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官员

教育部官员（共14篇）

1.教育部官员 篇一

教育部官员谈wto与教育改革

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第一个新年即将来临，入世会给中国教育带来哪些影响，教育界应该怎样积极应对，成为教育界内外许多人士关心的话题。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研究员认为，时至今日，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经无可置辩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外国可以根据国际规则参与中国教育，我们也可以走出去融入国际教育市场。目前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研究、熟悉和把握wto规则，认真履行我们的承诺，积极主动地制定应对措施。

周满生认为，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它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加入wto全面地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服务贸易把教育视为一种服务贸易产品，同其他类服务贸易一样，在进行服务贸易磋商谈判时，各国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要按照不同的服务行业(教育类别)分门别类地作出具体承诺，并列入各国的减让表;同时允许各国依据国内立法对有关服务的开放作出限制和保留。虽然wto主要是一个侧重于经济贸易方面的协议，但从根本上来说，对我们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全方位的。

――加入wto有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快教育改革开放进程，缩小我国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竞争，在世界教育的环境中，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找准差距，促使我们与时俱进，努力奋斗，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合理地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如品牌、课程体系、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管理模式、评估体系等和借助国外的教育经验，都是提高我国教育水准的有效途径。

――加入wto有利于促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入世后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要加以调整。入世后，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要更多地体现服务功能，要调整和完善拨款机制、质量认证机制、评估机制。要积极发展和培育中介机构，在评估与拨款、质量认证等方面，让中介机构多发挥作用。加入wto后，我国的办学体制也将进一步面向市场，办学主体更加多元化，通过有序竞争，不断提高教育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有利于新型人才的培养。入世后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而绝非仅局限于少量熟悉、掌握wto谈判规则人才的培养，高素质人才资源的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对教育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更有效地开发和培养人的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信息的能力，扩大知识资本。未来人才需具备多种能力，劳动力资源也需在国内外市场上重新配置。国内外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是有国际交往能力和懂国际准则的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靠我们关起门来培养是难以做到的。

――有利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加入wto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的约束力越来越明显。我国企业家、技术人员亟须更新知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新体系势在必行。外国教育资源的进入，客观上可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特别是国外大企业参与培训市场，将会促进中国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发展与成熟，有利于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

当前，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加入wto后面临的风险有所担忧，周满生分析说，无论在我国或他国，教育从主体上看都应是公益事业，教育的性质应该是非营利的，其基本职能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职业技能。从国际角度看，由于教育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道德、民族文化传统继承等一系列问题，各国政府在开放本国的教育市场时，态度较为慎重。往往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教育市场，而发达国家在设定很高门槛的情况下，使发展中国家难于进入发达国家的教育市场。开放教育市场的前提是不对等的。教育市场如果不能有节、有序地开放，这就可能冲击原来已有的教育秩序，产生教育商业化的某些不良结果。

潜在的另一个风险是我们对wto的规则不熟悉，准备不足。要修改完善教育法律法规，认真研究我国加入wto后，教育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政策界限，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教育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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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官员 篇二

针对关于经费问题的提问, 孙霄兵回答说, 下一步教育部将在稳定增长和用好管好上下功夫, 以公平和质量为重点, 合理安排经费, 坚持勤俭办学。同时, 教育部会公开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 让人民监督。

针对网友提出近期校园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 孙霄兵表示, 学生安全问题是全社会都关心的大问题, 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作出了很多努力, 深化平安校园建设、落实学校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集中整治校园周边治安问题, 排查安全隐患, 今后教育部仍会加强学校安全立法和师生安全教育。

针对网友提出公办幼儿园入园难、私立幼儿园收费过高、农民工子女幼儿园无安全保障等问题该如何解决时, 孙霄兵说, 近年来国家发布文件, 教育部门采取积极措施, 大力推动学前教育发展, “十二五”学前教育目标已经提前完成。今后还会提高普及水平, 进一步实施三到六岁学前教育指南, 支持中西部扩建和增设幼儿园, 同时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

针对网友提出的农村义务教育合理布局如何进一步推进的问题, 孙霄兵告诉网友, 教育部要求各地必须严格落实布局调整的有关事项, 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专项规划备案之前, 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撤并。

此外, 孙霄兵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义务教育、民办教育、异地高考、教育资源分配、教师待遇等诸多问题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3.教育部官员 篇三

“剃刀蒙面色魔”频现，真面目震惊所有人

2010年5月1日凌晨3时许，边远地区某县一栋家属楼的一间卧室里，熟睡中的少妇吉丽迷迷糊糊感觉到有人在摸自己的下身，忽然惊醒的她立刻坐起。黑暗中，一个蒙面男子一把将她按住，低声说道：“不要叫，不要喊，我不会伤害你的。”说完就开始动手动脚。吉丽一把推开他，惊恐地大叫，呼救声还没落音，男子对着她的脸就是一巴掌，随即一只手把她按在身下，另一只手拿出一把剃须刀抵着她的脸，恶狠狠地说：“我已经整过很多女人了，不许叫，再叫我杀了你。”

男子的话让吉丽浑身颤栗，她终于明白，眼前的男子就是让人言之惊恐的 “剃刀蒙面色魔”。此时，家中只有她一个人。“你放过我吧。”吉丽哆嗦着哀求。男子冷笑一声，朝着吉丽的脸又是一巴掌，然后撕开她的内衣……

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吉丽被这个男子强奸三次。事后，男子从吉丽放在床头的包里拿走100多元钱，丢下一张碟片扬长而去。

吉丽犹如掉入了冰窟，浑身冰冷。她摸着自己胀痛的脸，颤抖着起身打开卧室灯，联想到近年来人们说的色魔，她擦去眼泪，下了决心：不能让这个千刀万剐的恶魔逍遥法外，无论如何也要报警。于是她抓起手机，拨打了110。

又是一起入室强奸抢劫案，而且依旧是这个带着剃刀、蒙着面罩的恶棍，从2003年起，这个恶魔就出现了。由于此人反侦察能力极强，总是在午夜之后选择那些较为偏僻的出租屋作案，警方每次出击，都难有作为。并且，他作案后总是丢下一张黄色光碟，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各种信息汇总后，警方依照受害人的描述，绘制了犯罪嫌疑人画像。

就在警方布控的时候，案情再次传来。

6月1日凌晨4时许，一名杨姓女子报案：案犯翻窗进入她租住的房内，趁她熟睡用剃刀划开了她的内裤，对她实施奸淫后，劫取现金300元，逃离现场前，丢下了一张黄色碟片。

连续发案，人心惶惶。公安干警的专项抓捕悄悄展开，在案犯经常出没的地区以及人烟稀少的城乡结合部，进行布控。

6月29日午夜之后，民警在小巷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的身影与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相似，立刻将其拦住。几句简单的盘问刚开始，该男子抬腿就跑，迅速钻进黑暗的巷子深处。民警当即向县公安局和各值班点通报，抓捕行动即刻展开。

凌晨1时左右，一队民警在进行地毯式搜捕时，见一处巷道的拐角处有异动，当即用强光手电照射过去，只见一名男子先是蒙面趴在地上，然后哆嗦着身体举起了手。该男子主动将口袋里的剃刀、迷你小手电和一张光盘扔在了地上，然后声音发颤地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当民警将他拷上手铐，揭开他的黑色面罩时，所有人都惊讶不已：这个让人们担惊受怕了7年的“剃刀蒙面色魔”，竟然是县教育局行政办公室主任李强。

这名领导眼里的“将帅之才”、同事眼里的“未来之星”、妻子眼里的“精明老公”、邻居眼里的“模范丈夫”，怎么成了“剃刀蒙面色魔”？

随着案情的审理，真相逐渐展开……

自视甚高仕途失意，教育局官员心理失衡

出生于边远地区的李强，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1988年9月，他顺利考入兰州大学。大学四年，他不仅入了党，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毕业后，李强分配到县教育局工作，他的妻子谭玉靓为了爱情毅然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随他来到边远的小县城，进入县民政局工作。他们的爱情故事在机关里传为美谈，婚后的生活也甜如蜜。

李强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大四时，他就曾在心里描绘过自己的未来。进入教育局后，一心想有所作为的他积极向上，热情待人。他写作的关于教育系统先进人物和工作报道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这让局领导很是喜欢，他成了局系统的笔杆子，小到工作总结大到领导讲话，无一不出自他之手。

1995年，25岁的他被提拔为局团委书记。这一次的提拔宣告了他作为年轻干部培养对象的大好仕途。果不其然，两年后，他就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对于这个前程似锦的年轻主任，局里上上下下都很重视，但李强的心思压根不在这个副主任上，他给自己制定的仕途升迁目标很清晰，主任、副局长、局长。

2001年春节后，李强顺利被任命为教育局行政办主任。尽管跨入了中层正职的行列，但李强心里的焦虑多于欢喜，在他看来，自己工作能力如此之强，应该升到副局长的位置了。面对丈夫的抱怨，谭玉靓满足地说：“老公，你已经很优秀了，不要急，欲速则不达。”李强嘴角一撇，说：“你懂什么，局里那些人，要文凭没文凭，要能力没能力，他们哪能和我比啊！”

在这样的心态驱动下，李强的表现欲望越来越强烈，对每一项工作都喜欢营造出一定的轰动效应，他曾在局长面前说：“以后有什么难题，就交给我吧，我来为你分忧。”

面对李强的热情，局领导很是赏识，但同时也觉得他太过于表现了。2001年年底，在一次办公会上，大家商议局里门面房的事情。多年来，教育局建在街道上的8间门面房因为兴建时没有得到上级土地部门的批准，一直办理不了产权证，导致购买这些门面房的人不交购房款，却占用着门面房。后来变成租房，也没有交房租，每次催要款项，他们都说，办了产权证就一次性交清购房款。为这事，分管副局长也无计可施。李强当即自告奋勇地说：“这事交给我来办吧。”

