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口号

徽州文化口号（共8篇）

1.徽州文化口号 篇一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部落”的徽州，昔时下辖有黟、歙、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因其历史悠久，故此显得古味盎然，就连其地名的取定也都透现出厚重浓烈的历史文化意蕴。

从历史沿革角度看，徽州故地是置县居前，设郡(或州或府)在后，所以在此就先说六县的地名由来。黟县创设于秦始皇统治时期，它的得名与黄山有关，因黄山的花岗岩山体苍黛黝黑，故秦代前后人们称作黝山，始皇置县于其南，故名黝县。三国孙吴当政时将黝易作黟，于是黝山就成了黟山 [注：直到唐天宝六年即公元747年，崇信道教的唐玄宗下诏改黟山为黄山才退隐其名]。

同样始置于秦始皇时代的歙县之取名则跟秀水相牵连。它出自“翕”，意为水流汇合，在今歙县雄村境内渐江(新安江)与练江汇合处有古地名曰歙浦，秦始皇于此地界置县，故名歙县。休宁县缘于县城附近的灵鸟山之名，该山原曾名鸺山(今名凤凰山)，公元2孙吴政权曾于其南置县，称为鸺阳县，未久即简化成休阳县;后到公元5，隋文帝把它改称休宁县。婺源县的取名同水系有缘，该县境内流淌着一条谓称婺江的河流，据《婺源县志》载云：“以婺州水之源，因名。”，婺源由此得名。祁门县则因由当地的两处地方而来，据《续文献通考》载云：“以其县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门，乃合名祁门。”“祁门”由此而来。绩溪县的得名则与河流脱不了干系。据《元和县志》载云：其县境内“北有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

至于“徽州”，据《宋书•地理志》载：“宣和三年(公元11)，改歙州为徽州。” 古往今来其地名来源众说纷纭。其中因地理因素与词义因素而取名者就各有两种：

地理因素方面，其一缘于山水之名，其二缘于地方之名，这些均与上述六县地名由来或近或同。“山水之名说”因在绩溪县境内有徽岭与徽溪，故得名徽州，自南宋罗愿《新安志》始载起，后世元、明、清的历代志书都沿用这一传统说法，如清弘历(乾隆帝)《徽州府志》云：“盖郡境存徽岭、徽溪，扬之水出焉，说者以为取诸此”;“地方之名说”因在绩溪县境内另有“大徽村”，徽州由此取得，《太平广记》及《徽州府志》里就持存有此说法。

词义因素方面，也有两种解释：其一，“徽”字含有“绳索、捆绑、囚禁、束系、约束”等意思。其二，“徽”字还有美好之意。对于前一种解释，汉朝杨雄在《解嘲》中有云：“徽以纠纆，制以斧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曰：徽，“纠绳也”。徽绳意同徽索，指捆绑囚犯的绳索。所以南朝时期的梁朝统治者叫嚣对宣扬“神灭论”的范缜其人宜“置之徽纆，肃正国典。”其中徽纆同为绳索，所区别者在于两股盘成之绳索称纆，而三股绞成之绳索叫“徽”。

有趣的是，在宋朝，规定歙州进贡朝廷的物品，仅是白苎和澄心堂纸。那白苎正是用以结绳的原料。历史上竟然也有这样的巧合。当然，徽字还可作动词用。唐代刘良曾经注解说：“徽，系也”，就是捆绑的意思。北宋统治者改用徽字作州名，实际上与当时发生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那是北宋宣和二年十月，歙籍人方腊在毗邻歙州的睦州建德军青溪村聚众起义，十二月，他率领起义军攻陷歙州。未久连战攻略东南六州五十二县。赵宋王朝急遣童贯统领禁军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围击镇压，历时一年，“杀贼八千”，到翌年四月平息了战乱。

五月，朝廷诏令改歙州为徽州，同时将睦州建德军改为严州遂安军。这一举措意思很明显，它是朝廷对策动农民起义之地人们实行牢牢束缚和严加管制的体制，透现出宋徽宗及其臣僚们对方腊起义者们畏惧且心存余悸的心态。由此可见，徽州因其取名，历史依据之可信性更强。对于后一种解释，清弘历《徽州府志》记载：“或云：徽，美也，故以为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样解释未免牵强，理由在于改名时正值战乱初平，统治者惊魂甫定，在宋徽宗及其臣僚们看来，似此出现方腊之辈的“首恶之地”，何美之有?然而，倘若从积极良善的方面来看，人们倒是宁可更愿意把“徽”字释作美好，因为徽州此地毕竟山辉川媚，南朝梁武帝称赞“新安大好山水”，南宋思想文化界巨擘朱熹曾题“新安大好河山”六字，而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赋诗写到：“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难道这些不都正是有力的佐证根据么?

2.徽州文化口号 篇二

一、徽州木雕的主要题材

徽州木雕艺术题材丰富多样, 由于扎根于异常丰富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 因此雕刻之中有着纯净、自然、真挚的原始儒学伦理内涵, 是儒学思想渗透的结晶。徽州木雕多以弘扬儒家的忠孝节义、智勇廉耻为主要题材, 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 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理念,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雕刻艺术风格。

徽州木雕的题材丰富多样, 多取传统的故事性与情节性强的历史人物故事与戏文题材, 有人物、山水、花鸟、禽兽、鱼虫、云头、回纹、八宝博古、文字锡联以及各种吉祥图案等。作为民间传统工艺的徽州雕刻艺术, 是徽州民风、民俗、民情、民性的表现。雕刻的主题寓意繁多, 以求生、趋利、避害为主, 表达了民间艺术的特性, 因此人们需要吉祥性、寓意性、以及故事教化性的题材表达。雕刻题材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以人物为主的题材

有名人轶事、文学故事、戏曲唱本、宗教神话、民族风情、民间传说和社会生活等。图案中有出行的贵族, 耕作的农夫, 纺织的村姑和骑在牛背上的牧童。也有养猪、养羊、养鸡、推车、提水、碾谷、撑船等劳动景物, 还有游艺表演和舞龙等场面, 对于人物的形体都刻画的非常生动。

2、以山水为主的题材

主要是徽州名胜, 如黄山、白岳、新安江及徽州各县具有代表性的山水风光, 所刻内容均含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3、以动物、花木、图案为主的题材

一般呈连续图样形式, 亦能独立成画。

在动物图案中, 较多出现的是狮子, 这是徽州雕刻艺人擅长的杰作, 它袭用了传统的民间造型, 生动地刻画出了狮子滚球、对舞等各种场面。表现了狮子的立、坐、俯、仰等不同动态。其它常见的动物形象有鹿、虎、马、犬、兔、猴等。

在花鸟图案中, 除了常见的梅、兰竹、菊外, 石榴, 柑桔、批把、荔枝、菱藕等都是经常描绘的对象。同时, 图案中也有花卉的组合与花鸟的组合。

4、以文字为主的题材

这类雕刻主要是在住宅的题匾和牌坊题额, 其书体正、草、行、隶、篆均有。

徽州木雕在题材的选择上多受传统艺术的影响, 也反映出不同层次的审美要求, 雅俗共赏, 有具象的人物故事、山水, 也有抽象的纹样。文人学士较集中的地方, 一般选择花鸟山水, 或者以某种审美意趣所造就的定型化抽象符号作为雕饰题材。而在富商云集之处, 雕刻装饰常巧密繁缛, 多取传统中故事性与情节性强的历史人物故事与戏文题材等, 雕刻的主题也是以趋利避害为主。

二、徽州木雕的雕刻形式

在徽州, 木雕以它优美的形式体现在建筑物的家具装饰上。它既是为了美化, 给人以艺术的熏陶, 陶冶人们的情操。又考虑实用, 有利于建筑百年大计和家具的坚实耐用。故在选择材料, 确定内容, 进行构图时, 都要立足于装饰角度来思考题材的表现手法。木雕在徽派古建筑上通常表现在梁架、梁托、斗拱、雀替、檐条, 楼层栏板、华板、柱棋、窗扇、栏杆等。特别是沿天井四周一圈齐整的栏板上, 这是古民居装饰文化大显身手的地方, 雕花撰朵, 富丽繁华。

