多社会团体对其财务不重视, 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没有规范的财务账目, 部分财务制度也是摆设, 并没有严格按制度操作。

(二) 普遍没有配备专职财务人员

有些机构负责人法律认识不到位, 在配备财务人员上轻率从事, 认为社会福利机构财务管理工作比较简单, 财务人员可有可无。因此, 往往直接从相关部门抽一些财务人员兼职担任社会福利机构的财务工作, 甚至有些机构任用无会计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 有的会计, 出纳一人兼, 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

(三) 财务信息透明度不高

我国的社会福利机构行政色彩较浓, 使福利机构习惯于只对上级机关负责, 从而忽视对其他资金提供者的责任承担。除非捐赠人有要求, 否则福利机构一般不会主动说明资金使用情况。

(四) 进行营利活动所得的收入未用于章程所规定的业务活动

社会福利机构是一个特殊的法人组织, 政府政策相对倾斜, 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有些人利用这些优势, 钻政策的空子, 打着社会福利机构的招牌, 从事盈利活动获取的利润, 以工资及奖金的形式进行分配, 严重地违背了社会福利机构成立的宗旨和目的。

(五) 社会福利机构发展面临资金缺乏

具体而言资金缺乏是许多社会福利机构所面临的问题, 资金的缺乏使得其没有应有的财力实现为公益服务的社会使命。虽然国家财政已加大拨款力度但仍不能满足机构目前的资金需求。而且, 即便是财政拨款及时、足额、到位, 福利机构对这部分拨款的使用效率极低, 对收到的民间捐款的使用方向和用途也不明确。

(六) 资金的缺乏导致人才缺乏

当前社会福利机构非常缺少高素质的人才, 由于资金缺乏, 相对于企业和政府组织, 社会福利机构的经济待遇一般较低, 因而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吸引力相应降低。

四、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福利事业单位自身特征方面的原因

1. 责权利不是十分明确。

对社会福利机构而言, 由于不存在利润指标, 对各部门的职责履行的情况难于考核评价, 因而对各部门的责权利也就无法十分明确。

2. 所有权形式特殊。

社会福利机构不能对其资财权益进行转让、出售,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按资财提供者的要求来运作、管理和处置资财。资财的提供者不期望收回或据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 因而社会福利机构通常不进行损益的计算, 也不进行净收入的分配。

3. 不存在利润指标。

社会福利机构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在社会福利机构财务中通常缺少利润这一指标, 这使得管理的系统性受到损害:管理人员经常难以就各种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达成一致;对于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也难以确定;分权管理的操作难度加大, 许多决策不宜下放给中下层管理人员。

4. 顾客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社会福利机构不依靠从顾客那里获取的服务收入来维持生存和发展, 它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接受民间捐赠和公共部门支持。社会福利机构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提供的服务, 其收费是低水平的甚至是免费的, 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来收费。

(二) 财务管理方面原因

1. 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

福利单位财政管理混乱, 财务责任不明确。主管部门多重监督管理, 几套体系同时运转, 导致谁都负责, 又谁都不负责。导致财务责任错位, 官员利用权力, 把公共权力变为私人利益。公众对政府缺乏监督, 政府也缺乏对福利部门的监督。

2. 财务管理观念、目标、技术方面的问题。

福利事业单位应该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但是根据公共选择理论, 官僚是理性经济人, 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 而非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垄断环境下, 垄断导致信息封锁和信息不对称, 官僚利用其信息优势, 使预算最大化, 支配资源最大化, 任意支配资源, 不考虑供求关系, 超出需求, 预算结余时突击支出, 导致官僚部门运行效率低下。

(三) 资金统筹方面

1. 缺乏对民间资金的系统筹资。

我国大多数福利机构多为政府兴办, 其业务经费和职工工资均由政府拨付, 工作没有很好的动力, 而大多数福利机构仍然习惯于坐吃皇粮, 等靠要思想严重, 严重缺乏自主筹资意识, 对民间资金长时期以来是一种很消极的态度。

2. 缺乏科学合理的资金运作。

(1) 资金拨付不及时, 福利机构要钱需通过民政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 需要时间, 导致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发生。 (2) 福利机构自身预算水平低, 对于某些用款项目预计不准确, 超预算情况时有发生。

