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共10篇）

1.财政理论 篇一

论文关键词:财政监督 监督财政 财政

论文摘要:财政监督是指国家财政机关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执行财税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以及对涉及财政收支、会计资料和国有资本金管理等事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而监督财政,主要是指人大、审计、税务、司法、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的监督。

一、文献回顾

中国财政学家在苏联财政学家提出的财政职能两分法的基础上,先后提出财政职能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均认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至于什么是财政监督,叶振鹏(1980)说,“监督职能就是利用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通过财政资金运动来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情况,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使国家有可能有计划地分配资金、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自觉地组织平衡实现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核算与监督。”[1]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财政监督的考察,间接提出了与一个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财政监督的特征。如徐瑞蛾对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财政监督的状况进行了整理。并提出其共同点是:公共资金是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体系,包括财政部门监督、审计监督、议会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财政监督高度法治化、透明度很高[2]。还有不少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财政监督包括财政、审计、税务、司法、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的监督。狭义上的财政监督是指财政机关及其专职机构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执行财税法规和政策的情况以及对财政收支等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督察、调查和检查活动。

针对中国现行财政监督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傅道忠认为,“目前财政监督的方式“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事后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对公共收入检查多,对公共支出监督少。”[3]部分研究者对此提出改进建议,如贾康认为,财政监督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从事后检查、事后处罚为主向事前、事中监督和及时纠正调整的方向转变;二是要从合规性检查向合规性与合理性检查相结合,并且加强政策性、纳税绩效性的检查方向转变[4]。

二、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重新界定

在界定“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之前,有必要明确“监督”和“财政‘的概念。《辞海》将“监”释为“监视、监察”,《新华辞典》将“监”释为“察看”,将“督”释为“监管、察看”,因此“监督”连成一词,基本意思是从旁察看,发现问题。从经济角度看,监督是委托人通过预算约束、要求和制定操作规则等方式来控制代理人行为所作的努力,目的是为了减少便车行为以及偷懒行为,从而使效益最大化。从管理角度看,监督是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目标而对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过程所实施的检查、审核、督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

什么叫“财政”,20世纪4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对“财政”一词做如下解释:财政谓理财之政,即国家或公共团体以维持其生存发达之目的,而活动收入、支出经费之经济行为也。陈共教授对“财政”的解释是,从实际工作来看,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它的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所长指出,财政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这种“以政控财,以财行政”①的分配体系必然引出了对财政活动进行监督的问题。

至于什么叫“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从前面的文献回顾来看,学界都没有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概念区分开来,把监督财政的概念并入财政监督的概念来理解,普遍认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②我认为,这样对财政监督进行下定义过于含糊,真是概念和范畴没有搞清楚,在财政监督过程中很难处理好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

2.财政理论 篇二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财政渊源

㈠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该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有助于解释政府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 一个是经济市场, 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 (需求者) 和厂商 (供给者) ,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 (需求者) 和政治家、官员 (供给者) 。在政治市场上, 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㈡财政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 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 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 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其它分支区别开来, 后者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 (如消费者、生产者) 的活动, 前者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 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西方早期的公共选择思想大都来源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决定公共活动的结构, 这种分析内容构成公共财政理论的一部分。例如,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Knut Wi cksel l) 认为,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割裂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联系, 在他的政治的一致性原则中, 他认为:“如果一项公共支出要是被批准的话。一般地, 它必定含有这样的假定, 即这种支出准备用于一种对全社会有益的活动, 并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认为。”布坎南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的论文中追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过程时说:“毫不奇怪,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当然, 当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学派在20世纪逐渐形成后, 它已经脱离单纯的财政领域, 广泛的运用于解决财政以外的诸多问题。布坎南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拜读了维克塞尔的书, 接着开始对意大利学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这使得我的注意力从正统的财政学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分析政治决策机构, 研究宪法规则上。”

二、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财政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配置社会公共财政资源,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必须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个人效用的总和, 社会每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效用可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偏好, 试图“搭便车”, 从而难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要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必须揭示社会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 但是个人的偏好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利益环境条件, 表达出来的不是个人真实的偏好和欲望。我们可以用布坎南教授介绍自己的贡献时说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一幢公寓大楼里, 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 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 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 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 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的不同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最喜欢的是“粉红色”, 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 “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 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 他并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 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 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 而是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 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 比如说庞大的赤字, 高昂的关税等,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3]。

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财政问题是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 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问题, 然而, 公共财政如何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提供, 提供怎样的数量和结构?同时, 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 在行政官僚和社会民众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怎样保证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输出政府自身的偏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都要借助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4]。从另一个方面讲, 公共选择所做出的决策内容大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从现实的角度讲, 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问题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来民主决策, 其效率要高于少数政府官员的单边决策。因此, 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仅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 更是公共选择的财政。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分析, 财政部门本身也属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各级财政管理活动中。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财政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权力取得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即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 也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内部利益 (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 。社会民众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 民众是广大股东, 议会是董事会, 政府财政是经理。股东对经理实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促使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的链条太长, 以及激励约束不够等原因, 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也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现自身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除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入公共选择机制, 建立民主的、有良好监督的公共财政, 即实现财政管理的公共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这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 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财政体制和模式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 借鉴公共选择理论, 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机制,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是理论和现实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起关键作用。

㈠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党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 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其一举一动都要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意识将逐渐增强。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使财政收支运作纳入法制化, 财政收支决策科学化, 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 最终使财政活动效率化。目前,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 但除了相关税法和财政立法工作之外, 日常的、例行性的对财政决策的监督活动相对缺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存在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而我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这使得公众对财政活动的监督大打折扣。二是目前的预算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预算失误没有作任何追究与处罚的规定。从资金的审批、拨付到使用, 任何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造成了部门敢开口, 有权力的敢批, 拿到钱的敢用[4]。三是预算的透明度不高, 预算报告不够细化。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进一步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 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更透明、公开。

㈡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如颁发许可证、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 可能同时也为寻租创造了条件。政府虽获取了一定的租金, 但是却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5]。政府应转变职能, 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 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来调节。我国政府机关, 包括财政管理机关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 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和无约束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整治、约束、规范财政管理机关自身的行为入手, 有些也必须牵涉到政治程序和具体财政制度的改革,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改革和完善。在承认其人员存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问题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约束、监督其行政行为, 从而使财政管理活动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因此, 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 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

四、结束语

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 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大量应用于公共财政活动分析, 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招顺, 汪翔.公共选择理论与赤字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 1993, ⑴.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薛兆丰.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J].互联网周刊, 2004, (23) .

[4]陈旭东.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公共财政[J].理论学刊, 2005, ⑺.

