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精选12篇）

1.春秋战国 篇一

如果从时代背景上看的话,春秋处在一个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的年代。但其在形式上还维系着周王室的统治。各诸侯国的力量虽然逐渐强大,也出现了春秋五霸。但表面上,人们依然依从周礼。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外交场合,人们在表达上依然遵王命、讲王权。所以在这一时期行人演说时需要达到的目的往往与实际的演说内容存在些许矛盾,主要表现在他们需要将自己的诉求以合乎礼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这并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遵从周礼这一点可以从《左传》中看出。宣公三年,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派使者慰劳,“楚子(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思是说楚庄王有夺取周朝天下的意思。从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因为遵守礼法而在表达上显得委婉曲折。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势力的进一步增强,周王室力量进一步衰退,社会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富国强兵,通过战争保存自己或者称霸成了各国的主要诉求。这一时期的文学,由于受到社会影响。已经不再遵从礼法,在追求实用的时代背景下,战国的策士应运而生,他们不再受到奴隶制礼法信义的思想束缚,用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各诸侯国间游说奔走。所谓的君臣之义,朋友之信在实用主义面前都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在《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本来是游说秦王实行连横之术。不被秦王采纳于是发愤苦读后游说赵王行合纵之术,终得成功。苏秦本就不是秦国人,后来又投奔赵王,可见他心中根本没有君臣之礼,而将成功作为行动的标尺。他信奉的是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他发奋进学的目的是需要“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另外,他的父母与妻嫂也是这样的态度,当苏秦游说秦王不成时落魄归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由此看出重实用,轻礼法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风气,这成为春战国与秋时期的重要区别。

另外,在人物的塑造上,两个时期的风格也很不同。由于《左传》是一部编年史,而《战国策》是一部国别史,所以首先在体例上,由于《左传》是按时间描写单独的事件,所以不能将同一人物不同时期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看,所以人物的性格特点在单独的故事中都不那么清晰,略显单薄。但是《战国策》就可以将人物的生平顺序叙述下来,更易了解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心理变化等,人物的形象也必然更加丰满。

《左传》的文章从语言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精妙简练,表意委婉曲折,不像《战国策》语言那么渲染夸张。在《吕相绝秦》可以看出,开头一句“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这一句话就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人物以及事件。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而无废话。《左传》重在叙事,所以文中语言大多以描述一个事件或观点,所以语言就比较严谨平实、条理清晰,而没有太多华丽与虚浮的辞藻。但是左传在严谨与调理清晰的同时,也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尤其是善用排比句。用排比句可以将很多相关联的或有递进关系的事件和观点联系起来。比如《吕相绝秦》中,“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这样的运用排比,使秦国的罪行由浅到深,层层递进的联系在一起了,看起来有条不紊,并且在另一方面,这样的排比也使句式看起来很整齐,结构上也严谨不脱漏。而《战国策》的语言,则显得华丽夸张,极尽渲染铺陈之事。在苏秦游说秦王一段,苏秦为证明“霸道”胜于“王道”“文治”不如“武治”,字字珠玑、句句精华、文采飞扬、气势磅礴,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其中对偶、排比运用得很有气势,“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列举了大量的典故,更加具有说服力。并且在语言的表意上,《左传》显得委婉曲折,而《战国策》就更加直言不讳。

2.浓缩的“春秋战国”时代 篇二

《醒狮国学》透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接近一百年的文化事件，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文化争鸣的时代、思想大师辈出的时代、学术诸子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领袖层出不穷的时代，更是各种主义张扬的时代。为此我们统称这一时代为浓缩版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文化现象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无关乎更多民国的政治。

任何对民国政治和治理的称颂都是过份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处于分崩离析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时代，列强统治、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破家亡，人们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和绝望之中。任何对于民国文化的藐视甚至轻视都是无知的。因为那时的文化大师、思想大师、科学大师、经济大师、学术大师、哲学大师比比皆是。民国，这个飘零的岁月，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腐败的政府，这个鱼肉百姓的统治。但丝毫不影响那时的文化巨匠，照亮中国贫瘠羸弱时代人们的心灵。

寻找民国文化精神，不谈政治。以文化的名义，以华夏子孙的名义，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名义，去寻找那些往事、那些温暖、那些落寞、那些惊诧、那些孤鸿、那些主义、那些精神、那些颜色、那些忧愁、那些人物……民国，中国人最近的历史、最悱恻的梦、最被遗失的精神。

3.春秋战国 篇三

一、步兵剑道空前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 剑是步兵的主要武器。无论是短剑抑或长剑, 都有一定的训练技法与套路, 各诸侯国为了加强兵士的作战能力, 都聘请武艺高超、技能出众的剑士教习士卒训练击剑技法, 以便在对敌作战中赢得胜利。据《吴越春秋》记载, 越王勾践就曾聘请越女教习军队训练击剑之术, 并与越女高谈阔论“何为剑之道”, 对于“剑道”疑问, 越女答曰:“其道甚微而易, 其意甚幽而深, 道有门户亦有阴阳, 开门闭户阴衰阳兴……斯道者, 一人当百, 百人当万。”这样, 在剑术击刺基本章法的基础上, 剑士们开始将人格与思想融入剑术之中, 也使剑术从技术层面得以迈向理论总结, 为此《庄子·说剑》云:“夫为剑者, 示之以虚, 开之以利, 后之以发, 先之以至”, 完善和充实了剑道理论。春秋时期, 兵士多训练和使用短剑, 短剑是单手持剑, 短兵相接主要技法是“刺”, 搏斗时注重灵巧, 防御性质往往大于进攻性质;而在战国时期, 兵士则多训练和使用长剑, 长剑讲究大开大合, 有“击、斩、突、刺”等技法路数, 进攻性质往往大于防御性质。比如湖南衡阳曾出土了楚国的一把铁剑, 其长度达到了140厘米, 如果未经刻苦和长期的体能格斗训练, 一个兵士若想熟练地使用此剑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 战国时期剑术的飞跃成熟也促成了《剑道三十八篇》和《剑论》等丰富剑道理论的形成, 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各个诸侯国倾尽全国之力发展宝剑锻造技术, 加强对兵士使用宝剑这种军事作战武器的训练。譬如战国七雄当中, 哪怕是最为弱小的韩国都是依靠精良的长剑和严酷的训练, 硬是打拼出了“劲韩”的威猛名声;魏国之所以能够威慑诸侯, 就是因为拥有一批单兵作战能力极为强大的长剑重步兵;赵国击剑之风盛行, 每次开展“相击”训练时总要安排一批剑士手持宝剑进行真实的相互搏杀, 刚烈勇猛由此可见;秦国变法图强之后, 认为“夫铁剑利则士勇”, 很快大面积为兵士装备了长剑, 并广揽知名剑士对兵士进行系统的教习训练, 因而大大提升了对外攻伐和作战的能力, 为最终一统华夏贡献卓著。