徽州木雕立足于雕, 雕刻十分精美。徽州木雕很讲究镂空效果, 有的镂空层次多达十余层, 亭台楼谢, 树木山水, 人物走兽, 花鸟虫鱼集于同一画面, 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 栩栩如生, 充分显示了徽州木雕精美的品格。

徽州木雕根据建筑物体的部件需要与可能, 造型表现手法主要有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 立体感很强。

浮雕:

是在古建筑中运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木雕艺术形式, 一般表现在门窗、厅堂隔扇的裙板、天花板以及梁柱等方面, 它在木料上将所要表现的图案形象凸起, 雕刻技法上属于“阳文”, 操作原理与篆刻艺术中的“朱文印”相同。所不同的是篆刻是单线条的, 而浮雕则要分层次, 尽量表现出装饰题材的立体感。浮雕的装饰效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要胜于其他任何一种木雕表现形式。尤其是深浮雕, 能表现复杂而生动的场面, 具有诗情画意, 引人入胜。

浅雕:

在技法上属于“阳刻”, 其工艺性质与篆刻艺术中的“白文印”相同, 具有典雅古朴的艺术效果。操作方便, 表现题材广泛, 适合于装饰大面积板面。如:屏风、挂屏、隔堂板、大型室内壁画等。

圆雕:

是一种完全立体的雕刻, 前后左右四面都要雕刻出具体的形象来。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三维空间艺术感的雕塑艺术, 作品内容多取材与人物、动物、植物, 题材以吉祥为主, 能充分表达艺术家的思想感情。

镂空雕刻:

习惯上又称透雕和镂空雕刻, 是在木板上用钢丝锯条镂刻空洞, 并施以平面雕刻的一种工艺技术。一般要经绘图、镂空、凿粗坯、修光、细润等一系列操作工序而成。因为它有比较匀称的空洞, 能使人醒目地看雕刻的图案, 视线不受障碍, 玲珑剔透而有强烈的雕刻艺术风格, 极富于装饰。镂空雕刻中的透空双面雕刻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即便整件家具散架了, 其雕刻板也可作为单独艺术品珍藏、陈列。

徽州建筑雕刻工艺的风格变化多样:有的粗放, 有的简约, 有的率意, 有的严谨, 有的追求块面, 线条方硬, 有的追求浑圆, 线条柔和, 有的追求平面绘画效果, 有的追求深度明暗效果, 有的线条方硬追求块面感, 有的线条柔和追求浑圆感, 总之雕刻工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态势。建筑木雕相对于其它的建筑装饰方式, 更注重立面的观赏效果。在构图布局方面深受传统绘画的影响, 在形象塑造和题材选择上与民间艺术和工艺美术互融互通。

三、徽州木雕的文化特征

徽州木雕不仅是高品位的艺术, 而且是深层次的文化积淀, 它们用生动具体的形象语言表述严谨、缜密的理性思考。徽州木雕中蕴涵着先秦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价值观念几乎渗透在所有的木雕之中。雕刻艺术的表现内容和形式都体现了以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美学思想“仁”, 徽州木雕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体现了这种以仁爱为核心、以忠恕为本, 强调“礼”的行为规范, 重人性、重人情、重慈爱的美学主张, 强调美的伦理性本质, 重视审美中的情感体验和道德伦理的结合。雕刻中忠君报国、孝道、忍让、中庸、恩荣、冠礼、读书及第、福、禄、寿等题材无不表明了与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州木雕所具有的这种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 是两千年以来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精神。

徽州木雕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形态, 除了具有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外, 还具有徽州民间民俗文化的特性。具体地讲, 它是古徽州民间产生和流行的民俗文化形态。木雕并不是以独立的雕塑艺术形态而存在的, 而是作为古徽州民居建筑或用具的装饰部件而存在的, 具有很强的实用审美性。徽州木雕的产生与流行、题材与内容、创作方法与造型特点以及审美品格等等, 都是与其民间性、民俗性以及实用审美性紧密相联的。

总之, 徽州木雕艺术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之中,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精湛的雕刻技艺。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变化后, 它的艺术特征仍然绽放光彩, 受到很多人所重视。徽州木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清晰地体现了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美学思想, 注重装饰性与实用性, 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理念, 这一切都注定了徽州木雕在建筑艺术史上会留有辉煌的一页。

摘要：徽州木雕以其高超的雕刻手法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构成了徽州木雕艺术别具一格的艺术韵味。徽州木雕的艺术形式多样, 线条优美;风格质朴, 格调明朗;雕刻精美, 绘画性强。它作为古徽州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 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审美品格。

关键词：建筑装饰,古建筑,木雕,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潘李仂.古徽州三雕艺术鉴赏[J].艺术与投资, 2006.

[2]罗子婷.徽州木雕的文化意蕴与文化特征[D].西安美术学院, 2009.

[3]高山.徽州古民居建筑雕刻艺术的研究与应用[D].苏州大学, 2008.

3.西递:饱含徽州文化的底蕴 篇三

朋友向我推荐说，想要了解徽州文化不能不去西递看看，而要去看西递，起码得在村里住上一晚。顺从朋友的建议，我选了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来到西递，那晚皓月当空，古村回归平静，因为西递村落布局设计是一船形，村四周低矮的山峦仿佛是静静涌动的波涛，月光如同一幅乳白色的轻纱，罩住那像是船舱般的一家一户透出的柔和的灯光，也款款地罩住那山、那溪，还有山间的鸟鸣虫吟，清风絮语。

等到清晨，我信步走入村中一家一户，发现在进入厅堂之前，不少人家都有一个精致的小院子，院子里，常常饰有拱型门洞，门洞上方大多嵌有石雕的“题额”。“题额”一般用来点明所在环境，展示主人的文化情趣。西递西园中，有幅题额叫“井花香处”，走近一看，原来那院中有口水井，主人告诉我们当初写这题额时，他们的祖先曾说，我们院中这口井打水时溅出的水花都是香的。所以提了个“井花香处”，多么富有诗意。我还看到一个很是雅致小院，那上面的题额叫“听月”，主人介绍说他这院子非常宁静，明月之夜，能听到月亮里所发出的任何声音，真让人感到浪漫极致。

进了厅堂后，迎面的太师壁上悬挂着画着山水、花鸟的中堂，中堂两边垂挂着出自名家书法的木质楹联。

中堂之下，设有条案，其长度与太师壁宽度相同，条案前摆着八仙桌、八仙椅。

条案正中位置摆着自鸣钟，钟的两侧为瓷器帽筒，帽筒左边摆有古瓷瓶，右边摆着木雕底座的镜子，这种东瓶西镜的设置，取的是“瓶镜”的谐音“平静”，古徽州人家清晨起床，洒扫庭除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自鸣钟的发条拧紧，要让它时时敲响报点，因为那“钟声”和“瓶镜”结合在一起，其谐音便成了“终生平静”。徽商长期在外奔波，家里的人希望他们永远都平平安安、风平浪静。就这一点，便让人感到挺有文化。

站立厅堂之中，举目环顾，但见厅堂的柱子上，几乎都垂挂着木制的楹联，仔细观察那些联文，发现每家每户内容都不尽相同，寻问房主，说是这些楹联都是各家祖先根据自己的不同职业，不同历练和体会撰写而成，经房主提醒，我们对一些楹联仔细揣摩，很快判断出他们祖先所从事的职业，民居“瑞玉庭”中有幅楹联，联文为“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我们很快判断出老主人应是一位徽商。有趣的是这幅联文中上联的“快”字少了一点，“辛”字又多了一点；而下联中的“多”字少了一点，“亏”字又多了一点。房主告诉我们，这幅错字联，是他们祖先创业时的人生体味，则“享受快乐少一点，付出辛苦多一点，想占便宜少一点，甘愿吃亏多一点”。能做到这些，人生便能获得成功。而在民居“履福堂”中当我们看到那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联文时，也很快断出他们的祖先是一位读书人。

纵观徽州古民居中楹联的内容，大多为处世哲学类，因为无论是读书做官者，还是弃儒经商者，都想把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拼搏的经验传给后人，盼望后人能按照他们指引的“捷径”或者说是正确道路走下去，继承并发展他们的事业，而将他们创业时的各种体会，浓缩成极其简洁的文字，制成楹联悬挂在厅堂之中，让子孙后辈能朝暮与其亲近，无疑胜于终日喋喋不休的教诲，这楹联实质上起着一种“家庭教科书”的作用。而同时，这些展示中国书法艺术的楹联，又能为居室环境增添几分雅气。

