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共6篇）

1.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篇一

从世界园林专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看中国园林专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摘要：社会发展与变革不断为园林专业的发展提出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都为园林专业领域的扩展，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评价指标的变革提供了动力，使不同时代的园林各有其鲜明的特色。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城市化进程中，现代中国园林专业必须面对重大的现实问题，放下小农园林思想包袱，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应在现有专业领域基础上，努力成为居住社区的总体规划和设计，自然保护地的规划，城乡整体景观和生态规划，国土规划，城市设计，旅游地规划设计等方面起主导作用，成为维护自然生态过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坚。而对此广阔的专业潜在领地和挑战，现代中国园林界是否已有准备?

关键词：园林，城市规划，生态园林，景观规划

*本文据作者在“97中国现代园林研讨会”上的报告，，1995年清大学建筑学院的应邀学术报告和1997中山市建委应邀报告整理而成。

最近，北京大学科研人员在调查人们为什么远足去香山时，一位普通退休工人这样说“我告诉你，我们的家门口实在是无法呆下去了。我们这条街本来是很安静的，空气很好，原来街两旁是大槐树……现在人行道变成了小作坊，小工厂，各种怪味和嘈杂的锯铝合金声音，使我们难以忍受，小拖拉机烧着柴油，放着黑烟，像乌贼鱼一样穿过我们的门口……实在使我们难以忍受，只好往香山空气好的地方呆上半天或2-3个小时。”

中国空前的城市化过程使人居环境急剧恶化，相比之下“山水城市”“花园城市”“生态城市”之类便特别令人向往，其口号也就特别具有感召力。而在此同时，中国现代园林专业的理论几乎为零(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古典园林的欣赏理论却为数不少)，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活动便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盲目性──望文生意地，凭着个人的幻想来构筑“花园”城，并以此来引导大规模的园林建设活动。历史的教训已不胜枚举，发生在眼前的所谓“美化”“绿化”活动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严酷的环境现实使中国现代园林专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如何在空前的城市与社会变革时期确立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方向，对本专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下面将从社会变革与园林专业的发展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着手，探讨现代园林专业的特点，并以此分析现代中国园林之现状和发展之潜在机会。

1. 社会变革与园林专业的发展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园林和园林专业，体现在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改造和创造对象，不同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当然还有不同的设计师。下面对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特别是后工业时代园林的特点作一系统的分析(表1)，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现代园林发展之问题。

表1 园林专业发展三时段论

社会时段(及其特点)服务对象主要创作对象指导理论和评价标准园林专业人员及代表人物代表 作农业时代(小农经济)以帝皇为首的少数贵族阶层宫苑，庭院，花园 唯美论，包括西方的形式美和中国的诗情画意。同时强调工艺美和园艺美。艺匠，技师，

如中国的计成法国的雷诺，英国的布朗，

中国的皇家园林和江南文人山水园林，法国雷诺特式宫苑、英国的布朗式风景园工业时代(社会化大生产)

后工业时代(信息与生物生物技术革命，国际化)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城市居民公园绿地系统以人为中心的再生论，绿地作为城市居民的休闲和体育空间，和作为城市的肺。强调覆盖率、人均绿地等指标美国的专业规划设计师欧姆斯特德(Olmsted)纽约中央公园，波斯顿的蓝宝石项链后工业时代(信息与生物生物技术革命，国际化)人类和其它物种人类的家，即整体人类生态系统可持续论。强调人类发展和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强调能源与资源利用的循环和再生性，高效性，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作为协调人类文化圈与生物圈综合关系的指挥家，如I. McHarg如美国东海岸的一些生态规划欧洲的景观生态规划

1.1 小农经济与工艺美

农业时代的`社会特点是小农经济下养活着一个贵族阶层，他们不再靠天吃饭，从本来是充满恐布的自然景观中欣赏到了自然的美和农耕景观的美，并因此激发其再现和创造这种美的欲望，这便是山水和田园艺术，其中包括山水画和田园诗，并综合体现在园林艺术中。景观(Landscape)此时与风景(Scenery)同意，也即中国之“山水”，是在视觉审美意义上的。因此，造园是在造美的风景，美的田园。其享用者当然是少数贵族，因此，创作地是围墙中的园和院。当然，根据财力的厚薄，园林有大有小。

