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17篇）

1.《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后感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

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

2005年7月22日，在声学所所办和党委的组织下，我们来到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了《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

从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畔的第一声枪响，中华民族开始伟大的抗日救国战争，到1945年9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这场历时8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沉重代价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场展览中，我们首先感受了在那个危难时刻，中华民族一致抵御外敌的那种“团结”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四万万同胞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从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奋起抵抗：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保卫武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再到台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海外华侨认购国债回国参战，不同党派和团体捐弃前嫌，共赴国

难„„“到了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整个中华民族聚合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空前的团结精神，形成了真正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源泉。

随着缓缓移动的参观人流，杨靖宇，佟麟阁，左权，张自忠„„一个个熟悉而崇高的名字印入大家的眼帘。国难当头，英雄辈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时，年仅37岁；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牺牲后，日军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狼牙山五壮士毅然砸枪跳崖；被敌围困河边，誓死不屈的8位女战士挽臂沉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无数抗日先烈的爱国奉献精神凝聚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可以说，没有数不清的仁人志士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绝不会是在1945年。

走出展览馆，大家的心中充满着崇高与悲壮的情怀，但是却没有多少作为“胜利者”的喜悦。伤亡3500余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这一个个鲜明的数字让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轻松和愉快。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国家的孱弱，民族承载了更多的苦难，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从来不会有人怀疑抗战史是一部胜利史，但只有在民族复兴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回归大国的坐标时，我们才可能最终体验到“胜利”的完整涵义。今天，当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时，我们应当谨记团结奉献的抗日精神，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为发愤学习和工作的强大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因为，我们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落后就要挨打！

2.《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二

一、抗日战期间教会学校的状况

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先后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办学,并两校合用图书馆和实验室。东吴大学的校园在1937年11月初被日本人占领,学校不得不迁移,期间大多数师生也到上海租界内寻求避难并继续办学。 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过多次搬迁后, 也于1938年2月迁到上海租界, 该院在抗日战争中又恢复了原名之江大学。 在抗日战争这个艰难特殊的时代,在上海租界的这四所大学作为一个联合基督教学校共同协作坚持办学,并共同使用所能得到的教学设备, 期间联合学校的总部就设在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 由于当时公立大学未能恢复, 报考教会大学的学生激增,到1941年,这四所大学的在学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租界,联合学校被迫放弃其教学,又开始了动荡不定的迁移。 圣约翰大学是所有教会学校中受损失最小的学校,该校于1940年9月迁回到原校址,由于相对稳定的环境,1942年该校在学人数达到2200人, 成为日军占领区内唯一能正常开办的基督教大学。沪江大学除了把一部分的教学工作留在上海外,为了避免汉奸学校的名称,又于1943年在重庆开办了商学院。 东吴大学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分成若干部分继续生存,其文理学院留在上海办学,1942年春,部分师生与之江大学合并在福建北部邵武一带办学, 还有部分师生则迁到广东与岭南大学联合办学。 1942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又在重庆开办了分校,其生物服务中心则分为上海和重庆两部分。 之江大学移到了福建邵武,其工程学院则搬到贵阳办学。到1944年底,之江大学在外地的教学工作全都被迫关闭,学生只好转到其他学校学习。

1937年底,由于日本兵攻陷,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得不仓促撤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建议低年级学生转到其他教会学校学习,少部分学生转到上海,大部分师生则经香港、汉口、重庆到达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的校园则变成了难民营,数万名妇女在那里寻求避难,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金陵大学也疏散了部分师生去上海,大部分师生则经过长途跋涉于1938年春到达成都。 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和农学院设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内,理学院则留在了重庆,留在南京的员工无法从事教学工作,在1941年前一直在从事难民救济工作。

在成都寻求避难的第三所教会大学是齐鲁大学。齐鲁大学的医学院率先迁到了成都,1938年至1941年齐鲁大学曾试图在济南重新开学,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学校不得不全部搬到华西。

日军占领华北后,北京的燕京大学由于其英、美背景,没有受到日军太大的干扰。 1937年秋,由于战乱,学生人数还是下降了许多, 当时只有300多人,然而由于其他公立大学的撤离,报考燕京的人数增加很快,到1941年时,在校人数达到了1150人。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燕京校园,一些英、美籍教师被关进集中营,司徒雷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燕京的校友决定在后方重新办学,成都被选为新的校址。由于没有经费和时间建新的校舍, 学校临时租用一些房屋,师生们则三两组合经过长途跋涉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成都。 1942年10月燕京大学在成都重新开学,共有学生250名,其中150名来自北京。

随着教会大学的到来,成都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三大教育中心之一。另外两个中心,一个是重庆,因南京中央大学迁到了那里,另一个为昆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那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由五所教会大学组成的成都中心,是这三个中心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 五所大学还建立了联席校长会议和联席院长会议,在教学、行政上多方位合作,许多课程都是向所有学生开放。但局限于当时的条件,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学水平比战前和战后都要低。

1938年日军逼近广东时,岭南大学被迫撤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办学。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岭南大学又迁回广东内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38年5月撤退到南屏,福建协和大学则退到邵武。福建协和大学在邵武期间, 其农业科研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农学院的发展最终使该校达到了政府立案的大学水平。华中大学也从1938年夏开始转移,由于成都已有五家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先是选择桂林为新校址,一学期后,桂林也变得不够安全,学校又往昆明转移。 之后由于昆明也变得十分拥挤,华中大学最后撤到了昆明以西大理附近的一个地方。 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也于1938年10月撤退,先撤到贵阳,1944年该校又迁到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为4000人左右,若加上教会中学,学生总人数约为15万人。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教会大学人数还是维持在战前的约8000人左右。从总体上看,日本侵华战争使在华教会学校损失不浅。

二、抗战结束后教会学校的恢复

由于日军在侵华期间的大肆破坏,大部分教会学校都遭受到严重损毁,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被抢劫一空,学校的建筑或是毁为废墟,或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除了剩下空空如也、遭到严重损害的数座建筑物外,一无所有,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很长时间是在恢复元气。

同其他学校相比,上海地区的四所教会大学面对迁回原址的困难是最小的,距离上海最远的杭州,也只有100多英里。圣约翰大学是唯一在敌后维持在自己校园中教学的基督教大学,故没有迁回的问题。 这一时期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于1947年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的立案,该校也是最后一所向政府立案的基督教高等院校。1948年至1949年圣约翰大学在校人数达到1300人。沪江大学于1945年10月在租界内重新开学,1946年4月才迁回到原校址。 东吴大学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在上海开学,而在苏州的校园直到年底才恢复,但在上海的部分一直未能迁回苏州。东吴大学分成上海、 苏州两部分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之江大学于1946年秋在杭州和上海两地同时开学,杭州校园主要为低年级学生,上海校园则为高年级学生,在学人数达到近900人。 1946年6月之江大学正式被确认为大学,当时该校设有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工学院。

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由于远在成都,加上返迁的人太多,只好又在成都留了一年。 1946年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宝鸡、徐州,用了近三周的时间从成都返回了南京校园。 尽管有许多困难,该校在学人数1947年时达到332人。 金陵大学也于1946年春返回南京, 经过3年的时间,其学术科目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并且还有了一些发展,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大多数中外教员都留了下来。

由于迁移的困难,齐鲁大学在成都一直留到1947年夏。回到济南的校园后,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又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由于内战的爆发,齐鲁大学的医学院不得不迁到了福州,文理学院则搬到了杭州。 随着杭州和福州的解放,齐鲁大学在这两地的教学工作也最终结束。 燕京大学的校园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战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修复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 1945年10月部分在北京的师生重开了燕京大学。 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则因运输困难,继续留在那里。 1945年至1946学年,燕京大学在北京和成都两个中心同时进行教学工作。 在成都的师生回到北京后,1947年至1948学年在学学生人数达到了941名。 1948年底,北京和平解放时,大部分师生都留了下来。