二、车兵射御蓬勃兴盛

春秋战国时期, 伴随着激烈的车战对抗, 射箭也是兵士经常开展的军事训练活动, 善射之士当时深受社会的重视。墨子和荀子曾表达过运用贵爵重赏来奖励那些“射远中微”之士。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社会中, 学习射、御等军事技术被认为是贵族必须掌握的重要本领之一, 武则“射御”, 文则“礼乐”, 及至“乡校”, 盖“士”以下“国人”之学校, 亦所以习射御礼乐等事者[1]149。由于强调射、御之术, 春秋战国时期还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射手, 比如据《战国策·西周策》中记载:“楚有养由基者, 善射, 去柳叶百步而射之, 百发百中。”养由基号称“养一箭”, 其射箭技术高超, 可“百发百中”、“百步穿杨”, 关于其非凡的射箭才能, 《吕氏春秋·精通》也有记载, 其云:“养由基射兕, 中石, 矢乃饮羽, 诚乎兕。”另外, 楚庄王时期, 令尹子越椒造反, 满朝文武皆惊恐万分, 不知如何处置, 无奈之下, 庄王出榜招贤, 诏令但凡能够战胜子越椒者, 即可封为令尹。养由基看到招贤榜之后, 认为楚国之所以不能强大兴盛, 并非没有能干之士, 而是由于奸臣当道造成的结果, 觉得自己应当响应号召, 为民除害, 于是他揭下招贤榜面见庄王应召。庄王见他气度不凡, 认定是个出色的将才, 但也有心当面考验考验他。于是, 庄王令养由基箭射一只蜻蜓, 且明令不得射中要害而要活的, 养由基张弓射箭, 恰好射掉蜻蜓的一片翅翼。庄王又令养由基射一只行动敏捷的白猴, 养由基搭弓上箭, 一羽中的, 就把尚未反应过来的白猴射中。对此庄王满心欢喜, 便立即封养由基为令尹, 平叛了子越椒的造反。

三、骑兵冲杀渐成气候

春秋战国时期, 彪悍凶猛的骑兵开始出现, 这主要得益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政策。公元前307年, 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赵武灵王决定舍弃传统的车战技术, “变俗胡服, 习骑射”, 组织训练兵士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在这位奋发有为的国君带领下, 赵国将士均精于马术, 熟稔射箭, 军事力量日趋强大, 为最终西退胡人, 北灭中山国, 跻身“战国七雄”之一立下了赫赫战功。赵国的骑兵部队是中原各国最早组建的骑兵部队, 这种机动灵活的新兵种取代了以往笨重迟缓的车兵, 促使中国古代战争样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体现了全面革新的军事创新战术。对此, 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 惟秦与赵……商鞅者, 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 赵之大彼得也”, 将赵武灵王堪比俄国的彼得大帝, 盛赞其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2]28。战国时期, 骑兵主要采用弓箭作为主要武器, 作战冲杀以骑射为主, 少量使用青铜剑、戟作战, 并且出现了用于保护战马的马甲防具, 《孙膑兵法》中曾云:“险则多其骑”, 对骑兵作战进行了论述。

四、卒兵练力长久不衰

春秋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都采取了奔跑、举重、跳跃、投石等多种形式的军事训练体育活动, 以增强兵士的身体素质, 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关于奔跑训练, 据《墨子·非攻》记载:“古者吴阖闾教七年, 奉甲执兵, 奔三百里而舍焉。”这说明当时吴国在进行军事训练时, 要求兵士都要身披坚甲, 手执锐器, 奔跑三百余里才能宿营停歇。另据《荀子·议兵》记载:“魏氏之武卒, 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 操十二石之弩, 负服矢五十个, 置戈其上;冠胄带剑, 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这说明魏国的士兵善于负重跑步, 以增强和提升身体素质。关于举重训练, 据《吴子·料敌》记载:“然则一军之中, 必有虎贲之士, 力轻扛鼎, 足轻戎马, 搴旗取将, 必有能者。”这说明当时的军事训练中经常开展举重类的活动。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武王有力好戏, 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 绝膑。”这说明在秦武王时代, 诸如任鄙、乌获、孟说等善于扛鼎的力士都可以获封大官, 而秦武王本人也非常喜爱扛鼎这项军事体育训练运动, 但结果却不幸折断胫骨而亡。关于跳跃训练, 据《左传·哀公八年》记载:“子泄率次于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 私属徒七百人, 三踊于幕庭, 卒三百人, 有若与焉。”这是说明吴鲁交战时, 鲁国大夫微虎为选拔兵士, 曾经设置了一定的跳高标准, 凡三次跳跃过者, 即被认定为合格可用兵士, 当时总共召集了七百余人参加选拔, 其中跳跃过关者有三百人, 这里边还包括儒家大师孔子的知名弟子有若。关于投石训练, 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嬴政“欲攻取荆”, 起初轻信自恃勇武的年少将军李信而令其率秦军二十万出征, 结果为楚军大败。闻听败绩震怒后的嬴政随再次拜老将军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为麻痹楚军, 王翦“坚壁而守之, 不肯战”。将士们无所事事, 便期待自寻乐趣以打发时光。“久之, 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投石游戏由于因陋就简, 择石而投, 远者赢, 近者输,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便捷, 既可以增强兵士的身体素质, 也可以缓解紧张的战争情绪, 因此在战国时期是兵士们非常喜爱的军事体育训练活动[3]49。

五、水兵游习较为普遍

春秋战国时期, 水兵也有了较之以往较大的发展与进步。早在商周时代, 舟船就已被用于军事行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 水兵也得到快速和长足的发展, 当时的楚、吴、越、齐等国都拥有相当强大的舟师, 并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据《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记载:“大翼一艘, 广丈六尺, 长十二丈, 容战士二十六人。”另据战国时期的兵书《六韬·奇兵》记载:“奇技者, 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总之, 在水战频发的年代, 水兵游习成为吴、楚、越等各诸侯国倡导的主要军事体育训练活动之一, 自然不足为怪。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 战争频繁发生, 规模日益扩大, 各个诸侯国雄厚的武装力量使得作战的方法和兵种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显示出这个时期军事体育运动方面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春秋战国,军事体育

参考文献

[1]张景, 黄亚飞.我国古代军事体育的演变[J].体育文化导刊, 2009 (12) .

[2]王景贤.中国古代体育及其文化思考[J].浙江体育科学, 2010 (4) .

4.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 篇四

关键词：春秋战国；战争方式；战争思想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37-02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逐鹿中原，战乱不休。据统计，春秋时期的战争就达395次，战国时期也有230次之多[1]65。如此频繁的战争，加之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促使战争方式不断变化和发展。本文试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方式及其演变加以探究，希望方家指正。

一、基本作战方式

春秋时期，军队数量较少，军事行动范围比较狭小，以车阵的冲击战为主，短时间内即可决出胜负。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加之科技进步和农民成为士兵的主要来源，军队数量猛增，军事行动范围扩大。从而，战争方式由春秋时期的车阵作战转变为战国时期徒兵、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了，战争也具有了运动性和持久性[2]291。

1.车战

车战出现于夏代，春秋时期达到鼎盛，但仍是车步合编，以“乘”为基本建制单位。“阵而后战”是车战时代主要作战方式。列阵时根据地形确定战斗队形，“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3]779即地形险阻时徒兵在前，战车在后；地形平坦，则相反。作战时，双方相向运动，进入弓箭射程后，开始对射。当“车错毂”时，短兵相接。双方利用戈、戟、矛等武器相互砍杀，以盾牌进行防护，展开肉搏。“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4]1375即古代作战，徒兵与战车混编，战车在进攻时冲破敌阵，徒兵扩大战果。

2.徒兵作战方式

随着战场深入山地和湖沼地带，战车失去用武之地。于是徒兵逐渐取代车兵，战国时期升为主要兵种。杨宽认为，战国时代的战争，从各次战役看来，的确不外乎野战和包围战[2]289。但就具体战斗而言，却有多种作战手段，如迂回包抄、奇袭、伏击、伪装、诱敌等。

两军对阵，相互冲杀，是徒兵野战的主要手段。春秋末期开始，战争运动性大大增强，持续时间延长。柏举之战后， 吴军长驱千里，攻入楚国郢都。迂回包抄也是徒兵常用手段之一，长平之战，“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5]2334。

