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教育问题

论中国的教育问题（精选7篇）

1.论中国的教育问题 篇一

课程名称：粮食经济问题

论文题目：浅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专业班级：学生姓名：

学号：

授课教师：马强

学期：

浅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起源，主要有自然因素和制度政策因素。然后本文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和客观性，由于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粮食的需求成刚性增长，以及从国外进口有较大风险，导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最后，本文讨论了针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有关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坚持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建立粮食预警报系统，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粮食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健全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等。本文逻辑较严密，提出的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较全面。

关键词：粮食安全 对策 中国 粮食生产

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起源

有专家指出，未来我国粮食增长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科研体制不顺和科研投入不足，以及其它制度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我国的耕地以年均约２０万公顷的速度递减，人均耕地已从１９７８年的约０．１５公顷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０．１公顷左右。同时，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水旱灾害趋于加重。在过去的３年中，国内耕地净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亩。据一些学者预测，从“九五”期间到２０１０年，我国耕地预计将减少４００万公顷左右，到２０３０年预计将减少６００万公顷。因此，未来时期耕地减少将会是制约粮食生产的最基础的因素。我国人均拥有的水资源量为２３００立方米，在世界上排在第１２１位，被列为１３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约一半的国土年降水量不足４００毫米，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２０％，干旱缺水成了这些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粮食生产最为严重的瓶颈。从长远看，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完全有可能超过耕地资源。有关专家建议，要保证粮食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不断增加水利投资，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由于政府对农业科研投入的减少，以及农业科研体制的错位，导致了农业科研人员积

极性下降。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４０％的育种专家认为，我国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与此同时，农业科研成果扩散机制也问题丛生。由于经费严重短缺和组织体系支离破碎，特别是直接联系农户的基层推广组织的明显衰弱，使得大量的科研成果难以被农业生产采用。这方面的制约，将是决定未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性因素。

政府不断尝试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但是每次改革的主要动机都是要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在政策理念上，对财政负担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对粮食生产者的财政支持乃是正当的支出，故不能形成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机制。

由于生态目标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一部分已经垦殖的土地需要退耕还林还牧，所以增产只能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目前，全国共有大于２５度的坡耕地９１５１万亩。这些坡耕地基本上都是毁林毁草开荒后的产物，且大多数采用水土流失严重的顺坡耕作方式。这些地区如果继续种植粮食不仅没有比较优势，而且也不可能持续，所以“退耕还林”成了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

1．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减少，这必然导致农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下降，产量难以提高。

2．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的需求成刚性增长，导致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将由低蛋白质的谷物、蔬菜为主转为营养更为丰富的畜类、蛋类、鱼类、奶类产品，而这些高营养的食物需要更多的初级粮食转化，这样，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粮食的消耗量也会增加，这也增加了对粮食的总需求量。

3．依靠国家储备和从国外进口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粮食供需的缺口的可能性不大，且有较大风险。国家储备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将丰年供给过剩的粮食储存起来，以备欠年之用；二是从国外进口以防止国内粮食的供给不足。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粮食可能长期供给不足，国家粮食储备将主要依赖进口。从现实的供应能力来看，世界粮食市场上粮食供应潜力有限，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增产能力有限，增产成本大。但随着世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大，其风险太大，并且，世界粮食生产有很大波动，进一步增加了供应风险。[1]

三 对策

粮食安全出现的上述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诸多对策，比如：应从思想上重视粮食安全;科技兴粮;采取技术集成以实现粮食超高产;要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对农业实行政策倾斜等等。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隐患，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粮食安全的特性等出发制定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

(一)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虽号称地大物博，但真正的宜农耕地并不多，加之20多年来摊大饼式的城市化，粗放式的工业化，盲目的开发区建设都导致耕地锐减。因此，要保证耕地供应和粮食生产，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模式，对开发区进行综合治理，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遏制耕地锐减趋势。此外，土地的低效利用也是限制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土地产权改革，加大产权的保护力度，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科学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之前，耕地依然是粮源之基，保证足够的粮食面积、稳定地提高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应该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因此要继续坚持珍惜每一寸耕地的国策，坚持基本农田保护制。目前我国应严守1.1亿公顷基本农田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同时要保持1.03亿公顷—1.07亿公顷的粮食种植面积。与此同时，对粮食主产区要实行优惠政策，对粮食主产区和主产区的农民加强保护和扶持力度。保护其主体农民利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其基础稀有资源耕地，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保护其命脉水源，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四是保护其屏障生态环境，大力提高可持续增产能力;保护其关键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粮食科技创新能力。与这些重要措施相结合，要继续建设现代化商品粮基地，形成新的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粮供应基地。[2]

(二))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

发挥粮食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作用，能够高效、灵活、低成本地保证粮食供应。因此，必须建立完整的粮食市场体系。

在加强和健全市场体系过程中，要更多地关注建立市场信用制度，规范粮食市场体系。我国目前还是一个“非征信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信用制度和信用中介机构，在国际上的信用度还比较低。因此，必须建立以诚信为本的信用制度，努力强化各类粮食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强化粮食市场的信用立法和执法力度，强化粮食企业内部的中介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强化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和自律管理。同时还要加强市场监管，严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严格产品检疫检验制度;严格整治假冒伪劣的商品和非法交易行为;严格实行产品无污染包装和标签制。

(三)坚持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

长期以来，粮食流通和储存被一些部门所垄断，导致流通不畅，储备不足，成本过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放开了流通市场，允许私人参与粮食的收购、加工与买卖，极大地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由于鱼龙混杂，监管不严，又出现了市场垄断，调控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与存储体制，既要做到高效，又要确保安全。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是国际上通用的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建设。我国是个人多、地少、财弱的大国，更有必要建立和健全粮食储备制度。我国粮食储备制度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成本还比较高，宏观调控作用还不够大，因此对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特别是储备规模和管理，必须进行改革调整，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

(四)建立粮食预警报系统，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粮食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建立粮食预警报体系和专业机构，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分必要和重要。这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预警报机构。[3]

(五)健全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我国要健全农业和粮食的良种体系、安全储藏体系，精深加工体系，资源开发转化体系，质量标准体系等。建立和健全粮食等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要与国际接轨，以促进国产粮食等产品的质量适应国际市场要求。这既符合我国应对“入世”挑战、打破国外“绿色壁垒”的需要，又符合国内市场对高质量、高安全性农产品的需求。

目前，在我国最迫切的是建立和健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管理标准和生产技术标准:前者包括产地环境管理标准、生产管理标准、储藏管理标准、营销管理标准及卫生安全管理标准等;后者包括生产技术、商品质量、检验检疫等标准。除了制定标准体系之外，我国还要大力发展绿色产品、绿色食品，以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去打破外国的“绿色壁垒”，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4]

（六）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从当前和将来的农业发展趋势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不可逆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模式难以维持，只有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转变，提高单个农民的生产率，才能扭转粮食生产不断下滑的趋势。然而，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型受到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的严重制约，只有不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

入，快速提高农民素质，才能解决这个瓶颈问题，顺利实现转型。要提高农民素质，除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之外，还必须彻底改革原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农村教育面向农村的现实需要，更好地为农村服务[5]。

综上所述，清醒评析中国粮食安全的目前态势，客观预测中国粮食安全的未来趋势，对全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也不可在乐观和悲观间左右摇摆，扰乱人心，更不可消极悲观、失去信心。只要我们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采取措施，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防患未然，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得到有效保障。

[1] 王文龙，<<试论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08-09-07 11:20:00 ]，中国安全天地网

[2] 王文龙，<< 试论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08-09-07 11:20:00 ]，中国安全天地网

[3] 刘斌,<<关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2008-6-15，中国粮油食品信息网

[4]佚名，<<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中国安全天地网

[5] 佚名，<<透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中国金融投资网

2.论中国的教育问题 篇二

人的存在是人类世界的核心本质。人作为一种生命形式, 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不肤浅于他的物质属性, 更深层的, 凝聚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的特殊性是人类自身具备的对宇宙存在及其存在规律和意义的认知能力, 并利用这种能力来影响和改变周遭和自身。而所有的人类, 自从摆脱的蛮荒的时代步入文明以来, 就一直努力着发展, 继承并弘扬这种可以洞察天地, 修身养性, 立业安邦的“天赐特权”。尤其是进入到19世纪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日进千里, 知识的革命带给人类社会无数震撼的同时, 它的巨大力量也威慑着人们肆意妄为的步伐。人们越来越清醒的意识到知识是如何的一把“双刃剑”, 也越来越渴望着通过教育来梳理并规范人们在创造知识, 获取知识, 应用知识时所处的道德和伦理范围。

教育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也是评价一个社会及个人的重要法尺。其诠释, 虽是众家分云, 但究其特点和同性, 教育从根本上离不开认知的过程。且不说, 教育的目的是继承文化知识或是格物造人推陈出新;亦不言, 教育的手段是诵经八股或是启迪创新;就教育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具有先导性的问题, 尤其是在当今, 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教育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带来了什么?