园林的创造者最终是主人而不是专业园林师，因而有“七分主人，三分匠?quot;之说T傲质?鼋鍪且战扯?眩?⑽薅懒⒌娜烁瘢?词故抢着祷蚣瞥桑?仓皇翘?接诨实酃笞宓母呒督橙硕?选S捎诘厍蛏暇肮鄣目占浞忠旌团┮祷疃?宰匀坏氖视?峁??鱿至艘栽傧志肮勖牢?谥嫉脑傲址绺竦目占浞忠旌筒煌?纳竺辣曜肌0?ㄎ鞣皆傲值男问矫篮椭泄?傲值氖?榛?狻5?蝗尾钜烊绾危?际且晕?牢?卣鞯摹<负踉谕?皇贝?鱿值脑裁髟昂头捕?闶钦庖坏湫汀?br> 作为园主人同时又是设计者的贵族阶层尽管摆脱了农耕活动，并没有摆脱小农意识。如领地意识──在园林中反映为围墙和隔篱;庄稼意识──凡非庄稼必是杂草，凡非益虫必为祸害，必将其除去而后快;好农人(牧人)意识──精耕细作，追求园艺之完美，在园林中表现为整修的绿篱，模纹花坛等;炫耀意识──排场，气派和攀比，等。

1.2 大工业与人类的身心再生

工业革命源于英国而盛于美国。大工业生产使社会因此发生了一个巨变，即工人阶级出现，”城里人“不再是少数贵族和侍从们，对自然与农耕景观之美的感知已不再为少数贵族所独有。而更重要的是，集居在城市中的人们需要一个身心再生(Recreation)的空间。园林专业的创作对象是公园和休闲绿地。为美而创造，更重要的是为城市居民的身心再生而创造。用欧姆斯特德(Olmsted)的话来说：文明人在不断发展医药战胜种种疾病，同时，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却日益受到某种更为严重的病魔的损害，对此，医药无能为力，只有通过阳光和温和的锻炼来平衡血液循环和放松大脑，使人再生和获得健康与欢乐(见Charles, 1995, p43)。 而最能发挥这种身心再生功能的园林空间便是舒展的牧场式风景。起伏的地形，草地，树丛和水召唤着人类身心的参与和溶入。即所谓的公园式景观(Park-like landscape)。景观感知和认知学的研究认为，公园式景观中包含了丰富的”了望-庇护“和”可探索“的空间特征，因而唤起了人类的天性，从而使身心得以康乐(Appleton, 1975; Kapplan, 1982, 1985)。

工业时代在园林专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园林职业设计师的出现，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园林之父Olmsted。Olmsted 于1865在美开创了职业园林设计事务，在此之前(1858-61)，他与合伙人Vaux已完成了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图1)。Olmsted坚持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与传统的”造园“(Gardening)区别开来，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称为”景观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把自己称为”景观规划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而不是”园丁“(Gardener)。 并努力发展园林专业教育，于本世纪初在哈佛大学首创景观规划设计专业(Landscape Architecture)。从此，真正出现了为社会服务的，具有独立人格，为生活同时是为事业而创作的职业设计师队伍, 而不是少数贵族的附庸。园林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登上世界最高学府的大雅之堂，并成为美国城市规划设计之母体和摇篮。自从19在哈佛开创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之后，到19才出现城市规划课程，并于1923年城市规划才正式从景观规划设计中分离而独立成一新的专业。

由于Olmsted及其合作者的实践和专业教育在哈佛大学的确立，使美国的园林专业一开始便定位在一个很大的活动范围内，包括城市公园和绿地系统，城乡风景道路系统(Parkway)规划设计，居住区，校园，地产开发和农场以及国家公园等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并进一步扩展到主题娱乐园及高速公路系统的景观设计。美国园林在这一时期的定位，为以后世界园林专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园林师的职业不再是园丁和艺匠，而是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师和创造者。

由于对公园绿地与城市居民身心健康与再生关系的认识，城市绿化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往往被用来衡量城市环境质量。但如果片面追求这些指标而忘却其背后的功能含义，园林专业便失去其发展方向。

1.3 后工业与整体人类生态系统的持续

二战之后，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达到了高潮，城市犹如大地机体上的恶性肿瘤，扩展漫延。公园绿地已不足以改善城市的环境，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时代，对城市的恐惧加之交通与通讯的发展和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促使郊区化恶性发展，使大地景观被切割得肢离破碎，自然的生态过程受到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在消失，同时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受到威胁。随之而来的国际化使千百年来发展起来的文化多样性遭受灭顶之灾，也淹没了人类对自然的适应途径的多样性，这同样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可中?Gadgil., 1987)，

