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年终奖与个税的那些事儿

盘点年终奖与个税的那些事儿（2篇）

1.盘点年终奖与个税的那些事儿 篇一

元稹与薛涛、杜牧之间的那些事儿

三十七岁那年，韦皋死，李德裕任剑南节度使。他与薛勋有同窗之谊，将薛涛在官妓中除名，并在万里桥边枇杷巷内造幽雅别致的“吟诗楼”，供薛涛居住。其间，她写下不少怀旧、抒情的优美诗句，如：“长来枕上牵情思，不使愁人半夜眠。”“何处江上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

孤苦一生，梦中又听见迎郎曲。

诗人王建曾寄诗薛涛：

万里桥边薛校书，

枇杷花下闭门居。

扫眉①才子知多少，

管领春风总不如。

拜访吟诗楼的才子，比春风吹落的花瓣还要多。

这不，青年才俊杜牧也赶到成都，专门带美酒到吟诗楼。此时杜牧已凭《阿房宫赋》闻名天下。

一番寒暄，杜牧看着墙上挂的侍女屏风，诗兴大发，作《屏风绝句》：

屏风周昉②画纤腰，

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

拂尘犹自妒娇娆。

① 扫眉：描画眉毛。

② 周昉，唐代画家。

画上美人因岁月销了几分姿色，但仍让拂尘赏画的佳人心生妒忌。

诗中隐含对薛涛的同情和赞美。薛涛不禁抚今追昔，泪湿衣襟。杜牧不再言语，将美人拥入怀中。第二天，薛涛送走杜牧，写下《赠远二首》：

芙蓉新落蜀山秋，

锦宇开缄到是愁，

闺阁不知戎马事，

月高还上望夫楼。

扰弱新蒲叶又齐，

春深花落塞前溪，

知君未转秦关骑，

月照千门掩袖啼。

望夫楼上，望着别人的丈夫，该是多么凄凉。

遇元稹：夜深同花说相思

杜牧走后，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蜀地。他早闻薛涛的艳名，意欲造访。司空严绶成人之美，邀薛涛前去与元稹会面。

那是暮春三月，两人在梓州结识。一见面，薛涛走笔作《四友赞》，赞砚、笔、墨、纸云：

磨润色先生腹，

濡藏锋都尉头。

引书媒而黯黯，

入文亩以休休。

元稹看完这首诗后大为惊服，接着便与大他十一岁的薛涛同居。薛涛在此期间作《池上双鸟》：

双栖绿池上，

朝暮共飞还。

更忆将雏日，

同心莲叶间。

绿池之上，双宿双飞。只是好梦难续，一年后元稹返回京都。日久思长，薛涛寄“深红小笺”，元稹在笺上作《寄赠薛涛》，托人捎回：

锦江滑腻峨嵋秀，

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

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辞客多停笔，

个个公侯欲梦刀①。

别后相思隔烟水，

菖蒲花发五云②高。

双峰立于滑腻的锦江，

不禁让人浮想。

薛涛回《寄旧诗与元微之》，其中有“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的表白。

回京后的元稹仕途得意，纳妾娶妻，对薛涛的“别后相思”渐渐淡如“烟水”。

后来，元稹有意接薛涛过去一起生活。但就在这时，迷人的刘采春与丈夫一起上元府献艺。刘采春擅长演参军戏③，又会唱歌，元稹赞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于是，元稹没去接薛涛，转而跟刘采春好了七年。

① 梦刀：官吏升迁之典，高升的`梦兆。

② 五云：五色瑞云。

③ 参军戏：古代戏曲形式，内容以滑稽调笑为主。一般是两个角色，被戏弄者名参军，戏弄者叫苍鹘。至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除男角色外，还有女角色出场。

与薛涛交往的名流才子甚多，如白居易、令狐楚、张籍、杜牧、刘禹锡等，都与薛涛有诗文酬唱，而她念的最多的应是元稹。元稹离蜀后，薛涛满怀的幽怨与渴盼，汇成《春望词四首》：