福建协和大学于1945年秋迁回了福州的校园,经过整修后到1946年5月才正式开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则于1946年3月全部搬回福州。 尽管经济上的困难,1946年至1947学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228人,1948至1949年度在学人数更超过300人。 而福建协和大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发展却比较迟缓。

岭南大学在日本投降后,立即返回了广州的校园,并于1945年10月开学 ,入学人数很快超过战前水平 ,1945年至1946学年在学人数为近800名, 第二年则超过1000人,1949年9月达到1200人。华中大学于1946年春开始从云南搬回武汉,同时学校又买了一些地,扩大了拥挤的校园,入学人数也不断上升,到1948年秋,在学人数已达600人。

在大后方唯一没有迁移的学校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在其他教会大学搬走后,立即制订扩建计划,这一时期,该校扩建了美术系,新建了护理教育系,到1948年春在学人数达到1770人。

总之,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各教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恢复工作,有的学校还有所发展。 但由于当时内战,经济衰弱、通货膨胀,教会学校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各类学校都遭到了严重的损毁,教会学校也未能幸免,为了生存以求发展,这些学校纷纷选择迁移,本文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对抗战期间及战后在华教会学校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

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抗日战争 篇三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奴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奴（注：即当时的日本）；新罗因与倭奴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奴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奴“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奴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倭奴，请迎立在倭奴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倭奴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倭奴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传》）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刘仁轨传》）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663年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奴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倭奴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奴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倭奴。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倭奴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倭奴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倭奴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倭奴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竟“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倭奴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倭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國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4.《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四

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日本给盯住了。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日寇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中国人民也从未间断过反抗。

在纪念馆的序厅中大体介绍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事件以及牺牲人数的多少，其中对敌作战7.8万次，歼敌60余万人，占抗战期间全国歼敌总数的四分之一。牵制的日军经常在3万人以上，最多时达4.5万人，占同期华北日军总兵力的18%。牵制的伪军一般都在10万人左右,最多时达20余万。

建立了全省范围的抗日根据地，连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山东部分人口达3500万人，占全国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民军队主力33万人，占全国人民军队主力总数的四分之一。

平民伤亡人数在600万至630万之间，财产损失约为847.65亿元(折合1937年法币币值)，仅知姓名的烈士就有52098人。

抗战期间，山东人民群众踊跃参军支前，共有30多万青壮年参军，仅沂蒙山区就救护伤员1.9万名，掩护了9.4万多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

在这期间，日军无休止的进行挑衅，例如五三惨案中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中国军民和外交人员约6000余人。国民政府外交山东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耳、切鼻后杀害。自此，济南被日军侵占近一年。

但山东人民绝不因为眼前又只老鼠而害怕!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6月，各地共产党组织根据山东省委的部署，以中央和北方局派来的干部以及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为骨干，在全省发动了数十起抗日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武装，仅1938年即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同时自身也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共2.45万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当然，反抗必有鲜血，无数人但在为祖国而奋斗的战场上，这也不乏有高级军官。李必蕃身边仅剩下一个直属连和几名随从副官，师参谋长黄启东已经壮烈捐躯，团长刘冠雄亦在战斗中牺牲。他只得率领所剩无几的余部跳出战壕，冲向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顽强肉搏，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李必蕃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在随从副官搀扶下，当天傍晚时分抵达菏泽以南十里的曲只集。目睹国仇未报，而自己用人不当，致使郓城、菏泽不保，李必蕃悔恨交加，热血涌心。他决心用自己的一死来激励前方将士继续抗日。于是取出军用地图，在空白处写下了“误国之罪，一死尤轻，愿我同胞，努力杀贼”的遗言。然后，平躺在一块门板上，缓缓举起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5.《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五

其中有七七事变、我们的小英雄王二小和日军暴行这几个让我深有感触。七七事变是发生于1937年7月7日，讲的是日本炮轰宛平城，进而占领华北，全面进攻中国。

再说王二小，敌人在扫荡时，不知道路怎么走了，于是就让二小来带路，二小带鬼子来到了八路军的包围里，他见鬼子没注意马上撒腿就跑，但可惜还是被敌人杀害了。

最后说日军暴行吧，日军在南京残杀了30万中国军民，他们还举行杀人比赛呢。在对解放区扫荡时，对中国人民实行“三光”政策。

6.正视中国抗日战争 篇六

标题：正视中国抗日战争 作者：孙三里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集团对世界人民进行了残酷的侵略，生灵涂炭，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极大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日本却矢口否认败于中国，本文提出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对广大读者对认识这一疑问能提出一定的帮助。关键词：反法西斯 军事 原因 和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二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二周年。但是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许我们也产生“为何日本不承认败于与中国”的疑问，今天我写篇简短的文章，提出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概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侵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段时期，是我们常讲的中国抗日战争，主要包括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广州、武 1 汉的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紧密联合抗日。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组织了平津、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会战，虽然最终以上城市相继沦陷，但29军痛击日军、平型关大捷、四行仓库800壮士、台儿庄大捷等事迹展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中国战略物资向大西南地区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2月）：广州、武汉沦陷后，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兵力不足。中国共产党部队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严重威胁了敌人后方，日军补给困难，资源紧张。在正面基本停止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行动。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期间，在正面战场，日军仍然进行了对南昌、随枣、长沙、滇西等地区的局部进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同时向美国、英国、荷兰宣战，中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不利处境。

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月——1945年8月）：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日本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逐渐在战争中凸显颓势。期间，虽然日本困兽犹斗，向豫湘桂等省发起疯狂进攻，但已是强弩之末。在欧洲，他的德国盟友已经陷入两面受敌的泥潭，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海空力量丧失殆尽，节节败退，中国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极大牵制、消耗 2 了日军。中国发起了局部反攻，收复了滇西、广西等地区。在美国逼近日本本土、苏联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大反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进行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取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中国以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元，间接降级损失5000亿元的惨重代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各阶层人民不断努力的结果，是近百年以来的反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性胜利的战争。它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39年9月1日——1945年8月15日期间，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组成的轴心国，对世界人民进行了残酷的侵略，生灵涂炭，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对于打败日本方面，中国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作战时间说，中国从“九一八”算起，抗战14年，全面抗战8年，时间是最长的。美国、英国对日作战3年零八个月，苏联仅三个月。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经得起长期战争；而日本是小国，人少、资源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的持久战拖垮了日本。

抗战的前4年，中国面对了日本无后顾之忧、“一鼓作气”的全面进攻，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条坚固防线，使得日军深陷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大部分 3 兵力被牵制在中国而无法脱身。如1938年秋，日本共有24个师团，其中的22.个半师团（还有半个师团在朝鲜，1个近卫师团在本国），也就是占日本总兵力的93%军队被牵制在中国。

虽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扩充兵力，将部分师团调往东南亚参加对美英的作战，但即使在战争最紧张的1944年，日本仍然有44个师团（当时日本约有100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国，会有多少日军抽出身来，向澳大利亚、印度侵略啊！”

三、日本不承认败于中国的原因

时至今日，日本官方都不承认在那场战争中被中国打败。具体原因，我想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和弱国地位，使得日本对中国持有蔑视的态度。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仰视、平视、俯视三个阶段。汉唐时期，中国国力昌盛，东汉光武帝曾赐予日本“汉倭奴国金印”、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鉴真高僧在日本讲学影响深远都表现了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敬仰；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因为台风为没有成功，打破了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明朝倭寇侵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一直到清末，日本对中国持平视态度；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日本变法图强，走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直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击败中国，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五十 4 年，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意思是猪猡、下贱人，对中国采取的基本是俯视的眼光。