对社会捐赠款项的使用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 机构会按照自身的需要自主使用。一是因为数额占资金比例很小, 机构虽然单列科目管理, 但使用上不够规范;二是单笔数额较小款项的捐资人一般不会指定资金的用途。

五、针对社会福利机构财务状况存在问题的相应对策

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是社会福利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研究社会福利机构财务管理制度的要点, 有助于加强社会福利机构的财务管理, 为了提高筹资能力, 走出财务困境, 针对上述问题,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采取如下相应对策,

(一) 完善社会福利机构的组织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的组织机构不仅包含行政方面的人员如总裁、项目干事、主任, 也包含董事局、理事会、委员会等成员。组织机构的完善性非常重要。完善的行政机构有利于制定并实施合理的工作方案, 有效地筹集实现社会使命所需要的资金。

(二) 加强预算管理, 改进财务管理制度

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制度的核心, 是政府分配资源方式的具体体现, 也是对社会福利机构进行财务控制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考虑社会福利机构战略目标的基础上, 对预算内容进行具体化, 细化, 提高预算水平, 这样可以增强预算管理方式的合理性, 增强社会福利机构内部财务控制能力和资金利用效率效率。

(三) 争取外部援助

外部援助是社会福利机构资金的重要来源。争取外部援助需要做好三个方面:

1. 与政府合作。

政府不但可提供经费及其他资源, 还可以给认同, 给道义方面的支持。政府的认同及道义方面的支持, 能够使社会福利机构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有利于社会福利机构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外部援助。

2. 寻找企业合作伙伴。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界紧密的合作关系, 对双方都有益。社会福利机构可以得到资金与财物的援助, 从事良好的活动, 还可吸收企业的员工作为志愿者参与公益事业。企业则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企业的社会公益成绩, 完全可以帮助企业的营运取得更佳的成效, 鼓励公司的员工更投入他们的工作, 使优质的人才不致流失, 增加公司的收益,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3. 面向社会公众募捐。

这是社会福利机构获取外部援助的重要途径。在进行募捐时, 应当为捐赠者提供足够的、至少能使其用来进行抉择的真实准确和没有故意误导的信息。要使募捐取得好的效果, 公益项目的选择以及社会公信度非常重要, 募捐的方式应当灵活多样。

(四) 扩大自创收入

自创收入是指社会福利机构通过提供产品或劳务而向消费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而从受资方取得的收益。在我国香港, 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中自己创收约占40%多;在美国, 1995年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服务收费, 服务收入占收入的56.6%。然而, 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收入来源中自创收入的比重还相当低。

清华大学研究所于在全国范围内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调查问卷表明,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平均收入结构中, 营业性收入仅为6%。扩大自创收入, 应当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方向。自创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

(五) 加强监督机制, 提高财务状况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福利机构收到的公益性捐赠财产, 利益归属上的复杂性, 所涉利益主体的多样性, 还有其目的的公益性, 都决定对其监管的必要性。而且决定了对其的监管必须是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并重的督模式。

1. 政府监督。

福利机构是一种公共资源,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甚至是福利机构资金的直接供款者, 介入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从监督主体上看, 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部门、税务部门、审计部门等政府机构来实现。从监督内容上看, 从登记管理、过程运行、到机构终止各个环节都有政府的监督在发挥作用。

2. 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而信息披露是社会监督基本前提。信息披露的内容, 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

(1) 财务信息, 即对资金使用情况信息的公开, 主要体现为财务会计信息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以便公众评价其资金使用的正当性;

(2) 工作程序信息, 组织设置和行为的具体工作程序, 公众用于评判其组织机构设置和运行程序的正当性。

(3) 项目运行效益信息, 中立的社会组织对项目效益进行评价之后, 慈善组织应该将评价结果予以公开;

(4) 确定实际受益人信息, 包括实际受益人的确定标准、申请程序、审查程序、确定后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异议途径等, 使公众据以判断实际受益人的相关性和适当性。社会监督虽然是一种非正式监督机制, 但它使每一个对该组织关心或有疑问的人都可以对它进行检查、监督, 一旦被发现问题, 则会受到严格的处罚, 相当于给了非营利组织一个强烈的自律激励。所以其操作成本低, 实行有效, 社会效益好, 起到正式监督机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六) 采取措施, 改进绩效评估制度