因此，园林专业的服务对象不再限于某一群人的身心健康和再生，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和延续，而这又依赖于其它物种的生存和延续以及多种文化基因的保存。维护自然过程和其它生命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生存。作为园林专业研究的对象这时已扩展到大地综合体，是多个生态系统的镶嵌体(Land Mosaic， Forman,1995)由人类文化圈与自然生物圈交互作用而形成。谐调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文化圈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园林专业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I. McHarg首先扛起了生态规划的大旗，他的《设计遵从自然》(Design With Nature, 1959)，标志了园林专业勇敢地承担后工业时代重大的人类整体生态环境规划设计的重任，使园林专业在Olmsted奠定的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了活动空间。生态规划或人类生态规划(McHarg, 1981)成为本世纪规划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

McHarg一反以往土地和城市规划中功能分区的做法，强调土地利用规划应遵从自然的固有价值和自然过程，即土地的适宜性。并因此完善了以因子分层分析和地图叠加技术为核心的规划方法论，McHarg称之为”千层饼模式“(Layer-cake model ,1981)(图3)近半个世纪以来，遵从自然的设计模式在生态学和人类活动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也使园林专业在环境主义运动中成为中坚。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千层饼规划模式的弊端，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这一模式只强调垂直自然过程，即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它基本上是在哈佛早期的园林教育家Eliot或更早的Pattrik Geddes的”先调查后规划“的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Faludi; 1978, Steiner等1987)，是生物，尤其是植物对环境适应的生态学思想的推广，所以, McHarg极力强调某一景观单元内地质-土壤-水文-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之间的垂直过程。第二，千层饼模式强调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自然决定论，规划除了认识自然过程就是适应自然过程。而这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现实的，景观规划过程是个可辩护的过程，而不是自然决定论的过程(Steinitz, 1985, Faludi, 1987)它必须考虑决策者的行为。更何况自然已被人类切割的四分五裂了。

随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对水平生态过程的研究逐渐加深，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强调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多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空间格局及相互之间的生态系统，包括物质流动，物种流，干扰的扩散等(Forman and Godron,1986; Formn,1995)。并用一个基本的模式，”斑块-廊道-基质“来分析和改变景观，以此为基础，发展了景观生态规划模式。

以决策为中心的规划模式和规划的可辩护性思想则在另一层次上发展了现代景观规划理论，使自然决定的规划重心回到以人为中心的规划基点，但在更高的层次上能动地谐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不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以维护人及其它生命的健康与持续。

所以，这一时代，景观规划师的作用是谐调者和指挥家，他所服务的对象是人类和其它物种，他所研究和创作的对象是景观综合体，其指导理论是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论和整体人类生态系统科学，包括人类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其评价标准包括景观生态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及含意。所要创造的人居环境是一种可持续景观(Sustainable landscape，Thayer,，1993)。

因此，不同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自然与社会问题，园林专业及园林专业人员所面临任务、对象和指导理论是不同的，中国社会对园林的研究迫切需求是什么?是”五一“广场上的模纹花坛?是”十一"街道上的鲜花?还是公园围着铁丝网的草地?充满诗情画意的亭台楼阁或是叠水假山?

2. 中国园林专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1中国现实社会对园林专业的需求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过程并存的社会时段。不必讳言，五六十年代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与环境问题不幸地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了，而且更为严重。中国园林专业所面临的城市与环境问题归结起来包括：

(1)城市人口急速膨胀，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2)户外体育休闲空间极度缺乏，广大劳动者的身心再生过程不能满足。

(3)土地资源极度紧张，因此通过大幅扩大绿地面积来改善环境的途径较难实现。通过郊区化来改善居

2.从世界杯看中国文化 篇二

1、世博会既是各个时期最新文明成果和人类智慧的大汇聚，也是各国举全国之力量，全方位展示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成就和发展前景的最好机会，是国力强盛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因此各国都像奥运会一样争相举办。我国上海市赢得了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是159年以来的第一次，是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可，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是对中国文明进步的认可。举办上海世博会也必将对我国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筹办期间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达0.3%左右，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花费近4000亿元，加快了上海市政建设，建有8条地铁路线，建立了高速公路网，航空交通网，上海将获可观的经济效益。

2、是一次探讨新世纪人类城市生活的大盛会。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参展国政府和人民将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充分展示城市文明成果，交流城市发展经验，传播先进城市理念，从而为新世纪人类的居住，生活和工作探索崭新的模式，为生态和谐社会的缔造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动的例证。这将是上海世博会为世界人民留下有关城市主题的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