走在西递村的古街道上，看着两边那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徽派建筑，渐渐明白为什么到过这儿的人们都会感到这里的文化底蕴确实太深厚了，因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阅历，甚至不同性格的人都可以在这些古题额、古楹联中，发现并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由此，我便想到，西递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4.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 篇四

徽学是关于徽州社会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的学。(注：关于徽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上曾发表了曹天生《本世纪以来国内徽学研究概述》一文，其中就列举了数种。)尽管它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是十分火红，然而对什么是徽州文化，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有何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至今还缺乏整体、清晰的认识与研究。本文试在此方面做点工作，以抛砖引玉。

一、徽州文化的界定

要研究徽州文化，首先就要有对徽州文化较为清晰的界定。对此，可以说，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明确论及的界说。据笔者的理解，所谓徽州文化即是指发生与存在于历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发生辐射、影响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如此定义，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限定：

其一，我们说的徽州文化是指历史上徽州区划范围内的文化。其地理区域范围包括当年徽州府辖的6个县，即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

其二，徽州的历史至少有五、六千年，其文化当然可归为广义的大徽州文化的范围。但严格和典型意义上所说的徽州文化概念，主要还是指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设了徽州府后才全面崛起，在明清时达到鼎盛的文化，但这一文化与其早期发展及后期演变都有内在关联。

其三，徽州文化不能仅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还包括由徽州而发生，由本籍包括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创造从而辐射于外、影响于外的文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对徽州的强烈认同。如朱熹，尽管他在福建，主要活动也在福建，但他祖籍在徽州，朱熹本人对徽州强烈认同，从来号称“新安朱熹”等;同时，徽州人也更是强烈地认同朱子，视朱熹为徽州人的骄傲，在思想意识、观念、道德、伦理、社会行为及活动的诸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深受朱子思想的影响，故朱子的思想、学术活动等亦可作为徽州文化的内容。

其四，这里所说的“文化”应是取其广义的概念，不仅指学术理论、文化艺术，还包括商业经营、宗法伦理、精神信仰、风俗民情、文献著作、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历史人物等等。

如此界定的徽州文化概念，实际是将徽州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多元的、系列的整体，既有显明的地理空间和时间流程上的限定性，又有内容实质上的限定性，以及由此限定而内在包括的对自身限定的一体化超越，决定了徽学研究的对象。由此，笔者不会同意有人将徽学(或称之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徽州这个封闭、落后、贫困的山区出现的一种具有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的徽州文化产生、繁荣、衰落的规律的学问。”(注：赵华富：《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载张脉贤、刘伯山等编：《徽学研究论文集(一)》，1994年10月。)将宋之前及鸦片战争以后的徽州文化断然地割除在徽学研究之外，这里且不论其界定的内容是否准确，仅其忘记了徽州文化当有其来源即产生的历史条件基础及以后的演变来说，就应是不够完整的。历史当是不能简单、武断地人为分割而将分割后的片断独立纯化成块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化应是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重点内容而不应是唯一内容。

实际上，徽州文化只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徽州早期的土著人是越人，最早的文化形态是笔者称之为的早期江南越文化，其时限当是从远古至春秋战国，其时，徽州历史文化尚未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以走独具品格发展的道路。其后是山越文化，其时限为从战国中后期至三国，这时的徽州社会与文化已开始从中华民族母体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分离出来，但却是走着一条停滞发展甚或出现倒退的道路，越人“入山为民”，以成山越，“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生产方式上“刀耕火种”，生活习俗上，“志勇好斗”，烙有很深的半原始丛林社会与文化的痕迹，以至于有人称这一时期是徽州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东汉末年至南宋的长达一千多年的时期是笔者称之为新安文化阶段(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徽州设新安郡，故称)，徽州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北方诸多土家大族的移民而带来在人口、经济、文化上的冲击、碰撞及最后的整合，得到长足进步和快速递进，封建化进程得到实现，至南宋时，越人已与迁居而来的北方汉人融合，徽州人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封建人”;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突出，由徽州本土向外的徽州历史上第二次移民――负移民的过程已经开始，它主要是通过科举和经商两条道路实现;徽州重儒、重文、重教的风气已经形成，“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注：淳熙罗愿：《新安志》卷一。)“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故四方谓‘东南邹鲁’。”(注：赵@①：《商山书院田记》。)并且也正是此时期，徽州已是作为了“程朱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注：见拙作：《程朱理学渊源考》，《探索与争鸣》，第3期。)而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之学恰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所以说，我们不能割断地研究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只是徽州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直接孕育和发展于新安文化，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来源。(注：关于徽州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可参见拙作：《崛起的徽州文化学――关于文化学研究的一点意见》，《徽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二、徽州文化的基本内容

