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精选8篇）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篇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也充分的反映出了这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初期为0.32，20世纪9o年代以后逐年上升，1999年达到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当前，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缩小城乡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目标。可见，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差距扩大的危害，正在积极采取对策，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着力突破的重大任务。因此，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收入差距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均促进了收入格局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行业、所有制、地区、城乡之间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

（一）行业收入差距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不大，高工资行业多为采矿、地质勘探、建筑等高危险且条件艰苦的行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产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传统的工资格局产生了很大变化，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1978年至2010年32年间各行业中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比，改革开放之后行业间的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发展过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先从1978年的1.81降至1988年的1.57倍，但1988年后行业差距迅速扩大从1.57倍增至1994年的2.38倍；随后两年收入差距比下降，1996年比例降至2.08，接下来又迅速增长，特别是2003年达到4.63倍，并逐渐扩大2005的4.88，2010年收入比又略有下降，降为4.65倍。

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垄断经济造成了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职工平均货币收入加实物分配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垄断性经营行业（如金融、邮电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助减少，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

第二个原因是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竞争较充分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增长较快。其他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派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二）所有制收入差距

1.所有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在公有制经济内部，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高于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1978年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44元，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为506元。二者的绝对差距为138元，相对差距为1.27:1。而到了2010年，非私营企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7147元，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0759元，绝对差距已经扩大到16388元，相对差距也扩大到了1.78:1。从197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56.68倍，年均增长率为13.44%；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40.02倍，年均增长了12.22%。可见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于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率。

2.所有制收入差距成因分析

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领域，集体企业则大多数集中在轻工业、商业、服务业领域。建国初期，我国致力于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强调发展重工业。在制定工资政策时，重工业的工资定得比轻工业工资高，这是造成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比集体企业平均工资高的原因之一。另外国有企业的技术装备率普遍高于集体企业。这样国有企业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带来的收益回报率相对也比较高，也是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集体企业平均工资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私营单位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使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但是涉及到民生等行业的单位仍是非私营单位，而且其垄断的行业利润等原因致使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公司仍高于私营单位。

（三）地区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

造成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差异

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工业设施完备，科技水平较发达。中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也比较好。东北地区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的生长。而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地处边区交通信息闭塞。这种地域的差异性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国家政策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鼓励人员向西部流动，西部城镇人口的收入要高于东部地区。80年代，政策开始向东部倾斜，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开始持续大幅度快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第三，经济一体化影响

东部地区出口产业比重较高，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更有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浪潮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能源密集型产业较多，受经济一体化影响较小。东北地区由于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重工业基地，并未受到经济一体化多少影响。

（四）城乡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上升

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即相对收入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年到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983年1.82倍，为历史最低点。而在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进一步拉大，1994年达到了又一个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升为2.86:1。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1，此后几年持续创出新高，2002年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直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3.28:1。正如有关部门曾经提到的，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到6:1。

2.生活水平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的是生活水平的差距。2006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0359元，而农民消费水平只有2848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民消费水平的3.64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消费水平之比为2.19:1成为了历史最低点，1995年扩大到3.76:1，之后有所下降，到1997年降到阶段性最低点3.38:1，接着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到2006年已经达到3.64的历史最高水平。说明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消费水平的差距并没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存在的收入差距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行业、地区、所有制、城乡均有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出现。而尤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下面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农村方面，农村收入起点低，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其发展程度不能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进程相协调，造成现在农民收入持续在低位徘徊的尴尬处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这个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可见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化进程，必须对农村收入过低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此提出四条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国家财政中支农的比重，重点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及农村教育的比重，重点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及农村教育的投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二，稳定农产品的价格，建立健全粮食储备调节机制，提高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第三，解除劳动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化保障，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提高农民非农业收入。

第四，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是城镇方面，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因此现阶段城市应尽力去帮助农村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农民收入增加，创造城乡和谐发展的新局面，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具体建议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贡献，城市也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总之，只有不断的对城乡二元制度进行一元化改革和调整，以及国家对农业进行持续和足够力度的投资的基础上，才能在根本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解由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和谐中国早日实现。

2.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篇二

1978年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引起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一方面促进城镇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在1980年至201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比由1.8上升至2.97,并于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3。尽管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村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该比率出现下降。但中科院报告显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仍在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有减小却存在反弹的风险。

经济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演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如刘易斯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证明城镇化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1]。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较为复杂,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陆铭[2]、许秀川[3]、杨志海[4]、杨国安[5]、姚耀军[6]等认为城镇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伴随城镇化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问题导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确定的,如吴先华[7],梁文凤[8],周少甫[9]等。上述研究对探讨城镇化演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极具参考价值,但大多数文献均将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单单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率的上升,还表现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等的转变,因此该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衡量因素,并不能全面的反映。鉴于此,文章采用多个经济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通过实证分析为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一、指标选择、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