3、是一曲以“创新”和“交融”为主旋律的交响曲。“创新”是世博会亘古不变的灵魂，跨地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世博会的主旨。上海世博会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以人为本、科技创新、文化多元、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弘扬“创新”和“交融”的主旋律，创作一曲人类新世纪的美妙乐章。它用主题模式引发全球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用海纳百川的态度鼓励人们对未来的展望，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如本届展品中有各种低碳产品、万能相机、太阳能飞机、可发电的地板、透明水泥等等国内外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

4、是人类文明的精彩展示和全世界人民的大聚会上海世博会将汇集各国人民的真知灼见，承载人们对全球未来的合作与人类未来的发展的深邃思考和广泛共识。因此它是一个大课堂，是长见识，开眼界的地方。它也是一次海内外人民的大聚会。半年展期将吸引7000万人次游客来参观。将在上海世博园区内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系列的论坛活动，展现地域风情，诠释多元文化，已有近200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城市申报一千多台节目，演出场数达两万多场。参与国都将献出有特色的经典精彩节目进行交流。

3.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篇三

从英汉称呼的渗透看中国文化的西化现象

称呼语是人们招呼用的表示彼此关系的名称,它是展现各民族文化内涵的一扇窗口,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各民族的文化往往互相影响,而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受到了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出自由、个性及平等的观点,这些影响也同样反映在了称呼语中.

作 者：张淑霞 Zhang Shuxia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刊 名：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EDUC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2005 20(4) 分类号：C125 关键词：称呼语   西化   平等主义   个人主义  

4.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篇四

摘要：《喜宴》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父亲”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又在东西文化的缝隙中显露出了新的特征。李安这样在成长过程中承载着双重文化的人，在艺术创作时难免将两种文化同时带入作品，从而使作品呈现出跨文化的特征，于是。从他的作品中能够透过两种文化得到新的启示。

关键词：父亲、文化差异、转变

作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最为著名的导演之一，李安是位“通才"，无论是现代片还是古代片，无论是以东方文化还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影片，李安都能将他极具风格的电影语言运用得游刃有余。

《喜宴》是李安在1993年推出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李安导演探讨了不同民族对于家庭、两性关系和同性恋问题的认识。上映后赢得了各界的一致好评，在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在西雅图电影节上获最佳导演奖，并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片以独特的视角——用中国人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处理处于道德边缘的同性恋问题，原本是一部悲剧的电影作品在导演的巧妙处理下变成一部喜剧。故事的主人公伟同长期生活在美国，作为一个同性恋他在美国有一个同居男友赛门，远在台湾的父母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开始担心他的婚事，便三天两头打电话催促儿子结婚。为了打消父母的念头他只好与租客崴崴假装结婚，父母得知儿子的喜讯后飞来纽约为他们主持婚礼，被灌得烂醉的伟同与崴崴在喜庆的氛围里假戏真做发生了关系，意想不到的是崴崴竟然有了身孕。故事的最后父母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崴崴决心为伟同的父母生下孩子，而赛门也同意当孩子的另一位“爸爸”。

影片中传统的中国家庭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困惑、无奈和妥协，中国人特有的人伦道德观念在这样环境中失去了它的力量，在面对同性恋这样的边缘问题时，是与非变得难以决断，而《喜宴》中导演巧妙的处理使这个社会问题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得到解决。单从处理方式和看待角度分析它具有中国特色，而故事的发生地点却在西方，异域文化与新旧观念在产生冲突后最终回归到包容。

一、不可回避的“父亲”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三部作品构成了李安的“父亲三部曲”，这三部作品表现出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许多侧面，细细看来“父亲”变成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推手》中的太极拳高手，《喜宴》中的书法家，《饮食男女》中烹饪大师。李安有意将这三部作品放置在中西文化冲突下，仔细描摹着传统东方文化的代表——“父亲”的转变，并以此呈现他们置身于异国他乡，与身俱来的传统文化在远离国土后显得孤单和失落的情景。

传统父权家庭中父亲是权力至上的家长，儿子则是从属于父权的私有物，并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在“父亲三部曲”中李安刻意的“使传统上以父亲为主的一个家庭关系，得以从一个假象的平衡状态，历经危机和冲突之后，重新寻得一个新的平衡。”《喜宴》里中国家庭面对的冲突是当中国家庭伦理遭遇同性恋子辈的挑战时，该如何找回家庭的平衡。