徽州文化在南宋崛起后，经元时的发展，至明清，其发展已达到充分化。体系完整，内容深刻，特点鲜明，其辉煌性、丰富性，至少是表现在：

其一，南宋以后，徽州人几乎是在文化的所有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在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创造与发展，以至形成了各自有着自己风格与特点的流派。如商业经营上有著名的徽商(后文再述)。哲学上有新安理学，亦即朱子之学，其开山祖即朱熹本人，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婺源的程洵、休宁的程永奇、汪莘及程大昌等，渊远流长，特别是“在明清，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注：道光《休宁县志》。)考据学上有徽派朴学亦即江戴朴学(江即江永，婺源人;戴即戴震，屯溪人)，它作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影响极大，清江藩评价说：“三惠之学兴于吴，江永、戴震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注：清江藩：《汉学师承记》。)绘画上有新安画派，歙县江韬(即渐江)被认为是其祖师，近代有歙人黄宾虹等。据有人统计，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间的不到2时间里，徽州共出属新安画派的大画家60多人，其中的名家、大家的水平，按黄宾虹的评定，当“均在江浙之上”，可想影响之大。(注：李明回：《谈新安画派》，《安徽文博》，第4期。)篆刻上有徽派篆刻，它兴盛于明清，著名代表人有何震、黄士陵等。据冯承辉编纂的《印识》记，仅明代一代，全国有篆刻家190余人，其中仅徽州的歙县、休宁两地就占35人，清代更多。(注：郑清土：《何震和徽派篆刻》，《徽州学丛刊》创刊号。)刻书上有徽派刻书，它始于南宋，兴于明清，在我国雕版印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明清“时人有刻，必求歙工”，(注：嘉靖《徽州府志》。)徽刻俨然与常(州)刻、苏(州)刻齐名为当时全国三大刻。版画上有徽派版画，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明代万历年间有“无剧不图”，“刻图必然求歙工，歙工首推黄氏”之说。据统计，从明代万历到清初的100多年时间里，仅歙县虬村一村黄姓以版画为业者就达100多人。(注：周芜：《徽派版画史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戏曲上有徽剧，它是京剧的前身，清乾隆年间，曾出现“四大徽班进京”，名噪一时。到了道光年间，北京则是“戏庄演剧必徽班”。(注：道光《梦华琐簿》。)建筑上有徽派建筑，为中国建筑史上一绝。医学上，有极负盛名的新安医学，为我国医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从东晋到清末，徽州仅有史料可查的名医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写了461部医著，其中明清两代有名医605人，有245人撰写445部医著，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注：李济仁、胡剑北：《新安名医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棋艺上，新安围棋自古至今就高手辈出，明清时围棋界的新安派被誉为是与“永嘉派”和“京师派”齐名的三大派之一，其中歙县人程汝亮是被王世贞在《弈旨》一书中列四个“明代第一品”的第一人;而歙县人程兰如则被称为是与范西屏、施定庵、梁魏今齐名的盛清四大国手;(注：吴小汀：《明清时期围棋“新安派”初探》，《徽学通讯》总第17、18期。)近代以后则有著名国手歙县人过惕生、过旭初兄弟俩。徽州的传统工艺更是蜚名于外，涉及各个领域。文房四宝艺术，徽州占有两宝，即徽墨、歙砚，元之前还包括澄心堂纸、汪伯立笔;饮食烹调上，有著名的徽菜，它精选料，重色、重油、重火功，为全国八大菜系之一;雕刻工艺上，除上述版画等外，还有著名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并称“徽州三雕”。此外，还有徽派盆景、徽漆及各种竹、木编织工艺等等。这些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这些领域里的精萃，曾各领风骚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其二，在文化发展的有些领域，徽州或许尚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派别，却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如自然科学界，徽州是群星灿烂。数学上有数学大师屯溪人程大位(1533-16)，他著有《算法统宗》十四卷，最大贡献是将数学从筹码记数发展为珠算计数，确定了珠盘式运算并完善了珠盘口诀，在国内外影响极大;物理学上，有物理学家歙县人郑复光(1780―约1862年)，他精通数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特别是在光学上贡献最大，著有《镜镜冷痴》五卷，专论光学原理和光学仪器制造，是我国当时最主要的一部光学著作等等，以至有人说，一部徽州自然科学史也就是一部安徽自然科学史。(注：张秉伦：《明清时期安徽的科学发展及其动因初析》，《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85年。)徽州的诗词文学，虽然难以断定它存在一个流派，但至少是存在一个庞大的群体。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诗人、大文学家，其古诗在南宋堪称第一，(注：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传世的就至少有1200余首;祁门人方回(1227―13)的词风、思想与辛弃疾相近;明歙县人汪道昆(1525―1593年)不仅官居显位，且其文学造诣颇深，其文学被誉为是明中期文学复古派“后五子”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特别是在布衣诗上，王士祯曾记：“论明布衣诗，极推吴非熊、程孟阳，海内莫不闻两先生皆新安产也。”(注：《新安二布衣诗》，清稿本，藏祁门县博物馆。)有清一代270余年间，徽州至少可称得上词人的就有200多，词万首。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是歙县人王茂荫(1798―1865年)，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理财和经济思想史专家;休宁人朱升(1299―1370年)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战略思想家，1337年他曾进言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对朱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黟县人俞正燮(1775―1840年)是清朝著名的经学家和史学家;戏曲家有目连戏集大成者祁门人郑之珍(1518―1595年)，有明代著名戏曲家休宁人汪廷讷(1573―16)，特别是汪廷讷，其不仅作品博采众家之长，独树一帜，同时，他还是一位围棋理论家，著有《坐隐老人弈薮》一卷和《坐稳隐先生精订捷径棋谱》5卷;语言学界，除朱熹、江永、戴震等硕儒大家多有研究外，不经名人士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如在徽州方言研究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注：笔者年以前在黄山市工作期间，曾在徽州抢救和收集一了一万一千余份(部)徽州文书原件，5月19日正式捐献给安徽大学，为此，安徽大学特设“伯山书屋”以藏之。)内就收藏有由婺源人胡昭潜抄，婺源人江湘岚编著的《婺北十二都东山乡音字类》手抄本上下两册和胡昭潜自著《休邑土音》稿本上下两册(注：这四册手抄本书笔者访得婺源同一户人家，另有胡昭潜手抄《照录家乘》、《八音之谱》、收租帐本等。)，分类详细、音准，可见徽州民间语言学研究之底蕴;教育学界徽州更是渊源流长，朱熹、郑玉(1298―1358年)、赵@①(1319―1369年)、汪克宽(1304―1372年)等都是徽州有名的教育家，当代更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歙县人陶行知(1891―1946年);绩溪人胡适(1891―1962年)是当代文化巨子等。他们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其学术思想，都不仅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三，除上述二方面外，徽州文化的内容还包括受上述因素及地理因素影响，由徽州社会自然衍生和客观形成的一些独特文化现象。如徽州号称是一个契约社会，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的民间契约文书至少就有数十万份，(注：见拙作：《徽州文书的留存及抢救》，《光明日报》月11日理论版。)早的是宋代的，明清最著，迟的据笔者所见直至1955年、1965年和1985年，(注：见拙作：《“伯山书屋”一期所藏徽州文书的分类与初步研究(上)》，《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年。)内容涉及土地山场房屋池塘等买卖、租佃雇佣关系、过继入赘关系、商业资本筹集、诉讼案卷、宗族公约、民间借贷、阄书、票据、会书等，不仅数量多，年代持续时间长，而且还很系统。如此契约社会现象在徽州是最为典型的，它透露着很深层次的徽州社会及人际关系的理性成份。再如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宗族文化，其典型性和独特性亦极显著。徽州人由移民而来，聚族而居，休宁人赵吉士曾言：“新安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póu@②;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未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二。)敬宗重族，强化修谱，谓之：“夫人之一生莫乎纲常之事，纲常之在莫过于谱谍。”“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注：祁门《武溪陈氏宗谱》，藏安徽大学“伯山书屋”。)等。还有徽州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土地佃仆关系、徽州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徽州人的风俗与信仰、徽州方言现象、徽州棚民现象等，这些都是徽州特有或表现极为典型、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也都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徽州文化兴盛的原因

徽州文化当年能如此繁荣，并保持几百年不衰是有内在的原因和基础的。

首先是经济基础，这就是徽商。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帮，它当年是逼出来的。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地瘠，“即富者无可耕之田”，“田瘠确，所产至薄，……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之一。”(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来”。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乎达到饱和，于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八。)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注：康熙《徽州府志》卷八。)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当然，徽商的形成还内在地与徽州本土山经济结构和以新安江为主干流的纵横便利水系有关，山经济结构本身的盈缺待补的不平衡性，内在需求以流通与交换来获得平衡，满足徽民的基本需求;发达的水系又带来运输的便利，使地处僻野山区的徽州的商品流通得以最为经济的实现。(注：参见拙作：《徽商概论》，黄山市政协文史委编：《古代商人》，黄山书社，。)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及二次生产的漆、墨、纸、砚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到明以后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于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经济之道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又跃为中国十大商帮中居首之帮，这其中尤以盐商、木商、茶商、典当四项为最盛。足迹遍及全国，远涉海外;正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影响极大，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从徽商的贾道特点来看，徽商作为当时中国一代儒商，其“贾而好儒”，注重贾儒结合，贾仕结合，强化宗谊，重视教育，恪守贾道，营利甚巨。“百万上贾者众，二、三十万中贾者不计其数。”所赚的钱，一是扩大再生产;二是弄文附雅，宿养文士，建会馆、办文会、兴诗社、蓄戏班、印图书、藏书史、筑园林等;三是发展教育，以“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赀财何益乎”(注：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二。)的思想意识，延师课子，加强对子弟培养，输金资助，置学田和义田，办族学，建书院，资府县学等;四是输入故里，修桥补路、兴建土木、撰文修谱等。这就在客观上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其二，是徽州文风与教育的基础。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府县学、书院、社学、私塾、文会极为昌盛。如书院，据有人统计，自宋至清，徽州六县共建书院、精舍、书屋、书堂等共260多所，其中，宋代11所，元代21所，其余皆明清;(注：刘秉铮：《徽州书院沿革述略》，《徽学研究论文集(一)》。)社学，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诏书天下立社学，“延师儒，教民间子弟。”是年徽州六邑有社学462所，(注：《徽州教育记》，载《徽学通讯》第13―14期增刊。)康熙时，则达562所。(注：康熙《徽州府志》卷七。)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无废诵读”，就是当时徽州文风昌盛的写照。由于教育发达，人才也就辈出。据叶显恩先生统计，中进士者，仅徽州本籍，宋代624名，明代392名(占明代全国进士总数的1.55%)，清代226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0.86%);(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192页。)再加寄籍外地的一起，则就多得惊人。状元也很多，如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计17人，占全国总数的14.9%，(注：参见吴建华：《清代徽州状元》，《徽州通讯》，第13-14期增刊。)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人才的辈出，以致徽州历史上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之说。发达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荣的温床。