（二）从军事上说，客观上，中国歼灭日军数量和海空力量有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牵制了大量日军，但歼灭日军的数量有限，通常我们说日军在中国伤亡130万人，但是其中被中国人打死的日军只有40万人，在那个时代受伤的士兵75%是可以重新返回战场的。而日本在那场世界大战中约有185万人丧命，其中在菲律宾与美军的作战中战死52万人，在缅甸被英国打死18万人（其中有1万日军是被中国远征军打死的），在硫磺、冲绳岛战死约15万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中死去24万人，在中国东北被苏联打死约10万人，还有25万人在与美军在南太平洋的诸岛的争夺中死去。也就是说约有135万人死于美国人之手。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20余艘航空母舰、19艘巡洋舰、11艘战列舰和几乎所有飞机都是被美国军队击沉或击落的，其海空力量必须的钢铁、石油补给线也是由美军切断的，所以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被美国人打败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330万日军全部放下武器时，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只有70多万人。

在中国战场的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等一系列会战中，中国军队人数基本都超过日军的两倍，但却都以失败收场。中国的汉奸人 5 数众多，例如1940年，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仅投靠日军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了50万人；在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的百团大战中使得日军伤亡1万人、伪军伤亡4万人，“伪军”大多数皆是中国人。

以上客观事实，也是日军不承认败于“不争气”的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不彻底性

日本战败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为期两年多的审判后，将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

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但宣布天皇无罪，对很多甲级战犯免于起诉，审判并不彻底。1951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转而扶植日本，日本的右翼势力抬头，重返政坛。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很多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扭曲美化侵略战争，更不承认被中国打败。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本文希望能对广大读者认清抗日战争的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在新的形势下发愤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已的贡献。

参考文献：《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抗日战争的细节》，魏风华，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7.《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七

然而在二十世纪初, 国家遭遇内忧外患双重考验的特殊年代, 社会传播生态环境虽屡遭破坏, 条件日趋恶劣, 但一部分中国民营报刊选择正视当时严峻的社会生态, 调动一切可调动因素, 在炮火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停刊、复刊, 迁徙、辗转, 此时的中国民营报刊, 悄然地在发生从经济利益为主到追求社会效益为首的转变。不少民营报刊并没有因身处战火的主战场就“全身而退”, 而是毅然选择继续斗争, 用笔杆坚守正义与无畏, 捍卫领土与主权。“游击式流动”便是它们持续作战的方式之一, 笔者考察发现此阶段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路径的选择具有不约而同的“默契”, 特选取若干在当时具较大影响力的民营报刊进行比较分析其“不谋而合”中的必然考量。

不少民营报刊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依旧保持高风亮节, 坚守正义, 为了不让炮火湮没自己的声音, 他们克服重重阻力, 纷纷选择“游击战”流动作战式生存方式, 执着流离辗转于祖国的大江南北, 目的就在于要让自己的报纸在这个非常时刻发出最为及时的声音, 那是向社会各界、向广大民众乃至全世界发出最正义、最紧急的救亡图存的呼唤。

笔者选择了三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民营报刊:《申报》、《大公报》和《立报》进行比较分析, 它们是该时期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作战生存选择的典范。

一、迁徙概况略述;

《申报》是一家创办于上海的老牌商业民营报纸。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 为摆脱日本侵略者的主宰控制, 《申报》毅然在同年停刊, 并于1938年1月15日创办汉口版。《申报》汉口版自1938年1月15日发刊, 至1938年7月31日停刊, 共创办了198号。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 1938年8月13日, 人们又欣喜地看到《申报》香港版的问世, 香港版一直发至1939年7月10日, 共发489号。

相较于《申报》, 《大公报》的辗转则更显曲折。炮火先是促使《大公报》将其大本营从天津挪到了上海, 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战爆发后, 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 《大公报》的同仁们分赴南方各地办报:1937年9月18日汉口版问世;1938年8月13日香港版问世;1938年12月1日重庆版问世;1941年3月15日桂林版问世。

小而精的《立报》同样也在抗战时期经历了“迁徙”的命运。1937年11月其于上海停刊, 1938年4月1日报纸在香港复刊, 笔耕不辍继续坚持抗日民主宣传。

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威逼利诱, 以《申报》、《大公报》、《立报》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报刊并没有选择苟且生存, 同时也一改中国民营报刊“重商轻政”的传统, 对于中国的国情政事不再摆出高高挂起、少闻少问甚至不闻不问的姿态, 而是变得积极主动, 努力创造积极正面的媒体氛围为宣传正义舆论造势。

笔者观察, 该时期中国民营报刊迁徙的共同特点是自北向南、由沿海往内陆发展。其中, 汉口、香港等地成为其“落户”选择的热门。

二、迁徙因素略察;

那么, 考察《申报》、《大公报》以及《立报》颇为相似的迁徙路线, 结合当时的情况, 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对于迁徙地点的选择是有所考量的。

1. 地理位置优越;

无论是选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 还是移师“东方之珠”香港, 抑或是西南大本营重庆、桂林等地, 二十世纪30年代伊始选择打游击战生存的若干民营报刊首要考虑的因素, 是报纸要迁往何处的问题。他们大多选交通枢纽为迁徙地,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显要的地理位置。例如武汉, 地处我国版图腹地的中心位置, 是中国地理上的“心脏”, 其中长江横贯东西, 多条铁路干线连通南北, 是一座有着战略支点意义的大城市。又比如桂林, 是当时广西省的省会城市, 亦是中国西南向和东西向的交通枢纽, 并且有铁路分别连接西南、华中、华南, 地理坐标的优越不言而喻。至于香港, 四面环海, 确又与内陆一江之隔, 在距离联系上具有着“藕断丝连”的特点, 因此亦成为民营报刊们“转战”的极佳选择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与之相伴的是方便快捷的交通便利, 这样更有助于信息的迅速传播与扩散, 同时也有效保证新闻采集的顺畅开展。

2. 政治局势复杂;

除地理位置首因的考量, 这些报纸“打游击”的第二个重要且不容忽视的条件, 就是时局的发展。1937年12月13日, 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沦陷, 在正式移师重庆之前, 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实际上首先是转移到了武汉, 武汉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 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继而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 自然这里也成为了新闻媒介进行抗日救亡思想宣传的首选, 因而包括《大公报》、《申报》等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相继迁徙于此, 继续作战。

自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英国囊中之物起, 这个偏安中国东南隅的城市一直是受制于英殖民统治的, 民营报刊选择迁徙于此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这里远离内陆战场, 政治环境相对安全。而且自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 香港逐渐成为当时国际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的场所, 同时也是中国抗战后方与外界联系的桥梁, 为民营报刊求生存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政治生态环境。

3. 传播环境相对宽松;

复杂的政治局势同时也成就了报刊得以异地立足的空间。1937～1941年的香港被称为“孤岛天堂”, 除了有外国势力的庇护外, 这里也聚集了一大批热心抗日救国的爱国积极分子,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 他们同包括《申报》等在内的民营报刊相互呼应。而在桂林, 桂系当局也曾强调“要使本省文化工作, 与当前抗战任务相配合”, 使得桂林成为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 稍稍有点生气的一小片新闻传播文化绿洲。传播环境的相对宽松, 有效地推动了报刊的舆论宣传与造势活动, 让报纸得以快速成长壮大。

4. 文化的活跃;

