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政策（共11篇）
1.中国古代国家政策 篇一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
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
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一，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①，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川，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国家与文明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以农业的发明和农耕聚落的出现为起点，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这样三大阶段。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对以往学术界曾流行的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采取了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社会即文明社会到来时的一些现象和物化形式来对待，在阐述国家和文明起源过程中来分析这些文明现象。至于“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对于酋邦等理论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心聚落形态”来解决从史前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阶层起源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特征等问题。 “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解决的是进人国家社会之后国家形态的演进问题。
二、从村邑聚落到都邑国家的
三大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过程也就是史前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起点，我们之所以要从“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这一阶段说起，这是因为农业的发明乃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以农耕畜牧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起点。农耕聚落的定居生活促进了人口增长，土地集体所有制即聚落所有制得到了发展，从而以聚落为单位的经济、军事、宗教礼仪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的活动开始形成，社会一反过去的分散状态，朝着区域与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农业起源并初步发展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 -90间。属于这一时代的遗址，在南方，有距今1万年以上的湖南道县寿雁镇自石寨村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以及距今100008500年的浙江浦江县黄宅镇上山遗址等;在北方，有距今11000 -9000年的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河北阳原县于家沟遗址，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北京怀柔县转年遗址等。这些遗址说明中国农业的起源分为南北两个系统，无论是南方的稻作农业，还是北方粟黍旱作农业，都应该是多元分散式的起源，而绝非起源于某一中心地然后向外扩散传播。与中国多元分散式的农业起源相联系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既是本土的亦是多元的。
大体说来，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些聚落，在采集、捕鱼、狩猎和种植谷物的广谱的取食经济中，虽说农作物比例在逐步增大，农业技术也在逐渐发展，可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口不多，物质也不丰富，人们过着平等但又贫乏的聚落生活，所以这是一种原始的极简单的平等社会类型，然而通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却从此迈出。各类玉器上生动的或抽象化的神的形象(或称为神徽纹样)，不但告诉我们，宗教发达，崇尚宗教的观念甚为强烈，是良诸文明的显著特色;还告诉我们，在良诸都邑邦国的君权所含有的族权、神权和军权这三项中，神权居于更突出的位置。良诸文明中神权政治太过强烈，过于强大，这大概是其文明崛起和一度发达的动因，但当它遭遇自然环境变故时③，也将会不堪重负而崩溃。在良诸文化的后继者马桥文化中，良诸文化原来的玉文化特色和玉礼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一去不复返。我们推测，大概是良诸文明的上层集团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离开了家乡，或者是走散了，他们到了别的地方也再未能聚集起创造辉煌玉文化的能量，而那些没有走的普通民众融合到“马桥人”中之后，因“马桥人”并不崇尚玉礼文化，这些良诸文明的“遗民”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发展原来的玉礼文化，从而使得良诸文化的特质并未被马桥文化所继承，故二者的文化面貌截然不同。
三、撷项至尧舜禹时期的部族国家与族邦联盟及其向华夏民族的迈进
我们在研究龙山时期的早期国家和族邦联盟时，必然要面对夏代之前的古史传说。而研究古史传说，首先要处理的是它的时空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曝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嫁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额项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我们可以把五帝传说做一个时代分期，即以额项为界，划分为两大时代:黄帝时代与额项帝誉尧舜禹时代’Ai 黄帝时代是国家诞生前夕的“英雄时代”。《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之世，不靡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停。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
四、王国、王朝国家与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的王权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的出现使得中国的早期国家由邦国形态转变为王国和王朝国家形态。对于夏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和形态，以往的学术界或者认为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或者认为是“城邦联盟”、“方国联盟”等。笔者认为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一种复合制国家形态，它的复合制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国(属邦)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不是平等的联盟关系，而是以王为“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在不平等的结构中构成多元一统(或称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
复合制的夏王朝是由夏后氏与从属于夏王的.其他族邦所组成。其属邦，有的是和夏后氏同姓的族邦，如《史记·夏本纪》所载，“太史公日:禹为姐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启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祀氏、增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有的则是异姓族邦，如韦、顾、昆吾、有虞氏、商侯、薛国等。韦、顾、昆吾都是商汤灭夏时首先征伐的属于夏王朝内的族邦。《国语·郑语》说“昆吾为夏伯”，说的是昆吾乃从属于夏的侯伯之国。《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这是说薛国之邦君担任夏的车正之官，负责为夏王造车。《国语·鲁语上》说“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也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杆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这是说商部族首领担任过夏王朝的治水之官职，并因此而殉职。这些从属于夏王朝的各地邦君之所以能在朝廷任职为官，就在于复合制的王朝国家结构。
商王朝的复合制是由“内服”之地的王国与“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属邦所组成’川。商王朝内的属邦在甲骨文中多有记载，如甲骨文中听命于商王调动的侯伯等国。在商代，最能说明它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的就是《尚书·酒浩》所说的“内服”、“外服”制。《酒浩》说“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这是说在商王之属下分内、外两服，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还有百姓里君;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
王国和复合制王朝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是自上而下、层层行政隶属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其机制就是郡县制。在帝制国家结构中实行的郡县制，与先秦时期的采邑和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采邑与分封都是世袭的，而郡县制中的各级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王朝与封国，王朝内王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诸侯国内邦君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它们之间虽有上下隶属关系，但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因而无论是封国、封地还是采邑，都与战国秦汉以来的地方行政机构不同，不能据此而划分出地方行政管理级别。这就是复合制的王朝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在国家结构和统治方式上的差别。
2.中国古代国家政策 篇二
一、稳定开明的货币政策对国家兴盛的推动作用
从西汉、三国的蜀国及唐朝的货币政策, 可以看出成功的货币政策对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及巩固政权具有推动作用。
1. 西汉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
汉武帝的经济制度依赖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就是货币的流通。汉朝初年沿用了秦朝的半两钱。由于对民间铸钱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小钱逐渐出现, 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很不规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元狩三年 (公元前120) 汉武帝开始废止四铢半两钱, 铸造新的三铢钱, 并相应制订了皮币 (方一尺的白鹿皮定价四十万) 以及白金货币[1]。然而, 这一政策失败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 诞生了五铢钱。
五铢钱, 顾名思义重量为五铢, 约3.5克。五铢钱成为后来七百多年中国货币的主体, 一直到唐朝的开元通宝出现 (公元621年) 后才被取代。然而, 最初汉朝一如既往在各地铸造。虽然是官方铸造, 分散的铸造使得质量不一, 并难以防止民间的私自铸造。元鼎四年 (公元前113) 西汉政府痛下决心, 废止各地铸造货币的权利, 统一由中央铸造。各地均输官将铜矿石等运来, 地方铸造的五铢钱也一律回收作为原料铸造新钱。中央独占铸币的权利以及货币的成功流通为汉武帝时代的经济财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并大大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因此才有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班超们可以扬威异域, 国力大增。
2. 蜀国的货币政策促进国家的稳定