3.用先进的理论指导财政工作 篇三

1954年，邓小平同志在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明确指出，“财政问题从来就是全局问题”；“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切不可有财无政。要懂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数字中包含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是什么呢?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保证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尽可能地减少一切机关的非生产性支出，履行节约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利，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要求我们要善于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业务工作，要懂得财政是国家财政、公共财政，财政部门是为政府理财、为人民理财的，不应有狭隘的部门观念。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要求我们在经费支出方面要严格本着节约原则、提高效率原则，既要尊重预算的权威性，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特事特办。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要求我们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加强地方项目库建设，通过项目筛选、包装，积极向上争取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克服“等靠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初专门就财政税收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财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手段”；“在财政支出安排上，一是吃饭，二是建设这个原则更要自觉地坚持民以食为天”；“我们的财政工作必须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开源节流，有所为，有所不为”。

4.财政理论 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加今天的演讲，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局党组倡导开展的读书演讲活动，目的在于建设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使干部职工不仅在业务上合格，而且在政

治理论方面也要有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创建国家级文明单位奠定基础。对此，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借此机会我就学习《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

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三次重大转型及基本经验。众所周知，我国于1993年、1998年和2005年分别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三个阶段，恰好实践了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几种主要形态，这是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首次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有机地纳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经典理论框架之中，既有对经典理论的借鉴分析，又有对我国现实环境条件的深度结合，丰富和发展了财政政策理论。

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芒。全书在总结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财政政策理论新观点，无论是从实践检验或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科学性。同时，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四条基本经验，即：财政调控必须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是财政政策作用的灵魂和关键；财政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必须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取得两大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调控始终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是全书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南。正是在对财政政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下，该书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判断：财政必须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税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通过税收、补贴和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过程，并以此为指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财政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及创新的重要著作。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了我许多感悟和启迪，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应该研究周口财政努力的方向、研究周口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矿产资源匮乏，经济结构单一，表现在财政上：收入总量小，支出缺口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小，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县乡债务包袱沉重；财供人员过多。周口财政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面对我市的财政困难局面，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用发展的理念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思路，改革财政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尽快实现我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把周口的事情做好。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要理清思路，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正确处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关系，合理划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投入责任，大力支持农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增加“三农”投入的积极性。特别在财政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既全面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农民最关心、最期盼、最受益的事做起，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在短期内就能得到实惠。

其次，要抓住关键，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逐步形成新农村建

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农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

补结合等激励手段，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三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第三，要围绕中心，着力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优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做大农村经济财政“蛋糕”。积极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这个目标，把做强特色产业，做大块状经济、做优品牌产品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扩大农民就业的重要形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四，要把握重点，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着力提高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要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支持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逐步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第五，提供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需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目前，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体系缺漏，保障不足，面向农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可以是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要使城乡居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都应当免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地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助”。

第六，强化管理，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各项制度

在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把严格管理、提高效益与增加投入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强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管理。推行村财乡理、政府采购、县级报账等管理措施。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考评和奖优罚劣制度。健全农业财政资金管理各项规章制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安全与完整，把党和政府的温暖更多地、更直接地送给农民。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朝着目标奋斗，“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5.财政理论 篇五

2010年是全面完成“十一五”干部培训规划和谋划“十二五”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关键一年。为了切实做好今年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特制定本理论学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落实《中共东乡县委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东发[2010]15号）等文件精神，按照省财政厅的统一部署和全县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优化培训内容和方法，提高培训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财政文化建设，为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二、主要任务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中共东乡县委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东发[2010]1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2010年全省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本着精简高效、确保重点的原则，在局机关各股室的学习需求基础上，经研究确定，2010年，全局计划举办各类培训、学习12次。

三、实施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局党组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求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一项事关财政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全厅各处室、厅属各单位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高度重视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互相协作配合，共同完成好今年的各项教育培训任务。

（二）突出学习重点。根据县委、政府提出的2010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重点办好促进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各类财政业务学习班。同时，要加强财政干部能力建设，切实做好分级别的岗位培训。需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继续在培训观念、培训管理、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方法和培训手段上不断创新，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三）努力求实创新。培训工作务求实效，培训内容力求充实，根据财政工作需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继续在培训观念、培训管理、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方法和培训手段上不断创新，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四）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要把党风廉政教育作为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通过邀请专家授课、观看教学光盘和教育片等形式，对广大财政干部进一步加大党风廉政教育，使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和宣传制度化、经常化。

6.财政理论 篇六

1. 市场：市场效率和市场失灵

明确财政学从“市场”说起的原因，阐明“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或干预的必要合理依据。

2. 政府：政府干预与政府干预失效

明确现代社会中政府的经济作用，在此基础上，确定政府干预的程度并选择干预的适当手段，避免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干预的失效。

3. 公共物品和公共需要

(1)公共物品是和私人物品对应的。人类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有些商品和服务市场不能提供，或不适于由市场提供，则必须由政府系统通过本身的特殊运行机制来提供。因此，人类社会需要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依据需要主体和供给渠道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由市场供给用来满足个别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为私人物品，由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DD公共部门提供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为公共物品。

区分或辨别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通常应用两个基本标准：一是排他性和非排他性;二是竞争性和非竞争性。

有些物品兼备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特征，因而称之为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2)公共需要是和私人需要相对应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提供私人物品用于满足私人的个别需要，由国家公共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用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

公共需要的特征可从四方面来理解。

第二节财政概念

1.财政的基本含义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财政活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中文“财政”词汇从日本“进口”，来自于英文“Public Finance”一词。虽然在学术研究上还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把财政理解为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大学网。简略地概括财政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实际工作来看，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他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他的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

2.财政的基本特征：阶级性和公共性;强制性与非直接偿还性;收入与支出的对称性。

3. 关于财政与“公共财政”

财政一词至今已经约定俗成应用了100多年，在中国财政改革中，近年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应是“公共财政”，并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命题，于是出现两词并用，而且对

两个词赋予不同的涵义的现象，并由此引起一场学术争论。由于本书仍名之曰财政学，没有同时使用“公共财政”一词，因此，本书从英文public finance一词的译法、财政学的理论发展方向以及“公共财政”一词实际应用三个方面，对二者的区别进行了相应解释。

第三节财政职能

1. 研究财政职能的思路和意义

研究财政职能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概括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财政职能的概括与分类对构建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对确定财政学研究的内容、方向和目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书总的思路是，财政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是履行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手段，所以财政职能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发展。这里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分析和研究财政在履行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财政履行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特殊机制和手段。

2. 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配置职能是由政府介入或干预所产生的，它的特点和作用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经费和资金，引导资源的流向，弥补市场的失灵和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因此，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用什么指标来表示、如何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提高资源配置的总效率以及财政在配置资源中的特殊机制和手段。

3. 收入分配职能

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公平分配，因而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确定显示公平分配的标准和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特殊机制和手段。

4. 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7.财政理论 篇七

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旨在衡量财政支出机构管理方法的优劣以及它们的效率高低,是财政计划、决策和控制的重要工具。本文所指的“效益评价”是财政支出后的“效益评价”。效益评价的基本职能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决策支出提供依据;二是体现社会对政府支出行为的评价和监督。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对支出进行历史总结,分析成本与收益,权衡利弊,将对未来有所帮助。