当地活跃的文化氛围同样也是该时期民营报刊迁徙地选择的重要关注因素。自上海沦陷后, 武汉成为上海文化的转移阵地, 不少文化精英纷纷转战大汉口, 为抗日救亡奔走效劳。1938年,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宣告成立, 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该战线为唤起民众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 活跃了当时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氛围。而此时报刊的宣传无疑与其相映成彰。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 一部分中国民营报刊选择正视当时严峻的社会生态, 调动一切可调动因素, 在炮火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停刊、复刊, 迁徙、辗转, 此时的中国民营报刊, 悄然地在发生从经济利益为主到追求社会效益为首的转变。不少民营报刊并未因身处战火主战场就“全身而退”, 而是毅然选择继续斗争, 用笔杆坚守正义与无畏, 捍卫领土与主权。“游击式流动”便是它们持续作战的方式之一, 笔者考察发现此阶段的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路径的选择具有不约而同的“默契”, 特选取若干在当时具较大影响力的民营报刊比较分析其“不谋而合”中的必然考量。

关键词：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迁徙地

参考文献

[1]黎远明.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桂林纪事, 八桂侨史 (季刊) , 1998年第2期

[2]马光仁.抗战时期的《申报》, 抗日战争研究, 1995年02期

[3]周勇.昙花一现的《申报》汉口版, 武汉文史资料, 2010年04期

[4]萨空了.忆《立报》的那一段生活, 群言1987年11期

8.中国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日军将领 篇八

1.小笠原数夫，陆航中将。1938年9月4日坐机于湖北孝感被击毁亡命。

2.田路朝一，陆军中将。1939年6月17日被国军击毙于安徽省南部。

3.沼田德重，第一一四師团长，陆军中将。1939年8月12日，被八路军击伤毙命于山东。

4.阿部规秀，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陆军中将。1939年11月7日，被八路军击毙于河北涞源。

5.中村正雄，陆军中将。1939年12月25日被国军击毙于广西昆仑关。

6.木谷资俊，陆军中将。1940年3月20日被国军击毙于江西。

7.吉川贞佐，陆军少将。1940年5月17日被国共联手策划，共产党人刺杀于河南开封。

8.前田治，陆军中将。1940年5月23日被国军击毙于山西晋城。

9.大诼彪雄，陆军中将。1940年8月5日被国军击毙于晋东南。

10.饭田泰次郎，第三十五师团三十五步兵联队长，陆军中将。1940年11月28日被八路军击毙于华北。

11.山县业一，陆军中将。1941年12月25日被国军击毙于安徽。

12.酒井直次，陆军中将。1942年5月28日被国军击毙于浙江兰溪。

13.诼田攻，陆军大将。1942年12月18日被国军击毙于安徽太湖。

14.下川义忠，陆军中将。1944年4月19日被国军击毙于湖北应城。

15.横山武彦，陆军中将。1944年6月11日被国军击毙于浙江龙游。

16.木村千代太，陆军中将。1944年6月11日被国军击毙于河南。

17.志摩源吉，陆军中将。1944年8月6日被国军击毙于湖南衡阳。

18.山县正乡，海军大将。1945年3月7日被国军击毙于浙江椒江。

19.吉川资，陆军少将。1945年5月7日被八路军击毙于山东半岛。

9.《抗日战争》读后感 篇九

现在， 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来的?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

在网上，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战士们。我还看到了19 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一个个19 路军沉着应战。我还看到抗战1 月27 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最后，蔡延锴军长临前线指挥……

同学们，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

10.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感 篇十

2008年10月29日，张各庄中学师生一行400余人赴京参观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从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畔的第一声枪响，中华民族开始伟大的抗日救国战争，到1945年9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这场历时8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沉重代价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场展览中，我们首先感受了在那个危难时刻，中华民族一致抵御外敌的那种“团结”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四万万同胞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从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奋起抵抗：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保卫武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地道战……再到台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海外华侨认购国债回国参战，不同党派和团体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整个中华民族聚合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空前的团结精神，形成了真正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无坚不摧的力量源泉。

随着缓缓移动的参观人流，杨靖宇，佟麟阁，左权，张自忠……一个个熟悉而崇高的名字印入大家的眼帘。国难当头，英雄辈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时，年仅37岁；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牺牲后，日军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狼牙山五壮士毅然砸枪跳崖；被敌围困河边，誓死不屈的8位女战士挽臂沉江……正是无数抗日先烈的爱国奉献精神凝聚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可以说，没有数不清的仁人志士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绝不会是在1945年。

走出展览馆，大家的心中充满着崇高与悲壮的情怀，但是却没有多少作为“胜利者”的喜悦。伤亡3500余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这一个个鲜明的数字让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轻松和愉快。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国家的孱弱，民族承载了更多的苦难，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从来不会有人怀疑抗战史是一部胜利史，但只有在民族复兴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回归大国的坐标时，我们才可能最终体验到“胜利”的完整涵义。

11.《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十一

关键词：国际友人；中国抗日战争；作用；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44-03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抗战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始终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以独立、平等、民主、无私和宽容的眼光，超越民族、信仰、国界和意识形态，客观公正地观察中国，见证中国革命，向世界各国报道在中国发生的与抗战有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们把正义、和平、真理以及爱心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抗战时期先后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苏联、加拿大、波兰、印度、奥地利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或中国的其它地方进行访问和工作。他们各行各业，有记者、作家、专家学者、医生、军事顾问、技术人员等。虽然他们职业不同，但都把支持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

一、宣传中国抗战，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抗日战争中，先后宣传中国革命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有50人以上。他们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介绍了中国红军及其领导人。这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海伦·斯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外交家约翰·拉贝等。他们的主要贡献有：

（一）介绍中国红军及其领导人，使世界开始认真看待中国共产党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站稳了脚跟，但处境仍很困难，迫切需要舆论和道义的支持。面对中共和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严密封锁一切消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一个记者特有的敏锐眼光看到陕北地区既是一个新闻富矿，又是一个新闻大矿。在那里挖掘出来的矿石，一定会提炼出震动世界的新闻精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我能去的话，就得获得世界独家新闻，而且这是一个让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1]斯诺通过他四个月的采访考察，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书中，斯诺第一次介绍了红军及其领导人，在写共产党人时，他写道：“他们都是些正直、无私的人……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他们把这一理想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2]他说：“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3]

斯诺的报道，让世界人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批国际友人走上了援华之路。美国作家塔奇曼指出：“它开天辟地，首次向世界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极大地鼓舞了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抵抗法西斯的人们。”[4]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白修德评论说，《红星照耀中国》是经典性报告文学的一个样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世界开始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从此，在对待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士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态度。

（二）通过对日本侵略者残酷暴行的揭露，要求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并支援中国抗战

抗战爆发后，国际友人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和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他们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使世界人民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逐渐走上了支援中国抗战的道路，为中国赢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

在报道中，不少国际友人根据自己的调查访问，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揭露日本残暴行为的众多国际友人中，德国外交家约翰·拉贝最为著名。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对南京人民的残暴屠杀连担任南京纳粹党主席的拉贝也无法忍受。约翰H.D.拉贝写到：“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军队在进城后抢劫掠夺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杀害。[5]在这样的情况下，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却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他带领着二十多位外国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拯救了25万南京居民。拉贝的贡献不仅在于拯救了25万南京居民，更在于他的《拉贝日记》，此资料证实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这些报道使世界人民开始重新认识日本和中国，要求支援中国抗战的呼声越来越大，从而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二、参加中国抗战，贡献自己力量

抗战爆发以后，先后来中国参加抗战的国际友人有100多人，他们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他们的支援使中国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人民的大力支持，也使得中国军民坚定了抗日战争的必胜信念，对于促进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参加新闻工作，创办期刊杂志，宣传中国抗战

抗战爆发后，为了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了解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1936年1月在上海由路易·艾黎和曼尼·格兰尼奇以及宋庆龄共同创办了《中国呼声》，格兰尼奇和艾黎担任刊物的主要工作。在上海的中外名人如鲁迅、茅盾、斯诺、史沫莱特、马海德、等都在《中国呼声》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喊出了要求全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在宋庆龄的支持下，中共地下党也通过《中国呼声》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主张，为赢取国内外的和平进步力量做了大量准备。