本文将简要的介绍中国社会发展中精神及道德建设和教育的现状, 并着重分析目前国内教育在学生对于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中产生的问题, 最后明确了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和社会及人性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一、中国社会发展与教育

不得否认, 当今的中国社会保持着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这一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追求, 这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追求。但是, 在这发展的背后也孕育着令人担忧的弊端。“发展经济”是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根本口号,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 才提出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 两手硬”的呼声。由此可见, 早在10年以前, 中国社会就已经暴露出人们精神世界“饥渴”的征兆。而人们精神世界的饥渴所揭露的就是教育的功能性没有的到充分的发展和应用。20世纪90年代, 我国的教育界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学校教育体制和理念的改革上, 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从此, 转移了, 或者说狭隘了, 教育的研究对象, 学校, 学生, 老师, 考试等等这些概念吸引了社会大部分投给教育的目光, 而很少有人关乎于社会教育, 道德教育, 人性教育。直到校园里出现了犯罪和暴行, 社会才开始反思教育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教育的功能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更不是控制人心, 而是传达一种多元性的, 同时具有特性和共性的, 可以供不同人选择的理念, 来启发并开化人的智慧和善性。很多的教育工作者, 都秉承教育其根本是“教化人心, 教以为人”,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越来越多的校园暴力, 校园情色, 校园罪恶等等, 诸如此类, 为当今中国的教育已经敲响了警钟。

二、中国教育的病症

中国的教育, 从历史上讲, 延续了上千年, 是最古老的文化和智慧传承之一, 直到今日, 可以说, 孔、孟、老、庄及百家哲学都已经写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从世界的角度上讲, 当今中国教育, 影响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类, 成就了现代东方最先进科学技术, 推动了世界最迅猛的社会发展。但是, 如果把教育回归到教育, 限定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 就不难发现, 它与社会发展一同被改造了, 或者说被“异化”了。

1、新“唯物”主义

无论是发展教育还是经济, 或是在其他的什么领域, 在中国, 一切问题都离不开“人口”这个客观因素。中国长期以来教育方面的一直处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窘境之中, 穷苦山区的孩子上不了学, 上了学的孩子为了升学竞争大压力大, 高等教育扩招导致的教育质量相对下滑, 等等, 都说明教育是需要一个社会做出巨大投资的事业。而这种投资是不是指的就是一种物质的投资, 有没有精神投资的部分?

精神补给是不能靠物质补给所替代的, 然而现在许多大中城市, 尤其是高等教育学府中, 教育发展已经基本等同于了建设项目。经常出现的情况有, 学校花费了政府投资的巨额款相用于建设教学楼, 图书馆, 实验室等等, 却没有着力于读物教材, 师资力量, 课程设置。为了迎合高教扩招, 很多大学纷纷在郊区开办校区, 投入了大量的人、物、财力等等, 也确实培养的更多的大学毕业生, 但事实不容否认, 当前的本科教育质量有所下滑, 培养出的学士学位的人才向社会岗位的输送率近5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值。这不仅仅是就业市场的单方面因素, 更多的是, 人才培养目前在我国已经成为的‘商品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能不能升学’或是‘能不能找到工作’已经成了学生受教育的根本动机。至于升学也无非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所去追求或添加的一个砝码。学生受教育找工作的基本理念, 是有社会来源的。自古以来中国人颂传“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表面上是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财富;但事实上, 这样的话又是应该说给谁听的呢?事实上, 这些话都是用来“骗”那些不读书的人。然而, 今天的社会, 人们对受教育的笃信, 已经使得知识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家长送孩子上学用投资来比喻。这是当前中国社会之莫大悲哀, 教育已经成为了“摇钱树”。

2、精神空虚及信仰危机

发展经济从本质上是有必要刺激人们对物质的欲望, 但是当对物质追求形成了全体社会的意志时, 个人意志是很难逆主流而行, 追求精神充裕的。况且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中, 物质是决定精神的前提。新的‘拜金’和‘享乐’主义也不断在社会滋生和蔓延, 影响着社会教育的崇高性。如今, 不仅仅是中国的教育界, 中国的社会中, 已经普遍的出现了信仰危机。

目前所说的, 中国的教育以学校教育为重, 主要还是针对的义务阶段中的全面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教育, 在此之外, 道德和政治教育也很重要, 作为考核和评价一个学生政治素养的辅助经行一同教育。很典型的, 目前, 国内的研究生考试中政治是必考科目, 主要考核学生对哲学, 社会, 历史及政策思想方面的相关知识。但是, 就道德及人伦则难以考核, 一方面, 这主观性很强;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道德观, 人们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 都在不断变化的时期中。自从改革开放, 新思想, 新文化进入中国, “多元化”成为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在这一刻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 中国的五千年与外国近二三百年自工业革命尤其是二战之后发展成型的新文化, 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就在这样的碰撞下一代新人以他们诞生了。这样的力量远远胜于任何学校教育, 是保持传统还是接受外来, 亦或是创新, 没有先例可供参考, 于是他们中很多的就迷失在了这样的文化对撞之中。当进的中国人, 尤其是二十至四十岁的人从思想上都是复合体:一方面, 早期的家庭教育多少接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或佛家, 甚至有可能是法家或是其他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 在学校, 接受的是信奉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最后, 从社会上, 也会接收到各方各面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变化和发展而来, 甚至是夹杂着西方的人本或科学主义的唯心思想。然而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能够真正服务于他们内心世界的理念却是模糊的;同样的, 作为一种信仰追求, 能够真正调动起他们的全部热情的理想却是‘超现实’的。

总结

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本质上, 不是一个质与量的概念, 而是一个基本方向的漏洞。进行教育是必然的, 而进行教育的根本不是‘老师教什么’, 而是‘学生学什么’。因为教育无边, 人活于世, 无时不刻的接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 教育影响的就是人心。最影响人心的不是老师, 而是社会, 所以学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等等, 皆为重, 但中国教育的根本症结却是社会教育、人性教育、道德教育的不足和缺失。

摘要：本文解释了教育在社会道德和个人发展中具有的重要意义。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现状, 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教育在精神及道德建设方面的现状, 并着重分析目前国内教育在学生对于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中产生的问题, 最后明确了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和社会及人性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关键词：教育,社会问题,人性,道德

参考文献

[1]、丁纯.论孔子生命观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积极作用[J].思想教育研究, 2006, (12) .

[2]、黄伟.返回艺术的生存之源[D].四川大学, 2006.

[3]、毛萍.论美学的哲学特质[J].现代哲学, 2001, (03) .

[4]、郭志坤.荀子的人性论[J].兰州学刊, 1988, (06)

[5]、张怀承.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逻辑发展[J].中州学刊, 1999, (04)

3.简论中国英语教育问题 篇三

关键词：英语教育；英语学习；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75-02

孩子是中国未来的主人和希望。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肩负起教育培养他们的重任。而做好英语教育，更是任重而道远。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英语作为全球最广泛流通的语言，便成为各个国家友好往来的重要沟通工具，英语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而易见。但是当下我国的英语教育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些教师的生硬教学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阻碍了英语教育的发展。身为一线专业培训机构的英语教师的一员，应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积极发现并分析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为促进我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当今形势下，中国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英语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单一

近年来，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生和家长的重视，英语培训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教师普遍面临着超负荷任务，缺少学习和自我提高的机会。教师很多时候上课还是传统教学方法，单纯的灌输知识，老师讲，学生听，缺少与学生的交流互动，既没有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没有把知识贯彻到位。英语的教学的内容也就是传授词汇与语法知识，习题训练，考试总结。如此单一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已经不能适如今知识更新的大潮，更不利于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扼杀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渴望，甚至产生厌烦心理。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如此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势必会影响教学效果。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在年龄相对较小的小学生与初中生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这对其今后的学习生活影响也必是深远的。

2.英语教育考核标准不全面

在我国，英语学习贯穿着学生学习生涯的始终，从上学的第一天起英语就成为必修课，直到学生完成学业进入社会。英语学习内容的难度与深度是层层递进的，然而英语习得的考核标准却很单一。如今，在高中之前，包括全国性的初升高的考试，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只考核语法和词汇——就是一张有语法题和阅读题卷子；高考虽加入了听力加试，但听力成绩不算入总分；大学四六级考试才正式加入了英语听力的考核；而英语口语一直没有正式的考核标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大学生在考四六级前来培训机构补习听力。然而英语听力与语法词汇不同，不是通过考前突击就可以有很大提高的，所以通常补习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学生的英语听力能力也无法真正得到提高。正由于英语考核标准的不全面，使得英语教育基本还停留在书本上的单词和语法这些仅需要单纯记忆的“死知识”，听说读写无法有效的结合；学生们也把英语学习当成数理化公式一样来死记硬背，从而丧失了学习兴趣。于是就出现了现在很多大学生对于英语的掌握仍停留在“哑巴英语”的水平上，甚至许多英语笔试成绩很高的学生对于听说也一塌糊涂，只是会做题，更不用说对英语语言其他相关知识的了解。

3.英语学习目的单一，一切只为考出好成绩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虽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很多时候为了升学、就业等某些目的，很多学生、家长甚至老师仍把“考高分”当作英语学习的唯一目的，而不是为了真正地去掌握一门语言。在工作期间，笔者随机抽取了200名中学生与100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其中189名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考试能考出好成绩；而在对100名家长的调查中则发现，几乎所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只要能考出好的英语成绩就万事大吉。另外，大学生为了能在将来的工作面试中脱颖而出，很重视大学英语的等级考试，很多用人单位又把英语四六级资格证作为录取的硬件条件，所以大学的英语授课内容都是为了四六级考试而设计的，只是单独关注学生在考试中的成绩。甚至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与老师也只注重考试成绩，而忽略了英语人才的培养。还有很多即将出国的学生也是一味地在训练应试技巧，而不是真正脚踏实地学英语，从根源解决问题。作为英语教育工作者，学生的成绩固然重要，因为在升学的压力下，只有成绩的提高才能有学校生源的增加，所以平时的教学中必然要涉及考试内容和应试技巧。但是，这种只是单独为了得到优异成绩，而无视语言学习的本质及其最终目的的教学，只能是一个恶性循环，很难培养出英语人才，更无法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

