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精选8篇）

1.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篇一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完善新农村乡村治理机制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完善新农村乡村治理机制●陈幼辉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如何落实200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要求，构建和谐乡村，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措施。

一、农村基层乡村治理的现状

1、乡村两级组织关系交叉错位。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乡镇党委与村党组织是领导关系，村党组织与村委会也是领导关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是指导关系。从基层的实际运作来看，乡镇党委、政府大都是一体运作，常常以乡镇党委名义对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发号施令、布置工作，以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关系代替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而村委会有时则以自治指导关系来对付。同时，由于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基础的不同，也导致了党的政治领导权和村民自治权之间存在着交叉与冲突、争斗与协调的现象和问题。

2、村两委运行机制不够协调。农村工作繁杂且对象具体，在实际工作中，村级组织的领导主要是对公共事务和个体事务的领导和管理，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职能重叠交叉。而有关法律和党内法规对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职能及关系规定得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这就使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能有时难以明确区分，规定的工作程序容易流于形式。而村“两委”的矛盾经常集中在谁主谁次的问题上，实际工作中，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个人的素质、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书记和主任有一方更强，往往不是村党组织代替村委会就是村委会凌驾于村党组织之上；如果双方都很强，大多数情况下是互不买账，难以团结协作或配合协调。

3、村级自治组织功能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民逐步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农民不再依赖村级组织而相对独立。一方面，由于一些村级组织缺乏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对经济资源和公共事务的调控手段也逐步减少，且一些干部自身素质偏低，群众公认程度不高，严重影响了村级组织的自治功能。另一方面，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在一些地方的强化，不仅影响了村民自治，也制约了公共权力，有的甚至左右党员大会或者支委会的决定。

4、村级其他组织职能多方制约。目前村共青团、妇女、民兵等群团组织和老人协会等群众自助互助组织，普遍缺乏稳定的经费、活动场所和热心于这些工作的人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名存实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规模小、运行不规范、组织不健全、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5、农民主体意识缺乏正确引导。一些农民在富裕以后，不再仅仅满足于关心村务政务，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希望通过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利用更多的手段参与村务政务。而这种意识又常常受到金钱、宗族或其它因素的影响。但一些地方的村级组织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和进步，对群众这种参政议政的需求缺乏正确的引导，对如何完善乡村治理没有相应的办法和措施。其中既有自身素质的问题，也有制度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体系

1、选准配强乡村两级领导班子。一是配齐和建强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要以建设“五个好”乡镇党委为目标，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德才兼备原则和“五重五不简单”的用人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扩大民主，严格程序，改进方法，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或通过法定程序选举到乡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中来，选好配强乡镇领导班子。二是选好选准村“两委”班子。要进一步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在换届选举中全面推行村党支部“两推一选”和村委会“直接选举”，抓好民主选举环节，把握好选人标准，扩大候选人提名中的民主。

2、加强配套组织建设。一是加强青年、妇女、民兵等群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要按照“党建带群团组织建设”的思路，加强群团组织的班子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和载体建设，为他们搭建作为的平台，教育引导和团结带领农村广大团员青年、妇女、民兵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伟大实践。二是加强“六大员”等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服务带动作用。要通过加强培养开发、强化管理、服务带动等措施，逐步建立农村实用人才服务中心，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促进农村实用人才、乡土人才总量的扩充和素质的提高，不断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3、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是完善发展农业技术服务组织。要进一步完善农业市场推广、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积极发展各种农业技术服务组织，鼓励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切实发挥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民营公司、科技示范户、经纪人的作用，积极开展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产品科技含量。二是引领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要加快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护成员权益。要把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作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逐步建立起“政府宏观管理—行业协会中观管理—企业与农户微观经营”的农业行政管理新机制。三是引导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进一步拓宽“公司+农户”这一产业化经营基本模式，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不同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模式，努力形成规模扩大、领域延伸的新格局和政府扶持、龙头带动、农民参与、中介组织服务的新机制，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三、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1、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是建设服务型乡镇机关。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工作职能由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进一步整合乡镇内设机构，转变工作运行模式，把工作重点转到加强领导、统筹协调、营造发展环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上来，增强为农服务能力，打造新型基层政府。二是改革和完善乡镇对村的管理体制。要强化乡镇对村的领导关系，认真落实管党责任，加大对村级党组织和党员教育管理的投入和工作力度。要减少对村级自治组织的行政干预行为，将那些属于市场和社会范围的事务交给市场和社会自身解决，促进农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增强村民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三是进一步规范党组织领导和参与村民自治的方式、程序。要加强工作指导，健全和完善村党支部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制度，村民委员会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制度，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村民质询会议制度和罢免村干部制度等，从制度上保证党支部尊重村委会的法律地位，保证村委会服从党支部的领导，使村“两委”的工作统一协调，建立起村民自治背景下党支部领导村委会的新体制。

2、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是强化加快发展功能。要按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要求，从调查研究入手，切实找准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明确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深化农村改革的工作思路。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二是强化服务引导功能。要借鉴“三级核心网络”建设、农村社会服务三级联动网和“支部+协会”的做法，继续深化“农业155”、“村会协作”、“双带双创”三项活动，改进农村党组织的组织设置、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积极构建以村党组织为主体、产业党支部（党小组）为骨干、党员中心户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提升农村党组织社会化服务水平。要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入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环境卫生整治，改善村容村貌。三是强化维护稳定功能。要扎实推进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落实“阳光村务”，推进管理民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引导农民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增强农民依法维权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要开展平安农村创建活动，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妥善处理农村各种社会矛盾，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创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3、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是实施“三向培养”工程。即把农村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农村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要通过采取培养、培训、帮带、扶持等措施，把致富能力强、带领农民共同致富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才及时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不断改善党员队伍结构，增强党员队伍的活力。二是实施“素质工程”。要进一步落实《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采取加强实践锻炼、严格组织生活、完善民主评议、开展党性分析等方法途径强化对农村党员的教育，确保“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一手抓阵地，一手抓基地，理论学习、技术培训、学历教育齐头并进”的模式，加大农函大、农广校办班培训力度，大规模培训农村党员。三是实施“载体工程”。要认真落实《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开展“奉献在岗位、创业在海西”主题实践活动，推行党员承诺制、党员先锋岗、党员义务奉献日、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分类管理等做法，深化党员联系户、党员责任区、党员结对帮扶等活动。

4、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中的骨干带头作用。一是积极扩大村级干部来源。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拓宽选人视野，注重从致富能手、退伍军人、打工返乡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回乡大中专毕业生的优秀分子中选拔人才，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和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人选到基层党组织班子中来。二是改进农村基层干部培训方式。要坚持以市、县、乡党校组成的培训网络为主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党员电教网络等载体加强教育培训，也可以采取与高校联合办学方式，举办专题研讨班、村镇管理大专班等，加大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和实用技术培训力度，引导农村基层干部发扬求真务实、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增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三是建立完善激励保障制度。要建立健全村干部报酬保障机制和增长机制，积极推行村干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离职补偿等制度，合理提高村干部的待遇和保障水平，激发村干部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2.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篇二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得到关注, 同时也制约城镇化进程。具体来说, 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从生产上来说, 农业上生产量的提高, 主要还是靠大量的使用农药化肥, 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落后, 导致大量工业“三废”的任意排放, 水产养殖以及农村家禽工厂化养殖的粪便处理不当, 形成农业上的污水灌溉, 进一步加剧了污染, 呈现出从“点”到“面”污染的态势;同时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近几年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在进行新城的建设, 而在城市规划的时候, 总是把工业区建设在靠近远郊农村, 把污染留在了农村。