徒兵不仅进行野战，还是城垒攻守战的主力。攻城方法，一般采取长期围困，实施强攻。具体有三：一是攻打城门，利用冲车等撞破城门，冲入城中。但上有矢石，下有陷阱，攻城将士往往伤亡惨重，城濮之战，“晋侯围曹，门焉，多死。”二是筑堙，即在城外积土成山，用于观察城内情况和掩护部队登城。士兵利用铁锨等挖土作业，使用修橹、掩护。三是蚁附，即士兵利用钩援、云梯等装备像蚂蚁一样攀爬城墙。此外，还有奇袭，《左传·僖公五年》载：“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即趁虞国不备，晋军回师途中攻破虞国国都。

3.骑兵作战方式

《韩非子·十过》载春秋时期秦国已用骑兵[6]200，但骑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战国时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7]440可见，这一时期骑兵仍没有成为战场主力，骑兵、徒兵与车兵常常协同作战，赵将李牧“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5]2450。

战国时期，鞍具不健全，没有高桥鞍和马镫，对马上格斗十分不利，所以当时骑兵主要武器为弓弩，作战以骑射为主，少数使用直刺兵器如矛、戟和单手砍劈的短兵器如剑、短刀等作战。《六韬·犬韬·战骑》也提到了骑兵的作战方法[7]445。

4.舟师作战方式

春秋时期，河流密布的吴、越、楚等国，在争霸战争利益驱动和造船技术促进下，纷纷组建舟师，水战出现。鲁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8]1090。

当时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9]3413，船上一般装备有长钩矛、长斧、弓弩、戈、戟以及短剑等兵器，有甲、兜鍪等装备[9]1450。作战时，先用弓弩，再用长柄兵器进行接舷格斗，最后登上敌船，展开肉搏；有时亦用突冒撞击敌船。战争中还用钩强，公输子“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孙诒让认为‘强字当作‘拒[10]480，可见“钩”和“强”是依据水流方向而发明的一种水战战具。

二、辅助作战方式

“兵者，诡道也。”为夺取战争胜利，除基本战争方式外，还有许多利用外界条件辅助作战的战争方式。

1.水攻

人类很早就认识水性，不仅利用水来生存，也运用水于战争。水攻是春秋战国时期常用的辅助作战方式。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利用堤防淹杀敌人；二是筑堰开渠，决水或引水浸灌城池；三是利用河流半渡而击[11]。水攻的进行，需要有相应的战具和器具，除开渠筑堤用的铁锨、铁镐等工具外，还使用水平、度杆、照版、测瓦、表等测量仪器。

2.火攻

火作为一种武器应用于战斗，就是火攻。春秋初期，被认为是不仁之举的火攻使用较少；战国时期，以火助战普遍使用。这一时期，主要使用薪柴膏油作燃料，发火方式有三：一是近距离时采用人工点火。如公元前685年，楚国对郑国实施火攻[12]229-230。二是距离较远时以火箭纵火。主要用于攻打城门或焚烧敌人营帐。三是使用“火兽”进攻敌人。如即墨之战中的“火牛阵”。

孙武提出火攻五大目标，即人、积、辎、库、队；火攻方法是里应外合[13]94；火攻实施前，要观察天象，确定发火时机[13]93。

3.动物助战

动物不仅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还用于军事。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利用动物与火攻相结合打败敌人的著名战例。吴楚柏举之战中楚国使用燧象，反败为胜，“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8]1545尾巴系上火燧的大象，被驱赶冲向敌阵，敌军落荒而逃。《史记·田单列传》载齐将田单反攻燕军之战[5]2455，也是火攻与动物助战相结合的战法。

除燧象、火牛之外，“马假虎威”也可看作动物助战的一种方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胥臣蒙马以虎皮……楚右师溃。”[8]461战马不知真假，见大队“猛虎”扑来，吓得浑身战栗，马失前蹄，士兵亦慌乱溃逃。

4.穴攻

春秋战国时期，城墙依然采用夯土技术筑成。铁工具的使用及先进攻城战具的发明，穴攻成为攻城的重要作战方式。穴攻方法有二：一是在城墙上挖洞；二是挖地道。士兵带着铁锹、铁铲等专用工具，躲在里，接近城墙后开始挖洞；或者直接在城外挖地道。前者是破坏城墙，在城墙地基下挖掘足够大的空间，并以木板支撑，然后放火焚烧支架，城墙坍塌后，部队趁机攻城；后者是直接挖一条通向城内的地道，部队从地下突破城防。

防御穴攻的方法，首先利用瓮听、瓦窦寻找敌人挖穴之处；其次，以冶铁鼓风设备为武器，通过敌人挖掘的地道将烟吹向敌人；再次，与敌相遇穴中，要“圉而毋逐，且战北”，诱敌深入，而后歼敌[14]666-668。

三、导致战争方式变化的因素

战争方式变化并非单纯的军事因素所致，而是有着经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原因。下面略述春秋战国时期导致战争方式变化的因素。

1.社会变革与社会结构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在奴隶社会母胎内逐渐生长和成熟，各国相继变法改革，地主和自耕农出现。赋税制度变革以及郡县征兵制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导致士兵主要成分由贵族及其“私属”和“国人”改变为农民[2]285，兵额大增，战争改为以徒兵为主力，骑兵、车兵为辅，常采用野战、包围战方式，战争具有运动性、持久性。

2.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提高

春秋时期兵器是铜制的，战国时期青铜兵器进一步发展，同时出现了锋利的铁兵器和先进的攻城器械，从而引起系列变化：春秋末期“攻城为下”转变为战国时期城市为主要争夺目标；铁工具广泛使用，开渠筑堤可大规模进行，从而导致水攻、穴攻广泛运用于战争。

3.战争思想的变化

春秋初期受西周礼影响，战争情况是“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15]96。春秋末期，守战争礼反而常吃败仗，迫使各国摒弃战争礼。《淮南子》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16]1359战争观转变导致战争方式变化：《孙子兵法·军争篇》确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孙膑提出“必攻不守”；持久战和歼灭战思想都已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多种作战手段出现，如远程奔袭、迂回包抄、歼灭战、伏击战等。只要能打败敌人，各种手段都可以运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方式变化与其所处的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社会大背景有密切联系。这一变化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同时也极大丰富了战争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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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骈宇骞，王建宇，牟虹，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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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浦卫忠.春秋公羊传注疏[G]//李学勤.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馆藏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饰牌鉴赏 篇五

固原博物馆收藏有不少青铜（金质）牌饰，其特征显示出了自身多元文化风格，具有浓郁的区域特征，为研究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

虎噬鹿金扣饰

1981年宁夏固原县头营乡坪乐村出土，直径3.1厘米。金质。扣饰整体呈半圆球形，铸造成型，背面有一固定用钮。正面浮雕出两虎两鹿，构成两组相同的虎噬鹿图案。两虎分别咬住两鹿颈部，两鹿双眼圆睁，后肢朝上翻转，相互交缠（见图1）。

虎噬鹿青铜饰牌

1987年宁夏西吉县陈阳川村出土，长12.4厘米，宽6.5厘米。青铜质。此牌饰是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腰带组件，整体为透雕虎噬鹿图案。虎圆眼睁，虎右前爪攫住幼鹿肩部，张口露齿噬咬幼鹿胸部。幼鹿圆眼，长耳，四肢蜷曲，作惊恐挣扎状。虎肢体健壮，额前部附一环扣，长尾翘起贴于背部，上饰麦穗纹，尾末端为一勾喙猛禽头，身上装饰有联珠、圆点、弧线等纹样（见图2）。