三个月之后，李强真的让那8户购房者在没有办理房产证的情况下缴纳了80%的购房款，局领导心花怒放，多次在会议上夸赞李强办事能力强，有魄力。

妻子谭玉靓好奇地问：“老公，分管领导今年都没有解决的事情，你三个月就解决了，有什么妙招啊？”李强哈哈一笑说：“他们都是死脑筋，不知道变通。”谭玉靓听了他说的方法，担心地说：“这样不好吧，后遗症很多啊。”李强瞥了她一眼说：“我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过问，你就等着当官太太吧。”

谭玉靓的担心还是出现了，半年之后，也就是2001年7月，8户购房居民找到教育局索要房产证。分管领导得知后一询问，气得把茶杯都砸了。原来，为了让这些购房户尽快交出购房款，以体现自己的工作能力，李强未经局领导同意，擅自以行政办的名义和8户购房者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中清楚地写着：先缴纳80%购房款，6个月内提供房产证。白纸黑字加鲜红的行政办公章。

局领导花费了很多气力才安抚好购房户。李强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太冒进，肠子都悔青了，他多次走进局长的办公室自我检讨，以求得局长的谅解。

念及他的年轻和工作热情，局领导最终没有对他做出处理，这让他安心了许多。在家里，他依旧是春风得意的样子，给妻子一个成功男人的形象；在单位，他干练依旧，笑脸迎人。但李强发现，这件事让他渐渐边缘化了，尤其是局领导重新安排了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之后，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开始弥漫在他心里。他常常在深夜徘徊街头，苦苦思索着自己的未来仕途如何去走。

就在李强渐渐被边缘化的时候，他身边的同事却一个个有了升迁的机会，连自己的下属摇身一变，也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心理失衡的李强在妻子面前抱怨，妻子安慰他说：“老公，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喜欢抱怨了，你也很不错，你应该恭喜人家啊。”李强对妻子的话不屑一顾。

连续一年多的时间里，局里要么是有干部到基层当了一把手，要么就是处室负责人重新任命，惟独没有李强的事。尤其是一名副局长退休后，李强以为可以抵上这个空缺，但却外调来一个副局长，这让李强难以接受。得不到升迁的痛苦天天挤压着他的心，有时坐在办公室里，升迁的心思和现实让他感受到一种窒息的压力。

而此时，李强的妻子却在单位被提拔为局长助理，这让李强的心态更加失衡。再加上妻子因此应酬陡增，常常是深夜才回家。有时，他想和妻子亲热亲热，可妻子总说太疲倦而拒绝。渐渐地，李强沉默了，他的心变成了死海，渴望着一场风暴能让他疯狂地叫喊。

走上歧途疯狂宣泄，不能正视失败的人生越滑越远

2003年7月21日，一名朋友即将到基层任一把手，请李强吃饭。席间，李强失态了，他拍桌子跺脚，抱怨仕途不公，说某某凭什么当局长，又说某某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最后他指着朋友，一仰脖子喝光了杯中酒，不平地说：“你也一样，论文凭，论能力，论外表，你有我强吗？你凭什么就能去当一把手啊，还配专车。”朋友尴尬地笑笑，小聚不欢而散。

夜色迷茫，李强经过一条巷子时，无意中朝一扇开着的窗户里瞟了一眼，发现一名女子穿着内衣内裤正在熟睡，不禁心头一动，望望四周无人，李强壮大胆子，翻窗而入，将灯熄灭后，他将手伸入女子的内衣刚想抚摸，女子忽然大喊起来，吓得他夺门而逃。一路狂奔之后，他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此时的他酒也醒了，捶着自己的脑袋说：“天啊，我真是疯了！”

回到家里已快午夜，见妻子还没有到家，李强抓起电话就拨打她的电话，口气冰冷地问：“你怎么还没有到家？”谭玉靓答道：“老公，上级来了检查团，我今晚得住宾馆里了，就不回家了。”见妻子不回家，李强嘲讽地说：“忙吧忙吧，你是人才！”谭玉靓有点不高兴：“你怎么越来越酸了啊？夜深了，你赶紧睡吧。”

听着妻子冰冷的言语，李强心生悲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爬上心头。独自躺在床上，他忽然想到了刚才闯入民居的一幕，侥幸之余，李强不免又冲动起来，那种从未有过的快感让他浑身燥热。他一翻身，拿起一个迷你手电筒再次走出家门。

夜色里，他开始寻找目标。走到一个巷口，透过窗户看到房间的床上睡着一个人，打开手电筒一照，见是个20多岁的女子，李强即刻激动起来，轻轻捅开窗户，弯曲着身子，慢慢地爬了进去。就在他抚摸女孩胸部的时候，女孩惊醒了，李强立刻扑上去，一手捂住女孩的嘴，一手撕扯着她的内裤。发泄完之后，他提起裤子逃之夭夭。

跑出很远，大汗淋漓的他回头确定安全后，急忙打车赶回家中。躺在床上，想着刚才的一幕，久违的刺激让他浑身轻松，久抑在心里的苦闷如同浮云散去，快感在身上慢慢升腾。

此后，心里还是有点恐惧的李强，一连三天都会在第一时间翻看报纸，看看是否有女孩报案的报道。半个多月之后，见没有丝毫动静，李强的心放了下来，开始想着发泄时的美妙，越想越激动的他萌发了再次行动的冲动。为了行动方便和安全，他购买了头套面罩，想到撕扯衣服麻烦，他灵光乍现地想到了锋利的剃须刀。

9月5日凌晨3时许，李强按照事先踩好的点，来到老城东南巷，翻窗进入被害人骆红的租住房内，用剃刀划开骆红的内裤和胸罩，骆红惊醒了，李强威胁道：“不要吭声，你要吭声我把你做残废！” 随后强行奸污了她。完事以后，李强翻身下床，将骆红包内的1500元钱和一个存折拿走。过了几个月，李强再次作案，他翻墙进入女孩袁菲菲的卧室，悄悄地划开她的胸罩和内裤……此后数年，李强奸污了十多名女性，听到同事朋友谈论这几起案件，李强竟然暗自得意，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越堕落越快乐的失衡心理让他如着了魔般深陷其中。

李强的心态在不断作案的过程中越来越畸形，到了2009年，李强决定扩大作案范围。他窜至临县，接连攀爬入室、用剃刀划开女性内衣，再威胁强奸抢劫。精明的李强每次作案都用方言，从不使用普通话，其目的就是扰乱警方视线。

自2003年至被抓落网，李强用同样的手法先后犯案35起。在抓捕现场，一名警察认出李强后，吃惊地说道：“怎么会是他？我孩子转学还是他帮忙的呢！”

消息传出，与李强相熟的人无不瞪大了眼睛，纷纷摇头不敢相信。李强的邻居们更是惊讶地说：“都相邻十多年了，他怎么会是‘剃刀蒙面色魔’呢？太可怕了。”

最伤心欲绝的莫过于李强的妻子谭玉靓，她懊悔地哭诉着：“都怪我啊，他春风得意时我没能提醒他要脚踏实地，失意时没能从情感上慰藉他，我太粗心了，竟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2011年11月2日，当地法院以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等6项罪名，一审判处李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在入狱期间，对其限制减刑。李强身败名裂，他的罪恶行为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巨大的伤害。能够正视自己，用稳定的情绪和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失意，是一种智慧。只有学会适时地修正自己的生活目标，才能在生活中时时与快乐邂逅。

（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

（责编/方堃）

4.如何防止官员腐败 篇四

在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诸多因素中，对权力监督的弱化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察和督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的约束力，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

有效监督的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构建政府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和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在政府体制内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方位监督。当前监督体系建设的重点所在是要健全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现在的监督体系总是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应该建立各种联系和沟通的渠道，积极发展和完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参与度，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便捷地实现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在制度反腐实践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5.官员级别解释 篇五

中国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

中国学者聂辉华、顾严：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但中国官场行政级别非常复杂，有时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定。

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首先要理解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为什么？第一，在官场，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和权力的配置方式。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说明级别是官场的明规则。第二，几乎所有官员都将级别的提拔和职位的重用当做职业奋斗目标。这对应于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理解官员级别才能理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模式。

然而，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非常复杂，有时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定。不仅普通人难以明白，即便像我们这样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学者，也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搞明白。尽管网上有不少资料，但是要么不够全面，要么不够准确。在我们正式解析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之前，读者不妨回答以下几个关于级别的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司长是什么级别？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是什么级别？白云区教育局局长是什么级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是什么级别？如果你认为他们属于不同级别的话，那么你错了。正确答案是：他们都是正处级。正因为官场级别问题如此重要，又如此复杂，我们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来介绍中国官场级别的规则。中国的五级行政级别决定了官员级别的基准体系

通常情况下，中国官员的行政级别是由所在机构的行政级别决定的，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一法则。与大多数国家的组织结构不同，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五个行政层级中央（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区、旗、县级市）、乡（镇、街道）。因此，按照上面五个行政层级政府官员分为五种主要层级，每个主要层级又可以分出正副两个级别，这十个级别就构成了我们识别官员身份的基准体系。具体如下。

1、国家级正职，简称“正国级”，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正国级职位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2、国家级副职，简称“副国级”，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正国级除外），正国级职务的副职等。它们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的书记则因情况而定。按照职位“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二法则，如果这两个书记是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们就是正国级；如果是政治局委员，就是副国级。

