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精选12篇）

1.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一

浅谈制度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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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增长较快、效益比较好，但经济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城市，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农民收入比较低、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民贫富差距大、农业投入相对少等现象。这不仅制约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鉴于农村经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研究发展农村经济问题就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探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有效对策，尽快解决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

一、发展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占世界近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存在诸多问题，限制其快速发展。

1、农民收入比较低

当前，农村农的产品产量递增趋势并不是很理想，一些农产品产量时高时低，农民增产增收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无法得到保证。而且因为有的地区遭受洪涝、旱灾等，引发了农产品产量普遍持续降低的现象，导致了农产品单位产量明显降低。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农产品低价运行、频繁波动，增产不增收，甚至出现了增产减收等不良趋势。取消最低农产品保护价格收购以后，粮食价格持续走低，粮食丰收却减收。农业的整体发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主要由于农业产业科学技术含量比较低，既不能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也不能稳定农产品的产量。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竞争，争相调低农产品价格，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的收入与效益。而且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既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压缩了农民增收的空间。

2、农业科技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农业科技对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水平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我国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贡献率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在大多数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从而使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缓慢。例如，近几年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虽然已经提高到了45%，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都在75%以上，德国、英国等甚至达到90%。所以说世界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另外，农业科技推广网络不健全，力量非常薄弱。目前，我国县以下农技推广部门普遍受到经费短缺、人员外流、人员配置不合理、技术和手段落后、信息不灵等因素的困扰，多数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和单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无力农技推广。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

剩余劳动力过多，是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虽然我国农村资源极为丰富，可谓是地大物博。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数量比较大，人均占有资源相当比较少，人多地少的矛盾尤为突出，而按照我国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源占有量，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比较少，必然就催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人口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也必然会带来农业资源总量的持续下降，而农业产业所需的劳动力也会持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仍将继续扩大。这样，明显不利于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 利于农业规模经营，更不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4、农民贫富差距很大

农民贫富差距大，是制约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瓶劲。当前，我国很多农村地区贫富差距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发展极为不平衡，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全面发展。而且即便是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方，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财富逐渐在向少数人聚集，而多少人则生活刚刚解决温饱，甚至没有解决温饱，低收入人群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异常艰巨。那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则大部分搬迁至交通便利的地区居住，严格地影响了当地农民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的进程。

二、制度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战略举措。纵观建国以来国内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符合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制度创新是推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1、在人类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和自然禀赋状况,具体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发展总是和制度变革相联系的。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而且确实会导致制度的变迁。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实现的。制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政策也必须得到不断调整与完善,否则就难以适应新的实践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寻求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1.2、农业政策的变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演变等制度因素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同样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以及依附于具体制度下经营组织安排能否有效地促进现有资源的利用和促进新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和应用。林毅夫在对中国1978-1984年间农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研究中发现: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而其中的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这充分说明了制度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农村税费改革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等农业政策创新,则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保证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

2.1、近年来,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差距的拉大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日益影响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农村社会的稳定。1998年以来,来自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收入是负增长,部分粮食主产区和占全国总农产大多数的纯农

户实际收入也是减少的。农民增收问题面临很大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底发表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报告指出,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突破3.3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纵观建国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及形成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隔离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农村税费安排等制度因素,是造成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国农村在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经营形式下,如何实现与大市场的联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2、要改变当前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局面,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变革来增加农民收入。要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落实粮食直补、化肥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四补贴”政策;增加农村地区教育经费支持,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加快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加大中央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准。

3、以有效的制度安排推进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3.1、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耕地面积的减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要在人均耕地1.4亩的基础上解决13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而且解决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将农业的发展从保证食物安全的单一目标转化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的多重目标,在保证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都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效益。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发展农村循环经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3.2、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示范效应,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推广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制度安排将有助于改变农民的风险偏好和选择模式,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例如,农户通过在合理的经营组织下的某种程度的联合可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户生产中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新农业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从而可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可以通过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通过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保护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等政策,为农业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

2.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二

一、集体企业经济管理发展以及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完善, 集体企业的经济管理所要面临的环境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集体企业性质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大部分集体企业的经济管理现在已满足不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需求了, 在方方面面都有着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 没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很多的集体企业尽管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认识还尚未在实际管理中有所体现或者是落实, 经济管理的本质仍旧没有发生转变, 尚不能有效的组织协调本企业的经济管理, 仍不能足够重视经济管理的紧迫性以及战略性。尽管一些集体企业已经具备了比较先进的经济管理思想以及理念, 但是仍不知道该怎样使用才能更加的配合本企业的发展, 才能更符合本企业的需求, 不知道该怎样能动、科学、使用这些先进经济管理思想和理念, 以至于经济管理中的流程较为随意、不够科学等错误广泛的存在于我国集体企业中。

通过先进的经济管理理论我们可以得知, 随着集体企业的不断发展, 其所占据的市场范畴, 与其自身管理的复杂系数、管理的幅度以及管理的层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就对集体企业的管理方法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如果集体企业的经济管理不能够跟上集体企业的发展速度, 那么势必会导致企业的畸形发展, 进而导致今后的发展出现错误。

(二) 集体企业的经济管理存在创新不足问题, 这可以体现出集体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内部管控这一问题。这是由于我国现在的很多集体企业还没有比较准确的目标定位, 导致企业内部的控制目标出现定位比较低或者是目标太过于形式化以及简单化的问题, 不能形成效率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 也可以说企业没有统一、具体、高效的指挥协调机制。大部分集体企业还认为内部控制就是内部会计管理, 这就从侧面说明了企业的视野范围极其狭窄。

从现在的市场实际情况来看, 集体企业全面、完善的经济管理应当提上日程, 不能再是空谈, 集体企业也不能再把内部的财务审计当做唯一的成本控制的方法。尽管财务审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的资金出现在使用中有无故流失或者浪费的情况出现, 然而单一的企业财务管理是应对不了集体企业自身日趋完善的经济管理的, 如果只重视财务审计, 那么就会带给企业经济很大的局限性, 常常会导致企业的财产或者是物质受到损失, 甚至导致企业的经济管理出现安全隐患。

二、优化及创新集体企业经济管理的方法

(一) 对制度进行创新。创新优质的集体企业经济管理理念一定会提高集体企业的产品开发活力, 刺激企业的激励体系迅猛发展, 并高效运作, 使得集体企业经济管理理念创新有充分的推动力以及坚实的后备力量。制度作为维持企业方方面面的生产经营活动高效有序进行的一项基础保障, 若缺少完善的制度, 则企业的一切都是空谈。所以, 集体企业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 对制度进行创新, 从而促使经济管理向着全面化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 经济管理创新可以有效的解决集体企业中的内部资源怎样组合、让其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 也就是构造面向市场的集体企业内部组织框架, 从而构建产品开发活力的机制。

(二) 更新观念, 营造经济管理创新氛围。为了可以营造出集体企业经济管理改革创新所需的氛围, 企业的领导人与其管理层需要具备创新的经济管理思想和理念。根据实践我们可以得知, 如果企业想要使得自身发展水平得到最大限度地提高, 那么就需要把创新的理念应用到本企业的实际经济管理活动中。体现创新经济管理观念的方法有:不断加强以及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创新机制, 提供给企业经济管理提高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企业所有职工工作的环境中, 营造一种经济管理创新环境等等。

