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印刷术体系的形成

中国的传统印刷术体系的形成（精选4篇）

1.中国的传统印刷术体系的形成 篇一

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

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

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7］陇夫：《“入世”与法律的世界意识》，《法制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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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传统印刷术体系的形成 篇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应用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即正确结合中形成的创新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内容简介 1.毛泽东思想

六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还有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总论——概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党的思想路线。第二部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新版基本不变）

第二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三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三部分（5-12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可以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内容（新版变化较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5-7章）：

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本质与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祖国完全统一和外交政策（9-10）：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参考资料

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共十八大以来重要会议和文件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频道—资料中心《党史资料库》链接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234123/index.html 2．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学习、党史著作在线阅读、党史研究、党史影视资料、党史工作动态等，http://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http:///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零星介绍：1898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柯卡普《社会主义史》）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大同学》，提到马克思及“安民新学” 国内各派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李大钊等人的传播，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一）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和实践基础

（1）时代的要求——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发展新趋势

（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

建国后头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3）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极大弊端

（二）形成和发展过程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1）开始产生、形成主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理论形成的起点

3.中国的传统印刷术体系的形成 篇三

摘要：腐败之风，必须遏制。对于反腐一定要有决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下建立的，本质上是政党主导型的反腐败模式。这就决定了在未来的反腐道路上我们党必须始终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把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才能逐渐形成长久有效的反腐败体系。

关键词：反腐，党的建设，先进性，未来趋势

十八大对党的建设作了新的概括。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提出“反腐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四种监督”：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五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十八大以来反腐有了显著成效。习近平主席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一个总的目标”，解决“两大问题”，加强“三方面建设”，发挥“三大优势”。一个总的目标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两大问题”：

1、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2、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三方面建设”：

1、思想建设；

2、组织建设；

3、作风建设。“三大优势”；

1、思想政治优势；

2、组织优势；

3、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从党的建设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在邓小平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的危害性是全方位的。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不坚决防范和惩治腐败，任凭腐败现象蔓延，最终将导致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文化颓废、社会混乱，导致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本质上是为了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那么就意味着要夺取反腐倡廉的胜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八大关于党的建设要求中都提到了反腐。这证明反腐是一个过程，反腐还需要党和人民不断努力。反腐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腐败之风得到了遏制。反腐首先需要有健全的法治，从人治走向法治；其次，反腐还需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在公开透明的社会环境中，腐败将会无处藏身；要不断完善各项政治制度，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个人素质，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消除腐败产生的基础。

正确认识形势，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我们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一是成效比较明显，必须坚定信心。通过这些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党员违纪案件有所减少，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提高，要继续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形势仍然严峻，必须坚定信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在未来的反腐败斗争中，反腐倡廉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又要坚定信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未来的反腐道路中，我们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做到反贪官的同时，不断的对制度进行改革。才能形成长久有效的反腐败体系。

中国反腐败的未来发展趋势必定是以宪法为基础，在依法治国的方针下进行。由运动式反腐朝着法制化反腐转型。反腐制度逐渐转变，反腐体系逐渐完善，反腐也需要与时俱进。同时，反腐也需要信心和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反腐道路上，一定会形成长久有效的反腐败体系！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一些腐败分子携款外逃受到关注。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黄树贤表示，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我们都要一追到底，将其绳之以法。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执政以来，党的执政地位使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习近平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总的来看，中国反腐败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特点： 目标上重视效果；略上止血优先；对象上虎蝇齐打；力度上持续高压；领域上军地同步；环境上开放透明；能力上硬其筋骨；主题上猛抓作风；手段上借力网络；决策上咨询专家。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一些腐败分子携款外逃受到关注。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黄树贤表示，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我们都要一追到底，将其绳之以法。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执政以来，党的执政地位使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习近平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总的来看，中国反腐败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特点：目标上重视效果；略上止血优先；对象上虎蝇齐打；力度上持续高压；领域上军地同步；环境上开放透明；能力上硬其筋骨；主题上猛抓作风；手段上借力网络；决策上咨询专家。

中国经济的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

4.中国的传统印刷术体系的形成 篇四

1、1982年十二大，邓小平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战略转移的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3、邓小平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一国两制”的理论。

4、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形成。5、1992年，邓小平先后到深圳、珠海等地进行考察研究，并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阐述社会主义本质，再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深化了改革开放。

6、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全面成熟。

7、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重大意义：邓小平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必须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这一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取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

三个有利于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 指“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一条，是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重大贡献；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二条，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应该得到不断增强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高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

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三条，是从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综合高度，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是生产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