第二, 从农村生活上来看, 小城镇和农村规划不科学, 使得其沿着公路发展或者与工业区混杂, 基础设施和管理存在问题, 据有关统计, 我国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 72%的村庄畜禽圈舍与住宅混杂, 使得污染物随意排放,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同时, 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均垃圾的产生数量呈增加的趋势, 据统计, 农村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近百万吨, 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二、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网络化治理的存在的原因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埃格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 “传统的官僚制管理正在面临着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网络化治理”[1]。我国学者陈振明教授对网络化治理的定义:“网络化治理就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 政府和非政府部门 (企业、第三部门、公民) 等众多行动主体, 在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 共同管理社会事的过程”[2];各主体形成一种平等协商与自我统合作用的治理形态, 可以得知, 这种治理形态强调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网络化的治理机制和分散化的治理责任等显著特征;这种模式克服了传统的碎片化的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弊端。从网络化治理的角度看,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呈现出加重趋势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环境管理模式落后

现阶段, 我国的环境治理模式主要是碎片化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主要是政府直接管理, 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变化, 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环境保护的要求, 由于我国行政绩效考核以GDP的增长为硬性指标,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 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 将环境保护置于次要地位, 甚至认为环境保护阻碍了地方的经济增长, 导致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采取不重视的态度。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中, 政府处于主导的位置, 主要是政府的直接管理, 关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制度都是地方政府自己制定并执行, 政府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为了追求行政绩效, 容易造成在环境保护上政府失败的发生;在执行管理过程中, 地方政府主要是采取单一的行政手段。“而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育, 市场主体也在不断增大, 人的价值观的多元化, 利益多元化、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这些市场主体与客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还通过行政手段管理, 必然会造成管理效果差”[3]。

地方政府存在着部门职能分配不科学、管理职能缺位和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 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权力资源、权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有限, 从而导致其能力结构中与这些资源对应的能力不足。[3]由于权力与资源缺乏, 使得环保部门形同虚设, 导致其管理职能缺位。环境污染问题通常是涉及区域性的, 而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只是对本地发生的污染能治理, 但是针对区域性的污染管理, 在环境管理中未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 各级地方政府基于理性的考虑, 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碎片化的管理模式对区域性的污染问题无力回应。

2. 政府的单一治理, 参与主体不足

目前, 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单一的主体力量,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实环境的变化, 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而地方政府存在着部门设计不健全和职能分配上不科学, 依旧依靠政府单一的力量来处理农村的环境问题, 使得地方政府显得能力不足;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的二元化治理格局, 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对农村的公共物品的提供基本上没有参与。第三部门的大量的集中于城市, 随着第三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 城市里大量的第三部门的能力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而作为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与第三部门缺乏有效的互动, 只是片面地追求地方经济的发展, 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不能治理的方面形成空白地域;农村环境作为一个公共物品, 同样具有非排他性, 作为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市场主体, 由于其投入成本大, 收益小, 考虑到自身利益问题, 而没有政府给予其利益的保障, 造成市场主体的参与动力不足;公民作为环境保护的受益者之一, 在思想上和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认为环境保护只是政府的责任, 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以及缺乏环境保护知识;同时公民在参与环境保护存在着很大的外部环境限制, 如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给予参与权利保障, 参与渠道和途径缺乏等, 受理性选择的影响, 大部分公民选择采取搭便车来取代参与环境保护。这些众多的因素造就了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 只有单一的政府治理主体, 参与主体不足的局面。

3. 农村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不完善

从我国环境保护立法角度看, 国家层面和地方立法层面都在环境保护方面颁布了一定的法律和法规, 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的环境保护法体系, 但该体系中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只是作了较少的原则性说明, 针对性不强, 更多的是关于农业生产的环境, 并没有直接针对农村环境保护保护的部分。“总的来说,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重点只是农业生物的环境要素, 相差并不大, 而且并未把农村看作一个与城市相对的体系, 以区别对农村的环境问题的区域性差异, 经济发展不一, 污染程度不同等的问题”[4];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具有普适性, 而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又多以城市环境问题污染为中心, 对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存在着认识不足, 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没有充分考虑到城镇化对农村环境的影响, 使得针对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缺位。

4. 农村环境保护资金投资单一且融资渠道不畅

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之一的农村环境, 同样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因而很难确定农村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 而对农村环境的保护投入的资本高, 收益甚微, 使得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很难进入该领域;地方政府作为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的主要力量, 由于分税制的实行, 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 同时地方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又投入到城市, 真正投入到农村的资金很少;作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企业, 由于设备和技术落后, 发展缓慢, 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不大, 甚至还有一部门企业需要地方财政的扶持, 进一步限制了地方财政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 这些情况造就了农村环境保护的投融渠道不畅和靠单一地方政府资金投入。

三、农村环境的网络化治理途径

“在作为合作网络的治理理论看来, 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利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在运行机制上必然最终形成一种自主治理的网络, 各治理主体可以通过对话来增进理解, 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 从而能实现良好的合作管理”[5]。构建网络化的治理模式来处理农村环境保护问题, 能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 形成社会合力, 激发社会活力。

1. 构建农村环境管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

农村环境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就是在农村环境保护上通过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合作, 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共享权力, 分担责任, 从而形成对农村环境进行有效治理的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或者替代政府管理的弊端。通过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特征的分析, 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需要在各参与主体之间建立信任机制、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维护机制。信任机制是保证网络化治理模式运行的前提条件;在网络化治理中, 信任是一种核心的凝聚力, 它的作用等同于科层制的权威;[6]网络治理模式的构建必须由政府为多主体参与搭建平台, 使得各主体之间能够有条件开展对话, 建立合作, 增加信任。信任可以增加组织成员之间的依赖和培育网络组织之间的文化, 从而促进组织核心价值观的建立, 共同致力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目标的实现。整合机制是网络化运行的关键步骤。“网络化治理不仅是政府一方的独自表演, 更需要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7]在农村环境治理中, 政府依然是处于主导位置, 但是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 通过构建农村环境治理的网络结构, 各主体有意识的集合, 形成一种平等协商与自我统合作用的治理形态, 整合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发挥第三部门, 市场主体和公民等力量, 能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和优化配置,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协调和合作机制是网络化治理模式运行的核心内容, 协调是在个参与主体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交流, 达成合作, 在网络化治理中参与方的利益追求是不同的, 在各方协调的基础上, 有利于实现各方的利益, 从而促进目标的实现。维护机制是网络治理模式运行的重要保障。网络治理实质是对权力的分散和各主体之间利益的博弈, 因此在制定农村的环境保护政策时候, 要听取各主体的意见, 从而是参与网络治理主体行为变得规范和有序, 维护网络化机制的合理有序运行。

2. 构建多主体参与机制, 发挥各主体的优势

农村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 在农村环境治理的网络化机制, 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现阶段, 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 政府依然应该占主导角色, 政府的主导角色主要表现在, 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网络化运行的制度和规则, 不再是农村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而是作为监督者, 维护网络化治理的良好运行, 同时政府应该降低市场进入准则, 使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 发挥自身的优势;第三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桥梁作用, 做好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弥补政府失灵的部分, 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乡镇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要秉持社会责任的理念, 自觉改进生产技术,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通过履行环保的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农村的村民在提高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在环境保护中与其余主体进行交流对话, 对环境保护提出要求和对环境满意度作出相应的回应;通过在网络治理中各个参与主体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共享权力, 在促进农村环境保护的基础上, 发挥各自的优势, 实现自身的利益。

3. 完善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的法律制度

农村环境的网络化治理不仅需要有相关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作为保障和支撑, 还需要建立相关的制度和规则来界定网络治理参与主体的责任。农村作为与城市相对的体系, 其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农村环境的治理需要有针对性的法律, 结合国家层面的法律和各地方的实际情况, 地方政府制定符合农村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使得环境保护法律从抽象化为具体, 这样是地方的法律具有很大的实践性, 又与我国最高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相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使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有法可依。在农村环境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中, 参与主体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共享权力分担责任, 会造成公私界限变的模糊化, 同时参与主体代表着不用的利益诉求, 为了追求各自的了利益, 会减少对组织的忠诚性投入, 因而在一些责任的认定上会产生相互推诿, 相互之间转嫁责任。农村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涉及范围和内容比较广泛, 在以政府为主的进行利益协调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有针对网络化治理参与者制定相关的制度, 合理界定各自的责任, 使农村环境网络化治理规范化和常态化。

4. 形成农村环境保护资金投融的多渠道

农村环境的治理不仅需要政策的投入, 还需要资金投入。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的转移支付, 并出台相关的财政政策, 明确农村环境治理资金在转移制度或政策财政预算的中的比重, 确保农村环境保护投入有稳定的资金。[8]地方政府应该统筹城乡环境保护, 把城乡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整体, 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 形成城市支持和促进农村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构建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机制, 发挥网络化治理模式的优势, 激活社会活力, 激发网络治理参与者 (政府、市场主体、第三部门、公民等) 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资;发展乡镇企业, 壮大县域经济, 转变生产方式, 改进生产技术, 减少对农村环境的污染, 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 为农村环境保护提供支持。

摘要：城镇化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但却是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制约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目前我国农村的环境治理模式落后, 非政府部门等的相关的利益主体很少的参与, 加之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不完善和农村环保投融资渠道不畅, 使得治理的效果不佳, 文章通过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识, 基于网络化治理的视角, 对农村环境治理网络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

关键词：农村,环境保护,网络化治理

参考文献

[1] (美)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 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学的研究途径》,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86页.

