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比赛什么是

足球比赛什么是（15篇）

1.足球比赛什么是 篇一

击剑比赛的观赛礼仪是什么

击剑比赛和任何体育竞赛一样，都是需要运动员与观众进行互动的竞赛项目。观众良好的`行为举止，不但有利于顺畅地观看比赛，而且有助于运动员在场上保持良好的比赛情绪。

(1)观众进入和退出场地时要有序，一般要提前到达场地，这是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最起码的尊重。

(2)玻璃瓶、易拉罐饮料都是不允许带进场地的，只允许带软包装饮料进入场馆。退场时，垃圾要用方便袋或者纸袋自行带出。

(3)比赛场内禁止吸烟。

(4)在比赛开始时，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吃东西或互相聊天、大声喧哗。

(5)不能在击剑场馆内使用闪光灯。

(6)手机要关机或设置在振动或静音状态。

(7)运动员发挥得好，观众要鼓掌;发挥得不好，也要给予运动员支持和鼓励，不能喝倒彩。裁判员不仅是场上的执法官，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比赛进行的节奏和气氛。当双方运动员交锋结束，裁判员下达“停”的口令时，观众应保持安静，倾听裁判员的判罚之后，观众可为双方运动员鼓掌加油。当裁判员下达实战开始口令时观众应保持安静，使运动员能听清裁判员下达的每一个口令，以免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

(8)比赛结束后，为优胜者颁发奖牌同时演奏其国歌，这时观众应全体起立并肃静。

2.足球比赛什么是 篇二

“夺魁”夺魁一词, 来源于中国古代星辰崇拜的魁星崇拜。“魁星”或称为“文曲星”, 它是文昌帝君的重要随从之一。魁星崇拜, 源于古代对奎宿的崇拜。奎宿属于二十八宿北方玄武七宿中的首星。东汉时期, 社会上便开始流传“奎”主文章的说法。另一种说法见于历史典籍《春秋运斗枢》中, 说北斗星中的第一至第四颗星是魁星。由于四星位于北斗星的斗部, 四星附近的六颗星为文昌宫, 所以民俗中又有“魁星点斗”的说法。由于“奎”与“魁”同音, 魁又有“首”、“第一”的意思, 所以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 魁星崇拜对于参加科考的士子们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那些满怀希望的考生, 在临考之前, 大都要花钱请一尊泥塑的小魁星, 以祈求金榜题名。后来, 又把一切带有竞争性的比赛中夺取第一名泛称为“夺魁”。

3.足球给恒大带来什么 篇三

显然，地产商搞足球不是一腔热血，也不可能是赔本赚吆喝，这些“不务正业”的地产大佬为何爱上了足球？当资本遭遇足球，又会给彼此带来什么？

站在足球背后的地产商

虽然这几年的股市不太景气，但众多的地产上市公司投资足球的意愿却非常强烈，且出手越来越阔绰。统计发现，在全部16支中超球队中，目前由上市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投资、冠名的中超球队有12支，分别是港股的恒大地产、绿城中国、富力地产、卓尔发展，A股的江苏舜天、中信国安、泰达股份、亚泰集团、上港集团、贵州茅台、广宇发展、ST金马和新能泰山（后3家均与山东鲁能足球队有关联），以及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网络游戏股第九城市。

从欧洲职业足球联赛的成功来看，足球是件非常砸钱的项目。不光是要砸钱给球员，硬件设施、青少年培养都需要大笔资金投入。对于这样的现状，财经评论人士皮海洲有这样的见解：企业上市后，可以很快圈来大笔资金，然后才有实力投资足球。比如恒大地产，2009年11月在香港上市，发行价每股3.5港元，公开发售16.1亿股，融资额近60亿港元。4个月之后的2010年3月，恒大地产以近1亿元人民币买断广州俱乐部全部股权。

八仙过海般的足球模式

对于足球，各个地产商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北有万达，南有恒大，这是目前中国足球牵手商业的两大主角。曾经的中国男足主帅、西班牙人卡马乔的上任是大连万达牵手中国足协的产物；近两三年擎起为国争光大旗的则是玩转中国俱乐部的广州恒大，外界也自然将球队主教练里皮（意大利2006年世界杯冠军教头）视为接任国足的热门候选。

所谓的恒大足球模式可以这样形容，即“破纪录的投入、破纪录的成功速度、破纪录的高调姿态。”从数以千万计的引援，到每场数百万的赢球奖金，再到外援令人咋舌的高价年薪。据不完全统计，恒大在足球方面的投入总计超过20亿元。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话，1秒钟大概15万元。我们一场球下来，比如2013年4月2日中超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有25家电视台现场直播，有300多家媒体报道。11个运动员穿着印上了‘恒大’两个字的背心，你说是不是很值钱？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如果做广告要多少钱？”

在这里，不仅仅是恒大的品牌得到了宣传，也搅动了中超的一潭死水。恒大模式首先带来的就是联赛激烈程度的增加，在恒大烧钱效应的带动下，各支球队间掀起了军备竞赛，中超俱乐部舍不得花钱的时代过去了。据粗略统计，2012赛季16家中超俱乐部总投入达30亿元，平均下来每家俱乐部球队的投入接近2亿元，接近于日本J联赛，而几近于韩国K联赛的两倍。国际足联的数据显示，中超在全球转会市场上的购买力排名第15位，亚洲第一。而韩国K联赛仅列亚洲第四，全球39位。

尤为难得的是，广州恒大并不单纯只看重外援对于球队成绩的提高，他们更希望俱乐部能学习到欧洲足坛高水平的营销和职业化的管理，将欧洲足球的先进理念灌输给中国足球人。因此，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大牌外援，以超千万年薪引进冠军教头里皮的教练团队，就是希望里皮能够给俱乐部带来质的飞跃。事实也证明，在里皮的带领下，这支恒大队的技战术素养，尤其是几个国内球员的团队配合意识都进步明显。

而另一个开发商代表万达，走的却是一条“全面赞助中国足球”的路线。1994年，中国开启职业足球联赛之初，热爱足球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就入主了当时的职业联赛王者大连万达。无论是联赛冠军三连冠，还是55场联赛不败，动辄半数以上主力队员入选国家队，让万达迅速成为大连乃至全国的明星企业。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万达最终退出中国足球圈，但彼时的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和资本。

如今万达在商业地产领域风生水起，并于2011年回归中国足坛，一口气5亿元砸向中国足球，全面支持中国足球振兴。不仅为中国队请来了西班牙名帅卡马乔，而且让中超联赛的全称变成“大连万达广场中超联赛”。在2012年所有场次的中超比赛中，现场的广告栏都在滚动万达广场的广告，电视转播也大都在周末的黄金档，万达这笔赞助费花费还是非常值得的。随后，万达又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

值得玩味的是，此后，万达只是组织了几十名足球少年留洋，却同时表态暂不进军职业足球。这其中或许有两层含义，一是万达对中国足球还有想法，或是因为兴趣，或是因为远景；二是万达认为中国足球的环境暂时还不适合直接投资，保持观望是最理智的选择。

无利谁烧钱

知名足球分析人士金山淞认为：“上市公司的投资一般来说不会过于盲目，愿意砸钱投入足球俱乐部，也是这两年才起来的。尤其是恒大这样的地产巨头介入。”实际上，恒大的大手笔的投入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恒大2012年度业绩报告显示，2012年恒大地产6项业绩全国第一，总资产大增33.5%至2389.9亿元。全年实现合约销售额923.2亿元，合约销售面积1548.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6.9%，销售面积全国第一。再看看富力地产，2012年营业额同比增长11%；净利润同比增长17%。富力、绿城、泰达等在足球方面的投资也在亿元左右。

这样的业绩，与这些大鳄投入足球的钱相比，显然还是占了便宜。西安交大教授郝渊晓认为，上市公司给中超俱乐部砸钱的目的，远远不止老板喜欢足球这一点。毕竟做到这么大规模的，都很懂生意经。虽然目前不会带来明显的盈利，但不可估量的广告效应和无形资产的升值，才是他们愿意烧钱的最重要因素。

而有专家认为，5年之后再看中超，肯定没有这么多地产商。“从2013年中超联赛的总投入来看，在30亿元左右，平均各俱乐部在2亿左右。这与中国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在当下的中国，最挣钱的行业当属房地产。地产商的积极投入也拉动了中超联赛的水平。但是，站在地产商的角度来看，这样大手笔的投入能换来多少回报，值得商榷。”郝渊晓这样认为。

在目前经济环境下，地产商投资足球，更重要的是老板们的兴趣和广告效果。但如果地产行业整体形势下行，地产大佬们的收益下滑，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想到回报。但想靠足球赚钱，是需要中超真正成熟起来。而其成熟的标志，是在门票、广告、转播权等方面综合体现的结果。