不考虑收入水平层次的影响,采用通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Y)作为被解释变量,比值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城镇化进程导致经济社会发生各个方面的变化,例如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民生保障措施、经济市场的要素流动等都有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变量包括,以非农人口占总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城镇化率(U);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表示产业结构水平(S1、S2、S3);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重表示外商投资水平(F);用外贸进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进口依存度(IM),用外贸出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出口依存度(EX);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表示城镇投资水平(I);用政府支农支出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表示政府支农水平(A);用当年金融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规模(FS),用金融存款额与金融贷款额表示金融发展效率(FE);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E)[10]。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由于解释变量众多,且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找出上述解释变量的几个主成分,并将其因子得分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拟合回归方程,通过主成分与解释变量之间的代换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程度。模型中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5)。

二、实证分析过程

(一)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将中国1990-2014年整理后的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水平,外商投资水平,外贸进口、出口依存度,城镇投资水平,政府支农水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城乡教育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除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教育水平以外,其余数据皆以百分数表示。

公因子方差表结果显示除人均GDP增长率与外商投资水平损失较大以外,提取的主成分包含了其余11个解释变量均在75%以上的信息。在默认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情况下,分析结果最终提取了2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13个解释变量83.811%的信息。对提取的两个主成份进行成分旋转,可知第一个主要因子主要由人口城镇化率U,第一产业结构水平S1,第三产业结构水平S3,外商投资水平F,城镇投资水平I,政府支农水平A,金融发展规模FS,金融发展效率FE,城乡教育水平E决定;第二个主成分主要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第二产业结构水平S2,外贸进口依存度IM,外贸出口依存度EX决定。由此,结合主成份分析解释的总方差,可写出用原始解释变量表示的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即:

(二)城乡收入差距与综合变量的最小二乘分析

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上述得到的2个主成分的综合变量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分析,结果如式(3)所示:

模型校正的判定系数为0.867,表明该模型可拟合86.7%的数据,效果较好,F值为79.201,模型F检验与参数的t检验均通过,整体显著。

将式(1)、式(2)代入式(3),整理如下:

回归方程表明,依据中国1990-2014年经济数据,在城镇化演进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13个因素中,U、S2、S3、IM、EX、I、FS、FE和E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效应;R、S1、F和A的回归系数都为负,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效应。

尽管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符号为正,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结论与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相反。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现象,人口城镇化率只是一方面的表现。而且数据选用的时间年限较短,因此该结果只能反映人口城镇化率在这短时间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此外,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因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会首先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随之缩小。

人均GDP增长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为负,经济的发展能够在全社会平衡要素分配,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但其影响系数仅为0.104,在全部13个因素中作用力最小。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的结构比重上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三产业的结构上升则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与一般的经济理论或结论是相符的。农业发展直接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而在工业化道路和技术进步等过程总城镇居民则具有更多优势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从投资和经济开放的角度分析,尽管出于国际分工角度外商投资给更多的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外商投资的影响因子明显小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而且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较强的城镇偏向,使得城镇经济的繁荣速度远远快于农村经济,另外,外贸依存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表明经济开放主要对城镇经济发展起作用,以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财政支农政策明显有利于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且其影响力系数较大,表明城乡支农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较为显著。

与社会投资效果相似,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也具有城镇偏向,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这种金融发展的二元性就会从一定程度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也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现为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致使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多个城镇化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得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支农。因此,在制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时,不能片面考虑某一影响因素,以至于以偏概全、顾此失彼,而应当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教育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教育是根本,加强农村教育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观的战略性任务。第二,以发展理念扶持现代农业。农业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由于城镇化演进过程中,农业基础薄弱、质量效益低、竞争力差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第三,摒弃城镇偏向政策体系。在重点发展城镇的同时兼顾农村发展,将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农村上来,建立城乡兼顾的包容性政策,改善城乡二元格局,加大对农村的发展建设投资,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收益,渐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四,稳定城镇化建设。不以人口城镇化率单一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注重城镇化建设的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从实际意义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通过对1990-2014年中国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若干个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得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支农。我国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因素,加强农村教育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抑制经济发展的城镇偏向,稳定城镇化建设,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主成分分析,影响,建议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2]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3]许秀川,王钊.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7):116-125

[4]杨志海,刘雪芬,王雅鹏.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2-48

[5]杨国安,徐勇.中国西部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的关系检验——以青海省为例[J].地理科学发展,2010(8):961-967

[6]姚耀军.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05(2):34-39

[7]吴先华.城镇化、市民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及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2011(1):68-73

[8]梁文凤,施南迪.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4):111-115

[9]周少甫,亓寿伟,卢忠宝.地区差异、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8):65-71

3.李实: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在城乡 篇三

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不断增长,但始终赶不上GDP的增速。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收入不公导致社会失衡。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认为,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在城乡之间,解决中国收入不公问题,首先要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

城乡差距是收入不公最大的体现

《新财经》: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从哪些层面体现?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 实: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是多层次、结构性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收入差距拉大表现为居民收入没有与GDP同比例增长,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结构性问题还要分解分析,主要包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城市之间的差距又可以分解为不同学历人群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及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造成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本身就会产生收入差距。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及不同人群之间的结构划分,都会对收入变化产生影响。第二,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轨过程中。过去,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平均值;现在转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按劳分配,收入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强调按劳分配的制度虽然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差距也可能拉大。第三,中国是一个政府作用过大的经济体,政府本身对各个经济领域的干预过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就会扭曲市场,或对经济发展设置很多无形的障碍,不利于市场自身调节作用的发挥。

《新财经》:在您看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最核心的体现在哪里?