在这里，儿子与父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弑父情结，又不同于传统东方对权威的绝对崇拜。这主要是因为儿子的根在中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可又在美国工作，过的是地道的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儿子的同性恋取向是西方文明在开放的环境下对性自由的追求。这些无疑是与传统的东方文化相违背的。影片中，伟同为了掩饰自己是同性恋而选择和薇薇假结婚，他选择的是一切从简的结婚方式：登记宣誓。但对于父辈而言，结婚办喜宴象征着人们对这桩婚姻的认可，预示着这桩婚姻的到了祝福并将有个美满的结局。所以后来伟同和薇薇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愿补办了隆重热闹的婚礼。这场婚礼虽然是在一个很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厅里举办的，但这个大厅却位于曼哈顿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里；虽然新郎新娘和宾客大部分都是东方人，但镜头却时时闪现着一两个西方人的身影，他们在观看着这群疯狂的东方人。在这场喜宴中，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西方反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意外的是其实父亲早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也知道伟同和薇薇只是假结婚，可他选择了默默承受痛苦，原来父亲早不是运筹全局的人，为了家庭不得不装聋作哑。

“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上。这些差异性特征在‘家庭’这个个体与整体的概念上表现得很典型。”因此，伟同和塞门不在乎组成他们的家庭是否有后代，只要过得幸福就可以；而父亲认为没有后代就没有家，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传宗接代这一伟大目标面前，个人的幸福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默默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为了维系传统的家庭模式，他把原本送给薇薇的礼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塞门，以这种方式接受儿子的恋人。

至于薇薇最终选择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而塞门也同意做孩子的养父，不论现实生活会不会这样美好但影片还是选择以幸福结尾。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完美的得到调和呢？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在机场安检通道里，高父双臂高举，以一个投降的姿势离开了美国。当父子关系的传统家庭模式不再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时，这种崩溃是必然的。儿子迫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驱使，不得不妥协，而父母与子女不再是管制的关系，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就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平衡点。在《喜宴》中，父亲不再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集合点，而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化解这两种文化的危机的向导，在他的默许下冲突走向融合。

二、《喜宴》得跨文化意义

《喜宴》的导演李安1954年生于台湾屏东。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父亲从事教育行业，在这样的家庭里，中国传统观念深入骨髓。1978年，24岁的李安赴美留学，就读于依利诺大学戏剧系；1984年获得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在求学的六年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戏剧训练。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获得纽约大学生电影节金奖最佳作品奖以及最佳导演奖。在美国的第23年，李安获得投资，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片《推手》。24年和23年，在时间上是一个趋于对等的跨度；虽然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也的确给了李安足够多的时间去分别了解和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跨文化的背景使李安自身成为了一个“跨文化的体验者”。这种体验对于跨文化传播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对传播效果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传播者首先应该在真正意义上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人。另一方面，传播者也应该尽可能地在跨文化传播展开之时，了解他者的文化，使自身对他者也持有更加客观的认识，从而降低认知的偏差以及相应产生的态度偏差。同时，传者发言时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应该确认。而李安恰恰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并对东西方两种文化都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这为他带来了理性的思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化优越感，或是对本土文化一味地虚无与批判。

李安在国外长时间的学习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电影语言法则的运用，不同的电影叙事途径和叙事节奏如何结构才能最好的吸引和打动最大多数的观众。简言之，李安娴熟掌握了以电影为介质的跨文化传播的技巧与方法。因此，李安所拍摄的影片便集合了共通的电影语言符号和大众化的叙事方式，从而将跨文化中的沟壑与误会填平，得以让观众可以通过荧屏上的一幕一幕去关注更为重要的文化内涵。由此，李安所要表达的对人生际遇的关注、文化上的思考，自然而然地透过“好看的故事”传达到每个观影者的心底。

出于这样的理念，李安将《喜宴》拍摄成一出喜剧，以轻松的叙事策略，安置了一个严肃、尴尬的话题。当然，它绝不仅仅是一部喜剧。“我对时间的处理一向是比较属于‘一叶知秋’的模式，而不会去拍那种横跨50年的史诗之类的„„如果表达50年我会拍其中最戏剧化的5个礼拜，或者5个月，然后调整整个结构，长幼尊卑的顺序有一天‘啪’一声变了。”李安咬准“最为戏剧化”以这个关键点为轴心，在《喜宴》中以时间前后为序，按单线的戏剧式模式组织着矛盾的展开、发展、高潮的过程。并且，他不是平稳地发展矛盾，而是轻松的叙事中穿插几次小的矛盾高潮。正如他自己所言：“每当观众看得舒服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力量出来，牵动观众一下。”流水一般的叙事就在这样情况下产生了波澜，导演的巧妙不言而喻。