其一

花开不同赏，

花落不同悲。

欲问相思处，

花开花落时。

其二

揽草结同心，

将以遗知音。

春愁正断绝，

春鸟复哀吟。

其三

风花日将老，

佳期犹渺渺。

不结同心人，

空结同心草。

其四

那堪花满枝，

翻作两相思。

玉簪垂朝镜，

春风知不知。

薛涛更是渐渐由思入痴，在夜深露重时对花诉衷情，这就是《牡丹》：

去年零落暮春时，

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

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

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

夜深闲共说相思。

曾经一同赏花，曾经泪湿红笺，如今只是对花自言自语：花啊，还是你好，一直陪着我。

2.盘点年终奖与个税的那些事儿 篇二

1985年, 刘建明、童兵、郑保卫等新闻理论学者的研究生导师甘惜分, 在兰州大学新闻系讲学时以“新闻学与历史学”为题, 系统阐述了新闻与历史、记者与史家、新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并谈到两者的四点相通:均以客观世界发生的真实事实为对象;均注重客观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均需选择, 故有倾向 (犹如史家陈守实所言“史论即政论”) ;均强调才、学、识、德等修养。他举例说: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我认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 他不但对中国历史有深厚的了解, 而且非常善于在动乱中的中国抓住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他在抗日战争之前就选择了陕北之行, 他认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过艰难的长征、喘息方定而兵员很少的一支红军是决定中国的未来的力量。可以说, 斯诺是一个伟大的记者, 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1]

为此, 他还主张将新闻专业置于史学门类而非文学门类, 新闻学子授予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而非文学学位。当然, 在中国传统中, 文史不分家, 司马迁既是首屈一指的史学家, 又是出类拔萃的文学家。无论史学还是文学, 都是新闻人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中国近代以来的杰出报人, 几乎都是底蕴深厚的文史大家, 如梁启超、章太炎、黄远生、于右任、吴玉章、邵飘萍、瞿秋白、张季鸾、王芸生、曹聚仁、邹韬奋、范长江、邓拓、梁厚甫、查良镛、胡乔木、乔冠华、范敬宜……历史文学的巨擘姚雪垠, 在《八十愧言》里表达的认识, 同样适用于新闻领域:

倘若我不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不具备中国汉民族的史学修养、传统文化修养, 中国古典文学的较厚实的修养, 我不仅写不出《李自成》, 而且在长篇小说和历史小说上的一切艺术的追求和理论建树的企图都将落空。[2]202

就历史而言, 明清两朝与当代中国既靠近, 又切紧。如果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多属思古幽情, 那么明清的背影还未逝去, 在现实世界中若隐若现。美国高校的通用教科书《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 , 就将近代史上限推到明清鼎革之际的1600年, 下限则延至世纪之交的2000年。新闻传播学的史论研究也主要关注明清以降, 哈佛大学汉学家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甚至成为畅销书, 如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的生动叙事, 让人见识了一种久违的学术著述, 不过正如明史专家陈梧桐教授质疑批评的:

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 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 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 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 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片面, 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 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 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3]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教授也曾谈及类似问题:“万历朝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相对最为宽松的时期, 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 但并不是不问政, 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符合他意愿的奏疏留中了。”[4]

无论专家学者如何见仁见智, 人们对明清历史始终“关怀备至”。清朝尤其晚清自不待言, 明朝其实也一直热度不减。吴晗的《朱元璋传》、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 均属脍炙人口的现代学术经典, 而且清新可读, 不让《万历十五年》。1944年, 适逢清兵入关、崇祯自裁的甲申 (1644) 三百年, 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 连载有名的《甲申三百年祭》, 第一次用唯物史观对李自成起义的历史经验展开论述, 犀利深刻, 磅礴大气, 引起各方广泛关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甚至将它纳入整风文件。1949年, 毛泽东及其战友以胜利者的姿态“进京赶考”时, 还谆谆告诫全党同志不能步李自成的后尘。2010年,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又邀请谢国桢的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商传开讲《永乐大帝》。至于荧屏上的明清“电视剧”“历史剧”更是触目皆是。