在现在的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局势下, 集体企业领导人与其管理层一定要从心底里认识到, 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来说, 危机管理理念以及战略管理理念的重要性, 并可以积极的将这些理念落实到工作之中。如此就需要集体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可以从全局发展的角度制定先进性的企业经济战略, 并可以在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实行下去;在集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或者是阶段的时候, 就需要注重风险管理以及危机管理了, 就此企业管理者一定要针对企业的各个发展环节, 制定专门的、有效的危机管理。利用不断更新以及完善的企业经济管理思想和理念, 让企业向着创新的方向进行转变, 以促使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的提高, 使本集体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 提倡柔性的企业经济管理。柔性经济管理可谓说是经济管理科学的新领域之一。一直以来, 我们只注意强制色彩强烈的刚性经济管理, 只注意服从以及遵守企业所制定的经济管理制度。只关注于完成企业所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 如不能完成就会给予惩处。与此相反的是, 柔性经济管理比较注重于“以人为中心”这一理念, 通过企业文化、精神氛围以及共同价值观进行人格化管理, 其主要是基于人的行为规律以及心理的基础上, 使员工心目中出现潜在的说服力, 使用非强制性的手段, 将组织意志转变成为员工个人的自觉行动。

柔性经济管理相比较而言, 比较“人性化”, 注重灵敏与弹性, 速度和反应, 以及跳跃和变化, 比较关注价值控制与远见、直觉与创造、企业精神与主动、尊重与平等, 其可以通过虚拟实践社团、信息共享、差异性互补、虚拟整合以及竞争性合作等手段, 实现运营以及管理从隐性转变为显性, 进而创造出更大的竞争优势。柔性化经济管理可谓是集体企业经济管理继续采取的一项管理模式, 其一定会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优势。

三、总结

综上所述, 为了使集体企业的发展之路更加的广阔, 前景更加的光明, 使集体企业的经济管理力度更上一个新台阶, 那么就需要对集体企业的经济管理进行不断的创新, 进而使集体企业可以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跟得上市场经济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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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郝惠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S2

[3]郑玉军.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业与技术, 2009;6

3.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三

在这后一类学者中，我想特别举出明清经济史研究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傅衣凌先生。基于对明清时代广博而深刻的了解，傅氏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有其本身的特点，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欧洲社会、日本社会，也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页)。他将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斗争。第二，是新、旧因素交错存在。第三，没有出现崩溃的现象，但有分化的征兆。第四，地主阶级对经济的控制更加严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页)在谈及中国经济的特点时，傅氏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早熟而又不成熟”。傅氏使用这句话旨在表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质，反映的却是西方式的观念，也就是说，他首先假设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同质性，接着又将中国经济诸现象与西方模式对比，以判定哪些是“早熟”的，哪些是“不成熟”的。这样，他实际上仍将中国社会置于一种尴尬境地：西方社会的发育是正常的，中国社会的发育却很不正常，或者说是畸形的。依照他自己概括的，“早熟而又不成熟”模式审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便得出这样的认识：一方面，他主张中国历史没有背离一般历史的共同发展规律，认为明清已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明清时代还不具备“萌芽”生长的适宜土壤，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还未走上末期(即衰亡期)，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道路，是不同于其他国家所走的道路，而是沿着萌芽——夭折——继承与发展这一条独特的倾斜型的中国式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变迁论》，第160页)在这样的立场上，与许多“萌芽论”学者不同，傅氏对商品经济的评价并不很高，他说：“对于中国商品经济的估计，既要看到它起着分解自然经济，促进阶级分化的作用，还要认清它在巩固自然经济，并和土地权力、官僚政治相勾结的实质。如果不分主次，过分强调商品生产起进步的作用，而忽略其绝大部分起巩固自然经济的主要作用，那就会有把后期封建经济近代化的危险。”(《论纲》，第3—4页)

很明显，傅氏对明清经济的分析虽鞭辟入里，却也包含着许多矛盾点，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中国历史进程与其它国家不同，是极为独特的，却又不能不把西方模式认作是代表人类共同发展规律的模式。他没有对西方模式的普适性产生真正的怀疑，而是把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事实本身之间的矛盾，用成熟与不成熟、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交错存在等方式进行解释。应该说，明清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内部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存在，却又未能顺利走向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公认现象。傅氏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正是东西方许多学者采用的模式，只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更趋极端。

黄宗智先生的卓越之处，就在于把人为认定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还原为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换言之，黄氏注意到了把经济现象割裂为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方法无助于接近事实真相，而是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整体来把握，这种重视整体的区域实证研究，使他认识到基于西方模式的理论无法概括中国的历史实际。于是，黄氏围绕“过密化”这一中心概念，构建了一个独到的分析模式，极富理论魅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清以来的经济结构的了解。比如，“耕织结合”、“男耕女织”几乎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口头禅，但较少有人对此种形态进行实证性的疏理和实质性的分析，黄氏致力于此，获得了建设性成果。当然，黄氏提出的解释模式，不一定会被所有学者接受，其他学者也可能会提出另外富有解释力的模式。但毫无疑问，黄氏的诠释进一步厘清了问题所在，正如他所期望的，依靠中国经验建立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黄氏将明清以至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经济表达为“过密型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在我看来，实际上也可表述为“缺乏有效制度创新的增长”。正是由于在制度方面没有发展出适当的模式，中国经济长期在马克·埃尔文所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中挣扎而无法脱出。

制度、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构成经济理论的四大柱石。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因而，制度至关重要。我们循此思路回到“过密型增长”的起始阶段，可以看到，明清时代主要的变化发生在生产要素内部。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方面，明清时代的变化主要在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面积增长的速率。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可以采取的措施有：(1)大力降低出生率，减少人口；(2)大力提高土地单位面积收入；(3)大力开辟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我国所走的是第二条道路，正如黄氏所指出的，它包括三种可能性：(1)土地收入的增长高于劳动投入的速率；(2)土地收入的增长与劳动投入的速率相同；(3)土地收入的增长低于劳动投入的速率。(《长江》，第11页)只有第一种可能出现才会导致经济发展；第二种可能虽然存在，但这种动态的平衡很难长久保持；第三种可能就是“过密型增长”，正是中国所实际经历的道路。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业长期不能摆脱“过密型增长”的困境，从整体经济结构来看，是未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来看，是未能不断取得技术突破，使产量出现超越劳动投入的大规模增长。其中，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是开辟农业外就业机会是第一位的，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能使产量大规模增长的技术创新固然受市场需求的刺激，但一个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所有权结构更为重要，因而，技术创新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制度问题。