改进社会福利机构的绩效评估制度, 通过各项绩效考核指标客观评价工作绩效, 可以提高组织整体工作效率, 提高工作员的积极性, 发挥社会福利机构资源的最大效用, 使社会福利机构得以生存, 发展, 壮大, 实现其最大的价值。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推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项目支出绩效考评暂行办法》, 在通知中, 提出了一些关于绩效考评的具体办法值得借鉴, 比如:

1. 比较法, 指通过将执行结果与立项目标、项目实施前后的不同情况、同行业不同地区同类支出进行比较, 综合分析考核立项目标完成情况的考评方法。

2. 因素分析法, 指通过对影响项目目标执行结果及所支出成本的各项因素进行分析, 综合考核立项目标完成情况的考评方法。

3. 公众评价法, 指对无法直接计量其产出效果的支出, 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 对各项考评内容完成情况进行打分, 并根据分值考核立项目标完成情况的考评方法。

4. 成本效益分析法, 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考核立项目标完成情况的考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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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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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新艳慈善捐赠财产的监管制度研究[J]200603

【9】美国:社会选择下的基金监督网[J]国外财经200207

【10】江月美关于福利机构管理的几点思考[J]中国民政200603

5.低保 “福利依赖”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篇五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指的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表明“历史关系到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件严重取决于既存事务状态的细节, 并依次表现为既存事件状态的结果”。在长期中, 路径依赖可以使动态系统的演化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沿着既定的路径前进, 经济、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另一种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持续下滑, 甚至被锁定 (lock in) 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 并导致长期停滞。而一旦进入“锁定状态”, 要想抽身而出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从实践看,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中国已具备了一种较强的“自我强化趋势”这种趋势表明, 中国经济对粗放型增长方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路径依赖”。有关这一判断,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证实。

第一, 增量资本产出比率 (ICOR) 状况不断恶化。根据吴敬琏的研究, 我国的ICOR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高的, 大致在5倍左右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 投资效率获得了相当大的改善, 20世纪90年代初, ICOR值曾一度达到非常低的水平, 大约是2左右。可到了1995年以后,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开始急剧上升。吴敬琏等指出, 21世纪头三年我国ICOR的数据是5, 而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 我国最近3-5年的ICOR值又达到了5-9。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拉动, 仍然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外延型或粗放型的增长。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第二,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EOEC) 居高不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测度一个国家经济粗放程度的重要标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越大, 说明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强度就越高, 经济增长利用能源的效率就越低, 反之则越高。有调查显示, 2001年以前, 除去20世纪80年代的个别年份, 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保持在1以下, 即能源消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 可到了2002年, 该弹性系数却猛然从2001年的0.47升高到1.19, 2003年再上升到1.42, 2004年此系数已经超过1.6。2005年后,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2001年的水平。这表明,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如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 相反经济增长对各种资源、能源的消耗程度有了不断增加的趋势, 经济粗放增长的倾向不断得到强化。而一旦能源供应的增长因资源约束而降低, 经济增长速度势必会大幅滑落。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注:1978-2003数据来源于王梦奎.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2006-2020.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2004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能源消费增长率 (15.2%) 与经济增长率 (9.5%) 比值计算得来。

第三,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增长率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越高, 说明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的改善, 经济系统的集约化程度也就越高;反之, 说明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投入要素 (如资本和劳动力) 量的增加, 经济系统的粗放程度也随之就越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如图3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2-2005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轨迹.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通过图3我们了解到, 1993年以来, 我国TFP增长率总体上是呈现下降趋势的,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00年才有所缓解, 随后出现不断升高的势头, 然而好景不长, 从2003年起,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TFP增长率又开始出现持续并且加速下降的趋势。另据夏祥谦等 (2011) 研究, 在1979-2008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9.46%, 而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则高达90.54%。这一切表明,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要素配置来实现的经济增长, 相反, 它主要是由高资本投入驱动的, 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