4.足球比赛什么是 篇四

么？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是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他接触足球60年以上，踢球，看球、写球，跟张斌、黄健翔、刘建宏等一起评过球。7月8日，这位足球狂热者做了一场演讲——《足球与教育》。这是他在2018世界杯期间所做的第三场分享会，前两次分别涉及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即将从工作转向游戏、从足球看游戏规则的变革等。在这次有关足球与教育的演讲中，郑也夫谈到中国足球不能入围世界杯的原因其实在教育方式上面。中国教育从兴趣的压抑，到训练与学习中主动性的丧失，到足球场和校园中文化的稀薄，到小灶污染选拔人才环境，再到足球场地的匮乏及其原因。他探讨病根的同时，开出药方，指出教育中体育的重要性，体育是要追求里子，而不能本末倒置一味讲究面子。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资深球迷）

产生顶级人才的困境

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挺大，而且不是一个，要两个。

第一个题目是关于教育问题。2013年我写出一本书叫《吾国教育病理》，在这部书里，我有感于多年来中国人获取科学诺贝尔奖的人少而又少，我在思考它的原因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大陆接受了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日后不管在那儿去读书、做研究，都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因为早年时想象力、创造力被较大程度地“修理”了。

另一个题目，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冲进世界杯。

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密切关联，这两个问题同属于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产生顶级人才的障碍是什么？

足球的优秀人才是顶级人才吗？当然是。因为这个项目是全世界竞技体育中最难的项目。我们中国人在有些体育项目上长期垄断王者位置。但是中国一位老球星跟我说，能拿到那些冠军，是因为那个项目市场化不够，很多民族没有为它投入力量、智慧，和最优秀的体育人才，人家没玩那个。要是人家要都来玩那个，中国人就未必还像今天这么风光。

说这个观点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做足球电视节目的郝海东，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足球这个项目是世界上市场化最大的项目，又因为这个项目的特点，个儿高的可以玩，个儿矮的可以玩，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都可以玩。全世界人们都喜好它，所以一旦市场化以后，巨大资金、最优秀的体育人才都进入了，它的竞争度最大。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项目里获优胜的球队、球员，肯定是顶级人才。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摘取不了诺奖？

日本民族摘取自然科学诺奖共25个人。华人一共有9个人，很多是海外华人。二十一世纪，日本17个人得诺奖，华人3个，其中两个海外华人。

我的命题是，在中国大陆受过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日后很难摘取诺奖，那我们的屠呦呦女士呢？我告诉你，屠呦呦女士没有颠覆我的命题。屠女士1930年出生，她日后的科学成就还不能为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增添光彩。

怎么评价中国中小学这个时段的教育呢？我认为它的教育后果是扁平化，一方面把学习潜力不算太强人的考试能力极大提升，但另一方面，把一些学习潜力非常优异的人的能力下压。为什么下压了？就是因为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复习，过程枯燥、乏味，毁伤了他们的想象力，令他们厌学。这个扁平化的结果糟透了。

这个世界的生产力取决于一小撮的顶级科学家。人类当中，十万分之

一、百万分之一的人是科学家，他们创造这些东西，像手机，像高铁等等。

十年之后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样子了，但因为我们教育扁平化，中国顶级科技人才的水准不高。爱因斯坦说，他曾经为了应付一个考试，复习了一个月，以后三个月都没缓过来。而我们没完没了地复习，复习了12年。最后一年完全是复习。这样一种经历导致了中国学生的想象力不行，日后摘诺奖太难了。

那潜力低的学生学习成绩“上提”有没有好处？没有。一个很称职的推销员，一个很优秀的厨师，或者是搞内装修的好手，如果原本他们不怎么喜欢学几何，能学到60分，不需要他们把几何提到85分。另一方面，一定要他们跟着数学潜力高的学生，拼命干，导致他们失去了一个愉快幸福的少年时代，这太无聊了，这是陪绑。

中国足球不能出线的诸多原因

那么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能出线？中国足球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最宏观，是中国人的问题。拿中国人跟阿根廷人、英国人、意大利比一比，中国人真的算不上热爱足球。你不热爱的话，说句糙话，你扯什么犊子，凭什么冲进世界杯去？

我们随便采访一些声称热爱足球的人，我问他：

哥们儿，常踢球吗，这个月、上个月踢过球吗？——没有；

年轻时候踢球吗？——年轻时候也不踢；

最近去给你的孩子踢球助过威吗？——没有；

为什么不去助威啊？——我儿子也不踢，我怎么给他助威啊？

你有同事朋友去参加比赛，你去助威了吗？——也没有；

经常自己买票去现场看球吗？——也不去；

那你怎么个热爱足球方式啊？——在家看电视啊。

我刚才说的热爱的四个层次：自己亲自踢，为亲朋助威、买票到现场去看，还有就是看电视。我们这个社会，还处在现代化之前的维度上，一个指标是社会统计还欠缺，不然我们应该有我刚刚说过的四个层次的百分比。我们没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我相信，如果有调查，会证明我的判断。我是一等球迷，年轻时踢球，篮球一直打到50多岁，我的长时间的感觉不会欺骗我。

那就这样定性吧，是不是说的难听点了？我们是一个伪球迷的国度。一个伪球迷组成的国度凭什么要冲进世界杯？凭你梦游就冲进世界杯了？

第二点，人口问题。看到这次入围世界杯的名单，中国人真受刺激。为什么？人口1100万以下的小国，有11个之多，从人口多的往下数：比利时的人口1100万，比深圳的人口还要少；突尼斯1080万；葡萄牙1034万；瑞士800万；塞尔维亚700万；丹麦573万；哥斯达黎加466万；克罗地亚424万；巴拿马400万；乌拉圭344万；还有冰岛33万人口。

所以好多朋友脱口而出的牢骚是：这么多小国都进入世界杯了，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怎么没进？这说法不成立。如果这个民族的成员都不玩球，人多有什么用？

刚才我说的这些小国足球人口有多少，我不知道。我知道韩国的人口是4400万，而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是50万。我姑且把这个青少年球员看作8到17岁，也就是说，韩国8—17岁的青少年注册球员是50万，大概1/5的男孩子较为正规地接受了足球的训练。比利时人口1100万，是韩国的1/4，人口小国能冲进世界杯，踢球人的密度应该比较大。

那么一个大国怎么老也冲不进世界杯？首先给问题定性，中国不是足球大国，是小国。

我们这个足球小国，能不能把足球人口壮大一下？我认为短期内不能。

差钱？差地皮？960万平方公里，新建他一万个足球场，建不了？但是短期内足球人口上不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新修建的这些足球场，跟我们关键的足球人口联不上手。

关键的足球人口是8—17岁的学生，他们多数在大城市、中城市，但是缺少适合的场地。

城市的小学初中，恐怕要开展五人制足球，十一人制免谈，没地方。五人制足球要开展，也有困难，一个小学现在有几块五人制的足球场？中学都不多，何况小学了。给大家出个主意。学校的楼顶上修建小操场，先加固一下，然后铺上一些人造草皮这样的材料，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块场地，还可以搞点小的田径跑道，综合利用。

我们很多球迷和伪球迷，天天问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能起飞。作为一个家长、一个公民，你应该呼吁让你孩子的学校有更大一点的操场，你应该呼吁让他们有地方搞体育活动。

足球起飞冲出亚洲，应该是一个副产品，不是一个主打的目标。英国是足球的诞生国，英国今年来世界杯了，但好多年都没来，人家也不在乎。但是英国对群众玩足球，学生玩足球非常在乎，人家知道什么叫本末。英国学生、英国市民的足球，踢得太热闹了。

第三个理由，球员也不热爱。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根据啊。1991年我写《中国足球的出路》的时候，去北京足球队、北京青年队采访，采访过两队的教练。他们跟我谈到球员练球的状态，说很不令人满意，没有热情。每天是下午3点钟开始训练，出来时懒洋洋的，有的球员公然就说，看见球就烦、腻味，不想碰它。这样的状态，你怎么能有训练的质量？这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中国的记者采访到了当年日本国家队的教练冈田武史，他后来到浙江足球队当主教练，比较中日的球员，他应该最有发言权，他说：“我所带的中国球员，到了训练开始的时间，球员到了球场后，就坐在场边休息，到我吹哨集合时，他们才慢慢走到球场，他们没有从心底上怀有喜悦去踢球，如果在日本的话，球员们早就已经出现在场地上了，踢着球，慢跑，坐抻拉运动，各自做着热身了。日本的球员是因为喜欢足球而成为职业选手。只要场地上有球，就会不由自主地去踢，中国的选手则不是，即使早早来到训练场，不到开始训练的哨声响起，他们的屁股不会离开板凳。中国的球员过于看重金钱，一旦赚到钱，就不再在乎足球了，缺乏那种单纯的激情和热爱。而且中国球员明显出现水平和身价不符的状况，他们怕在国家队比赛中受伤，就会小心翼翼，如果受伤，他们在俱乐部干什么？”