其三，是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是“程朱阙里”，程朱理学的发祥地。《程朱阙里志》记：“程朱之学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学宫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举而合祀之，则独吾歙。……朱学原本二程，二程与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黄墩徙，故称程朱阙里。”“程朱三夫子，一自婺人闽，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出歙之黄墩。”(注：雍正重刻《程朱阙里志・序》，藏黄山市博物馆。)特别是朱熹的思想，对徽州的影响至深。朱熹曾两次回徽省墓，角次皆讲学授徒，论定高足者至少有12人。在徽州，朱熹为其朱氏及他姓，撰源考、作谱序、题牌匾、留诗句等等，文迹甚众，留墨甚多，如笔者就收藏有一块朱子当年题写有“鸢飞鱼跃”的碑刻，弥足珍贵。徽州更是“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注：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徽商建立在全国各地的会馆皆崇祀朱子等。朱子之学不仅深深影响徽州入仕、入学、入贾之人，也深入民众意识，使徽州构成儒家思想进而兼容着佛道思想的厚重沉淀区，使封建化程度在徽州尤为甚重。这些都内在深沉地左右和指导着徽州文化的发展，使朱子之学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强大思想意识上的支柱，构成徽州文化之理性内核。

其四、除上述三点外，徽州文化所能突出个性和特色的地方，还是第一，内在接受着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水资源情况的规限与影响;第二，内在深刻地接受着徽州移民社会和文化性质的决定和影响;第三，同步发生干涉地、双向作用地接受徽州文化本身存在与发展过程之决定和影响，其中存在地缘与地理文化决定性、文化发生的边界条件决定性和文化整体系统内部的协同影响性等诸方面决定因素。

四、徽州文化的历史地位

徽州文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封建政权、思想、文化充分高度集权和加强一体化时期形成并获得极大繁荣的区域文化，因此，它是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封建性应是它的本质属性。作为徽州文化基础之一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封建商帮，贾儒结合、贾仕结合、重亲谊、重乡谊等都是其封建性的具体表现;古徽州教育更是一种封建教育，其教材的选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目的等无不内在体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容和要求;更主要的是，作为徽州文化指导思想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其一切都是在维护和辩护于中国封建社会。也由于徽州文化的封建性本质，因此，当历史的脚步发展到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徽州文化随之一体化般地衰退、消亡也就必然。徽州文化在清末以后衰退了，辉煌属于过去。

然而，曾保持兴盛几百年的徽州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是有其独特、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五千年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封建文化，而中国封建社会在进入了南宋以后，开始处在后期，徽州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全面崛起并繁荣，它的全面性、丰富性、辉煌性使之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投影;同时又由于徽州文化的独特性、典型性、全国影响性，又使之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从而确定了它典型代表和标本的地位。中国封建哲学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其在晚期以后与徽州哲学意识发展基本线索的内在对应情况能很好地证明这点。

中国封建哲学意识形态文化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儒家文化的发展又是经过几个阶段的。最初是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为代表的经典阶段，其次是董仲舒建立的“天命论”儒学阶段。到了两宋，由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佛教兴，而中国哲学一时退处于无权;然其中固不乏独至之处。宋学兴，乃即以是为凭借，以与佛学相抗焉”。(注：吕思勉：《理学纲要》篇二，《理学三原》。)天命论形式的儒学日益显示其不足，于是理学兴起，将儒学理论化、哲学化，从而建立更系统、严谨的体系，程颢、程颐是理学体系的形成者，朱熹是集大成者，构成儒家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理学之后则是儒家文化的衰退，至明清，启蒙思潮、反理学思潮出现，形成了儒家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长达几百年，其中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其特点是披着封建文化的外衣反儒学、反封建;第二个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特点是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接受科学与民主，提倡新文化。

上述基本线索，从理学阶段开始就与徽州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是理学，且不说徽州是二程和朱子的祖籍地，徽州人研究理学，又形成新安理学学派，以维护、继承、光大朱子之学为宗旨，“严尊师道，精悟师训”，著述甚丰，影响甚大，代表了朱子理学的正宗，独领风骚，既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典型投影更是作为了典型缩影。其次是在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徽州人披着封建文化的外衣反理学、反封建又在全国最为出色。这其中戴震是世人公认的早期启蒙运动的一面大旗。段玉裁评论说：戴氏的学说“专与程朱为水火”，“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梁启超评价说：戴氏“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这是“为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是“发二千年所未发”。(注：梁启超：《戴东原图书馆缘起》。)孙叔平先生则更是明确地指出：“戴震是‘五四’运动以前对封建礼教发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注：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其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徽州人胡适是一大旗手。作为拥有30多个博士头衔，从小就接受徽州文化熏陶的胡适，在这一运动中，提出文学改良，反八股文言;提倡中西文化结合，主张要接受西方文明;引入实用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这些思想及其实践在当时以及之后都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胡适是世人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可见，宋以后徽州哲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完整地、典型地体现、反映了晚期中国封建社会哲学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容。

不仅如此，徽州文化的其他内容及徽州社会生活结构与方式也都是这样那样地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中国后期封建文化形态在这些领域的典型投影和标本体现。例如徽商，它就是作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发展及商帮形式的一个典型，其“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强化宗谊，重视教育的特点;采取走贩、囤积、放债、垄断的经营方式;善于察低昂、权取予等等，无不从中透露了当时中国十大商帮的一般。再如，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人伦、社会生活结构关系等都是恪守程朱理学的教化，人们重忠、重孝、重义、重节等等，而这又恰是以徽州最为典型、显著。仅以徽州妇女为例，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说教影响，徽州妇女殉理学之道者全国最著，休宁人赵吉士曾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民国修订的《歙县志》有16本，其中《烈女传》就有4大本;在徽州为节烈妇女树立的牌坊也是最多的，从一坊一表到一坊几表甚或一坊上万表皆具，如清光绪三十一年，徽州府建了一座“孝节烈坊”，竟集中表彰全府孝贞节烈女性达6万5千余人，堪称一奇。可以说，徽州是受中国封建伦理教化最甚，所受影响及毒害最深，体现封建儒教伦理最为典型的地区。

正因为徽州社会与文化是晚期中国封建社会与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标本，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独特与重要地位，对其的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注：见拙作：《徽州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新华文摘》，第4期。)

注释：

③《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氵右方

5.徽州文化口号 篇五

根据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成立调研组，赴屯溪区、休宁县、徽州区和歙县调研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调研组实地察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情况，深入了解了全市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下步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国第一个跨省区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面积13881平方公里，包括安徽省XX市全境、XX市绩溪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总人口200万。2010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程”项目入选2010年十大“国家文化创新工程”。2019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式公布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首批公布的七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我市作为保护区核心区域，近年来一直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布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深入实施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原生态、原真性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经济、发展旅游和文化创新深度融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根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保护区和管理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试点保护工作条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重点项目保护工作条例》等，结合XX实际，先后出台《XX市徽州古建筑保护条例》《XX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XX市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深入推进落实非遗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2.全面做好普查登记。全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民间舞蹈、传统手工技艺、民间传统知识等项目，包括世界级2项（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和程大位珠算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非遗名录），国家级21项，省级63项，市级127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3人，省级154人，市级658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处，省级传习基地（所）27处，省级非遗教育传习基地5处，市级传习基地85处。现存的非遗种类和数量均列全省第一。

3.深入落实保护措施。成立XX市非遗保护中心作为保护区常设机构运行。设立专项资金作为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开设“非遗贷”、“徽艺贷”等个人循环贷款，重点支持非遗企业生产和经营。成立XX市文房四宝协会、徽菜烹饪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扶持建立徽派雕刻博物馆、徽墨文房博物馆等博物馆集群，依托XX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省行知学校等非遗传习基地，开设相关课目，多渠道加强对非遗传承的保护和扶持，增强传承人的技能培训，致力培养非遗特色人才，进而带动行业兴起。

4.着力打造文创品牌。积极开展非遗品牌赛事和专题展示。组织了两年一届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歙砚技能大赛等非遗品牌活动。举办“徽匠神韵——安徽徽州传统工艺故宫特展”“明月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新安八家书画展”等专题展览。打造了歙县徽州古城非遗夜市、屯溪黎阳IN巷非遗购物节等知名景区旅游品牌项目。通过专题宣传、实物展示、活态展演等多种方式，积极推介我市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

二、存在问题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系统繁复的大工程，目前仍存在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1.工作经费仍不足。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国家、省级专项资金拔付和政府财政投入，我市作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核心区域，“十三五”规划中建设资金需求约3亿元，我市每年争取和投入经常性非遗工作经费仅有1250万元左右，“十三五”期间共争取到资金仅5500万元，远远不能满足非遗各项保护工作的实际需求。且吸引社会资本较少，群众参与度低，文化消费比重仍然不高。