[3]张礼祥, 娄文龙.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环境治理模式研究.中国管理--组织与战略分会场论文集[C].2011.

[4]李长健, 王君健, 陈志科.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究.[J]时代法学2009.2.

[5]王瑞华.合作网络治理的困境与启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8.

[6]鄞益奋.网络治理:公共管理新框架[J]公共管理学报, 2007 (1) :93.

[7]孙健, 田星亮.网络化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现.[J]江西社会科学.2010, 5.18-22.

3.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篇三

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基层治理；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6-0055-05

一、引言

基层治理尤其是农村基层治理一直是大国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目前，由于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市场化不断深入、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使得基层治理面对着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将过去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村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有限，政府对其扶助作用欠缺而对其活动干预过度，再加上农村社会组织运作机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很多困境。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如何？它如何运行？作用机制是什么？治理结构如何？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哪些作用？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现阶段较迫切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和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与存在的问题相比，我们更应该看到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的潜力和未来，将治理职能重新回归于民，这样能够更好地完善社会的治理秩序，实现善治。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通过对云浮乡贤理事会的案例分析，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二、案例简介：云浮乡贤理事会

云浮乡贤理事会最早兴起于云安县。在探索农村治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石城镇留洞村、横洞村等一些自然村自发成立乡民委员会，乡贤理事会以自然村为基础，把农村经济文化能人、老党员、老干部、德高望重的宗族长老以及热衷本地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其他乡贤吸纳入理事会，通过乡贤理事整合社会资源，协助村委会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和管理，并取得了瞩目成就。云浮市地方政府看到了创新的契机，在云安县以自然村为基础，试点培育乡贤理事会。2011年，云浮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三级理事会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在全市全面开展组建三级理事会工作；2012年，云浮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指导意见》，以点带面，进一步在全市推进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8203个，基本实现全覆盖。有理事成员73330人，其中外出乡贤和经济能人达36257人，占49.5%。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登记率达100%。

三、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模式

（一）纵向到底——“组为基础，三级联动”

2011年，云浮在全市全面开展组建三级理事会工作，镇（街）组建乡民理事会，行政村（即村委会）组建社区理事会，自然村组建村民理事会，其中尤以自然村为基础，逐步形成“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组织架构和治理格局。“组为基础”将村民自治单元由村向下延伸到组，解决了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的“落地”而非“悬空”在村級的问题；“三级联动”将村民自治机制由村向上扩展到乡镇，解决了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对接”而非“脱节”的问题[1]。以自然村为基础组建乡贤理事会，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能够充分发挥乡贤的亲缘、人缘、地缘等优势，汇聚各方资源和力量共谋家乡建设。与此同时，三级乡贤理事会的换届以及任期均与镇（街）、行政村、自然村的换届和任期相对应，使政府各项方针政策能够迅速落实并且维持政策的延续性。在这种互动机制中，有利于解决农村基层治理纵向不到底的难题。

（二）横向到边——多元参与，协同共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普遍存在横向不到边的问题。村民自治的推行并没有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乡村社会陷入“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困境[2]。村委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大打折扣，在村民眼里成为具有浓重行政色彩的“政府机关”，导致很多工作都难以得到很好的落实，乡村治理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农村基层事务繁多，情况复杂，单纯依靠基层政府和村委会难以实现农村的良好治理。云浮乡贤理事会虽然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但是它在组织运作、人员产生、财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独立自主性，因而能够充分发挥凝聚社会资源的作用，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多元参与，协同共治，弥补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不足，解决了横向不到边的问题。

（三）依托项目——以奖代补，一事一议

云浮乡贤理事会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内实现全覆盖，离不开政府的培育、引导和扶持。乡贤理事会的资金来源于乡贤捐资、村民筹资和政府资助，其中政府资助这一块非常重要。政府并不是直接拨款，而是向乡贤理事会提供竞争性“以奖代补”项目、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理事会申报成功后先自筹资金开展建设活动，政府有关部门完成验收后才下拨相应款项。对于政府而言，通过“以奖代补”和“一事一议”项目得以引导乡贤理事会完善自身建设并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正确方向进行发展；对于乡贤理事会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既“有钱可花”又“有事可干”。据统计，2013年以来，理事会共协助自然村以座谈会形式研究申报“以奖代补”“一事一议”奖补项目6424场次，协助入户发动村民申报项目9.2万户次，协助自然村申报项目3054个。环村道路、路灯、乡村公厕、农村垃圾收集点、雨污分流等建设项目有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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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结纽带——企业+理事会+农户

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空心化问题。空心化的外在特征表现为村庄的人员减少、大量的房屋人去楼空、土地的荒废以及周边的环境荒芜等现象[3]。其中，土地荒废问题不仅浪费宝贵的耕地资源，而且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解决荒废问题必须加快完善土地流转承包制度，为农业企业规模化种植生产提供广阔空间和有利环境。然而把众多农民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交给企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绝非易事。乡贤理事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扮演“中间人”角色，通过发挥其沟通、协调的桥梁作用，协助农业龙头企业解决一些与农民合作之间难以解决的土地集约、标准化生产、农业生产环境整治等问题，创造性地探索出“公司+理事会+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4]。

四、乡贤理事会的作用机制——协同共治

（一）填补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缺口，助力政府职能转型

当前，新农村建设实践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单靠基层政府无法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乡贤理事会是以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可以充分利用亲缘、人缘、乡缘等优势，借助外出杰出乡贤和经济能人的力量，凝聚财力、物力等社会资源，协助村委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填补基层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口。例如河口街双上村乡贤理事会发动外出乡贤以及社会捐资达100多万元，现已基本完成雨污分流、人畜分離、环村路硬底化、垃圾处理工程、文体广场、农民公寓等建设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向乡贤理事会提供“以奖代补”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等资助平台，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行政效率，变过去的“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型。

（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乡贤理事会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在“公司+理事会+农户”的经营模式中，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联结纽带，克服了企业自己找农民谈的过程中融入难、效率低、成效差等难题。例如罗定市海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理事会协助之下短短2个月时间就整合租赁到当地村民800多亩土地，凭借农业龙头企业的实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还通过聘请当地农民耕作的互惠机制促进农民增收，最终达到“双赢”，在这一过程中，理事会的联结纽带作用不可忽视。这种强调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有利于实现“善治”。