冈田武史是中国一个球队的主教练，他有直接的感受，中国球员不热爱足球。那中国足球还有什么希望？

痴迷是成才的基础

由此我说到了一个关键的因素：酷爱。如果你不酷爱一桩事物，你能把这桩事物做好吗？中国的梨园界和曲艺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疯魔不成活”，就是说，你对这桩事情，不痴迷，手艺练不了太好。痴迷是你能成才的基础。痴迷了，如果你其他条件不够，你也未必能成顶级人才，但不痴迷，你肯定成不了顶级人才。

在兴趣、酷爱、痴迷这个维度上，教育跟足球接轨了。我们教育能不能培养出诺奖获得者，我们足球能不能培养出顶级的球员。痴迷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软件，也是一把尺子，一个试金石。如果没有几个人疯魔，我们凭什么能干出名堂来？

有一些人认为兴趣算什么？兴趣能帮助你高考提几分？你好好刷题，把你的短板补上，再提高个八分十分的。对此观点，大家多半不会赞同。

你再听听第二种言论：我们要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这与前一言论构成反差。你觉得后面这个对吗？我说，不对。为什么不对？

前面一个观点，我们很多人能识别。而后面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这么做着。这个游戏是很好的游戏，这个学科是很好的学科啊，你不热爱，好好培养不就热爱了吗？兴趣是哪来的？是这个少年和一个学科、一个游戏互动后产生的。是想培养就能培养的吗？你必须要有一种先天的、内在的东西能跟游戏共鸣。

我为什么反对培养，其实培养也是高高在上的，非常主观的。兴趣是一个自生长、自发育的东西，要从他那儿产生，你不要管太多，你能做的就是在他幼年的时候，在他的面前呈现多种信息，多个游戏、诗歌、音乐、提琴、围棋、足球等等。

怎么培养孩子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奖励吗？比如说你让孩子去学好几何，学好围棋，学好足球，如果学得好，你给他奖励。难道这三个游戏很枯燥、很不好玩，所以要给他点奖励。如果这三个游戏好玩的话，还要奖励干吗？你只需要跟他说：悠着点劲，该休息了，就够了。他已经热爱了，还用得着你天天发糖果？游戏有它自身的魅力，它一定会赢得和它会发生共鸣的那些孩子。当然还有些孩子，他们不喜欢这个游戏，会去追赶别的游戏，你瞎奖励不是在添乱吗？

你的奖励叫做外奖，外部的奖励，我说还有一个内奖，即当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的乐趣就奖励了我。

为什么我们教育可以摧残青少年？可以把我们搞成没兴趣的人，就是外部的奖励太过分了，外奖会干扰内奖的发育。

不爱玩这个，去干别的去，这么多个游戏，为什么非玩这个呢？在不冷不热的时候，家长来了，后面的推动来了，好好玩，给孩子一些物质奖励。假如不玩这个的话，孩子有可能会真正地喜欢另一桩游戏了，但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时候，你去推动，就干扰他和别的游戏的联系，因为你觉得这个好，你不断给奖励，孩子最后上道了，但是他从内心跟那个游戏缘分真的不深。以后他算怎么着？他能痴迷吗？他痴迷不了，疯魔不了，那是不冷不热的状态。

兴趣这个东西，是一个主体的自发育，不是培养的，教育培养不了兴趣。我们只能提供信息，谁跟谁有缘分，他们自己结合。

教育不能培养兴趣，但是教育可以摧毁兴趣。不当的教育方式，让你没完没了地干这件事，让你烦死它，最后产生了厌学。厌学就是精神的、求知上的癌症，这孩子不能有任何成就了，因为他已经厌学了，进了北清，没有用，还不如他中小学的时候，没有学习过度，仍然热爱求知，哪怕进了差一点的大学，他是有可能有作为的。

兴趣，酷爱，是一个自发的事情，要提供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让他们在成长中，有相当多的自主时间。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厌倦了足球训练？常常训练得非常刻板。我们的足球时间，是不是能有一定比例是自主的？他们在这儿撒欢，这里没有教练。

不论是数理化、外语，还是学习足球，我们的学习过程中，没有给学生相当比重的自主时间、撒欢的时间、自我发育的时间。这个发育不光是球技，还有性格。为什么中国球员一到严酷的比赛当中，场上就群龙无首了？因为无论是在我们普教系统当中，还是在少年足球队里，就没有小领袖，只有好学生、乖孩子。在自然的、未受到教师过分操控的过程当中，球技、性格将同时成长，因为有相当大的自主时间，性格神秘地、默默地发育。

我们懂得在优秀人才的产生中，筛选比培养更重要。你要把是这块料找出来，不是这块料的话，是训练不出来的。因此培养是要有批量的。我们在筛选人才的时候，特别害怕一件事情，怕污染了筛选的环境。

什么叫污染？如果小时候有的人开小灶，请优秀教师做家教，另一个孩子接受的是贫乏的教育。受了特别好小灶的这些人，容易把一些天分很好的同龄人比下去，虽然他在这个阶段显得不错，但如果他没有这个潜力，日后做了学者，再怎么努力，也还是不行的，那么这就让天分高的就失去了机会。

我们现在不再搞小升初考试，搞就近入学。一个目的是减轻负担，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作用，就是在初期选拔的时候，尽可能不要污染选拔的环境。如果早期的教育是极不平等的，对选拔会有很大的干扰。

不要以为我们派个三两支、乃至七八支少年球队，到了巴西、到了德国、到了西班牙，中国日后的足球就有希望了。有顶级潜力的孩子，一定要在大面积当中产生。十万个孩子最后有可能组成了中超的20支足球队。当初脑门上可没带着标签，眼睛再好的足球教练，也不可能在13岁、14岁、15岁看出来，这个小子是日后的内马尔，没门。

我以为无论是学习数理化、自然科学，还是培养足球的人才，日后的潜力是不易识别的，要大面积筛选，不要污染筛选环境。少年期的教育很难平等，但不要过分地不平等。

中国足球不是一个木桶，是一个盘子，为什么是个盘子，我前面我讲了五点：中国人不热爱足球，我们是个伪球迷国度；中国是个足球人口小国，且短期内多不了；我们的球员也不热爱足球，不冷不热的在那儿踢球，因为少年的时候一直在做“足球作业”，那不是一个令他疯狂的游戏；我们的管理者不做基础建设，投机取巧，污染了筛选的环境。

这样，我们的路越走越窄。

三副药方

第一，小学、初中开展五人制足球。大家要知道足球是城市文化，足球从来就不是乡间文化，乡间 人可以踢球，但是足球从它产生、从它在全世界铺开，就是城市文化。

我们的小学、初中，只能、必须发展五人制足球，不要好高骛远，我们没有场地。五人制足球还可以开展。踢五人制足球挺好。技术上的五大要素：停、传、带、过、射，带球与过人的训练，大小场地几乎一样。停、传、射稍微打些折扣，因为高球少一些。

第二，初中以后，将中国足球的摇篮设置在大批职业学校中。以前，中国竞技体育的摇篮设置在从 少年体校到省市青年队的一条龙之中。后来我们反省中国体育人才的生产机制，越来越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其一，我们培养出的体育人才，性格不独立，人格不成熟，知识结构极度狭窄，除了自己的项目什么也不懂。原因是从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脱离了普教系统，运动队里成分单调，没有各色少年。我们不是希望他练体育的时候，几何、外语学得多好，是希望他在普教系统当中，在心智上获得全面发育，受到同龄的非体育生的良性影响。

其二，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极其残酷。绝大部分受教者最终不能成为专业运动员。在传统的培养机制中，他们落选后没有一技之长，难以安身立命。

所以，今后中国很多竞技体育项目的人才应该在学校，而不是少体校——青年队中产生。那么，哪一种学校，将成为日后选择的关键。

我认为中国的职业学校应该是中国的体育、文艺人才的摇篮。职业学校多数建在城市郊区，那里要搞出几块足球场，相对容易。职业学校应该兼容一个大的教育项目，培养中国的体育人才。这些人才不要放在高校，不要放在高中，放在中职这儿好。