蜀国的货币政策与刘巴密切相关。刘巴, 字子彻, 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才智之士, 每当重大事件, 他都能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做出准确的判断。早在跟随刘璋时, 他就曾谏阻刘璋不要引刘备入蜀。这在当时对刘璋来说不失为良言。但刘璋昏聩, 终致亡国。追随刘备后, 刘巴也多有奇策良谋。刘备攻成都时, 为鼓励士气, 曾许诺城破之日不过问府库财物。所以成都城破后, 刘璋数年的积蓄被士卒一扫而光, 导致军用匮乏。刘备问计于刘巴, 刘巴建议赶铸面值百文的大钱, 把货物定出价格, 开放市场。结果, 那些被士卒抢走的财物很快就回收了[2]。诸葛亮曾称赞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 吾不如子彻远矣。”早在那个时候, 刘巴就懂得用货币的供需量来调节经济增长, 用政府手段来干预市场、平抑物价, 比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整整早了1700年。应该说刘备的荆州军远征蜀地并能很快站稳脚跟, 稳定了经济形势, 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之势与正确的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3. 盛唐的货币政策推进了开元盛世的出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鼎盛的时代, 除了明君贤相、诗仙画圣之外, 当然离不开稳健的货币政策———开元通宝。
唐朝承隋之后, 又重新恢复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 封建地主经济与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 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繁荣景象。唐太宗于公元626年8月即位后, 励精图治, 审慎地调整了统治政策,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使封建国家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 经济发展, 国力强盛的相对稳定的局面, 史称“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元年 (公元713年) 登基后, 在位44年。在他统治前期的开元年间, 唐朝进入极盛时期, 是唐朝高度发展的黄金阶段, 史称“开元盛世”。其时, 在城市中, 商业兴旺, 交通发达, 很多城市都设邸店, 为商人服务, 并出现了原始的汇票“飞钱”和信用机构“柜坊”, 当时商品交换活跃、钱币收支频繁程度可见一斑。唐代冶炼技术取得新成就, 全国有168个银、铜、铁、锡冶炼所, 金属器物以捶击与浇铸制为主, 运用切削、刻凿、焊接等技术。另一方面, 汉五铢钱在隋以前已流通了七百多年, 其间历经盛衰, 大小轻重已无统一标准, 即使隋五铢也有大小多种样式, 至隋末战乱, 社会上薄小劣钱大量出现。唐建国后, 为适应其统治需要, 于高祖武德四年着手整顿货币, 颁诏废五铢钱, 改铸统一的开元通宝。
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 开创了钱币史上的新纪元, 在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此, 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 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 沿袭近1300年。唐代开元通宝的铸制与流通, 在我国钱币形制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币制的成功推行, 对唐朝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混乱的货币政策加速政权的瓦解
我们从王莽时期及两宋的货币政策中可以透视出失败的货币政策能直接导致经济崩溃, 出现政治危机、社会动荡乃至王朝的衰亡。
1. 王莽改革币制的失败加速了政权的衰亡
在汉朝四百年的历史上出现了15年的中断, 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空想家王莽。无论几千年来人们怎么评价王莽试图挽救西汉末年的政治危机进行的改革, 但他所实行的货币改革, 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因而招致了全国从上到下的反对, 由于改革失败导致了身死国灭, 却是不争的事实。后人曾经在评价王莽币制改革时说: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 多有别的原因, 而不是货币本身的缺点, 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王莽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第一次是在他即位前的居摄二年 (公元7年) , 下讼在五铢钱之外增铸大钱、契刀、错刀。新朝建立后, 王莽又在始建国元年 (公元9年) 进行第二次改革, 废除五铢钱及刀币, 另外发行宝货, 计有五物 (金、银、龟、贝、铜) 、六名 (钱货、黄金、银货、龟、贝货、布货) , 共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 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 因此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在暗地使用五铢钱。为推行新币制, 王莽采取强制措施, 下令严禁私铸钱, 甚至民家藏有铜、炭者, 都被指为私铸货币, 一家盗铸, 五家连坐。即使这样, 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一年以后, 王莽被迫废除刚刚施行的28种货币, 只留小钱 (值一钱和五钱) 和大钱 (五十两) 继续使用。第四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 (公元14年) , 废大、小钱, 另作货布、货泉两种[3]。货泉重五铢, 货布重25铢, 但一货布却值二十五货泉, 货币价值的比例十分不合理。这次改革, 非但没有理清混乱的货币体制, 反而加剧了混乱。而且, 这些改革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 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 每更换一次货币, 百姓就要遭受一次盘剥。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 所以在王莽施行货币改革期间, 物价飞涨, 社会经济十分混乱, 黎民百姓深受其害, 每一易钱, 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不少人甚至在市场上痛哭[4]。
2. 宋朝币制失败亦构成其衰亡之因
提到宋朝我们总会想到一系列积贫积弱的词汇:求和、岁币、城下之盟、燕云十六州……可是最近几年为北宋唱赞歌的专家们忽然发现并认定宋朝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代, 其中北宋的交子 (后改为钱引) 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成为了一大重要论据。笔者认为, 恰恰相反的是脱离了金银做支撑的纸币产生本身说明这个经济体产生了问题。交子约产生于太宗淳化年间, 开始由成都16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 发行交子[5]。天圣元年成立益州交子务, 翌年发行官办交子。交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 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每界发行控制在125万余缗 (贯) , 以铁钱为钞本, 币值较稳定, 这个时候交子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从仁宗庆历年间因对西北用兵, 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无钞本交子60万贯, 以充军费。神宗熙宁年间, 规定两界交子同时使用, 引起贬值。哲宗绍圣年间, 因对付西夏, 增加发行额达到188万余贯, 由于两界发行, 实际数加倍, 于是通货膨胀加剧。到北宋徽宗在位时, 政府滥发交子, 交子信用下降, 遂于大观元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 改称交子为钱引。不久, 河、湟的军费全仰发行纸币来解决。发行额达2 655余万贯, 其数相当于神宗以前的42倍, 一般贬值3/4, 有些地区贬值90%, 引起物价飞涨, 民怨沸腾, 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加快走向灭亡[6]。可以说, 北宋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 而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腐败、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才是亡国的根本原因。
南宋亡于蒙古而不是金起码说明南宋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 经济上的原因也不可忽视。绍兴三十年开始由官府发行会子。孝宗淳熙三年开始两界并行, 光宗绍熙元年 (又曾三界并行。到宁宗开禧年间韩侂胄之流靠大量发行纸币作为军费, 从此发行额扶摇直上。开禧年间发行14 000万贯, 嘉定年间23 000万贯, 理宗绍定五年22 900万贯, 绍定六年32 000万贯, 嘉熙四年50 000万贯, 淳佑六年65 000万贯[7]。与此同时, 会子币值也直线下降:乾道四年一贯合铜钱770文, 咸淳三、四年为75文, 已跌到不足1/10。在此情况下, “市井视之, 粪土不如, 朝廷宝货, 自轻太甚”, “民愈不售, 郡县科配, 民皆闭门牢避, 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到后来, 一贯会子已不值一文钱。嘉熙三年李韶概括说:“楮券日轻, 民生流离, 物价踊贵, 遂至事无可为。”[8]南宋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国力又怎能抵御得了蒙古的铁骑。
三、经验教训
从上文的论述中, 已可看出币制的得失直接牵动着经济能否顺利运行, 牵动着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脉,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实际上, 不管古代现代, 不管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 归根结底都是货币层面出了问题, 进而导致人心恐慌、信誉崩溃和市面萧条, 严重的会导致政治混论、政权更替甚至产生因转移国内矛盾会发生战争。比如上世纪20年代欧洲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希特勒乘势而起登上历史舞台, 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近期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 埃及、沙特、也门诸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 也是由于这些国家最先在经济领域的崩溃引发的。
在古代, 货币形式只有贵金属货币 (金银) 、贱金属货币和法定纸币 (如:北宋的交子) , 国家可以用行政手段强行稳定市场秩序。而到了现代, 货币的形式却是纷繁复杂的, 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传统的贵金属货币、贱金属货币、法定纸币, 还有银行放贷、国债、股票, 还有虚拟货币, 至于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种更是种类繁多, 层出不穷。
在古代只有政府可以发行货币, 而到了现代, 可以发行货币的机构有:政府、银行、实业型商业公司、网络公司、金融投机机构, 等等。所以, 在古代一般只有政府可以制造金融危机, 而现代, 政府、银行、商业公司、金融投机机构都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而且, 现代的金融危机, 在信誉化、法制化、自由化、信息化、炒作化的武装和打扮之下, 这种偷窃行为更是无形、有力和规模空前。今天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风暴, 直接原因就是以“两房”为代表的美国抵押贷款机构, 滥用信誉, 向美国社会和全世界的投资人, (非强制性) 发行了规模过大、过于乐观的“债券货币”所致。而这些债券规模巨大信誉薄弱, 已经到了脱离了贷款消费者长远支付能力的程度。所以, 一旦美国的众多贷款消费者无力还贷, 就将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本质是美国抵押贷款机构利用他们“先进而美味”的货币工具, 引诱并偷盗了全世界投资者的价值和资产。由于长期积累的次贷危机引发, 数月间连锁反应, 有瞬间拉垮美国金融构架之势。
总而言之, 中国古代币制得失的经验教训, 颇值得借鉴, 在今天复杂的金融形势下, 更应予以认真思考, 以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九[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3]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2007.
[5]脱脱.宋史[M].卷五.本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5.
[6]脱脱.宋史[M].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 1985.