二、对中国英语教育存在问题的相应策略

1.丰富英语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

对于英语这门比较系统化的语言学科来说，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对教科书的复习是远远不够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应该趋向多元化。在课堂上教师除了口头讲解，也可以用多媒体中的图画，影片生动的展示教学的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起学生的好奇心与兴趣；也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成为课堂的主人。另外在教学内容上，可以从专业英语用语与日常生活英语两方面着手。专业英语用语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看懂各专业学科的文章，听懂学术讲座，会写学术论文，为应对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做准备；日常生活用语的教学则是将英语真正融入学生的生活中，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交流的障碍，学以致用，从生活的点滴中积累英语知识从而达到质的变化，真正告别哑巴英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学生所学的内容在日常生活及专业学习上真正能学有所用，才会让学生对学习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学习的动力，这样才会产生良好的英语教学效果，形成良性循环。总之通过多种途径，摆脱单一的教学模式及枯燥甚至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英语教学内容，真正让学生对英语感兴趣，从内心去喜欢英语。另外，英语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多元发展也利于英语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的更新。

2.改革英语教育考核标准

语言的存在是为了信息的交流，信息的交流分为输出与输入两个环节，因此，听、说、读、写每一项在语言的学习中都很重要，任何一项的欠缺都会阻碍交流。因此在英语教育中应注重对其应用的考核。试卷中应删减单纯对语法、词汇考核的选择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须对其进行考核了——因为语法与词汇是语言的骨骼，是语言习得的基础；而是将语法与词汇贯穿到听力与阅读甚至是口语和写作中进行考核。比如，可以将重点需要学生掌握的单词或者语法点放到阅读文章中，作为理解文章主要内容或者语气、情节转折的关键词汇，如果重要的词汇或者语法掌握不牢固就无法正确理解文章内容；再比如，可以让学生先阅读或者听一篇文章，然后根据文章内容口头回答问题，从而考核口语表达能力，这样既考核了学生的词汇与语法等基础知识的掌握，又明确了其具体的使用方法及语境，从而培养出现在很多学生非常欠缺又极为重要的英语思维，从而告别“哑巴英语”或者中国式英语。一个科学全面的考核标准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进步发展。正由于目前我国仍是应试教育体系，所以我们不妨从改革考核的标准入手，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逐渐改变目前英语教学的现状。

3.树立正确学习英语的目的

学习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英语学习的态度。在我国，由于英语在众多标准化考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中考、高考，所以很多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得到高分。然而老师如果也秉承着这样的原则来教学的话，那么后果将是可悲的。因为这就是无视语言交流的本质，那么必然会成为学生今后接受高等教育道路上的阻碍，影响学生今后的发展。在中国虽然有很多标准化的考试，但考试的设立是为了检测我们的学习成果，而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目的。就如同我们的母语一样，也有很多相应的考试伴随我们成长和学习过程，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忙于应对这些考试而忽略了我们对他的使用。在笔者教过的很多已经出国深造的学生中，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雅思托福成绩虽然很好，但是出了国还是听不懂课，更不用说参与讨论了，更有甚者连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交流都成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学习知识和实际的运用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学生与老师都只是抱着过关的心态，把通过考试作为英语学习的最终目标，那么学生掌握的英语仍不会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英语是交流的工具，而一种工具达到各种检验标准是为了更好的使用，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用来摆设或者收藏的。

三、结语

英语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是欧盟和许多国际组织与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其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如今许多国际场合都使用英语作为沟通的媒介。然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愈发举足轻重，那么英语人才自然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国的英语教育问题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身为教育工作者，自觉自省，积极发现并解决英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不盲目灌输知识，因材施教，培养孩子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与觉悟，才能真正地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解决目前英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一小步，才能汇集成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一大步。

参考文献：

[1]盛德仁.英语教与学新模式[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吴媛芳.英语教学情景的创设与应用[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3]陈珍珍.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趋势研究[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1.（2）.

4.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篇四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农村手工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很少有人对其兴衰加以注意。近代以来，农村手工业和中国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曾一度相当兴盛，尤其是2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繁荣极为引人注目。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在30年

代初期却出现了急剧的衰退，这一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不少论著分析过一些部门的衰退原因，其中对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研究尤为详细。如果说，当时的研究者较多关注具体的经济现象的话，当代学术界则更多的注重理论上的分析。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是，农村手工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带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在30年代的衰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近代农村手工业的性质和作用，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本文主要是对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的原因作一些简要分析，同时说明这一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

当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提出过多种造成30年代乡村手工业衰退的因素，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即属于生产过程自身的因素，也就是经济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以及生产中的偷工减料和粗制滥造等。而外因则包括自然环境以及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环境等社会机制，这些外部因素通过影响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市场需求而对农村手工业的兴衰发生作用。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对于华北农村手工业中主要部门的生产、市场、进出口贸易、兴衰状况等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一区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有平原，也有山区，有沿海，也有内陆。在近代中国，华北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非贫困地区；人口密度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境内有大城市，有港口，但都不是国内最大；有铁路、公路和通航河流，却也不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农业生产条件不如南方，但比西北和西南都要好一些。总而言之，从各个方面看，这一地区都处于中间或中间偏上的地位，因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所以本文主要依据华北三省（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具体情况，同时参照一些其他地区以及全国性的史料。

一

在属于经济机制的因素中，首先引起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人们普遍认为小农经济的致命弱点是个体农户生产规模狭小，缺乏社会分工，无法容纳先进的生产力。这也正是某些学者论证乡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他们看来，因为生产力落后和停滞致使手工业无法与机器大工业竞争，除非个体手工业能够发展成为作坊手工业，进而成为手工工场，并最终成为机器工厂，否则，就只有走向衰亡。（然而，在30年代的具体条件下，由个体手工业沿着作坊─工场─机器工厂的道路发展，对于农村手工业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似乎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对农村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在这一行业中，手工纺织与机器工厂生产效率相差悬殊，产品质量也无法比拟。加之纺织品染整工序，除少数工厂使用机器和近代工艺外，大多数还是手工作坊，土法染轧，效率既低，质量又差，由此而造成土布的生产成本远远大于机织布。

然而，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就织布业而论，首先，机织业和手织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并不很大，严中平先生在研究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存在的条件时曾指出，当时，机纺业中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80倍于手纺业，而机织业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仅4倍于手织业[2]。这还只是理论上的推算，是按照在机器工厂中每个工人可以看四台布机计算的，实际上，据1929年的调查，在一些民族资本的织布厂中，一个织工只能看两台织布机，到1933、1934年，每人看机数尚不足两台。既使是在条件较好的日资布厂中，一个工人也不过看三台左右的织机而已[3]。换言之，动力织机的劳动生产率仅是铁轮织布机的2─3倍，至于动力丝织机的效率则只有铁轮织机的一倍多，再加上机器、厂房、燃料等等的消耗，机器工厂的成本未见得能比农村家庭手工业低多少。其次，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同于近代工厂，成本核算方面另有自己的特点，小农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和人口再生产于一体的经济单位，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单位，无论工作与否，家庭都要维持他们的生存，全体成员的生活消费都构成这个经济单位再生产的成本，而且是固定成本，工厂效益不好时可以解雇工人，家庭却无法“解雇”家庭成员，这有点儿像是工厂中的机器或厂房，一进入这个工厂，无论开工与否，就构成企业的固定资产，农民家庭中劳动力的闲置，在经济意义上等同于工厂中机器的闲置，甚至于比机器闲置损失更大，机

器闲置时只需要保养，而不必消耗能源，劳动力闲置时却仍要吃饭穿衣。这种情况下，农民家庭从事手工业生产时，只需要考虑工具和原料的成本，除非雇工生产，劳动力的价格是不必考虑在内的。所以，按照近代企业的核算方式，手织业的成本高于机织业，但对于从事手工业的农民家庭来说，成本并没有那么高。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手织业可与机织业并存的一个主