对普通人来说, 了解明代及其社会, 除了《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外, 当数姚雪垠的《李自成》了。1963年,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问世, 一时洛阳纸贵, 可谓满城争诵, 同当年红极一时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 以及一大批红色经典一道, 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1976年出版的《李自成》第二卷, 不仅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而且通过广播小说形式, 传入千家万户, 波及穷乡僻壤, 让千千万万无缘读书的普通百姓如醉如痴。小说名为“李自成”, 实际上远非局限于一支义军及其领袖, 而是展现了明清之际广阔的历史画卷, 作者内心追求的乃是一部“历史百科全书”。

姚雪垠 (1900-1999) , 河南邓州人, 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 “七七事变”后, 与范文澜等创办《风雨》周刊, 曾以特约记者的名义赴徐州前线采访。1938年, 其成名作《差半车麦秸》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 轰动抗战文坛。新中国成立后, 从事专业创作, 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 下放武汉的东西湖农场, 最后落脚咸宁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出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等。正是戴上“极右派”帽子时, 他开始了《李自成》的酝酿与写作, 历时约40年, 最终完成5卷、300多万字的皇皇之作。在《姚雪垠回忆录》里, 他提到当初偷偷摸摸写作的情景:

我住的房间靠近大门, 房门是活动门, 没有插销, 没法关严。每听见有脚步声走进大门, 我赶快轻轻合上活页皮夹, 坐着不动。有时某位同志推门进来看看, 看见我的面前摆着活页夹, 问我在写什么, 我就回答说我在写思想检查。那时候不像“文化大革命”, 对我没有进行过搜查, 从来没有人翻看我的活页夹。等进来的同志走了, 脚步声上楼了, 我小心地重新打开活页夹, 继续往下写。我一边写一边警惕着脚步声音。[2]164

姚雪垠为了完成这部鸿篇巨制, 在忍受诸般屈辱与困顿的情况下, 对明代历史与社会进行了细致钻研, 虽然他谦称不是明史学者, 但其深厚学养并不亚于专家权威。记得上大学时, 我们系老主任邀请他来开讲座, 阶梯教室座无虚席。30多年过去了, 讲座内容大多风飘云散, 只记得老人家满头银发和一张张摘录的万余张卡片!事实上, 他除了研读600余种史书典籍并做了大量批注外, 还一一踏勘了山海关、九宫山等历史现场。所以, 今天看来, 对《李自成》的人物形象或有商榷, 对其创作手法或有批评, 但书中丰满的、立体的、活生生的社会场景, 从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到惟妙惟肖的生活细节, 则不能不令读者叹服。就拿全书开篇来说, 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文字, 一下子就使人们沉浸于浓郁的历史氛围之中:

崇祯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晚上, 约摸一更天气, 北京城里已经静街, 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重要的街道口都站着兵丁, 盘查偶尔过往的行人。家家户户的大门外都挂着红色的或白色的纸灯笼, 灯光昏暗, 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在微弱的灯光下, 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版印刷的戒严布告。在又窄又长的街道和胡同里, 时常有更夫提着小灯笼, 敲着破铜锣或梆子, 瑟缩的影子出现一下, 又向黑暗中消逝;那缓慢的、无精打采的锣声或梆子声也在风声里逐渐远去。

城头上非常寂静, 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 由于清兵已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 所以东直门和朝阳门那方面特别吃紧, 城头上的灯笼也比较稠密。城外有多处火光, 天空映成了一片紫色。从远远的东方, 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 好像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但是城里的居民们得不到战事的真实情况, 不知道这是官兵还是清兵放的大炮。[5]