[7]脱脱.宋史[M].卷一八0.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中国古代国家政策 篇三
两位统治者形象的截然不同，代表的是中国与西方在国家发展上发展逻辑、发展重心、发展模式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首先应该追溯到双方在地理环境与战略主题上的差异。
狄奥多尔·罗普（Theodore Ropp）有一句名言：“地理是战略的核心。”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模式形成的最稳定的因素之一，文明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理条件。地理条件构成一个国家发展最大的初始条件和制约因素。
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的特征。首先他是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这一点我们都很熟悉：古代中国的西南是喜马拉雅山，西北是帕米尔高原，北边是戈壁、沙漠，东边和南边是茫茫大海，在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讲，这是相对与世隔绝的区域。古代中国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独立的“天下”。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古代中国人“天下”意识远远超出“国家”意识的原因之所在。
古代中国所在的地理空间，又具有整体的统一性。古代中国把东亚大陆地区最适合农耕的这片大陆基本上都纳到了自己的版图之中，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而外部的封闭使得中国文明具有一种向心的力量，即使是周边的游牧民族也往往是参与中原地区的角逐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的格局必然会成为古代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主体的统一必然成为中国历史的深层政治结构。
同时，古代中国的地理空间又有一种局部的独立性：高原、戈壁、沙漠，以及江河、高山的隔断，使得每每在中央王朝权力衰微的情况下，便会使一些地区暂时的独立发展成为可能，如春秋战国的分裂，如魏晋南北朝的鼎立，如五代十国的割据。但这种局部的独立性，最终又要服从于整体的统一性，这就是所谓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上总体的统一和暂时的分裂之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产生了两种影响了中国历史基本走向的力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中国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北方地区兴起的游牧民族向外发展比较困难，向中原发展却是非常轻松的事情，而中原富裕、温暖的农耕地区对游牧民族总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又使其在战争进入火器时代之前，一直能对农耕民族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所以从西周一直到清代前期，来自北方的边患往往是中原统治者必须应付的大事。
这就使古代中国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重心，即军事重心、政治重心、经济重心。南宋之前，三个重心基本还是重叠的。但隋唐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三个重心便呈现分开的局面。以长城和长江两条线为界，长江以南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谓的“天下财富，半出江南”；长城以北是中国的军事重心，所谓的“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在长城和长江之间的中原是中国的政治重心，所谓的“逐鹿中原”。
这就给古代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来自北边游牧民族的压力迫使中国历代的王朝不得不把军事重心始终放在北方，而不能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南移；同时，政治重心显然不能离军事重心太远，否则的话就会因军事重心偏离而出现割据和失控的情况，所以政治重心一定也是要在北方的。这既是备边的需要，也是维护大一统格局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决定了古代中国注定只能是一个大陆帝国，而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陆上对北边游牧民族的防御需要，使历代王朝必须把大量的资源放在北方，而不可能去花大力气经营海洋。郑和的下西洋最后不得不让位于北边对于蒙古的防御的需要，便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由此中国历史便呈现了两个明显的周期：一个周期是中原王朝周期性的兴衰，一个是游牧民族周期性的南下。且随着历史的演进，第二个周期越来越被纳入到第一个周期之中，两个周期最终越来越合二为一。像蒙古族、满族的南下，最后都被以“入主中原”的形式纳入到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之中，元、清也便同宋、明一样，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这就是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4.中国古代国家政策 篇四
2．屈原的组诗《九歌》和《九章》的篇数分别是11篇和9篇。
3．东汉时期两位最杰出的辞赋家是班固和张衡。他们的京都赋代表作《两都赋》和《二京赋》结构宏伟，铺陈绚丽。
4．两汉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其中，叙事散文的两部代表作是历史著作《史记》和《汉书》。
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最著名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后者的代表作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6．曹魏正始时期，由于司马氏统治的政治的恐怖和玄学的兴起，出现了以诗人、作家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7．唐代的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是“传奇”小说的出现，唐代的这种小说源于元朝的志怪小说。
8．“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句词出自五代词人李煜的名作《虞美人》（春华秋月何时了）。
二、默写题（从下列指定的篇目中任选两篇，默写全诗；
每篇5分，共10分；
每错一字扣1分，每错一句扣2分）9．《诗经·关雎》 答：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0．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篙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1.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2.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答：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三、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每小题答题不要超过300宇）13．什么是“建安风骨”？ 答：(1)建安诗人打破了两汉以来辞赋独盛，诗坛沉寂的局面，继古诗十九首之后，掀起了第一次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高潮；
（2分）(2)他们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
(2分)(3)表现了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
(2分)(4)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
（2分）(5)这些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风格雄健、慷慨悲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2分）14.什么是古文？什么是唐代的古文运动？ 答：(1)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是唐代的韩愈首先提出来的，其大体上的含义是指相对于骈文的散文文体形式。其特点是破骈而散，长短不拘，语言通达明畅。这种文体形式与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形式相同，所以称之为“古文”。（5分）(2)唐代贞元至元和年间，在韩愈、柳宗元的大力倡导和一大批作家的大力支持下，掀起了一次影响广泛的文体革新运动，旨在恢复文以载道的优良散文传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古文运动”。（5分）四、分析论述题（第15小题必选．16、17两题任选一题；
每小题20 分，共40分；
每小题答题不要超过500字）15．试论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答：陶渊明诗歌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