要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当机器工厂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手工业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继续拉大，机器大工业各方面的优越性充分展开时，手工业会越来越难以与机器工业竞争。但这种条件在三十年代初期并没有出现。此外，有很多种农村手工业部门中并不存在机器大工业的竞争，如在近代华北农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网业、草帽辫业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在华北农村得以发展的条件正是农村中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当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些行业中都不存在机器生产。另有一些行业如花边业，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在国际市场上，手工制品比机器制品价格更高。换句话说，生产力水平低下并不是乡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总是事实，对于这一点，人们常常认为这是由小农经济的性质所决定，个体小农家庭生产规模狭小，保守落后，无法接受也无法容纳先进的生产力。然而，近代华北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自本世纪初开始，手工业生产中陆续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效率较高的工具，如铁轮织布机、轧花机、弹花机，就其工作原理来说，已经可以认为是用人工作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使生产效率成倍以至成数倍地增长，如铁轮织布机的生产率是旧式木机的8.8倍，轧花机的生产率是旧式轧车的5倍，弹花机的生产率是老式弹花吊弓的16倍以上。在丝织业中，新式脚踏纩车比手摇纩车效率既高，质量又好，铁轮平纹织机的生产率是木机的4─8倍，而新式提花机在提花楼上安装有按照显花程序编制的打孔纸板，可以自动提综织出提花图案，与旧式提花织机相比，既免去了提花工，又可以减少提花差错，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质量都得以提高。这些机器和工具最初都是为城市的作坊手工业引进的，但很快就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得到推广，特别是在一些新兴手工业区中，其普及之广，更新换代之快，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吃惊的。例如棉纺织业中所用的铁轮织布机，在高阳、潍县等近代著名棉手织区都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全部淘汰了旧式木机。尤其是在高阳手织区，一些村庄中几于一户一机或一户数机，如高阳县城东15里的小王果庄，一共不过300户人家，1916年时，普遍使用小提花机织布，比起旧式木机来已经进了一大步，1926年以后，人造丝织业兴起，人们争相购买，小提花机迅速淘汰，到1937年，全村有大提花机300多张，除家庭手工业外，另有八家小工厂，农民进城买线售布，不再用木轮手推车或靠肩挑背驼，而改用自行车，全村有日本进口的“僧帽”牌自行车100多辆。高阳县城东12里的李果庄，1937年全村不到400户人家，拥有铁轮织布机700多张。高阳县城西南10里的于留佐村，100多户人家有200多台织机，还有20余家小工厂。县南的延福村共200多户人家，1921年尚只有铁机20多张，1927年改织大提花机，很快就发展到300多张[4]。华北之外的其他地区，这类机器和工具的推广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织布区，乡村织户原用拉梭机织布，1930年冬季，南通通华织布厂由上海购入了20台铁轮织布机，织工见机式更新，欲购者颇多，送机器来安装的机匠与当地一位木工合作，在南通建立了布机装配工场，当地农民在通华织布厂学会三五个品种，即退出工厂自购织机，自己织布出售，到1932年6月，乡村铁轮织布机已达万台之多[5]。江苏省的江阴县，1924年开始普及拉梭机，铁轮机的使用还要稍晚，到30年代中期，全县已有拉梭机3万余台，铁轮织布机近1.3万台[6]。如果说，上述机具还是农村手工业原有部门中工具的更新换代，那么，织毛巾机和针织机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的使用就使农村手工业增加了新的部门。我国传统纺织品中并无针织品，直到19世纪末，针织品才在城市中较时髦的喜爱西装的人群中流行，20世纪初，一些大城市中引进了针织机，到20年代，在浙江省的平湖、嘉善、嘉兴、石门和硖石一带的城镇和乡村中，已形成了一个针织手工业区，其中仅平湖一县，在1926年就有针织机一万架[7]。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织毛巾比织针织品还要普遍得多。这些事实说明，小农家庭在接受新技术、采用新工具方面，并不象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目光短浅，保守落后，个体经济容纳先进生产力的能力也不那么狭隘。诚然，所有这些以人工为动力的机器，在生产效率上都不如动力机器，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需要比较大的生产规模，也无法用于农村家庭，但如果电力能够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家庭中是有可能使用动力机械的，这正是今天在很多农村家庭中发生的事情。

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行为在当时也曾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论者多认为这是出于小生产者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并把这种现象也作为农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依据之一。这种论断并不公正。这类行为多出在纺织业中，如高阳白布应该八斤重一匹的，有时只有七斤或七斤数两不等，最轻的甚至不足七斤。应该百二十尺一匹的，也许只有一百零几尺甚或不足百尺[8]。宝坻织户常以油料、肥皂、白粉、食盐等渗入棉纱以增加布匹重量，或减少经纱道数，往往布匹未经售出即已腐烂，据说一次运布至山西，在运输途中发酵霉变，酿成诉讼[9]。平纹柞丝绸也可以用减少经纱道数，布面放稀，然后上浆增重的方法偷工减料。山东柞丝绸在出口早期，就曾因掺粉，硫磺薰白造成的质量问题引起市场缩小。但是，这些行为并不是多么普遍，它们一般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包买主控制生产的情形下，而且，只发生在白布和平纹柞丝绸的生产中，因为提花布、格子布、斜纹布和提花丝绸的经纬纱都有一定的数目，无法偷工减料，同时，这几种纺织品也不以重量作标准。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市场萎缩时，包买商采用压低工资的方式以保持利润，小生产者迫不得已而反抗，但独立织户则不能这样做，因为这种时候商人对布匹质量十分挑剔，不要说粗制滥造，即使稍有瑕疵都会拒绝收购。类似情形只在高阳、宝坻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盛行的地区出现，已可说明它不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即使在上述地区，与其说这类行为引起了农村手工业的衰退，倒不如说它们是衰退的结果。在市场畅旺时，商人付给织户的工资往往比较高，织户既能得到较高收入，又希望能与商人保持长久关系，一般都比较注重产品质量。当然，这种时候，商人对商品质量要求比较宽松，部分织户可能为图快而放松质量，但不会有意识地弄虚作假。30年代初，土布业进入衰退后，商人包买主日益压低工资，并在收布时百般挑剔，有时会将工资压低80─90％，甚至完全不付工资[10]，织户为求生存，只能设法偷工减料以节省一点儿原料自己织布卖。至于纺织业之外的其他农村手工业，例如造纸业、榨油业或者制粉业，能否节省原料，降低成本，主要依靠技术水平，粗制滥造反而会浪费原料。因而，这一因素也不是造成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根据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30年代，农村手工业内部的经济机制，包括它自身所具有的一切不利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那么，外界因素是否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呢？

二

外界因素中首先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从两个方面影响农村手工业，一方面，农业减产造成手工业原料价格上涨，近代大部分农村手工业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如榨油业和制粉业以花生和豆类为原料；造酒业以粮食为原料；植物枝条编织业以芦苇、麦杆、高粱秸之类为原料；气候也会影响蚕茧产量从而影响缫丝业和织绸业；棉纺织业中尚有一部分地区依靠本地所产棉花进行生产，既使是使用机纱的地区，机纱价格和国内棉花产量及价格之间也并非全无关系。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会造成人民购买力，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下降。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产品如土布、人造丝织品、苇席、粉条、粉丝以及榨油业的副产品各类籽饼等，国内市场都以农村为主，砖瓦业的开工与否更与当地农业丰欠密切相关。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自然灾害频繁，1928年到1930年，西北的陕西、甘肃、山西等省份发生连续三年的大旱灾，尤以陕西为最重，赤地千里，十室九空，人民以草根树皮为生，彼时彼刻，穿衣问题变成了极为次要的事情，而这几个省份一直是华北棉布的主要销售地之一。另外，尽管华北棉纺织业一直以东北，西北和内外蒙古为主要市场，但从20年代起，也逐渐开辟了南方市场，因而，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60年未遇的大水灾，也使华北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受到了很大影响。至于原以南方各省为主要市场的江南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受水灾的影响就更大了。没有发生这些自然灾害的地区，农村手工业尚且受到巨大的损害，可以设想，在直接受灾的地区，农村手工业肯定会受到同样的以至更大的损害。但是，3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没有继续发生新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各地农业生产均有所恢复，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自然灾害是不应该被视为造成某种经济活动全面衰退的根本原因的。

其次是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表现出来。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中有不少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渐扩大，虽然有些行业中出现了机器工业的竞争，但一方面，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尚不足以覆盖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它们有时候可以分别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或同一层次消费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因而，抛开机器大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生产力上的差距不谈（这一问题前文已经论及），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是各自有自己的市场范围的，尽管双方的市场范围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此外，有些人把农村手工业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也看成竞争，看成手工业的衰退原因，如认为仿洋布和改良土布在市场上排挤了土布，毛巾代替了土布手巾，针织品取代了部分棉纺织品，从而造成土布业的衰退[11]，单就传统的土布业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如站在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情形恰好说明农村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农村手工业中还有相当多的品种用于出口，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变动必不可免地对农村手工业产生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虽然很复杂，但促进了30年代初中国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则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的一两年中，中国几乎所有出口手工业品的出口量都曾急剧下降，从而对生产造成沉重打击。如江南土布大量向南洋、新加坡、印度、爪哇等地出口，经济危机期间，南洋各地橡胶园失败，工人失业，致使江南土布出口急剧下降[12]。国际市场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危机期间，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生产过剩的农产品，致使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造成农村购买力锐减。当发生自然灾害时，粮价上涨，但此时农民无粮可卖；丰收时，又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产品价格下降，3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陷入了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的境地，农民收入下降，意味着工业品市场──包括农村手工业──的缩小，市场缩小，又使农村手工业收益降低，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打破的，1934年以后，随着29─33大危机的结束，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逐渐恢复，农产品价格递年上升，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华北为例，1937年上半年，华北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下，华北各地农村手工业逐渐复苏。如河北省高阳县的织布业，在萧条时期，资本较大的工商业乘物价下跌之际大力收购原料、定制成品、扩充销路，并根据西南各省人民“习尚华美”的风俗翻新花样、提高质量，开辟了西南市场。萧条过后，不但以前停工的织布机都开动起来，并且还有增添，自1934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工商户屡有增加，形成高阳织布业的笫三次勃兴[13]。