虎噬鹿镀锡青铜饰牌

1984年宁夏彭阳县白杨林村出土，长8厘米，宽4.5厘米。青铜质。此饰牌是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腰带组件，整体为透雕虎噬鹿图案，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虎作伫立状，圆眼，椭圆形大耳，张口噬咬小鹿颈部。小鹿四肢蜷曲作挣扎状。虎肢体健壮，背上有一勾喙猛禽头，长尾下垂，上饰麦穗纹，尾末端为勾喙朝上的猛禽头，勾喙猛禽头生两尖耳（见图3）。

怪兽纹金饰牌

1996年宁夏固原县中河乡出土，金质。长6.2厘米，宽4.7厘米。为腰带组件，模铸成型，背面有一固定用钮。怪兽的身子为大型猫科动物，头部似狼，上唇朝上翻卷，露出锋利的牙齿，鬃毛由头部延伸至背部，长尾下垂，上有凹陷孔，原来应为镶嵌装饰物（见图4）。怪兽面颊、肩部、臀部等装饰螺旋纹，是战国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装饰纹样。

翼马纹金饰牌

1980年固原县三营乡出土，金质。长6.9厘米，宽4.5厘米。为腰带的带头，模铸成型。长方形，带有绳索纹边框，边框内浅浮雕有一翼马。翼马呈腾空飞行状，低首，圆眼，三角耳，前肢后屈，后肢腾空朝上翻转，蹄形足，尾下垂，末端装饰有带耳的勾喙鸟头。马背装饰有6只带耳的勾喙鸟首，肩部、臀部等装饰螺旋纹（见图5）。

鎏金虎纹铜扣饰

1993年固原县潘家庄农场出土，长8厘米，宽5厘米。青铜质，表面鎏金。长方形的块板上留有边框，内浮雕一虎低首作行进状。虎体肥大健硕，低首，圆眼外凸怒睁，巨口张开，利齿外露。额前一辫状物沿脊平贴背中部，束端饰勾喙鸟头，尾下垂（见图6）。背面平素，有两桥形系扣。

透雕动物纹咬斗青铜饰牌

1999年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长7.6厘米，宽4.9厘米。青铜质。整器略呈长方形，造型为一兽，圆眼，粗颈，张口露齿噬一幼兽。兽身阴刻细线、饰涡纹，体健硕，长尾下垂，前肢弯曲踩踏幼兽，后肢呈蹲踞状（见图7）。

透雕动物纹青铜饰牌

1999年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长7.4厘米，宽4.5厘米。青铜质。整器略呈长方形，素面。造型为一兽，三角眼，短耳直立，张口露齿噬一幼兽。体肥硕，长尾下垂，尾端上卷作站立状（见图8）。

透雕双鹿青铜饰牌

1987年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于家庄墓出土，长3.4厘米，宽3.1厘米。青铜质。构图为两鹿交配状。一鹿前后足收拢作站立势，竖耳回首目视后方；另一鹿有环形角，前肢搭在前鹿臀部（见图9）。背面平直。

透雕动物纹青铜饰牌

1989年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杨郎墓出土，长9.5厘米，宽5厘米。青铜质，略呈长方形。造型为一兽，素面，圆耳，粗短颈，低首，口噬一兽。体肥硕，长尾卷曲贴于背中部，四肢交错呈行进状（见图10）。

透雕动物纹青铜饰牌

1989年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杨郎墓出土，长9.5厘米，宽5.2厘米。青铜质。整体造型为一兽，素面，粗短颈，圆耳，低首，张口噬一幼兽。体肥硕，长尾上卷搭于背中部，四肢粗壮交错呈行走状（见图11）。背面有三个桥形钮。

透雕虎噬鹿青铜饰牌

1989年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杨郎墓出土，长8.1厘米，宽4.5厘米。青铜质。整器为素面虎噬鹿纹。虎立耳，粗颈，圆眼高凸，张口露齿噬一幼鹿背部，左前后爪踩于幼兽头部，长尾下垂。幼鹿立耳，圆眼睁，四肢弯曲作挣扎状（见图12）。

双鸟形青铜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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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出土。长6厘米，宽4.3厘米。青铜质。上部为两鸟回首相对，圆耳，圆眼凸起，长喙弯勾，鸟尾展开相接如花瓣。下部圆牌中间突起上浮雕一团身小兽（见图13）。背面有竖钮。

透雕动物纹青铜饰牌

1989年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杨郎墓出土，长12厘米，宽6.3厘米。透雕伫立状虎，素面，小耳，凸眼，肢体雄健，长尾下垂，张口吞噬一卷曲小兽。虎口前方附一方形小扣环，扣钩外突（见图14）。背面有桥形钮。

透雕动物纹青铜饰牌

1987年固原县头营乡双台村出土，长9.1厘米，宽5.8厘米。青铜质。整体造型近长方形，两兽前半身反向连接，圆眼，三角形立耳，形似张口露齿噬一小兽，后半身简略呈S形（见图15）。

双鸟纹青铜饰牌

1987年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于家庄墓出土，长4.6厘米，宽1.8厘米。青铜质。双鸟头相背连接，体呈S形。圆眼，圆耳，长喙弯钩，头顶部冠状（见图16）。背面有一拱形钮。

子母豹透雕青铜饰牌

1982年固原县杨郎乡大北山出土，长5.3厘米，宽5.3厘米。青铜质。透雕双豹图案，造型为大小两豹相对互抱。大豹弯身屈肢卷尾，前后足相叠，圆眼，立耳，口微张，前额紧贴小豹下颌（见图17）。形象生动传神，表现母子亲情。小豹腹侧有一凸钮。

透雕鹿纹青铜饰牌

1989年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杨郎墓出土，长13.7厘米，宽8.2厘米。青铜质。鹿作蹲踞状，前后肢内屈，蹄相连，昂首前视。短吻前伸，短颈，锯齿壮大，角向后延伸与背部相连，短尾上翘（见图18）。整体扁平，造型简略。

透雕鹿纹青铜饰牌

1989年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杨郎墓出土，长13.8厘米，宽11.3厘米。青铜质。鹿作奔跑状，前肢后屈，后肢前伸，蹄相连。长吻，短颈，锯齿壮大，角向后延伸与背部相联，短尾上翘（见图19）。造型简略。

虎噬鹿镀锡青铜饰牌

2012年固原市原州区出土，长10.4厘米，宽5.4厘米。青铜质。透雕伫立状虎，小耳，短粗颈，肢体雄健，长尾下垂，尾端及颈部饰鸟头纹。右前爪踩踏一仰面屈肢幼鹿颈部，张口露齿作噬状。整器表面镀锡，饰勾云纹、圆点纹（见图20）。

透雕虎噬羊青铜饰牌

2012年固原市原州区出土，长8厘米，宽4.4厘米。青铜质。透雕虎作伫立状，小耳，粗颈，三角眼，肢体健硕，长尾下垂，尾端及颈背装饰长喙弯钩、圆眼的鸟头。左前爪踩踏一蹲踞状小羊头部，虎张口露齿作噬状。羊圆眼，大卷角，仰首。器身饰勾云纹、圆点纹，虎尾部、颈部饰连锁纹（见图21）。

透雕虎噬羊青铜饰牌

2012年固原市原州区出土，长9.5厘米，宽4.8厘米。青铜质。整器扁平呈长方形，器身用涡纹、点纹刻划出一蹲踞形虎，低首，三角耳，圆眼，张口露锯齿噬一幼兽，长尾下垂（见图22）。造型简洁，古朴。

透雕虎噬鹿青铜饰牌

2014年固原市原州区出土，长10.7厘米，宽5厘米。青铜质。整器扁平呈长方形，造型为一伫立状虎，短耳，粗颈，圆眼，体健硕，张口露齿噬咬幼鹿腹部。幼鹿圆眼，长耳至背部，后肢抵虎颈部，作挣扎状。虎长尾下垂，上饰绳索纹（见图23）。