三、结论

通过对《喜宴》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究李安不仅在影片的叙事内容使东西方文化得以融合，在影片的跨文化传播上也做出了有意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李安也实现了，他对于人的内心的关注；对于处于东西方文化结合点中的人如何摆脱迷茫，寻找出路的关注。这种跨文化的人文关怀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共享，交流不再仅仅只存在有障碍，一种升华的文化境遇也在其中闪现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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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蕾．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解析电影《推手》、《喜宴》[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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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阂惠泉、王纬、徐培喜等译．跨

5.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篇五

在民盟南京市委的档案柜里，珍藏着一本写于1950年，用钢版刻印的《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支部简史》，它是由地下时期的南京盟员回忆记录民盟南京地方组织的成立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盟盟员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争取和平民主，为解放南京所作所为的历史。笔者曾数次翻阅，并走访了多名地下时期的老盟员，结合自己在民盟机关工作20多年亲历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试图从民盟与中共的关系角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客观必然性作一些浅显的论述。

一、民盟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诞生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中国人民沦于苦难之中。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救亡运动迅速遍及全国。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些政党的出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的政党和人士，感到要联合起来才能应付这样严重的局势，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3月19日，由三党三派（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重庆秘密成立，随后在香港正式公开。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迅即报道了民盟成立、公开的消息，并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对民盟的建立及其纲领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在各党派中斡旋，统一思想。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并在中共的支持和鼓舞下，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建立联合政府等十项主张。

2、中国民主同盟从成立起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

建立之初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后来又发展为 “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基本一致。志同而道合，这就决定了民盟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的。

重庆“特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创始人之一鲜特生的公馆，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的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称“特园”为“民主之家”，经常前往，与民盟领导、社会名流共商国是。毛泽东曾三顾“特园”，就重庆谈判及战后中国的未来前途，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交换意见。

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出席名额由国共双方商定。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9人，总共36人。但是，国民党为了拉拢青年党，分化民盟，以孤立共产党，硬要民盟让出5个名额给青年党。中共提出反对意见，同国民党商量的结果是，青年党单独参加会议，5个名额由中共让出2个，国民党让出1个，再在总名额上增加2个，维持民盟9个不变。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也增近了中共与民盟的亲密关系。在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默契合作，互相支持，并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商量，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其后，双方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留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上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这是中共与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十分重大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当时，中共和国民党都在做民盟的工作，周恩来对民盟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的帮凶；蒋介石为了争取民盟参加，宣布大会延期三天召开。民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与中共站在一起，郑重宣布不参加会议，不承认伪宪法，并将参加大会的民社党开除出盟。

在南京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紧密配合，默契互动。和谈失败后，中共代表团被迫从梅园新村撤退，撤退前把梅园新村30号及其财产清册都交给了民盟代管，民盟总部迁入梅园新村30号。

3、党盟交叉，很多进步青年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影响下加入民盟的。

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交叉体现了民盟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在民盟的历史上，一部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帮助民盟开展活动，还担任了民盟的领导职务，他们为推动民盟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员杨明轩在1942年与杜斌丞共同筹建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中共党员胡愈之于抗战胜利后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还有楚图南、周新民等等，都是中共。楚图南、胡愈之、杨明轩后来成为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据《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支部简史》记载曾担任民盟南京市支部主任秘书的罗任

一、地下时期南京民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叶雨苍都是地下中共党员。

周新民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年代中期，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筹建了上海各界救国会，以后又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于1942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中央委员，在民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民盟南京市委的老领导、地下时期的老盟员周维迅就是由周新民介绍加入民盟的，周老回忆说，“那时候，我的思想受英美资本主义影响较大，崇拜英美式的议会制度，但是我也明白，渴望英美制度的民主主义者们，在中国是不会产生决定力量的，中国需要用武装推翻。我对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取得胜利深表怀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要想把中国的社会推向前进，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是非推翻不可的，因为国民党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是背道而驰的。周新民这个人，我感觉很忠厚，待人很好。他建议我说，你还是参加民盟吧，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你一个人的奋斗都是有限的，在他的说服下，我加入了民盟”。在解放初期整理的《南京市盟员名册》中，笔者看到，像陈仁炳、欧阳执无、王气钟、陈敏之等一些民盟名人，其入盟介绍人一栏里都填写着周新民。