(1)最突出的特点是平淡自然，亲切淳真。（8分）(2)浑融完整，意境高远是陶诗的又一特点。（6分）(3)陶诗的另一特色是精工而本色的语言。（6分）16．试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分析汉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答：(1)思想内容：《江南》这首民歌通过对莲叶和鱼的动态描写，表现了江南采莲的男女青年欢乐嬉戏的劳动情景。(8分)(2)艺术形式：①诗里洋溢着欢乐与青春的美好之情。“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是总写，一开篇就把读者引入江南水乡一片碧绿的湖塘水泽之间。“鱼戏莲叶间”以下五句是分写。表面上是写鱼戏，但实际上是写采莲人的劳动或嬉戏惊动了鱼。可以想象平时沉寂的莲塘今日突然热闹起来，未受过惊吓的鱼在喧闹中惊而四散，但在心情欢快的采莲人看来，鱼是在与自己嬉戏。（4分）②“鱼戏莲叶间”以下五句回还往复，音节轻快流宕，形象鲜明生动。（4分）③全诗把人的欢乐与自然景物的秀丽融为一体，物我交融，情景谐合，构成一幅无比生动，无比形象，无比流畅的《江南采莲图》，而那轻快的音响节奏，流动着的诗的意境更是图画所难以表达净尽的。(4分)17．试鉴赏李煜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词。
答：(1)思想内容：词通过词人对现实的描写和对往事的回忆，表现了词人深切沉痛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8分）(2)表现手法：①上阙前二句写梦醒之时，再倒叙人梦中情景；
(4分)②上阙写现实，下阙是对“无限江山”的追忆和由此引起词人内心的无可奈何的追悔；
5.在古代欧美国家举办婚礼 篇五
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选自歌剧《罗恩西林》。此歌剧取材于德国古代的传说，作者自撰脚本。剧情为：一位名叫罗恩西林的勇士在圣林王国里看到人间的不平之事，前来解救遇难难的公主爱尔莎。后来二人双双坠入爱河，罗恩西林答应与爱尔莎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询问他的姓名和来历。在婚礼当晚，新娘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好奇，破坏了誓约。新郎罗恩西林只得返回圣林王国，新娘爱尔莎在悲痛中倒在弟弟的怀抱中死去。此进行曲选自第三幕第一场，是在歌剧罗恩西林与爱尔莎二位新人步入新房时的合唱。它的旋律优美，速度徐缓，庄重而抒情。《婚礼进行曲》的主体部分是男女声混声合唱，而在其前边也就是第三幕开场作曲家安排了一个前奏曲。
前奏曲是一个三部曲式，ABA结构。乐曲引子部分全部乐器齐响，一个小乐段重复出现了二次。形成雄伟、宏大的场面，“爆破般的欢喜动机”油然而生。在小提琴属音的准备下，第一部分由圆号、长号相继推出一个主题旋律，只有在最后的乐句长号由于要续入新的主题，而稍作了改变。在引子的烘托下，想再次将这种宏伟的场面再次沿续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时引子的音调再次利用，起了连接的作用，引出中间部。双簧管、长笛相继吹出同一个旋律。与第一部分的宏伟气势相比，这段旋律是优美、轻巧且富有歌唱性的。小提琴与管乐组相互陪衬，又奏出另一种由一个个动机组成的不规则的乐句，旋律富有弹性，且比较明朗、轻快。在黑管所奏最后乐句的属准备下，乐曲进入第三部分，再次出现引子音调，宏大的场面再次而生。在圆号、长号奏完主题旋律后，乐曲似乎要结束似的。作曲家却出其不意的安排了一个全队同奏出的强音，在定音鼓的强势烘托下，乐曲
由强渐弱，小提琴在弱静的音乐中奏出了主分解和弦，似乎预示着这种雄伟宏大的气氛并没有结束。最后，再次出现了那个富有特征的属音，它为接下来的混声合唱作了准备。
在混声合唱前，作曲家安排了一个前奏，由乐队奏出了合唱的一个旋律片段，再经过一系列离调的手法，将前奏曲与混声合唱的不同调式调性完美的容合在了一起。这首合唱仍然运用了复三部曲式，仍是ABA结构。A部分由三部分组成，开始部分的主题乐思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旋律，在现代结婚仪式上经常会使用这首改编而成的交响乐。由四句构成，第一句和第三句相同，属合头换尾手法。由Ⅰ级和弦作为基础的大三分解和弦旋律主体构成的乐句，再次显示了庄重、宏大的场面。中间部分虽然没有用运用Ⅰ级和弦音，但舒缓的节奏、音符的级进，仍能使人的心情保持平静。恰是这种旋律与开始的主题形成对比，却又再一次共同烘托了庄严的场景。第三部分再次出现第一主题，最后一句在最后的主音上加以变化，并补充了一句，增强了结束的感觉。在B部分之前有一段器乐的连接，且开使部分仍由几个属音做准备。男女主人公双双走入婚姻殿堂，深情凝视。在伴郎、伴娘的引入下，他们一步步迈入，走到了一起。这时的音乐更加抒情，没有大的跳进，速度更加徐缓，这为庄重的婚姻殿堂添入了含情脉脉的一面。最后部分C再次重复了A部分，两个人非常幸福地依偎在一起，公主幸福地将罗恩格林的手紧握。音乐再次庄严响起，他们在音乐的陪伴中，眼神传递着二人坚贞不渝的爱情信念。
此外，整首乐曲演唱和演奏的时候，采用由弱至强，由从强至弱。这样的处理方式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参加婚礼的队伍由远及近、而又走向远方的场景。即使现在单纯的用耳朵去听，我们也可以形象的想象出舞台上的场景。整首合唱曲旋律庄重，速度徐缓，节奏平稳，气势浑厚，充满幸福的情感，与在新婚中新人走入殿堂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很好的容合在一起。这首合唱曲后被改编成钢琴曲、管弦乐曲等，以管弦乐曲为流行。
6.中国古代国家政策 篇六
《感受中国古代恢宏的雕塑群——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
一、教材分析
（一）、确定目标
1、认知目标：通过引导、点拨学生阅读与理解、观察与感受、分析与评价，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雕塑群的杰出代表及艺术成就。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观察、比较和概括的能力，以及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学会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的能力，建立自信。
3、情感目标：通过美术作品的鉴赏，获得美的感受，陶冶情操。培养学生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趣味，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
（二）确定重难点
1、教学重点：让学生了解中国两大类雕塑（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及其艺术特征，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代表作品能加以鉴赏与推介。
2、教学难点：四大著名的石窟雕塑群的艺术风格及部分专业名词。
（三）、教材处理
中国古代雕塑以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最能体现其辉煌成就。本课虽受篇幅的限制，但是仍以较大的容量介绍了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有世界上最大的雕塑群秦兵马俑、有浑圆天成大气磅礴的汉代杰出的石雕群、还有精彩纷呈的石窟寺雕塑群以及晋祠圣母殿侍女彩塑。内
容丰富，计划用一课时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在内容方面调整为：秦兵马俑、汉石雕略有增加，四大名窟各有重点，晋祠美少女重点欣赏一件作品.二、教法学法
（一）、教法设计
导读、导看、导思、导说、导疑„„教师主导，坚持“三讲三不讲”原则。本课的内容对学生来说，兴趣不是很大，为了吸引学生，教学中考虑增加视频使用量。
（二）、学法设计
带着问题阅读与观赏、讨论与探究、质疑与答疑、鉴赏实践„„
分四个学习小组分别承担课内学习课题，以邻座为探讨小组进行探究性学习并展示学习成果，对表现出色者为小组计分，以赛促学。
（三）、手段选用
多媒体课件协助教学。
三、教学程序
（一）课前准备（课前二至三分钟等学生时）
1、课前等学生时边看视频《赛马》、中国旅游标志图案和《马踏飞燕》图片，边听音乐《赛马》，边与学生聊天——你看过哪些雕塑作品？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雕塑是什么雕塑？
2、上课后通过问题“你知道什么雕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吗？ 导入探究课题《感受中国古代恢宏的雕塑群——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
（二）探究部分
（开始部分约2分钟）
学生活动：阅读本课开始部分（关键词、重点句），准备回答下列问题：
1、秦汉陵墓为什么会产生恢宏的雕塑群？
2、宗教雕塑主要是什么题材？
师生活动：听学生回答问题，引导学生回答问题：
1、秦汉陵墓为什么会产生恢宏的雕塑群？秦汉以来盛行厚葬，帝王贵族期望死后升天，仍能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生前不惜巨资修建陵墓。墓前：石柱、石人、石兽等；墓室中：陶俑、铜俑等。（播放图片）
2、宗教雕塑主要是什么题材？
宗教教义和与其相关的人物、故事为题材的雕塑。以佛教雕塑艺术成就最高。（播放图片）。
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均以规模宏大、气势恢宏而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师活动：话题——发现秦兵马俑——简介： 1974年3月29日，陕西农民杨志发在西杨村打井的时候一撅头挖出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史无前例的秦陵随葬陶质兵马俑雕塑群：约8000件兵马俑阵容整齐、紧密排列，还有600匹战马佣、125辆兵车„„
探究一：世界上最大型的雕塑群（约8分钟）
学生活动：阅读本节内容，准备回答问题：秦陵兵马俑是怎么编排的？秦陵兵马俑采用了什么手法？
教师活动：听学生回答问题。教师引导点拨学生讲问题回答完整（播图片）。
解释“致广大，尽精微”。（播图片）
教师活动:播放图片让学生感受到细节刻画精心细致、真实生动。
学生活动:感受其艺术风貌及魅力。
教师活动：陶马群、战车同样精彩绝伦——图片演示
教师活动:展示秦始皇兵马俑的整体和局部图片。请学生讨论：你怎样向别人推介秦兵马俑——秦兵马俑的艺术特征从整体上看是什么特征？从局部上看又是什么特征？显示了秦国的哪些方面？ 师生生活动:一同学归纳，其他同学自由补充。结论:细腻生动的个性与气势磅礴的整体相协调统一。可谓“致广大，尽精微。” 那么，秦朝过后是哪个朝代呢? 探究二：汉代最杰出的石雕群（约8分钟）
学生活动：阅读本节内容。准备说说霍去病是谁？汉代雕塑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教师活动:听学生简介霍去病。汉代石雕。播放《卧象》图片，引导学生鉴赏。