3、省部级正职，也称“正部长级”，包括中央部委、省级党委和政府的正职领导（“一把手”）。它们包括：中共中央下属机构（如政研室、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正职领导，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办、总局、审计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的正职领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办事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的正职领导，各省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仍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王沪宁2002-2007年担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时，是正部级；2007年之后，他先后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但仍兼任政研室主任，此时变成副国级。

4、省部级副职，包括省部级正职的副职，还有各省的党委常委，不再列举。

5、厅局级（或地厅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下属司局和省直机关（厅、局、部）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地区、直辖市所属区）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6、厅局级副职，包括厅局级正职的副职和市委常委。

7、县处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司局和省直机关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直辖市的街道（或乡镇）党政领导正职，以及各县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8、县处级副职，包括县处级正职的副职和县委常委。

9、乡科级正职，包括各地级市下属机构的科室正职领导，各县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人大主席，街道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

10、乡科级副职：包括乡镇级正职的副职，乡镇党委委员和街道工委委员。

凭借这个基准体系，我们可以识别大部分官员的级别。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浙江省委书记以及北京市长都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和江西省抚州市政协主席是正厅级，北京市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主任（或乡镇长）、浙江省发改委综合处长和抚州市临川区区长为县处级。按照机构级别决定职务级别的第一法则，江西省南昌市是地级市，因此南昌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是正厅级。但因为现任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是江西省委常委，所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第二法则，他是副省级。类似地，现任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李智富是抚州市委常委，因此不是正处级，而是副厅级。五级行政体系外还有特别体系

虽然大部分官员的行政级别可以通过基准体系来识别，但是还有很多官员的身份不能套用上面的级别，因为他们所属单位不是五级行政体

系中的任何一级，而是介于两级之间，即所属单位是副部（省）级、副厅级、副县级，因此这些单位的正职领导比所在行政区划的级别高半级。

第一种特别情况是，一些由国务院或部委代管的“国家局”属于副部级单位，而不是普通的正部级单位。例如，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由国务院部委代管的国家能源局、国家粮食局（均由国家发改委代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信部代管）等。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是，机构名字中有“总局”字样的是正部级单位，有“国家xx局”的是副部级单位，而没有“国家”字样的局为部委内设的正厅级单位。例如，2001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时隶属国家经贸委，属于部委代管的副部级国家局，2003年成为国务院直属单位（仍属副部级），2005年升级为国家安监总局（正部级），而安监总局下属的离退休干部局就属于正厅级单位。这一机构变迁过程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安全生产的不断重视。

既然国家局是副部级，那么它的中高层干部级别都比部级单位相应低半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85号)，国家局的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分别对应于部委的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和处长，但处长以下职务级别一样。所以说，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副司长其实是正处级，而司下设的处长也是正处级。虽然国家局的副司长和处长行政级别一样，但是在业务上前者领导后者，在提升时前者优先于后者。例如，因腐败落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正处级。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虽然在中央层面存在“国家局”，地方却无法设立国家级的局。因此，国家局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一般和地方的厅局一样，都是正厅级单位。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副部级，但省烟草局局长和省财政局局长都是正厅级。类似的还有省统计局、省粮食局、省林业局、省旅游局等。

第二种特别情况是，中国目前有15个副省级市，包括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青岛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等13个计划单列市和济南市、杭州市2个市（中编发[1995]5号文），原来名单中的重庆市已升格为直辖市。根据中央编办的中编发[1995]5号文，副省级市直属机关的级别，可比照国家局确定，即市直工作部门为副厅级，内设机构为处级。市辖区及其工作部门的级别，可比照市直机关相对应的关系确定；市辖县和代管的县级市的级别仍为处级，其工作部门为科级。这就是说，广州市市长是副部级

，副市长是正厅级，市教育局局长和白云区区长都是副厅级，而白云区副区长和白云区教育局局长都是正处级。与国家局的情形类似，白云区副区长和下属教育局长虽然行政级别一样，但前者领导后者，而且在广州市内前者的级别（本地称“副局级”）略高于后者。

第三种特别情况是，检察院和法院的行政级别比当地政府下属部门要高半级。因为地方政府、检察院、法院都属于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即所谓“一府两院”。举例来说，北京市市长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是正厅级，朝阳区财政局局长是正处级，那么朝阳区检察院检察长比区财政局长高半级，就是副厅级。以此类推，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就是正处级，而朝阳区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其实是副处级。可见，叫司长的未必都是司局级，叫处长的也未必是正处级。

党群机构：官员级别与机构行政级别相互影响

在中国，执政党领导国家，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委机构负责人的级别一般要高于同层次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的级别。这主要通过各级党委常委会来实现。正如基准体系所描述的，各级党委的常委，除了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其级别均比所属行政区域低半级，比所属部门高半级。例如，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是副厅级，比市文化局局长（正处级）高半级。

关键问题是，哪些人可以进入党委常委会？除了党委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政府正职（省长、市长或县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府常务副职（常务副省长、副市长或副县长）、党委秘书长、当地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是常委，统战部长、首府城市的党委书记一般也是常委，有一段时间省政协主席也进入省委常委（目前已退出）。常委会的组成表明，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党的下属机构负责人。

由于“一把手”的级别反过来会影响所在单位的级别，因此实际上党委机构比对应的政府机构高半级，这导致党委下属机构的副职领导也可能高半级。例如，省委组织部部长肯定是省委常委，属于副部级干部，那么主持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就是正厅级干部，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同级别。事实上，几乎所有省人社厅厅长都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但省委组织部的普通副部长则与人社厅副厅长行政级别一样。

党委机构高半级的另一个原因是机构性质。根据党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全委会一样，都是当地党代会选举产生。因此，纪委又比党委的其它下属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府的下属

部门要高半级。例如，中纪委书记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或正国级（政治局常委），中纪委副书记是正部级，中纪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副部级。继续推理，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是副厅级，而一般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或省人社厅办公室主任是正处级。

除了党的机构，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群团组织，它们都属于党领导的机构，因此统称党群机关。各级党群机关和对应的政府下属部门级别一样。特殊职位、干部高配和其它单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省长、局长、处长等带“长”的领导职务序列，中国还有一个非领导职务序列，主要包括三个层级：巡视员（对应于厅级）、调研员（对应于处级）、主任科员（对应于科级），这三个层级可以分为正职和副职。非领导职务一般没有决策权和签字权，除非一把手授权。此外，还有一些中央部委的督察专员，例如国家总督学、土地督察等，他们一般是副部级

第二类特殊职位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助理，例如公安部和商务部都设立了若干部长助理，这些部长助理同时兼任党组成员。“助理”不是基准职务，其级别介于副部长和厅局长之间，在行政上一般是正厅级，但是享受副部级待遇，包括政治、医疗、住房待遇。各省、市、县的政府首长助理以此类推。

除了按部就班的等级体系，还有一些官员的级别高于所在单位的级别，这种情况称为“高配”。这包括三种类型。第一，重要部委的领导。例如国家发改委有六个正部长级的副主任，公安部有两个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可见其强势。在地方，一般公安局长都是党委常委和/或政府副职，比政府下属部门正职领导高半级。第二，一些部门内设的重要机构。例如，法院的执行局、检察院的反贪局，以及一些准军事机构（公检法、司法）的政治部，这些机构的正职领导属于所在单位领导副职序列，比其它内设机构领导高半级。第三，经济开发区、一些省直管县以及县级市的领导，一般比基准情形下的级别高半级。例如，省直管的经济开发区或高新区的管委会主任一般是副省级，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义乌市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副厅级。

除了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国还有庞大的事业单位，例如大学、医院、报社、图书馆等，它们在管理上有些沿用了党政机关体系，这类机构的行政级别由其隶属关系决定。例如，大部分985大学（30多所）属于中央直管的大学，为副部级大学，其校长和书记为副部级，常务副校长和常务副书记为正厅级，其余副校级领导为副厅级，学校的部长、处长、学院院长均为正处级。而正规本科大学一般是省教育厅管理

，为正厅级，副校级领导和部处、学院领导的级别与中管大学相应职位一样。报社的行政级别与政府下属部门类似。比如，中央直管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正部级，那么这两个机构的正职领导就是正部级。

6.透视官员“个人魅力” 篇六

官员的“个人魅力”来自官员的自身修养。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官员有好有坏，有廉洁有贪婪，他们的“个人魅力”也就大相径庭。看一个官员是否德才兼备，有时候透过“个人魅力”加以观察，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加接近实际。官员的“个人魅力”，不是偶然表露出来的，而是官员人格、品德等综合素质的本质表现。官员的“个人魅力”也不是刻意伪装出来的，而是官员“习惯成自然”式的真实流露。事实上，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和品质，他就必然会具有什么样的“个人魅力”。伪装可以骗人于一时，却无法长久掩盖其真实面目。偶然的、个别的情况下，即兴表演出来的“个人魅力”，不过如同模特儿的“作秀”而已，无法在别人心目中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个人魅力”。比如，下乡去种几棵树，慰问几户贫困农民，或者如何刻苦学习上级文件，如何虚心求教于专家学者，诸如此类，或者是按照布置等因奉此，或者是年年如此例行公事，即使有自己心血来潮式的一点“创意”，给人的印象或者是不伦不类，或者不过是近乎无聊，根本谈不上什么“个人魅力”。但是，一个官员如果事实上确实不喜欢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批评自己，容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或者在处理问题时确实不是出于公心，喜欢别人请客送礼甚至贿赂，喜欢别人逢年过节上门拜访；或者干脆喜欢吃喝嫖赌，包二奶泡小蜜，根本就不像人民公仆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个人魅力”，却很容易“一鸣惊人”，在群众心目中印象突出，乃至于在一个地区形成“口碑”。官员的“个人魅力”，似乎不是官员的公开形象，而是官员的私下形象；似乎不是官员的“标准像”，而是官员的“私人照”。一个官员的私下形象如何，看起来似乎是个人问题，却比在公开场合夸夸其谈更能见其心迹，也比他的“政绩”更能表现出他的真正素质。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把“活得潇洒点，玩得刺激点”视为时髦，成为工作时间以内与工作时间以外完全不同的“两面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个人魅力”更值得引起人们认真关注。比如，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是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经常在澳门等地赌场内豪赌，他曾经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赌风，说：“一到赌场，就控制不住自己。输就输它个精光，赢就赢它个痛快。”如此炫耀，确实显示出马向东颇具个人特色的“个人魅力”，并且在不短时间内迷惑了相当一批人。这种“个人魅力”，固然来自一个赌徒在赌场上出手阔绰挥金如土、不计得失毫不退缩之类的“豪爽”作派，但是换个角度看，它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凸现出一个人平时独断专行说一不