（三）协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乡贤理事会有助于调和邻里矛盾，平衡村民利益。杰出乡贤、经济能人、老党员老干部以及宗族长老是理事会主要成员，能够利用人情面子以及威望调节一些政府无法用行政力量很好解决的问题，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例如河口街双上村乡贤理事会通过以身作则，主动让地，解决了久拖三年的村游泳池建设用地问题。理事会组织群众归纳、提炼、总结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传统伦理观念，把“和谐、包容”等文化元素和“尊老敬贤”文化传统转化为村规民约，利用杰出乡贤、经济能人等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四）营造良好乡村氛围，促进基层文明建设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不容乐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有：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科技素质较低；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农民文化生活贫乏；农村社会主义荣辱观混乱，价值认同多元化；农民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淡薄，社会主义信仰体系尚未完善等[5]。调研中发现，为了改变这一困境，良洞村乡贤理事会在村内张贴各类标语，向村民宣传“勤劳务实，团结包容，崇善厚德”的良洞精神，同时协助开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促进乡风文明。大稳村乡贤理事会则非常重视奖教助学，为了激励后代勤奋读书，拼搏升学，协同村制定“大稳奖学奖教方案”，设立各项奖项对村内优秀学子进行奖励，对贫困家庭给予特殊资助，以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从而引领村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乡贤理事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尚未具备明确的法律身份，乡贤理事会难以独立走向社会

毫无疑问，云浮乡贤理事会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全面覆盖，并且有序地发挥着自身职能，离不开云浮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政府对乡贤理事会行政性干预过大的问题。某官员袒露政府在给乡贤理事会定性的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虽然全市已培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8203个，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登记率达100%，但是民政局并没有对乡贤理事会进行登记承认。从这一层面而言，乡贤理事会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农村社会组织，因此在资金管理等方面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些乡贤理事会只能将资金账户挂靠在村集体经济上，不利于独立发展，走向社会。

（二）试点推广过快，难以避免“一刀切”现象

2011年，云安县在已有基础上试点启动培育和发展乡贤理事会，2012年，云浮市委市政府开始在全市推广乡贤理事会，2014年，全市已培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8203个，基本实现全覆盖。一年试点，两年推广，前后三年时间左右，全市范围内基本村村有乡贤理事会。培育成效显而易见，然而也容易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很多村庄由于自身的因素难以适应乡贤理事会的发展，即使建立了乡贤理事会的制度框架也难以发挥协同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因为乡贤理事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村庄主姓、村庄人口以及乡贤资源等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某社工委领导也坦言，成熟程度能达到像河口街双上村乡贤理事会那样的非常少，很多自然村的乡贤理事会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困难。

（三）“项目式”资金管理不利于乡贤理事会长远发展

乡贤理事会并没有稳定的运转资金，开展公益活动只能以建设项目为抓手，依靠乡贤捐资、村民集资和“以奖代补”、“一事一议”项目等获得资金保障。这种项目式资金筹集方式最大的好处也许是防止了财政资金的浪费及预算虚报的现象，资金往往在项目工程完成后通过评估才能得到拨付，但是资金到位的滞后性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乡贤理事会要想开展一个新的建设项目，首先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如何筹集资金。在访谈的过程中，大部分理事长都强调筹钱非常困难，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资金支持对于乡贤理事会发展尤为重要。在我们所调研的乡村中，乡贤理事会有一个共同的职责就是开展各项有益于家乡发展的公益事业、经济活动、文化建设，无论是哪一项活动，都需要资金支持，如何在有效筹集资金和有效管理资金方面取得更好的权衡还需要更多的制度规范和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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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理事的激励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除了个别富裕村庄乡贤理事会理事有工资外，绝大部分乡贤理事会中的理事是无偿为村集体服务的，很多经济能人和外出乡贤甚至是捐资捐物的主力军。理事们之所以能够无私付出，多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以及通过造福乡梓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但是在这种内部激励的基础上，辅之以对理事们的外部激励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侧重在名誉以及荣誉的褒扬上。目前来说，虽然政府文件上主张对做出积极贡献的“优秀理事长”给予适当奖励，有条件的地方应以村歌、村史、功德榜等形式，把乡贤理事功德载入史册，但真正能做到这样的并不多见，需要乡贤理事会完善这方面的制度并长期执行下去。另外，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物质奖励制度。乡贤理事会要充分研究如何利用立体的激励体系来保障大家对家乡做贡献的热情。

六、启示和建议

云浮乡贤理事会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之下，通过集聚杰出乡贤的智慧和力量，整合区域内外资源，协同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一种农村基层治理制度。无论是在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农村公益事业，还是协调邻里矛盾纠纷以及促进农村基层文明建设等层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本土特色，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治理经验的一种制度创新。培育和发展乡贤理事会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一种有益和可行的实践。在推进培育乡贤理事会的过程中，有很多建设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认真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充分认识存在的不足，对于继续完善乡贤理事会机制，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处理好政府与理事会关系

虽然云浮乡贤理事会已经基本实现全面覆盖，但是大部分还处于摸索成长阶段。例如部分地区只是简单复制组织架构，无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导致乡贤理事会浮于形式。因此，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采用各种配套措施，为乡贤理事会的深化培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環境。在资金支持上，既要提供更多样形式的竞争性奖补项目，也要加强指导乡贤理事会申报奖补项目的工作。乡贤理事会发展中，资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资金的支持对理事会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单单依靠补助项目提供理事会发展所需资金以及理事会成员本身对于乡村的热爱而维持乡贤理事会的发展远远不够；在合法性认同支持上，民政局应该对符合条件的乡贤理事会登记为农村社会组织，逐渐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

（二）考虑实行“基金式”资金管理

当前，云浮乡贤理事会采取的是“项目式”资金管理方法。在“以奖代补”和“一事一议”以及专项资金筹措的帮助下，每一建设项目都有相应的资金扶持，但是这种资金管理方式并不适合常态化地开展乡村建设项目，这样不利于乡贤理事会的长远发展，因此可以适当考虑借鉴融合“基金式”资金管理方法。“基金式”资金管理与“项目式”资金管理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乡贤理事可以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资金库，在开展项目过程中能有效避免资金浪费和资金不足等问题。在规范资金管理机制的前提下，通过乡贤捐资、村民集资以及村集体经济抽成和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建立乡贤理事会自身运转基金，再通过争取政府的“以奖代补”和“一事一议”等项目资金进行补充，实现长远发展战略。

（三）完善相应激励机制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云浮市对乡贤理事会的资金支持除了“以奖代补”“一事一议”等固定模式以外，缺乏其他激励机制。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模式的成长和发展都需要综合衡量激励机制的重要性。所以，可以适当考虑建立对履职支出的补偿机制。比如差旅费、误工费，以及税收优惠（如果是企业主）等，使理事们更加积极地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服务。另外，由于理事会成员大多是经济能人或者杰出乡贤，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往往充当金钱“捐赠者”的角色。所以对他们的激励应该偏向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最可行的是建立相应的名誉和荣誉褒扬制度。比如考虑授予杰出乡贤“乡绅”称号，对于有积极贡献的优秀理事，我们还可以通过修族谱、立功德榜、取路名等接地气的方式，形成相对制度化、符合理事心理需求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只有从激励机制上去长远经营和发展乡贤理事会这样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才能让其不断发展，为农村、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勇，周青年.“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

长效机制——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J].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04）.

[2]徐晓全.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与实践[J].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04）.

[3]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人口研究，

2008（02）.

[4]马健，李姗.云浮农业经营体制三创新[J].农村工作通讯，

2014（23）.

[5]蔡大明，廖提双.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研究[J].四川

党史，1996（05）.