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向世界人民阐明中国抗战在整个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和地位。由宋庆龄领导，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保盟通讯》创办。国际友人在此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抗战的文章，其中著名的有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宋庆龄和宋子文联名发表《致外国朋友的一封信》、杰克贝尔敦的战地报告《新四军》、马海德的《西北边区的医疗工作》、詹姆斯·贝特兰的《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穿越中国战场、随救护车赴西北的行程》等文章。文章以作者耳闻目睹之事实，向世界人民描绘了八路军在抗战中取得辉煌成就以及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和需要援助的情况。另外，《保盟通讯》还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做了披露，为世界人民看清国民党的丑恶面目起了重要作用。

（二）参加医疗工作，培养技术人员，加强医学事业

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代表人物有加拿大美国医疗队白求恩、尤恩护士，印度援华的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木克华、卓克华，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加拿大的布朗等。援华医疗国际友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加拿大的白求恩，1938年1月应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在临行前给弗朗西斯的告别信中说：“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起来反抗，我拒绝以默认和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战争……西班牙是我心头的一块伤疤。中国和西班牙一样为着同一目的而战斗。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最迫切需要援助的地方，那儿的我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6]怀着满腔热血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白求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星期运动”，同时在战争之余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和医护人员，为八路军医院创造了许多战地医疗方法，改进制作了大批医疗设备，并致力于提高医务人员的理论与技术水平。为了中国抗战，他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前线的手术台上，最终献身于中国革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关心的是中国医学事业和抗战事业。

在加强医学方面，杰出代表是美国的马海德。1937年底马海德奉命在延安筹建八路军医院，在修建的过程中，他和八路军战士以及边区群众一起劳动，在山坡上挖出一排排的窑洞，打土坯，夯地基，使延安有了第一个能够收容三百多名伤病员的正规军队医院。即后来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此为总医院，此后几年里，在马海德的指导下，先后筹建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医院，形成总计11800张病床的抗日根据地医疗网[6]。

在一批白求恩和马海德式的国际医疗援华友人的支援下，抗日战争才避免了更多人员的伤亡，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这就使得中国医学事业和世界先进医学接轨，为抗战和此后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参加军队工作，对日英勇作战

抗战期间，不少飞行员、指战员以及军事考察员来到中国，和中国军民共同浴血奋战。其中杰出代表有苏联库里申科为首的飞行大队，美国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以及指挥员史迪威将军和军事考察员埃文斯·卡尔逊，越南指挥人员洪水等。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抗日前线和后方狂轰乱炸，中国对外交通全部中断，正面补给告急，严重破坏抗战事业。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苏联和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苏联于1938年初到1939年夏派出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派出了以陈纳德为首的飞虎队。在战斗中，以库里申科和考兹洛夫为首的苏联两个飞行大队给日本空军以沉重打击。美国飞行队不仅担负着“驼峰”运输航线，还对日轰炸。在常德会战中，中美空军出击216次，出动轰炸机280架次，战斗机1467架次，共击落和炸毁敌机60多架，为赢得整个战斗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不仅如此，他们还担负着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任务。[7]在稳定亚洲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支点作用[8]。

（四）创办同盟、“工合”，加强中国建设

面对疯狂的日军，在抗战中，还有一批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他们先后创办各种团体，加强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科技建设，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英国的林迈克等。他们的活动都增加了抗战力量。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支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

在众多的同盟中，有一个世界语者同盟。绿川英子就是此同盟中的一名代表。绿川英子号召人类为和平而战。她说：“作为一个世界语者，一个世界文化的爱好者，我愿意保卫中华文明，使它不受强盗魔爪的糟蹋。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斗。此外，它的胜利，也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同时，我与同志们一起，向日本的兄弟们大声疾呼——别错洒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9]

“七七”事变以后，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中国工业遭到空前浩劫。此时，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倡导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运动正式发起。从此在中国大地上，一个遍及十八省区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兴起。它对于组织民众、支援前线生产、赈济难民、争取外援方面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工合”运动取得了屡屡硕果，是与国际友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它对推动国共合作，争取外援，坚持抗战，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抗战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友人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支持正义的国际友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把支援中国抗日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积极参加中国抗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许多国家组成了国际医疗队，表现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尚的医德医风，他们本着热爱中国和热爱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这一共同的信念，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丁晓平.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4.

〔2〕斯诺文集.第一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7.

〔4〕张文琳，廉李章.外籍记者与中国革命[J].兰州铁道学报，2005（5）.

〔5〕张生.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⑥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M].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7.

〔6〕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4.

〔7〕http：//www.china.org.cn/chinese/MATERIAL/845141.htm.

〔8〕徐康明，刘莲芬.飞越“驼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略空运[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M].沈阳：东北工业学院出版社，1900.1.

〔9〕黎军，王辛.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

〔10〕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2.《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十二

大家好!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受阅客车安凯·宝斯通客户交流会,并在此发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除了高精尖武装力量倍数瞩目外,本次阅兵最大的亮点就是首次组织了抗战老兵方队参阅,老兵方队作为首个受阅方阵通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而阅兵仪式上老兵方队所乘坐的正是敞篷版安凯宝斯通客车。安凯宝斯通载着抗战老兵荣耀受阅,是我国自主品牌客车第一次有机会将风采展示在国家最高检阅台上,这份荣耀属于安凯客车,更属于我国整体客车行业及所有自主品牌汽车。“宝斯通”名字在行业的传播标志着我国自主品牌客车制造与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行业协会,我们由衷表示祝贺!

世界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国家强盛不仅要体现在军事实力上,其工业化及制造业水平也应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不可否认,我国自主品牌车企相较合资品牌仍处于弱势,正是由于品牌声誉和产品质量的不足,低价似乎成为当前自主品牌唯一核心竞争力。随着近年来安凯等自主品牌客车企业强势崛起,我国客车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自主品牌客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日渐提升。作为我国公交及客车的行业组织,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努力发挥桥梁纽带、平台的作用,充分利用协会所属的中国公交物资网阳光采购平台提供服务,大力支持并推动我国自主品牌客车的发展。

按照交通运输部的部署和要求,客运分会致力于为客运企业做好服务;认真履行分会职责,与全国各地客运行业的企业保持联系;与国内外相关生产厂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相关的公会、协会、学会以及各类社会团体、组织;与国内外、海内外行业组织建立有效的联系,共同发展有益于客运行业的工作,不断促进我国客运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几十年来,安凯客车与中国客车行业共同发展与进步。安凯学习国际先进制造工艺,不断开拓进取,宝斯通是安凯多年以来“传承”与“超越”的战略成果,这款极具纪念意义的车型问世,不仅仅代表一个产品,一个品牌,而是一个战略目标,一个振兴中国自主高端品牌形象的追求!

伟大的抗战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宝库,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融入了中国人民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作为中国客车行业,作为振兴民族制造业的中坚力量,这种精神激励我们奋起、促使我们前行!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及中国公交物资网在此祝愿安凯客车与中国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祝愿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伟大的中华民族光辉永驻!