二、沉湎享受挥霍成性的个人品质。这种独断专行说一不二，一些人却看成是敢作敢为勇于负责；这种沉湎享受挥霍成性，一些人却看成是开明解放能挣会花。如果这种人仅仅是个有钱的人，他的身后就会有一批人如蚁附膻来帮他花钱；如果这个人不仅有钱而且有权，那么，他的追随者就会更多，他的这种“个人魅力”也就更加会为分肥者所充分利用。官员的“个人魅力”虽然不在官员晋升考核的范畴之内，却在更大范围内接受着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历史的品评。从这个角度看，“个人魅力”确实是各级官员的一面自律自警三省其身的明镜。

7.国外如何考核官员 篇七

在日本, “论资排辈”是选拔官员最看重的指标之一。一位谙熟日本政坛规则的人士直言:“自己多年来从未听说过‘官员政绩考核’一词。”他告诉记者, “高官”多由选民的选票说话, 对他们而言, 选票多少即是政绩考核的最佳证据。而当上级选拔下属时, 除资历外, 家庭出身、人际关系也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这一点在西方官员任用中颇为普遍。不过, 具体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则严肃得多。

以美国为例, 考核指标体系往往强调客观公正, 非以评估者主观意愿随意确定。在评估个人绩效时, 更注重部门的整体任务完成情况。美国各部门在做出培训、奖励、提升、留用、重新委派工作、开除等人事决定时, 必须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只有在给予公务员以合理的时间和机会改进工作表现以后, 方可免职或降职。其中的评价体系还包括一些具有创新和实际衡量意义的指标, 如判断力、首创精神、放权、人员配置等, 这也是美国官员政绩考核的特色。

“住房难”令部长下马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新加坡曾一度出现大量组屋空置多年卖不出去的情况, 令建屋局蒙受不少损失。因此政府推出“预购组屋”政策, 基本杜绝了政府组屋出现“供大于求”的可能。

然而这几年, 随着新加坡房地产价格大涨, 政府组屋也受到波及。很多第一次申购政府组屋者, 尤其是等房结婚的年轻夫妇们, 总是迟迟无法申请到心仪的组屋;即便好不容易申请到, 也还需要等上几年才能拿到房子。这是由于政府目前采用的是一套“预购组屋”的政策。

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预购组屋”政策惹来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令负责建屋局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民望大跌, 以至于大选后未获入阁, 丢掉了他担任多年的部长职务。

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坦承组屋价格上涨过快令他付出“政治代价”。显而易见, 这里的“政治”核心是以民意为归依, 为大多数新加坡人谋福利, 而不是单纯追求部门绩效或某些经济指标上的进步。

招商引资比不上环境保护

德国某一小城市市长一心想为城市招商引资, 扩大就业率, 提高自己的政绩。他大肆招投标, 开发房地产和酒店业, 侵占了原来位于城市中心的一片森林, 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但该市长一意孤行, 将自己的执政思路执行到底。虽然该城市的经济状况好转, 就业率稳步提高, 但市民还是不认可该市长及其班子的执政思路, 在下一次的选举中直接用选票让其“下课”。

软硬兼施破除“铁饭碗”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并确立, 包括政府业务评价制度、政府职务成果契约制度、政府责任运营机关制度和政府成果管理制度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业务评价制度。

早在1962年, 韩国就引入陆军基本运营计划制度, 政府设下各个部门建立以预算为前提的基本运营计划, 并由国务总理室负责最终的审查和分析。在“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双重作用下, 对得分低的公务员, 韩国政府会对他们集中教育和培训, 如果业绩评价得分在返回岗位后仍然得不到改善, 政府就将毫不留情地辞退他们。京畿道人事部负责人表示, 虽然这种针对无能公务员的退出制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是政府会以“没有铁饭碗”为宗旨, 在今后持续地加强和改善这一制度。最近, 韩国国家情报院也积极加强对政府职员进行办公评价, 时间由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在2011年5月份进行的五级公务员评价中, 为了能够确保公正性和客观性, 韩国西归浦市决定将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结合起来, 由市民和相关专家组成八人业绩管理所委员会, 分别从代表性、具体性、测定可能性、合理性等四个方面对公务员进行评价。

8.“政务官员”与“事务官员” 篇八

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国家干部”，其职业就是“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是没有更精细的职业分工和专业取向的。计划时代政府机关中的干部常常自嘲为“万金油”，意即抹到哪里都管用。若从正面阐述，即是著名的“螺丝钉论”。

如果我们拿当年“国家干部”所履行的职责和国际通行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相比较，可以发现，许多职责其实已经不再由公务员担当了，尤其是所谓“业务员”（十三大报告中的提法，相对“政务员”而言。国际惯例是分为“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其一，他们不再参与立法，因为立法是國家权力机关的职责；其二，不再承担调查研究的任务，因为政府机关自己做调查没有公信力，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都委托第三方“智库”，即研究机构或大学去做；其三，他们也不做群众工作，只是在政府机关中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而所谓“群众工作”，就拜托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工作者了。

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群众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的。因为各项有关民生的社会政策如要“一个不能少”地惠及每个社会成员，就要由专门做“群众工作”的人员个别化、个性化地一一具体落实。这种“传输机制”就是社会工作，与之相关的职业群体或专业群体就是社会工作者。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队伍在发达国家都是十分“宏大”的，也正因如此，政府机关才能在编制、人员的数量上真正地“小”下去而不至于一再反弹。

9.浅议官员“三公”消费 篇九

“三公”是指：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财政部日前就“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向各地财政机关下发通知征求意见。《通知》要求，各地依法、及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信息。《通知》对各地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做出统一要求，要求规范各级财政机关向同级人大送审的财政预算决算报表

以及部门预算报表的格式和内容，同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和决算报表以及预算执行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公开地方财政预算信息是各级人大代表的长久呼声，今天终于看到了相关部门的实质性动作，财政预算公开为“三公”消费设障虽然只是一小步，但也足以让人兴奋一阵子。

众所周知，中国近年来的“三公消费”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备受社会各界诟病，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一个大众认可的数据是，政府行政开支在20年中增长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项，每年已达9000亿元。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举(来源：好范文 http:///）行的一次讲座中亦提到：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费惊人。去年全国公车出行花了3000亿，吃饭招待耗资3700亿。2006年，31个省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三公”消费加起来肯定超过七千个亿！

就以七千个亿为例，可以做多少事情？假如一个重症病患所需治疗费为二十万，这七千个亿可以救治三百多万人（可中国每年有多少人因没钱看病而死）；假如一个大学生每年需要花费两万元，那这七千个亿可以让三千多万大学生免费上学；这七千个亿分到9亿农民身上，每个农民就接近800元，就能够让农民养老无忧，就能够消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乡二元社会，就能够实现公民的人人平等；这七千个亿还足够中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人们之所以对“三公消费”引起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官员们用之不当。以出国为例，广东的谭日贵等人为期14天的所谓“招商考察”，没有半点与招商、政府工作有关的内容，竟是乘坐豪华观光轮、选购南非钻石、欣赏肚皮舞等。“三公消费”之所以成为“腐败重区”，源于领导的一支笔报销，源于“内部机密，不宜公开”，最终才导致含糊不清和行政朦胧的“三公消费”成了合情合理的“腐败”，成为个别人中饱私囊的取款机。

对于这种局面，客观讲，党和政府一直是反对的，也曾想方设法予以控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高喊着压缩的同时却在猛烈增长。何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没有从根子上解决，是光有好的想法而没有过硬措施或者说措施不力，所以才导致实现公务支出减少的目标只能是黄粱梦。要想美梦成真，就必须动大手术。长疼不如短疼：比如彻底取消公款接待制度，只允许公安等特殊单位保留公车，其它单位的公车一律去消。取消公车后，对乘坐公共汽车的，实行奖励；对乘坐出租车的，实行实报实销。进一步，对于随意“消费”的官员按“贪污”论处，若如此，“三公消费”的顽疾还会不能割除吗？！

10.湖北籍官员名单 篇十

胡春华—（196304，湖北五峰人，201212）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人）

周强——（196004，湖北黄梅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彭清华——（195704，湖北大冶人，201212）广西区委书记 谢伏瞻——（195408，湖北天门人）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0人）

王建军——（195806，湖北郧县人）青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刘石泉——（196301，湖北大冶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 研究院院长，三 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黄新初——（195710，湖北孝感人）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阮成发——（195710，湖北武汉人）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 汤涛——（196207，湖北英山人）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宪生——（195409，山西阳曲人，生于湖北武汉）海南省委副书记