（责任编辑：肖训生）

4.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篇四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5.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篇五

中共***组织部

中共***基层办

2009年6月22日

近年来，我县按照“强化培养措施，优化队伍素质，加大管理力度，落实备用结合”的总体要求和“着眼长远，抓好当前，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村党支部书记培养管理工作，培养了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村级领导班子队伍，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保持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推进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证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全面贯彻落实。

一、基本情况

***辖8乡1镇、107个行政村、526个村民小组，居住有维吾尔、汉、回、柯尔克孜族等19个民族。现有村党支部书记107人，其中，实行”一肩挑”102个,国家干部任村党支部书记7人，初中及以下52人，高中8人，中专43人，大专4人；30岁以下3人，31岁—35岁7人，36岁—40岁32人，41岁—50岁57人，51岁—55岁6人，56岁—60岁2人。

二、主要做法

县委把加强村领导班子队伍建设作为农村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优化班子队伍结构入手，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村党支部书记的综合素质。

一是配齐配强村党支部书记。严格换届法规和操作规程，突出实行“一肩挑”宣传引导和从优秀后备干部中提拔等工作，提高基层选民法规意识和参选率，全力推进村委会换届工作。全县102个村实现 1

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占总村数的95.3%。同时把一大批年龄在40岁以下，政治素质好、能力强、懂经济、善管理的优秀青年选进了后备干部队伍，作为村党支部书记重点培养对象。并从乡镇机关选拔优秀干部到村任职，目前共选派7名机关干部到村任职。

二是精心培养，全面提高村党支部书记的德才素质。通过“干部作风提高年”，县委组织部、基层办组织开办村干部培训班，加强各类党内法规培训，进一步提高村干部思想素质和工作作风。实行理论培训制度。我们在结合每年的乡镇三级干部会和党员冬训对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的同时，还利用农闲组织他们系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开办专题讲座，引导他们学习实用科技、法律知识等。在此基础上，在偏远的村阵地组织开展了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转变干部作风”为主题的封闭式集中轮训，每期时间7天，累计开班36期，参训党员干部达4400余人次我县将学习情况的评定归入村党支部书记个人档案，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三是实行跟踪培养、动态管理制度。对村党支部书记坚持跟踪培养，把培养管理工作贯穿于村党支部书记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学习中，促使其健康成长。同时，实行优胜劣汰，滚动管理，每作一次微调，使村党支部书记保持活力。

1、以“一月十落实”活动为载体，规范基层组织活动。针对个 别村级党组织工作不规范的问题，2006年在总结以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月十落实”活动，成为规范村级党组织工作的有力抓手。“一月十落实”活动，即落实每天至少1名干部坐班，解决热点、难点问题；落实每个村每天有一个村民小组开展集中学习1次，及时统一思想认识；落实每周至少安排1次工作，明确工作重点；落实每月至少召开1次村民大会，民主决策村级事务；

2落实每月至少表扬1次好人好事，形成良好村风；落实每月至少联系1次维稳重点人员，确保社会稳定；落实每月至少宣传1次法律、法规知识，增强群众守法意识；落实每月至少开展1次科技培训，增强群众致富本领；落实每月至少交流1次致富经验，拓宽增收途径；落实每月至少召开1次党支部例会，总结自身建设情况。同时，2008年开始，我县还借鉴温宿县“十个一”活动经验，对开展“一月十落实”活动内容进行充实完善。

2、以“分类定级”活动为平台，增强争先创优意识。

一是抓目标确立。采取“统一标准，量化分值，乡镇考核，基层办复查备案”的程序，按照领导班子好25分、党员干部队伍好20分、制度建设好15分、工作业绩好20分、农民群众反映好20分的标准，根据考核结果，一年确定一次。目前全县107个村中一类村42个，较上年增加3个；二类村51个，较上年减少2个；三类村14个，较上年减少1个，有2个二类村提升到一类村并创建为“五好”村党支部。按照“引导一类抓巩固，指导二类抓提高，督促三类抓整顿”的整体思路，通过组织村干部、党员、人大代表、“三老”人员、政协委员、爱国宗教人士等各层面的人员座谈，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原因，群策群力研究解决基层党组织班子竞争意识不强，党员基层干部先锋作用不到位等问题。

二是抓责任落实。联系村的乡镇领导结合农村实际，帮助村党支部书记制定符合农村发展的具体措施，教处理经济事务、处理同群众的关系、处理各种矛盾的方法，使村党支部在抓人的教育管理和抓全面工作中的信任度明显提高。同时加大责任追究，2007年以来，部领导先后对连续2年未实现创建或转化目标任务的1名乡镇党务副职和4个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告诫谈话，并取消了评优资格，1名党务副职予以免职，激发了抓党建的源动力。

三是抓整顿落实。针对个别村党支部书记综合素质不高、工作能力不强的问题，分别采取了领导个别谈心、组织集体谈话，举办培训班，组织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到村巡回宣讲等多种形式，强化教育培训，并通过思路上领、政策上扶、信息上引、物质上帮、技术上带等具体办法，加大后进村整顿力度。2008年以来，组织奥特贝希乡5村党支部书记艾力〃尤努司等2名同志，到各乡村巡回宣讲10场次，乡镇领导个别谈心（谈话）370余人次，举办各类培训13期，受训人员达1100余人次。在此基础上，注重从信息、技术上加大帮扶，多渠道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以经济发展带动后进村整顿。一年来，为农牧民群众提供致富信息450多条，新增集体经济收入8万多元。

3、以“党员帮带互助”活动为载体，引导村党支部书记做好服务群众工作

一是在农村党员中，实行定目标、定任务、定时限、定责任，一包到底的“四定一包”制度，按照自愿、就近、以强带弱的原则，开展“党员帮带互助”，让每名党员联系10户左右的群众，3381名有帮带能力的党员与20286户群众结成帮带对子，落实“八个一”基本职责（即，把党的政策向群众讲一讲，致富经验传一传、实用技术带一带，邻里纠纷劝一劝，贫困农户帮一帮，稳定工作抓一抓，计划生育管一管），初步形成了乡党委管村党支部、村党支部管党小组、党小组管党员、党员联系农户、群众监督党组织和党员的“金字塔式”管理模式。2008年，奥特贝希乡5村种植大蒜比较多，一时难以销售，村党支部主动承诺帮群众找销路，把矛盾不上交，对问题不回避，把解释工作做到了群众心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二是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和“天山先锋”为主题的实践活动，通过创立“党员先锋岗”、划分“党员责任区”、组建“党员服务队”、开展“党员奉献日”等系列活动，引导教育党员在岗位上争当先锋，工作中争当模范。奥特贝希乡4村村干部艾买江〃库尔班说“我们村干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村党支部相信党员，党员也积极发挥作用，配合党支部，任

4何工作党员带头先做”。2008年，推广西红柿种植中，在党员带动下，西五乡种植的3万亩西红柿中，贫困户种植8700亩，带动2106户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350元，当年使810户，4050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至858元。三是从开展“五送四摸三帮”活动切入。“五送”即向结对帮扶农户送观念入脑，送政策上门，送科技下田，送法律进家，送信息到户。“四摸”即摸清帮扶对象的家庭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所想所盼以及意见和建议。“三帮”即帮助搞好生产规划、庭院建设、生产技术服务和解决具体困难。据统计，全县党员共为对口联系的农户办好事、实事1310件，提供无偿劳动力1703次，免费技术指导930次，资助贫困学生15名，实现了“民得实惠、党得民心”的目标。

6.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篇六

近日，笔者就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问题在xx区xx街道进行了调研，xx街道位于xx市xx区东部，总面积87平方公里，人口4.3万人，辖4个行政村，5个社区，是中华一绝——雨花玛瑙石的故乡，是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xx街道人文荟萃，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经济发达，街道财政和9个村居集体经济均有一定的规模，尤其是镇区周边的村居经济较为活跃，资金流量较大，工程建设和项目资金较多，为干部腐败提供了空间，因此，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街道在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部分基层干部踏实肯干、廉洁自律，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工作，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思考，xx街道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统一思想，认识廉洁自律重要性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领导农村工作，服务群众，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是群众天天接触到的共产党的代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不仅关系到其本人的前途和命运，更关系到经济和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直至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从这个高度上充分认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重要意义。xx街道2009年和2010年因为经济案件先后有包括4名公务员和2名村居党总支书记在内的共6名党员干部被逮捕和判刑，案件的查处深深地教育了每一名干部，起到了任何廉政宣传教育都未曾达到的效果，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案例统一了所有干部的思想，使他们真正感到必须做到廉洁自律，不廉洁自律就会导致违法犯罪，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查处是动真碰硬的，违法犯罪的代价是沉重的，不但名誉扫地失去工作，而且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不但对不起党和人民，而且对不起家庭和自己，最终追悔莫及，从而使党员干部筑牢了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贪欲之心得到了有效遏制。