学生活动:讨论，回答 师生结论:汉俑写意。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鉴赏，《伏虎》和《卧马》石雕作品 学生活动：结合历史背景谈谈《马踏匈奴》的艺术特点。教师活动:霍墓石雕群整体写意的艺术风格从哪些方面可以证明? 学生活动:巧妙利用石材的天然风貌，因式造型。圆浑天成的雕塑，质朴雄浑，展示出作者高超的写意智慧和西汉时期大气磅礴的艺术风貌。
教师活动：播放“三匹马”——秦马俑、汉《马踏匈奴》、汉《马踏飞燕》，你喜欢哪匹马？为什么？
学生活动：发表感受。
教师活动：听学生说，引导、点拨学生说。
探究三:我国最著名的石窟寺雕塑群（约16分钟）
学生活动：分四小组分别阅读:
1、敦煌石窟、2、云岗石窟、3、龙门石窟、4麦积山石窟内容。准备分别说说四大石窟各自以哪种雕塑形式为主。
师生活动:听学生回答问题，引导学生把问题说透。分别鉴赏四大石窟雕塑
教师活动：简介 敦煌石窟:孰煌莫高窟位于甘肃河西走廊，其所在属于玉门系砾岩，不能雕刻，所以窟内主体是泥胎彩塑。
教师活动：播放敦煌194窟彩塑，简介佛坛形制。
师生活动：分别播放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图片，引导学生归纳唐代人物造型特点。
教师活动： 简介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周山麓、十里河畔，主要洞窟有53个，石刻造像51000尊。
师生活动：播放云冈石窟第20窟主佛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归纳北魏佛像特点。
教师活动：简介龙门石窟：座落在河南省洛阳伊水两岸。自北魏至宋代相继开凿，有二千一百多个窟龛，10万尊造像。石雕。师生活动：播放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归纳唐代大佛造像特点。
教师活动：简介麦积山石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泥塑和石胎泥塑为主要的大型石窟，因其拥有自北朝以来千姿百态并各具特色的大量泥塑而被中外学者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麦积山的泥塑有圆塑、高浮雕、粘贴塑、壁塑四种。
师生活动：播放麦积山127窟菩萨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归纳北魏造像特点。
教师活动：播放不同朝代的菩萨图片，请同学们思考与讨论：不通朝代的菩萨为何各不相同？说说它们的造型特征。
学生活动：学生发表意见，探究四：伫立千年的一群美丽少女(陕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彩塑侍女群)（约4分钟）
学生活动：阅读本节内容。准备说说那群美丽的少女。
教师活动：简介晋祠圣母殿。听学生说那群美丽的少女。播放图片，引导学生鉴赏。她们的身段或丰满或苗条，面庞或圆润或清秀，神态或幽怨或天真，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更显得栩栩如生。
（三）小结（以下2分钟）
中国古代雕塑以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最能体现其辉煌成就。本课受时间的限制，主要鉴赏了世界上最大的雕塑群秦兵马俑和浑圆天成大气磅礴的汉代杰出的石雕群、还有精彩纷呈的石窟寺雕塑群以及晋祠圣母殿侍女彩塑。
（四）、课外学习活动
P68学习活动 板书设计：
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
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致广大，尽精微——写实
汉俑——圆浑天成、质朴雄浑、大气磅礴——写意
敦煌石窟-——泥胎彩塑
石窟寺雕塑 云冈石窟 ——石刻造像 精彩纷呈
龙门石窟——石雕
麦积山石窟——泥塑和石胎泥塑
山西宋代彩塑少女——栩栩如生、一美千年
7.中国古代国家政策 篇七
1. 农业领域
进入到9世纪, 铁器已经普及, 垦田技术也得到提高, 加之垦田开发者的权利得到政策上的保障, 9、10两个世纪的土地开发最为迅猛, 土地开发成为个别农业经营自立的基础。在农民开发土地的进程中, 开展大规模农业经营的正是靠“私出举[1]”致富, 并能熟练使用各项垦田技术的富豪农民。富豪农民通过私出举或者手中的权力 (郡司[2]级富豪) 隶属周边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 而这种经营属于直接的自立经营。
富豪农民之所以能扩大经营, 原因有两点。
一是来自国衙的经营支援, 即稻种的低息借贷制。另外一点就是经营者自身的财力与支配力。
本来, 正税[3]稻被统一保管在郡衙的正仓内, 自795年开始, 律令国家采取将正税稻由郡衙分散移管到乡级仓库的方针。正税稻由郡移管到乡意味着政府将公出举事业移管到乡上有能力的农民 (富豪) 手中。国司根据各富豪的经营能力分配正税稻, 国衙只回收利稻 (利息稻种) 部分。保管正税稻的富豪被称为“里仓负名”, 他们将分配来的正税稻与私稻合并投入到私出举的扩大经营上, 而相当于公出举的利稻部分则上交给国衙。这项政策以国衙回收利稻为条件对富豪农民进行经营支援, 贫穷农民则无法享受到政府的这一待遇。
直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 需要大量财力的同时对耕作者的支配力也必须是绝对的。关于这种支配力, 像前任国司、郡司、杂色人 (地方官职名) 这样的富豪在在位期间利用公权支配农民经营私田, 而群小富豪则是通过债务关系对周边农民进行支配的。这种债务关系首先是私出举形成的债务关系, 即如果借贷人不能按期上交借贷稻种就要在出举方的田地上劳动, 另外一种是代缴庸、调等租税形成的债务关系, 即由富豪代缴其他农民无法缴纳的调、庸等租税, 之后被代缴的农民到富豪的田地上劳动。关于后者, 实际上是有国司做后盾, 据871年法令记载, 大宰府管内的浮浪人向国司行贿, 代缴调、庸, 从中谋取暴利。
像这样大规模直接经营的土地被称为“私营田”, 而经营私营田的富豪农民就成为了具有土地所有权、耕作权、经营权的私营田领主。
2. 非农业领域
私营田领主除了在农业领域开发经营土地外, 在非农业领域也很活跃。在铜的生产领域, 876年长门国规定国内所有的铜都要上交到铸钱司, 但是还是有农民私自采掘铜铸造杂器进行交易。这里的农民很可能就是当地的富豪[4]。在商业领域, 早在8世纪的时候进行濑户内海海运的“官人百姓商旅之徒”、在东北地区将棉、铁与陆奥夷俘的马匹、奴隶进行交易的“犬羊之徒”就已经存在, 进入到9世纪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在运输业中, 9世纪后半期, 在诸国运送木材的“赁车之徒”开始活动;9世纪末, 坂东诸国富豪结成“僦马党”抢夺来往于东山道、东海道的商队。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9世纪后半期私营田领主在各方面开展活动, 迅速成长起来。但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的地位在国司、京中贵族面前未必就是安定的, 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此, 他们为了贯彻自己的活动, 就横向团结起来结成“党”, 前面提到的“僦马党”就是一个典型。9世纪末10世纪初各地的“党”开始活跃化。
二、与律令国家的关系
1. 政治领域
9世纪以后, 私营田领主凭借财富不仅可以成为郡司, 还可以进入国衙作为“杂色人”参与国衙事务 (以下简称“国务) ”。
这个时期班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急速瓦解, 编户制也开始流于形式。也就是说, 律令国家对农民的人身统治开始松动。这种统治上的松动客观上促进了国司裁量权 (即国司的权限集中到受领[5]一个人手里) 的扩大, 同时国司四等官[6]共同责任制遭到破坏, 权力向官长 (守、介) 集中, 而任用 (掾、目) 则趋向下属化。
按当时的规定, 权限集中的受领派遣任用作为收纳使到郡担当郡司。但是任用如果未能按量收缴的话, 就要拿出自己的财物填补郡中未能上缴的杂税, 这样向中央收缴税收的责任就转嫁到任用身上了。不过, 只是作为单纯部下的任用在租庸调、出举等的收缴上未必忠实于受领。他们屡次联合当地的郡司、富豪农民 (课税对象) 告发、袭击为了政绩实施苛政的受领。在这种状况下, 受领一方面从京城中抽调自己的部下 (由家属、仆人组成) 到当地任职, 另一方面录用当地富豪作为杂色人从事出举、收纳等以下的国务, 以达到将任用从国务中排挤出去的目的。
另外, 在律令制中有这样一道官符, 即初次成为官吏或者僧侣的可以免除课税, 这道官符被称为蠲符。所以, 富豪们为了免除课税, 利用自己的财富努力成为各司的下级官人或京中贵族的家人。867年, 近江、丹波两国的式部、治部、兵部三省的“蠲符杂色人”增加过速, 901年在播磨国中过半的百姓是六卫府舍人 (天皇亲卫队员) 。富豪农民下级官人化、家司家人化生出大量合法的不课税户, 使得律令制的人身支配体制趋向瓦解。
2. 财政领域
9世纪以后, 律令国家的社会底层很不稳定, 812年由于饥荒京中的米价暴涨, 政府拿出官仓中的米供给给贫民, 而且免除未缴纳的正税。但对于当时的为政者来说一个切实的问题是应缴纳的诸国正税被用于赈济灾民或正税中未缴纳部分被免除造成财源锐减。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开始关注当时因私出举、私营田拥有巨额财富的富豪农民, 即私营田领主。819年政府决定记录畿内地区富豪的家产, 然后将这些家产借来贷给受灾的贫困之人。840年政府发出一道官符, 即记录畿内诸国不论京中贵族还是富豪百姓所拥有的稻谷并将这些稻谷贷给贫困者。自此国家借富豪的稻谷贷给贫困者开始制度化。但是, 正如《续日本后记》里所记载的“国家只借而没有返还之意”, 对此富豪无法容忍。
另一方面, 根据840年政府发出的畿内诸国不论京中贵族还是富豪百姓所持稻谷均要被记录贷给贫困者的公文, 京中贵族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845年京中贵族在摂津国以富豪借其俸禄未还为由封掉郡司富豪的宅子, 强行将其所储蓄之稻运走。郡司富豪向京中贵族借款负债可能是用来私出举、或者是代缴贫困农民未缴纳的调。京中贵族抢夺富豪稻谷的行为是无视国司的。表面看是京中贵族抢夺富豪, 而实际上是富豪向京中的京中贵族们进献田宅, 并号称是其家人, 目的是借其权威不缴纳正税。国衙在催收正税的时候, 富豪将稻谷储存到进献给京中贵族的私宅中而不运往官仓, 或将私稻谎称是京中贵族的稻谷而不上交。当对田宅的所有权发生争论时, 富豪们不向国司提起诉讼而是拜托京中贵族利用其权威进行解决。
富豪通过与京中贵族勾结对抗国司的运动在9世纪末频繁起来, 这种勾结使国衙陷入危机, 使中央财政危机更加恶化。
三、结语
9世纪开始富豪农民不仅在经济领迅速成长积累财富转化为私营田领主, 而且凭借其财富进入到政治界担当下级官人, 勾结京中的京中贵族共同对抗国司。富豪农民的以上行为为将来转化为下级武士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4]吉田孝、佐々木恵介、大隅清陽《九―十世紀の日本――平安京》 (收录于《日本通史第5巻古代4》) 日本:岩波書店.1994年.p51.