中共党员由党指派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党派，有利于宣传中共的政策，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发挥骨干作用。但他们一般在解放前都不公开其党员背景，仅以盟员身份出现。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具有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双重身份的烈士有20多位。

4、在比较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后，民盟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民盟成员大多数是旧中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本来对中共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了国民党对外不抵抗，对内搞独裁，发动内战，实施法西斯暴行，制造一系列血案；而中国共产党则事事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一直致力于民主与和平运动。他们是在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协作，并肩作战，在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分裂作斗争中，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礼，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在实践中，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以闻一多为例。他原是新月派诗人，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进步学生团体请他作导师，他不肯答应，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边，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他在一个中学演讲时曾大声疾呼：中国到处都是黑暗，只有一个地方是光明的，那就是延安。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高声呼喊：“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来！”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

害。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民盟盟员李公朴、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等都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他们的死难，激起民盟盟员的极大愤慨。陶行知在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他们是从彷徨、探索、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为拯救祖国和人民，他们苦苦寻觅，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便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他们用鲜血灌铸了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的基石。

纵观民盟的历史，建立之初并不是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一个公开的政党，民盟尽管在行动上与中共互相配合，保持一致，但还是不断强调自己的第三者身份，是作为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中间的一个党派，协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8年1月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会议严肃批判了第三条道路的错误思想，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斗争。从此，民盟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立即通电中共和毛泽东，表示积极响应，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应中共的邀请，筹备新政协。1949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盟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民盟的老一辈领导人以卓越的胆识把握历史，在关键时刻，坚持政党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民盟确定以《共同纲领》和宪法、人民政协章程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作为党派一切活动的准则，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中国共产党阻止了民主党派合并或解散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民主党派的留或去，党内党外都有分歧有争论。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认为革命成功了，任务完成了，现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的民心士气都蓬勃高涨，中国的民主党派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党内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统一战线工作可做可不做。从基层到中央，不仅有这样的思潮，而且有了行动，1949年底“救国会”自行解散，其他党派也有效仿的倾向。毛泽东及时有效地制止了这种做法。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八字方针，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正确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政策基础；统一战线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2、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民盟组织得到发展。

南京刚解放的时候，民盟南京市支部的办公地点在上乘庵13号，但是没有固定的人员，为生活所迫，很多盟员找到其它工作走了。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要求周维迅到民盟，而他的本职工作是南京市人民法院的法官。1952年，南京市政府确立了民盟南京市委的机构和编制，工资由财政统一发放。周维迅正式调来，成为机关专职干部。

民盟的组织发展也全靠中共做工作。南京市支部在1949年10月的时候，经审查合格，核定盟籍的盟员共65人。鉴于民主党派人员数量太少，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帮助各民主党派，在大中城市发展党员一倍至二倍”。在南京，统战部不仅交叉中共党员给民盟，而且到各区召开座谈会，要求学校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中共区委书记亲自主持，介绍民盟的历史，宣传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同时让民盟在会上作

在我介绍。区委书记还动员鼓励参会人员加入民盟。一批中小学教师及在校大学生入盟。1951年底，全市民盟盟员达到194人。到1956年7月，盟员达到544人。民盟南京市支部改为民盟南京市委员会。

3、中共敦促民主党派成员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初期，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非常复杂。党中央号召：“各级党委和统战部应利用一切机会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人民民主运动”，让民主党派成员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获得锻炼和改造，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列主义，把思想统一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上来。1949年南京解放后，民盟南京市支部除要求盟员参加所在单位的政治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外，并经常举办学习辨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报告会、讲演会、学习心得交流会，组织民盟盟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盟员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了一体。

4、民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遭遇挫折，“文革”10年停止活动。

1957年，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而在这场运动中，民盟首当其冲。除了“章罗联盟”是右派之首，民盟有517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盟员总人数的15.6%。南京市盟员有7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些盟员受到警告、留盟察看、开除盟籍等处分，有的还被送去劳教。民盟组织遭遇重大挫折，盟员积极性受到了挫伤。“文革”10年期间，中共与民主党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多党合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民盟南京市基层组织停止活动。

三、改革开放后，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起，民盟南京市委配合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盟员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落实政策。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改正；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撤销原判，恢复名誉和盟籍；非正常死亡的12人得到平反昭雪，被下放农村的81人及其亲属，先后调回南京重新安排工作。