二、多措并举，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

一是强化思想教育。

街道班子成员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在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上公开作出廉洁自律承诺；结合创先争优活动，每名干部都写出学习廉政准则加强自身廉洁自律的学习心得文章，争做廉洁自律的表率；区纪委和区检察院结合办案情况在xx街道开展了廉洁自律和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在街道和各个村居建设廉政文化墙，还在xx社区建设了廉政文化广场。这些教育措施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是完善各项制度。

xx街道在加强“自律”教育的同时，还加强“他律”的实施，以“他律”促进“自律”，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氛围。由于前些年有些村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够，导致集体资产处置不够规范，集体资产有不同程度的流失，针对群众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切，xx街道高度重视，下发了“六横办字[2011] 26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xx街道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指派街道党政班子成员吴本友同志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加大三资清理和村级合同管理的力度，对过去所有不规范的和显失公平的合同进行清理，把过去被贱卖的各村小学、村部以及闲置的厂房等资产和土地收回归村，这样既可复垦成田解决用地指标的问题，又保护了集体资产，这项工作的开展，推进了“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今年街道还出台了六横委字 [2011] 4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xx街道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在执行“九加一”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集体资产资源处置制度、重大项目支出审批制度、外出参观学习报批制度、发放奖金补助报批制度、非生产性费用限额制度、村级举借债务管理制度、村级发包收入管理制度、村级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等八项制度，规范和约束干部的行为，将有效预防农村基层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是加强审核审计。

我街道领导高度重视财务审核、审计及整改工作，街道经管站和财政结算中心对所有村居和机关部门的收支票据进行严格审核，不合规定的票据一律不予入账，并且每年组织两个审计小组对所有村居和机关部门的财务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以审核审计来检验和促进干部的廉洁自律。

四是改进干部作风。

改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街道和村居xx名干部每人联系一个企业、两个生产组或小区和三户群众，每周必须到联系点一次以上，写好下访日志。干部做得正，经常下去了，干群关系从过去的“水火”关系变成了“鱼水”关系，社会实现了和谐稳定。干部改变了作风，走出了办公室走进了农户和企业，既可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又让干部的廉洁自律在与群众的接触中接受考验和监督，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

三、执政为民，初见廉洁自律显成效

通过以上一系列举措的实施，现在，xx的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普遍增强，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

一是改善了投资环境。

过去客商到xx投资，少数干部以权谋私，要好处，介绍人做工程，导致有的企业不敢来投资，案件查处后，干部廉洁自律了，不敢向企业提出不合理要求，使许多客商放心地到xx来投资兴业，xx年xx集团投资xx亿的项目和xx食品等其他10个项目先后在xx落户开工，总投资达xx个亿，一年投资总额超过过去20年累计投资的总额，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是保证了财税入库。

过去干部由于个人利益驱动以每亩xx万元的低价违法卖地，导致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流失，建筑税收难以入库，财政收入任务无法完成。经济案件查处后，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增强，没有干部再违规操作，所有用地一律到市政府挂牌出让，土地出让金达到每亩xx至xx万元，甚至更高，同时各种税收规费足额征收，xx年土地出让金返还和建筑税收就达xx多万元，街道实现财政收入xx万元，x年来首次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财税任务。

三是促进了集体增收。

过去工程招标和集体资产出租出让过程中暗箱操作屡禁不绝，窜标现象时有发生，给集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通过案件查处和廉洁自律教育，如今令行禁止，一年来没有出现一件违规违法操作现象。xx社区xx厂过去发包时由于窜标导致每年上交社区只有xx万元，xx年社区重新发包，各项规定得到执行，通过竞标实现每年上交社区xx万元，社区邀请村民代表监督招投标全过程，竞标当天许多村民喊出了共产党万岁。去年一年中xx街道和村社区所有工程招标比过去减少集体支出资金xx万元，所有集体资产出租比过去每年增加xx万元，这些都是干部廉洁自律取得的硕果，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四是维护了社会稳定。

干部以权谋私，群众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尤其是违规违法用地，少数干部谋私利，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过去每年群众到省、市、区上访不断，阻止工地施工时有发生，群众堵街道办事处大门和村办公室大门现象经常出现。如今，干部廉洁自律了，幕后交易杜绝了，办事程序正规了，群众的怨气消散了，社会和谐稳定增强了。

五是重塑了干部作风。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面广量大，而做好基层工作只要树立正气，政令畅通，落实起来就不难。前些年xx街道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少数党员干部自律意识极其淡化，xx年居然出现村党总支书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二孩的事件，一度造成恶劣影响，致使各项工作被动应付，任务难以完成。如今，通过廉洁自律教育，重塑了干部作风，所有干部一门心思干事业，不再想也不敢想谋取私利，更不敢违反政策。街道领导班子坚强团结，街村干部无私无畏，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各项工作全面完成了任务，而且走在全区的前列。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排除，计生工作被评为先进，特别是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的拆迁工作，全体机关干部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起早带晚，节假日放弃休息，全身心的深入到群众家中做细致的工作，xx年街道完成了xx户拆迁工作，使集镇建设形成了新的亮点。在全区街镇中，第一个x层高楼正在建设，提升了xx街道的档次，多次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表扬。如今的xx街道干部廉洁自律，事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

四、保持清醒，查找廉洁自律薄弱点

xx街道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总体良好，但街道领导没有满足现状，保持清醒的头脑，查找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部分党员干部家庭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酒席几十桌，十分铺张浪费；二是少数干部工作日中午饮酒，影响办事效率；三是个别党员干部参与赌博，虽然数额不大，但是影响形象；四是工程项目建设的验收环节群众参与度不够；五是街道经营性事业单位的财务监管还不到位。这些都有待加以纠正和改进。

五、树立目标，做到廉洁自律六个明

一是决策开明。

街村两级干部充分发扬民主，不论大事小事都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绝不搞个人说了算，这样既确保了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不给干部提供谋取私利的机会，促进干部的廉洁自律。

二是政务透明。

全面做好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政务公开工作，规范程序，严格时限，真正做到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让群众来评价干部的廉洁自律。

三是纪律严明。

街村干部认真学习各项规章制度，明白做违法乱纪的事必将受到惩处，从而做到遵纪守法，不贪不沾，以严明的纪律来促进廉洁自律。

四是爱憎分明。

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党的宗旨，热爱党的事业，憎恶违法违纪行为，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

五是做人光明。

全体党员干部以廉洁自律来确保做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不该吃的坚决不吃，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

六是治家文明。

党员干部在自身做好廉洁自律的同时要教育和要求家属子女不拖后腿，树文明新风，家庭大事不大操大办，不收受礼金礼物，共筑拒贪反腐的思想防线。

7.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 篇七

全球每年有上万亿的假冒产品在流通, 2015年占整个世界GDP的2%。欺诈广告、整容、假币、假货等各类虚假的事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打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自中国加入WTO以来, 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同时国内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从中国独有的国家工商总局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到中国消费网, 从群众打假到专门组织打假队, 还有每年举办的“3.15”晚会以及颁布各种相关法律来打击假冒产品, 政府虽然采取了多种打击假冒品的措施。然而效果却不尽人意。假冒产品不仅破环了商品市场的正常秩序, 也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二、假冒产品产生原因

1990年到现在, 假冒产品一直活跃在中国市场。对于中国而言, 假冒产品的产生原因并不是单方面的。首先,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消息, 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7.67万亿元, 仅次于美国, 位居世界第二。由于中国贫富差距较大, 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5.2万元, 约8000美元。事实上,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5000美元上下是假冒产品的高发时期。因此,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假冒产品较多的客观原因。