[1].木村茂光《10世紀の転換と王朝国家》 (收录于《日本史講座.中世の形成》.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8.古代对育儿的救助政策 等10则 篇八
中国古代对幼儿的救助一直都很重视，从先秦到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都有一些鼓励生育和物质帮扶的政策。到了宋代，这一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京东提刑韩宗彦就上书朝廷，请求“凡下户有怀妊而不能自存者，愿赐之粟”。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朝廷正式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救助贫民儿童的养育：“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官府）给钱养之。”南宋朝廷还规定，在孕妇妊娠期内，蠲免其丈夫的杂色差役。这一规定，无疑是非常有助于新生儿成长的。
战国时期就有举重运动
战国时期，民间开始流行举鼎。鼎有大小之分，大鼎重逾千斤，中小型重数十斤至数百斤不等。举鼎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鼎两耳之间穿上一根杠子，两个人把它抬起来；第二种是一个人两手分执鼎之双耳，将鼎翻转过来，高举于头顶之上。这与如今的举重动作十分相似。唐朝时，举重被正式列入武举考试制度，要求必须“翘关五举”才行，就是站在原地连举顶城门的杠子五次。
纽扣始于清朝
有无纽扣，是古今服装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古人衣着只用带子，直到明代为止，从画像、诗文记载以及实物上，都找不出纽扣的例子。自清以后，就普遍用纽扣了。最初，只是用贝壳、螺纽、木头做纽子，后来改用布条子打成葡萄结做纽。以后，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相继出现了胶木纽、电玉纽、金属纽、有机玻璃纽、涂料纽、镀铬纽、水钻纽等等。
带“卫”地名溯源
在我国古代，沿海一带有许多带有“卫”字的地名。如上海的“金山卫”、浙江的“观海卫”、山东的“威海卫”、辽宁的“前卫”等，其由来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卫”是明初朱元璋确立军队编制名。凡沿海险要地段都设“卫”扼守，每“卫”约有560人，由都司率领，隶属于五军都督府。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在全国设“卫”达到490多处。后来，“卫”就演化进了地名里面。“卫”字表明了这里曾是明代驻军的地方。
行举手礼的由来
士兵见到军官、学生碰到老师、入党入团仪式等都要行举手礼。原来，在中世纪的时候，骑士们常在公主和贵妇们面前比武。在经过公主的座席时，骑士们要吟唱一首赞美的情诗，诗里往往都把公主比作眩目的太阳，武士们要把手举起来做挡住阳光的姿势，藉此瞻仰芳容，表示虔敬。后来，这种礼节便演变成见到尊敬的人就把手举到眉上，形成举手礼了，并一直沿用下来。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国排名第101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公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挪威在排名中名列第一，中国排名第101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是平衡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平均成就的综合指数，这三大基本维度是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水平。具体指数几乎涵盖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因而排名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各国人民的生活现状。挪威、澳大利亚、荷兰分列第1至第3位。而非洲国家刚果（金）、尼日尔和布隆迪排在有统计数字的178个国家中的后三位。
钟表秒针是由医生发明的
今天钟表的秒针是由医生发明的，说起来或许有人不信。英国的内科医生约翰·弗里亚（1649-1734）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人类脉搏变化的人。为了诊脉，他特制一个专用钟，这个钟可于60秒钟之内正确摆动，从而用以诊断患者的脉搏。弗里亚设计的这个特别钟表，后来便被采用到普通的常用钟表制作中，成为今天我们见到的钟表的样子。
面条起源于汉代
我国的面条起源于汉代。那时面食统称为饼，因面条要在“汤”中煮熟，所以又叫汤饼。早期的面条有片状的、条状的。片状的是将面团托在手上，拉扯成面片下锅而成。到了魏、晋、南北朝，面条的种类增多。隋、唐、五代时期，面条的品种更多。有一种叫“冷淘”的过水凉面，风味独特，诗圣杜甫十分欣赏，称其“经齿冷于雪”。还有一种面条，制得有韧劲，有“湿面条可以系鞋带”的说法，被人称为“健康七妙”之一。宋、元时期，“挂面”出现了，如南宋临安市上就有猪羊庵生面以及多种素面出售。及至明清，面条的花色更为繁多。如清代戏剧家李渔就在《闲情偶寄》中收录了“五香面”、“八珍面”。这两种面条分别将五种和八种动植物原料的细末掺进面中制成，堪称面条中的上品。
部首之法的由来
部首之法，始于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将汉字分为两类，象形写意字与形声字，形声字有形旁声旁，也为部首提供了依据。依照音韵检字，实始于宋代，而在元朝则最为盛。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版，其排列取字就是写韵刻字法。过去的铅字排字房用部首分类，即是受字典检字的影响。《广韵》是“韵轮检字法”依韵检字的通俗字书。
考古学家在火山灰下玛雅村庄发现逃生通道
最近，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的塞伦考古遗址发掘中，偶然在几米深的火山灰下发现了一条“白路”。塞伦位于萨尔瓦多，被火山灰埋了1400多年，是中美洲保存最好的玛雅农庄。在这里，研究人员可以看到陶碗上的指纹、园子里农民的脚印、茅顶房、织篮、装着豆子的罐子，甚至栖身于茅顶上的老鼠的粪便。遗址为人类了解玛雅文化提供了详尽的材料。考古学家根据各种迹象复原了当时的情景：公元630年火山喷发的时候，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各家的门都是关着的，这说明没有人返回家里收拾细软。火山喷发的时间是八月一个晚上的7点左右，因为从火山灰里保存的东西看，有成熟的玉米秆，农具已经收进屋里，睡席还没有铺开，晚餐已经端上，但碟子还没有洗，玉米已经放进了罐子以便夜间浸泡。由于至今还没有在塞伦发现人的遗体，因此，当火山灰像雨一样从北边一里之外的火山口倾泻下来时，广场上的村民可能就是用这条“白路”作为紧急通道，得以在黑夜里向南成功逃生。
【文稿】李莉
9.中国古代国家政策 篇九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了解有关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政策的基本知识，初步了解、认识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和文物插图对于证史的重要作用。借助于历史文献深入理解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原因和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从而培养学生阅读历史文献的能力，及借助历史文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本单元中前三节的知识，推断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政策，以及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考古材料，历史文献和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推理分析，大胆比较论证，主动探究各个历史问题的答案，学会运用观察法、比较法、阅读法（包括历史图片、文史资料）等探讨有关的问题。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够对重农抑商政策做出一个正确认识，理解政府决策对经济的作用，联系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改，理解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重点与难点
重点：土地制度的演变；重农抑商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 难点：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经济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政治、文化的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本课教材选自必修②经济史的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的第四课。本课内容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诠释了我国古代经济政策。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容：
1．土地制度的演变（演变过程、基本特点）2．“重农抑商”（实施情况、作用分析）3．“海禁”与“闭关政策”（具体表现、消极影响）
通过这一内容的教学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国家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为我国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讲授新课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问题一：我国古代土地所有制有何变化？总体趋势是什么？（了解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
问题二：井田制有何基本特征？为什么在春秋时期开始瓦解？（认识井田制的实质。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历史现象）
1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问题三：○2古代封建政府采取过哪些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为什么不能真正阻止这一现象？（抓住题？○中心，集中突破，以点带面。）
二、重农抑商政策
1、概念：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即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 展，以农为“本”，商业被称作为“末”业。从商鞅变法时首次正式提出，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推行，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大都执行这项政策。