1989年12月，中央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

1、民主党派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民盟组织得到发展壮大

1979年，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的任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由原来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转变为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由改造和团结的力量，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对民主党派性质作出的新判断，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生动体现，为民主党派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派成员的精神枷锁终于被解除，他们拿掉了“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如枯木逢春，重新获得了新生；而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也彻底甩掉了思想包袱，开始积极要求加入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队伍日益壮大。翻开民盟南京市委的档案，《盟员发展统计表》显示，1983年至1986年，民盟的发展达到高峰，每年的新盟员都在170人左右。为了保证民主党派成员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代表性强，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一些单位、部门的党政领导还有意识地将一些政治素质好、学术造诣深、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优秀人才留在党外，推荐给民主党派来发

展和培养。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的直接关心支持下，民盟南京市委目前已经拥有88个基层支部，1912名盟员，涉及教育、文化、法律、经济、科技、政府部门等各界别，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2、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党盟关系更加和谐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毛泽东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的基础，进一步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扩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表述，表明中共与民主党派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各民主党派建立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按照十六字方针，更加积极地推进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使各民主党派能够围绕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领导人选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重要方针政策，有关群众生活及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等发表意见，当好参谋。

经历了解放后的无数次运动，特别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严重受损的民盟盟员，在“文革”结束后，仍然是噤若寒蝉的。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共创未来的诚意，使民主党派成员心中的顾忌逐渐消除，思想得到彻底解放。民主党派依靠自身人才荟萃以及地位超脱的优势，对协商的议题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整合党派资源，形成集体意见和建议，在协商中从参政党的视角看问题、出主意、讲真话、出实招，有效地避免了决策的盲目和失误，为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民盟南京市委，盟员通过各种参政议政的平台，围绕国家重大问题、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胆地批评，真诚地建议，在协商的场合，在专题座谈会上，都能畅所欲言，坦诚相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已形成良好的风气。

中共南京市委非常重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协商会、政情通报会、与党派负责人见面会等多党合作方面的制度，保证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得到落实，保证党派成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畅通的渠道得到反映和重视。市委统战部协助民主党派做好各项工作，帮助民主党派解决实际问题，为民主党派的履职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畅通的渠道，使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加亲密和谐，而和谐的政党关系也促进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和谐。

3、民主党派成为参政党，民盟成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用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民主党派成为与执政党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全面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治职能。参政党地位的确定，如强劲的春风，激发了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热情。民盟市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南京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调研，通过调研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科学有效的、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对策和建议，向有关部门提交高质量调研报告，向各级人大和政协提交高质量的议案、提案和建议，把全体盟员的智慧和力量都转化为促进本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

民盟盟员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积极为社会做实事，做好事。盟市委长期为贫困地区捐款助学，组织名校名师在教育弱势地区开展教学交流，赴甘肃西部支教；教育界、医卫界的盟员和律师走上街头对市民进行咨询；文化界的盟员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市民广场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书画家现场创作字画捐献；盟员积极为南京“外向型经济”发展牵线搭桥，招商引资，招商引智；关注特殊群体，与江苏龙潭监狱、南京监狱、江宁监狱等结成帮教单位，建立法律援助站，开展送教、送法、送医、送文化进监狱的活动，协助干警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科技扶贫，帮扶乡镇建立甘薯科技园„„这些社会公益活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为构建和谐南京、促进社会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更多的民主党派成员被举荐担任政府部门的实职，在各级人大、政协兼任领导职务，或被聘请为特邀人员、行风评议员，作为民盟参政议政的代表，行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为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6.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篇六

摘   要

《说文解字》是1部具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宝典，其包含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髓。示部字所涵盖的是中国古代祭祀文化。中国的祭祀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扮传演着重要的.角色―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本文试从《说文解字》示部字出发，结合汉语言文字学中汉字的形音义3者的关系，以中国古代宗教为基础，阐述中国古代祭祀文化。

关键词：《说文解字》；示部字；祭祀文化

ABSTRACT

Notes 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 shuowen jiezi ) is a treasured Sinology book with systematic thought , it includes the soul of Chinese anci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ords in the category of shi” covers Chinese ancient sacrifice culture throughou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sacrificial offering culture has playe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text try o proceed from“word in the category of shi ”, Combine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pronunciation,font style and meaning of the words in the Sionlogy- linguistics and base on Chinese ancient religion to exposit the characters of Chinese ancient sacrifice culture.

Key words: Shuowen Jiezi; “Words in the category of 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