其次, 在购买商品时消费者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种是购买高质量高价格的正品, 另一种是购买低质量低价格的仿冒品。根据消费者心理的调查发现, 大部分的中国消费者在知情的情况下, 仍会选择低价的仿冒品。比如, 国际市场上流行的大牌香奈儿、迪奥等单品价至少在500元以上, 可国内市场上出现的所谓的香奈儿、迪奥只卖几十元。但这种所谓的香奈儿、迪奥等产品并没有消失, 反而很是畅销。这不仅因为中国人均GDP水平较低, 而且还有人性中爱慕虚荣攀比的弱点。消费者对假冒品的需求大, 使假冒品在市场上的的供给持续不断。西方经济学中, 将人都被定义为理性经济人--通过尽可能少的付出, 能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 人们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 希望能够通过较少的花费来满足爱慕虚荣的心理, 于是大量的假冒产品被需求, 可以说是消费者养活了假冒产品的商家。

最后, 消费者对相关法律的缺失, 即使进行了假冒品的交易也选择了忍受, 以及相关执法人员的执法不到位。致使造成中国市场上假冒产品猖獗的主观原因。

三、对美国、德国、日本打击假冒品的研究

在发达国家中, 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制造业大国, 在我们看来是不会有假冒产品的。但实际上, 这三个国家都经历过假冒产品的时代。美国从1840年到1910年, 这70年间是美国假冒品充斥时期。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在自己的作品《美国普遍发行的笔记》中痛斥当时的美国假冒产品问题严重。1871年德国刚完成统一, 而假货也是从这个时期产生的, 一直持续了30年。统一后德国着重发展工业, 在当时没有技术的情况下就大量抄袭工业大国英国, 包括产品、品牌等。德国生产的商品质次价廉, 当时欧洲把德国生产的产品都打上“德国制造”的标志, 以表明假冒品的身份。日本在1945年到1960年的“东洋货”就是指当时日本生产的假冒产品。美国、德国、日本为了解决假冒产品的问题运用了多种措施, 颁布了多种政策。但这三个国家都通过以下三步结束了假货时代:

1. 提高产品的质量

1890年德国政府宣布“用质量去竞争”的政策, 于是很多的德国工厂尤其中小型工厂开始聘请研发人员进行研发。德国工业快速扎根, 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制造业开始蓬勃发展。1907年德国的制造业可以和美国分挺抗敌, 当时德国的电器总公司和美国的通用电气签署合作条约, 垄断整个欧洲的电气市场。德国通过国家的力量走出了假冒产品的历史。

日本在1960年推行“质量救国”, 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科技,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力量增加税收, 用以帮助大型企业进行独立研发。日本的三菱重工是继美国、德国后全世界第三个国家拥有制造业的最高尖晶行业--机床工业。

美国不同于其他两个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提高产品的质量, 而是用市场的方式提高产品质量。美国拥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 所以聚集了大量高智慧、高学历的移民。这些移民希望用市场的作用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在经过70年的洗礼后, 美国人发现只提高质量是利益极大化的唯一方法。

因此提高产品质量是三个国家脱离假冒产品的第一步。

2. 提高工人的综合素质

德国采用学徒制, 即16岁的青年要经过4年一半时间在工厂实习, 另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的培训, 才能进入工作岗位。在德国的450个行业中都清楚的规定, 所聘用的工人都必须经过学徒制的培训。

日本发明终生雇用制, 日本提高工人的质量与德国不一样的是日本不是靠教育, 而是靠企业的培训。对于制造业来说, 其工艺和技术都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为了能使工艺技术传承下去, 公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培训工人, 为了能让工人长期留在公司, 回馈公司。所以发明了终生雇用制。

美国利用市场制。美国利用市场的方法, 培训工人。因此美国工人的流动力较德国和日本是非常高, 这导致美国工人素质与的德国、日本相比也是最差的。

3. 增加打击假冒产品的惩罚力度

德国运用规则来打假。由于德国人性格古板, 对规则服从是全世界第一。在制定好规则后德国人必须执行, 违反规则, 德国的处罚就是罚款或坐牢。

日本利用社会的压力。在日本一旦发现假货的存在, 工厂必须倒闭,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工厂的代表人只有以死来明志。

美国既没有深入人心的社会压力, 也没有德国人那么尊重规则。美国人提倡严刑峻法。例如, 美国在1984年至1994年制定两条法律, 打击假货。只要发现假货, 首次制造商监禁10年, 罚款200万美金, 第二次再犯就监禁20年, 罚款500万美金。

美国、德国、日本就是通过以上三步政策走出假冒产品时期, 成为现在先进的制造业市场国。

四、总结

假冒产品的出现是每个制造业过走向先进制造业的必经之路。温州的鞋业就是最好的例子, 80年代的温州的鞋是模仿其他国家鞋的样子用纸来做鞋, 质量很差。而如今温州制造的鞋基本是全世界最好的。亚当斯密说过, 人都有利己之心。假冒产品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其逐渐消失。比如, 假酒的买卖, 制造商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获得更大的利润。制造商就会由开始的水兑劣质酒, 到水兑优质酒, 最后走向制造优质酒的发展过程。大部分假冒产品的制造商都会有相同的发展过程, 假冒产品制造的发展同样也优化了产品市场结构。然而, 完全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假冒品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德国、日本与美国相比, 假冒产品的持续时间要短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管理。同时我们也要发现, 美国、日本和德国假冒产品的产生和解决都是发生的互联网出现之前。现如今, 中国要想彻底走出假冒产品时期, 在依靠市场力量的时, 也要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协助。

对于政府而言, 不仅要加强对线下假冒产品的监督管理, 还要对线上实施相同的监管。

1. 要加强维护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 不能仅靠每年的“3.15”晚会, 要深入到每个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在我国针对打击假冒产品的法律并不比发达国家少, 可由于缺乏对相关法律和执法过程的了解, 大部分消费者在购买到假冒产品时, 消费者不知如何维权而选择了忍受, 使制造商有机可乘。

2. 简化法律程序,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消费者和正品制造商在维权时, 需要通过举证、起诉等繁琐过程, 这都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使一部分消费者和正品制造商觉得无利可图, 而选择了忍受。另一方面, 执法人员在面对小型的假冒产品案件时, 草草了事及受贿的行为, 使执法不够到位, 消费者对执法人员失去信心。

3. 加大惩罚力度。我国目前涉及消费者维权的法律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 但对于造假售假行为以罚款为主的处罚力度比较小, 且形式也过于单一。最近“假疫苗”事件对犯罪人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缓期五年。对影响如此之大, 危机人生命安全的伪劣产品的处罚, 相对于美国、德国和日本对假冒产品的处罚是小巫见大巫, 也使中国广大民众唏嘘不已。

4. 政府应以资金支持企业研发。由于中国企业的税率较高, 企业利润低, 从而投身于研发的可能性小, 产品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

对于产品市场而言, 加大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是加快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方式。德国用了30年走出假冒产品时期, 主要原因是德国以出口其商品为主。国际压力倒逼德国市场改革。改革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制造拓宽了市场, 增加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 为让国际上其他国家认可中国产品, 迫使制造商进行科研研发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功能、优化产业结构, 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任何法律、任何规则都是以人们的服从为依据。因此, 以市场力量为主, 发展中国经济, 增加国民人均财富才是根本方法。

摘要：2015年初, 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对线上假货抽查的结果, 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对假冒产品的热论。本文所提到的假冒产品是指除食品、药品威胁人生命安全外的化妆品、衣服等。通过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研究, 探究假冒产品形成的根本原因。针对中国市场打假难的问题, 分析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打假政策, 为我国提高打假政策效率、保护正品市场的秩序提供合理的意见与措施。

关键词：假冒产品,形成原因,对策研究,治理对策

参考文献

[1]宋梁禾.浅谈中国假货现象存在原因[J].技术与市场, 2011, 18 (2) .

[2]杨腾飞, 黄午琴.“假货多”与“打假难”[J].当代经济, 2013 (4) :126-128.