孙金龙——（196201，湖北省钟祥市潞市乡高林村四组人）安徽省委副书记 张业遂——（195310，湖北天门人）中国驻美大使

陈刚——（196605，湖北崇阳人）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胡晓炼—（女，1958，湖北省广水市人）中国人民银行专职副行长、党委委员

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7人）

刘长银——（1952，湖北大悟人，中将）广州军区副政委

江必新——（195609，湖北枝江人）中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昌平（195404，湖北孝感人，201301）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政协主席 陈绪国—（195303，湖北阳新人）宁夏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周泽民—（195411，湖北武汉人）江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郭向远——（195311，湖北咸丰人）科技部纪检组长

黎晓宏——（195303，籍贯湖北沙市）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

其他部门官员（30人）

白志健—（194811，湖北武汉人）澳门工委书记，驻澳门办公室主任(正部级)陈昌智——（194507，湖北孝感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万鄂湘——（195605，湖北公安人，民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永富——（195704，湖北随州人）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 盛茂林——（196001，湖北黄石市人，201201）湖南省副省长

范照兵——（195804，湖北天门人，201006）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尹汉宁——（195501，湖北鄂州人，201007）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傅德辉——（195803，湖北红安人，201207）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陈小娅——（女，195303，湖北沙市人，201012）科技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张建南——（195305，湖北咸宁人）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长

柯汉民——（195510，湖北省大冶市人，200906）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夏勇——（1961，湖北荆州人）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王建军——（195806，湖北郧县人）青海省委副书记 朱虹——（1957，湖北洪湖人，201010）江西省副省长

甘霖——（196307，籍贯湖北天门，201202）四川省副省长

范锐平——（196604，湖北钟祥市人，201108）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 林克庆——（196609，湖北仙桃人）北京市副市长

李金早（195801，湖北仙桃人，201111）商务部副部长

张昌尔——（195608，湖北黄石人）湖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黄楚平——（196210，湖北黄冈人）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 郭有明——（195612，湖北随州市人，201108）湖北省副省长 屠光绍——（195901，湖北鄂州人）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散襄军——（195406，湖北襄樊人）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黄关春——（195902，湖北鄂州人）吉林省副省长、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厅长 王一新——（196512，湖北英山人，201301）山西省副省长 戴均良——（196007，湖北浠水人，201210）民政部副部长 许克振——（195607，湖北仙桃人）湖北省副省长

梁惠玲——（女，196208，湖北宜城人，201301）湖北省副省长 傅自应——（195709，湖北监利人，201111）江苏省副省长 汪鸿雁——（女，197004，湖北孝昌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1.官员的诚信 篇十一

在这场国人和非典的遭遇战中，数以千计的人和数以百计的医务工作者都被病魔击倒。同时被击倒的还有两位高官，他们不是感染上了SARS病毒，而是因为领导不力，弄虚作假，隐瞒疫情被罢免了职务，这两个人一个是卫生部部长，一个是刚履职两个多月的北京市市长。

当疫情正在全国蔓延并在北京呈急剧上升态势时，那位卫生部长却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讲“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4月20日前，北京的非典患者已有数百人之多，而当时北京市却谎报疫情，公布的数字为非典患者37例，死亡4例。当疫情急剧袭来，大敌当前之际，这两位官员却轻描淡写，用谎言编造出天下无忧的康乐景象。这些谎言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解除了人们的武装，使大家毫无防范，该访友的访友，该聚会的聚会，该旅行的旅行，为非典的蔓延创造了条件。

这种做法贻误了战机，失去了北京把非典控制在始发期的最佳时机，使抗击非典工作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给人民生命，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

这是又一起官出数字闹剧的荒唐上映。

那位曾当过医生的卫生部长因官位而泯灭了一个医生的良知。而那位市长在遭遇重大事件时弄虚作假，隐瞒实情也绝非第一次。

1997年6月27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前3天，北京东方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死9人，伤39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几十亿元。由于这起事故发生的时间敏感，且损失巨大，影响极其恶劣。由有关人员组成的专家组经过40多天的调查，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起事故是一起由于错误操作导致的责任事故。然而，当专家组的调查材料呈报到事故调查组组长(就是刚刚丢掉市长乌纱帽的官员，当时的副市长)面前时，这位组长却不同意这个结论，随后，专家组接到上头通知，说专家组的任务只是对乙烯罐进行调查，别的不用管了。

随后，北京市又自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有关领导授意下，只用6天的工夫就把一次典型的责任事故变成了设备事故。第一调查组当然不承认这个结论，双方争执不下，一年半后，又成立了第三调查组，对两个调查组的结论进行评判，这个由中科院院士等几位著名专家组成的调查组经过详细的论证后，认为第一调查组的结论是正确的，第二专家组的结论缺乏起码的科学依据，并有作伪证之嫌。然而，那位市长对这个结论仍不认可，最后，在国务院领导干预下，北京市才同意以第一调查组的结论结案，但提出有关人员不再重新处理(此前，有关人员按设备事故进行了处理自然轻得多)。至此，这个拖了三年半的特大事故才终于结案。而那副市长却步步高升，继而任常务副市长，2003年换届时又成为市长。

中国的不少官员都尝到过弄虚作假的甜头并乐此不疲。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多次吃过弄虚作假的苦头并对此深恶痛绝。这次北京非典的蔓延再一次充分显示政府提高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的重要性，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官员因为缺乏诚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当今社会，不仅需要商业上的诚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同样需要政府官员的诚信，只有诚信的官员才会有一个诚信的政府，只有诚信的政府才会有一个诚信的社会。而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次北京市市长的落马也反映出我们用人体制和如何建立一个诚信机制的问题如何体现人民的意志，把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而具有诚信品质的人选入到领导班子，而不是上面钦定；如何把官员从选举到履职都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民众只有举手的份儿。试想，如果将该市长在“6·27”特大事故处理中的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并使之受到惩罚，他这一次还有机会这么做吗?

我们对待从政的官员就应该像国外银行对待借贷人那样，如果该人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予借贷；同样，如果一个官员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能从政。

12.古时官员怎么“下去” 篇十二

干部“能上能下”在古代是一种常态,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名臣能吏都有因各种原因被降职的记载, 也有谪、逐、贬、罢、黜多种说法, 但最具文化内涵的, 还算是“左迁”。如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左迁九江司马时所作的《琵琶行》, 李白则在好友王昌龄“左迁”龙标时, 写下“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韩愈更是在“左迁”潮州的路上直抒胸臆:“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道出了自己的满腹委屈、愤慨和悲伤。

左迁的理由各异, 一般分为政治斗争、 行政失误和触犯法律三类, 个中滋味, 颇值得后来者体会, 但常被人关注的是前者, 后两类则在很多时候都会被直接问罪。

断崖式降级:古代为官常态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在封建王朝里, 如果心理素质不高, 千万不要做官, 除了不能违法, 更不可触犯天颜 (皇帝) , 轻则个人问罪, 重则全家连坐, 像断崖式降级这种处罚已经算轻的了, 可谓家常便饭。 自屈原、贾谊开始, 这些被降级的官员, 被称为谪官。

作为中国文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物, 苏东坡忽上忽下的宦海生涯, 极具标本意义。 他的频频左迁, 很大原因是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旧两党之间的党争。 苏东坡为官41 年, 官职一度从兵部尚书、 礼部尚书这样的二品 (副国级) 降为从七品的黄州等团练副使 (副县级) 、八品的儋州别驾 (副科级) , 但每次仍然泰然处之。 苏东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投机去选择站队, 所以既不能容于新党, 又不能见谅于旧党, 甚至主动要求降级外调。

赵宋朝祖训有不杀文官之言, 故党争中失败的官员多以被贬官作为惩罚, 并且官位越高, 声望越著, 贬得就越偏远。 宋代谪贬到海南的高官就有27 人, 除了兵部尚书卢多逊和司徒丁谓, 还有4 个宰相级别的名臣李纲、胡铨、赵鼎、李光。

除了党争, 得罪皇帝和皇帝身边人也容易被贬。 杨仪是诸葛亮幕僚, 但在刘备征东吴之时, 就因为与尚书令 (相当于刘备的大秘书) 刘巴不和, 直接被贬到弘农当县长去了。 当然, 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的“ 贤相”, 在失街亭后能够自贬三级, 也并非完全如人们所想的那样赏罚分明。 李严和诸葛亮同为刘禅的顾命大臣, 却一直受到排挤, 被边缘化。 在蜀汉北伐时, 李严因督运粮草不力, 直接被贬为庶民。

唐朝的姚崇被称为 “救时宰相”, 他的几起几落常常被拿来作为官员“能上能下”的标本, 这也是古代官员被贬的几种原因。 早在武则天执政时就成为宰相, 但却被贬去地方当了刺史, 原因是得罪了皇帝身边红人张易之;唐睿宗时被再次起用为相, 没多久又被贬为申州刺史, 这次是他参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 可谓站队失势;最后, 唐玄宗李隆基第三次起用姚崇为宰相, 这也成就了开元盛世, 但最后却因为儿子的腐败, 再次被降级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非领导职务, 晚节不保, 让人唏嘘。

谪官生存模式:此心安处是吾乡

由于贬官往往要被迁往荒远穷僻之地, 形同流放。 从“庙堂之高”贬往“江湖之远”, 是士大夫群体被惩罚的主要方式, 也是他们的政治人生由顺而逆的典型情状, 虽然贬官原因不同, 必有一种失志的悲痛、苦闷, 所以发发牢骚也是常有的事。

屈原在长达十余年的贬谪生涯中, 哀怨、忧伤、被弃、愤懑几乎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贾谊谪居长沙后, 更是频频“伤悼”自己或会“寿不得长”。 苏东坡门下弟子张耒被贬黄州, 看似“泰然”接受, 但却无意透露出寒夜青灯如同僧人般的枯寂、孤独, 他自称是“谪官成吏隐, 古寺度高秋”。