李 实:谈到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往往是用价值判断。在这个层面上,我和很多人的观点有分歧,很多人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最大的问题是腐败,非法收入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按照民意测试的结果,往往把腐败放在第一位,因为腐败导致的分配不公特别影响人的心理。

但是,我还从另一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结构层面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非常重要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30%,到90年代上升至40%,现在是50%,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新财经》:那么,造成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 实: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在很大层面上是由于中国过去实行的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包括城乡分割制度,计划经济时期的剪刀差价格政策等,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实施给了农民不公平待遇。另外,户籍制度、公共投资、公共服务等也都是将资源向城市倾斜。六十年积累下来的政策和制度造成了很多后果,而大家似乎对这种不公已经习以为常了。

增加农民收入效果最直接

《新财经》:既然已经习惯了,改变起来就很难。您认为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 实:这几年,在政策方面已有所修正,但修正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我们一直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但到现在为止,仍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如果不改变现状,农民工即使进了城,与城市居民还会形成两个阶层,收入差距还是存在。因为农民工之前一直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不具备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不适应城市文化。所以,要想改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异是不太现实的。这就像一个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突然跑到了发达国家一样,适应起来很难。

改变城乡差距是一个长期性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做到的,可以先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容易做的事情上。比如,提高农村的发展水平,这涉及到几个层面:

第一,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如何把农村劳动力尽快转移出来,这是所有国家发展的一个经验,或者说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很少看到哪个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占到50%的。可以这么说,农村人口占到50%的国家就不是发达国家。

第二,在转移农村人口的同时,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的投入。现状是,在不少农村地区,六年的教育只相当于城市两年的教育水平。所以,要对农村教育加大投入,把更好的教育资源引到农村去,这方面需要国家做很多事情。

第三,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分四类:一是农业收入,也就是种地的收入;二是非农就业收入,包括在附近城镇打工的收入;三是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收入很低,除了一套不值钱的房子,基本没什么财产性收入;四是转移性收入。过去十年,农民收入增加最快的还是转移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

《新财经》:在很多人看来,因农产品价格关乎通胀问题,所以,对提高农产品价格存有分歧。而农产品价格又直接关乎农民的收入状况,对此,您怎么看?

李 实:确实,在CPI的统计项目里,农产品价格是很重要的一块。但实际上,这些年,由于很多工业品,特别是电子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抵消了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如果能够使农产品价格在一定幅度内有所提高,就会适当增加农民的收入。还有粮食补贴,我觉得用粮食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效果应该不错。

另外,国家应不断提高农村低保标准。据统计,农村拿低保的人口只有4700万,低保水平也很低。在有些落后地区,每个人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元钱。越落后的地区,财政越拿不出钱,只好把低保标准定低,把需要救助的人数减少。

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关注,就是对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实行营养补贴,这个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了。孩子以后的发展,一是取决于教育,二是取决于健康。像甘肃等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在学校住宿的孩子中,约1/3都贫血,健康状况很差,很多孩子一天三顿都啃干粮,喝白菜汤,严重缺少营养。

所以,我们应该制定一个计划,有针对性地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营养餐,或提供一些营养补贴。这可以改变一代人的健康状况,让他们脱离贫困。中国最后的贫困还是在农村,我们不希望这种贫困不断地延续下去。从根本上改变贫困,要从孩子抓起。

城市化不能太急

《新财经》:城市化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也确实能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但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工程。对此,您怎么看?

李 实:转移农村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放在中国现在的背景下,就更加复杂。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级阶段,没有流动人口的管制,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对于后来发展的国家来说,工业化实行的是一种超前战略,城市化的过程会来得更快一些,冲击更大。中国在过去一直采取限制的措施,这就像是水闸,一直在蓄水池,导致两边的落差越来越大,现在突然间在堤坝上开了一个口子,冲击肯定会很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距不到2倍,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城市化,到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很多问题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已经解决了,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

过去,我们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认为这些人迟早还要回到农村。现在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想用单纯的百分制来解决,想给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不现实。

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如果我们只考虑现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让他们与城市人享受同等待遇,要考虑到一个后果。农村还有好几亿人等着出来呢,这些人之所以迟迟没有出来,就是看到已经出来的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旦出来的这些人,通过国家政策或其他方式,使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么,留在农村的人就会大批涌入城市。

而按目前的情况,城市还没有能力容纳那么多人,况且农业还需要劳力生产,一旦农村人口像泄洪一样涌入城市,那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的人口转移速度慢,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要大于消极的一面。

因此,城市化不能太急,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要逐步改善转移人口的收入,两方面工作都要做,从而使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到时候,就不会因为政策的改变,带来人口的突发性流动。

政府要改变观念

《新财经》:城乡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政策也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为什么效果不明显?