透雕羚羊青铜饰牌

2014年固原市原州区出土，长4.5厘米，宽4.3厘米。青铜质。羚羊低首，圆眼，口微张，肢体健壮。扁平环状角与尾相连接，短尾上翘，蹄状足（见图24）。造型生动逼真。

牛纹青铜饰牌

2014年固原市原州区出土，长5.4厘米，宽5厘米。青铜质，一组两件，两件构图一致。长方形，边框饰麦穗纹，中间透雕一伫立牛形图案。牛低首，圆眼凸起，弯角向上，肢体健硕，长尾下垂（见图25）。

（作者单位：宁夏固原博物馆）

6.浅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篇六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 他的主要政治观点是“清净无为”, 认为“当代不如古代”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 他的阶级立场明显是站在了奴隶主贵族那方面的, 试图阻碍社会发展和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庄子是战国时期老子的继承者, 他痛恨“窃勾者诛, 窃国者为诸侯”的社会现象, 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这恰恰是对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不理解, 是站在奴隶主立场上观察客观世界时的一种思想感情的宣泄, 也是有碍社会发展的。

春秋时期的孔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也就是主张搞阶级调和, 主张奴隶主阶级要善待奴隶, 新兴地主阶级不要推翻奴隶主贵族的政权, 人们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些实质上也是完全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看法, 这也是反对社会发展的, 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继承者孟子, 他明显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不侵夺农时, 给农民一定的劳动时间, 保证农民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些都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发表的看法, 迎合了时代的潮流。这些主张对刚刚进入封建阶段的社会来讲是非常及时, 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有利于尽快建立正常的封建社会秩序。

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显学就是墨家思想, 创始人墨子。他提出“兼爱”“非攻”“尚贤”。主张人们“兼相爱”“交相利”, 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反对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尚贤”就是主张选举贤能的人为官, 反对贵族阶级利用“恩荫”做官, 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这有利于打击旧的奴隶主贵族, 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掌权。那么墨子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基础相当雄厚, 为什么并没有成为官方推崇的主流学说呢?原因就是他站的阶级立场主要是农民, 而农民阶级不完全是生产资料的主导者。这时候社会的主导者是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急需要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学说, 而墨子的思想显然不符合这一历史要求。这时候地主阶级需要结束分裂实现统一, 需要的是革新和兼并战争, 这样法家思想就成为地主阶级的首选。

7.春秋战国历史 篇七

晋幽公元年(前433年)，幽公立，此时晋公室独有绛、曲沃两邑为奉祀，馀皆入韩、赵、魏三家之手，幽公反朝韩、赵、魏三家。晋烈公十二年(前4)，晋烈公会诸侯于任，晋师大败齐师，晋烈公献齐俘馘于周王，遂以齐康公、鲁穆公、宋休公、卫慎公、郑繻公朝周王。晋烈公十三年(前403)，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从名义上承认了赵、魏、韩的诸侯地位。晋国名存实亡。

晋桓公二十年(前369)，赵成侯、韩懿侯迁晋桓公于屯留。晋桓公三十年(前359年)，赵成侯与韩昭侯分晋，迁晋君于端氏。晋静公八年(前349年)，赵国夺取晋国的端氏，将晋君迁往韩国的屯留，《竹书纪年》言此年韩玘杀君悼公，疑此君主即晋静公，晋国最终灭亡。

因为晋国自中后期开始，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大。前453年，晋国卿大夫赵氏联合韩氏、魏氏击败智氏，史称三家分智。前4，周天子册封晋国三位卿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晋国名存实亡。前349年，末任晋侯晋静公被杀，晋国最终灭亡。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大霸主国家。但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韩、赵、魏、智、范、中行)把持，另外还包括郤、栾等大家族。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范、中行)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后来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以后，他们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这一事件史称“三家分晋”。

8.春秋战国 篇八

一、春秋战国时期侠士崛起社会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许多侠士, 例如在魏都大梁就有屠者朱亥、夷门监生侯生, 燕国都城处士田光、高渐离、勇士秦舞阳, 卫国荆轲, 赵国邯郸鲁句践、薛公、毛公、盖聂等。由此可见, 春秋战国时期侠士之风十分盛行。虽然当时的法律对于侠士进行了严格限制, 但是这个群体却仍然崛起并兴盛, 与当时社会发展背景有着十分紧密联系。

1. 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为侠士的崛起提供环境。

虽然一些侠士经常佩戴刀剑, 为树立操守和冥界, 聚集徒众, 触犯国家法令, 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性。但是, 春秋战国时期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 特别是纲纪不立、秩序混乱, 对于侠士有较大需求, 为侠士崛起提供良好社会氛围。在诸侯纷争的社会动荡政治环境中, 一些达官贵人需要侠士来解国家的困厄, 例如燕太子丹请求荆轲助之刺杀秦王, 信陵君在窃符救赵中, 朱亥就帮助他击杀晋鄙。还有一些贵族利用侠士为之报仇, 例如智伯死后, 豫让为其报仇, 虽身死却不后悔, 公子光就请求专诸帮他刺杀吴王僚。并且, 侠士在适当时候, 发挥侠义精神, 替百姓解危救难, 正如史学家司马迁所言的, 孔子、管仲、伊尹、吕尚、虞舜、百里奚等人物都会遇到危急时刻, 况且是普通百姓。身处困境中的百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渴望有人能够帮他们扶危济困, 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因此,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 国家、政客、百姓对于侠士有着高度的渴求, 所以一些统治者, 例如战国四公子, 吕不韦等人不仅十分看重文士, 对于身负绝技的侠士也以礼相待、以诚相待, 甚至是尊崇。魏国信陵君威客表示对侯赢的尊重, 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宴请, 专门到侯赢家中接他, 让侯赢坐在他的左边最为尊贵的位置。在民间对于侠士也是十分推崇的, 韩非子就指出当时的老百姓尊称那些为私人恩惠而犯法的人为忠诚之士, 尊重那些轻视法律而不避死罪的人为勇夫。由于当时社会对于侠士高度推崇, 特别是统治者的尊重和需要, 产生了对侠士处置问题上的双重矛盾标准。只是在当时, 人治大于法治, 君主的权威是高于法令的, 从而使各个国家禁止侠士的法令形同虚设, 侠士之风日益兴盛。

2. 侠士之风受到当时著名学派的支持。

由于侠士之风的兴起, 侠士轻财重义、扶危救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墨家和儒家的兼爱、仁德思想注重, 所以墨家和儒家对侠士也十分推崇。据记载, 墨子门生中的一百八十人在墨子的教育和指导下, 都具备了死不旋踵、赴汤蹈火侠士精神,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火蹈刃, 死不旋踵, 化之所致也。”春秋战国时期, 墨家学派和儒家学派属于显性学派, 在社会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他们对于侠士的尊崇, 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也对侠士之风兴起产生推波助澜影响。

3. 侠士的崛起于当时的尚武精神有紧密联系。

在当时侠士十分盛行的燕赵大地, 特别是燕国上谷、赵国代地等地方, 都处于边关, 与北方胡人相邻。北方少数民族, 如匈奴人经常侵扰边关, 当地人为了生存, 就不得不习武, 形成了侠士之风。齐国一些地方百姓虽然是怯于聚众争斗, 但是却勇于暗地伤人, 虽然在当地有很多抢劫伤人案件。吴楚各地同样有此民风, 甚至吴王阖闾和楚国春申君专门招徕侠士于门下为自己效劳。春秋战国时期尚武精神, 推动了侠士之风的崛起和兴盛。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崛起对武术的影响