可以说，明清以来，中国是一直存在对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的，但没有产生相应的制度创新，这是由于供给方面的原因。“制度创新的供给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1页)。按照经济学家的意见，制度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宪法秩序。所谓宪法，包括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保留的传统，并不限于书面文件。宪法秩序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类是制度安排，这是在宪法秩序框架内所创立的，包括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等。第三类是指规范性行为准则，包括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文化背景”或“意识形态”，这一类的准则对于赋予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以合法性来说是很重要的。在这三类规则中，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规则被认为是外生变量，它们与被认为是内生变量的制度安排相较，变化显得比较缓慢。(同上，第134—138页)我们看到，在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制度安排也相应地发生了许多变化，市场结构虽然与完全竞争的市场远不相符，但其进步是明显的。但是，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规则却未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存在严重滞后现象。也就是说，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规则成为制度安排变化的阻碍力量，它们虽然不能阻止制度安排随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却可以大大延缓变化的速度，并且可以规定着制度安排在传统轨道上变化而不致出现质性突破。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迟迟不能发生结构变迁的原因不能仅仅在经济领域寻找，更应该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寻找。“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发生经济结构向着更高水平的效率和生产率转变，这并不是市场力量的结果。相反，这是支配着制度的变化及实验的法律和政策结构作用的结果”(同上，第11—12页)。明清时代，在因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局势下，社会未能提供制度创新，或者说，在制度变化所依存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力量无法触动过分强大的政治力量。

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正如诺曼·尼科尔森所说，“政治的发展并不是如过去二十年来的社会科学文献作出相当系统性的论述那样，产生于经济条件，而是产生于支配集体行动的宪法规则的性质”(同上，第15页)。明清时代的“宪法规则”或者说“宪法秩序”的最主要的特征，无疑是绝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以及科举制、宗教制这些辅助制度使社会呈现“单一性”，扼制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大大减少了个人或社会团体追求多种多样的不同机会的可能。诺曼·尼科尔森指出：“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不可能为个人提供因要努力解决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及因要更大地提高效率和增长所带来的个人机会而进行制度实验的尝试。简言之，宪法秩序可能大大阻止了拉坦所寻找的‘制度创新’。”(同上，第29页)可见，一种有利于扩大选择面和追求多样化机会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明清时代的政体，正是尼科尔森所说的“最大化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严重阻碍甚或窒息了制度创新与经济进步。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看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在经济层面上，正如黄宗智所说，无论是认为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发展，还是把帝国主义入侵视为经济不发展的根源，都带有片面性，“我们应该承认帝国主义既带来了发展，又带来了落后这一事实”(《长江》，第119页)。在政治层面上，也可作如是观。然而，我们认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制度性的。具体说来，它在变化极为缓慢的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方面造成很大触动，无论如何，现代化和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许多重要因素被作为奋斗目标加以接受。从此，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明确目标，现代化成为悬在国人面前的宏伟蓝图。尽管迄今中国仍未完全现代化，但蓝图存在的意义不可低估。应当说，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带来多少物质层面上的经济发展，但刺激了中国人发展经济的渴望，为中国人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参考模式，促使了一批新制度追求者的出现。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维持着“过密型增长”模式，但在制度层面，无论是宪法秩序、规范性行为规则，还是制度安排，都出现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的作用在以后才能显现出来。

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农村进入集体化时期，认为集体化模式既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之弊病，又可以彻底改造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化。事实证明，这一变革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我认为与明清时期有些类似，是由于严重扼制了个人选择。第一，缺乏激励造成低效率。就农作制度本身而言，集体化属于一次性博弈，成员不能自由进入或退出，因而无法维持自我实施的协议，而由于成本过高又无法实施有效监督，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效率的低下(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6—43页)。第二，阻碍了农业外就业机会的扩展。政府虽然把工业化作为目标，但在农村，却极力限制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由于政府权力的下延，对乡村控制空前严密，这种限制非常有效。这样，与以前相比，集体化时期个人选择的自由度不仅未增加，反而缩减，严重束缚了农村经济发展。可以说，集体化时期农业的不发展是制度因素造成的，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如果说，明清时代的知识范围限制了选择视野，那么在五十年代，我们至少是有几种选择可能的，不当的政策选择无疑就是失误。

一九七九年以后逐步展开的农业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也是制度因素至关重要的有力例证。改革提供了一个较自由的“机会结构”，给地方共同体和个体农民提供了自主性和实验自由，这样他们便可以灵活地寻找多种多样的经济发展途径和就业机会。黄宗智指出，改革以来的变化“不是由于一些人想象中的自由市场化了的家庭农业的高度刺激力导致农业生产的戏剧性突破，而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业外就业的转移”(《长江》，第247—248页)。黄氏似乎认为改革后实行的家庭农业在生产率方面没有带来多少增长，在个别地区或许如此，但从全国来看，增长是无可怀疑的。林毅夫估计，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使农场生产率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制度》，第70页注一)。不过，黄氏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业外就业转移视为变化的核心，的确是敏锐和深刻的。尽管许多落后地区限于条件在这一点上进展缓慢，但这无疑预示了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经济长久存在的制度变化的需求才得到初步有效地供给，由“缺乏有效制度创新的增长”变为“具有有效制度创新的发展”。顺便指出，家庭责任制是由农民创造的，它说明在存在制度变迁的需求的条件下，农民本身有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这一制度最初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和赞许，它可能被扼杀，也可能逐步得到承认和推广，所幸后一种可能得以实现，但前一种可能在当时也并非没有现实基础。所以，我认为，允许个人或社会团体有选择的自由是一套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的关键部分之一。

黄宗智指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验的经济发展分析模式时，应该把制度放在重要位置上。这一点不仅对于剖析过去的经济过程十分必要，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经济改革的成果不仅仅是资金、财富和增长率，更根本的是创立一套富有活力的制度。

4.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四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不足，需要政府发挥对经济活动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能够利用自有优势，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通过制度创新，使地方政府间形成良好的协调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制度创新；区域经济；作用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地域内由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它以一定的地域为范围，以地域的合理分工为基础，结合经济要素和区域要素，通过对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而形成的经济综合体。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对一定地域内的经济、社会等目标进行的总体布局和规划。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主要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区域，而且这三大区域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就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而言，以京津冀都市圈为核心的环渤海区域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愈发稳固。然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内在的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区域内资源要素进行优化整合，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加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引导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这对京津冀地区而言尤为紧迫。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相比长三角地区，京津未能像上海那样对区域经济发挥辐射、统领和拉动作用，相反却更多吸附了区域内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既加剧了地区间的竞争关系，又拖累了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其次，在区域内部，京津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达，技术领先，科研力量强大，市场发育程度较高；而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技术工艺落后，科研力量较弱，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京津强、河北弱的态势。据2011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北京、天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8 倍和2.46 倍，均高于全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河北的GDP 总量为24228.2 亿元，同比增长11.3%，居全国第6 位，但是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3719 元，仅达到全国平均GDP 的九成，居全国第14位，远低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而且，非常尴尬的是环京津地区仍有32个国家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达270多万，扶贫任务十分艰巨。河北与京津之间的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极大的削弱了京津冀经济圈的综合实力。

二是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京津冀淡水资源缺乏，资料表明，环渤海地区严重缺水城市有25个，占该地区城市总数的一半左右，北京、天津不仅严重缺水，而且过度依赖河北地区水源，天津用水的93%、北京用水的80%来源于河北。为保护水源，河北近年来关停耗水或有污染企业近万家，大规模实施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和稻改旱工程。但由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在环京津周边存在一条罕见的贫困带，有些地方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与西部最贫困的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另外，近两年来雾霾天气严重侵扰京津冀地区，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对人民身体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沉重压力。尤其河北治理大气污染任务艰巨，国家已对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四市实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控制。然而，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会 1