高等学校要承担为中国培育科技顶级人才，兵在精不在多。大多数初中毕业生应该进入职业学校，学点技术，安身立命。我认为中国应该好好搞中等职业教育，孩子学个普通的技能，比如装修，学厨艺，一年、两年就拿下来了，但是职业学校的年头还是要多一些，最起码三年。

中国的教育必须分流。有的人智力很高，适合学习，还有的人抽象思维能力不算太高，但是有些工作他做得特别好，比如汽车修理，比如厨师，比如唱歌，比如足球。人除了智力高下的差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流，喜欢念书和不喜欢念书，后者的比重非常之大。喜欢念书的人去念书，不喜欢念书的人不要去念书，没什么不好，我们应该让他们渡过一个愉快的青少年时代，吃好喝好玩好，然后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手艺，这就挺好了。

还应该让中国体育人才在这样的环境里发育。每个职业学校当中，都应该，也可以有一支很好的足球队。我想不出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容纳1500支15—17岁的少年足球队。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1.12万所，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601.25万人。

第三是教练的问题。我说中国8—17岁这个年龄段当中，应该有十万个接受较好足球训练的人。十万足球人，相当于五千支足球队。这个年龄段的人，不是天天训练，更不是天天需要专业指导，有时就是自己踢。假如一个教练指导三支足球队，则五千支球队需要1700名专业教练。我们上哪儿找这些够格的教练？没有这些足球教练，振兴中国足球，就纯属大跃进和扯犊子。

中国是个地道的足球小国。其中一个体现就是，我们的足球文化非常稀薄。这次冲进世界杯的两支球队，一个摩洛哥，一个突尼斯。正巧前两个月，我到这两个国家去旅游。看到街面好多孩子在踢球，大西洋海滩上，踢球的人可能倒四位数，至少是大三位数，少年、青年，还有成年，不计其数的人在那儿踢球，踢得都有模有样。都是一些普通少年，但看他们的脚法，脚底拉球，左拉右拉，转身过人，都非常娴熟，国内中小学中很难看到，更不要说街面上。

足球文化为什么会稀薄？竞技体育与学校、社会，曾经是隔绝的两个系统。搞专业对个体意味着饭碗，足球人才用武之地少而又少，学校和社会不需要这样的人才，退役后基本转行。统计一下，这些年退役的专业足球队员，多少人转业，多少人继续从事足球工作。这可不是无足轻重的数据。

在国外，在足球文化发达的国家，我相信足球专业人退役后在社会上做足球教师的甚多，融入社会做的非常好。所以一些小国，它的足球文化绝不稀薄。街面上十岁的孩子脚法那么好，哪儿学来的？有地方学，有地方看。我们没地方学，你找不着跟谁去学。足球文化贫瘠到极点。

我在网上看到有报道，马云谈中国足球，他说“中国懂足球的人有500万人”，这个数字荒诞到极点，如果有500万人懂足球，足球文化含量这么样浓厚，哪里会是今天这样。我们某个领域的顶级人才能张嘴说出这个话来，与基本的国情不沾边。

5.一场什么比赛作文500字 篇五

演讲比赛的主题是“不忘国耻，振兴中华”。前面自愿上台的同学很多，他们都轻松自如地讲完了。台下的我们也精神饱满，坐得端端正正的。很快就没有人上去演讲了，黄老师就开始随机抽查，我就是其中之一。突然被老师点上去，心里难免会很紧张。

刚走上讲台，电脑突然“噔”了一下，我的心里也不由得咯噔一跳。看着台下东倒西歪的桌椅和昏昏欲睡的同学们，我更紧张了。

台下的温芳和陈咏诗对着我摇头晃脑，我脑子里的演讲稿也在摇摇晃晃：所以从……哦不对！是那些惨痛的经历……”我差点忘词了。我们应该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演讲完毕。当我听到自己得了个好分数时，顿时松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把在底下窃窃私语的同学们全部围住了。

过来不久，吴佩璠被老师点上场了，我在心里暗暗地为她捏了一把汗，因为她一上台声音就很小。吴佩璠一上台，没有马上开始讲，而是停了三秒钟。空气凝固了三秒，接着，她开始演讲了。

一些同学又开始聊天，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了。吴佩璠讲了一半，忽然停下来了，班里安静下来了，她盯着预习本不出声。我想她应该是看到了自己写得不满意的地方，想改过来，或许是我们的掌声给了她灵感，她又流畅地讲下去了。

6.演讲比赛该穿什么衣服 篇六

所谓正装，是指适用于严肃的场哗的正式服装，正装就是正式场合的装束，而非娱乐和居家环境的装束。如西服、中山装、民族服饰、职业套装等。

裙装三忌讳

1.不能穿黑皮裙(在国际上是妓女标准装)。

2.不光腿：要穿双包鞋把易磨的前后都包住。

3.不能在裙子下加健美裤，不能穿半截的袜子，弄出三截腿，用专业术语形容叫恶意分割。 饰物三不准

1.影响工作：戒指。

2.炫耀财力：多个戒指。

7.比赛是自我的一种超越 篇七

本届国际武术大赛,有来自中国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俄罗斯、伊朗、德国、新加坡、乌克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56个国家(地区)的300多支代表队,共4800多人参赛,分别在设定的武术套路、跆拳道和散打等10多个大项中进行激烈的竞争。

自2003年首届香港国际武术节举办以来,每年都要举办一届。现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通过香港国际武术节,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华武术,进而加快中华武术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武术步入世界奥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本次武术大赛,敝人有幸应香港国际武术节组委会特邀而出席了赛会,以大连民族学院退休干部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参加了此次武术大赛,也是大连唯一的一支代表队。我是抱着拓宽视野,虚心向来自国内及世界各地的太极拳(械)高手,以观摩学习的态度来参加的。面对高手云集的激烈角逐,在我参赛的太极拳剑三项套路比赛中分别摘取了42式太极拳“金奖”第一名,传统杨式太极拳“金奖”第一名,还荣获香港国际武术节“武魁”臂章两枚(注:金奖获得者授武魁称号,即武状元),和陈式49式太极剑“银奖”第二名。这是继去年在澳门首届国际武术节夺得一金两银一铜牌之后,又取得的优异成绩。

面对所取得的荣誉,使我认识到,比赛为我提供了检验和提高太极拳(剑)水平,并向全国及世界各国太极拳高手学习的机会。比赛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动力,更是自我的一种超越。它锤炼了我的心路历程,让我更加敬畏太极拳。这种敬是珍视,是内仰,将会伴我终生。畏则是不敢妄加夸张和违背太极之道。

比赛使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太极拳是人生修炼的一种手段,它在有效地促进人们强身健体的同时,又修炼了习拳者对万事万物的容纳、包涵之胸怀。拳者,乃人之品行。太极拳的展现,不管是练得浮躁、飘忽、僵硬,还是练得中正、沉着、圆润、飘逸,都会在拳式上留下它的影子,并从习拳者的形态、运气和身法中真实地反映习拳者生活中的性格、情趣和修为。

8.中国足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篇八

中国足球持久的熊市，乏味了像我这样年龄段（50岁出头）整整的一代球迷，很想再像当年为中国足球搏杀出亚洲而出过大力的苏永舜、容志行、陈熙荣、古广明、沈祥福等诸辈豪杰们呼出的那声“乌拉”……但想来，中国足球牛市的日子或真是难以再现了。悲哉……

中国足球是体制还是风格问题？

记得当年在原国家体委（现改为国家体育局）的统领下，中国足球队生猛异常，在跃跃欲试中，几乎就跃过了洲际的横杆。

当时全国球迷都卷入了一场大论战，主要是围绕一个属于本民族的足球风格问题，即所谓以苏永舜主教练所代表的南派风格和以年维泗为主教练所代表的北派风格的实战指导理论之争。事实上，中国人较之洋人的身体先天单薄，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反映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上，就有一种柔性的习惯套路，面对高强度对抗的某些体育运动，或也称作先天不足。但中国人智巧超长，岂不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玩“花样技巧”，中国人是游刃有余的。因此，中国足球队的立身定位侧重取南派风格，或更为贴切。故南派足球理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占了上风。

沿用这套理论，足球阵容新的组织路线开始确立，即在用人方面，原国家足球队选择了更多以技术型为代表的广东足球队的球员，如当年的容志行、陈熙荣、古广明、吴育华、赵达裕等。回想起那段茶饭之余所蒸腾起的那番“韬论”，笔者至今还在回味无穷。