总体来看,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崛起, 对于武术产生的作用是有积极促进和消极阻碍两个方面的影响。

1.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崛起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 侠士的崛起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特别是在当时,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兴盛, 侠士的活动、交往、聚集有了一个更为集中的场所, 无形中是促进了侠士可以经常聚集在一起进行武艺的切磋交流。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两个季节, 经过长期刻苦练功的侠士就会聚集在城市某个场所相互切磋武艺、进行竞技比赛。在《管子·七法》中对当时侠士聚集在一起比武的场景进行生动描述“春秋角试, 以练精锐为右。收天下之豪杰, 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 动之如雷电, 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 莫害其后, 独出独入, 莫敢禁锢”, 由此可见, 当时侠士在一起切磋比武有打擂台比武的意味了。随着武术专门化和侠士职业化, 更是在当时涌现一些武艺高超、勇力过人、豪爽仗义的英雄好汉。春秋战国时期的斗剑比武风气日盛, 在此影响下, 那些侠士唯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武术技艺, 才能在与他人比武或者斗剑的过程中, 免于被杀死或者被刺伤。赵国赵惠文王蓄养一批侠士, 并且对其日夜加以训练, 在与人相互切磋武艺中, “日夜相击于前, 死伤者岁百余人”, 由此可以设想, 如果这些侠士没有高超武艺, 自己的生命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威胁。而且侠士主要是为主人所蓄养, 如果没有高超的武艺, 就难以被主人所重视, 更是难以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圈, 而这也是当时侠士最为看重的, 所以侠士格外重视不断提高自己的武艺。当时一些侠士热衷于武艺切磋、交友交流, 从而进一步促进当时武术的提高。在《史记》中记载到, 荆轲曾经在游历天下时候, 在榆次地方与盖聂相遇, 两人在剑术武艺方面产生分歧, 甚至是相互怒目而视。从《史记》的这段记载, 我们可以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在武术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不同的观点, 他们对于武术的精益求精的追求和深入钻研, 极大促进当时武术的发展。因此, 春秋战国时期侠士的崛起和兴盛, 一方面极大促进武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促使武术向专业化的方向进行转变。

2. 春秋战国武术的崛起促使武德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开始走向瓦解、封建制度开始建立的重要时期, 侠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极大提高。侠士阶层在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以后, 必然要对其自身的人格品质更加注重和追求, 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和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约束。侠士之所以在当时能够被各个阶层所接受,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着高超的武术技艺,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准则和伦理价值观更容易被世人所接受。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有章节对当时的刺客进行了列传,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 此其义或成或不成, 然其立意较 (皎) 然, 不欺其志, 名垂后世, 岂妄也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对于侠士的伦理价值高度肯定, 而侠士的这些伦理道德和价值追求与墨家和儒家学派思想有着许多契合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侠士和暴徒的身份进行了清晰划分, 他认为侠士是那些平时“修引砥砺, 声施于天下”的闾巷之侠, 与“朋党宗强比用, 设财役贫, 豪暴欺凌弱, 恣欲自快”的暴徒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当时许多贵族十分看重侠士, 并对其加以重用, 主要就是看中了侠士的轻生死、重诺然的价值观。直到今日, 重诺守信仍然是我国传统武德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连连征战, 让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豪强和官府欺压的百姓就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武艺高强、豪侠仗义的侠士身上, 对其英勇事迹广泛流传。侠士的这种伦理价值观念被逐步渗入到社会中, 他们重诺守信的行为得到人们的效仿, 对于我国传统武德形成和发展产生十分重要影响。

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子曾经指出, “带剑者聚徒属, 立节操, 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也就是说侠士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法令是相违背的, 成为统治者难以控制的一股社会武装势力。韩非子对侠士的评论, 体现了春秋战国后期侠士的发展方向, 他们不仅凝聚成为一个社会群体, 在这个独特的群体中有着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 甚至为了名节, 不惜牺牲自己、触犯法律。当时魏国著名富商虞氏因为对侠士进行了侮辱, 最后被聚集起来的侠士攻入家门, 全家都被残杀的恶劣事件。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侠士此时开始向豪强化方向开始发展, 触犯了社会法令, 被统治者所限制, 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当时武术的发展。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的武术是我国传统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直接对我国传统武术发展产生影响。文章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崛起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阐述了当时侠士崛起对于我国武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春秋战国,侠士,崛起,武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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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春秋战国 篇九

关键词：资产重组；国家文化；礼坏乐崩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8.015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8-050-02收稿日期：2012-07-24

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自己国家文化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先秦诸子，回顾一下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成堆的时代。什么问题？礼坏乐崩。

什么叫礼坏乐崩呢？

这指的是当时社会的结构和链条，当时社会的结构出了问题，链条断了，就像我们今天的金融危机。

金融风暴是经济链条断了，而当时是政治链条断了。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讲一下西周建立的制度和文化。

西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当时我们认为，头顶上的是天，脚底下的是地。地，因为在天的下面，所以叫天下，那么天和地是什么样的形状呢？

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天是一个半球形，像一个碗一样地扣下来，这个就叫作天。我们读古诗都知道，“天似穹庐”，什么是穹庐？帐篷、圆的帐篷，天是个圆的帐篷扣下来。地是方的，是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中心在现在河南省登封市，那里有个观星台，在它下面埋了一块石头，叫地胆，周公发现的。

所以我们古人就持这个观点，地是一个正方形，天是一个半球形扣下来。学过几何学的人都知道，这一投影，不对了。一个圆，当中一个方，那不是还空了几块地方吗？是的，空的那些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海，叫四海，四海当中那个方的地叫四海之内。所以古人所说的“四海之内”，就是普天之下。那么翻译成现代汉语，我认为只有一个解释，叫作全世界。

周人的天下，是全世界的意思。那么“全世界”归谁领导呢？周天子。为什么要归周天子领导呢，因为周天子是天的儿子，简称“天子”。

有人不理解皇帝为什么都要叫天子，说那是天之骄子。不是骄子，是天之嫡子，亲儿子，而且还是嫡长子。

当时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什么意思？

一个贵族男人（必须是贵族），可以有一个法定妻子（正妻），若干个非正式的女人，叫妾。妻和妾不平等，妾的地位极低，只有妻才能够和他的夫平起平坐。妻者齐也，妾是低一等的。后来有一个说法称妾为“如夫人”，相当于夫人，其实不相当，所以妻和妾生的儿子，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嫡子又分两等，第一等是妻生的第一个儿子，叫嫡长子，其他儿子叫次子；妾生的儿子叫庶子。因此一个贵族男人，他可能有三个等级的儿子。

儒家主张人与人是不平等的。那么按照礼法或者宗法的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权。如果一个男人创了一份家业下来，就是高祖了，他把他的家产、爵位，传给他的嫡长子；他的嫡长子又传给他的嫡长子，就是嫡长孙；他的嫡长孙又传给他的嫡长重孙；他的嫡长重孙又传给他的嫡长玄孙。这么一路传下来的这个系统，就叫嫡系，最亲的。

周人的说法是，周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他有天下。但是他还有弟弟、叔伯等一些七七八八的人，那怎么办呢？“封建”。

“封”就是指定疆域，“建”就是指定国君。

把天下分成多个“国”，把他的这些兄弟、叔伯分出去，也包括分给那些参加了他们推翻殷商政权的同盟军。比如楚国，它是同盟军，因此分到了一块地方。具体的动作就是在国际线上挖一条沟，两边种上树，这个动作叫作“封”，然后再派一个人去领导，这个动作叫“建”，合起来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