带来一些失业和损失，处理不当甚至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大。

三是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京津冀地区，在城市群功能布局、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功能定位和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缺乏统筹考虑、顶层设计。北京、天津两大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大城市病”症越来越明显，没有发挥好对河北地区的辐射作用。在区域发展目标、产业定位上，京津冀存在较大的趋同现象，三地产业的互补性较差，不利于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容易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也容易加重地方之间的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造成市场分割、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公共事务治理失灵问题。如何优化城市群布局、加快交通一体化建设、转移和承接城市功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公共治理能力是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四是区域协同创新动力不足。区域协同创新是在一定区域内，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等主体在政府政策或自身意愿引导下，进行信息、技术、资金和劳务等资源和要素的交流，通过协作互动促进创新活动的过程。协同创新实现知识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从而增强区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统计显示，河北高层次人才比较匮乏、R&D经费投入少、专利授予量少、技术合同成交额低，与京津的创新能力存在差距。而且，从京津冀区域整体看，受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制约，创新管理中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未能得到有效突破，区域间科技资源共享理念尚未完全建立，跨省市的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深度与广度不够，创新资源的流动受阻，利用效率低下，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不通畅。[1] 总之，三地协同创新的市场、制度和政策环境还不是很完善。

五是缺乏高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缺乏有效的磋商协调机制造成的。出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压力和责任，京津冀之间签署了一些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治理协议，但受“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和科层制管理体制的惯性影响，在追逐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刺激下，现有的合作框架协议更多是浅层次、非均衡的合作。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需要构建一套有效运转的合作机制，协调解决各地方经济发展定位、环境保护规划、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迫切要在合作的组织机制、利益表达、共享和补偿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绩效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突破。

二、政府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政府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政府等公共部门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规则、机制和政策，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变革的过程。其核心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政府组织、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等方面的制度革新。政府制度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以改革的精神拿出创新思路，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努力为经济社会活动创造优质、高效、廉洁的服务环境，弥补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本身不足和缺陷产生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要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法律和公共政策等手段，合理引导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一）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先天优势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其中，政府是

制度创新的主要供给者。[2]尤其对于京津冀都市圈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对本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先天的优势。

一是先天的政治优势。京津冀都市圈位于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依托北京独特的政治区位优势，在城市布局、区域规划等战略发展问题，乃至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上，容易受到中央重视，甚至被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实际上，通过对较优经济区位的地方或区域赋予特殊政策，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行先试政策的集中体现。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标志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由地区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有力地提升了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2010年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公布，京津冀地区被列为国家层面的优化发展开发区域，这本身就是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体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标志着京津冀都市圈已经成为国家的新战略。目前《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审批工作正加速推进，京津冀地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是行政效力的合法强制优势。政府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相较其他社会组织，政府是社会中能够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机关。政府可以在其法定的管辖范围内，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合理的规划，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发布命令和决定，规范和调节各行为体的经济活动。政府制度创新的强制优势使得市场主体必须重视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遵照政府制定的有关产业政策和规划进行生产和经营。例如，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法规和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制度，促使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并举。

三是制度创新的成本优势。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本身就是政府宏观调控职责的一部分。比较于企业和个人组织力量较为弱小而言，政府有支付创新成本的能力，如提供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政策和费用，建立与新产权相适应的财税体制，以及构建缓和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有足够的保障机制使得制度创新得以完成。[3]并且，政府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优化公平竞争环境，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其所产生的潜在利益可以由社会共享。因此，政府制度创新的收益往往要大于成本。就区域经济发展来说，京津冀地区作为重要的利益伴生主体，政府制度创新惠及区域内不同的经济主体。京津冀地区政府间的合作，无论从制度创新还是经济发展角度看都会是互惠共赢的结局。

(二)政府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世界银行对近五十年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有效的政府，经济的、社会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4]。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制度创新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积累，引领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方向。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日渐显现。

一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则是政府追求的理性目标。政府希望通过经济绩效保持政权的长期合法性，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甚至有些地区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北京、天津相比较区域内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遥遥领先。虽然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地区一体化，但是各个政府出于绩效考核的压力，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愈发强烈的要求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资源。同时，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则希望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稳定当前现有的优势位置。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互相竞争和复杂的协调运转关系，倒逼着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使政府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当地的实际需要和区位优势。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要求各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政策协调、利益协调、争议解决、广泛参与机制，促成区域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所以，政府制度创新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使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是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制度创新有着天然的成本优势。制度创新本质上是对原有制度的改革，而改革的过程势必要牵扯到利益的分配问题，不可避免的要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就需要对制度创新做事前评估，准确预测成本和收益的关系，为确保收益最大化，必须选择那种交易成本低的制度安排。戴维•菲尼就制度成本的研究指出：“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用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它资源的要素价格”[5]。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产权界定不清晰，以及进入相关领域的政策壁垒，增加了微观主体制度创新的成本，所以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更多带有政府主导的特征。政府制度创新弥补了企业在信息、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不足，有效地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

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的目的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进而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有强烈的公共物品特性。政府作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然要承担起协同创新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角色，在“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政府出面建立的专项资助计划、中介机构、公共服务平台等，不仅能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系统内资源的共享与分配提供媒介，减少沟通成本、交易成本、谈判成本、开发成本等，推动协同创新更好地发展。[6]

三、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府制度创新

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符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京津冀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供给者，要紧紧围绕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整合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源和要素，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引导、调节和保障作用。

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强化政府的导向调控作用。就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河北地区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钢铁、石化、电力和建材四个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比重过高，在当前节能减排、大气污染防治的政治压力下，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十分沉重。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调整财政、税收等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予税收上的优惠，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物流、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稳妥的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升级。对地方而言，京津冀地区要以《全国主体功能区》为目标，积极落实《京津冀两市一省城乡规划协调机制框架协议》，在区域功能重构、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务实合作、统筹布局。在协同创新方面，地方政府要打破行业、部门和行政区域的界限，完善产学研合作政策和机制创新，协调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升跨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和科技活动管理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二是在社会建设方面，京津冀地处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和社会治理考验着政府制度创新的能力，要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沟通，推动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和对接。尤其是要加强该地区养老医疗保险支付方面的积极合作，京津冀地区政府可以先行试点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京津冀地区个人账户联网制度，使该地区居民共享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政府还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合作机制、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构建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政府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发挥多元公共服务主体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社会资源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务的一体化建设，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三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京津冀地区的风沙源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源地保护工作攸关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京津冀地区政府要联手协作，建立由发改委、环保部等部门牵头的高规格的生态环境管理组织体制，认真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尽快出台《水资源保护条例》和《京津冀水源地生态补偿办法》，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体系和长效补偿机制，建立“多灾种预警救助机制”，加强防灾救灾的协同合作。同时，要创新政府绩效考核标准，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在绩效考核中的比重。