由于我国长期对财政支出效益不够重视,因此,对支出效益评价、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很少研究,也很少探索提高支出效益的途径。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引入和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以及政府财政体制的深度变革引发了社会对财政支出的广泛关注。在市场化改革取向的背景下,财政支出政策作为间接调控的手段,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政策分析就不完整。财政支出分析包括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效益分析。其中,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是财政支出分析的核心内容,应受到广泛关注。

二、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关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还没有一个健全、完整的体系。所谓的成本收益评价法只是一种理论。至于成本和收益如何衡量、怎样评价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标准,因为成本要涉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等,而收益也一如成本那样错综复杂。即使是使用了成本收益法,也会因为衡量成本收益的指标各异而有所偏差。机械地把私人部门的业务评价方法平移到公共部门是不正确的。竞争市场上的私人及企业,总体说来,其行为的价值最容易用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来衡量;生产者的社会净效用可以用他在给定期间所获的利润来大致测定,也就是利润“底线”。而当存在不可分割性的外部效应,或者就像公共物品一样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时,净效用或利润的“底线”就不易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共部门活动结果的衡量也因此变得复杂而令人困惑。

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过度的使用或使用不当都可能降低其使用效益,从而无法达到政府的预定目标。因此在财政支出分配时,有必要考虑何种形式的支出更有利于财政支出效益的提高。从我国财政分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长期存在财政支出的无偿使用,使得支出部门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从而形成了用款单位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在计划上宽打窄用、争投资、争拨款的不良倾向,这不仅给我国财政支出带来了巨大压力,而且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和使用效率低下。再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多年来为减轻财政赤字的压力,它们也都在加强对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的研究,寻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增加有偿性财政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当人们试图从更全面、更科学、更精确的角度去探索财政支出效益时,会发现这样的评价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效益评价是公共选择的必然结果。这里的评价是公众的评价,是集思广益的评价,而不是垄断评价和官僚评价,它必须要经历一个有效的政治程序。毫无疑问,也只有在不断的评价中人们才能发现财政支出的一般规律,也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今后的财政决策中优化支出配置。投票悖论和经济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已经告诉人们,效益评价似乎不像是一门精确科学,而更像是一门经验科学。既然如此,效益评价就难以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用一些简单的数据和公式来说话,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用公众的态度和偏好来检验。

由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本身的复杂性和繁琐性,再加之财政支出是一种委托代理支出,这其中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也无形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在“经济人”的假设下,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在支出过程中有机会主义倾向,有时并不将公共款项视同己出,因而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寻租或腐败现象。

三、重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系的探索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曾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提出所谓“费用效益分析法”,用以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效益进行评价,一些主要国家还在法律上确定要把“费用效益分析法”作为评价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效果的基本方法,明确规定政府的各项工程必须运用“费用效益分析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究后才能实施。西方学者也曾利用数理方面的知识构建模型,从而力求将支出问题精确化,但这些大多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理想化模型,其实用性有待进一步考证。尽管财政支出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以及认知领域上不宜用过于精确的方式来评价,但用数理模型破解经济学难题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外部性理论也是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有关的一个方面。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活动对社会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前者被称为外部正效益,后者被称为外部负效益。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要求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做出总体性的把握。财政资金的耗用往往是以某生产建设领域为媒介,然后逐步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其他各个方面和环节,即涉及生产建设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涉及中央与地方,涉及国家与企事业单位以及各阶层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经济利益。因此,财政支出效益的评价,不能限于财政支出本身的直接效用,而应从社会总体出发,把财政资全的支拨与耗用放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来考察。在公共财政活动中,财政资财的支拨与耗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因此,对财政支出效益的评价,在内容上不仅要考虑各类财政分配活动的直接结果,同时还要考虑各种间接结果,考虑财政资财的分配对社会再生产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的影响。比如,对政府投资效益的评价,不仅要考虑是否满足了社会共同需要,还要考虑是否产生“挤出效应”制约了非政府投资行为。

此外,信息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领域。信息透明、诚信公开应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基本前提。在信息不对称和诚信不完全的情形下,谈效益评价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交织下,诚信似乎是一种稀缺资源。由于受到种种利益牵制,信息也往往难以公开,因为谁占有的信息量多,谁便会在社会博弈中占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应存在于公共领域中,财政支出项目应该公开、透明,任何人也不得隐藏公共信息,否则将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在我国,诚信与信息公开化等方面需进一步完善,要看到成效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打破一个旧的制度需要一定的成本,而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又要花费一定的成本。那么,要破除人们原有的旧观念需要一定的磨合期,而重新培养新理念又需要历经多次的利益对比与利益交换,自然会花费一些时日。既然诚实守信与信息公开不可指望短期见效,而它们却又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中较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只好借助于法律监督。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政府行为法治化又以财政行为法治化为关键,而政府预算法治化又是财政行为法治化的基本途径,因为具有法律权威的政府预算将能直接规范、约束与控制政府的具体活动,从而将政府行为和财政支出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除了用法律来规范评价的客观公正之外,人们也在思索,能否建立一个标准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模式、评价体系来帮助衡量财政支出效益的好坏。如前所述,财政支出涉及的范围太广,而且各项支出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从其源头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实为不易。就以往的经验来看,任何评价好像都可用某些指标来衡量,但财政支出涵盖了国防支出、行政支出、事业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方面。每个方面又将涉及到很多指标,指标多而杂,各个指标的性能各异,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甚至指标与指标之间互有重叠,或者互相抵触都有可能。此外,指标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数据是否易收集、易测量等方面。因而,指标的制定也是一项很繁杂的工程,因为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指标也要作相应变化,同时它要有代表性、有说服力,并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尽管如此,制定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指标也应是政府部门未来努力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评价时的价值判断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支出活动都必须进行系统的评价。有时评价成本可能会超过评价收益的增长,因此评价部门必须根据客观标准谨慎地选择。评价领域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在政府部门中并不具有同样的份量。为了避免评价过分琐细,评价部门不仅要注意以往已知的、有浪费的领域或支付过高的领域,也要重视开发项目或支出过多的部门,必须关注重点评价项目,使之与支出管理过程有机结合成为一体。

四、公共选择下的评价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他们之间的交易对象是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的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政治市场的供给者,他们之间的交易对象是公共物品。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是经济决策,主要是针对微观经济主体,后一类是政治决策,主要是针对公共部门。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要做出这两类决策。

(一)民众的选择

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既是选民、利益集团的需求,也是政治家和官员的需求,它是公共选择在财政支出领域的必然结果。虽然评价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但个人和政府在评价这个问题上的动机是各有不同的。个人之所以要评价是出于好奇心与责任心。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总会关心自己的付出有没有回报或有多少回报。财政支出的资金大多是来源于纳税人的,是纳税人将这部分资金以税款的形式上交国家,并要求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时力求将这些资金运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方面。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有纳税的义务,也同时有享受回报的权利。这种回报正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又将涉及到多个方面:政府在何时何地支出,以怎样的方式支出,是否有健全的保障机构和监督机构相配套等等。政府的公共开支多少与所带来的公共利益多少则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公共开支与公共收益是否对等,公共开支是否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则都需要评价后才能论定。正是在人们的好奇心与责任心的驱使之下,评价才有必要,才有意义。