李 实:关键的问题是,高层领导和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认为这个问题很迫切。虽然观念上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但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上,包括财政经费的使用上,还是没有侧重。我们知道,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元,国家不是没有钱,只是重视程度不够。

按照中国目前的财力,我们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比如,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再分配政策体系,等等。我们的很多政策是零散的,一个部门一个政策,民政部门管低保问题,卫生部门管低保救助问题,政策与政策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都存在一个协调问题。

在财政资源分配方面,还是按照原有的惯例,政府将更多的支出用于各种各样的项目工程。这一方面是观念问题,另一方面是背后的利益问题。财政部门考虑的是,把钱投在哪些方面,更有利于今后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把钱投在教育上,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才会有效果,而且,这个效果还不一定能在当地体现。因为这些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后,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对当地政府官员的业绩考核起不到作用。

在帮助穷人问题上,地方财政部门一直有一种偏见,认为不能直接给穷人发钱,钱到了穷人手里,他们就会拿去喝酒,这个话我已经听了十年。我认为还是观念问题,认为穷人就应该靠自己,政府不应该出面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意识到,很多政策对于低收入人群其实是有效的,一方面可以减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增加收入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分析 篇四

从横向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绝对数来看，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10元扩大到1990年的824元、2000年的4027元、2011年的14832.5元。从增长幅度来看，1991―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1995―199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1999―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而正是1990―1994年，1999―2009年这15年的增幅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大幅度变化。(数据来源参照：《统计年鉴2012》第十章第二节)

城乡收入增长比例对比

此外，从城乡收入差距图(上图)的单条曲线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而且，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同时，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图中两条收入曲线的对比可知，城乡收入曲线呈现剪刀差的趋势;这说明1978―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存在，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的扩大。

2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2.1 城乡产业特性

现今，农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还是起着主导作用，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始终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同时，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的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及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也制约了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业收入又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渠道，因此，农业自身的特性限制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相比之下，城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侧重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第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份额逐年上升，已经打破了传统农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局面。因此，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非均衡性必然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为了维持城市人口的低工资与低消费，国家又陆续出台了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2.3 其他体制、政策因素

城乡之间由于政府体制及政策的差异性，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财税体制、医疗体制、高等教育及户籍、土地等方面，这主要是由政府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市偏向农村的各种经济、分配、财政政策造成的。

3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3.1 推进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劳动力转移，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作用减少务农人数，增加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因此，我们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和转移空间;继续扩大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作用，将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未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适当扩大现有城市的吸收能力;发展劳务输出;发展劳动力市场等。同时也应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推进农村城镇化。此外创新城乡分配体制，重点向农民倾斜;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3.2 发挥政府效应，调整财政、金融体制

政府应发挥其投资导向的作用，调整财政体制和完善农村金融体制。首先，建立健全财政支农体系，压缩“黄箱”政策，增加“绿箱”政策，将对中间环节的.支持转向直接生产者。其次，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财政体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实施“五个统筹”发展，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再次，完善现有的邮政储蓄制度。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激励和引导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及其他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农村，成为资金回流农村的主渠道。最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建立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合作金融体系，同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农业保险机构，成立农业风险基金，由国家、保险公司、农民共同承担农业风险。

3.3 提高农村居民的科技素质

一方面，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办法，如广播、电视、技术手册、科技示范户、农村科技带头人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农村的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科学技术普及教育，这不仅是农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有效保证。另一方面，加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建设加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组织建设，培养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相对稳定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队伍，是普及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保证。

农村社会的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短木效应”的作用，即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农村发展水平。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本途径是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农村及农业相关制度的完善及推进城市化进程等多种渠道来寻求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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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篇五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那么，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中央一直把提高农民收入放在各项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复杂，解决难度较大，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有进一步拉大的现象。论文百事通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会加剧经济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先必须探究当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可以从多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s1，1995年为2.72?s1，2001年为2.92?s1，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为3.23?s1，2005年约达3.22?s1。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性成份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计算在内，剔除农民收入中不可计算的实物部分，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更是十分巨大，约达5?s1或6?s1。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人均收入比一般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大于2，我国就是其中之一。可见，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到了社会承受的极限。