四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方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府际协调，完善法律约束机制。首先，政府要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打破市场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优化区域发展环境，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形成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其次，要强化政府的组织协调机制创新。京津冀地区要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成立区域性的协调领导小组，建立各种形式的定期磋商、合作推动和合作落实机制，统一规划和协调区域内部利益关系，解决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再次，要改变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将京津冀协调发展和府际良性互动指数纳入绩效评估考核的范围，改变以往地方政府单纯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实现区域内政府间的协作。最后，地方人大和常委会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一些成熟的地方合作规划、方案和政策进行立法，依法约束和保障京津冀经济发展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7]，避免每届政府上任后各搞一套的做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撑。

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证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支撑。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创新开放模式，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这就需要发挥好政府制度创新的作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革新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效率，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健康有序、长期发展的格局。

[参考文献]

5.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五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０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２０日上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说，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重点工作，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第一责任，切实抓紧抓好。

***指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切实转变社会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让群众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发挥好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管理合力。树立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及时发现矛盾问题。注重从源头加以解决，不断增强社会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有效性。树立统筹兼顾、协商协调的理念，正确反映和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尽可能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教育引导等办法进行社会管理。树立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形成依法办事、守法光荣的社会风尚，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同时综合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进行社会管理。

***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改革，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优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绝不能全盘否定过去，另搞一套。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借鉴国外有益成果，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各级党委要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群众谋利益的战斗堡垒，让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体现先进性。各级政府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要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形成与党委、政府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要动员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指出，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创造了不少社会管理新经验。比如，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到流动人口身上，使他们进入城镇社会管理工作范畴；对特殊人群实行特殊关爱，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培育综合性社会组织，努力把各类社会组织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体系；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在征地拆迁中充分保护群众利益，努力实现征地拆迁一片、安定和谐一片；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整合基层资源和力量，形成社会管理合力；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学习推广好这些成功经验，及时转化为社会管理的政策措施、长效机制、制度规范。

***强调，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要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提高对实有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在经济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管理方面，要建立联合管理机制，保护正当交往合作，依法加强管理；在互联网管理方面，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全社会共同监督的综合管理格局，促进健康发展；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要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社会治安方面，要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加大对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种犯罪的防范打击力度，又着力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要建立社会诚信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6.试论经济逻辑研究的创新发展 篇六

试论经济逻辑研究的创新发展

本文概述了经济逻辑研究的现状;分析了经济逻辑的`作用、性质与对象;指出了经济逻辑研究的创新方向;总结了经济逻辑研究的创新原则和方法.

作 者：刘明明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学院,经济学系,天津,300222刊 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年，卷(期)：200323(2)分类号：B815.9关键词：经济逻辑 研究 创新

7.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七

所谓循环经济、是指按照生态规律运行、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产生的经济形态, 它不仅要求经济活动循环一般自然规律, 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 而且要求遵循生态规律, 把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生态系统的运行轨迹, 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的运行轨道, 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因此, 循环经济也称为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包括三方面 (即3R) :reduce (减量) , 要求尽量减少进入产生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源:reuse (再利用) , 要求尽可能多次利用或以多种方式利用资源和物品:recycle (循环往复) , 要求尽可能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概念不同, 循环经济这一概念主要是根据资源利用方式的特征来划分经济形态, 强调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产生。

2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 在我国, 循环

经济这以概念的引入和兴起只有几年的时间, 目前还处于概念的导入-学习-实践这些一个逐步发展的阶段, 目前, 我国的循环经济实践还处于实验、示范的初级阶段, 普及范围小, 深度不够、质量不高。循环经济从当初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发展到当前国家领导层非常重视和反复强调, 但对动态、趋势、研究还不够、各级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经常提及, 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也进行过有效的尝试, 但是尚未形成决策层, 学术界、企业界的共识和互动的大环境。

2.2 存在的问题

2.2.1 发展循环经济的体制、机制问题。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体制的支持, 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体制严重落后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循环经济发展的先行国家相比, 体制滞后成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2.2 政府推动体制不齐。

由于主体利益不同, 在发展循环激光机这个大战略上, 中央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 而期房政府的态度则是比较迟缓或者消极。譬如, 环保部门比较积极, 比较努力, 而经济部门则比较消极, 比较松懈, 所以尽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 蛋循环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却较低, 循环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

2.2.3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亟待加

强, 一是企业内在动力缺失, 缺乏对循环经济的认同和责任感:二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力量薄弱, 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是企业经济实力不强, 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投入。

2.2.4 立法缺失问题。

目前我国还没有全面、综合调整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先行《环境保护法》、《情节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范零散且抽象, 缺乏系统的解决机制。据2004年6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国正在酝酿《循环经济法》。可见, 严格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在我国还处于萌芽状态, 因此, 要搞好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工作, 有必要采取专门立法和完善现有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

3 制度创新与循经济

3.1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3.1.1 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激励机制。

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 “谁使用谁补偿, 谁加破坏谁恢复”, 有奖有罚, 形成良性激励机制。在美国政府充分发挥绿色税收政策, 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节能技术的应用, 每购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每回收处理一条废旧轮胎, 国家都给相应补贴, 企业利用轮胎进行加工, 制造成胶粉、添加剂等, 获得新的收益, 而在我国, 如果企业自己花钱收购处理旧轮胎, 这便增加企业成本, 使许多企业不能盈利。因此, 国家应通过减税、补贴和信贷政策, 鼓励循环经济型企业发展, 使他们能获得比传统工艺更高的价格有事和效益, 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企业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 提高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积极性, 保障其投资利益。

3.1.2 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提供约束和规范标准, 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如制定环经济技术规范、框架以及行为准则, 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实现具有行为度量的标准, 较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 较少技术创新的障碍。

3.1.3 降低技术创新的交易费用。

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抑制“经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而降低交易费用, 促进技术进步, 并使技术产业化,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3.2 制度创新重点领域

3.2.1 创建科技创新的激励制度。

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技术的政策保障体系, 加强环经济科研队伍建设, 健全科技人员激励政策体系, 通过实施人才工作促进技术创新,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 同时, 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与企业现实多种形式的合作, 实现循环经济产业化。

3.2.2 制度循环经济产业政策, 促进产业结构

重组, 尽快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产业政策, 实施强制性的耗能标准, 促进产业结构重组。明确取缔对环境破坏较大的落后工艺、落后技术、落后产品, 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 支持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薪技术产业:积极开展清洁产生审计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 要求在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中推行生态化理念, 大力发展废旧资源回收、再生利用和安全处置产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延长生态工业产生链, 以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

3.2.3 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理念。

因为环境的公共性, 所以发展循环环境经济需要大众的参与, 需要提高公众的生态环保理念, 可以建立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定期发布城市环境质量, 只要河流断面水质状况以及环境质量, 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环境质量平台, 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环境行为, 建立区域环境评估与巡查制度, 促进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

3.2.4 加快循环经济立法, 严格法律约束。

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予以立法, 德国和日本最先尝试以法律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在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了《包装条件》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包装条件》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首先减少直至消除不必要的包装, 其次要求对包装物回收在利用, 尽量减少废物的产生量。

4 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

实现循环经济, 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理, 而新型工业化道路靠的技术创新, 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追赶时期, 注定要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技术创新的关键。

传统经济活动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单程流线的物质流动模式, 而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 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再生化, 可以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 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 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从表面上看, 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的回收利用,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讲, 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表现微观技术层面上是资源 (能源) 消耗增长过快、资源利用效率过低、资源再生化率不高, 这一点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 强调对废物物品回收利用和废物的再生利用, 减少废弃物排放, 减少废弃物排放, 在保护环境同时实现经济增长, 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技术范式特征。

参考文献

[1]梁光晨.关于地方政府循环经济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4 (11) .[1]梁光晨.关于地方政府循环经济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4 (11) .