出于监督的目的,人们渴望实施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由于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是由这些人做出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人们有理由对政府支出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疑问。财政支出带来了“公共效益”,与此同时,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也会“搭便车”从而为自己带来了个人私利。正如史卓顿所说,“大多数公共选择的理论家预期,从公共物品中占便宜的投票人和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政治家与官员会决定征收超过需要的税收,以供给比公民按市场方式愿意支付的更多的公共物品,而且使这些物品的生产比市场物品的生产更加缺乏效率”。事实上,带来“公共效益”是财政支出的必然职责,财政支出是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支出,它不是为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支出。一旦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势必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也就容易滋生腐败。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之下,支出预算会不断膨胀,而这种“膨胀”不仅不会带来公共效益的提高,而且还会使公共支出的实质和目的面目全非。所以,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不仅要为增进整个社会公共福利服务,也制约个人私欲的恶性膨胀。政府部门理应更多地从公共效益的角度出发,用公共的权力去谋求公共的事业,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广大纳税人对政府部门寄予的厚望。

(二)政府的选择

政府也需要实施财政支出效益评价,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迫于公共选择的压力,不得不评价。要求评价是人们共同的呼声,政府不应逆时代潮流而行。为公众利益服务是政府部门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只有赢得民心的政府才是稳定、持久的政府。1957年唐斯在他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曾提出:政治家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政治支持最大化,政治支持最大化具体体现在为获得选票最大化。政治家和执政党所追求的是能使他连选连任的政策。在这样的压力下,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广大投票人要求评价的呼声下,政府部门也应促成评价机构的建立。其实,政治领域追逐选票最大化与经济领域追逐利润最大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家必须使自己的竞选方案符合大众意愿。政府部门也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理论的,他们也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他们来说,失去选票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所以,他们必须为公众着想,从而利己的目的促成利他的行为。

其二,政府出于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需要对本部门的开支精打细算,因此要对支出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是基于部门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它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是政府部门自发产生的。通过这样一种评价,政府部门可以检验支出项目的运作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还能判断出支出实体的决策、管理能力以及供应方的履约能力。如果支出项目运行效益差的原因出在支出实体身上,那么有关部门在上报支出计划时,就要严格审查;如果问题出在供应方身上,那么也应予以通告,从而使供应方的声誉降低,失去与政府部门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凡此种种,都是出于对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的考虑。

(三)实施财政支出效益的评价方式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通行的公共选择有两种:一致同意规则和多数票(通过)规则。在一致同意规则下,一项评价议案只有获得全体投票人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这种规则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但这样的决策成本是极高的,因为一项评价议案要能得到各方一致赞成需要进行大量协商、谈判,必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几乎没有意义。据有关资料,一致性在3人以上的场合就难以达成,更何况效益评价是公共选择,其涉及的人数成千上万。既然是一致同意,那么只要有一人反对,这项评价议案就难以实施。于是总有一些人会凭借他们的一票否决权,趁机威胁或敲诈那些想努力使这项议案通过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往使得多数人拥护的决议不能通过。很多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选择有过程而没结果,由此造成资源的浪费。著名经济学家林达尔虽然曾提供了更为精致的全体一致同意模型,可以证明它与帕累托最优的高度一致,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模型也没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或称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机制,使所有的当事人都说真话或称真实显示偏好(刘宇飞,2000)。

多数票规则也不是一种理想的公共选择规则。民主社会的选择方法总涉及如何把许多个人不同的评价偏好逻辑一致地汇总成单一社会选择问题。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阿罗用数学方法在公共选择领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社会选择方面,他也曾客观地指出:古典福利理论未充分意识到,即使个人间的效用可以客观比较,也必须进一步对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效用函数形式或汇总个人效用的问题作出选择,因此,得出的“社会效用”仍会有价值判断的任意因素(梁小民,1999)。新福利经济学虽然否认了个人效用的可比较性,并提出了某些明确的价值判断与社会选择机制之间的关系,但还是忽视了以下问题:这些价值判断之间是否相互协调?是否存在能满足所有这些价值判断前提的社会选择机制?投票悖论已经证明,当个人偏好不同时,通过偏好加总也难以达成一个有序的偏好排列。换言之,各人对评价模式的偏好不一,众说纷纭,其结果是无所适从。即便是评价模式达成共识,那么在同一种模式下,也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评价结果。这些不同的评价结果可能会是这样:有人认为A结果优于B结果,有人认为B结果优于C结果,而有人又认为C结果又优于A结果,于是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循环。出现了这种情况,只好借助于更多的制度约束来规范“游戏规则(评价规则)”,其成本的耗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民主制度赋予人们的选择权是“一人一票”。因此,个人无论对哪种评价议案的偏好有多么强烈,他也只能投一票,没有更多机会表达他们的偏好程度,这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评价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或是最有效率的选择机制。西方民主制度既选出了像林肯、丘吉尔和罗斯福这样一些杰出的政治家,也选出了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些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政治家。同样,民主制度下也未必就能选出最优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模式,一些高成本、低效益的评价模式也可能混在其中。虽然如此,公共选择还是为效益评价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市场化”改革,这里主要是指用“市场”的方式建立互相牵制的评价机构。这里的“市场”自然指的是政治市场,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与支出部门相平行的评价机构,评价机构脱离支出部门,从而评价机构可以不受支出部门的过多管制和约束,能独立公正地作出评价。一方面,在公共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或者说是牵制机制则更为确切),重构政府官员的激励制度,按“政治市场”的经济原则来产生最优的评价结果;另一方面,重新设计评价模式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也即评价人或评价部门)尽可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二是法律制度改革,通过重新建立一套经济和政治的法律规则来规范支出效益评价。法律也是规范评价行为的一剂良方,这是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面,同时也是我国当前制度建设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我国的政治法律传统中,权利义务的观念在法律制度中几乎无从体现。历代的法制都是以刑事法规为中心,其核心目的则是维护专制君主的永久统治,法律的最高使命在于统治百姓,规范庶民以充当维护王朝永固的利器。因此,在民众的法律观念中,根本缺少以法律来保护自己权益的观念,更多的则是对法律的疑惧和憎恶的态度(刘军宁,1997)。但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随着国际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法治”建设必须加强,只有这样才可能应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挑战。

五、结论

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实施的繁琐性使人望而却步。在支出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些突发性事件,因而,为了趋利避害,政策调整也是必要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评价本身,评价不仅要对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评价过程中进行策略整合。换言之,评价只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对支出政策起到纠正和导向的作用,以便使得支出效益朝着人们预期的方向行进。

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其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必须就税款的使用向纳税人负责。我国正迈向一个权利与义务意识逐渐强化的公民社会,一个法治取代人治的社会。在此背景下,公众将更多地关注财政支出效益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当前,财政管理正面临着由收入到支出的重心转变,强化支出管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从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中寻求提高支出效益、摆脱财政困境的对策,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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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雷姆詹德.财政支出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5]吴俊培.重构财政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史卓顿.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7]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梁小民.经济学发展轨迹[M].上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8.财政理论 篇八