2009年, 在“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上, 批评家雷达提交了一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 对“十七年”的经典进行重新评价, 《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茶馆》《苦菜花》《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李自成》等, 更是被视为一串“豪华名单”。[6]在他看来, 这些作品虽然不无内在矛盾与时代局限, 但都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受了检验。雷达还就此提出两个长期思索的问题。一是政治视角: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后, 有的作家就认为离政治越远越好, 这也是一种偏颇, 其实政治往往是成就大气的前提。二是深入生活:当年强调艺术家深入工农兵, 了解人民生活, 有时尽管机械教条, 但往往能确保其灵感来源。由此, 产生了一大批富有生活气息、民族精神、文化蕴含的经典作品, 如音乐方面的《红旗颂》《梁山伯与祝英台》《阿诗玛》《刘三姐》《长征组歌》《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东方红》《杜鹃山》等。姚雪垠能够完成这样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画卷与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图景, 也同样得益于此, 他在《八十愧言》里写道:

我从青年时代起, 逐步地明白, 要成为一个中国有出息的作家, 我必须将根子扎在中国的土壤上, 研究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特别是要多吸收中国三千多年文学史的光辉遗产, 同时要随时了解中国社会。如今我到了八十整寿时候, 想一想过去六十一年我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经验, 以上几个方面的持久不懈的学习, 对我的成就有密切关系。遗憾的是, 我的学习还很不够, 对祖国文化的基础还不够深厚, 限制了我的更高成就。[2]203

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传人, 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也源于一种时代召唤。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社会黑暗、水旱蝗汤的旧中国, 唤起一批批前赴后继的热血青年, 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严酷现实, 更是铸就一代文化人的伟岸群像, 仅看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 就堪称星汉灿烂、光彩夺目:吴玉章、茅盾、周扬、丁玲、萧军、冼星海、周立波、艾青、光未然、贺敬之、刘白羽、李焕之、郑律成、何其芳、陈荒煤、王朝闻、张庚、吕骥、刘炽、孙犁、马烽、西戎、冯牧、秦兆阳、严文井、华君武、吴印咸、蔡若虹、张仃、古元、江枫、穆青、崔巍、陈强、王昆、于蓝……从他们的精神血脉里流淌出的时代心声, 如音乐之声——《黄河大合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春节序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白毛女》等, 无不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瑰宝和迄今难以逾越的高峰。正如文化学者、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所言, “20世纪中国革命的高潮, 也是近代中国人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最为明晰的时刻” (《离不开政治的文化自觉》) 。

同这一代文化人一样, 姚雪垠身上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从青年时代就形成了积极的人生观, 晚年依然矢志不渝:

我活着, 不是祖国历史进程的旁观者, 而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当我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以后, 这一从爱国主义出发的历史责任感要求我向较高的目标奋力追求, 不管是处在什么艰难困苦的逆境中或是处在誉满海内外的极大顺境中, 我都没松懈自己的努力, 没有动摇自己的责任感。 (《八十愧言》) [2]164

特别是, 这一代文化人都锲而不舍地追寻马克思主义, 秉承坚定的信念与信仰,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安身立命的根基, 就像姚雪垠回忆的:

我从十九岁到了开封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中受到了启蒙, 而且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粗浅常识, 逐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主观条件, 可以帮助我理解明清之际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 探索一些历史规律, 而不停留在历史故事的表面, 对历史的看法也不人云亦云, 流于一般。[2]176

这样的时代特征与精神烙印, 使得这一代文化人具有一种天行健的雄浑元气, 一种地势坤的朴拙大气。以《李自成》而论, 在文学理念与创作技巧上或许不如时新作品精致、考究, 但如前辈大家所论:《李自成》第一卷的水平不在《水浒》之下, 甚至超过《三国演义》 (明史专家吴晗) ;《李自成》以明末农民起义为中心, 完成了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史学家胡绳) ;《红楼梦》以来, 还少见这样好的长篇历史小说 (北京大学教授、美学家朱光潜) ……