（二）从基尼系数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程度严重失衡。1978年前我国城乡居民收的综合基尼系数约在0.20～0.24之间，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开始拉大。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后达到0.417。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将达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三）从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也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s1。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到5713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3.29?s1。可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四）从恩格尔系数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距很大。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接近。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的速度就比农村居民更快一些,城乡居民人均恩格尔系数差距逐渐拉大,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978年城乡之间恩格尔系数的差值不高于4.5个百分点，2002年扩大到8.5个百分点。2003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已达到了国际通行标准的富裕阶段，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为45.6%，仍处在刚刚摆脱温饱阶段。

二、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分析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长期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所导致。

（一）从农业内部来看，由于各种原因使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明显慢于城镇居民收入。1990～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7.6%，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3%。2002年分别为13.4%和4.8%。2005年分别为9.6%和6.2%。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较大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制约因素很多,从农业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产品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使得主要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下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97年的46.6%下降到2002年的37.7%，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同期由55%下降到

46.2%，恩格尔系数下降意味着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下降。也就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因此，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构成的农民收入出现连年增长缓慢。

2、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农业效益下降。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农业投入成本增加。据国家计委对农产品成本调查的结果显示：1990～1999年物质费用占产值的比重，6种主要粮食合计从30.3%上升为41.7%，亩用工尽管同期由14.7个减少到10.9个，但每个工日的价格则由2.9元上升到9.5元，用工成本相应由42.6元上升为103.6元。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减少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

3、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减少，影响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乡镇企业在经历早期快速发展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逐渐地形成了稳定的发展态势，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减少，也就减少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4、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难以适应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大市场需求，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我国加入WTO，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小农户生产供给对国内乃至国际大市场的需求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不适应性。而且因农业生产规模小，难以应对市场风险，使农业生产在市场占有方面处于劣势。虽然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有些地方成立了各种合作经济组织，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户与市场对接之间的矛盾。

5、农村贫困人口多，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提高缓慢。据我国扶贫基金会统计，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865元）为6000万人，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左右。而城镇居民中的贫困人口的实际数量为2200万人。

（二）从我国的政策、体制因素方面来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1、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投入是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方面，可我国的财政支农资金不但不足，而且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资总量是不断增加的，但财政投资的城市偏向十分突出，财政的农业投资占总支出的比重极低。从1981～2000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总投资不断增加，但财政支农资金所占比重仅仅维持在8%～10%左右，尽管近几年我国减免了农业税，以及对粮食生产进行了直补，但财政投入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投资结构上看，用于农村事业及行政开支部分多，约占60%～70%，而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少。在建设性支出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研与推广应用方面的比重少，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多；用于直接生产的资金少，间接支出多；农民直接得到实惠的资金投入少。2000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中直接补贴农民与农民有关的资金投入仅约占10%左右。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有关的资金投入约占23%左右，属于间接方式支持农业、农民、农村的资金，包括大型水利、生态、气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业部门事业费、农产品流通补贴等约占67%。

2、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基本放开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但仍有一些行业处于垄断经营状态，加上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仍很大。据有关专家估计1990年以来农民每年以“剪刀差”形式向国家贡献1000多亿元。总体上仍然是农村支持城市，其结果必然是工农业发展失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3、土地征用制度偏向城市，对农民土地多征少补。据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6.31公顷，其中70%以上是征地。据测算，每征用1亩耕地造成1.4人失去土地，按此推算，同期至少3400万农民因此失去土地。随着改革的深入，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由行政划拨转向市场化的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飚升，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仍很不合理，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同时也使失地农民因此而失去了生活的保障。

4、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城乡居民、城乡劳动者的享有权利不平等，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随着经济建设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6.5%，其中建筑行业占38%。但进城的农村户口居民和城镇居民由于户籍不同，就业、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权利是不平等的，这使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和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难以增长。如义务教育体制是按户籍关系安排儿童入学的，对于农民工的子女在城里就享受不到义务教育的待遇，至使儿童失学。据第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有流动儿童失学近2000万，而据中国儿童中

心的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再如进城的农民工不但收入低，居住环境恶劣，而且没有享受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据有关专家计算，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价值2.5万元，而所得仅为8000元，每个农民工每年的贡献为1.7万元,2002年9460万农民工的合计贡献为16082亿元.而大量的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虽然有的地方政府要求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但这部分社会保障农民工是拿不走的,这一块农民每年又损失2～3千亿元.5、公共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持有限。一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不合理。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要是由省、县、乡各级政府承担的。据有关调查，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约占78%，县财政负担约占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2002年农村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城市平均水平的38%，农村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城市平均水平的40%。二是农村公共医疗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使广农民缺乏基本保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费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份额从未达到1%。据世界银行调查，中国20%的城镇人口享受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超过2/3，农村人口只享受了不到1/3。城乡之间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差距在3～4倍，甚至6～7倍之间。199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分别为245.59元和70.07元.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严重不足,影响了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报务项目的展开。导致近年来有的地方儿童计划免疫任务不能完成，某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了反弹。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已明显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出现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三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很薄弱。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只有少数用于农村社会救济。1990～1999年的10年中，国家和各级政府社会救济金的总和7.9亿元，定期救助的人数只有52.8万人。农村除社会救济和传统的土地保障外，体现公平原则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在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只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改革试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6172万人，领取养老金人数仅为97.8万人。而且由于农民投保挡次较低和投保时间较短，养老保险金的标准极低，人均只有180元左右。2002年农村仅有404万人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占应保人数的25%，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的人口占6.6%，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没有。城乡居民享…… 受社会保障服务的待遇极不公平。