但近年争论的声浪，已不仅局限在风格问题上，而是直指带根本性的足球体制问题了。而欲动筋骨的体制问题，又是一个何等慎重玄乎的问题。

笔者已经预感到过于激进的改革呼声，总恐会把原有的足球体制模型简单否定，走了一条恰似苏联改革所取的“休克疗法”的歧路。

都是俱乐部惹的祸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近年争论的焦点，无非两个问题，一个是由原国家体育局统帅直管下的运营体制，一个是所谓改革后引入的俱乐部制。后一种的转制据讲是把足球全面推向市场，让市场决定未来中国的“足球命运”。

把市场经济与足球问题糅合起来，中国足球由原来的国家体育局一统天下的局面全盘打破。几番工夫，就把中国这只破皮球，一脚踏向市场经济。这种简单且极端的做法本身，讲严重些，是犯了改革中的冒进错误甚或是方向性的错误。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改革的每一个局部，实践证明沿用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采取的循序渐进的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殊不知，一夜间都向老外的俱乐部制看齐，自己由内到外的发酵时间尚未充足，便幻想建功期一蹴而就，不产出怪胎才奇呢。

二、足球俱乐部制是想把足球的人、财、物整个推出市场，一句话，就是用经济杠杆独撑足球市场。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极端做法效果并不好。据笔者观察，在中国以往这样特定体制下所成长的人才，尤其是国宝级的“高精尖”人才，给人的印象是——数量多、促成快、真功夫扎实、水分少……

这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特定的领域里，为什么人们总是讳莫如深、视而不见呢？有一种说法，时代变了，价值观念变了，所以培养人才的一切对应手段也要变，所谓一切趋近全球化，这也许就是陷阱或叫误区。

其实说透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道德品行等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被单一的金钱至上所取代，所谓俱乐部制、市场杠杆等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主题而生就的。所以中国足球球员的成长模式风范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全方位向拿着极高年薪的美国NBA球员、中国籍的姚明看齐了。

三、在体育界，当年足球界有容志行——容志行，乃一代足球人的风范，他吃苦耐劳，爱国爱集体，球技超群，他又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道德品行的楷模）。用当年的话，他是“又红又专”的典范。足球界的这笔精神财富，为什么全部丢掉了？！容志行精神为什么不再在足球界内树为典范，他的示范效应在今天依然适合中国国情吧？！

传统的指挥体系自有其妙处

一、片面地指责传统的指挥体系的诸多不是，而把俱乐部制捧为灵丹妙药即刻进行“休克疗程”，是大有问题的，值得再度剖析。

据笔者观察，中国乒乓球队、羽毛球队、女子排球队等，依旧与国家体育总局传统的指挥体系及寓教机制有密切的相关内联，这反倒是好事，那沸沸扬扬的“黑金交易”、“吹黑哨”之类的传闻，几乎全然与他们无染。这几支相对纯洁的队伍照样拿世界冠军，倒是大刀阔斧改制后的中国足球队却绯闻不断，其战绩黯然失色。

笔者认为，传统的体制也有它的长处。体育的特点本身就是半带军事性质的，其事业成长过程同样是有自身规律的。传统体制下的高度集中，所倡导的集体协作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纯洁而奋发向上的人生观、遵守纪律自我约束、一切行动听指挥等，这些伴带军营生活的主元素或传统价值观念中有益的部分，是中国体育人绝对不能丢弃的。否则，就是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反之，只是片面强调用金钱刺激的手段催化起的某个球星，事实证明，既是一厢情愿，说白了，也培植不起像当年容志行一样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星”，而只会孵化出几个作风浮躁、无知张狂、花拳绣腿的只有半吊子本事的作秀之才，甚而出现像杀人犯温俊武这样的足球败类。病急乱投医，中国足球急于改制并且胡乱改一通，这难道不是致命的大忌？！

二、中国足球的改制过快过急，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客观上讲，体育赛事确实离不开市场经济，但体育团队的优劣，并非取决于市场经济。更况且，对于成才者而言，我依然认为主观上应要绝对确立崇高的事业观，只有专注刻苦，才可获得事业成就。有了事业基础，客观上金钱兴许会相伴而来——但这依然不是最重要的。

功利主义者与短视主义者人生境界不高，最后获得的成就一定也是有限的。体育界的成才之路恐怕也同样离不开这条规律。

9.足球比赛什么是 篇九

一天中午，麻雀、兔子和青蛙在一棵树下商量比赛的事。我们比什么?

麻雀挥舞着它那有力的翅膀，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来比飞行，谁先飞到终点谁的本领就最大!”小兔子听了麻雀的话，一蹦三尺高，不服气地说：“不不不，飞行有什么意思，我们还是来比跑步，谁先跑到终点，谁的本领就最大!”青蛙鼓起它那大大的腮帮子，蹦来跳去地说：“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比游泳，谁先游到终点，谁的本领才是最大的!”它们三个争得没完没了。

争吵声把小猫引来了，小猫诚恳地说：“麻雀，你同老鹰比飞翔;兔子，你同猎豹比跑步;青蛙，你同水蛇比游泳。”聪明的小猫只说了这三句话，它们就一个个低下头，红着脸，一声不吭了。

听了小猫的话，我想说：“这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0.青是什么 蓝是什么 篇十

这真是个深奥的问题。身边的同学，实习的、开淘宝的，已经落实好工作的，都有。我呢？不知道。2010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读完大二，我决定休学。

我叫易小曼，事实证明，这是我长到20岁，做得最勇敢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休学并不是耍酷，而是我无法忍受不知目的的生活。我花了大概4个月时间挣钱，然后一个人背上包，去了昆明、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和成都。做过奶茶小妹，喝遍了市面上所有种类的奶茶；与流浪的手艺人扎过堆，胡扯天南地北的故事；也曾在小镇待上半个月，专门研究姜黄豆腐，每天拿着药杵捣姜黄。

漂泊了一年，口袋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没找到答案的我，回到了学校。直到有一天为了毕业设计漫无目的地找资料，看见了植物染。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打小司空见惯的草木，不仅可以吃，还能将布料染色，留下沁人的清香。

青出于蓝。这个成语里，青是什么？蓝又是什么？

在中国，曾经出现在《诗经》里的紫色花草，被叫做“蓝草”。把它浸入水里发酵之后，会慢慢溶解出蓝甙水，混着空气，能神奇地氧化成另一种叫靛蓝的颜色，也就是“青”。

我听说贵州肇兴侗寨有一位做了几十年蓝染侗布的老阿姨，便想前去学习。答辩结束便寻了过去。我以为她一定是活在植物清香里的人，可是经过她染布用的大桶，闻到的却是化学染料发出的味道。做一匹亮布，需要几十次的浸染晾晒、反复刷色蒸熏、成百上千次捶捣，直到布面由皱变平、由厚变薄。一两个月后，布面才能光亮坚韧。花这么多力气，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利润。化学染料染制速度快，成本也低，自然成了老阿姨的首选原料。我对此表示理解，但还是忍不住失望，也没有甘心，继续在西南山区寻找。于是到了贵州丹寨，这里有家国家级的染色技艺传习所。

木头桌子、塑料椅子，传习所很简陋，但苗族阿妈们恣意地运用花草与植物，造出了天地山川、飞禽走兽。纯植物染料，让这里弥漫着清香。

在丹寨的岁月里，我是客人，也是家人。阿妈们教我染布，有好吃的，也不会忘了我。家里没有桌子，便以地为桌，拿个矮矮的木头凳围着铁锅坐。在掌握了大致的染色技法后，我决定找个地方自己琢磨。2015年，我来到川西安仁古镇。

这个安静的镇子里，聚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手艺人。染布、刺绣、篆刻与酿酒，日子过得风轻云淡，纯粹得就像丹寨里的传习所。我决定停下来，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青红染。这里有大院子，摆得下许许多多的染缸，晒得下染色后的布料，放得下从贵州采购回来的草木药材。

靛蓝的蓝要靠养，蓝草经过水浸、暴晒后，会慢慢腐烂、发酵。等到蓝草液从黄绿色变成蓝黑色时，再兑入适量的石灰水，就会生成深蓝色的沉淀物。这些沉淀物就是靛蓝，这个过程叫造靛。靛蓝是活菌群，它们是有脾气的。大缸，就是它们的安乐窝。

每天，我都会掀开缸上保暖的被子看看，若是盛开着满满的靛蓝花，还散发着甜香，就说明染料们很开心。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要给靛蓝们喂食——它们爱吃靛蓝膏，还得喝点小酒。若是它们心情不好，就会变灰，发出酸臭味。

若是想在布上染出花，就得给面料进行扎染。浅有浅的染法，深有深的技巧。用水洗掉多余的蓝，在阳光下晾晒，院子里就装下了层层叠叠的“远山”。

除了蓝染，我也在探索其他植物染的方法。天气好时，我会带上剪刀，提着篮子，采摘新鲜的草木。安仁的野外，院子的墙角，都有可用的植物。五月有艾草，六月有茶叶，七月煮过丝瓜叶。