名气更大的韩愈, 似乎脾气也更大, 他大半生仕宦蹉跎, 50 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 这可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劳。 但仅两年后, 韩愈看到唐宪宗热衷信佛, 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 劝谏信佛, 称其于国无益, 结果触怒了唐宪宗, 被下令处死。 经裴度等人说情, 才被贬为潮州刺史。 即使如此, 做过监察御史的老韩依然坚持自己正确, “本为圣朝除弊政”, 却招来一场弥天大祸, 不过自己仍旧“肯将衰朽惜残年”。

因孤忠而获罪的锥心之恨, 因丧女 (十二岁的幼女惨死贬途) 的切肤之痛, 交织在一起, 即是韩愈当时之心情。 不过生活总得继续, 韩愈发完牢骚还得继续上路。 到了潮州, 他治水, 让恶溪变清流;除恶, 写下千古名篇《祭鳄鱼文》, 立志“好收吾骨瘴江边”;兴学, 将自己在潮期间俸禄全部投入办学。 到后世, 老百姓把这里的山水纷纷改了韩姓。 士大夫从政的终极意义, 没有在长安城的金銮殿上完成, 竟是在左迁的地方实现了。

历史上如韩愈这样的谪官很多, 都未因远离庙堂而颓废, 而是在经历了最初的痛苦、 不适应之后, 做到了旷达自适, 有益于世, 为官有为, 正如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于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模式:除了少数的陶渊明等人, 这一群体都怀有这样一种心思, 宁愿做一个存在巨大政治风险的官都不愿回老家种地。

在古代, 讲求的是“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 总还是等着被朝廷记起的那一天, 这里面交织着他们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 如朝廷闻奏韩愈在潮州的政绩, 也开始慢慢复用, 后来回朝相继出任了吏部侍郎、御史大夫等职, 被委以人事和监察方面的重任。 欧阳修也说过:“况介等此者虽为谪官, 幸蒙陛下宽恩, 各得为郡, 未至失所。 ”

有盼头, 这也成就了古代不少名臣的仕途轨迹———在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后, 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 改到地方基层任职 (甚至不再任职) 。 而他无怨无悔, 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 后来再次担任了中央领导人。 但此后又一次被降职, 却仍丹心不改, 直到又回到国家领导岗位……

张居正难题:通则不痛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 对官位的不舍和放不下也是一种传统的心结, 因为在封建时代, 我们缺乏一个公认的、权威的、透明的干部任免体系, 要不就是皇帝说了算, 或者是若干种力量之间博弈、协调、平衡后的结果。

按理说, 因行政失误被降级, 应该是主流, 历朝历代也有相关规定。 如宋朝官员如果有政绩低下、越职言事、徇私舞弊、泄露机密、荐举非人、执法不公等情形, 都可能被降级使用, 但这类比起党争贬官的人数却微乎其微, 根本原因在于确定官员是否存在行政失误的裁量权在上级, 弹性空间很大。

为此,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 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 二者相辅相成, 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 亦以八法衡量。 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 明初, 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 但明中叶以后, 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 百弊丛生, 导致机构逐渐臃肿, 到万历皇帝时期, 已积重难返, 此时张居正开了一副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 这就是考成法, 此法对当时明朝官员能上不能下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

考成法类似现在企业里面的绩效考核, 比如一个知府, 一年开始把当年要做的所有事写好, 自己留一本, 张居正那里留一本。 到了年底都察院、六科和内阁进行层层核对, 如果没有完成, 知府就会被贬为县令。 如果还完不成县令的核定任务, 还继续贬官, 直到贬为庶民为止。

在万历年间, 不断有官员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除公职等处分。 考成法推行后, 六部向六科负责, 即行政部门向监察部门负责, 而六科又向内阁负责, 这一下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完全驾驭了行政和监察两大系统, 无宰相之名, 行宰相之实。

考成法能有用, 关键在于能“逗硬”, 有的时候执行起来不近人情, 譬如, 万历九年的时候, 光在中央裁减的官员就达到了419 人, 而在地方上裁减的官员则达到了902 人。 在张居正主政的10 年间, 因为执行考成法而被裁撤的官员竟然占到了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13.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篇十三

作者/郭少峰

“书记、县长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不少领导干感到身心疲惫。”

这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2011年11月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2010年9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组成课题组，田改伟参与所里主持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状况观察”课题组，针对8个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县处级干部，实地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

这项课题是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

据介绍，县处级领导干部常年工作在第一线，上对中央、省委负责，下要面对群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他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当前一般群众与党政领导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

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方式及特点，正是造成千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

每天工作11小时

杨万东2010年卸任西南省份一县委常委、常委副县长职务。

2011年11月18日，他说，他任上具体事儿特别多。

“不是我去找别人，就是别人来找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杨万东还要保证随叫随到。

2008年他先后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那期间他基本上全天候工作，“经常通宵，最多的一次三个通宵。”

平时的工作也很烦琐，除去重大节日以及洪涝等灾害时期外，杨万东平时需解决信访、矿产资源纠纷、“烂尾楼”处理以及维稳等烦琐的事件。

杨万东的例子在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的课题报告中得到了体现。

郑建君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博士，他曾花一天时间贴身观察一位县委“一把手”。

早晨7点50分，那位县委书记到医院体检，检查一项即离开。8点一刻，他回到县委开会。会开到10点多又开小会，到11点多。

那段时间正值县里安排体检，这位书记忙得连体检都不能一次完成。每天医院一上班，他就去检查一项或几项。

11点开始，这位县委书记门口就像商场收银台一样排队。前面一拨人进去，后面的人则在门外等候。l小时有4拨人找他汇报工作，直到12点还没结束。

到中午，这位“一把手”向郑建君表示歉意，本来他说好跟郑建君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看我这里还有人”。

下午2点多，这位书记先后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社区，考察老年人健身场所修建情况。4点多他又跑到—个乡镇调研，到晚上才回来。

田改伟说，这些领导干部平时住在县里，晚上九十点钟开班子会很正常。

依照课题组观察，这些县处级干部平均每人每周工作总时长达47.56小时，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约为9个半小时。

而书记、县长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周工作时长平均为55.08小时，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

“这都是实打实的工作，非常辛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肯定这些干部群体的勤政程度，他说，“要知道这群人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常人很难承受。”

但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观察的县处级领导中，他们平均睡眠时间长达8.7小时，每周睡眠总时长达到61.48小时，其中晚睡55.34小时，午睡6.14小时。“他们中午可以回家午休，这在北京很难做到。”

陪领导肘间长

县委书记、县长“陪同多”是这次调查出来的特点。

郑建君强调，陪同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级领导，还包括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参观调研等接待活动。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杨万东，陪同客人“吃饭、喝酒、休闲是家常便饭”。

2010年Il月18日，杨万东说，前来考察的老板、上级来督察，这都需要一位县领导陪同。有些重要的客人，除了“一把手”陪同外，还要两三位常委跟着。

他说，外地客商前来考察投资，一般都需要一两天，陪同的县领导基本上全天围着他转。一个普通项目至少需一位县领导陪着，“要是很重要的项目，一个班子都陪着”。

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杨万东说，这种“全陪”的情况还不少，平时上面的财税检查组，项目督察组接待，都需要“全陪”。

郑建君说，他们调查的情况是，一旦上级官员出差或到本地视察，“一把手”肯定要全程接待。他们对全县情况掌握更全面，是汇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领导干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方面”的时间占到周工作总用时的9%。

职位越高的干部用于陪同的时间越长，党政“一把手”周均陪同时间为6.25小时，明显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3.93小时；常委周均陪同时间为4.80小时，多于其他非常委领导干部的3.25小时。

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4次，比其他领导干部的约2次多1倍。

会议多1走基层少

与“陪同多”形成对照的是，田改伟他们通过比较发现，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时间似乎越短。

另外，除了上述“陪同多”之外，会议多、出差多、休闲少是县处级“一把手”的工作生活特征，报告中称之为“一少三多”。

会多也是杨万东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感受。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他，处理文件和开会是他的主要工作形式。

“开会差不多占30%的工作时间”，县长外出期间，他还要主持县里的工作。

14.山东官员夫妻卖官 篇十四

1.1.官场流传想办事找大嫂说法....................................................1 1.2.卖官有套“诚信”法则............................................................2 1.3.丈夫卖官妻子收钱....................................................................3 1.4.把县财政当自家钱袋................................................................4 1.5.菏泽“卖官夫妻店”................................................................5 1.6.原菏泽市委常委刘贞坚受贿858万一审被判无期...............5 1.7.山东大规模卖官案：全县只一名乡镇书记未送钱...............6 1.8.山东官员夫妻卖官官场流传想办事找大嫂说法（6）.........8

1.8.1.“要升官，找大嫂”.....................................................8 1.8.2.全县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送钱.............................8 1.8.3.收钱有“原则”...........................................................10 1.8.4.官场余震至今未息.......................................................12 1.9.新闻分析——受贿858万为何被判无期有关方面：这是山东省一起罕见的大规模卖官案......................................................13 1.10.中央巡视组：山东部分地方买官卖官问题较严重...........14

山东官员夫妻卖官 官场流传想办事找大嫂说法

2015-04-18 07:00:00来源：京华时报责任编辑：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5年受贿116次，总额858万余元，其中收受41名下属买官贿赂739万余元，占其受贿总数的86%。15日，山东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受贿案由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认定，刘贞坚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赃款人民币333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余赃款525万余元继续追缴。