6.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篇六

舒清清2012012136贸易经济

调查时间：2014年5月9号

调查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调查对象：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对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追根溯源，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还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而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财产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从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平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阻碍了城乡公平劳动收入的实现。除此之外，我国产业偏向政策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为发展重工业，只有依靠农业支持工业的增长。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对农副产品强制实行低价收购，这就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低价的生产资料，又可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价的食品供给，以实行低工资政策。资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失去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工农业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农产品生产的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度因素户籍制和人为因素城市用工壁垒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

量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内部从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动。小规模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设备的运用和传统农业的转变，这就致使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支出很少，农业整体效益持续低下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

二、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取消户籍制限制促进城乡产业融合（1）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时并举。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自主迁徙、自主择业、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以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二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非农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就业，让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用武之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乡产业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城市化的产业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构建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有效机制，实现协调发展。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2.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农民是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其基本权益要靠社会保障来维护，这一点我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版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农村贫困人口得不到解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难题，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要坚持国家出资与多元投入相结合。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时保障项目不可能太多，目前农村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业规模经济，首要前提就是要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是加大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户家庭，这种分散的、小地块经营，是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要求严重背离，应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促进解决。

4.不断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决策城市化倾向”应该终结。“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仅是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遵循原则的转换，即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农业的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通过建立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农”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财政和WTO的要求。对农业主要是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帮助农民减少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通过“以工代赈”直接转化农民收入。对农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镇建设、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卫生和农村生态保护等支出。对农民主要是增加扶贫、技术培训等支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把农业补贴由价格支持转向直接补贴。通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压缩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数额，将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差额直接补贴给农民，使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7.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篇七

一、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1.西部地区的整体收入水平较低

目前, 我国西部十二省区在居民收入上, 表现为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据报告显示, 2005年, 西部所有省、市、区城镇居民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1.4%的只有内蒙古、宁夏两地, 有一半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足10%。从东西部间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来看, 2005年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 城镇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 农村则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1]

2.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其他地区更大

一直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整体上普遍高于农村居民收入, 西部地区也是如此。在计算各地城乡收入差距方面, 采用城乡收入比指标。统计显示, 到2008年底, 全国平均城乡收入比达到3.05倍。部分省市的城乡对比情况见下表。 (表1) [2]

上表所列的是各地收入对比指标的前六位和后六位的省市,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均为西部省市, 较小的均为东部省市, 其中, 云南城乡收入差距达到4.27倍, 位居全国首位, 而北京、天津、上海3直辖市城乡收入差距较其他地区稍低, 排在全国后三位。西部十二个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3.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严重偏低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显示, 2005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最高, 为12884元;其次为西部地区, 为9633元;最低是中部地区, 为8691元。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 东部地区最高, 为5123元;其次为中部地区, 为2815元;西部地区最低, 为2508元。由此可见, 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相比虽然存在差距, 但相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与全国相比的差距而言, 相差并不是很大, 造成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严重偏低。我国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来源单一, 主要来源于日常的农业收入, 其增幅趋缓, 单一的农业收入将继续拉大于其与城市间的收入差距。

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源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和城乡有别的投入机制。这种政策上的差别最终导致了我国目前这样的一种城乡格局:城市经济以现代化大生产为主, 而农村经济则以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 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 农村的人口要远远多于城市。对于落后于其他地方的西部内陆地区, 其二元经济表现得更加突出。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更为独立的社会单元, 农村的经济建设更为落后, 基础设施建设更为不健全, 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更低。这使得我国西部农村很难吸引到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资源, 生产和工作条件落后, 机械化程度低;教育资源匮乏, 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 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转移困难, 劳动者增收的途径有限, 这些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西部农村的贫困, 城乡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

2.我国工农业非均衡发展政策的惯性推动

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实行的是依靠农业支持, 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城市的产业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 而农村则由于投资不足, 没有实现机械化, 主要以发展传统的手工小农经济为主。改革开放以后, 这些制度又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近几年尽管国家不断强调我国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性, 增加了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同时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由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 城市在吸引投资方面已经形成了农村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农村依然吸引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因此, 从客观经济情况来看, 近几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 而是扩大了。另外, 目前在西部,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是党中央在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 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后提出来的, 而我国西部地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与全国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上述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以贵州为例, 200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1.065%, 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5.4%,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的59.67%, 城镇化水平要比全国低16个百分点, 工业化水平比全国滞后10到18年,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十分有限。[3]