13.抗日战争故事读后感 篇十三

抗日战争故事读后感一

《亮-剑》是一篇新派作家退伍军人都梁的处女作，开创全新概念战争小说之先河——“市场化风格的战争故事”，一经推出就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称赞，成为当代最畅销小说之一。

《亮-剑》作品中的主角——李云龙是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是一个一生都在血与火中搏斗的名将。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在战争与和平的时空转换中，他的命运注定要充满悲欢离合—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婚姻、爱情……。

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解释，是小时候练武，师傅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净拿脑袋往石碑上撞，一来二去就把脑袋撞大了。李云龙已和张部长纠缠了两个多小时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

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儿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啦，边区造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后有时只炸成两半，弹片的杀伤效果极糟糕，这种玩艺儿在战斗中常耽误事。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边区造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用李云龙的话说：能拔脓就是好膏药，有总比没有强。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的大别山老乡，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也随便惯了，似乎彼此不骂几句就太见外啦。张部长说：你狗日的就不像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到家了，我已经多给了你们独立团十箱了，还他娘的贪心不足。我早听别人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我还不信，这回可真信啦，是他娘的抠，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咋的?操，你要不给，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还得管饭。这狗日的哪像个团长?无赖嘛，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啦。行吧，我再给你十箱，得了，你还先别道谢，老子不白给，你得拿东西来换。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真要有老婆，就拿老婆跟你换50箱手榴弹。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道：啧，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你狗日的还提前预支啦。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十箱手榴弹?美得你吧，老子别的不要，再打仗时，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李云龙一听便放了心，大包大揽地说：我当是什么宝贝，小菜一碟嘛，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佐官的还不难。这样吧。你再给十箱，我顺手再给你弄个日本娘们儿来……去你娘的吧……李云龙哪里知道，他正和张部长纠缠时，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qiang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可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

《亮-剑》作者用冷静凝重的笔触，刻画了李云龙和他的战友们极其鲜明的性格和十分传奇的故事，读来令你手不释卷，掩卷不能不深思、落泪……。作品中的亮-剑精神对于后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抗日战争故事读后感二

14.《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十四

我认为抗日战争的难度是小于反围剿战争的。战争的性质就已经决定了战争的难易。

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反围剿战争。反围剿战争是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内部斗争，共产党当时并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另一方面，国共两党之间的实力差距是悬殊的。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自认总司令，对中国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而共产党中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党的领导核心，党中央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左倾冒进的错误思想导致了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当时共产党大概只有九万多人。

长征的过程是艰难的，蒋介石是想花最小的力气解决掉共产党，所以给共产党留了一条不是路的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所以共产党不紧要和国民党的势力做斗争，还要和艰难的自然地理环境做斗争，从毛主席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可以看出。长征过后共产党的起先的九万多人还剩下两万多人。这两个数据的对比将反围剿战争的艰难表露无疑。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有着广大啊的群众基础。而且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的共产党，经历长征之后走向了成熟，总体实力较之反围剿之前增强了很多。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督促下，1937年9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国共两党合作，形成了两支抗日力量即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可以说成是两个抗日战场，中国国民党面对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支援。所以说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并不是孤军奋战，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以及国共合作的基础使得共产党的压力大大减轻。

15.《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十五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的东北战场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这片战场上战斗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树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

一、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战争中一面光辉旗帜

(一) 东北抗日联军对日斗争持续时间最长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 奋起抗战。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给日本法西斯以严重打击。

东北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早开辟的反法西斯战场, 东北抗日联军在此的对日作战时间也是最长。“九·一八”事变以后, 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救国会的活动, 遍及了东北大地, 在山林、城市、乡村、监狱, 甚至苦工营中。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踪迹, 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 他们的游击战争、地下活动从未停过。虽然敌人残酷地进攻、讨伐、检举、拷打、血洗、屠杀, 然而他们始终率领东北苦难的同胞, 前仆后继坚持英勇抗争。翻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 美英对日作战不到4年, 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不到4年时间。全国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的8年抗战, 而东北则始于1931年“九·一八”的14年抗战。

(二) 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期间, 东北抗日战场与关内抗日战场略有不同。关内战场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组成, 正面战场主要由国民政府支撑, 敌后战场则主要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承担。东北战场, 开始主要由东北军余部为基干力量的义勇军抗击日军, 义勇军沉寂后, 东北战场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担负起与强敌苦斗的重任。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和发展, 先后经历了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三个阶段。

东北地区率先武装抗日的东北义勇军, 由于缺枪少弹, 得不到支援, 而且没有规模的训练, 使得抗日义勇军在日本重兵的围剿下损失惨重, 在短短的1年之内便归于沉寂。

1932年,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方针, 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党员干部到农村发动群众,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 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16支反日游击队, 开启了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无论从组织性、纪律性以及抗日意志均与其他抗日力量有明显差异, 逐渐成为了活动在东北武装抗日战场的重要力量。

1933年5月,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关于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以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为骨干, 联合抗日义勇军余部和反日山林队, 相继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7个军共6 000余人。在日伪军不断强化殖民统治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东北人民革命军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的客观要求。东北人民革命军内部坚持人民军队的宗旨, 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采取联合作战、成立联合指挥部、临时配合作战、直接加入人民抗日武装序列等四种形式, 联合多种武装抗日力量共同抗日, 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核心, 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形势的发展。

1934年, 中共中央随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后, 与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系中断。从1935年开始,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国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5月11日, 中共吉东特委在致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问题, 指出:“我们主张组织东北抗日联军, 主张以现在第一、第二、三、四、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共同组织。主张取消原有各种各色的名义, 而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有三个条件:1.抗日反‘满’收回东北失地保护中华祖国。2.没收日本及走狗财产。3.联合群众抗日救中国。若不执行这三个条件, 可撤军长职务并解除部队武装。”8月1日, 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简称“八·一”宣言) , 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1936年2月, 中共中央根据“八·一”宣言指示, 向东北党组织先后下达《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 要求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随即, 在1936年7月至1937年10月间, 东北的抗日力量相继组成了11个军, 总人数3万余人, 战斗在北满、南满、吉东各地。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 东北抗日联军各军按照其活动区域, 先后组成3个路军, 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在辽、吉、黑广阔的原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消灭了大批日伪军的有生力量, 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据不完全统计, 14年内被东北抗日联军击毙的日军官兵达182 700余人。从1937年日本用于中国战场作战的总兵力的50万, 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总兵力的210万中, 有近40%的兵力用于牵制中国东北。

东北抗日联军由此成为东北抗日的中流砥柱, 在全民族抗战形势的鼓舞下, 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群众再次掀起了抗日救国斗争新高潮。

(三) 东北抗日联军促进了民族觉醒, 给东北人民带来胜利的新曙光

在日伪残酷的统治与讨伐之下, 东北抗日联军像一座灯塔, 在东北人民最艰难无望的时刻, 指明了斗争方向, 坚定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冬季, 东北抗日联军将士长期行走在雪深没膝的山林, 昼夜则坐卧于深雪之中, 天寒地冻, 冷彻筋骨, 时常因穿不上冬装而被冻得断指裂肤, 因严寒和饥饿, 死伤的东北抗日联军人员不计其数。夏季则穿行在人员罕至的丛林沼泽中, 栖居在潮湿的土地上, 忍受着雨淋日晒, 蚊虫叮噬。有时为了生存的粮食、服装, 不得不用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 东北抗日联军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苦斗周旋, 给抗日民众带去了胜利的希望和曙光。

二、东北抗日联军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形成的关键

(一) 战斗在一线的抗日军民深刻感受到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2年, 共产国际会议上对东北又明确指出:“开展游击活动, 在满洲建立农民委员会, 组建人民政权的选举”。

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影响下, 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号召, 尚留在各地的东北军队余部中许多都改编为抗日自卫军、义勇军, 抗击日军侵略, 甚至绿林队也参与对日伪军作战之中。这些均为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东北地区武装抗日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1932年6月, 上海临时中央召开了“北方会议”, 不顾东北被日本占据的事实, 要求东北在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 同关内一样实行土地革命、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据当时传达北方会议的李实回忆, 与会者已感受到北方会议精神已不符合东北地区的社会形势。