卖官有套“诚信”法则

1962年出生的刘贞坚是山东省高唐县姜店乡八刘村人。2006年以来，他先后任巨野县委书记，菏泽市政府副市长，菏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在任巨野县委书记期间，刘贞坚开始收钱卖官。在他主政巨野县后期，一些干部不再用心工作，而是一心忙于送礼跑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

据统计，向刘贞坚买官的干部中，有副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一把手10人。巨野18个乡镇党委书记中，只有1人没给刘贞坚行贿送钱。

刘贞坚收钱，主要收党政干部的钱，尽量避免收企业老板的钱。他觉得收党政干部的钱更保险，不会检举揭发自己。刘贞坚的落网，却正是因为他认为最安全、最可靠的两名领导干部被捕案发。

为确保安全，刘贞坚精心挑选那些各方面表现尚可，有可能被提拔的干部作为敛财对象。他还有一套“诚信”法则：事办不成不收钱，收了钱一定要办成事。对那些收了钱没办成事的，他还会想方设法进行“补偿”。

正是因为这种“高度诚信”，有些干部对刘贞坚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刘贞坚的“生意”越做越大。这从刘贞坚在2007年到2011年每年收受贿赂的轨迹中可见一斑：2007年，收受10万元；2008年，62.9万元；2009年，87.5万元；2010年，227.4万元；在即将调离巨野县、到菏泽市任职的2011年，受贿金额竟高达473.9万元，平均每天1.3万元，可谓“日进万金”。

丈夫卖官妻子收钱

巨野官场流传着“想办事、找大嫂”的说法，这个“大嫂”指刘贞坚的妻子江某某。1962年出生的江某某曾任菏泽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巨野县公安局挂职副局长。她与刘贞坚共谋共贪，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内助”。

江某某喜欢权力带来的荣耀，用她的话就是“特别享受当县委书记夫人的感觉”。对于干部行贿，她不仅来者不拒，有时甚至还索贿。刘贞坚前脚找干部谈了话，暗示提拔，后脚江某某就去找这名干部要钱，称“困难很大，书记需要跟上面沟通”。

刘贞坚和江某某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卖官、一个敛财，开起了“卖官夫妻店”。刘贞坚任巨野县委书记时，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且声称是“历史上调整面最大的一次”。江某某则利用各种场合向外界透露人事调整信息，有意无意地放出口风，例如，对一些干部说“最近要调整干部了，书记对你评价不错，你得好好表现啊”等等，让这些干部感到自己升迁有望，而为了早被提拔，就给江某某行贿。

因贪污及挪用公款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6个月的巨野县田桥镇原党委书记孔庆国，6次通过江某某向刘贞坚行贿111万元。

孔庆国想调到一个“油水大”的乡镇，曾带着3万元现金到刘贞坚办公室，被刘贞坚拒绝，他继而转走夫人路线。他了解到江某某爱打羽毛球，就摸准时间，在羽毛球场地附近蹲点等候江某某。敲开了江某某这扇“门”，孔庆国很快由镇长调为镇党委书记。

高调的孔庆国在公开场合从不避讳和刘贞坚的亲密关系，使得一些人看到了送礼买官的好处，很快出现了一批像他一样善于“活动”、精于“关系”的干部。

在刘贞坚的“卖官所得”中，除了两笔10万元以外，其余都是通过江某某收的。江某某也因此受到法纪的严惩。

把县财政当自家钱袋

办案人员介绍，刘贞坚花公家的钱成习惯，县财政就像自己的钱袋子一样，只要家里有发票，就拿去报销。在他眼里，各种财政纪律、各项监督制度都形同虚设，他没有放在眼里，更没有放在心上。

办案人员在巨野县委查账时，发现刘贞坚报销的多笔发票用途不明，而刘贞坚本人也不能给出合理解释。

对于不能在财政报销的单据，刘贞坚就找企业报销。一家公司负责人反映，刘贞坚曾拿去一沓发票说是办公用品，需要企业给处理。这些发票数额较大，且是家具、影视器材、眼镜什么的。“我们比较为难，但刘贞坚又多次打电话催，拖了4个月只好给他处理了”。

据了解，目前，刘贞坚案涉案的行贿买官人员已全部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追究。山东省提出，今后在买官问题上，实行买卖同查，涉及行贿买官，一律给予调岗、免职、降职等处分。

据新华社电

菏泽“卖官夫妻店”

5年受贿116次，总额858万余元，其中收受41名下属买官贿赂739万余元，占其受贿总数的86%。

15日，中共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受贿案由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认定，刘贞坚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赃款人民币333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余赃款525．1579万元继续追缴。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原菏泽市委常委刘贞坚受贿858万一审被判无期

中新网济南4月15日电(梁犇)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15日公开宣判原中共菏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贞坚受贿案，认定被告人刘贞坚犯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受贿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初至2012年春节期间，被告人刘贞坚利用其担任中共巨野县县委书记、菏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巨野县田桥镇原党委书记陈宜民、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个人或单位在职位调整、工程承揽、项目运作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单独或通过其妻江英娟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58.1579万元。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贞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刘贞坚在主政地方期间大肆卖官敛财、权钱交易，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依法应予严惩。其虽有部分退赃、认罪悔罪、坦白等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根据刘贞坚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完)（2015-04-15 19:36:39）

山东大规模卖官案：全县只一名乡镇书记未送钱

4月15日，刘贞坚等来了法院对他的一审判决。山东省检察院供图

原标题：山东罕见大规模卖官案：全县只一名乡镇书记未送钱 统战部长收下属贿赂739万称收钱提拨的干部都有能力巨野 今天（15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发布文章，揭秘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受贿案公诉幕后。根据文章，指控刘贞坚的44笔犯罪事实中，除有3笔计118万余元收自企业、个人贿赂外，其余41笔计739万余元均收自下属贿赂。该案取证对象超过100人，44本卷宗和41张同步录音录像光盘装满两辆小推车。

今天，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发布题为《公诉“卖官书记”刘贞坚案纪实》文章。记者从文章中看到，指控刘贞坚的44笔犯罪事实中，除有3笔计118万余元收自企业、个人贿赂外，其余41笔计739万余元均收自下属贿赂。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有5笔事实计17万余元的款项系刘贞坚的合理辩解，不宜认定受贿。还有一笔5万元的款项，虽然刘贞坚和辩护人均未提出辩解，但经公诉人复核发现其中有因公支出的因素，也未认定。一审判决中，法院认可了检方对被告全部44笔犯罪事实的指控。

文章称，刘贞坚案“牵涉面太大、涉案人太多”，仅取证对象就超过100人，44本卷宗和41张同步录音录像光盘装满两辆小推车。庭审中，辩方认同检方出示的所有认定刘贞坚受贿犯罪事实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刘贞坚案受贿额也与起诉书完全一致，为858.1579万元。

文章中引用刘贞坚案两名公诉人之

一、山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徐翠兰的话说，“几乎每次与刘贞坚见面后，他都会说自己虽然收钱提拔他人，但所提拔的干部还是有能力的。用他的话讲，就是自己只收那些工作能力强、有提拔可能的干部的钱，并没有不正当履行职责。”徐翠兰回忆道，“但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不是职务行为的正当性。每一次提审，我们都会向刘贞坚解释法律规定，让他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和危害，其认罪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记者马俊骥）

山东官员夫妻卖官官场流传想办事找大嫂说法（6）

2015-04-18 07:00:00来源：京华时报责任编辑：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刘贞坚在法庭 详细报道

“要升官，找大嫂”

刘贞坚把“卖官”当生意，一审被判无期

“被告人刘贞坚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4月15日，53岁的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等来了法院对他的一审判决。此时，距离他被逮捕之日，已经过去一年零四个月。

44笔被控犯罪事实中，有41笔是刘贞坚收受下属贿赂，为下属谋取职务调整方面的利益，属于典型的卖官行为。

全县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送钱

此案涉及巨野县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10人，全县18个乡镇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向刘贞坚行贿

根据起诉书，刘贞坚的受贿犯罪主要发生在其担任菏泽市巨野县委书记期间。2007年初至2012年春节期间，刘贞坚利用担任巨野县委书记、菏泽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下属、有关企业和个人在职务调整、征地拆迁、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58万余元。其中，刘贞坚离开巨野县到菏泽市任职后，对其指控只有一项，是巨野县一位下属送的5000元购物卡。

起诉书共指控刘贞坚44笔犯罪事实。除3笔犯罪事实共计118万余元系收受企业、个人贿赂外，其余41笔犯罪事实共计739万余元，均系其收受下属贿赂，为下属谋取职务调整方面的利益。41名下属为了职务调整向刘贞坚行贿，占刘贞坚受贿总数的86%。据了解，此案涉及巨野县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10人，全县18个乡镇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向刘贞坚行贿。

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在层层党纪国法面前，刘贞坚的卖官行径是如何得逞的？

记者采访获知，刘贞坚留给当地普通干部的印象并非飞扬跋扈、蛮横专制。他在主持会议研究干部问题时，通常会提前开个通气会，先把自己的意见采取不同的方式暗示出来。到了正式的常委会上，尽管其他县委常委们曾提出不同意见，但班子的整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绝大多数时候是刘贞坚的个人意见占了上风。一次次的干部任用，加剧了下属对权力争先恐后的附和和无原则的盲从，下级的附和和盲从，又助长了刘贞坚卖官的嚣张。

正如刘贞坚在供述中所讲:“受贿大多发生在2010年、2011年，这两年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感觉对巨野的情况熟了，和干部接触多了，自己认为收他们的好处不会出现问题，特别是担任巨野县委书记的最后一年，认为自己将要离开巨野，就想在临走之际再捞一把。”这导致了这一时期刘贞坚大肆受贿。