但是要成为专业的植物染技师并不容易，因为染色有太多的偶然性。同一种植物，会因为水温、浓度、媒染剂、面料的不同而变化出几十种色彩。甚至植物采摘的地点和时间不同，也会有所影响。每天染色，就像打开阿甘的巧克力盒，永远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

夏至，春天在自家后院种下的茄子、豆角、空心菜、辣椒、番茄等都成熟了，采摘时，有踏实的满足感。于是，我把蘑菇、笋、大米等日常熟悉的吃食画在了衣服上，用植物染色，做出“粮食与蔬菜”主题服装，带给人亲近感。

其实，植物染的衣服不仅色泽柔和、温润，还有很多功效：姜黄、茜草可以杀菌，抑制皮肤病；靛蓝染制的衣物可以防虫、消臭……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大自然的恩赐。很庆幸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在植物中找到自己，无论在哪里，都活在植物的清香里。

11.篮板球是篮球比赛的制胜法宝 篇十一

一、篮板球是球队实力素养的体现

在篮球比赛中进攻方投篮得分是最终目的, 防守方的目的就是阻止进攻方投篮得分。一个篮板球控制得较好的球队, 就是一支强队的体现。进攻队员每当抢到篮板球时, 都会直接增加进攻次数, 不但提高本方队员的信心和士气, 同时也避免了对方的反击。反之, 当防守队员抢到篮板球时, 就会迅速发动快攻, 增加了自己球队的进攻次数, 为本队胜利创造条件。2013—2014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决赛, 是国内男子篮球的顶级赛事。新疆队在所取胜的第二场比赛中, 狂摘了61个篮板, 整整比对手北京队多出17个, 而且前后场篮板只相差3个, 他们的前场篮板数量比北京队多14个。新疆队主教练崔万军评价队员们这场比赛的表现时谈到:“篮板这个环节, 是我们在整个常规赛中取胜的法宝, 全队拼抢意识非常足, 大家也知道要想取得胜利, 篮板球必须处理好。”

二、意识掌控运动员抢篮板球的状态

篮球本身就是一项激烈的对抗性运动, 争夺篮板球除了判断、抢位、技术和高度四大要素外, 争抢篮板球意识非常重要。前美国NBA篮球明星丹尼斯·罗德曼, 身高仅2.03米, 却7次成为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篮板王的称号, 他的特点是反应性意识强烈, 指向性意识突出, 配合性意识也很强。反应性意识就是队员牢固树立每次投篮都可能有不中的思想准备, 做到只要有投篮就要去抢篮板球的良好反应意识, 有投必抢, 每球必争。指向性意识就是队员要掌握和熟悉场上态势, 判断投篮球员出手时的距离、角度、反弹方向、球落点, 对自己的动作做出指向反应和判断。配合性意识就是进攻方队员在本方投篮后要迅速形成有利队形和层次, 以保持攻守平衡。

三、意志决定运动员抢篮板球的能力

篮球比赛需要绝对的空间优势, 抢篮板球是最好的体现。如果没有绝对空间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球队的攻防能力。空间优势的争夺, 是篮球队员意志的抗衡。球员意志是球员拥有自觉的认识, 明确的目的, 及时调节好自己的状态, 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胜利的过程。球队要经常进行争夺篮板球的意志培养, 使这种品质慢慢成为他们的风格和特点。篮球是高强度的对抗, 只有意志顽强者, 才能在比赛中更多地拼抢到篮板球。

球队要多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练习, 以提高运动员的适应能力, 增强信心。在中国职业篮球比赛过程中, 马布里、杨明、西热力江、张庆鹏等身材短小的队员, 能在高人如林中经常抢到篮板球。又如一些身材较高或弹跳能力较强的队员, 却由于未能抢占有利的位置而没法去争夺篮板球。争夺篮板球除了过硬的身体素质、惊人的弹跳, 往往坚强的意志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 在篮球训练比赛中, 要特别重视意志的训练。

四、配合促进运动员抢篮板球的效率

篮球比赛的激烈程度, 决定了球场上势态瞬息万变。篮球运动员个人的身体条件、意识、技术, 常常左右篮板球冲抢中所处的优势, 灵活运用技战术配合, 依靠场上队员集体的力量和智慧, 才能使球队形成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 使每一个球员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所以, 在进行抢篮板球的配合时, 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双方的实力, 预判场上队员的控制区域, 切断对方的战术衔接。一方面要通过内线高大队员的挡位, 减弱对方高大队员抢篮板球的实力, 为本队队员冲抢篮板球创造机会;另一方面, 利用外线队员挡住对方外线队员的冲抢, 为本队队员创造抢篮板球的机会。

12.足球比赛什么是 篇十二

中午，麻雀、兔子、青蛙在一棵大树底下争论。

他们都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动物，小兔说:“要么我们来比场赛吧。”麻雀说:“那我们比什么呢?”青蛙骄傲地说:“我是世界上的游泳健将，我们来比游泳吧!我肯定是第一名。”小兔不服气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来比跑步，谁跑得最快谁就是第一名。”麻雀激动地说:“那可不行，我们比谁飞得高，谁就是最厉害的。”他们三个争得没完没了。

争吵声把小猫引来了，小猫对他们真诚地说:“麻雀，你去同大雁比飞行;兔子，你去同羚羊比跑步;青蛙，你去同鱼儿比游泳。”聪明的小猫只说了这三句话，他们就一个个低下头，红着脸，一声不吭了。

小朋友们，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短处，大家要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变得更优秀。

13.足球比赛什么是 篇十三

985工程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世纪之交为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而做出的重大决策。

“985工程”一期建设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实施。2004年，根据《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财政部印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启动二期建设。

14.创意产业是什么? 篇十四

“创意产业”，对于不少的学生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新鲜而陌生的词汇。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创意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创意产业占全球GDP的7%，每天产生的价值高达220亿美元，并以每年5%的速度快速增长。美国增长速度更达14%，英国为12%。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营销、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席卷世界。例如：在美国，创意产业已经成为该国最大、最富活力的产业, 它所创造的巨大收益已经超过航空、汽车、计算机等传统领域, 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在英国，创意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仅次于金融服务业, 其所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任何制造业门类，成为第二大支柱产业。可见, 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创意产业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中独立于第一、二、三产业外的又一重要产业。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创意产业在我国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发展较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等许多城市纷纷把创意产业的发展列入“十一五”规划，将其作为支柱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已认定21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涵盖9个行业，覆盖13个区县，初步形成以市级集聚区为龙头，区级集聚区和众多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街区、文化创意新村组团式集群发展态势。

强大吸纳就业的能力

创意产业不仅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纵观全球，创意产业往往是在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中起步的，创意产业的概念，本身就是老工业城市为克服落后制造业能耗大、污染高、附加值低而提出的。在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创意产业不仅获得了良好的资金和外部环境条件，而且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充分发挥了城市里人才集聚、信息畅通、基础设施完备、临近市场的优势，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走向。

创意产业本身是一种朝阳产业，具有强大的吸纳就业的能力。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创意产业包含的专业领域很广，能容纳大量的劳动人口。伦敦是全球最重要的创意产业发展地之一，创意产业以52.5万名雇员的就业量排名伦敦各产业第三位，其中包括了在创意产业部门直接就业的人员和在其他产业从事创意型工作的人员。目前，创意产业是伦敦第二大就业高增长产业，每5个新增职位中，创意产业就占一席。在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目前在创意产业工作的人员已达10万人，这几乎是维也纳就业人数的14%，也占整个奥地利创意产业就业总人数的40%。在澳大利亚，十年前创意产业已占GDP的3.3%

行业发展需求方向

创意人才极度匮乏。创意产业是典型的以人为本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人才是创意产业的灵魂。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是创意人才的极端匮乏，我国创意产业人才总量、结构、素质还远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急需大力引进和培养，其中亟需两大类人才：既通晓创意产业内容又擅长经营管理的管理者;灵感迸发、创意迭现的创作者。

创意产业是知识创造性型的产业。其特点有：一是需要大量高学历的从业人员。二是经营方式灵活。具有创新意识的大学生和在职的人士也可以兼职工作;三是知识密集型，所需的资本少。创意产业是知识型的产业，它的资本是知识资本。没有太多资源的创业者，只要有好的创意，就能够获得所需的资金和人才。四、企业规模大多为中小企业和个人企业。