[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3.[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3.

[3]马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方针政策, 2004 (3) .[3]马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方针政策, 2004 (3) .

[4]解振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J].求是, 2003 (13) .[4]解振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J].求是, 2003 (13) .

8.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八

【关键词】城市管理；县域经济；绿色发展

城市管理水平，直接体现着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经济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又有力促进着经济的发展。

一、创新城市管理，是开县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城镇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继2014年国家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后，最近中央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工作要“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重庆市在《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意见》中，要求“推进城市管理网格化、信息化、智能化。”这两个文件，不仅为城市管理指明了方向，更指出了城市管理上水平的实现路径。

按照国家和重庆市的总体部署，开县未来的目标，是建设“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三峡最美滨湖城市”。按照这个目标，开县的城区面积、人口都将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城市管理面临的挑战会更大、更多。只有不断创新城市管理，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才能在加快建设美丽开州上有新的作为。

二、创新城市管理，是提升开县经济竞争力重要支撑

未来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在“万开云”发展板块中，开县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交通运输便捷，区位优势独特，如果城市管理跟不上，这些比较优势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影响到开县的经济发展。

1.创新城市管理，事关开县的对外形象。开县的发展需要大项目、好项目的强有力支撑。必须大力引进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必须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有技能、有特长的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必须做大做强旅游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到开县休闲、旅游观光。我们要通过城市管理，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增强开县的吸引力，让开县成为一方发展的热土，创业的乐土。

2.创新城市管理，事关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论自然条件，开县有山有水有风光，但是这些不会自动转化为居民的幸福感受。从幸福指数的基本需求、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三项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参照“幸福指数三项指标”，对照不足找差距，补短板，着力推进“三峡最美滨湖城市”建设，打造“中国最佳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感受和幸福指数。

3.创新城市管理，事关开县经济发展后劲

经济发展后劲关系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我们不仅要重视当前的发展，更要注重长远发展。城市管理跟不上，城市没有吸引力，物流、人流、资金流进不来，发展经济就是一句空话。城市管理工作涉及当下，更关系长远，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抓城市管理，就是抓经济发展，就是抓发展后劲。

三、创新城市管理，助力开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彻底转变粗放型城市管理方式”，是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要求，也是开县城市管理的现实需要。我们要通过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努力打造设施功能完善、公共服务优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城市环境。

1.坚持依法治市。坚持挺法在前。一是发挥县人大的法律监督作用，加强对国家和重庆市有关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推动法律法规落地生根。二是实现管理体制法制化，解决好城市管理中多头管理，多头执法的问题。三是实现责任法制化，依法管理城市，解决好有法不依，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四是强化市民的法制意识。坚持不懈开展法律“进电视、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楼院”活动，加强常态化宣传和突击性宣传，让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占领电视、报刊、校园、社区宣传窗口和村镇宣传阵地。讲好“城管法制故事”，提高法制宣传的实效性。

2.建立健全城市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开县已经把城市管理工作纳入各乡镇（街道）、部门的综合目标考评，需要进一步作细、作深入。一是设置好考核指标。能量化的尽量量化，建立起科学、配套、有说服力的指标体系评价，用数据说话。二是严格考核。加强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统计分析，定期拿出城市管理状况分析报告，找出症结，提出对策，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年终考核积累客观凭据。三是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运用，考核结果与干部职工的升迁、奖惩直接挂钩，对排名后三名的单位党政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实行约谈、诫免，真正发挥考核的刚性约束和激励作用。

3.深化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一是实施生态工程，创建靓化城市，抓好“点线面结合，四季有花、一街一景”的生态绿化、美化工程。在“三纵十横”的基础上，借助高山移民政策，对县城周边实施生态绿色屏障建设，同时向乡镇延伸，提高全县的道路景观水平。对在滨湖公园开展的生物沟、屋顶花园、雨水花园等五个方面绿化美化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范围，推广到整个城区，让屋顶花园、雨水花园形成开县新的生态景观。二是实施秩序整治，创建净化城市。突出抓好市场管理、占道经营、停车秩序、环境卫生、石材（铝材）加工五个薄弱环节，完善环卫设施，增加公用停车场，深入开展治脏、治乱、治水、治差、绿化、亮化环境综合整治。加大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全面推广“以克论净”精细化保洁模式，“改人工清扫为主，为机扫和冲洗为主，保洁为辅”的作业方式，实行环卫作业、设施作业和执法GPS实时监控，同时做好背街小巷的提档升级；三是实施容貌整治，创建美化城市。规范户外广告管理，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依规设置户外广告，同时对影响市容美观、破损的，进行整改或拆除；编制灯饰规划，逐步加强灯饰工程建设，美化夜景；在汉丰湖湿地公园、明镜石公园、月潭公园等公共娱乐场所，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增添历史、文化厚重感，让来客有看的、有玩的、有品的，做到常来不怨、回味无穷；对城区裸露的电线，进行入地改造；对城区的路灯进行LED节能改造，实行绿色照明；四是加强交通建设，创建畅通城市。借助开城、开达高速公路，配套环城快速通道，解决进出城交通拥堵问题；对人口密集区的工业品批发市场、农贸批发市场、长途汽车站等公用设施，进行外迁，缓解中心区的人流、车流，解决区域性的交通拥堵问题；五是应用高科技手段，创建平安城市。人口密集区、公共场所、阴暗角落等有安全隐患的区域安装公安电子眼，实行数据化、网络化管理，安装危险源化粪池、井盖丢失和灯杆倾倒监控。把我县建成碧水青山、绿色低碳、人文厚重、和谐家居的生态文明城市。

4.抓好管理创新。在管理创新上着重抓好，一是结合数字城市建设，搭建统一平台，促进各业务系统间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推进手持终端应用，提升城市管理动态监管水平。二是实行“痕迹化”管理，对行政监督检查重要环节、检查结论、发现问题的反馈通告、整改过程的监督等，实行规范化文书，实现履职尽责情况的可追溯，可查证，并与考核挂钩，解决领导干部“不担当”、中层干部和一般职工“中梗阻”的问题，提高城市管理的整体效能。三是推进实行标准化管理。通过制定“城市精细化管理”规范，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定事、定岗、定人、定责，定标准，对每个环节制定出详细的作业标准，按标准提要求，使每一个干部职工明白按什么要求去做，做成什么样，做到什么程度，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四是加强地下管网建设和整治。按照建设“海绵城市”的要求，启用管道维护机器人，解决雨、污管网混流、堵塞，畅通地下管网，解决路面积水和污染问题；科学布局雨水调蓄设施，加快渗水人行地砖改造，提升城市品质和舒适指数。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公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新华社，2014年3月16日.