2、原因：
（1）统治者推行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2）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有利于社会安定。（3）农业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来源。
（4）有利于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护政治的稳定，巩固君主的地位。
3、评价：
（1）积极：重农，能促进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际生活中也发挥过巨大作用，比如商鞅变法时期使秦发展最为强大，汉武帝时国力强盛，都与此项政策有关。
（2）消极：人为的割裂农、工、商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从政府行为与经济自身规律来看，抑商政策过多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破坏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人为的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材料一：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商君书、垦令》
材料二：明朝对工商业者衣服的规定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令农衣紬、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紬、纱。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令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材料三：“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雍正帝
结合史料和教材，了解重农抑商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战国时，重农抑商政策产生 西汉时，抑制富商大贾势力 明清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
历代封建王朝为什么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直接目的：保护农业和小农经济，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根本目的：巩固封建统治。
1、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初期和明清时期有何不同？
2、重农抑商政策与重商主义政策的作用有何区别？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1：汉唐的开放政策： 隋唐时期，对外交通发达……唐政府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在中国居住、任官，和中国人通婚。长安、洛阳聚集了各国的使节、商人，成为当时国际大都会。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远远超过以往各代。
2：明朝的海禁： 明皇帝朱元璋颁布一系列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贸易，“ 寸板不许下海”，海外贸易完全由政府控制，“寸货不许入番”。
明初为什么要实行海禁？东南沿海倭患日益猖獗，担心流亡海外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 及明朝的统治。
3、清代的闭关锁国：规定只开放广州一口作为通商口岸，并规定由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对外贸易。
清代为什么要实行闭关锁国，规定只开放广州一口作为通商口岸，并规定由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对外贸易。
清代为什么要实行闭关政策？ 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源）
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特别是台湾郑成功的抗清政权。
从16世纪开始，西方早期殖民者葡萄牙、荷兰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侵略活动。思考探究：
1、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带来什么严重后果？
10.中国古代宴会礼仪 篇十
摘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礼俗和风俗习惯的文明古国, 这在人们的饮食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 中国宴饮已成为中国悠久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体现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探讨中国古代宴饮活动中的礼仪, 对于探刻认识中国饮食文化, 乃至中国传统文化,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对古代宴会礼仪的取精华去糟粕，对当代中国文明礼仪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古代 宴会礼仪 饮食礼俗 现代礼仪 研究方法：文献研究、个案研究 引言：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宴饮礼仪。中国宴会的礼仪, 至迟在周代, 已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由于周礼受到孔子的称赞, 一直沿用至今, 并有所变化和发展。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 一般的程序是主人折柬相邀, 到期迎客于门外宾至, 互致问候, 延入客厅小坐, 敬以茶点导客入席, 以左为上, 是为首席。席中座次, 以左为首座, 相对者为二座, 首座之下为三座, 二座之下为四座现代中餐宴会, 为斟酒布菜便利, 借西方宴会以右为上的法则, 第一主宾就坐于主人右侧, 第二主宾在主人左侧或第一主宾右侧, 变通处理。客人坐定, 由主人敬酒让菜, 客人以礼相谢。宴毕, 导客入客厅小坐, 上茶, 直至辞别。席间斟酒上菜, 也有一定的规程。现代的标准规程是斟酒由宾客右侧进行, 先主宾, 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酒斟八分, 不得过满。上菜先冷后热, 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 不能把头尾朝向正主位。
一、座次之礼
在古代筵席的各种礼制中，座次礼节最能表现宴饮者的高下尊卑，席置、坐法、席层等无不受到严格的礼制限定，违者就是非礼。在宴饮座制的严格规范下，人们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身份及宗族关系等就席，宴饮进程因此而井然有序。统治者正是运用这种手段来强化社会秩序。具体言之，统治者对筵席座制相当看重，就是因为它具有建构一个长幼有序、君臣有别、孝亲尊老、忠君礼臣、层层隶属、等级森严之社会体系的功能。
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时，帝王面南，臣下面北；宾主之间相对时，则为宾东向，主西向；长幼之间相对时，长者东向，幼者西向。宾主之间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为侍坐。清代学者凌廷堪在他的礼学名著《礼经释例 》就更为确切地提出“室中以东向为尊”的说法。
由此可以看出，鸿门宴座次的形式，就属于这种室内礼节活动的形式。项羽、项伯朝东而坐，最尊（项伯是项羽的叔父，项羽不能让叔父坐在低于自己的位置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的位置；刘邦朝北而坐，又卑于范增；张良面朝西的位置，是在场人中最卑的了。（详见图1）
宴设于项羽军中帐内，刘邦为宾，从座位安排上即可看出，项羽目中无人，自高自大，而力量的悬殊，刘邦的处境已令人忧心。再看项羽集团内部，谋士范增在项羽心中的地位，尚不及告密的项伯，君臣隔阂，事不可谋已初露端倪。
图1：鸿门宴座次图
二、待客之礼
如何以酒食招待客人, 《周礼》、《仪礼》和《礼记》中已有明细的条文。下面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首先, 安排筵席时, 肴镶的摆放位置要按规定进行带骨肉要放在净肉左边, 饭食放在用餐者左方, 肉羹则放在右边, 调味品放在面前的位置, 葱末之类可放远一点⋯ ⋯食器饮器的摆放, 仆从端菜的姿式, 重点菜肴的位置, 也都有陈文规定仆从摆放酒壶酒搏, 要将壶嘴面向贵客端菜上席时, 不能面向客人和菜肴大口喘气, 如果此时客人正巧有问话, 必须将脸侧向一边, 避免呼气和睡沫溅到盘中或客人的脸上。上整尾鱼肴时, 一定要使鱼尾 指向客人, 因为鲜鱼肉由尾部易与骨刺剥离上干鱼则正好相反, 要将鱼头对着客人, 千鱼由头端更易剥离冬天的鱼腹部肥美, 摆放时鱼腹向右, 便于取食夏天则背鳍部较肥, 所以将鱼背朝右。主人的情意, 就是要由这细微之处体现出来, 仆人若是不知事理, 免不了会闹出不愉快来。
待客宴饮, 主人必须作陪伴, 主客必须共餐。如果老幼尊卑共席, 讲究就更多了。比如同席的尊长未动筷子, 你可一定别抢先, 看到尊长将要吃饱, 你不论吃饱与否, 都不能再大嚼下去, 等尊长一放下碗筷, 你也要停止进食, 注意也不能先放下筷子。
三、进食之礼
当代的中国人, 无论男女老少, 都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继承了古代一些进食礼仪。现在的一些餐桌礼仪习惯, 可以说都植根于中国古老的饮食传统。在《礼记》这部书中,对进食之礼, 有较为详细的陈述。试举几例如下
1、宴饮开始, 饭菜端来时, 客人要起立有贵客到来时,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赫敬。主人让食, 要热情取用, 不可置之不理。
2、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 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道谢, 等主人寒喧完毕后, 客人
方可入席落座。
3、饭菜摆放好以后, 主人要先从盘碗中拨出少许撰品, 放在桌上, 将少许酒洒在地上, 以祭祀发明饮食的先人, 表示不忘本。如果吃剩饭或吃晚辈准备的饮食, 则不必行祭。
4、同别人一起进食, 要注意谦让, 不可吃得过饱。
5、一起吃饭时, 不可用手抓吃。
6、要入口的饭, 不可再放回食器中。
7、不可将饭传成大团, 大口大口地吃, 这样有争饱之嫌。
8、吃饭时不可让舌头在口中发出响声, 主人会觉得你是对他的饮食不满意。
9、客人自己不要啃骨头,也不要把骨头扔给狗去啃, 否则主人会觉得你看不起他准备的饭菜, 以为只配给狗吃。
10、“ 唯食忘忧” , 吃饭时不可唉声叹气。
四、“ 会约”、“ 筋政” 及其它
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到清代时, 许多文人雅士为重整筵宴礼仪和消除非礼现象, 对有关餐桌礼仪做了一些补充与发展。其中以尤同人的《真率会约》及沈存西《筋政》最为出名。