有些人把收益少、工资低，从而引起劳动力流动视为农村手工业衰退的原因之一，并且认为收入过低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所造成，并由此得出农村手工业衰退必然性的结论。首先，农村手工业的经济效益并不低，特别是与农业相比，如棉纺织业中，在河北省的高阳手织区，1915─1920年间，用铁轮织布机自织自卖，每匹可获利1─2元，如接受商人包买主的定货，一匹布可得工资0.5元，以一年织布150匹计，全年收入在75元到300元之间。当时高阳户均占有土地不足15亩，平均每亩净收入1.47元，即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足30元，手工业收益为农业的2.5倍到10倍左右[14]。高阳织户雇工者相当多，工人的年工资在30年代初为40─60元不等，20年代布业兴盛时则可达60─80元之多，而同时期农业雇工中，男性长工的年工资平均在40元上下[15]，也就是说，从事织布业的农民，无论是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织户，还是只占有工具，不占有原料，受商业资本支配的家庭劳动者，亦或是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其收入都要高于农业劳动。高阳织布区属于近代新兴的农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棉纺织区历史悠久，到本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一个农家妇女一年要织200多匹布，净收入40─60余元。一些缺乏织本的农家妇女到别人家中做工织布，一天可得工资二角，一月也有五六元收入[16]。丝织业的收益各地相差悬殊，高者如30年代初，山东省周村镇的个体织户，平均每年收益为420余元[17]，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可购买小麦80余担，相当于50亩地的产量，而同时期山东全省平均每农户耕地只有18亩多，大部分小农实际占有土地面积还达不到这一水平。低者如河南省南阳周围的柞丝绸业，这里的织户多接受包买商的定货，织一机绸的工资为7─11元不等，而一机绸的生产周期为40─45天[18]，以此计算，织户平均日工资在0.16─0.28元之间，若以一年工作300天论，收入在48到84元之间。与高阳和周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南阳柞丝绸产区位于大别山区，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经济也不够发达，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农业相比，应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纺织业中影响较大的还有针织业和麻纺织业。20年代浙江平湖、嘉兴、石门等地从事针织业的多为农村妇女，向商人雇主租赁针织机，领取原料，织成成品后得到计件工资，一个工人月工资在5元以上[19]。麻纺织业中四川省的夏布收益较低，30年代绩麻女工月收入不过一元上下，织麻工月工资2.6─8元之间。一个有一架织机的农户，每月净收入不足14元，但这里扣除了工资支出，而只有一两架织机的农户通常是不雇外工的，这样的农户每月实际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元[20]。江西、湖北等省的夏布业收益要比四川高一些。其次，假如农村手工业中的劳动力是回到了农业中，或流入城市，或进入了机器大工业，劳动力流动造成农村手工业衰退这种论断当然可以成立。不可否认，在近代中国，这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确实存在，如华北的冀鲁二省，每年都有许多农民到东北去垦荒种地；上海等工业城市周围则有大批农民进入机器工厂做工。可是几乎所有谈到劳动力流动的史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手工业部门，劳动力流动的去向除了外地、城市、工厂之外，还包括了其他农村手工业。如上海四郊乡镇和郊县，刺绣、织花边、针织、绒线编结等多种手工业收入都比织布略高，使大量原从事织布的劳动力转入这些副业[14]。山东省的花边业和草帽辫业也曾吸引不少纺纱女工改行。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这种流动，正如前文所说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一样，标志着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体现了农民副业生产的机会增多。还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比较大的移民趋势是华北农民出关到东北垦荒，而这一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其结果并非农村手工业的衰退，恰恰相反，却造成了东北市场的扩大，从而成为促进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最后看一看政治因素。二三十年代的政局动荡对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也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20年代初外蒙古独立时，曾发生过没收中国商人在外蒙古的财产之事，在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则由于当地流通货币──旧沙俄卢布的贬值，造成商人赔累收歇[15]。但外蒙古地处内陆，生产以游牧为主，没有工业，亦无外贸，所需棉纺织品主要依靠华北，外蒙宣告独立后，当时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虽与苏联关系较密切，但苏联的远东部分当时也全无工业可言。欧洲和日本的纺织品若要输往外蒙古，都要经由中国的港口和陆路，华北棉布拥有外蒙市场，正是占了地利之便，外蒙独立并没有使华北失去这一有利条件。所以，20年代中期开始，华北与外蒙古之间的商业往来又有所发展。至于蒙古民族喜爱的丝织品更是全靠中国生产。

相比之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其一，战区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导致人民收入减少，而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和苛捐杂税，更加重了人民负担，致使对手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大大缩减；其二，战区内部、战区之间、战区与非战区之间的交通受阻，直接威胁了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影响了商品的运输；其三，军阀割据，各地军阀自立税卡，自行征税，任意发行货币，干扰了商品的流通。如在1924年的“齐卢战争”（齐燮元和卢永祥）期间，上海郊区南翔镇上的布庄大部分被抢劫一空，因此而关店的约有10家，其余十来家布店虽可勉强维持，收布数量亦比以前减少一半以上[16]。不过，自1930年蒋冯阎大战以冯阎联军失败告终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停止，国内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可见这一因素也并未长久起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侵占东北。清初华北棉纺织业发展伊始，东北地区就是华北棉布的主要市场之一，历史更为悠久的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区亦以东北为重要市场。19世纪末，日本纺织工业产品侵入中国，即把主要目标放在东北市场，尽管到1931年以前，在东北市场上，日货已占到国外进口棉纱的100％，进口棉布的80─90％，但在从国内外运往东北的全部纺织品中，国产棉纱仍占棉纱总量的一半以上，国产棉布占棉布总量的42％以上[17]。“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全东北，劫夺海关，改定税则，一方面对日本输往东北的棉纺织品全部免税，另一方面又对内地棉布征收重税，如1933年伪满洲国对宝坻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每包（34─40匹）17.55元，到宽城县后每包又加征印花税4元，合计每匹布增加费用6角左右[18]。在这样的条件下，华北土布自然无法与日货竞争，东北市场丧失殆尽。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占据长城各口，设置关卡，层层收税，华北土布又失去了热河市场，华北棉纺织业再一次受到重创。日军对江南棉布征收的关税更重，1931年以前，上海土布运往东北，每包纳税银7两，“九一八”后，骤增至27两以上，1931年以后，东北销路告绝[19]。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华北市场上用走私的方式倾销棉纱，造成纱价日跌。纱价下降本应对织布业有利，但土布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纱价下降过快时，往往商人散出棉纱尚未收回布匹，布价已随着纱价一起大幅度下降，使商人毫无利润可言。高阳织布区受日纱走私危害最深，华北其他各织布区除潍县外，大都受到了日纱走私的影响。

华北另一重要农村手工业是柞丝绸业，柞丝绸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军侵占东北对柞丝绸业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华北柞丝绸主要产在山东省的山东半岛上，在近代柞丝绸出口蓬勃发展的刺激下，与山东半岛一海之隔的辽东半岛上迅速发展起柞蚕养殖业，成为山东柞丝绸业的一个原料生产基地。最初，辽东半岛上的柞茧都是运往山东半岛上缫丝，一时间，烟台市及烟台附近的农村缫丝业勃勃兴起，但隔海运输柞茧总不如运丝更方便，一些商人开始在辽东半岛设厂制丝，山东省的柞丝制造业受到了打击。不过，辽东半岛的柞丝仍然要运到山东，或供出口，或供山东省的柞丝绸业作原料，因而对山东省的柞丝绸业利大于弊。“九一八”之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将辽东半岛的柞茧和柞丝直接运往日本加工，并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柞丝绸产品展开竞争，华北柞丝绸业内失原料，外失市场，到30年代中叶终至一蹶不振。

华北的苇席业亦以东北为主要市场，在“九一八”之前，河北丰润县的苇席有60％运销东北，事变后，伪满洲国征以重税，运销关外的数量大减，仅占总产量的20％。玉田县事变前每年运销东北苇席六七十万领，事变后亦因关税繁重，销量减少，以至全县产额由20年代的80余万领下降到不足20万领[20]。日本对东北资源的掠夺还使华北一些以粮食作物及油料作物为原料的手工业如榨油业、制粉丝粉条业等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打击。

日本侵占东北对农村手工业的打击尚不限于此，最主要的是，日军对东北的蹂躏造成东北人民购买力下降，加以此前由关内出关种地的农民纷纷返回原籍，使各地农村多种手工业的市场萎缩。东北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运输以及商业也同时受到战争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华北农村手工业生产虽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时即有所下降，但急剧衰退却始于1932年，这不能不说是日军侵占东北并进一步占领热河等地的结果。此外，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淞沪战争期间，上海四郊部分布机被毁，致使农村手工织布业遭到严重破坏[21]。

但是，尽管如此，自1936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和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农村手工业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渐次恢复和发展，到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近代华北农村中多种手工业都出现了新的高潮。棉纺织业中除前述高阳织布区外，其他织布区也都有所恢复，潍县织布区据说在“七七”事变前兴盛到了极点[22]，香河县的土布业也于1934年未1935年初渐趋畅旺[23]。草帽辫业出口量有所减少，但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出口值呈上升趋势，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国内市场上的需求逐渐扩大的结果。柞丝绸业虽不能与20年代相比，其出口量和出口值比1933、1934年还是有所上升的，同时，人造丝织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手工业也在迅速发展着。华北植物油的出口，根据青岛、龙口、威海三港口的油类出口统计，1932──1934年间有过较大幅度的下降，1935年以后，出口量和出口值都迅速回升，到1937年，二者都已接近于历史最高水平[24]。不仅华北地区，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包括农村手工业在内，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的关庄布（因专销关东而得名）于1932年以后陷于停顿，当地织户遂改用铁木机织造大机布，出产日增，到抗战前夕，亦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25]。据彭泽益先生《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1936、1937年与1932──1934年相比，全国67种重要手工业产品中有46种的出口值明显回升[26]。

上述分析表明，在30年代，外界因素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机制都与经济机制同样，既不能，亦没有造成农村手工业的衰亡。