[2]重庆市.《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意见》.重庆日报，2014年10月18日.

[3]开县政府办.《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开县府发〔2014〕12号.

9.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九

(一)、首先对创新业务的管理制度进行创新。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核心和关键在于管理制度创新，只有因地制宜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制度，才能对银行创新业务实施有效管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比如，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业务费用收取上考虑给予免收或少收手续费，甚至奖励创新业务的开展;此外，还可以执行过程中，考虑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制度适度调整，灵活处理。这样必能对创新业务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搞好协调配合，改善创新环境。经济滞后地区，发展创新业务，就必须理清发展创新业务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扩大对创新业务的宣传，促进提高社会认识，规范市场行为，为银行中间业务的创新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还要协调银行之间的关系，防止过度竞争，维护银行同业利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如，对计算机普及较差的区域，我们就不能一味地推销网上银行业务，可以考虑开通手机银行业务，通过手机交费、转帐等。银行间也可以通过监管部门协调，制订协议，防止恶性竞争。

(三)加强金融创新业务推介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营销技巧手段。经济落后地区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客户普遍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新业务的使用。而银行员工多年以来形成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工作作风，离市场运作的需求还存在距离。真正能做到走出去、讲出去、拉进来的创新业务推介人员是少之又少。因此，加强对创新业务的市场营销人员素质的培训，提高营销技术和手段，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因地制宜发展与区域经济特征相适应的金融创新业务品牌。发展创新业务要把科技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产品创新、区域经济特征有机结合起来，提高金融产品的档次和质量，才能顺应市场，从而进入市场。“临渊羡渔，不如归而结网”，在创新业务的发展上，不光看到其它金融市场上先进的业务类型，在新业务的开发上，还要坚持走引进、改造和研究开发相结合的路子。借鉴和引进适合自身实际，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业务。同时要注重创新业务的推销、宣传工作。如笔者所在行的兄弟行潼关支行，在经营状况出现低靡的情况下，经研究市场特征，报送上级部门批准后的黄金质押的贷款，一度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有效亮点。

10.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新环境和外部条件，工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乏对社会的影响力、缺乏对职工的吸引力、缺乏对自身发展动力的问题。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工会和怎样建设工会，正确理解和把握工会定位，更加明确地把工会建设成“党委靠得住、企业离不开、职工信得过”的群众组织，是各级工会需要回答和面对的重大问题。

与时俱进，树立正确的创新观

创新是人类追求产生前所未有价值之事物的活动。创新是社会的灵魂，也是推动工会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要搞好工会工作，必须不断创新。怎样创新？可以从几个方面积极探索：

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创新

理论来自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指导实践的发展。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总会有新的认识，在新的认识指导下改造世界又会有新的提高。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质变的飞跃。因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创新的土壤和天地。从工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看，如果不努力探索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新路子，深化对新时期工会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就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落后于党的要求，落后于职工群众的要求。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能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为体制创新、工作创新提供指导和支持，推动创新实践的深入展开。从工会总体思路的提出到法定维护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成果。在促进发展中搞好维护、在推动改革中搞好维护、在积极参与中搞好维护、在大力帮扶中搞好维护，就是工会实践对工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没有工会理论的创新，就不会有工会实践的创新；反之，没有实践的创新，也就不能推动工会理论的发展。

二、在贯彻与落实的具体操作中创新

工会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其根本职能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靠和支持党委，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职工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作为下级，对上级的精神和要求，必须认真贯彻并落在实处。而在贯彻与落实的过程中，也正是创新的广阔空间。一般而言，上面的政策、决策都是着眼于宏观，对全局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下面的情况又各不相同，矛盾又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吃透上情，摸透下情，把上级精神的共性要求与本单位的实际相结合，把上级的原则规定变为可操作措施，使创新实现于积极地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中，实现于“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中。构建“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各有侧重、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解决工会该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突破工会工作内部循环的小圈子，使工会工作在创新中得到长足发展。

三、在抓手与载体的选择运用中创新

当前，工会组织服务大局的主要手段是维护。怎样实现维护职能，要有好的切入点及着力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依法治企已形成共识。我们要重点以贯彻落实《工会法》、《劳动法》为突破口，抓住平等协商、集体合同这个支点，维护稳定企业劳动关系，以点带面，促进工会各项工作，就是抓手选择上的创新。职工代表大会是工会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最根本的形式。长期以来，工会监督、保障、维护职能的发挥，主要靠职代会的作用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定式，不能适应社会日益变化的需要。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们要在载体运用上实现创新，着力构建工会源头参与、支流调节充实的平台。积极推行厂务公开，广泛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和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进一步丰富工会建设的载体功能。通过不断努力，建立健全工会工作汇报与通报制度、企业决策参与制度、企业与工会的联席会议制度、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制度和劳动法律监督检查制度。通过这个平台，切实解决过

去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工会工作融入大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真正体现工会是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四、在借鉴、改进和拓展的运作中创新

借鉴总结自己实践中的经验并坚持和丰富自己的经验，借鉴他人的新鲜经验为我所用，并改进完善自己的思路和做法，就是创新。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会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理性地总结自己的工作，用不同角度的经验，研究解决共同问题的对策，互攻其短，各扬其长，根据需要，在相互撞击中产生创造的火花，开辟新的思路，得出新的结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创新是无止境的。我们从事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从实际出发，主动地、积极地去分析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靠创新精神一个个地攻克难点，用创新举措一个个地解决矛盾，在创新中改进我们的工作。需要是创造之母，只要社会实践需要，创造的成果才有用。所以，我们要把精力放在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上，这样才是创造力的用武之地，才是创新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我们知道，创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既有质的飞跃，也有量的变化；既有大的突破，也有小的改进；既有内容的更新，也有形式的改变。拓展工作的外延，丰富工作的内涵，也是创新。因此，我们要在工会自身建设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帮扶救助、送温暖、亲情奉献等活动，让工会维护职能从外延和内涵得到升华，真正使工会成为“党委靠得住、企业离不开、职工信得过”的群众组织。

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紧结合企业实际和广大职工的要求，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在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工会发展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一、体现时代性，深刻把握工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首先，工会服务经济建设适应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主旋律。工会要正确认识这个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增强大局观念和中心意识，就要把履行维护职能建立在促进企业长远发展、保障职工根本利益上。要针对制约企业发展的难点和突出矛盾，找准切入点，强化措施，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将群众生产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有成效，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企业加快发展作贡献。

其次，企业民主监督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本质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核心是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制。企业民主监督正是体现了这一本质特征。工会过去所抓的职代会、厂务公开、平等协商、民主评议等工作，都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可以说为工会更好地深化民主监督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企业民主管理要同政治文明建设在目标、内容、形式上保持一致性。进一步完善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机制，畅通参政议政的民主渠道，使之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领域，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落到实处。

第三，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适应了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社会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职工队伍阶层化、劳动关系复杂化，以及企业改革给工会工作在对象、领域、机制、方式等方面，带来了深刻影响。目前，工会在自身改革和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及时把握好协调劳动关系与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关系，针对劳动者的弱势地位，积极探索并建立了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使各种要素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得到合理配置，引导不同阶层的职工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观、劳动观和薪酬观，有效发挥了分配机制在调动职工积极性中的作用。同时，工会以创新的精神改变传统的工作模式，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作运行机制，不断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二、富于创造性，推动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向纵深发展