诸侯得到了“国”以后，再把国分成若干个“家”，“家”的主人就是大夫，这个叫作“封土立家”，也叫“封建”。

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天下”分裂成“国”，“国”分裂为“家”。

天下就好比是总公司，“天”是董事长，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授权“天子”管理天下。电视剧里面，皇帝圣旨都怎么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我得到天的授权，我来管你们。这个授权就叫天命。如果“天”觉得这个“天子”不行，要改朝换代怎么办呢？“革命”，革除天命。

总公司下面还有诸多的分公司：齐、鲁、宋、郑、楚等分公司。天子是这些分公司的董事长，那总经理是谁？国君，也叫诸侯。家是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大夫也有嫡长子，那他的那些次子、庶子做什么呢？做士，也就是子公司的白领。

那天下大乱是怎么一回事呢？

子公司里面大夫说了不算，白领说了算；分公司里面诸侯说了不算，大夫说了算。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白领和子公司做大做强了。

举个例子：

孔子所在的鲁国最后落到了谁的手上呢？

三家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他们三人一合计，把鲁国的国有资产一分为四：季孙氏两股，叔孙氏一股，孟孙氏一股。鲁国的国君呢？没有得到。

那季孙氏家里又是怎么样的？他家里面掌权的白领叫杨虎，是孔子最不喜欢的人。杨虎把季孙氏囚禁起来，要他与自己签条约，让他掌管鲁国的大权。这就乱套了，子公司的白领要到分公司去掌权。之所以会乱是因为各个公司的实力变了。

再举个例子：

楚国在西周“封建”之初，封的是一个什么爵位呢？子爵。诸侯的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第一等公爵：宋国；第二等侯爵：齐国、鲁国；第三等伯爵：郑国；第四等子爵：楚国。

为什么呢？

当时楚国人在华夏民族的眼里就是野蛮人，当时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现在的中原地带。那里的人认为，自己是在天的当中，叫“中央之国”，简称“中国”。《三国志》里周瑜、鲁肃、诸葛亮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跟不跟中国打一仗啊？”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原。

当时中原地区的人，认为自己是最文明的人，东西南北的都是野蛮人。把东边的叫作“夷”，南边的叫作“南蛮”，西边的叫作“戎”，北边的叫“氐”。楚国人在当时就是“南蛮”，但是楚人奋发图强、建设自己，终于在中国的南部崛起，之后就不再满足当个子爵了。

这时候楚王发兵攻打隋国，而隋国的国君是周天子的家人，姓“姬”。打完了以后，楚王对他说：“你捎个口信给周天子，就说，寡人现在腰里也有几支破枪了——这叫作耗子腰里别了支枪，它起了打猫的心思——寡人听说你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得不错，想去学习学习你们文明建设的经验，回来也整一‘文明办’。不过呢，我们楚人是野蛮人，上学的时候喜欢带枪，这样，我们将来见了面，恐怕不好意思，你能不能把我这个爵位提高一下呢？”

周天子不批准，说：“我们先王封的是什么爵位，就是什么爵位，怎么能提高呢？”

话传过来以后，楚王说：“这算什么事啊，你不给老子提爵，那我就自己封王。”

结果，他自己升格为王，和天子平起平坐。

楚王为什么能够这样？实力强大了。

那为什么有些诸侯国实力强大了呢？有三个原因：

第一，像楚国，奋发图强把自己建设起来的。

第二，像鲁国、晋国的三家大夫，是靠侵吞国有资产强大起来的。

最后一种，就是把别国给吞了，包括楚国，楚国后来就把别人给吃了。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的实质就是资产重组。

子公司要超过分公司，分公司要变成独立公司，所以到了战国时候，分公司全部变成了独立公司，都称王了，最后一家公司把其他的公司全吃了。这家公司就是秦，天下变成了一家公司，这就是秦帝国，也就是秦王朝。

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不再“封建”。换句话说，秦汉以后，中国的天下，就只有一家公司了，下面只有部门，这就叫作“郡县制”。秦的建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由“郡县制”替代了“封建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巨变期。

10.有关春秋战国故事 篇十

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把他封到了曲阜，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鲁周公。

周公旦虽然有了自己的封地，但朝庭离不开他，所以，他一直留在都城，与另一个弟弟召公奭一起辅佐周武王。

商朝虽然灭亡了，但留下了许多的贵族和奴隶主，这些人在社会上还很有势力。为了安抚他们，周武王不得不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为殷侯。为了监视武庚，周公旦向武王建议，把武王的弟弟管叔鲜封在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再把武王的另一个弟弟蔡叔度封在上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上蔡县一带，以防武庚作乱。

周公旦还向周武王建议，释放被纣王关起来的大臣箕子，隆重祭奠被商纣王杀死的忠臣比干，褒奖对建立周朝有功的商族贤人商容。这些措施促使商朝的遗民渐渐亲近周朝，缓解了他们与朝庭的对立情绪。

周武王病逝，太子诵继位，这就是周成王。周成王登基时，才十三岁，不能处理国家大事，加之天下初定，政权还不稳固，周公旦就辅助成王，主动替周成王承担起行使政治权力，主持国事的重任。

如此一来，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就猜忌起来，制造谣言说周公旦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还说，早晚有一天，周公旦会杀死成王，自己取而代之。流言一经散布，许多人被欺骗了，就连周公旦的弟弟召公奭对其也有所怀疑。

纣王的儿子武庚受到周朝的监控，心里十分不满，他巴不得周朝乱起来，自己好趁机东山再起，恢复殷朝。他和管叔鲜、蔡叔度串通一气，联络一批殷商的旧贵族，同时煽动东夷的几个部落，搞起叛乱来。

形势非常危急，周公旦虽然很伤心，但还是以大局为重，他找来自己的弟弟召公奭，和他披肝沥胆地谈了一次话，表明自己的清白，消除召公奭的误解。他说：“周朝能够建国，靠的就是我们齐心协力;想让周朝延续下去，靠的依然是齐心协力。如果我们互相猜忌，互相抵毁，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发动叛乱，那就是对周朝子民的犯罪。”

召公奭被他诚恳的话语感动了，消除了误会，兄弟二人重新合作。

周公旦解决了内部矛盾之后，毅然调动大军，亲自东征。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周公旦下令给太公望，“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凡有不服周朝统治的，太公望都有权征讨。这样，太公望平定了淮夷、徐戎等部落的叛乱，有力地控制住了东方。

东方稳定之后，周公旦可以全力对付武庚了。他用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武庚被杀了，蔡叔度被流放了，管叔鲜觉得没脸去见哥哥和侄子，就上吊自杀了。

七年时间过去了，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完全能够独立处理国家大事了。周公旦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也不像代行天子之职的时候那样坐在上边，面对群臣，而是站到班中，和其他大臣一样，对成王十分尊敬。

周公旦还制订了周朝的一套典章制度，用以帮助周成王管理天下。

11.春秋战国题材历史剧中的互文现象 篇十一

春秋战国题材电视剧, 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互文现象, 这些互文现象交织着拼贴出了春秋战国题材电视剧的美丽图画, 虽然存在着众多问题, 但是至少为我们呈现了那个古朴时代的现代视听表达。春秋战国题材电视剧在互文别的文本的过程中, 一般互文有演义性质的小说文本比较常见, 但是引用、改写经典和史书也比较常见。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在电视剧中演义着那一段段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

一、字幕、解说和电视剧的互文

在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中, 每一集的开头都是一段字幕和解说, 电视剧的开篇的就是卫桓公的二弟公子晋与他的妾夷姜白天欲行淫, 被其妻邢氏制止的场景, 接下来的场景就是卫桓公的三弟州吁在街上和石碏的儿子石厚胡作非为, 被石碏制止的场景。