2.保护力度尚不够。主要是受市场经济影响，非遗项目中经济效益好的，保护传承的积极性高、效果好；经济效益低的，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应尽的保护。现今社会对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依然较为淡薄，部分非生产性的项目，特别依靠是口传心授的非生产性的非遗项目，传承的老艺人或知情人数少，年事高，技艺正面临着失传，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的风险。加上自然性损坏、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开发等原因，造成文物破坏消亡的速度加快，保护形势严峻。

3.专门人才较匮乏。目前，非遗保护基层组织机构仍较薄弱。部分区（县）专门保护工作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且没有专门工作人员，保护工作队伍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流动性大、基础薄弱等问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还不能适应非遗保护工作的需要，亟需建立一支对非遗工作充满热爱，具有非遗专业知识和技能，愿扎根、拼命干、肯钻研、能创新的队伍。

4.市场活力还不高。非遗传统工艺的开发虽然被开始重视，但是适应市场需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机制仍处于探索之中。大多数非遗传承人擅长的是非遗传统的技艺，制作的是传统的产品，产品创新、研发和营销的精力、经验严重不足。受传承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制约，大多非遗工艺还是属于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仅仅停留在个性化的消费阶段，没有条件形成大规模公司化经营，导致有些非遗项目只是以静态被动接受的方式存续着，没有在市场中激发活力。

三、工作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

我市非遗门类众多，分布面广，文化表现形式不同，自身传承发展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要针对各地非遗门类的共性和个性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成立相应机构，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财政每年经常性非遗工作经费要适度倾斜，加大对非遗保护资金的投入，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且要按照财政收入比例逐年调整增幅。同时，也要鼓励吸收多渠道投资，形成政府资金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为非遗传统工艺保护和振兴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撑。

二是要进一步培养专业队伍。

要从非遗传统工艺传承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落实相关人才政策措施，支持和推进生产性示范基地和传习研学基地建设，为非遗项目传承人带徒授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载体。要加强对专业人才和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培训，引导他们深入开展非遗技艺的探索研究，通过不断实践创新，促进他们成长为更具实力和活力的非遗传承群体，开发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非遗传统工艺产品。

三是要进一步营造社会氛围。

要加大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充分利用网络及新兴自媒体平台，创新传播形式，丰富宣传话题，切实提高民众对非遗保护的亲进度和参与度。还可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搭建非遗展示平台，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亮点，尽可能多的吸引社会关注，从而全面提高社会参与非遗保护的意识，形成非遗保护自觉性。

6.企业文化口号 篇六

企业精神：开拓创新 求实 奉献

企业使命：全心全意为全人类服务。

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核心是服从，服从上级，服从领导，服从公司。

企业质量方针：客户至上,品质卓越,同心同德,追求完美.企业环保方针：

1、严格遵守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2、建立并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减少和预防对环境的污染。

3、合理利用资源、能源，持续降低耗费。

4、不断提高全员环保意识，改善工作环境。

企业安全方针：1．遵 守 法 规 要 求，履 行 企 业 责 任，2．完 善 安 全 管 理，降 低 职 业 危 害，3．加 强 员 工 培 训，提 高 全 员 意 识，4．致 力 持 续 改 善，追 求 永 久 生 存。

企业愿景：扎根珠三角，走向全中国，展望全世界。

企业人才观：以善为先，诚实、简单、勤奋、高效四原则。

员工价值观：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有错必纠，从我做起；

尊重同事，坦诚沟通；

同甘共苦，忠于企业。

7.徽州文化口号 篇七

宏村生态旅游资源现状

宏村有着一套完善的供水系统, 水系设计科学又别出心裁。南宋绍兴年间, 宏村人独具匠心开仿生学之先河, 建造出堪称“中国一绝”的人工水系, 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 以雷岗山为“牛头”, 村口的两株古树为“牛角”, 村民们将村西的河水引入村内, 开凿了一条近1米宽的水圳即为“牛肠”, 九曲十弯, 为各家各户提供生活用水, 同时也起到调节气温和美化环境等作用。水圳在村的中部形成半月形的月沼即“牛胃”, 又在南部形成弓形的南湖即“牛肚”, 构成了宏村独特的风貌。村中各户皆有水道相连, 汩汩清泉从各户潺潺流过, 层楼叠院与湖光山色交辉相映, 处处是景, 步步入画。村内外人工水系规划, 体现了人类巧用自然资源的智慧, 可以说是节约型社会利用可再生资源的典范。

在皖南众多风格独特的徽派民居村落中, 宏村是最具代表性的。宏村建筑主要是住宅和私家园林, 也有书院和祠堂等公共设施, 建筑组群比较完整。村内街巷大都傍水而建, 民居也都围绕着月沼布局, 住宅多为二进院落, 有些人家还将水圳引入宅内, 形成水院, 开凿了鱼池, 营造出“门外青山如屋里, 东家流水入西邻”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环境。可以说, 宏村是水做的宏村, 宏村也因有水, 显得格外有灵气。全村现存明清古民居137幢, 比较典型的有被称为民间故宫的承志堂、培德堂, 徽商故里的三立堂、乐叙堂, 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书院南湖书院。粉墙青瓦、鳞次栉比的古民居群, 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 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 四周山色与粉墙黛瓦倒映湖中, 山、水、民居与人自然融为一体, 构成一个完美的建筑艺术整体。2000年11月30日, 拥有800多年人文历史的宏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评价为“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 传统建筑的典型作品, 人和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 以唯一的古村落典型代表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已成为全人类的瑰宝。

围绕保护第一责任, 精心呵护文化遗产

近年来, 宏村始终坚持在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发展旅游产业。宏村对祖祖辈辈创造的文化遗产始终严格遵守“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科学开发, 永续利用”的原则, 实行系统性的保护与管理。

1、科学保护。坚持以科学为龙头, 先后编制《黟县宏村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宏村镇镇域规划》、《宏村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宏村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宏村古水系保护规划》, 古村落实现了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 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 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的转变。

2、依法保护。严格遵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物保护法》、《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严厉打击一切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宏村专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成立民间保护协会, 制定《村规民约》, 与农户签订保护协议, 根据《宏村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办法》规定, 实施好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工程, 构筑了政府与民间联动的保护网络。

3、开发中保护。坚守保护优先、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 在保护中开发, 以开发促进保护, 投入5000多万元, 逐步实施了古民居保护、三线地埋、白蚁防治、室内电路整改、消防隐患整治、道路仿古硬化、封山育林、名木古树复壮等保护工程, 完成农贸市场、旅游工艺品市场搬迁, 推进邑溪河流域综合治理、农业综合开发、污水治理、月沼南湖清淤、生态公墓建设等环境治理项目, 有效维护了古村落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延续了文化遗产文脉, 初步构建了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围绕发展第一要务, 奋力打造旅游经济

紧紧围绕“城镇推进、旅游提升、产业优化、社会和谐”的发展思路, 依托遗产、生态、文化三大资源, 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提质和增效, 加快现代国际旅游重镇建设进程。

1、旅游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深入开展5A创建和“四大整治”活动, 大力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整治旅游环境, 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旅游等。2008年仅宏村景区接待游客80.8万人次, 门票收入3976.3万元, 同比增长4%和4.3%。新增国家4A级景点1处, 3A级景点1处。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和不竭动力。

2、遗产保护逐步规范有序。制定《宏村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办法》, 投入200万元完成古民居修缮工作。结合“四大整治”和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 清理河道、建设各生态型公墓、实施污水处理、邑溪河上游小流域综合治理等环境整治项目。创新政府—公司—村民“三位一体”的消防工作模式, 确保古民居消防安全。全面完成官川农民新区建设, 安置缺房农民79户。

3、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奔赴北京、沈阳等大中城市进行宣传、推介。央视《中国商人》、《水与中华》宏村篇完成拍摄, 接待海内外各大媒体百余批次, 进一步提升了宏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招商引资实现新突破。2008年外出招商15次, 接待外商考察7批次。开工建设农业、旅游、工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项目22项, 完成投资1.7亿元。

5、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作为黄山市委、市政府“抓百村、促千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2008年, 全村经济实现“三个突破”:即农村经济总收入突破800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30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6000元。初步实现了保护与开发并举的目标。建成城乡一体化新亮点官川农民新区、生态旅游新亮点木坑等。