首先，革除阻碍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主动换脑筋，创新思维。由于各种原因和工作惯性特点，目前工会组织系统或多或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想、思维定势，具体表现为：强调独立性，缺乏全局观；过于

注重自身上下贯通，内部循环，自我封闭，不太善于借助社会力量，不能在社会全局体系中运作；孤芳自赏，缺乏平衡性。只看重自身系统要求，不善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和利益，致使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反差大；以点盖面，陷入维权误区。一味地强调维护，用维护统揽工会一切工作，不注重在维护中寻找平衡点，造成工作就维护而维护，对职工队伍结构发生变化后各阶层职工不同利益需求缺乏准确把握，在理解改革政策上存在差异性。过多地看到改革会暂时冲击职工利益一面，而没有看到深化改革给职工就业观、劳动观及价值取向带来的深刻影响，更没有看到改革也是孕育先进观念的温床。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导致工会在开展工作中陷入了就工会论工会的圈子。要发展工会工作，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主动换脑子，摆脱狭隘观念的束缚，增强工作认识的整体性、平衡性和深层次性，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真正相适应的新观念，以全新的思维、开放的意识、务实的精神，分析把握问题，正确谋划工作，真正使工会发展在认识上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其次，改变束缚工会发展的运行机制，构建新的工作模式。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工会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教条化的工作模式：在贯彻上级精神上，不注意本单位实际和工作性质特点，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均以开会的形式往下贯彻，效果不理想；在开展工作上，缺乏群众自己设计、自我创造、广泛参与的特点，热衷于大一统、命令式的活动，满足于口号叫响、布置了事，不注意对工作过程中发展的分析，影响了工作的实效性；用习惯性的考核检查来评价工作实绩，没能形成让职工评判工会，让工会接受监督的工作评价体系，等等。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工会要主动跳出工会干工会，改变单纯以会议、活动、检查来开展工作的运行模式，大胆探索符合时代要求、适宜群众参与、党委接受认可，更加自主、开放、灵活的运行机制。本着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对工作进行系统的整合，真正做到强化有力、收缩有度，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对维权机制、协调机制、帮扶机制等重点工作，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抓到底，力求有质的突破。对一般性工作，要统筹兼顾，讲求实效，注重工作过程的检验，不搞“雨过地皮湿”的花架子。

11.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十一

摘 要：人力资源是在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能够进行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对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保障。只有抓住人力资源管理，将企业的资源进行充分的磨合开发，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同时在人才的培养和创新之中，人力资源管理也占有重要的一环。如果执行创新机制，减少人才流失，就不可以忽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引进人才；挖掘潜力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才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同。有人说，现代企业的管理主要比拼的就是人才的管理，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发展下去，就必须要牢牢抓住他的命脉——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保障着企业的发展，人力资源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本文将就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与在这个管理体系下人的培养使用与创新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通过对企业的人力进行优化和重组，积极发挥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出企业人力资源的潜能，为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确保企业之前所制订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企业针对自身人力资源的配置所制定一系列政策或者实行相应的管理机制的措施或者活动。这些活动一般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目标战略；人员选募；绩效以及薪酬管理；人员流动以及关系整理；以及员工的健康安全管理等。

一个企业如果想要长久地发展下去，就需要一个稳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配合。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人才是能够决定一个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点。虽然一个企业的所有管理目标都是由这个企业的管理层所讨论制订的，但是，在日常工作中，这些管理目标的实行以及完成程度，都是由下属员工的努力程度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下属员工的基本素质不高，不能很好理解以及贯彻管理者指定的目标，那些被制订出来的计划都将属于镜中花、水中月，那么所谓的“企业管理战略措施”也将变为一纸空谈。所以，当企业的人力管理系统得到充分的完善时，这个合格成熟的体系将会给企业带来各种灵活的企业组织观念，给企业的员工提供相应宽裕的条件以确保员工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让员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能力，尽心尽力地为企业服务，从而使企业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保有自己的灵敏性和适应性，帮助企业在这个市场经济纷繁竞争的大环境下实现自己的构想和目标。

传统的人事管理观念认为，“人”是一种技术要素，其地位和机械设备、土地等要素一样，是并列平行的。这种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对于发展生产力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现在关于人力资源的观念打破了这种桎梏，不再把人放在和其他要素一样的地位，而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具有成长性以及建设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同时还有着很大的潜力进行发展，充满了勃勃生机，企业因为了这个因素而活力四射，保持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现在的人事管理改变了过去的陈旧陋习，不再认为员工只有在受到“监视”“控制”时才能努力工作；相反，企业会不断为员工创造各种有助于提升其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使其自身的劳能力得到充分地发展。同时，现代的人事管理理论一改过去老旧理论“竭泽而渔”“跑了再招”这些既浪费了人才，又使得滥用的职权破坏了士气这样的情况，而开始像爱护水资源、石油资源一样爱护起了人力资源。在现在的人力资源理念中，企业更加注重对资源的开发和投入，使资源的利用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实现对企业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双重提高。

二、在经济发展中人才培养使用和创新的思路。

怎样在当今崭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下开展人才的培养使用和创新，应做到以下几点：

1、对内部员工人性化管理，促进竞争意识。

如上文所述，人力资源管理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去粗取精，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使企业在这个新的时代众多竞争对手之中脱颖而出，在竞争中求发展。所以，在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思路。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只有倾听员工的呼声，才能真正想员工之所想，急员工之所急，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要完善企业的激励措施，使员工的潜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并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企业的人事机构应该首先调查那些可以促进员工产生工作积极性的动力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的内容和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制订具体措施，用来激励员工的斗志和竞争意识；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肯付出的员工，则要出台惩罚措施，使竞争意识深入人心，使企业得到飞速发展。

2、在外部招聘中针对人才做出吸引机制。

要对企业的岗位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选拔，能者上，弱者下，不暗箱操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员工都心服口服，不会对企业产生怨念，使企业环境成为适合人才发展的土壤，使人才愿意留下来，为公司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3、建立有效的培训机制。

要对公司的人才进行培养。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知识的更新十分频繁，如果企业不对员工进行培训，那么员工的知识能力可能就会迅速过时。所以，只有对员工进行培训，才能使企业不会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中落伍。同时，培训机制也属于一种激励措施，可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企业人才培养使用与创新。只有完善了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使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提高，才能在当今的复杂竞争中取得先机，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卢晓中. 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2.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发展的论文 篇十二

一、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所谓制度是什么,角度不同,释义颇多。诺斯的定义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和激励,它们类似于一个竞争性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是一系列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规定办法)与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互动络。 正式规则作为人们有意识创造的原则,通常体现了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意志, 并不是完全依靠效率原则发展的。非正式规则是随时间演进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正式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约束的。需要强调的是,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 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 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擦边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 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 “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 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 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

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 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 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 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

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 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

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 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 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 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 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

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 、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 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F= 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CDM机制的实施 , 就意味着 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 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7.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基础性的规则),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

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从温州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余额宝、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利率即将市场化,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追求真理、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光荣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