【关键词】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理论：现状

一、引言

对公立医院进行改革在我国的医改工作中处于重要位置，对此我国加强了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改革。我同在今年5月21日推出了《关工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到2017年全面开展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着重在“以药补医”体制上进行改革。除此之外还在编制和人事制度上进行改革，使得公立医院在用人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利。本文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理论进行简述，探讨了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现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若十思考。

二、简述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

1.公立医院财政长效补偿机制

在我国的新医改工作中，国家财政为了使得公立医院实现在公益性上的回归，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通过发挥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来实现对广大人们公民的医疗上的需求，解决人们群众在看病上的难处。公立医院的经济补偿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除此之外还有个省、市、县财政及地方性利一会团体机构，通过这种鼓励措施能够保证公立医院的稳定发展，实现公立医院的预期制度体系的目标。

2.我国公立医院的主要财政补偿方式及发展趋势

我国的公立医院主要有定额补偿和差额补偿的财政补偿方式，除此之外还有总额预算等方式。因为医院成本的问题，总额预算和差额补偿等财政补偿方式会受到影响，因为在成本核算上不够科学，所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盲日性。而定额补助是根据公立医院实际情况进行一定额度的补偿，主要是根据公立医院的在编人数和床位数量等编制信息，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医务人员的劳务，但是在具体的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的额度上不能很好的进行确定，这是因为缺少有力的依据导致的，所以说定额补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对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进行保障，应该对公立医院的内部运营和管理进行优化改革，建立健全我国公立医院财政长效补偿机制。 3.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理论基本性质 首先，是公共财政的性质，公共财政有着公共、凋控和公益上的本质，是政府重要职能的体现。通过公共财政能够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给广大群众，而公共产品根据竞争性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准公共产品在这些性质上表现的不够明显。医疗产品和服务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但是具有外溢性的效用，虽然能够满足私人的需求，但是部分还是对公共的需求进行满足，所以说医疗产品和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在公立医院中应该完成自身的公益性职能，与公共财政具有一致性，公共财政应该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贴。

其次是社会公平，公共财政在维护公平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能够对年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群的社会基本生活水平进行保障，完成对整个社会的兼顾。在我国的利一会市场经济体制中，正是因为存在着众多的竞争经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竞争经济难免会带来他人的贫困，而这时政府应该站出来采取一定的政策进行对社会公平的维护。

最后是我国体制制度方面的分析，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进行直接的补偿是受到我国卫生体制机制格局的影响，是必要性的。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对公立医院补偿；另一种就是对公立医院社会医疗保险补偿。在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时候，应该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适用范围进行两种补偿方式的选择。

三、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现状

1.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总额度不足

我国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的主体是来自于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的额度对公立医院的正常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补偿的投入，但是在国家财政在公立医院上的补偿额度的增长速度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会使得公立医院在基本医疗服务工作及其他方面的任务不能很好的完成，这样的亏损具有政策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主要补偿机制为定额补偿和定项补偿两种，分别对应着经常性补偿和专项补偿两大类。其中经常性补偿主要用于医院员工的经费消耗，对医院的在职员工和离休退休的员工的进行补助；而专项补偿则主要是对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医疗设备和科研设备等方面的补偿。

通过对我国近几年的财政补偿在公立医院总收入的百分比和公立医院的资金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财政补偿在公立医院资金来源总额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说明国家在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但是公立医院的资金情况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医院出现了缓慢增长的负债和资金负债率，这表明我国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不能够适应公立医院的正常发展，所以应该加大财政补偿的额度。

我国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不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是公共财政财权与卫生事权的分割，因为这中分权制度使得卫生事权的主要财政来源主要是南地方政府进行承担，虽然我国对其进行了改革优化，使得中央的财权得到了稳同，但是卫生事权的承担方仍然担在地方政府上，使得地方政府的资金出现不足，缺少足够的能力对公立医院进行足够的财政补偿。另外还有财政分权除了会使得经济出现地区化的特征，出现的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也会对政府公共事业支出的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会阻碍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

2.财政补偿依据不够科学和有效

我国在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时候，会根据医院病床和职员的数量进行财政补偿，但是这种补贴方式缺乏一定的合理性，不利于公立医院对发展规模进行控制。我同在这方面缺乏科学的投入标准，不能根据人口的需求和医院的运行绩效等情况进行合理的补偿。我国的公立医院财政补贴机制不能够根据医院的发展规模、区域人口需求和投入产出的业绩等方面继续拧合理的分析并进行补偿制度的制定，并且内有科学的依据作为财政补偿的参考。随着我国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我国的公立医院在医疗设备、科学研究以及整体的发展上都有着一定的成就，使得人们权重的健康也到了相应的保障，对公立医院的发展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维持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形象。虽然如此，但是公立医院财政补贴投入的随意性和不够完善的财政管理机制，使得公立医院在病房、床位和医疗设备等方面不能实现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区域人口的需求和投出成本不能很好的进行控制，缺乏高效的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缺少对财政资金投入的合理规划。

3.不能够合理的对投入的资金进行管理

通过加强资金投入的管理力度，建立健全财政补偿资金管理机制，才能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用途、使用效率等方面进行保障，使得国家财政能够更加放心的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贴。我国也曾对财政补偿机制进行改革，对公立医院的自主经营能力进行增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公立医院的自主经营和管理权力的增强实现了公立医院本身的运行效率，减少了在财政方面的负担。但是我国在公立医院财政补偿的监管机制改革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之一是在政府宏观调控的时候不能合理的对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和规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得公立医院的发展规模和各种设备出现了盲日性的更新和扩张；而另外一种是公立医院内部不能很好的对财政补偿机制进行评估，使得医院内部的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果不能很好的控制，出现了设备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不能很好的对社会公益性进行展现。

另外医院的绩效评估机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不能很好的对医院的经营和管理能力进行评估，往往对经济效益进行着重的评估，缺少公立医院在社会效益上的评估，不能在投入效率、人口需求和医疗设备的更新等方面进行分析，缺少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

四、结语

隨着我国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重视，我国加强了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政策出台，提倡加强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改革，完善我国的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更好地控制我国在公立医院上的财政支出，促进我国公立医院的发展，为广大人们群众带来更好地医疗条件。参考文献：

[1]李丽勤，虞兰香，罗阳峰，柯昌玲，张文斌.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研究综述[J].现代医院管理，2012，03

[2]郑大喜.绩效导向型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改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04

9.公共财政的财政绩效评价工作 篇九

在公共支出管理制度中引入和突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环节，是我国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财政支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目标与结果及其结果有效性的关系，即通过政府资金投入与办事效果的比较，估量效果与支出的匹配性，其根本目标是评价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因此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推崇。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的实施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改善公共管理水平的重要工具，具有判断、预测、激励、约束等多项功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和方法，是深化财政改革的必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能够通过对财政收支对比关系的深入分析，对财政资金运用结果的绩效评价，促进财政资金供给理念从供给保障向“有效供给”的实质性转变，进而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财力需求。