战斗在一线的东北抗日军民深切感受到中日矛盾已成为当前东北社会的主要矛盾。据中共南满 (磐石) 中心县委《关于县委工作成绩和错误及今后工作的具体任务》决议指出:“过去磐石党的路线是创建苏维埃和红军, 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在玻璃河套首先建立苏区的总策略之下, 中心组织区域的群众动摇或逃跑, 根本取消反日会, 仅仅组织农协, 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失掉了广大的反日群众。红军游击队认为小帮胡子为反革命组织而解除他们的武装, 使抗日军害怕不敢接近我们, 而跑到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怀里, 游击队孤军作战, 结果出现地方活动分子工作不了的现象。”战斗在一线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员认识到要取得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 就必须团结反日义勇军、山林队, 建立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更为其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 “一·二六”指示信与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1933年1月26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满洲省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简称“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据共产国际执委第12次全会关于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洲国, 扩大群众游击运动, 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精神, 在听取部分参加过东北反日斗争同志工作汇报的基础上, 写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一封指示信。该指示信是继1933年1月17日, 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 愿在三个条件下, 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之后, 直接涉及反日斗争策略的又一封重要指示信。指示信分析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的政治形势, 阐述了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提出了党在东北的战斗任务和策略, 提出了我党在东北现在发展的总策略方针。同时改变了“北方会议”确定的在东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 根据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方针, 提出了要建立反帝民众选举出来的政权, 由最好的游击队构成民众革命军。

“一·二六”指示信正确地估计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 并分析了东北各类抗日义勇军的性质和前途。第一次提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的初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并要求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上的领导权”。正如当时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李实在后来指出的:“这个指示信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 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 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 给我们工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 也给东北党同志以兴奋。”东北基层党组织在“一·二六”指示信的指示下, 为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行动, 相继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等7个军, 同时还成立了地区性的“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等反日统一战线组织。由此, 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三) “八·一”宣言与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35年6月3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 (简称“六·三”指示信) , 号召扩大东北游击战争, 建立联合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2月, 中共中央根据“八·一”宣言指示, 发表《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 要求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从2月至次年11月间, 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制成11个军, 东北抗日救国会此时也不断发展、壮大。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标志着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要形式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首先, 东北抗日联军是以军队的统一战线为重要形式组建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次,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只具有国际反法西斯武装性质的部队。再次, 东北抗日联军通过团结改造义勇军, 组建联合指挥机构, 联合作战等方式, 发挥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也正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地区抗日斗争中延伸、拓展和实践的关键所在。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灵活运用游击战的最早践行者

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建立后, 以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依托, 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总结出一套以劣势装备与强敌作战、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术, 常常运用伏击战、袭击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与敌人顽强战斗, 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杨靖宇是运用游击战术的杰出将领, 在对敌游击斗争中先后摸索出半路伏击战、远途奔袭战、化装袭击战以及内外夹击和诱敌深入等灵活的游击战方式, 其中“蚊子沟战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938年6月, 在杨靖宇的领导下, 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伏击了前来辑安讨伐的伪军旅长索景清所率部队。按照计划, 为了诱敌出现, 先由魏拯民率领第二军教导团攻打蚊子沟围子, 后由杨靖宇率主力部队在蚊子沟西南设兵埋伏。通过两个夜晚战斗, 我军仅用一支小部队就消灭了百余名敌军, 缴获大量战略设备和物资。

东北抗日联军游击战的灵活战术不仅局限于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 还在于要在战斗前根据全面分析采取合理的策略, 其中由周保中领导的依兰围城打援战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1937年3月, 为粉碎敌人攻占方正、依兰等地的图谋, 以周保中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率先分析了日军的作战形势, 认为日军经过在此地长时间的讨伐后出现了松懈, 并且仅有的一支骑兵联队已撤往佳木斯地区, 步兵大队处于犹豫之中, 经过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全面研究战争策略, 认为敌退我进的时机已经来临。在周保中下达作战任务后, 一部分东北抗日联军兵力向依兰东南团山子倭肯河东方面佯攻, 另一部分利用地形伏击增援的敌人, 并最终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有践行者, 而且还有抗日将领对游击战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1937年, 赵尚志著文《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提出了十种游击战术:运动战与阵地战、外线战与内线战、进攻战与防守战、歼灭战与消耗战、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避实就虚,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迂回袭击、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 毁敌, 间敌, 疲敌, 惑敌, 行踪飘忽, 出没无常。并说不打硬, 不攻坚;无胜利把握不作战为铁则。他总结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丰富了人民军队对敌斗争的经验, 是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运用游击战术与敌人坚持长期斗争的法宝。1938年5月, 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游击战争中要保存实力, 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方针, 并提出要根据战争的不同状况, 采用多变的诱击、伏击、突击、破袭等策略, 争取以最少的兵力战胜日军。

东北抗日联军游击战争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为取得东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而且为我军游击战争的战术战略体系构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东北抗日联军是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开展联合作战的有生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 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而且为二战的最后反攻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 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开展对日斗争, 阻碍日军“北进”

日本帝国主义将进攻苏联视为其“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于1932年8月制定《1933年度对苏作战实施方案》, 计划发动总兵力30个师团中的25个师团对苏作战, 并将中国东北为其前沿基地。自1933年开始, 日军就不断增兵远东, 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但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全面打破了日本对苏联的战略构想与战略体系, 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 使得侵华日军直至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也没有实施对苏联的侵略计划, 对苏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一方面在东北抗日战场与日军顽强作战, 阻碍其北进苏联, 另一方面在战场上直接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 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起到战略掩护目的。1938年7月, 日本侵略者在中、朝、苏三国交界处的珲春敬信地区越境北上, 侵犯苏联, 制造军事争端。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 四处出击, 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 对日军入侵苏联的企图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之后于1939年5月至8月间, 日本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地区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行为, 东北抗日联军各部积极活动, 再一次打击敌军, 配合了苏军对日作战, 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二) 入苏整训, 配合苏联反法西斯斗争

1938年后, 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灭绝式搜剿, 东北抗日联军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积蓄部队实力, 准备继续与日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部队陆续进入苏联境内, 并整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也称“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 。在苏整训的抗联教导旅, 一方面开展政治学习, 另一方面加紧军事训练, 为配合苏联红军反攻东北做准备。在此期间,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不断派出多支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侦查作战, 并保持与东北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1942年春至1945年8月期间, 派出的回国侦查情报的小部队人员达300人以上, 侦查过程摸清了日军在中苏边境的17个筑垒地域防御体系, 并对这些防御体系的位置、人员住所、火力配备、粮食储备、发电站等军事设施侦查的相当清楚。再由苏联最高统帅部绘制成详细地图, 以便反攻日本之用。1945年8月, 东北抗日联军承担进入东北一线作战向导和侦查任务, 配合苏军作战, 最终在中苏联合之下收复东北失地, 歼灭日本关东军, 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后这一场“远东战役”的主战场在中国东北地区, 同时也包括了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和对日本北部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 它的胜利也是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人民和军队相互支援、协同作战的重要结果。

参考文献

[1] .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2]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5[M].黑龙江省出版总社, 1989.

[3]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M].人民出版社, 1991.