围绕民生第一需求, 努力促进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

1、发挥旅游业的产业联动优势和产业辐射功能, 积极引导各种资源和要素向新镇区有效聚集。大力支持民间资金投资旅游服务接待设施建设, 努力形成与世界级旅游胜地相匹配的旅游综合服务能力。

2、发挥旅游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为周边农村地区发展培育旅游产业提供支持。积极做好新景点景区的开发, 依托宏村古村落, 加快龙池湾古农园、卢村木雕楼、塔川秋韵、木坑竹海、赛金花故居、屏山风水村、协里风光等景点景区的开发步伐, 确保宏村进入5A景区行列, 在周边形成3A以上景区7个, 重点培育50户特色“星级农家乐”, 大力发展古民居体验式茶吧、酒吧、咖啡吧等具有乡村特色的休闲项目, 形成以宏村古村落为代表的精品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3、大力发掘徽州民俗传统文化, 不断增强遗产地人民群众投身文化传承的根本动力。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积极挖掘、整理及复原传统文化习俗。坚持用文化支撑、包装、拓展旅游, 推出“古黟民谣小唱”等文艺表演活动, 挖掘整理徽州祠祭、古黟民谣、雉山凤舞、婚嫁迎娶等民间艺术和民俗风情。

8.浅析徽州古民居村落历史文化源流 篇八

关键词：徽州；古民居村落；历史文化；规划选址；地理环境；人文环境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037-03

徽州，古称新安，今为安徽省黄山市，坐落于安徽省的东南部，历史悠久。古时的徽州，辖区包括一府六县，分别是现在的歙县、祁门、绩溪、黟县、休宁、婺源。古徽州被称为“东南邹鲁，礼仪之邦”，不仅有徽商闻名天下，还有“文献之邦”的美称。徽州古民居具有中国传统画一般的自然美、质朴美，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独树一帜，徽州古民居村落以其独特的规划设计理念和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吸引着众多学术界专家学者的探寻[1]。本文试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对徽州古民居村落历史文化源流作简要分析。

一、徽州古民居村落的地理环境

在建筑形式的发展过程中，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对地区建筑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徽州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形式具有的特色与当地独特的生态自然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植根于当地自然环境中的徽州古村落的建筑选址都非常仔细，一般选择有山有水之地，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

（一）地形地貌

“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徽之四境：东有大郭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即山为城，因溪为陛。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自睦至歇皆为鸟道，萦纤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水之东入浙江者，三百六十滩，水之西入都阳者，亦三百六十滩。……船经危石以止，路向乱山彼行。……以此守固，孰能逾之。”(清·顾炎武)

徽州地处大山深处，主要由丘陵、盆地和山地构成，而山地和丘陵占去了绝大部分，因此徽州的交通不便，地形崎岖，同时又具有典型的南方美丽的田园风光。这种四面环山而又风景秀丽的特点，一方面为古村落中人们生存发展和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也符合众多为躲避战乱或厌恶仕途归隐田园的人们的追求。

徽州当地的土地稀少，在当地流行着一句“八山一水一分田”，很好的表达出了徽州的地理自然环境的恶劣，处于山地的徽州村落为了便于交通，一般都坐落于在山坞、山腰、垭口旁边，尤其是一些交通枢纽之地，往往是村落与外界物资交换的中心地带，在这些地方一般都会形成较大的村落。

（二）气候特点

各地区的自然气候环境一直对当地建筑的空间布局、人们生活形式以及建材的选择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小的方面有建筑物的门窗尺寸大小、房顶的陡峭程度以及采用的风格等；大的方面包括民居之间的距离，这些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当地气候因素的影响，建筑布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3]。

徽州地区受到北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影响，气候温和湿润，没有严寒和酷暑。黄山屏蔽了从西北吹来的寒流，使得徽州地区冬季的气温要比黄山北边的地区高。但因为海拔较高，夏季的日照时间短，所以夏季这里的气温也相对较低。潮湿也是徽州气候的一个明显特征，这里年降雨量在1500- 1700mm之间，年降水时间常超过120天，年平均湿度在80%以上。因此旧式的徽州民居一般会有楼上厅，这些民居楼上的空间比较宽敞，作人们聚会之用。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是考虑到当地气候潮湿，长期住在底层接触潮气，往往容易患上各种风湿疾病等，且有瘴疫之患。

（三）水体资源

水是自然生态环境中一种比较特别的因素，其深刻地影响这些村落的空间结构。因为它与村民的生产生活等息息相关，更为居民提供了赏心悦目的环境，在河边等地的土壤比较肥沃，湿度比较大，利于生物生存，还能起到对气候进行调节的作用，并源源不断供应纯净的氧气，而且茂盛的植物也能让人们心情愉悦；同时水系自身也是重要的风景线之一，村中有水，便显得整个村落生气勃勃，水边的建筑与清澈的水交相辉映，更衬托出村庄的淡雅与宁静。

徽州境内丰富的水资源和密布的河流，是徽州村落空间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皖南大地上分布着众多水系，在其中新安江最大，其次还有乐安江、水阳江等多条河流，稍小些的有丰乐水、率水、练江等。这些丰富的水资源很大的影响着当地农业发展，也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些位置的村落经济发展一般较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当年的村落如今很多都已成为了当地区域性的中心，从名称上我们仍能看出当年的痕迹，如屯溪、绩溪、深渡等，临近湖泊的村落则有阳湖、川湖等。

（四）天然材料

在建筑的范畴中，可应用的材料和相应的结构技术，对建筑形式的构成有很大影响。从我国传统民居建筑构造特点来看，选材与自然环境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有机相连的，并与生态环境整体意识相符合。徽州各地古民居建筑材料的运用，大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巧用木、竹、青石等直接取自于自然的价廉材料，再运用精细处理充分发挥其特点，依然保持着材料原有的特色并与环境统一协调，这完全是环境整体意识的艺术体现。在色彩与质感的对比中，传达出拙朴清新、高雅别致等内涵，这正是使其极易融入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

徽州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中以矿物资源尤其丰硕，像青石、大理石、麻石、花岗岩、石灰石和陶土等都十分丰富。其中比较有名的为黟县的黑色大理石、石灰石，它们被普遍地应用在民居的门楼、柱础以及亭塔、路桥、牌坊等方面。此外，还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很多性能较好的木材可以作为建材之用，像杉木等，它的抗压性与耐腐性都较好，还有很多优良的树种像松、漆、梓、桐树、苦株、石楠等，它们则在民居木结构、装饰和雕刻等方面的应用比较普遍[4]。

二、徽州古民居村落的人文环境

各个地方都会有各自的区域文化，即有其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和气质。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古民居村落深深植根于当地独特的文化土壤，拥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反映了植根于汉族“礼制”文化为基础，依靠明清时朱子理学为历史背景而形成的独特文化特色。

（一）人文环境的形成

徽州地区在早期主要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当地民居村落样式的最终产生总共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文化变迁，第一次大变迁是在西晋、唐代、两宋时期陆续有大规模的为避免战乱的中原士族迁入，他们的到来引入了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徽州先前的民居样式，是这些外来人口带来的文化与原先当地的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第二次大变迁是在明朝中期以后，徽商的崛起。徽商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逐渐发展壮大的商人集团，他们经济实力强大，被誉为“十大商邦”之一。徽州古村落建筑大部分是由这些富有的徽商们建造的，他们强大的财力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对徽州地区的民居村落建造样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文化的两次变迁外，徽州古民居村落的形成与发展还涉及到宗族制度、朱子理学、风水活动等社会因素，这些内在因素长期地伴随着传统村落的发展，是构成村落结构的内在核心部分。

（二）宗族制度

宗族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它是除官僚制度外最为有效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古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甚至享有比官府还高的地位。

徽州古村落的纽带是村民间的血缘关系，在徽州古民居村落形成的初期，一般为一村一族，族有族长，族长下会有支、房长，在每房之下会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小家庭，这就构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祠堂为象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且结构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在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古民居村落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的规划布局往往是以祠堂、社庙等建筑为核心；在宅居上就具体表现为宅的轴线比较明确、结构秩序对称方正，对“位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住宅的中心为厅堂，厅堂到天井均位于正中，在两边对称布置厢房，表现的井然有序。