那么，为什么近代农村手工业会给人留下一种趋于衰亡的印象呢?就华北的情形来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的的确确造成了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华北，对农村手工业造成的危害超过了此前一切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譬如，同为战争，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造成的损害主要发生在战场上，军纪败坏的士兵抢劫固然也会伤害百姓，而日本侵略军则对平民百姓直接杀戮；军阀战争对农村手工业生产力的破坏除直接作战区域之外，主要表现在征发人力物力方面，日本侵略的破坏则是多种多样，既有对人力物力的掠夺，又有直接的毁坏，还有对原料及产品的控制；地方军阀发行货币只是造成币制混乱，日伪发行伪币的同时还禁止中国货币的使用，既干扰流通过程，又起到了掠夺人民财产的作用。所以，自1937年下半年起，华北各个手工业部门逐渐开始了衰退过程。首当其冲的是棉纺织业，如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高阳县城，高阳14家机器染轧厂的机器，除少数由老板运往天津外，均被日军抢走后加以破坏，致使高阳染轧厂全部倒闭。日军的频繁扫荡，烧杀抢掠，使大批纺织机和织布用具遭劫掠毁坏。日军又对棉花、棉纱和棉布严格控制，棉花统制收购，以充军用，棉纱只配给参加了伪新民会织业分会的织户，棉布亦统一回收，在日伪统治的8年期间，高阳布业濒临灭亡[27]。潍县织布区也由于事变后治安紊乱、经济机构遭破坏而于1938年开始陷于停顿，据1942年日本人的调查，潍县的织布机已由战前的10万部下降到5000部[28]。而高阳和潍县的织布业还是由于侵华日军想要加以利用方得苟延残喘，华北其他地方的棉纺织商品生产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其他行业的状况也并不比棉纺织业好多少。花边业或许是一个例外，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立刻影响到花边业，据说1936──1940年为山东花边业出口最兴盛时期，但这是由于中国花边主要出口欧洲和美国，战争初期英美在中国尚有相当势力，因而花边业还能保持战前状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的经济及政治力量均受到沉重打击，加以海上交通断绝，花边生产也和其他手工业一样陷于停顿[29]。至于全国各地的农村手工业，凡属于日军占领地区的，大都与华北农村手工业同一命运。

以上事实说明，在本世纪30年代，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过，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要揭露战争的危害（虽然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久记取），更重要的是揭示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今天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借鉴。

三

30年代曾出现过一批质量很高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其中对农村棉纺织业，特别是对华北农村棉纺织业的调查最为出色。但这些调查研究大多数作于1935年以前，1936和1937上半年农村手工业短暂的东山再起，由于当时华北政治局势的动荡险恶而变得不引人注目。这就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自30年代初以来，农村手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抗日战争的爆发只是加剧了衰退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最后完成而已。即使有人注意到了1936和1937年的兴盛，也往往视之为昙花一现、回光返照。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把农村手工业30年代的衰退看作是它生命的结束。

其实，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里农村手工业都是有所发展的，如河北省高阳县，1945年一解放，党和政府就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纺织业，各种印染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一般。高阳棉布品种很快恢复到二三十种，运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及冀中、冀南各解放区，均能销售。解放战争期间，高阳棉布供军用，为战争做出过很大贡献[30]。华北著名草帽辫产区南（南乐）清（清丰）观（观城）的草帽辫生产也在1946年得到恢复，民主政府并出面组织天津的商人到南清观产区来收购草帽辫[31]。建国初期，政府在农村中也曾鼓励过手工业生产。

当时的研究者身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无法预见到此后的发展，产生前述看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与机器大工业相比，农村手工业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很多手工业部门也必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消亡，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手工业就无法进步，更不能说明30年代农村手工业已经走到了尽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浪潮汹涌，农业中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充分说明了个体经济的顽强生命力，而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既有现代化程度堪与城市工业比美的大企业，又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中小乡镇企业，其中对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却是众多的农村家庭工业。这些家庭工业基本上属于个体生产，保持了农业与工业结合的形式，以农户住宅为厂房，以农民家庭成员为工人，但却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用电力作为动力。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如30年代著名的棉织手工业区高阳县，尽管其棉纺织手工业在50年代是由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而消亡，今天的农村家庭工业却仍以棉织业为主，再加上一些印染业。农民在自己家中安上一两架电动织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负责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还要承担责任田的耕种，织布工作则由妻女担任，劳动力不足时雇用一两个邻家的女孩儿。这种家庭工业的产品，在质量方面并不比机器工厂差多少，而由于生产规模小，转产较容易，在随时改变花色品种方面比城市中的大工厂更有优势。今天，高阳县的棉纺织品不但可以摆在北京王府井的大商店中，而且时有出口。各地农村中纯粹使用手工劳动的家庭副业也相当可观，现在农村中很多地方的手工业固然有生产力水平落后，缺乏资金，只有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面，但农村手工业却并非全靠廉价劳动力来与机器工业竞争。目前农村中手工业最发达的部门，往往是根本没有机器生产的部门，或虽有机器生产，市场上却认为手工生产的产品档次更高。譬如机器绣花整齐美观，电脑绣花图案繁复多变，而在市场上，手工绣花的价格却最高。

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农村手工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无论是家庭、作坊、还是手工工场；它可以保持手工业状况，也可以发展成为机器工厂；可以是个体生产、集体生产，也可以是股份制企业或合资企业。如果我们不把农村手工业简单地看作农业的附庸，而是把它看作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本来就是从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广义的工业也应该包括手工业在内），理解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农村手工业和其他生产组织形式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机制能够影响其兴衰，但只要它自身的活力没有丧失，它的经济机制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轻易消亡。即使在外界环境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是一时停顿，一旦外界环境许可，随时可以重新兴盛，并得到新的发展。

[1]参看拙著《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工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

[2]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67页。

[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24─225页。

[4]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7─45页。

[5]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243─253页。

[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473─474页。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2卷，377页；笫3卷，154─155，180页。

[8]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267页。

[9]《政治经济学报》笫4卷，2期，315页。

[10]《中国农村》笫1卷笫3期。

[11]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301─302页。

[12]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8─299页。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3卷，453─454页。

[14]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6─7、16─17页。

[15]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33、142页。

[1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244页。

[17]《工商半月刊》笫6卷，9期。

[18]河南农工银行:《南阳之丝绸》笫4─5页。

[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三卷，笫154页。

[20]重庆中国银行:《四川省之夏布》1936年6月，笫111─120页。

[14]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302─303页。

[15]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9页。

[1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7─298页。

[17]《纺织周刊》笫2卷，23期，1932年6月17日。

[18]《政治经济学报》笫4卷，2期，313页。“好范文”版权所有

[1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7页。

[20]《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笫965─967、1330─1331、1387页。

[21]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8页。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11页。

[23]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16日。

[24]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表76─78。

[25]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198、254页。

[2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3卷，附录。

[27]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10─11页。

[2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30页。

[2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126─127页。

5.论中国教育政策 篇五

摘要：当前正值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是否能够创设适宜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是否能够创设适宜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并通过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教育改革乃至社会发展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而实现教育公平公正的开展发展，是三大公平的重要内容。可以这么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如何得以顺利成长，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投入到国民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关键字：教育教育发展素质教育创新公平

中国教育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它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每一个朝代时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教育制度，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所谓制度即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各个时期的任何一个。五千年的中华历尽了沧桑，中华每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利与弊之所在，因此我们不应从单一的方面去否定或认定任何一种制度，而是应全面的去是审视它去了解它，从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制度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制度而献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中华的复兴必须有结构完善制度完整的优秀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要想真正的透彻的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么必须从中国的教育的历史开始，从历史开始慢慢的向当今了解，最终会有一个完善的思路去审视中国的教育制度，从而从它的本质去发现中国教育制度的利与弊的所在。

我国现在的大学，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打工，找工作，TOEFLE，GRE，“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能专心治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试看中国教育目前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基础教育发展不足。

《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接近20年，然而在西部等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失学儿童。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国家投入资金的不足。以公共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钱少尚不足惜，可叹的是这一点钱还没有用在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应依赖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上，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92%花在了高教上。用8%的资金去如何保证义务教育？

如此错误的投资政策，教育行政部门的短视、无能和好大喜功要负很重要的责任！而在一些入学率尚可的地方，其入学率的实际意义让人感到怀疑。在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学目标的指导下，重点中学、重点班级的建设是必然的，即使一个班级里，根据成绩老师的态度也会分为三六九等，所以许多学校对于升学无望的学生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而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这些学生明显的感到信任、关爱以及目标的缺失，他们在学校是处于一种“入而不学”的状态。这样的入学率，究竟有何作用?

（二）教育的结构性失衡。

在现在的中国技校、农校、师范类学校是人们心目中次一等的学校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人们的观念，然而造成这一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引起学生、家长和学校一味的追求更高的教育、更高层次的学校。这样，农、技、师范类学校因其不起眼而被忽视；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它使得学校忽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生缺少大局观、长远的眼光，在缺乏足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盲目的产生对农、技、师范类学校的歧视。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说都知道的话却不是谁都懂。现在年薪几十万难求一名合格的高级技工已不是什么新闻。市场经济规律验证了由教育制度所引起的观念的错误。以上两点一点涉及到国民的平均素质，一点涉及到中国的人才结构，每一点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每一点有都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起，而中国教育制度最重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的错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目前中国的选拔人才的唯一方式是应试制度。

应试制度，就是以考试的成绩来决定一个人的水平,但这样的方法却不是很科学。第一,考试考的只是在卷面的技巧,有的人也许并不会什么东西,但卷子里考的很多内容都是他本人会的,这样考试就不公平,也就是说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含盖了很小的一个范围,对那些认真学习的人来说这个考试是不公正的。

第二,考试的信息性。高考前两个月,很多的学校都在争取信息题,何为信息题?就是那些高考的时候很可能考的题目,但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实力以及资金不同,导致很多学校,尤其是普通的高中在这个方面落伍了,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其他学校享用后的信息,这样即使有的人在普通高中中努力学习,那他依旧是不公平的。所以应该杜绝所谓的信息题来源,但从现在来看,不可能!