统计资料显示，在纽约，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所有工作人口总数的12%;伦敦是14%;东京是15%。而目前上海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仅动漫产业我国至少需要2.5万专业人员，而目前只有1万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动漫专业人员。业内人士分析：动漫产业前期的创意人才、中期的设计人才、后期的制作人才都急需。某公司招聘人员说:“市场不仅对二维、三维动画师很急需，特效师、渲染师、合成师等也很紧缺。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收入水平也较可观。毕业生实习期满转正后，根据能力确定工资，月薪高的4000多元，低的2000多元，无论是本科生还是技校生，全部一视同仁，只看能力不看学历。”

从2007年起，盛大“18投资基金”与各方合作建立创业孵化器，孵化出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已出口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也有海外基金已与盛大游戏签订合作备忘录，委托管理5000万美元创业投资基金。陈天桥说，“这么做既充分发挥了盛大公司的平台优势，也促进了创意产业的发展，最终是实现双赢。只有整个产业健康发展了，促进就业才不是一句空话。”

发展进修方面在行业需求大大增加的同时，对专门人才的教育步伐却没有及时跟上，目前我国大专院校的本科教育鲜有开设专门的文化创意类专业，因此读在职研究生就成为了文化创意产业人士的最好选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越是朝阳的行业，越是要抢先行动，因为你将永远比别人快一步”，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化创意产业在职研究生的同学如是说。

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刚刚起步而已，创意产业对人才需求包括与文化相关的创意设计，如新闻传媒策划与创意制作、网络技术与创意策划、网络媒体、时尚艺术、影视制作、环境艺术、动漫游戏开发设计、创意产业经营与管理等;与工业、建筑相关的创意设计，如工业产品创意设计、室内设计、建筑设计、汽车应用技术与设计等;与消费相关的创意设计，如时尚消费设计、服装设计、广告设计等;与传统相关的创意设计，如工艺美术品制作等。

来自就业市场的信息反映出，创意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看涨。由于国内专业教育相对滞后，很多人把眼光投向海外教育市场，于是，创意专业成为留学市场新的热门选择。推荐方向：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15.为什么是女性？为什么是摄影？ 篇十五

进入伦敦摄影师美术馆（The PhotographersGallery）于今年10月开始举办“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先锋艺术”（Feminist Avant Garde of the 1970s）展览现场，首先占据视线的是一块影壁。展览介绍占据半壁，覆盖另一半的则是艺术家玛丽·贝丝·埃德尔森（Mary Beth Edelson）一幅拼贴作品《最后的晚餐：一些在世的美国女性艺术家》（Last Supper： Some Living American Women Artists）（图1）。

《最后的晚餐》本为达·芬奇名作，描绘耶稣在被罗马士兵逮捕的前夕与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餐的情景。这幅拼贴作品以达·芬奇原作为底，将十二门徒的头像以创作当年（1972年）在世的女性艺术家头像替换。在画面外另起一圈，填满符合主题的艺术家黑白照片。画面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当然是耶稣和犹大。端坐正中的“耶稣”被乔治亚·奥基芙（Georgia OKeeffe）的头像取代，手握钱袋的“犹大”则是阿尔玛·托马斯（Alma Thomas）。不同于脸色阴郁的犹大，托马斯脸上是自然开朗的笑容。而旁边的“彼得”—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笑得更为灿烂。

奥基芙1920年代即已出名。作为画家，她以半抽象半写实的手法绘制花朵的微观细节、岩石肌理变化、海螺、动物骨头和荒凉的美国内陆景观。作品中常充满着同色调的细微变化，组成具有韵律感的构图，成为1920年代美国艺术的经典代表。她的丈夫是摄影大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以她为模特的许多照片已经成为世界摄影史的经典。

托马斯比奥基芙年轻4岁，以抽象手法使用色域绘画闻名。如果从绘画风格上看，托马斯无疑和欧姬芙不是一路人。对于写实手法来说，抽象主义的确意味着一种背叛。而扮演“彼得”的克拉斯纳与欧姬芙在绘画风格上虽无太多相似之处，但二者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丈夫都是知名艺术家—克拉斯纳的丈夫是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对于女性地位的评价和衡量总难独立，“妻凭夫贵”显得非常自然，而佐治亚·欧姬芙和李·克拉斯纳这两位女性艺术家作为独立个体达到的艺术成就，却足以让她们名声显赫的丈夫变成一个趣味的注脚，或许从这个层面来看，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男女平等”实现了。然而，作为追求的这种男女平等，也正好映射出不平等的现状，比如《最后的晚餐》背后指涉的圣经—《圣经》中写到男人和女人时讲：“上帝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她领到男人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做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宗教不讲道理地设置了性别歧视，而将耶稣和十二门徒改换性别，本身就是一次彻底的颠覆。用女性主义颠覆传统男权，仿佛可以连“背叛”本身包含的歧视也一同掀翻。“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先锋艺术”展用这幅作品打头，把当年女性主义艺术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概括。

这个展览的作品涵盖了1970年代48位女性艺术家的200余件作品，包括照片、拼贴画、表演艺术、电影和录像等形式。这些激进、充满诗意与讽刺且常常伴有挑衅意味的作品反映了性解放、性别平等、民权抗争等话题逐渐成为公共话语的时代的到来，它们进一步激励女性艺术家对“女性身份”、“性别角色”以及“性政治”提出质问和挑战。此次展览强调了具有开创性的女性主义艺术实践及其对后世艺术家产生的广泛影响。

伦敦摄影师美术馆位于伦敦核心城区SoHo区牛津街附近，是一座小楼，每层一个展厅，面积都不到50方平米。这个展览占据两层，展品安排得很紧凑。展览分四个部分：家庭议程（Domestic Agenda）、吾肤之中（In My Skin）、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和诱惑的躯体（The Seductive Body）。

家庭议程

第一部分“家庭议程”展示的作品挑战了对女性“主内”（in the home）的这一刻板印象。德国艺术家雷娜特·艾森内格尔（Renate Eisenegger）在其表演艺术“高楼（1号）”（Hochhaus， Nr.1）（图2）中，把自己的脸涂成白色，以蹲姿缓慢行过一条高楼里的长走廊，一边走一边用不插电的熨斗熨过本身就光滑平整的油毡地板。

高楼，空无一人；女性，面无表情；动作，缓慢细致；结果，全然无用。在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女性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而到了家庭这样一个私密的内部领域中，女性也难以同男性平权：她们的“主内”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于是，把女性禁锢在空间里，把表情禁锢在皮肤之下，把行为禁锢在家务之中，平等诉求的结果是无效的；而这些机械且反复的行动对于“家庭主妇”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压迫之下，答案噤声。

另一位艺术家比吉特·约根森（Birgit Jürgenssen）在作品《家庭主妇的围裙》（Hausfrauen-Küchenschürze）（图3）中，把炉盘烤箱与围裙合二为一穿在身上，绕过脖子的裙带如同船锚一样牢牢地将其束缚，如生根一般。炉盘烤箱和围裙一样，都与“吃”关系密切，而它们属于且只属于家庭主妇，生根理所当然，至于发出的芽，就不知是新枝还是枯枝了。女性的社会角色似乎与生俱来便被刻板印象规划，这是非常让人沮丧的。这种沮丧也体现在了卡琳·麦克（Karin Mack）的摄影作品《一个幻觉的破灭》（Zerst·rungeiner Illusion）（图4）里。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妇微笑着的照片被十几根针和钉子刺穿。亲切柔软的微笑被生硬尖锐地刺破，这两个极端的冲突宣告着一个幻觉的破灭。如此破灭一个幻觉近乎处刑，这是只有背负深重苦难的受害者自己才会采用的惩罚手段，不知这样的宣泄加害者会不会看见，会不会视而不见。

吾肤之中

离开家庭，回到女性本身。在第二部分“吾肤之中”里，女性艺术家着重挑战了对于“美”与女性身体根深蒂固的态度。她们通过先破后立的重构，创造出了多层面的女性形象。男权主义中，男性认同是女性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整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比如控制权、力量和竞争性，都将女性特质排除在外。而女性的美丽作为未被否定的价值，却又被视为性欲的对象，从而被浪漫化、理想化，逐渐变成了一种客体而存在。

来自秘鲁的艺术家特蕾莎·布加（Teresa Burga）以画作《无题》（Untitled）制定了一副美女面孔，面孔周围精确的刻度进一步凸显其标准化。对于女性之美的定义和准则古已有之，然而将这标准大规模可视化则是在等到广告大行其道之后方得实现。此后，不断强调和深化女性之美成为一大主题，一路探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广告已。布加直接撇去广告里的虚浮，抬出更为直观的量化标准，这无疑是对“美”和“美女”的一次考问：为何而美？为谁而美？若离开男性认同，美何去何从？