1.有利于确立以财政支出效果为最终目标的财政支出取向。

财政支出和管理的全过程应该是：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再到决算，到最后的追踪问效。而我们常说的财政三步曲只是预算、执行、决算，缺少了问效这一环节。长期以来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财政资金管理中普遍存在着“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管理、重项目轻效益”的问题，存在着财政支出规模与支出效果脱节的缺陷。财政预算支出以规模而不是以效益为基本目标取向，财政的主要任务被误解为要最大程度地满足各部门的资金需要，各部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争项目、争资金上，而投资责任和支出效果却往往无人负责，造成财政支出效率较低，导致行政成本加大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将支出控制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或结果，突出强调财政支出的责任和效益，要求支出机构承担起对于产出或结果的管理决策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突出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的约束。

顾名思义，公共财政是公众的财政，公众有权知道财政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同时，公众不仅希望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更希望有一个高效的政府。高效使用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对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自身提高执政能力和行政管理水平的需要。通过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判断钱花出去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有没有取得较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现并分析资金使用上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将目标主要锁定在提高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挖掘潜力上，有利于控制预算规模，防止预算支出膨胀。寻求以最低成本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要，最合理、最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有效地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完善财政政策。

3.有利于增加财政支出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进而逐渐推动“绩效预算”模式的建立。

通过对财政资金投入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把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从资金分配源头上予以规范，进一步管理好财政资金支出的闸门，体现了以结果为中心的理财思想。在政府与财政的关系上，财政不再是过去那种被动的出纳机构，而真正成为“政府的理财者”。这对那些“只想要钱，不想办事”的机关肯定是有压力的，至少他们先得想想要办成哪些事，然后才去要钱。部门单位向财政申请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报一个文件说要多少钱就行，而是从一开始就要把资金的绩效目标以及评价结果与预算结合起来，实现绩效与预算的匹配，彻底改变预算单位申请预算随意要价的做法，硬化预算的约束。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面临的难点分析

目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虽然已有初步的基础，但由于起步较晚，仍然处于理论准备和试点摸索阶段，全面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并使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合理的鉴证性还需要经历较为漫长的过程。

1.发展和建立一套成熟而且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绩效测评体系，需要较长过程。

绩效评价的核心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能够反映政府公共活动效能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计量方法，使项目的绩效目标能够量化、具体化，为评价各项目的绩效提供技术支持。由于财政支出范围广泛，具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支出性质评价的复杂性。如何采取一种比较准确的办法，来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衡量，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的核心问题和主要难点。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集编制一套系统和公正合理的评价标准值，熟练掌握和应用评价方法，优化评价手段等都还需要一个过程。

2.全社会对绩效评价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缺乏支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氛围。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刚刚起步，目前还没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工作缺乏硬约束。也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财政部门就是绩效评价工作的执行主体，工作起来难免出现个别部门、单位不积极主动配合的现象。同时传统的、固有的观念给绩效评价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阻力。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财政资金是“唐僧肉”，不吃白不吃。绩效评价工作对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要打破长期形成的管理方式，其难度可想而知。在目前考核机制下，单位领导最看重的是其在任职期间的发展业绩，最重视的是“争项目、争投资、争规模”等“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以求得发展效应，即期望的是眼前或很快能看得到的成绩。绩效评价在推动发展效应方面更是一种“内含扩大再生产”方式，而且绩效评价是对过去已支出的、现在正在支出的和将来要支出的财政资金或项目的有效性进行更深层次的监督，这些矛盾将或多或少限制财政部门绩效评价的开展。此外财政支出涉及到各个层面，牵涉到部门、单位甚至是个人的利益，财政支出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也增加了绩效评价工作的难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财政资金使用部门、单位和项目追求较好支出的动力。

三、对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建议

要着力培育支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环境，不断建立和完善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所需要的各种基础条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多角度看待财政支出的绩效问题，从而逐步有效地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的广度和深度。

1.强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宣传力度，树立绩效评价理念。

只有破除传统观念束缚，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对公共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视程度。一是财政部门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对绩效评价工作重要性的宣传。通过重要工作会议加以强调、通过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公共资金绩效评价理念深入人心。要运用绩效评价试点成果，积极争取各部门领导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二是制定并完善相关奖励制度，建立领导任用及提拔与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挂钩的考核机制，扭转以往注重短期内“短、平、快”政绩的做法。

2.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营造支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氛围。对财政支出进行追踪问效，不仅仅是财政部门的事情，也是资金使用单位和财政部门的共同责任。财政部门应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善于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加强沟通联系，注意听取意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达到相互理解、配合和支持，形成共识，推动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3.设立专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组织机构，作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执行主体。

通过成立有权威性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综合管理机构，负责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建设和具体评价工作的组织落实，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选择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开展试点工作。现阶段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实施范围主要是重大项目建设资金、大宗申请款及教育、水利、社会保障、基础建设等财政支出。逐步有序扩展绩效评价的实施范围和完善组织管理程序，收集评价衡量体系中所需的基础信息，建立和完善满足不同层面、不同行业、不同支出性质等方面的指标体系，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4.增加评价结果的约束力，确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

逐步探索绩效评价结果公示制度，根据财政支出评价结果分析诊断单位和部门的主要政绩水平，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绩效评价结果既作为部门单位后续拨款的重要依据，倘若一个部门经过考核，存在绩效或与经费不配比，将成为预算主管部门削减预算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作为该单位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参考。

5.逐步推动“绩效预算”模式的建立。

10.财政局财政管理工作情况 篇十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及上级财政部门的关怀支持下，我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大力组织财政收入，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继续强化资金保障，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财政改革，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一、财政收支完成情况

截至12月底，全县一般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4.91亿元，增长66.22%，占一般预算收入的71%；非税收入完成6.09亿元，占一般预算收入的29%，收入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县财政支出预计完成29.66亿元，同比增长14.91%。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住房保障等重点支出高于支出平均水平。在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的前提下，根据财力情况，本着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支出的原则合理调度资金，保证了全县社会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

二、今年主要工作情况

今年我局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在组织财政收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推进财政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事业的稳定发展。

（一）认真履行组织收入职责，确保收入任务完成 一是狠抓收入任务的落实。在认真分析税源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详细促收措施，及时将收入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各征收部门，层层实行责任制，真正做到任务明确、目标清晰、措施有力，确保了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二是综合治税成效显著。截至11月15日，通过综合治税网络信息平台共收到46个部门上报的涉税信息40296条。国税、地税部门充分利用综合治税有效信息，增加税收21274.8万元。其中，国税增加入库税款1009.8万元，地税增加入库20265万元。

三是加大对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加强预算单位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管理，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同时加快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从源头上堵塞税费流失。四是积极争取上级无偿资金。今年因中央级财政收入进度不理想、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原因，上级压缩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争取资金的难度明显增加。为此，我们在认真研究和吃透上级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向上级反映困难，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上级对我县的政策倾斜及资金支持，截至目前争取上级无偿资金13.45亿元。