二、我国经济对粗放型增长方式形成路径依赖的机理分析

(一) 扭曲性制度的自我强化与粗放型经济的扩张

对于企业而言, 究竟选择哪一种要素投入和组合方式, 取决于不同方式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净收益的大小。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存在某种扭曲的制度结构, 使企业采用粗放型生产获得的收益比采用集约型生产获得的收益还要高, 其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对其产生“适应性预期”, 并不断加入到粗放型生产的行列。如此, 宏观层面的粗放型经济虽然是无效率的, 但对每个微观企业却是有利可图的, 正是这些制度政策造成了我国经济对粗放型增长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路径依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建立了一整套土地、劳动力、资本、汇率等要素的低价政策和无偿划拨制度, 然而伴随体制转轨, 上述制度政策并未得到及时变更, 而是依然以一种极低的价格被出售使用;另外, 由于我国能源市场体系的不健全, 使得诸如煤、电等能源的价格并不能反映其全部生产成本, 市场价格远远低于真实价格。这样一来, 企业便可以依托现有的制度和政策缺陷, 以较低的投入成本进行符合其偏好的生产。企业原本只能依靠改进技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才能达到降低单位成本的目的, 现在却可以借助扭曲的制度结构加以实现, 这势必会降低企业改进技术水平、进行集约化生产的动力, 并造成经济效率的长期低下与资源的大量浪费。此外, 由于我国在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的不严, 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给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很少被算入生产成本, 这无形之中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大大刺激了企业的粗放型生产行为。

(二) 政府的认知性路径依赖与经济的粗放型增长

从我国实际来看, 认知层面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以GDP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的延续。现有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干部考核任用制度, 使许多官员片面追求GDP的增长, 各级官员利用本级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 大力发展那些短期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增加经济规模的高消耗、高污染工业项目, 从而为粗放型经济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

其次, 旧式“全能主义”治理理念的延续。长期以来, 受历史环境、文化传统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的影响, 各级政府在治理理念上一直受“全能主义”的影响, 这种理念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 实施所谓“高度集权、高度计划”, 它使政府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了一些只有在计划经济时期才有的权力, 特别是对土地、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控制权, 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 资源配置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最后, 传统“赶超型经济战略”的延续。改革开放以前, 受国际、国内双重局势影响, 我国推行了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经济战略”, 这一战略虽然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但其成本也非常之高。由于推行了这种战略, 我国形成了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 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缺乏激励的微观经营机制。同时因为工业部门受到高度保护和补贴, 致使企业无心进行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 进而使经济的粗放式增长得到延续。

三、改变我国经济对粗放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

经济增长要摆脱对次优路径的过分依赖, 实现“路径替代”, 关键是要确定形成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的性质, 即具有自我增强特性的原始路径是否具备可转移性与可逆性。要改变我国经济对粗放型经济的路径依赖性, 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 制度创新:消除扭曲性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

首先, 完善各类要素的价格体系, 调整资源、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成本低廉是造成我国粗放型经济得以继续生存的主要原因。要转变这种态势, 就得加大各方面的改革力度,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 (如土地、资金、能源等) 的价格回归市场真实水平。只有推进市场化改革, 减少政府干预和限制, 让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 生产要素的价格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

其次, 健全完善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立将环境要素考虑在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 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让国民幸福总值 (GNH) 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相比GDP, GNH关注的是国家民众幸福感的获得, 将此作为政绩考核标准, 能够有效遏制政府官员对GDP的崇拜问题, 进而为我国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最后, 加强有关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规制建设。一套完善的社会规制体系 (如资源消耗标准、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能够使粗放型生产付出高昂的违规成本, 而企业为了达到社会性规制标准的要求, 就会主动在技术创新、更新设备与加强管理等方面做出努力。

(二) 理念革新:改变政府的认知性路径依赖

首先, 摒弃传统发展观, 树立科学发展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惯性仍然非常强大的情况下, 仅仅依靠一般的市场参数调节和技术标准调节是不够的, 仅仅依靠政府调控管制内容也是不够的, 必须进行发展观念上的深刻反思, 树立科学发展观, 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

其次, 改变“全能主义”的治理理念, 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弱化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职能, 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 推进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破除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作风, 强化服务理念。

最后, 放弃“赶超战略”, 发挥比较优势,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从我国资源禀赋实际出发, 放弃“赶超战略”, 发挥比较优势。只有这样, 政府才不至于再用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扭曲要素价格体系。

参考文献

[1].Malcolm Rutherford.Institutions inEconomics:the Old and the Institutional-ism[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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