（三）朱子理学

山水清丽的徽州是宋朝大儒朱熹的故乡，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就已注重以文取士，历经数个王朝更替和多次战乱年代，始终没有抛弃此种传统，至明清时，多年不懈的儒家教育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文公道学”之地的称呼由此传开，远近闻名。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体会到当年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和向往。

徽州人崇学重商，明清时期徽州文风盛行，徽商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捐资，创办书院、学堂等，对用功读书的人予以嘉奖。在这种崇文成风的氛围中，徽州名人代出，人才汇聚。据史料记载，仅休宁一县历史上就出现了19位文武状元，堪称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状元县。

（四）徽商经济

在明清两朝时期，徽州地区人口比较稠密，人多地少的徽州人因为繁重的赋税生存艰难，为了生存，很多当地人离开家乡出外谋生。万历《款志·货殖》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在明代早期，商品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壮大，物品交流的范围不断增大，这样提供给商人一些有利的商机，徽州人抓住了有利的时机，纷纷外出经商，成为后来红极一时的徽商。

徽商的发展壮大不仅仅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的繁荣，并且为其自身后来更大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巨富商官众多，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财富，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些农本商末、儒贵商贱的封建思想给这些富有的徽州商人很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致富后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兴土木、修道路、立书院、建祠堂等，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在家乡修建富丽的住宅。在歙县的县志中有这样的记录“商人致富后即回乡建造祠堂，修建园林，重楼宏伟”。在明朝晚期出现了“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的壮丽美景。徽商身上体现着他们先进的商业观念和传统思想，在村落的建构方面更多的表达出文人与士大夫的理念。徽州古民居村落建筑的组合多是多进式院落，林立的高墙、深锁的庭院民居符合含蓄、独立、封闭的建筑格局要求[5]。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规划选址、建筑风格等，深受徽州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徽州人在村落的选址和建造时注重地势、布局与自然环境融天时和风水，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都不放过。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大多数村落依山临水，既考虑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又突出精神上的需求，建筑、道路、广场、水口、池塘、溪流，同生活于其中的人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成为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界完美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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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敏娴.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7.

〔2〕〔3〕喻琴.徽州传统民居群落文化生态环境要素的分析及发展思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

〔4〕徐璐璐.徽州传统聚落对安徽地区新农村住宅设计的启示[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5〕陆林，徐致云，葛敬炳.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选择和营造[J].黄山学院学报，2005，7(5)：5-8.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徽州古村落的纽带是村民间的血缘关系，在徽州古民居村落形成的初期，一般为一村一族，族有族长，族长下会有支、房长，在每房之下会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小家庭，这就构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祠堂为象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且结构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在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古民居村落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的规划布局往往是以祠堂、社庙等建筑为核心；在宅居上就具体表现为宅的轴线比较明确、结构秩序对称方正，对“位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住宅的中心为厅堂，厅堂到天井均位于正中，在两边对称布置厢房，表现的井然有序。

（三）朱子理学

山水清丽的徽州是宋朝大儒朱熹的故乡，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就已注重以文取士，历经数个王朝更替和多次战乱年代，始终没有抛弃此种传统，至明清时，多年不懈的儒家教育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文公道学”之地的称呼由此传开，远近闻名。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体会到当年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和向往。

徽州人崇学重商，明清时期徽州文风盛行，徽商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捐资，创办书院、学堂等，对用功读书的人予以嘉奖。在这种崇文成风的氛围中，徽州名人代出，人才汇聚。据史料记载，仅休宁一县历史上就出现了19位文武状元，堪称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状元县。

（四）徽商经济

在明清两朝时期，徽州地区人口比较稠密，人多地少的徽州人因为繁重的赋税生存艰难，为了生存，很多当地人离开家乡出外谋生。万历《款志·货殖》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在明代早期，商品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壮大，物品交流的范围不断增大，这样提供给商人一些有利的商机，徽州人抓住了有利的时机，纷纷外出经商，成为后来红极一时的徽商。

徽商的发展壮大不仅仅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的繁荣，并且为其自身后来更大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巨富商官众多，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财富，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些农本商末、儒贵商贱的封建思想给这些富有的徽州商人很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致富后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兴土木、修道路、立书院、建祠堂等，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在家乡修建富丽的住宅。在歙县的县志中有这样的记录“商人致富后即回乡建造祠堂，修建园林，重楼宏伟”。在明朝晚期出现了“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的壮丽美景。徽商身上体现着他们先进的商业观念和传统思想，在村落的建构方面更多的表达出文人与士大夫的理念。徽州古民居村落建筑的组合多是多进式院落，林立的高墙、深锁的庭院民居符合含蓄、独立、封闭的建筑格局要求[5]。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规划选址、建筑风格等，深受徽州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徽州人在村落的选址和建造时注重地势、布局与自然环境融天时和风水，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都不放过。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大多数村落依山临水，既考虑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又突出精神上的需求，建筑、道路、广场、水口、池塘、溪流，同生活于其中的人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成为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界完美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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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敏娴.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7.

〔2〕〔3〕喻琴.徽州传统民居群落文化生态环境要素的分析及发展思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

〔4〕徐璐璐.徽州传统聚落对安徽地区新农村住宅设计的启示[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5〕陆林，徐致云，葛敬炳.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选择和营造[J].黄山学院学报，2005，7(5)：5-8.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徽州古村落的纽带是村民间的血缘关系，在徽州古民居村落形成的初期，一般为一村一族，族有族长，族长下会有支、房长，在每房之下会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小家庭，这就构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祠堂为象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且结构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在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古民居村落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的规划布局往往是以祠堂、社庙等建筑为核心；在宅居上就具体表现为宅的轴线比较明确、结构秩序对称方正，对“位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住宅的中心为厅堂，厅堂到天井均位于正中，在两边对称布置厢房，表现的井然有序。

（三）朱子理学

山水清丽的徽州是宋朝大儒朱熹的故乡，唐宋时期徽州地区就已注重以文取士，历经数个王朝更替和多次战乱年代，始终没有抛弃此种传统，至明清时，多年不懈的儒家教育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文公道学”之地的称呼由此传开，远近闻名。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体会到当年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和向往。

徽州人崇学重商，明清时期徽州文风盛行，徽商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捐资，创办书院、学堂等，对用功读书的人予以嘉奖。在这种崇文成风的氛围中，徽州名人代出，人才汇聚。据史料记载，仅休宁一县历史上就出现了19位文武状元，堪称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状元县。

（四）徽商经济

在明清两朝时期，徽州地区人口比较稠密，人多地少的徽州人因为繁重的赋税生存艰难，为了生存，很多当地人离开家乡出外谋生。万历《款志·货殖》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在明代早期，商品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壮大，物品交流的范围不断增大，这样提供给商人一些有利的商机，徽州人抓住了有利的时机，纷纷外出经商，成为后来红极一时的徽商。

徽商的发展壮大不仅仅促进了徽州地区文化的繁荣，并且为其自身后来更大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巨富商官众多，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财富，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些农本商末、儒贵商贱的封建思想给这些富有的徽州商人很大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致富后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兴土木、修道路、立书院、建祠堂等，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在家乡修建富丽的住宅。在歙县的县志中有这样的记录“商人致富后即回乡建造祠堂，修建园林，重楼宏伟”。在明朝晚期出现了“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的壮丽美景。徽商身上体现着他们先进的商业观念和传统思想，在村落的建构方面更多的表达出文人与士大夫的理念。徽州古民居村落建筑的组合多是多进式院落，林立的高墙、深锁的庭院民居符合含蓄、独立、封闭的建筑格局要求[5]。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规划选址、建筑风格等，深受徽州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徽州人在村落的选址和建造时注重地势、布局与自然环境融天时和风水，连房屋的朝向、树木的选择都不放过。这样刻意的结果，使得徽州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着近乎天成的框架结构，大多数村落依山临水，既考虑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又突出精神上的需求，建筑、道路、广场、水口、池塘、溪流，同生活于其中的人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成为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界完美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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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敏娴.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空间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7.

〔2〕〔3〕喻琴.徽州传统民居群落文化生态环境要素的分析及发展思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2.

〔4〕徐璐璐.徽州传统聚落对安徽地区新农村住宅设计的启示[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06.

〔5〕陆林，徐致云，葛敬炳.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选择和营造[J].黄山学院学报，2005，7(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