电视剧艺术的语言本身应该是视听语言, 应该以戏剧的形式, 通过人物之口来交代剧情。但是在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和《东周列国战国篇》中却频频用解说和字幕, 一而再、再而三地解说和交代。究其原因, 第一方面是小说自身的原因:首先, 《东周列国志》所记故事时间跨度之大, 情节线索之复杂, 人物之多远远超出《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仅春秋时期就有242年, 其间, 五霸之间盘根错节的恩怨纷争, 头绪纷繁复杂。无休止的征伐轼君36人, 亡国52个, 诸侯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者不计其数, 将相、谋士、隐者你来我往更是平常之事。要把这段漫长而又凌乱的历史用现代声画语言表达出来, 其难度可想而知。虽然电视剧改编者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 在结构线索上采用以争霸为主线, 用大篇幅从不同层次, 全方位地展示“变”与“乱”的历史重心;以人物为主, 真实再现各霸主的内心世界;再现或钩沉出春秋时代那浓郁幽深的文化成就。但这种若干个短篇和若干个中篇的“人物系列电视剧”, 并不适于表现《东周列国志》这种人物章节跨越频繁, 故事地点、情节前后跳跃较大的历史小说, 直接影响了电视剧的改编效果。其次, “春秋无义战”, 诸侯之间的血腥征伐, 列国内部君臣、父子、嫡庶、妻妾间的争夺与倾轧, 只是为了争权夺利, 并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 有贯穿始终的精神线索。对于这段历史, 冯梦龙也只能立意在“总之得贤者胜, 失贤者败”和“总观千古兴亡局, 仅在朝中用侯贤”之上。这也不利于改编和受众的接受。最后, 春秋时期激烈的社会变动, 长期的争斗与磨难, 培育、造就了大批人才。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 面对不同的人物、事件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反映了人的个性在历史大潮中受到的冲击和挤压。如何运用现代声画语言在短短数集之内再现人物复杂的性格, 寻找到不同人物的对比角度, 使众多的人物形象尽可能多地在观众心中留下较深的印象, 也是改编者面临的难题。第二个方面是改编方面的原因:王培公、郭启宏、欧阳逸冰三位剧作家精心创作的《东周列国春秋篇》本是60集, 在实际拍摄中被压缩成30集, 造成小说内容与电视剧实际容量之间的巨大悬殊, 导致电视剧大量的人物事件的拥塞, 情节过场性交待过于简单、故事连贯性差, 是造成电视剧改编失败的直接原因。

二、解说对历史典籍的引用现象

电视剧的编导在引用经典史籍的时候, 虽然明确地说出了引文的出处, 但是却并没有完全按照史籍的原文来引用。

电视剧对文学的记忆, 往往出现在需要有议论内容的解说之中, 因为抽象解说是文学的优势所在。中国有良好的史传传统, 我们的先人们在自己的典籍中常常留下自己的评价和感慨。尽管这些评价是一家之言, 但是诸如《史记》这样的史书中的议论被电视剧这种新式媒介再次言说的时候, 我们的记忆常常被再次唤醒。电视剧编导们在这里想对管仲盖棺定论, 正如当年的维吉尔一样, 维吉尔当初开始创作时, 就想以一部作品使罗马名垂千古, 置任何批评戒律于不顾, 除了自然, 不屑汲取任何源泉;但是当他有意推敲每一部分的时候, 他发现“荷马和自然是分不开的”。这里, 电视剧的编导不得不引用司马迁对管仲的评价吧。这里可以算是电视剧编导关于对《史记》传承与反叛的一次斗争。

三、电视剧对历史事件的改写

电视剧有自己的特性, 所以同样的题材, 电视剧和小说或者散文表达的时候会有所差异。比如, 比较著名的“曹刿论战”的故事, 电视剧和小说散文有着不同的呈现。

电视剧的编导们在用解说引用原文的时候, 省去了原文中关于曹刿请见, 以及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因为关于“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 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乃入见。”这段对话的内容, 在电视剧中, 只是在施伯家一场戏中有所反映。在上面的剧本中, 曹刿有这样一句台词, “你们这些个成天喝酒吃肉的人没了主意, 倒叫我这个吃素的人帮忙吗?”是对“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的一次互文。

电视剧和文学在进行故事讲述的时候有很大不同, 文学可以夹叙夹议, 而且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在电视剧中, 必须有一定的场景。然后有具体的人物, 还要通过剧中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来传达信息。文学可以是抽象的, 而电视剧最好是具体的。在电视剧中, 情节是鲁国的施伯大夫请曹刿去见鲁庄公, 然后鲁庄公问退敌之策。而在《左传》中, 却不是这样写的, 是曹刿请求去见国君。在电视剧中, 曹刿这个人的形象有点傲慢, 而《左传》中的曹刿形象是不太鲜明的。也许电视剧的编导是根据“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一句对曹刿这个人进行了断想。但是无论怎样, 编导在写历史人物的时候, 还是有自己的想象和改写在里面的。

四、电视剧与主题曲的互文

历史题材电视剧本身因为多是根据历史文本或者历史演义文学改编而来, 可以算是互文性文本的代表, 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 编导者们更是连片头曲片尾曲也要互文其他的文本。在电视剧《东周列国战国篇》中, 片头曲和片尾曲用的都是由诗经谱曲而成的音乐, 这才是真正的“附庸风雅”。

电视剧《东周列国战国篇》全剧一共32集, 分成十一个部分, 全剧十一个章节, 每个章节一个片尾曲, 每首片尾曲引用一首诗经。而关于《诗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作为中国人, 大家都不会陌生。“《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共收入自西周初年 (公元前十一世纪) 至春秋中叶 (公元前六世纪) 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首 (《小雅》中另有六篇‘筌诗’, 有目无辞, 不计在内) , 最初称《诗》, 汉代儒者奉为经典, 乃称《诗经》”1由此可知, 诗经的内容是西周初年 (公元前十一世纪) 至春秋中叶 (公元前六世纪) 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 跟战国这个时代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是战国那个时代的诗歌。但是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的编导却硬将《诗经》的内容和战国那个时代的故事剪切拼贴在一起,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比了历史文本和电视剧文本,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 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也就是说拼贴产生新的意义, 而拼贴也是互文性的重要手法。

12.G20峰会:从春秋到战国 篇十二

2009年4月2日的伦敦，注定要写入史册。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在伦敦EXCEL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4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齐聚一堂，开始谋定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回顾历史，春秋战国与当今世界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周王朝的“授民、授疆土”，到各封地的“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再致逐渐演变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变幻莫测的形势，缭乱不定的格局，似乎这800多年的历史沧桑被浓缩在近80年来的世界风云中(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现如今，也正如战国后期，一国称霸六雄并峙合纵连横的斗争，与目前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并无二致，抉择是一极主宰世界或建立多极平等互利的新秩序。高盛国际副董事罗伯特·霍马茨评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另一个时代也将从此开始，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将变得越来越不具主导地位，而其他国家则日益获得影响力”。其实，世界向G3推进也好，向G2演变也罢，不可置疑的是，峰会显示出现了新的力量平衡，新的联盟正在形成之中，老的意识形态正在死去，世界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激进的自由市场理论已不再是一个各国奉行的“教条”，美国正在变成“另外一个大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为历史，“老欧洲”再一次发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害羞地初次登上世界舞台。

有人大胆预言，此次全球金融和实体经济危机将重创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经济霸权”，进而削弱甚至颠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次大变局中，中国需要冷静思考，从容应对。那么，中国企业家又将如何思考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