五是疏通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今年以来我局以民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惠民城镇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三个融资平台为融资主体，以大魏城中村改造项目、洪州、华中、十里雾社区建设项目、李官、流洪、宣章社区建设项目、华东、华北朱付张社区建设项目四个社区建设项目为融资载体，分别在农发行、工行、建行融资7.46亿元，截至目前共到位资金6.18亿元，剩余1.28亿元资金将陆续到位。另外，以倪伦河水系综合治理项目和北国之春社区建设项目为载体，在国开行融资9亿元，目前相关材料已上报完成，国开行已将融资项目列入其4季度评审库，我们将对项目评审进行全过程跟踪，力争早日通过评审并放款；以新农村建设项目为载体，在农发行融资10亿元，农发行已列入贷款计划，现正在准备评审所需相关材料，力争年内完成材料上报工作并通过评审；积极为济齐黄河大桥建设进行融资，计划融资6亿元。

（二）立足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支持解决“三农”问题

进一步整合现有财力，切实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农村公益事业发展。

一是扎实做好粮食直补、农业保险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进度。今年我县种粮补贴面积1135203.55亩，受益农户126472户，发放补贴1.42亿元，其中：粮食直补每亩14元，补贴金额1589.3万元，农资综合补贴每亩111元，补贴金额1.26亿元，补贴资金于1月30日全部发放到各农户的涉农“一本通”账户中，圆满完成了今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兑付工作。另补贴种粮大户8户，发放补贴资金64.86万元。全县投保小麦111.35万亩，保费共计1113.5万元，其中县配套155.9万元,已拨付落实，上级资金未下达。在加强与项目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的基础上，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根据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工程进度拨付资金4300万元（预计还需拨付资金1714.83万元），有效保障了整治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另投保小麦、玉米共计220余万亩，拨付财政补贴资金1760.39万元。

二是着眼现代农业体系建设目标。圆满完成2012现代农业小麦产业项目、现代农业果菜项目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确保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加大农村公益事业投入，促进了农村和谐发展。积极落实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涉及15个乡镇、65个项目，惠及农民5万余人，投资总额1858万元，争取上级财政奖补资金1109万元，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另拨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杂费、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及生均公用经费4372万元，拨付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补助资金453万元（预计还需拨付资金688.25万元）。

（三）优化投入支出结构，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在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运行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按照整合财力、优化结构、突出重点、集中投入的原则，集中财力加大了对重点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一是大力支持财源建设。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出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企业办理纳税奖励及重点扶持资金24.14亿元；积极协调税务部门，落实上级政府关于企业税收的优惠政策，为企业办理各项退税6862.84万元。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建设，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后劲。

二是确保工资按时发放。将保工资作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确保了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和教育系统职工工资的按时发放。今年县直机关及乡镇共发放工资3.24亿元。其中，教育系统发放工资共计2.15亿元。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了工资发放情况核查工作，及时办理退休、在职调离、去世人员的减员手续，共计131人。

三是确保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严格坚持预算内外资金综合预算制度，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经常性支出，预算内核定的，预算外不再核列；对专项支出，根据单位经费情况和事业发展需要核定；对有预算外收入的单位，按照以收控支、先收后支、量入为出的原则，把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使用，有计划、按进度合理安排支出。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定额，大力压缩一般消耗性开支，实行“核定基数、超支不补”的管理办法，使有效的资金充分发挥效益，确保了党政机构正常运转的需要。

四是确保各项社会保障支出。今年共收缴各项社保基金86241万元，总计支出65053万元。其中：收缴企业养老保险23964万元，支付13430万元；收缴失业保险918万元，支付390万元；收缴职工医疗保险10928万元，支付7878万元；收缴居民医疗保险745万元，支付446万元；收缴机关养老保险16732万元，支付17556万元；收缴工伤保险1398万元，支付900万元；收缴生育保险929万元，支付162万元；收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0459万元，支付7381万元；收缴建筑企业保险1892万元，支付496万元；收缴新农合资金18276万元，支付16414万元。另外，安排4202万元资金用于支付城乡低保，拨付优抚资金2089万元，安排615万元资金用于五保供养，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体的正常生活。

五是扎实做好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今年以来共发放小额贷款7439万元，共计拨付贷款贴息44.14万元，有效缓解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及上级财政部门的关怀支持下，我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大力组织财政收入，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继续强化资金保障，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财政改革，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一、财政收支完成情况

截至12月底，全县一般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4.91亿元，增长66.22%，占一般预算收入的71%；非税收入完成6.09亿元，占一般预算收入的29%，收入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县财政支出预计完成29.66亿元，同比增长14.91%。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住房保障等重点支出高于支出平均水平。在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的前提下，根据财力情况，本着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支出的原则合理调度资金，保证了全县社会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

二、今年主要工作情况

今年我局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在组织财政收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推进财政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事业的稳定发展。

（一）认真履行组织收入职责，确保收入任务完成

一是狠抓收入任务的落实。在认真分析税源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详细促收措施，及时将收入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各征收部门，层层实行责任制，真正做到任务明确、目标清晰、措施有力，确保了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二是综合治税成效显著。截至11月15日，通过综合治税网络信息平台共收到46个部门上报的涉税信息40296条。国税、地税部门充分利用综合治税有效信息，增加税收21274.8万元。其中，国税增加入库税款1009.8万元，地税增加入库20265万元。

三是加大对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加强预算单位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管理，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同时加快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从源头上堵塞税费流失。四是积极争取上级无偿资金。今年因中央级财政收入进度不理想、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原因，上级压缩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争取资金的难度明显增加。为此，我们在认真研究和吃透上级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向上级反映困难，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上级对我县的政策倾斜及资金支持，截至目前争取上级无偿资金13.45亿元。五是疏通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今年以来我局以民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惠民城镇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三个融资平台为融资主体，以大魏城中村改造项目、洪州、华中、十里雾社区建设项目、李官、流洪、宣章社区建设项目、华东、华北朱付张社区建设项目四个社区建设项目为融资载体，分别在农发行、工行、建行融资7.46亿元，截至目前共到位资金6.18亿元，剩余1.28亿元资金将陆续到位。另外，以倪伦河水系综合治理项目和北国之春社区建设项目为载体，在国开行融资9亿元，目前相关材料已上报完成，国开行已将融资项目列入其4季度评审库，我们将对项目评审进行全过程跟踪，力争早日通过评审并放款；以新农村建设项目为载体，在农发行融资10亿元，农发行已列入贷款计划，现正在准备评审所需相关材料，力争年内完成材料上报工作并通过评审；积极为济齐黄河大桥建设进行融资，计划融资6亿元。