8.我国农村河道治理问题研究 篇八

【关键词】河道治理；农村河道；规划设计；问题研究

1、引言

农村河道承担着农业灌溉排涝、调蓄分洪、船舶运输等基础性功能，同时又是农村地区生态和环境的重要载体。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意识日趋浓烈。而与此同时，农村河道由于污染排放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河道管护机制不健全以及不合理的工程措施等原因，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曾经通畅的河道被淤泥堵塞，清澈的河水被污染成臭气熏天、污浊的混水，杂草丛生、垃圾堆积成了农村河道的一大“景观”，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对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影响。对农村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已经成了我国当前水利工作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城市河道、大江大河治理已经取得了阶段的胜利，河道治理工作已经进入农村河道和中小河道治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水利工作主要围绕保障农业灌溉和农业生活用水等而开展，对于改善水质、修复生态问题不够重视，这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遗留下来的历史欠账。近年来，中小河流及农村河道治理工程已与过去有明显的差异，现在的河道治理工程有明确的改善水质、修复生态目标。目前农村河道治理工程中，大多数提出了水质改善、生态修复、景观构建的目标。可以认为，我国农村河道治理的主要目标除保障河道防洪排涝、灌溉的功能外，水质改善已成为核心任务，而生态健康和景观建设也成为追求的方向，这与传统的水利工程有着很大的区别。20世纪50-80年代，我国数量众多的农村中小型河道疏浚工作主要通过群众人工完成，工程技术滞后严重。自农村中小型河道治理工作启动以来至2011年，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农村河道治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河道治理工作涉及1700余条中小型河道，治理措施由早期单一的清淤逐渐发展成多元化的水环境综合治理。但是，这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背景、以水质改善和生态修复以及景观建设为目的的农村河道治理，在我国还处于探索和实践的阶段，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解决当前我国农村河道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我国农村河道的特点

与城市河道相比，农村河道有着自身的一些多样性特点，具体来说，主要是功能多样性、河道结构多样性以及水环境问题多样性特点。

2.1功能多样性特点

农村河网是河网水系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分布紧密，数量众多。农村河道在农村水利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担负着诸多的功能。农村河道既是灌溉排涝的主要通道，同时还是蓄水调洪的重要走廊，也是景观生态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很多农村地区，河道还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有些地区的河道不仅是城乡饮用水的水源地，而且还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生态景观价值，為新农村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发展条件。

2.2河道结构多样性的特点

农村河道按地貌形态和流经地区的不同，一般分为山区河流和平原河流两大类。山区河流流经地势高峻的山区，平面形态十分复杂，河道曲折多变，岸线和床面不规则，径流系数大，汇流时间短，水面比降一般较大。平原河流流经地势平坦、土质疏松的平原地区。河床纵坡平缓，积水面积大，汇流时间长，水面比降一般较小。

2.3水环境问题多样性特点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也不断加速，日前严重的土地供需矛盾，导致侵占、挤占河道的现象日益增多，加之缺乏有效的管护措施，农村河道水环境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农村河道水环境污染恶化的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因素，另一方面是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是：河道断面不规则，易导致岸坡坍塌，造成淤积，而且农村河道基流小，水域不宽阔，水体自净功能差，生态环境质量比较脆弱。人为因素是：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工业生产活动加剧但环保意识没有跟上，企业随意设置排污口，将生产过程中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到农村河道中，对农村河道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农药、化肥，大约80%以上无法作用到农作物上，而是流失到了土壤和水体中，在农田灌溉和降雨的作用下，渗入到了地下，造成地下水环境的污染；此外，随着我国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不断增多，缺乏环保意识的农村居民为了图方便，将大量生活垃圾直接排人河道中，将河道当成了垃圾场，而没有考虑后续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水环境污染的问题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导致我国广大农村河道水环境质量持续下降，阻碍了城乡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发展。

3、我国农村河道治理规划与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3.1河道治理项目规划无序

近年来，我国对于中小河流的治理投资不断加大，国土、农业、水利等各个部门的一系列项目争相上马，导致不同类型，不同投资渠道的项目规划无序，缺乏统筹管理，治理项目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盲目性以及重复性，主要表现为：同一条河流中的不同项目规划治理方案不同，对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河段没有统一的规划；不同河段的护岸型式选择不同，造成河道上下游或左右岸不协调；不同项目规划的整治河段无法有效衔接；在项目的规划设计上缺少实地调查数据的支撑，河道疏浚、塘坝清淤等工程的土石方工程量、配套建筑物数量等重要数据较为随意；同一河流缺乏整体规划，存在被多个项目规划，重复建设的问题。

3.2工程设计的经济合理性较差

工程设计在设计标准方面过分强调了安全性，对经济性方面的考虑不周，项目设计的经济合理性较差。设计标准高意味着安全措施的投入也较高，如果对安全要求不高的工程设计较高的标准，则会导致工程的经济效益降低。在农村河道治理设计中，这方面问题常表现为：为提高防洪排涝标准，对河道进行疏浚拓宽，过高的安全系数使得河道过水断面过大、堤防加固标准偏高；河渠护砌混凝土厚度偏大、强度设计超配现象较多；规模较小的河流和塘坝整治，过多采用混凝土护坡或挡墙，不必要的硬化、渠化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使水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3.3河道生态治理设计存在误区

农村河道生态治理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设计上简单效仿城市河道的治理经验，生搬硬套，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对于农村河道的生态环境产生了破坏作用。

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表现为：大面积采用混凝土护坡形式大大削弱了水陆生态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高标准的护岸形式割断了河流与农田林地的天然衔接；对河道一味的裁弯取直改变了其自然蜿蜒曲折的河流形态，浅滩和深槽消失；生态景观设计仿造城市景观与农村乡土环境不协调等等。

3.4设计工作质量把关不严

农村河道治理项目的规模通常不大，很多设计单位对于此类项目存在着不够重视的问题，导致在设计质量上把关不严，质量控制工作不到位，具体表现为：前期工程地质勘察不深入，不细致，导致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河道岸坡地质情况与设计文件不符，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及施工的安全性；农村河道存在着多类型、规模大小不一的特点，且河道上的闸、泵、涵洞等配套构筑物一般零散布置且单体量小，还需要与农田、林地相结合，使得设计工作繁琐，很多设计人员过多依赖典型设计，使得施工过程中出现较多设计变更。

4、农村河道治理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4.1提高规划设计质量

农村河道治理项目规划无序以及设计质量把关不严等问题，需要提高规划设计质量才能有效解决，在此方面，一是要整合资源，统筹规划，二是要提高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意识。

整合资源，统筹规划。首先要对农村河道现状及存在主要問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有一个科学合理、明确的治理思路；然后是结合各级各部门的农水规划目标，协调和引导各部门投资方向，整合资源，统筹兼顾，使得各部门制定的河道规划内容有序、有衔接而无交叉。

勘察设计单位应提高质量意识，应全面、准确的做好项目前期的勘察调研工作。设计时，应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由符合要求的设计人员负责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严格按照相应的规范进行工程设计，要注重工程技术设计、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严格设计图纸的质量，确保设计图纸可以正确指导工程施工。

4.2分级分类规划设计

河道分级分类规划设计是指根据农村河道自然特性、河道等级、功能属性的不同，有针对性的提出切实可行的规划设计方案。

农村河道等级一般可划分为镇级骨干河道、村级河道和田间河道，河道等级的确定是指导规划设计标准和深度的重要依据。农村河道结构多样，功能多样，问题多样，针对不同河道，治理规划设计应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分类分级规划设计的目的不仅是能针对性地解决河道存在问题，更强调在详实的调查分类基础上，能使河道治理目标和设计标准的确定具体到不同级别不同类型河道，使工程的安全可靠性与其造价的经济合理性恰当地统一起来，将投入到农水项目上的资金正确合理利用，落到实处、发挥效益。

4.3重视河道管理规划

农村河道治理前期工作中，在重视河道整治技术设计的同时也应重视河道管理的规划与设计，强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案设计对于巩固农村河道整治效果有着重要作用。农村河道整治工作必须坚持整治与长效管理并举，只整治而不落实长效管护措施将会出现整治问题“回潮”现象。河道长效管理运行机制设计时应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管理主体和部门职责必须明确；采取“管养分离”方式；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建立长效管理制度等。

5、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