第三,偶然因素太大。比如在考试的那天,如果状态不好怎么办？身体不适怎么办？但笔试是不能延期的。

总结上面的几点,中国的应试特点:实力+绝对的运气+资金+状态=书呆子的成功。

由于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社会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反思之后就会发现现在教育最主要的弊端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够，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不能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改革走过了头，需要强化传统的集中权力和行政控制，而是需要摈弃“伪市场化”改革，改变被权力扭曲的教育市场。一百年和二十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教育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教育改革。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从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看，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纵观上述，给出教育改革的一点点建议：

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等等。具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按照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计划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通过政府教育管理权的下放，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恢复教育的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化，实现学校的自主性和管理的民主化。

中国教育的最大优点是质量比较高，但是最大的缺点创新不足。中国模式的教育高质量，伴随着创新的低含量，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需要慎重考虑。中国教育任重道远，除了继续扩大规模以外，还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要特别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6.论中国的教育问题 篇六

一、借鉴:比较教育研究向度的确立

尽管在全球化进程的催生下,有学者明确提出,“目前比较教育的功能已进入了一个由借鉴到理解的时代”,[2]但笔者以为,无论从比较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其诸功能、目的的关系和当前我国的现实国情看,借鉴仍是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向度。

其一,从历史进程看,借鉴之首要地位是比较教育学史赋予的。首先,比较教育产生的初衷便是借鉴。奠基时期的朱利安、库森、贺拉斯·曼、亨利·巴纳德等无不十分强调借鉴并以此为惟一使命,从诸如“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3]“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国外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国内效仿”[3]等名言中不难看出比较教育产生的初衷便是借鉴别国经验教训,为本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其次,历来的比较教育学家也都较重视借鉴作用。作为承前启后者的萨德勒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弱点并予以改进”;[3]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的康德尔认为“一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可能就是他国教育改进的出发点”;[3]以因素分析著称的汉斯则认为,比较教育还应该“具有含功利目的生气勃勃的特点”;[3]连很少带有工具主义色彩的贝雷迪也不否认“研究外国教育不仅是为了了解其他民族,也是为了从外国教育制度的成败得失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为本国所用”;[3]而强调比较教育问题法的霍姆斯毕生都在试图构建基于社会学法则的比较教育研究以增强其解释预测功能;[9]至于埃德蒙·金所提出的比较教育“分析——决策”框架[10]更无异于对借鉴的目的做了现实的阐述;就是当代的施瑞尔、贝磊、阿诺夫等也无不赋予借鉴以相应的地位。再次,比较教育在各国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也是借鉴。朱利安制定的《计划》为当时欧洲各国提供了以资参考操作的现成问卷材料;库森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法国1831年《基佐法》的颁布;贺拉斯·曼回国后掀起了美国的公立学校运动;近现代法、美等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普鲁士息息相关。日本深受中、德、美等国的影响。二战后,世界其他各国教育亦无一不带有相互移植、借鉴色彩。可见,借鉴目的及其功能与比较教育可谓如影随形。

其二,从现实情况看,借鉴之首要地位是由比较教育诸功能、目的的关系和当前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首先,借鉴目的及其功能是比较教育其他诸多目的、功能的原生者。关于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和功能,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通过比较教育研究,可以结合我国具体教育实践,探索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足资借鉴的经验”;[11]有的认为,研究的目的是“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从而更好地解决本国的教育问题,为我们制定教育决策提供预测性的依据”[12]等;有的认为,它可以“加深对本国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的认识,吸取外国教育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作为本国教育改革的借鉴,增进国际了解、促进国际文化交流”;[13]有的将其分为“科学知识的、人文知识的、教育决策的”[14]三类目的;还有的将其分为“认识性、教育性、发展性、借鉴性、预测性”[15]等五项功能与任务。笔者认为,无论怎么分类,上述目的和功能都是直接或间接围绕借鉴这一中心展开的,诸多功能、目的无非是借鉴的派生者,都是实现借鉴目的的基础和手段。因为,不管是增进理解还是扩大眼界抑或促进交流,其本身只是比较教育的过程,而非目的,虽然在过程中我们实现了比较教育的部分目的和功能,但我们不可就此忽视了借鉴这一更为上位的目的,无论比较教育功能、目的如何拓展,借鉴仍是其核心成份。其次,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借鉴。不可否认,“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学者更需要沟通和理解,这是比较教育的使命”。[16]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也确实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我国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不发达、农村人口居多且在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还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增进国际理解,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去考虑教育输出国“了解世界教育的主要趋势、增进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援助发展中国家教育技术的有效手段”[17]等作用,而是教育借鉴国如何想方设法学习、汲取别国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来改善本国教育的问题。更何况,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比较教育,也并非只是为了考察异域风情以满足猎奇的心理需要,而是通过比较教育的研究以助于教育决策。一如诺亚所言,“如果我们强调比较教育的功用纯粹是描述,那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去获取对方一些不同于我们的教育细节或数据。并且即便如此,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能促使我们在理解别国教育经历的过程中更好地指导我们形成自己的教育决策”。[18]由是观之,比较教育事实上确实带有“借鉴”这一功利色彩。

二、“借鉴之外”:比较教育研究向度的迷失

既然借鉴仍是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基本向度,那么,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向度的情形又如何?何以致此?

其一,情形如何?主要有三:首先,“他”的研究多,“他”与“我”的联系及“我”自身的研究少——谁来借鉴?的确,“比较教育学的自我建构实际上就是确定‘我’与‘你’、‘他’之间区别和差异,进而明确‘我’与‘你’、‘他’之间关系的过程”。[19]然而,纵览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我国“80年代研究的对象国主要集中在苏、美、日、德、英、法等国,以上述六国为对象的文章在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占全部文章的72.7%和50.7%,而关于中国或中外比较的文章,在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占2.3%和5.6%,港澳台地区只占1%”,[20]至于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几近空白。诚然,由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国、跨地区和跨学科性,上述倾向原本无可非议,但因此就只研究“他”,不注重“他”与“我”的关系以及“我”自身内部的比较研究,就难免会令人生疑,怀疑研究者研究的初衷、目的及脱离中国实际的单一国外教育研究的实际价值所在。因为再多、再好、再透彻的纯国外研究及其成果,如果不与本国的教育实践发生联系,都将毫无意义——借鉴的主体都没有,谁来借鉴、为谁借鉴?其次,介绍描述的研究多,评价比较的研究少——借鉴什么?时下,国外的教育理论、思潮、改革举措与动向铺天盖地。为从国外的这些变革中学到最先进的东西,我们不惜耗时费力地将其引进到国内,这本也无可非议,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做法的盲目性与攀比性。那种以最快速度、一古脑儿地将国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不加分析、比较、评价地介绍到国内来的做法,除了给读者以学术新闻报导的感觉之外,其实并无多大裨益。因为按照贝雷迪“描述、解释、并置、比较”[3]的四步法要求,上述情形难以堪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从这一角度来讲,没有比较与评价,借鉴功能的发挥便无从谈起,因为主体与客体之间连价值判断与舍取关系都未发生,借鉴什么?再次,感慨、感叹的研究多,提出具体借鉴建议的研究少——怎么借鉴?对国外一些深邃的思想、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和方法,我们固然可以一种钦佩与叹服的眼光去学习、借鉴、甚至仿效它,这也无可非议。然而非议就在于只发感叹,而不以理性的眼光去分析它,不结合本国实际提出借鉴建议,继而在本国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借鉴效仿他。在琳琅满目、纷至沓来的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我们更多地是对国外教育制度、思想和政策的介绍,且愈发流于肤浅,比较教育成了单纯的国外情况介绍、翻译,在例行的感叹与“启示”过程中,我们忘记了它服务于本国教育实践的初衷一—借鉴。从这一角度讲,借鉴尤为缺失,因为没有行之有效的借鉴意见与实施方案,怎么借鉴?

其二,何以致此?成因有四:首先,思想认识的错位混淆了借鉴的视听。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已然是一个事实,但现今的部分学者却人为地将我国置于后现代视野之内,要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去借鉴已经高度现代化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这显然是困难的。因为一国的教育根植于其生产力及由此决定的文化传统之上,不深刻分析其背景与条件及彼此所处的时代,借鉴只会流于空谈。上述时代认识的错位,加上全球化、一体化的加速,使得我国部分学者过于强调比较教育研究“增进国际理解与沟通以及国际教育”的目的,忽视了比较教育的借鉴目的,这对于我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其次,学科本身的发展淡化了借鉴功用的地位和作用。比较教育在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相当迅速,但其间也一直存在诸多争论,并且龃龉甚重,很难有一个最终调和的结果。虽然这些争论有助于各抒己见、学术繁荣,但却从现实上给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麻烦,因为它使得研究者完全按照自己对比较教育的理解去从事各种研究活动,继而也就难免会各行其是,产生诸种有悖于借鉴的现象。显然,一个只强调比较教育理论性的研究者不会很好地去关注其应用性,而一个认为比较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探求国际教育发展规律的研究者也不会将注意力聚焦到如何借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验。所有这些都表明,比较教育本身应该加强自身学科建设,应该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充分达成共识。毕竟,该学科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其操作性直接取决于其统一性程度。再次,决策民主化程度的偏低制约了借鉴功用的现实实现。比较教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借鉴为本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而要充分发挥该学科这种功能,使其转变成现实,就需要有一种较为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否则,再好的建议和研究成果,若不为教育决策者采纳和付诸实践,都是一纸空文。我国在这方面恰恰做得不够,或许是一些研究成果本身确实不具有相应的借鉴价值,使得决策者们在教育决策过程中对此不屑一顾,也或许是教育决策者们基于长官意志和权威论断,对许多研究成果不予采纳。总之,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比较教育研究者们的积极性,既然提与不提借鉴建议都一样,既然再行之有效的借鉴措施都只是一种呼吁,又何必为此绞尽脑汁、殚精竭虑?最后,学者的智识构成、生活构造及借鉴本身的困难性。我们要想方设法借鉴,但又颇感借鉴困难,这种客观存在的两难状态增加了借鉴的困难性。因为要实现借鉴就要进行判断、比较、分析、评价与鉴别,而其中每一环节都会对借鉴产生影响。同时,研究者的智识构成和生活构造又无时不会在每个环节中发生作用。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国情与地方特色各不相同,研究者要想提出正确的借鉴意见与建议,还得认真研究借鉴的环境与条件,而这一系列过程使得借鉴本身显得尤为困难。研究者很难完全断定孰是孰非,其风险性常使部分学者不敢妄断定论。