2010年12月，已在巨野县委书记位置上待了整整4年的刘贞坚，职务中多了一项菏泽市政府党组成员。对一名还算年轻的地方“一把手”来说，这意味着组织要对其提拔重用。眼看书记要走，如何抓住最后的机遇，争位子、要头衔，成为一些巨野干部关心的头等大事。

起诉书显示，从2007年初至2012年春节期间，五年时间内，刘贞坚受贿次数达116次、受贿数额达850余万元。从发展趋势上看，刘贞坚的受贿行为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在2010年、2011年这两年期间急剧膨胀。2010年之前，刘贞坚受贿犯罪共有45次，受贿数额131万余元；2010年、2011年这两年期间，刘贞坚受贿犯罪多达70次，受贿数额726万余元。

收钱有“原则”

对于那些提钱上门的人，刘贞坚告诫妻子，不是谁的钱都能收，要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能给别人办事就收，不能办事就不收

2009年，巨野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面临调整。田桥镇属巨野县的经济强镇，对于空出的田桥镇党委书记这个“肥缺”，很多人觊觎已久，在另外一个镇任镇长的孔庆国（因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17年零6个月）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孔庆国提着一个包去了刘贞坚的办公室。包上面是两条烟，烟下面是3万元现金。不料，刘贞坚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符合条件的不只你一个人，不要用这种方式跑，快把包拿走。”刘贞坚没收并不是不想收，而是因为有人拿着包进来，空着手出去，他怕被工作人员看见，留下受贿的把柄。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孔庆国还是给刘贞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孔庆国出人意料地当上了田桥镇党委书记。刚一上任，孔庆国知道自己应该知恩图报。既然刘书记不收礼，那就走“夫人路线”。孔庆国想起了一句话——“要升官，找大嫂”。这是因为，刘贞坚到任没多久，这句话就开始在巨野县官场里私底下流传开来。“大嫂”，指的是刘贞坚的妻子江某某。

“夫人路线”果然好走。对孔庆国第一次送上的6万元银行卡，江某某稍作推辞便收下了。孔庆国通过江某某先后六次送给刘贞坚的银行卡、现金，折合人民币共111万元。最多一次送了50万元，直接装在一个旅行包里，放在了江某某的车上。而孔庆国所送的这些钱，全是他套取的国家公款。

据办案人员介绍，和很多贪腐官员生活作风有问题不同的是，刘贞坚对此十分注意，他和妻子江某某关系很好，很多事都会和妻子说。到巨野县任职后，来找刘贞坚的人多了起来。对于那些提钱上门的人，刘贞坚告诫妻子，不是谁的钱都能收，要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能给别人办事就收，不能办事就不收。用刘贞坚的话来说，“只收那些工作能力强、有提拔可能的干部的钱”。不能收的钱，再让江某某送回去。刘贞坚交待，这些年来，他拒收和退回的钱已超过1000万元。

据多名行贿人交待，刘贞坚在巨野主政后期，“大嫂”俨然成了地下“组织部长”，在一些场合会有意无意地“放风”，让行贿人感到升迁的机会来了。时过不久，送钱买官便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了，县里很多岗位已被暗地里“明码标价”。在刘贞坚主政的那几年，一个未被证实的说法是:乡镇长5万—10万元，乡镇党委书记10万—20万元，县直部门“一把手”20万元。

一个点头办事，一个在家收钱，刘贞坚和江某某的“卖官夫妻店”，将党纪国法抛在脑后，最终把自己栽了。

官场余震至今未息

在很多巨野当地干部看来，刘贞坚案对巨野县的政治生态是一场灾难，使巨野形象大大蒙羞，令干部队伍备受打击

随着一审宣判，刘贞坚案尘埃初定。4月15日，记者在巨野采访时发现，刘贞坚案带来的官场余震至今未息。

巨野县区位优势明显，煤炭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良好。刘贞坚任县委书记的最初几年，他的确“兢兢业业，想在巨野留下一番事业”，巨野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一度走在菏泽前列，城乡面貌有了较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案发前，刘贞坚在群众中的口碑一直不错，认为其“懂经济，抓工作扎实”。

不过，巨野县一位部门中层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巨野县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这些成绩并不是刘贞坚个人的功劳。相比来说，刘贞坚给巨野留下的恶劣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对巨野的贡献。”

此前，我省（山东）有关部门已督促对刘贞坚案中向其行贿买官的人员全部给予了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但该案留给当地的影响还远没有消除。在很多巨野当地干部看来，刘贞坚案对巨野县的政治生态是一场灾难，使巨野形象大大蒙羞，令干部队伍备受打击，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也带坏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刘贞坚的个人悲剧令人扼腕。该案为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公诉人徐翠兰检察官认为，刘贞坚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个人。“刘贞坚案再次说明，‘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要从制度建设入手，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把‘一把手’的权力运用纳入监督视野，从制度上扼制腐败犯罪。”（记者贾瑞君通讯员赵洪森）

新闻分析——受贿858万为何被判无期有关方面：这是山东省一起罕见的大规模卖官案

受贿858万余元，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和那些动辄涉案上千万元的贪官只判有期徒刑十几年比起来，刘贞坚为何被判无期徒刑？

判决书认为，“刘贞坚作为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主政地方期间大肆卖官敛财、权钱交易，受贿次数多，涉及部门和行贿人员面广，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应予严惩。其虽有部分退赃、认罪悔罪、坦白等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2014年12月底，中组部通报4起买官卖官案件，刘贞坚案排在首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该案也是我省一起罕见的大规模卖官案。

据了解，此案涉及巨野县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10人，乡镇主要负责人17人。刘贞坚的大肆卖官行为，一度令一些干部深陷跑官买官之中，无心工作。全县18个乡镇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向刘贞坚行贿。记者辗转找到该书记采访，被婉言拒绝。据知情人士透露，该书记为人耿直，不善交际；同时，该镇是农业镇，经济基础差，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公诉人徐翠兰检察官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具有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特点。作为县委书记，刘贞坚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福利，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生财工具，在干部选拔任用、职务调整等方面大肆卖官敛财，进行权钱交易。同时，刘贞坚受贿858万余元，数额巨大，且未能全部退赃，不具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综合考虑，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是适当的。（记者贾瑞君）

（2015-04-16 19:16:00）

中央巡视组：山东部分地方买官卖官问题较严重

人民网北京7月10日电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中央第四巡视组向山东省反馈巡视情况。7月9日，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张文岳、副组长马瑞民向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传达了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反馈了巡视情况。7月10日，张文岳代表巡视组向山东省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姜异康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表态发言。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4年3月29日至5月28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对山东省进行了巡视。巡视组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坚持“四个着力”，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广泛开展个别谈话，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了巡视情况汇报，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了有关情况。

张文岳指出，山东省党政领导班子政治坚定，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执行八项规定精神，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积极改进巡视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的成效。巡视中干部群众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对腐败案件查处力度不够，有的对查办案件有畏难情绪，有的案件处理偏轻，对省管正职领导干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责任追究不力。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突出；有的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勾结，围标串标，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有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不严，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问题；教育、医疗、环保、科技等领域“窝案”高发，资金密集、权力集中领域腐败问题频发；“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少数领导干部违规获取、占有多处房产。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作风建设方面，顶风违纪行为屡禁不止；对一些矛盾突出的问题推诿扯皮、处理不力。在执行组织纪律和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党委（党组）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有的地方买官卖官问题比较严重，“带病提拔”、跑官要官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干部为了获得升迁，热衷于找“关系”，“拉票”现象严重；超职数、超规格配备干部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干部档案造假。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

张文岳代表巡视组提出了三点意见建议。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督促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加大查办案件和警示教育力度，加强和改进省委巡视工作。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问题。加强审计和审计成果运用，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监管。二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压缩会议、文件，认真整治“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严查顶风违纪行为。严格干部住房管理，解决多占房产问题。加大治庸治懒力度，加强监督问责，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三是加强组织建设，严格规范干部选任工作。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肃查处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等问题，加大追责力度。坚决纠正超职数配备干部、“提前离岗”等现象。进一步增强组织观念，严格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

张文岳强调，山东省委要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高度重视巡视反馈意见，对巡视指出的问题，认真研究分析，分门别类处理。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抓早抓小，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省委要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姜异康表示，中央巡视组对山东近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严肃指出了我省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尖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使我们思想深处受到很大触动和警醒。这次巡视是对山东工作的一次“整体把脉”，也是对山东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上的一次“全面体检”，为我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一剂猛药”。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意见要求，我们全面贯彻、坚决落实。

姜异康强调，一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清醒和坚定。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深刻分析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严肃指出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对落实主体责任、纠正“四风”、惩治腐败以及用好巡视成果、进一步改进巡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旗帜鲜明，思想深邃，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立场和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遵循，为我们抓好整改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二要全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从省委做起，各级党委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把领导、执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承担起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层层落实到位。三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改进作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坚决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和持久战。认真开展专项整治，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四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努力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增强组织观念，严明组织纪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刷新吏治、匡正风气。五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坚决将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到实处。要敢于直面问题，敢于动真碰硬，不怕揭短亮丑，切实把问题找准、查深、挖透。要尽快制定具体整改落实方案，一项一项列出清单，建立工作台帐，明确工作时限，逐项对账销号，问题不解决坚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坚决不收兵。要举一反三，查找薄弱环节，切实加以改进，使整改过程成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以及巡视组有关成员、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六巡回督导组有关同志出席反馈会。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其他在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省纪委监察厅、省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办公厅负责人，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巡视办主任、巡视组组长列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