[4] .张秀振.刘海涛.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J].理论探讨, 2001.6

[5] .赵俊卿.杨靖宇传[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6] .赵俊卿.周保中传[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16.《中国抗日战争史》读后感 篇十六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党的建设

（一）关于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14年抗战的历史视野，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立场最坚定、主旨最持久、方略最全面、成果最显著等4个层面分析了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的体现。海军潜艇学院张若钦副教授等指出，党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展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两个方面，其中流砥柱作用是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赤桦副教授认为，党倡导的全民抗战路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保证，党提出的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任伟民教授研究了抗战时期党局部执政的历史，指出其主要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始终坚持为民执政、始终坚持廉洁奉公，这也为党领导新中国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张蕾蕾副教授对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基本经验包括从领导干部的教育入手、把转变思想作风放在突出位置、把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统一等等，并强调这些宝贵经验对提高强军征程中军队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关于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南京政治学院顾林元教授等对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政治动员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抗战实际，广泛发动群众，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动员思想，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钱立勇讲师对抗战时期朱德的军事统战思想及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朱德把党的统战理论运用到军事领域，着眼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丰富了党的军事统战思想。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邵青副教授对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运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更注重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孙子兵法，从而真正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军事思想。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

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

（一）关于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沈阳博士对抗战前后新四军的两次战略北上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指出两次北上历时不同、风格有别、意义迥异，其中第一次北上实现了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扭转了华中的抗战形势与力量对比，使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战略上占据了主动和优势地位。上海师范大学邵雍教授研究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时期的历史，指出由于陈毅、粟裕等人坚持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巩固了茅山根据地，而且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为后来争取苏中、苏北创造了条件。

（二）关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吴东莞教授从6个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我军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指出抗战中的宣传工作是动员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手段，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途径，也是最终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值得关注的是，有多位军队学者对围绕瓦解敌军这一课题展开了研究。李志刚讲师指出，抗战时期我军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采取了一系列符合战争实际的策略，对削弱敌军战斗力、为军事斗争创造胜利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秦红副教授从心理学原理运用的角度对我军瓦解日军工作进行了专业分析，指出我军运用认知改变、情感激发、榜样示范、重复宣传等心理学策略，向日军发起强大攻势，瓦解了其战斗意志，促进了其思想转变。

（三）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朱纯辉教授考察了抗战时期党坚持文化强军的实践，认为党通过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来强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事文化建设来促进部队战斗力提升，加强纪律文化建设来锻造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为今天打造强军文化、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有益借鉴。南京政治学院张磊博士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为断限，对人民军队军事文化建设的背景、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系统探讨，指出这一时期的军事文化建设呈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在教育、组织官兵，激励、鼓舞士气和形成对敌军的有效打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熊丹博士从组织制度基础、思想根基、社会文化基础的角度，阐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抗战胜利的政治根本。装甲兵工程学院白朋举讲师总结了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

（一）关于上海党组织的建设与抗日斗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陈彩琴指出，上海全面沦陷后，上海党组织迁至华中淮南抗日根据地，以根据地为依托，保存和训练干部，开展整风学习，对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作用。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韩洪泉讲师分析了党在上海教育界的组织建设和领导教育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为坚持上海抗战、迎接最后胜利积蓄了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新四军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邬正洪教授回顾了1941年至1942年间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从筹建到撤销的经过，认为上海党组织的大力配合和密切协作，是新四军得以胜利完成输送人员去苏北等艰巨任务的保证。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华强教授指出，上海得天独厚的技术和人力条件，为支持和援助新四军对敌开展金融斗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陆俊青教授强调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坚强后盾。

（三）关于党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吴海勇博士探寻了中国共产党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渊源，指出党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作出了主要的也是关键性的贡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陈挥教授以邹韬奋为个案，通过研究其在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充分彰显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在爱国民主人士中所开展卓有成效的团结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曹景文教授对新四军主要依托上海开展的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进行了考察，认为新四军的统战工作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为壮大抗日力量、争取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四、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

（一）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孙力教授和李书吾博士分析了抗日战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指出抗战时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中国道路不可或缺的早期开拓。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徐光寿教授则认为，严格说来抗战胜利时的中国并不具备作为世界大国的条件和实力，只是中国走向当代世界大国的历史起点;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抗美援朝打出了大国威风，“两弹一星”赢得了大国尊严，改革开放提升了综合国力，中国的大国地位才得以名副其实。

（二）关于抗日战争与强军梦。南京政治学院段文灵副教授等探讨了抗战精神对培育新一代革命军人血性的启示，指出培育革命军人血性必须在继承中把朴素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培育新一代革命军人血性的内生动力，在还原中把真实的“抗战精神”营造成培育新一代革命军人血性的外在环境，在发展中把静态的“抗战精神”打造成培育新一代革命军人血性的动态元素。多位青年学者还围绕抗战初期军队政治工作史对深化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理解认同的启示、抗战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经验的现实启示、抗战时期拥政爱民运动对做好维稳执勤工作的启示等进行了研究。

作者韩洪泉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赵凤欣系上海金融学院教师，李如瓛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17.抗日战争读后感高中1500字 篇十七

昨天，田径世锦赛，中国4*100接力获得银牌，田径赛场，尤其是百米赛道上出现黄种，本身就是让人竟然兴奋的事情，何况我们得到了银牌!以前田径赛场上即便有黄种人，也肯定是日本人，此前，日本获得过4*100米接力第四名。我认为，中国田径、网球，篮球甚至冰球、棒球等运动在世界逐渐展露头脚，也是中国人生活水平提升的表现之一。无论我们现在获得了什么成就，只要是能证明我们中国人脊梁的事情，都是对先烈最好的慰籍。

有几点是我原来不曾思考到的：

一、九一八事变时，上海是世界第5大城市，沈阳70万人口中，日本人占20万。第一个数字说明民国初年，世界在华投资集中在上海(十几年前，改革开放也是大量吸引外资在华投资，其实也是外国人赚钱，我们跟着赚钱)，而且虽然国内内战不断，民族工业在逐渐起步，金融业也在发展，只不过政权不稳，什么都是空谈，现当今也一样。第二个数字说明了，当时的东北被日本移民情况之重，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哪个朝代国家的城市中外国人占到三层?恐怕偏安一隅尔后招到蒙古人统治的宋朝，被满族人打败的明朝，这种情况也不多见，何况满蒙都是我中华民族。

二、让我们记住：固守滕县一百多个小时壮烈牺牲的一百二十二师，川军师长，王铭章。第一位与县城共存亡的县长，周同。死守台儿庄的司令，第二集团军司令，原西北军将领，孙连仲。台儿庄战役总指挥，五战区司令，桂系，李宗仁。当然，英雄之外，也有孙子，我就觉得汤恩伯太不地道，大小多次战役都证明了这一点。

三、国难当头，还有很多狭隘的地盘观念、保存实力观念，这是怎么来的呢?阎锡山最明显，但实在扛不住了也找中央军和八路军。除了为了各自利益、怕被蒋介石中央收编外，能否给他们找一个外延的理由?让这些将领就坡下驴呢?我不成熟的观点是：民国初年各省自治观念惹的祸，当一个区域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加之中国人固有的地域观念，会不会区域自治也得到了山西人民、东北人民、广西人民或者湖南、四川等等的普遍认同呢?想一想，如果二战，德国人侵入美国本土成功，而且大有席卷美国全国之势(假设德国可以)，合众国各个州会不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他们会同仇敌忾，像我们中国人这样么?

四、全书对蒋在军事战略上持否定态度，我不懂军事，不过可以从侧面印证作者的观点：老蒋要是有高超的军事智慧和战略眼光，后面可能就没老毛什么事儿了。不过，即便老蒋千不是万不是，他抗日到底的顽强精神，值得我们尊重，如果没有他这位当之无愧的领袖，四分五裂的中华大地会更加惨不忍睹。

五、八路军抗战功绩确实不少，无论出于抗战救国或者扩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至少在太行山上，八路军打得有声有色、有目共睹!也正是因为如此，八路军收编了很多杂牌儿部队，最多的当属东北军了吧，比如吕正操将军等。也是，反正老蒋也不发响，还不如跟着有前途的部队干。我认为，抗战时期转而投共的将军都是有历史眼光的，都有很高的前瞻意识和战略眼光。这也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将军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抑或饭桶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