三、“借鉴为我”:比较教育研究向度“中国之维”的践行

在明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向度、其当前表征及成因之后,再来探讨一下比较教育借鉴目的及其功能实现的“中国之维”问题。

其一,在价值取向上,比较教育学者应当确立“中国之维”向度的借鉴——为我性。首先,要弄清三种基本事实:一是时代背景。我们应当认清,尽管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两大主题,“但全球危机依然如故,那种在冷战中宣称的‘历史终结者’并不足以取代我们对危机的理性分析”。[22]在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中,我们的根本目标与任务不是世界大同、全球同欢,而是发展本国经济、维护本国利益以立足于世界之林;二是现实国情。我们要认清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这一基本事实,并明了社会主义中国极力追赶、并置竞争、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三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性。我们要认清借鉴之所以成为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基本向度的历史必然性,并领悟不学习借鉴他国的成败得失就难以全面了解本国教育实践,更难为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这一道理。其次,要克服制约借鉴目的及其功能实现的三种不利认识倾向:第一是后现代观。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充其量是一个发展速度稍快的发展中国家,不仅离后现代相却甚远,就是离现代化也非咫尺之遥,进而在研究立足点上克服张口“21世纪观”,闭口“后现代论”这种貌似前位的后现代思维范式;第二是增进国际理解的目的论。尽管新时期赋予了比较教育破除民族中心主义、消除文化偏见、增进国际理解等使命,以国际的视野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也难能可贵,但我们却不可以此为主要目的。因为,当一个国家和民族明显弱于他者而去过多强调增进国际理解时,纵然其间不乏有部分国家会持好意,但那些视中国为惟一“赤色大国”的国家却可能不怀好意;第三是“他者中心”倾向。我们不能将本应拓展的对象一味盯在几个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身上,应广泛开展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教育比较研究,并克服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他族优越假设”[19]逻辑运思和对西方教育理论的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增强批判意识和能力。

其二,在智识构成及生活构造上,比较教育学者应具有“中国之维”向度的民族—文化性和国家—地方性。首先,智识构成上的民族—文化性。在智识构成上,通常而言,比较教育研究者不仅要掌握乃至精通本国语言文字和至少一门外语,还要谙知比较教育学的一般理论、基本方法和发展动态,并掌握与此相关的其他诸多学科知识。因为是否掌握并精通国语和外语,对比较教育学者来说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而多学科的背景能为我们提供特别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拓展思路、克服偏见。当然,笔者此处所要强调的是其民族—文化性,这便要求我们不仅要精通国文,具有扎实的中文功底,还要了解中国文化,明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及其精神。因为没有良好的国文功底,不仅会影响比较研究中的翻译质量,更会影响其合乎国文习惯的观点表达,而没有良好的中国文化功底作支撑,也难以进行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更会平添不少文化误读和歧义。要特别加强当前我国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的国文、中国传统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习和必修课程的设置。其次,生活构造上的国家—地方性。由于相对单一的纯学术经历无助于对国情的基本把握,“只有在地方性知识与价值真切影响了教育政策过程时,才会有效促使国际教育议程与国内教育研究的良好调和”,[24]因此,我们应当加强比较教育学者生活构造的“国家—地方性”。我们不仅应提供机会让比较教育学者参与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具体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使其对当下中国各个层级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有一个通透的了解;还应创造机会并鼓励其多方参与不同的社会活动,使其广泛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基本面貌,增强其比较研究的社会背景知识与能力。比较教育学者只有熟知本国的政治、经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等各种情况,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具科学性,所提借鉴建议更具合理性。

7.论中国动漫发展的实在性问题 篇七

关键词 中国 动画 发展 问题

中图分类号：J218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如火如荼发展的当今，动漫作为文化和产业化的载体就像一匹黑马一样备受各国的重视和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美国和日本如今已经成为数一数二的动漫大国，而作为动画刚刚起步的中国，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且曾得到国际动画界的广泛赞誉，但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说，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只有了解我国动漫发展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因素，找出并解决其问题的所在，才能更好的发展和弘扬我国的动漫文化及其产业。

一般在电影院上映的动画影片基本上都是由美国制作出来的，并且在我国深受好评。像大家熟知的有《变形金刚》、《海底总动员》、《狮子王》、《怪兽大学》等等。对于日本具有原创性的动画片来说，虽然在电影院上映的不是很多，但是他们那种连载的动画片却在我国人民的家里占有很大的一席之地。一般一些连载的日本二维动画，需要很多时间去完成，都是每个星期才连载一集出来，而且一集一般都只有半个小时左右。可是即使是这样，却仍是有很多人对日本的动画片如痴如醉的迷恋着，每个星期等跟新，也不觉得累，甚至对其衍生的产品具有极其大的迷恋欲和消费欲。据悉一份有关动漫的调查显示在中国青少年最喜欢的动漫作品中日本、韩国动漫作品占百分之六十，欧美动漫作品占百分之二十九，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原创的动漫作品仅占有百分之十一。虽然在2009年我国动漫产品的产量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能够达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作品却非常少。目前我国本土的大多数动画制作公司仍然以承担动画外包的业务，为日、韩、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动画片制做加工为主。那么我国动漫文化产业为何出现如此现状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国家政策不够完善

其实对于动漫行业国家还是大力支持的，但这“力”却没有往好的方面使。国家为了发展动漫行业启用大量资金和土地却已成为今天很多制作动画机构想要得到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最终利益，一些机构对于动画的制作很多都不够上心，夸张点说草草了事，制作出来的很多动画片都不够精良，类似流水线产品，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其次，我国在2006年9月文化部颁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提出，加快发展民族动漫产业，大幅度提到国产动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于是在这一年国产电视动画片产量超过8.1万分钟，比去年的4.2万分钟几乎翻了一倍。即使是这样，我国各电视播映机构的动画荧幕播出的实际要求缺口仍达约32万分钟。然后到了2008年底，我国共拥有动漫生产机构5473家，国产动画片产量达年均十万分钟以上国产动画电影增至每年十部左右，发展速度堪称第一，但却保量没保质，有点急功近利的感觉。由于政策的大力扶持，动漫产业开始受到资本的追捧，动漫制作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但是非理性投资导致了动漫企业素质良莠不齐，小作坊林立，而真正具备相对成熟的技术、创意能力与经营实力的动漫企业依然凤毛麟角，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凡事就得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方才走的更远。发展我国动画亦是这个道理。就算大力投资这个行业，也需要一步一步的来。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监督力度，否则，国家投入再多的钱最终也会觉得制作动画片的经费不足，其实事实上却也是如此。

（2）人才缺失

动画片是由人们所制作出来的，除了要资金投入以外，更需要人才和技术的灌注。据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有447所大学设立了动画专业，1230所大学开办涉及动漫专业的院系。虽然有这么多教育机构开始培养动画人才，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学这个专业的人最终并未从事这方面的行业，而是选择做其他的事情。据了解，在大学动漫这个专业所授的课程的知识其实很少。这些在学校学的东西只是这个专业最基础的部分。很多动漫专业的毕业生都不好找工作，即使这一行特别需要人才。大学学的专业技能知识无法与实际中的动漫公司所要求的对口，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学校方面应该着实调整课业内容，教授一些比较实用且与外面公司比较挂钩的一些专业知识。为中国培养一批比较实用性的动画人才，这才是真正需要的。

（3）动画作品在内容和形象设计上不够吸引大众

在动画片的内容选材上，我国是比较偏向传统性的。中国，5000年的文明古国，神话、传说、寓言、历史（下转第123页）（上接第121页）故事、民间故事、壁画故事、古典小说和戏剧等等，琳琅满目、绚丽多彩，数不胜数，美不胜收，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资源。因此，我国大量动画片选取的是古代传统题材。典型的有《西游记》、《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封神演义》等等。然而选我国传统故事内容要适当，在当今个性潮流发展的时代，动画作品的故事内容除了保留原有的传统之外，还要有大胆的创新思想，故事内容要足够新颖。就像美国在动画片内容选取上极具广泛性，可谓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广收搏采，并加以本国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包装，或是进行创造性的艺术语言的转换，或是全新的改造，使其动画化、美国化，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动画片在选题材上面不要过于局限性，且动画内容最好能为大众接受，能引起他们的感受、共鸣，也可以学习日本在动画题材上进行分众化。其次，动画形象设计也是很重要的。相对于美国和日本不同，我国注重的是人物的性格塑造，就感觉见缝插缝，该是什么样子的性格就是什么样子的，总感觉有点儿实在，其实有时候形象设计与性格不大苟同的时候所起的反差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更多的意外。因此要学会活画动画形象，同时也不失本国土该有的特色。

（4）衍生产品开发不足

中国动画产业链存在断层，主要表現在动画片的播出经营和衍生产品销售两个重要环节的脱节。本来动画片的播出环节经营是靠收取播出费来回收的，但由于中国电视台本身的体制问题，决定了很多地方电视台，不可能花高价来购买动画片的播出，因此导致了衍生产品在动画片播出后，受到障碍的地方销售业绩不佳，大大影响甚至制约了衍生产品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