2008年暑期, 北京奥运会如火如荼, 我先上庐山, 再走三峡, 饱览千古江山, 重温万古诗篇:登高壮观天地间, 疑是银河落九天, 巴东三峡巫峡长, 轻舟已过万重山……玉露凋伤枫树林, 巫山巫峡气萧森;蜀江水碧蜀山青, 圣主朝朝暮暮情……借此空闲, 重读了姚雪垠的《李自成》, 由于许多故实多在长江中上游地区, 包括闯王殒命的湖北九宫山, 不由得浮想联翩、感慨不已, 既为一代英雄的悲剧, 也为这等讴歌奴隶的巨著。一篇读罢头飞雪, 陈王奋起挥黄钺。读完最后一页, 恰好船行巫峡, 同伴招呼着上到观景甲板, 眼望滚滚长江东逝水, 我不由随口对一位名校教授提了一句《李自成》, 没想到对方脱口而出的抢白, 噎得我无言以对: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后来琢磨, 或许这样的文字在时贤看来显得老套过时?或许李自成、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等已沦为明日黄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司马迁《史记》中浓墨重彩的《陈涉世家》该当何论?对此,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与复旦大学许燕博士对谈时的分析, 不能不说深中肯綮, 令人深长思之:

取消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其实并没有真正取消阶级的概念, 所谓中产阶级概念不就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吗?因此, 取消的不是阶级概念, 而是特定的阶级概念。这个取消本身当然是政治性的, 更准确地说是“反政治的政治性”。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去政治化的政治”——复旦大学许燕的访谈》) [7]

不管怎样, 重读经典, 收获良多。读完后, 意犹未尽, 于是再读顾诚的《南明史》。看似巧合的是, 两部大作均以大顺军余部在三峡的坚守与败亡告终, 睹物思人, 临风怅然。享有国际声誉的顾诚教授, 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明史专家, 被学界誉为“三好”学者:学问好、文笔好、外语好。他用毕生心血铸就的名山之作《南明史》, 同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样, 不仅均以明清鼎革为主题, 关注同样的社会历史, 而且体现了同样的唯物史观, 并具有同样的朴拙大气, 如开篇一段气势不凡:

公元1644年, 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 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 又搅合在一起, 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8]1

书中所论明末士风, 尤其让人茅塞顿开, 迥异于“人云亦云, 流于一般”的流行说辞。一般印象里, 人所熟知的东林党人俨然属于骨鲠之士、正人君子, 他们高唱的“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一直像清风明月, 一江春水, 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而实情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些名震天下的“文人雅士”, 原来并不清高, 其实并不纯粹, 对国计民生, 则往往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至于黄宗羲等所谓“清流”, 党同伐异, 唯我独尊, 褊狭偏执, 更让人联想到一些赫赫炎炎的“公共知识分子”及其左右的媒体与记者, 空谈误国, 如出一辙, 沽名钓誉, 何其相似: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 而是以讲学结社, 放言高论, 犯颜敢谏, “直声名震天下”, 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 似乎只要他们在位, 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人们常常受旧史籍的影响, 以为东林—复社人士大体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 其中光明磊落者故不乏人, 但由于明末东林—复社名满天下, 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势力, 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 变成一个大杂烩。东林—复社人士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 为独揽朝政造舆论。

直至社稷倾覆, 江山变色, 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 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 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 对弘光朝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8]

读过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对这一分析与评价当不陌生, 也不意外。

约十年前, 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学者、作家王春瑜的文章《一位学术苦行僧——悼亡友顾诚教授》, 其中描绘的一段顾诚晚年情景历历在目, 令人难以释怀:“他是越来越衰老了, 体重不到80斤。他与我同居一室, 我夜半醒来, 他还没睡着, 静静地躺在床上, 看上去, 真是形容枯槁。”[9]这位如此虚弱, 后来连上楼都有气无力的书生, 却以强悍的生命意志, 完成了一部气魄宏大的学术力作!2012年, 光明日报出版社策划出版了“顾诚著作系列”丛书, 但愿更多的人能够面对此类诚朴探求、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 流于一般”的严肃著述。

参考文献

[1]甘惜分.甘惜分自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453-463.

[2]姚雪垠.姚雪垠回忆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

[3]陈梧桐.《〈万历十五年〉质疑》.见《历史学家茶座》总第4辑;《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4]商传.从明代历史看《儒林外史》[N].中华读书报, 2013-04-10.

[5]姚雪垠.李自成 (第一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6]雷达.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N].人民日报, 2009-11-10.

[7]汪晖.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62.

[8]顾诚.南明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