尤同人在《真率会约》中想扫除当时浮华奢侈的社会弊端, 提出“ 真率” 理论, 对人要求质朴, 对物要求检素。书中从几方面提及对宴礼的要求, 如“ 会之人”、“ 会之期”、“ 会之地”、“ 会之具”、“ 会之事” 等等。关于“ 聚会之人” 是宁缺毋滥, 陪客可有可无“ 聚会之期” , 至多一周一次, 不可每日聚餐“ 聚会之地” ,他写道“ 暑宜长林, 寒宜密室, 春秋之际, 花月为佳” 关于’ 聚会之具” , 四盘足矣, “ 素一腥三, 酒五行, 中放加羹汤一” , “ 薄晚小饮, 设果一盘, 杂蔬九合, 加小点一” 关于“ 聚会之事” 是各从所好, 可以赋诗、读书、作字、弹琴、下棋, 只是不许赌博。众从说话, 可以谈经、谈史、谈禅、谈山水, 但不能谈当官、不能谈挣钱、不可谈女人⋯ ⋯
沈从西的《筋政》有五十则, 讲述的是酒筵礼仪, 但更多谈及的是饮食过程中的一些禁条, 比如“ 主人宴客, 有时不免招待不周, 客人要为主人考虑, 尤其是夏冬两季, 不能久坐不散, 当见好就收” “ 邻里和朋友, 讲究礼尚往来, 始终如一, 不能有事相求就酒肉相待, 事成之后便冷若冰霜” “ 席上客人对自己的嗜好应当有所约束, 不能见某一味菜肴适口, 便索要不止”“ 筵宴上不要拍马屁, 光知围着显贵和有钱人打转也不要目无尊长、高谈阔论” 研究发现：
我国是礼仪之邦，人们在宴饮活动中重视礼节、礼貌，几千年来已形成了文化传统，其中表现伦理美、形式美的一些规律，一直沿用到现在。
封建社会的宴饮活动，不但座位安排很有讲究，以“面东为尊”或“左为上”为原则；迎接宾客要打躬作揖，席间宾主频频敬酒劝菜，筷要同时举起，席终“净面”后要端茶、送牙签等等，礼仪十分繁缛。而且旧时宴会礼越是社会上层，越是苛细烦琐。随着历史的检验，有些礼俗被淘汰了，有些礼俗被更新了，但总的看来，我国的宴会仍有菜肴过多，礼节过繁，消费过高，时间过长等等弊病。现在提倡一般筵席“四菜一汤“，革除繁琐礼节，实行与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筵席改革，这是完全必要的。
现代礼仪要坚持平等原则，平等是现代礼仪的基础。因此现代家庭宴会，座次灵活安排，以尊敬老人、尊敬师长、尊重宾客、爱护儿童为原则。台面碗盏布局，均衡对称，主菜放当中，副菜围成一圈，菜肴造型正面朝向主宾。宴会前后主人对亲朋都要敬茶，热情招待，宾客辞行要向主人答谢。整个宴会活动，气氛热烈，秩序井然，使得与宴者始终心情宽舒，既享用丰盛的肴馔，又增进了彼此间的情谊。宴会中贯穿这样的礼仪、礼节，并非是对吃的情趣的束缚，而是表现人们的道德文化修养，在饮食生活中体现一种形式美、伦理美、人情美。
参考文献：
11.中国古代邮递 篇十一
我国的邮递制度在西周时就有了。《周礼》记载，西周初年设有“遗人”的官职，又称“野庐氏”，其职责是“掌道路庐宿之委积，以供宾客会同师役之事”。当时境内的主要道路每隔十里左右设有庐舍，舍内备有饮食；每隔三十里左右设有宿处，宿处有人专管接待；每隔五十里左右设有市，市内有候馆，馆内积存有往来人员需要的物资。《周礼·秋官》“野庐氏”下云“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记述了当时邮递人员的编制情况。《诗经·公刘》篇中有“于时庐旅”、“于豳斯馆”二句，所谓“庐”、“馆”就是这样的设施，馆较大而庐较小。
春秋时期，庐或馆又称邮或驿，或称邮置、驿置。邮、驿、置三字含义相近，《广雅》云：“邮，置也；驿，亦置也。”其区别在于步递为邮、马递为驿，因此当时又把邮递人员停留食宿的地方称为邮亭或驿站。在庐或馆演变为邮或驿的过程中，其职能也由原来的只管接待扩展为兼管传递物品，即增加了邮递的内容。《墨子·杂守》篇云：“筑邮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可见那时关于邮亭的建筑规制已有明确的标准了。孔子在世时，邮递的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成为人们熟知的通讯联络方式。《孟子·公孙丑上》中引用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人的美德的传扬比邮递传送的速度还要快，可见当时邮传的速度已经相当快捷了。战国时期，有些邮递站点就成为通用的地名。秦国名将白起在杜邮自尽，这个杜邮就是咸阳城东十余里处的一个邮亭，又称杜邮亭。
西汉时期，各地邮亭驿站的设置更加完善，以至于郡县之间达到“十里一亭，五里一邮”（见《汉旧仪》下）。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让郡县备好马五十匹，供驿站使用，从河内往京城长安传送文书，两天即可到达，朝臣叹为神速。（见《汉书·王温舒传》）黄霸任颍川太守时，曾下令让邮亭乡官多喂养鸡与猪，除供给邮递人员食用之外，还赡养孤寡贫穷的人，这成了黄霸被人们传颂的重要政绩。（见《汉书·黄霸传》）东汉时，通往西域的道路也都“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后汉书·西域传》），这时的邮递设施对于密切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汉代以后，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邮驿传递，因为这是封建时代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邮驿的设置逐步网络化，传递的程序逐步制度化，朝廷对于驿站的分布、驿官的选任、驿站人员的编制配备及马匹或船只的数量，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而且对于文书传递过程中的勘合检查办法也有详细的规定。管理邮驿的官员称为邮吏、驿吏或馆驿使。
唐代的邮递制度已相当健全。当时的邮递归兵部管理，设驾部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朝廷还曾派太监任馆驿使。传递人员一般为雇用的民夫，称为邮子或邮夫，其工作十分辛劳。《新唐书·元稹传》中说“役邮子万人，不胜其疲，稹奏罢之”，即是说元稹可怜那些邮差而对他们予以关照。白居易为元稹所作的《墓志铭》说“邮夫获息肩”，对元稹的这一项政绩予以赞扬。在战争期间，邮递工作由军士担任，称为邮卒或驿卒。需要传递的紧急军书常常插羽毛为标记，称为“羽书”，高适《燕歌行》诗云“校尉羽书飞瀚海”，就是指这样的急件。杨贵妃爱吃荔枝，唐明皇就下令让驿站用快马从南海把荔枝传送到长安，这可以说是当时的“特快专递”了。传送这样的快件时，驿卒携带铜铃，悬置马上，称为邮铃，奔驰时铃声乱响，警告路人让道，同时使下一站听到铃声后尽快准备饮水与食物，不至于耽搁行程。邮铃的响声使人们感到惊慌和紧张，因而产生厌恶情绪。唐代唐彦谦《夜坐》诗云“不眠惊戍鼓，久客厌邮铃”，就反映了这样的心情。唐代诗人的许多作品还都写到驿站，如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张说的《浑渡驿》、李白的《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杜甫的《宿白沙驿》、李商隐的《筹笔驿》等，这反映了唐代的驿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就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诏让各地邮传用军卒递送。此后，北宋时期的邮递归枢密院管辖，被纳入军事系统。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朝廷对各地驿站配给银牌，查验更为严格。北宋时期也有快递，称为“急脚递”。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说，当时邮递有三等，即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的速度最快。如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设置“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唐代的羽书或羽檄，传送这种快件的驿卒手持红漆木牌，木牌上有黄金字闪闪发光，耀人眼目，飞马驰过时人们望见它无不纷纷躲避，每天可行五百里。金国仿照宋朝的做法，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设置急递铺，驿卒腰系邮铃传递紧急公文，每天可行三百里，如果不是军情或河防大事则不使用这样的快递。元朝承袭宋金旧制，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即下诏让各地官府设立传递铺驿，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诏令扬州等地沿陆路设置马驿，沿水路设置水站，陆路水路结合进行传递。
明代的邮递设置更加完备，各地的驿站称为水马驿或递运所。《大明会典》卷一四五记载说：“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事人员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至于公文递送，又置铺舍，以免稽迟，及应役人员各有事例。”会同馆指设置在北京和南京的馆舍，有天下首驿之称。水马驿指水路和陆路的驿站，这是明代邮递系统的基干。递运所是“运递粮物”的机构，利用邮驿的路线进行传递。明初洪武年间，以京师南京为总枢纽的水陆驿道有12条，总长约71800公里，有驿站1936处；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又以北京为中心形成驿递网络。明代的邮递事务由兵部车驾清吏司管辖，主管官员为郎中；地方邮递事务由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双重管辖。各地驿站官员为驿丞，递运所设大使或副使；成化十年（1474年）又在南京设快船差拨，主管水路快递。
清代沿袭明制，机构管理及传递程序无大变化，只是对水马驿和递运所的设置有所裁减或增加。
上述各个朝代的驿站设施都是为朝廷和官府服务的，传递的内容主要是公文。这和现代化的邮政系统为全民服务的功能明显不同。古时候私人信件一般是自派专人递送，或者委托外出的官员或差役顺便捎带。如晋代殷羡出任豫章太守，京城的人士托他捎带的书信有一百多封，他途经江边时把这些信都抛到水中，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世说新语·任诞》）殷羡字洪乔，这个故事便成为一个典故，后人把信件丢失或造成差错称为“洪乔之误”。古代邮差驿卒的社会地位是很低微的，因此殷羡不愿意为他人作邮差。实际上，古代需要递送或捎带信件的主要是官宦或书香人家，普通的平民百姓很少有人识字，无特殊情况也没有派专人递送或托人捎信的机遇。
古代也有人把私人的信件托官方的驿站捎带传送，寄信者把书信装在竹筒中，称为邮筒。这种做法始于晋代的陆机。陆机家在吴郡，他在洛阳时曾写一封家信，装在竹筒中绑在他家所豢养的一只黄狗的脖子上，那黄狗就把信送到吴郡的家中。后人仿效陆机，也用竹筒寄信或寄诗文作品。五代时著名高僧贯休诗云“尺书裁罢寄邮筒”，是说寄书信；宋代欧阳修诗云“邮筒不绝如飞翼”，王安石诗云“邮筒还肯寄新诗”，都是说寄诗作。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叙》说他爱收集鬼狐故事，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可知，邮筒是古代私人寄送书信的一种常见的方式，流行的时间很长久。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人经营的民间邮递机构，但其邮递网络也必须依靠官办的驿递系统所形成的便利交通条件才能运作，而官办的商业性的邮政机构，直到清代末期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