3.农民负担较重

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 出台了许多惠农、支农政策, 特别是取消了农业税后, 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负担, 加上粮食、良种直接补贴, 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等的实施, 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显性负担减少了, 但隐性负担仍然较重。 (1) 农民的生产负担进一步加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农药等) 价格上涨;另一方面, 农村生产人力支出费用增加。这些都造成农业种植成本增大, 增加了农民负担, 不利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 (2) 农民生活负担进一步增加, 削减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主要表现在:第一, 义务教育之外的收费仍然较高。高中和高等教育收费过高, 部分农民无力负担高额的学费。第二, 医疗费用高。虽然实施了农村合作医疗政策, 但就医要受指定地点的限制, 药品费用过高, 报销手续繁杂, 报销比例低, 农民负担依然很重。

4.自然条件和农业自身脆弱性的影响

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中国农村居民按收入来源划分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纯农户。即就业和收入主要在农业的农户;第二类是以农为主的兼业户, 第三类是以非农为主的兼业户, 第四类是非农业户。每种类型农户的收入状况都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等条件密切相关。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 在这些农户中, 谁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越大, 谁的收入增长得就越慢。这是因为农业作为一个传统产业先天就存在诸多的不足, 如生产周期长, 储藏成本高, 需求弹性小, 抗风险能力弱等。我国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更大 (全国的五大牧区全部都在西部) , 农业收入是西部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 由于我国西部正好地处内陆, 自然条件严酷, 生态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 加之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 使得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弱, 农村经济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大, 靠天吃饭的现象更为严重, 农民增收困难重重。

5.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匮乏, 人口素质较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 2004 年, 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率达10.3%, 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西部地区高达44%左右。调查采用当前国际上较通行的测量文盲的方法 (即受访者是否能够读懂一封普通书信) 对西部文盲率进行了测定, 按照上述测量方法, 即西部青年中文盲率为10.8%。如果从青壮年中未上过学的比例来看, 西部青年中“从未上过学”的比例仍高达 7.2%, 青壮年 (15-50岁) 中的“从未上过学”比例达到11.0%, 表明西部青年的文盲率至少为7.2%, 青壮年的文盲率至少为11.0%。这与全国 “十五”期间将我国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相比, 两者之间差距还非常大[4]。较低的人口素质, 一方面使西部农民难于掌握现代农业的高科技, 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外出打工, 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些都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从而也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

1.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还农民以真正的“农民待遇”

一是要继续推进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改革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使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 疏通社会流动渠道, 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到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 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二是要加速城镇化进程。要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不仅要鼓励农民到城市务工, 安家落户, 更重要的是主动加速农村城镇化的进程。现在不少地方进入了发展误区, 认为只要进行城镇化就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并没有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 结合本地区的产业格局进行城镇化, 新城镇一定要建立以相应的产业作为依托的基础上。三是各地政府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 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信息引导和技能培训等服务性工作, 简化手续, 减免收费。最后还要创造条件, 为进城打工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

2.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工农业非均衡发展政策使得我国西部农村的工业基础及配套设施十分薄弱, 而且这种政策上的惯性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 我国西部农村在发展工业时应立足西部农村实际, 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乡镇企业上。大力加强农副产品加工业、采掘业等非农产业的开发, 并通过原农产品和其他资源的深加工来提高其技术含量, 促进产品的全方位升值, 辐射并带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启动。当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 要鼓励其利用积累的资金做大做强, 采取“以工促农” 、“以工补农”等形式, 加快建立一批龙头企业, 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另外, 在发展农村第二产业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教、卫生、商贸、餐饮、运输、信息等服务业, 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快西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切实减轻农民支出负担

党和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同时要执行和落实好“四补贴”政策, 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等支农惠农政策,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探索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需要“建立以公共财政供给为主体, 村社集体和农民辅助、私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供给体制。注意加大对农业上游产业的扶持和对农民购买农资产品的补贴, 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 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础框架。在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 与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相结合, 建立起农村“低水平, 广覆盖”的社会保障 体制基础框架,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4.依据特有的自然资源条件, 发展特色农业