（二）立足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支持解决“三农”问题

进一步整合现有财力，切实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农村公益事业发展。

一是扎实做好粮食直补、农业保险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进度。今年我县种粮补贴面积1135203.55亩，受益农户126472户，发放补贴1.42亿元，其中：粮食直补每亩14元，补贴金额1589.3万元，农资综合补贴每亩111元，补贴金额1.26亿元，补贴资金于1月30日全部发放到各农户的涉农“一本通”账户中，圆满完成了今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兑付工作。另补贴种粮大户8户，发放补贴资金64.86万元。全县投保小麦111.35万亩，保费共计1113.5万元，其中县配套155.9万元,已拨付落实，上级资金未下达。在加强与项目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的基础上，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根据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工程进度拨付资金4300万元（预计还需拨付资金1714.83万元），有效保障了整治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另投保小麦、玉米共计220余万亩，拨付财政补贴资金1760.39万元。

二是着眼现代农业体系建设目标。圆满完成2012现代农业小麦产业项目、现代农业果菜项目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确保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加大农村公益事业投入，促进了农村和谐发展。积极落实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涉及15个乡镇、65个项目，惠及农民5万余人，投资总额1858万元，争取上级财政奖补资金1109万元，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另拨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杂费、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及生均公用经费4372万元，拨付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补助资金453万元（预计还需拨付资金688.25万元）。

（三）优化投入支出结构，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在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运行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按照整合财力、优化结构、突出重点、集中投入的原则，集中财力加大了对重点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一是大力支持财源建设。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出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企业办理纳税奖励及重点扶持资金24.14亿元；积极协调税务部门，落实上级政府关于企业税收的优惠政策，为企业办理各项退税6862.84万元。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建设，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后劲。

二是确保工资按时发放。将保工资作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确保了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和教育系统职工工资的按时发放。今年县直机关及乡镇共发放工资3.24亿元。其中，教育系统发放工资共计2.15亿元。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了工资发放情况核查工作，及时办理退休、在职调离、去世人员的减员手续，共计131人。

三是确保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严格坚持预算内外资金综合预算制度，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经常性支出，预算内核定的，预算外不再核列；对专项支出，根据单位经费情况和事业发展需要核定；对有预算外收入的单位，按照以收控支、先收后支、量入为出的原则，把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使用，有计划、按进度合理安排支出。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定额，大力压缩一般消耗性开支，实行“核定基数、超支不补”的管理办法，使有效的资金充分发挥效益，确保了党政机构正常运转的需要。

四是确保各项社会保障支出。今年共收缴各项社保基金86241万元，总计支出65053万元。其中：收缴企业养老保险23964万元，支付13430万元；收缴失业保险918万元，支付390万元；收缴职工医疗保险10928万元，支付7878万元；收缴居民医疗保险745万元，支付446万元；收缴机关养老保险16732万元，支付17556万元；收缴工伤保险1398万元，支付900万元；收缴生育保险929万元，支付162万元；收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0459万元，支付7381万元；收缴建筑企业保险1892万元，支付496万元；收缴新农合资金18276万元，支付16414万元。另外，安排4202万元资金用于支付城乡低保，拨付优抚资金2089万元，安排615万元资金用于五保供养，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体的正常生活。

五是扎实做好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今年以来共发放小额贷款7439万元，共计拨付贷款贴息44.14万元，有效缓解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四）建立健全财政机制，不断提高财政监督管理水平

始终把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贯穿于财政运行的各个环节，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有效性。

一是加强资金管理。按照资金拨付业务流程，健全岗位设置、会计核算、印鉴管理、档案保管、账户管理等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完善重点凭证交接、多方账务核对、定期检查等制度，构建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财政资金安全长效机制，确保了资金安全。

二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严格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实行国有资产收益“收支两条线”管理，共实现国有资产处置收益576.35万元，确保了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其中：审批拍卖公务用车29辆、公安局涉案轿车1辆、良种棉加工厂棉花加工设备1套、黄河板纸厂闲置制浆车间及设备拆迁1宗，收益共计236.35万元；粮食局上缴公有房屋租赁收益340万元。撰写、制定《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拟实现统一管理情况的分析报告》、《xx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集中管理实施方案》、《xx县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的通知》，确保了将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部分国有资产装入融资公司，实现集中管理经营，提高了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和保值增值。三是加强乡镇财政管理。紧紧抓住“创建规范化财政所”这一契机，督促已上报的祝阿、潘店、安头、赵官和开发区5个乡镇财政所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创建工作，切实加强了对乡镇财政建设的管理和指导，7月全部顺利通过了省财政厅的验收。8月，我局组织大黄、宣章、表白寺3个乡镇上报建设规范化财政所，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督促规范化创建工作，确保一次性通过验收。

四是加强会计管理。耐心细致做好会计从业人员管理工作，今年以来共新发证420人，上岗注册人员61人，异地调转人员92人。精心组织好会计资格考试及职称报名工作，会计资格共报名156人次，349科；初级职称报名282人，中级职称报名79人，共计361人，合格率100%。通过组织企业内部控制知识竞赛和学习卡两种途径参加继续教育会计人员累计2571人，参学率达到80%。

（五）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为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局继续加强财政体制改革，初步完善了以部门预算为基础、投资评审为支撑、政府采购为手段、国库集中制支付为保障的“四位一体”财政支出政策。一是进一步推行投资评审改革。在项目建设中，严把“事前控制、事中监督、事后审核”三关，切实做到了对项目建设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多环节的监管。截至目前，共评审项目100个，送审金额10.65亿元，审定金额8.45亿元，审减2.2亿元。

二是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改革。今年共组织采购70次，实际采购额共计1.4亿元，节约财政资金2765万元。其中，公开招标10次、竞争性谈判22次、询价招标38次。采购所需资金由县财政直接拨付，资金流转合理，采购方式合法，有效地降低了财政支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了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利益。

三是继续完善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今年以来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10700笔，支付金额42.9亿元，其中：直接支付资金421403万元；授权支付资金7811万元。改革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94%，直接支付占集中支付的比例达到98.2%。公务卡改革于10月初在县级预算单位中全面推行，预计12月底办理公务卡1500余张，公务卡报销金额20余万元。国库集中支付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已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使得政府采购更加规范、透明。

三、明年工作打算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财政改革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为今后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明年，我们将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紧密跟踪政策动态，全面落实省、市工作部署，力争开创财政工作的新局面。

(一)加大收入监控，增强组织协调，努力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积极落实企业奖励扶持政策，加大对企业扶持力度，培养发展支柱产业；加大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征管力度，努力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确保足额、均衡入库，同时加大对行政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进行1到2次规范收费行为专项检查，以防止和纠正超标准、超范围收费，杜绝坐收坐支现象的发生；积极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和项目资金，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弥补财力不足；切实做好增收节支，把财政收支缺口压缩到最低水平，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二)调整优化结构，强化支出管理。一是在保障工资和基本运转的基础上，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二是加大民生投入倾斜力度，重点保障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三是保障重点领域的投入，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及重点工作的开展。结合以往工作经验，局机关内部密切配合，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加强支出监管，确保全年支出目标的实现。

（三）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和改革。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以三项制度改革为核心，逐步确立起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公共财政框架。增强市场化理财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