由于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市人少地多, 自然条件差异很大, 因而应依据其不同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农业。一是在农牧区加快农村畜牧业的发展。目前, 我国粮食库存较多, 加快发展畜牧业的时机比较成熟,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和疾病防治体系建设, 发展饲料工业和畜产品深加工, 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工业。二是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西部农村应以市场为导向, 立足对现有加工能力的改造, 加快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设备的引进和开发, 使我国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有一个大的发展。三是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在新疆等地以发展商品率较高的农产品为主;在生产条件较恶劣的地方积极发展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在生态脆弱地区, 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 改善生态环境。四是在风景秀丽、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和红色旅游, 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 在发展西部特色农业的同时, 要大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进一步提高西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5.提高西部地区居民的素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整个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 对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已经成为增加农民社会流动和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要改变西部农村的贫困状态, 国家应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对西部农村的教育产业进行扶持。第一, 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财政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 特别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 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希望工程”等社会力量的作用, 改善农村教育设施, 增强师资力量。第二, 切实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必须在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开放中学社会办学教育市场, 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高效的农村教育市场, 降低农民接受教育的成本。第三, 力争尽快普及农村高中教育, 大幅度扩充高等教育的招生数量, 为农民子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奠定人力资源基础。最后、加强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也是目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满足农业产业化需要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韦苇.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IUD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31省市区“十一五”城乡一体化进程比较[J].领导决策信息, 2009, (33) .

[3]石宗源.建设新农村:西部地区如何破题[N].人民日报, 2006-5-12.

8.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篇八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2013年从农业部获悉：2013年我国农民增收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十连快”，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4年下降，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3.03：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8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高出GDP实际增速1.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3个百分点。但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1相比，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并且降幅很小。

据统计，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人为7917元，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3.1倍。如果按照收入五等法来分组，城镇最高收入组年人均为5 1456元，最低收入组年人均为10354元，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此外，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一直位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水平之下，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2年的37.1%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12年的40.8%。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能否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直接關系到城乡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目标能否最终实现的大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相悖，制约社会有效需求，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为当务之急。

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一）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高素质劳动力的回流

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较强，并且受自然条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投资的收益低于其他产业，资金的周转速度也远远不及工业和服务业。因此长期以来各地政府的政策都偏向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投入相对不足，在对工业部门实行各种政策优惠的同时，而忽视农业部门的发展与扶持，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表现的更为明显。首先，各地政府应转变观念，重视农业的长期发展，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和技术支持，引导农业结构转变，特别是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政府还应重视发展那些支农产业，比如化肥、农药、种子、农业机械等产业，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产业化以及规模化。最后，各地政府还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市场引导，积极开发国外市场，打造国际品牌 。利用技术支持，加快农业生产的周转速度，提高农业回报，并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长期以来，农村不够理想的基础设施环境一直是农村人力资本外溢的重要原因。严重失衡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回报，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影响了农村的长远、稳定和快速发展。

近年来，受中央和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农业发展迅速，促进了一部分在城市面临较大竞争、生存、就业压力的高素质人员回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为进一步促进高素质人员的回流，农村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农业生产的技术化，为高素质人员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并建立长效机制，使高素质劳动力的回流机制化，以此促进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增强农村发展潜力。通过以上措施，促进部分农村高素质人员回流。

（二）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提高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在土地流转方面，要适当放宽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土地流转限制，成立统一的机构，堆土流转的相关细则进行管理。要允许留守农村的人口集中承包经营闲置的土地，对分散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使其集中成片，为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在严格土地特别是耕地使用用途的基础上，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在土地流转之后获得适当的收益，并允许他们回来之后，继续使用土地，已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保证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可以创新收益模式，允许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土地转租为代价，获得城市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此外，要对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加以明确，减少因政策变动带来风险而造成的损失，保障留守农村的劳动力承包闲置土地的利益，并给与相应的扶持政策，鼓励其合理利用闲置土地，提高农村闲置土地的利用效率。

对承包土地缴纳的费用，进行统一的管理，一部分用于支付给转租土地的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以作使用土地的租金；一部分用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改良土地，加强现代化水平；一部分用于充实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保障留守农村的幼年与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以此，提高农业现代化与规模化水平，提高留守农村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促进城镇化进程。

（三）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制度障碍

各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扭转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逐步降低城市人口永久迁入的标准。这样就可以逐步发挥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机制在调节城市就业问题上的作用。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应该以消除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分割和不平等为旨，心是要剔除附着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我国应尽快变户口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淡化户籍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实行用工制度与户籍制度弹性挂钩，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速实行证件化管理，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节人口迁移，真正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最终目标是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迁移做到有法可依。农民落户城镇后，按有关文件规定可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包括就业、收入、子女受教育、居住、福利等待遇，避免出现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彻底解除进镇农民的后顾之忧。

（四）加快形成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推动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化与组织化

城乡隔离的就业模式，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不到和城市劳动力一样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分隔，形成了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规范劳动力工资水平，建立统一的劳动力管理机构，保障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权益。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保障临时性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城市享受应有的教育资源，消除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适当放宽相关行业对户籍的要求，允许没有城市户籍的临时务工人员进入该行业。

其次，要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引导，鼓励青壮年劳动力在家乡发展，保证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基本平衡。加强农业规模化经营与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在农村发展的青壮年劳动力随时“有事可做”，削弱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从而吸引青壮年劳动力。（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 白素霞，蒋同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探讨.宏观经济管理，2013年1月

[2] 李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分析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