这次展览包含的绝大多数艺术家都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布加出生在秘鲁，受西方新式艺术手法的影响去往芝加哥艺术学院进修，再回到秘鲁。她与另一位来自巴西的艺术家莱蒂西亚·帕伦特（Letícia Parente）一起，组成了非发达国家的南美阵线。

除去化妆品等后天雕饰，女性之美也反映在自然的呈现中。众多“自然”中，时间是最有力量的一种。波兰艺术家伊娃·帕图姆（Ewa Partum）的作品《改变》（Change）便自然地呈现了时间对女性之美的影响（图5）。在一位观众面前，帕图姆让化妆师将自己的面容一分为二：一半是本来的自己，一半是老年的形象。照片中艺术家的发型和神态让人联想到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不同的是，蒙娜丽莎的面容永远年轻。帕图姆的表演是女性在自我决定形象这一选择上的一次实践。时间对美的改变是直观的，也是客观的，在男权社会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下，选择直接面对时间的蚀刻已经是一个挑战，再坦然摆出前后对比更需要勇气，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那般敢于说出“更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样的话。不过，一旦意识到面容是自己的，就可以与“悦己者容”轻快地说声再见了。

另一个自我

“另一个自我”的觉醒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强调“先天身份”和“后天身份”的区别而生。“先天身份”即生而为谁，“后天身份”则由社会环境塑造而成，尤其以习俗与禁忌的作用最为明显。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Beauvoir）在其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中指出：“女性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变成女人的。”于是，女性艺术家对这个被环境强加的身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与此同时，也强化了自我代表的意识。

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早已是摄影史绕不开的艺术家，她的艺术生涯正是开端于1970年代。在作品《无题（露西）》（Untitled， Lucy）（图6）中，她已经开始把自己扮成他人，在不是自己的自己中找寻自己成了她40年来的艺术主线。“我觉得自己在作品中是匿名的。当我观看这些照片时，从来都看不见自己，它们不是自拍。”她如此阐释自己的作品。照片中匿名的女人姿态各异，青春气息和美艳妆容给人以很大的遐想空间。在这些联翩浮想中，“她”可以是任何人，但实际上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环境对她的塑造看上去失效了。另外，由于缺少信息，“她”的先天身份也很不明朗。于是这样的一张照片展示出了最纯粹的女性，让观众无从知晓她的先天和后天身份，只能关注展现在平面图像上的“她”本身。对女性主义来说，这无疑是对已经被异化且标准化的身份有力的回击。虽然舍曼明确指出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她也承认自己的作品都来自于这种文化中以“一位女性”的角度进行的观察。“部分作品关乎爱恨，被化妆、魅力和憎恨同时冲昏了头脑的爱恨。”女性用化妆增加魅力，彰显第二自我，再因为第二自我带来的各种影响产生爱恨等情绪。这样的过程无法与环境割裂开来，选择这样认同身份的方式，就无可避免地“逐渐变成女人”。

与舍曼相似，女性主义艺术先驱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也通过在作品中扮演不同角色把识别身份的权力交给观众。她指出：“艺术领域的女性，无非是艺术家之妻或者‘骨肉皮（Groupie，骨肉皮，又称果儿，指那些追慕影星、歌星、作家等明星的少女。—编者注），从未被认真看待成艺术家。”因此，她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向未来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工作者宣告女性主义艺术实践的潜力。这样的宣告的确消除了部分对于女性艺术家的歧视，而来自大环境的歧视，往往会对女性第二自我的产生和构筑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歧视的根源，仍然是男女不平等。乌里克·罗森巴赫（Ulrike Rosenbach）在作品《艺术是一种罪行，第4号》（Art is a Criminal Action， No.4）中扮演女版猫王，而原版猫王的形象则来自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经典作品。在罪行中实现男女平等，如此荒诞的信息由作品传达给观众，仿佛画中四人各开一枪（图7）。

诱惑的身体

最后一部分“诱惑的身体”，导言占据另一层展厅影壁的小半江山，大半江山则被一幅画占据，画里这根螺丝钉的隐喻不言自明（图8）。谈到身体，女性主义运动效果最显著的部分便是推动和促成性解放。然而许多女性主义艺术家为此推波助澜的过程中仍然要强调女性依旧持续的性压抑。这部分的展品多数直白坦诚，在场的男性观众大多走马观花，伫足细赏的基本还是女性。男性将女性物化为性客体（性工具），却羞于直面客体的模样，他们在这个方面也被社会习俗和禁忌强加了“另一个自我”。

奥地利艺术家瓦莉·艾斯波尔（VALIE EXPORT）在其作品《触摸式电影》（Tap and Touch Cinema）中，裸身外穿一个象征银幕的盒子，邀请路过的男性将手伸入盒子触摸，与此同时，艺术家则直视他们的眼睛。这个作品挑战的是电影中“男性沙文主义”的凝视，仿佛在宣称：与其偷瞄，不如实地感受。这种观影体验是今天4D电影也不具备的（图9）。

在艺术家莉莉·杜约里（Lily Dujourie）的摄影作品《无题》（Zonder Titel）里，画面主体是一具躺着的躯体，有着曼妙的曲线，摆出古典画中人的身姿。观众大多以为这是一具女性身体，但实际上这是一位长发男模。仅仅通过模仿古典画中的身姿，男模已然成为一具女体，这甚至让观看照片的男模自己感到惊讶。这件作品强调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总是习惯将“长发”“曲线”“婀娜多姿”等特征标准化，并将其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女性身体（图10）。

展厅里有观众留言墙，卡纸一面写“你看见了什么”，另一面请观众选一张照片谈谈自己的看法。留言众说纷纭，大多不避谈论女性在当今社会的地位。这些纸片与《最后的晚餐》相望，它们应该只是未来的一点前菜吧。

艺术史与摄影史交集下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将重点放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女性主义政治行动挑战了诸如选举权、生育权、堕胎权、受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薪资平等、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的议题。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等。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间，由于男性劳动力的缺乏，让女性有机会进入传统上被男性掌握的职业，从而展现她们也能胜任“男人的工作”，而且社会也依赖她们的贡献。这个转变鼓舞着女性争取平等的地位。到二战结束后，西方对于职业妇女的偏见已经有所减弱。从发轫到此时的女性主义运动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而第二波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受当时民权运动、青年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加之避孕和节育手段的逐渐成熟，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迅速波及全美并蔓延至欧洲，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一起兴起的，还有女性主义艺术运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艺术运动兴盛于西方。其中最为直观和丰富的就是视觉艺术。

“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先锋艺术”展出的作品包括照片、拼贴、表演艺术、电影和录像等形式，但这些媒介或多或少与“摄影”存在着关联。经过印放生成的照片自不必说，借用照片为关键素材的拼贴作品被纳入摄影范畴早已得到公认。至于展览中涉及的表演艺术，在1970年代也往往选择摄影作为记录、存档甚至展示的手段。彼时的视频记录设备远未亲民，摄录效果也较当下有天壤之别，加之播放设备大多是10寸以下黑白显示屏，对表演艺术来说，整体展示效果并不如相对已经完善和成熟的照片（即使也只是黑白照片）。虽然电影和录像提供的流动观感为照片所不具备，但展览中一些由迷你黑白电视承载的作品旁，通常也伴随一组清晰的黑白或是彩色照片作为补充说明。也许是视觉效果更出色，照片吸引的观众多过原作本身，如此看来，原作反而更像是对照片所述的忠实记录。摄影作品能够清晰准确记录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和结果，在后期冲洗和放大时还有二次创作的余地，这对当时以先锋之姿进军的女性艺术家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再者，196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中，摄影（照片）对于行为艺术、表演艺术、大地艺术等艺术创作的记录本身已经形成了摄影参与当代艺术多种形式的一类，而展现这些实时性强或者强调体验的场域性艺术的照片自身，在后来也可能成为被展示的作品。

这样看来，作为专业的摄影展览机构，伦敦摄影师美术馆策划这一女性主义先锋艺术断代史般的展览也就无可厚非了。女性主义进入艺术史领域虽然仅有40余年时间，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了显著的发展，而女性主义艺术史业已在新艺术史的书写中为其注入了新内容。今天，站在西方社会主流观念都已接受“男女平等”这一女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上，展出最早一批以女性主义观点创作的艺术是对历史的一次溯源，它借助回望艺术史以及与之有着交集的新摄影史，折射出的是20世纪中叶以降女性为达成种种权力诉求而做出的努力。

女性主义正是从1970年代开始介入艺术史。1971年，美国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在《艺术新闻》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一文，揭开了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序幕。她从根本上质疑了传统艺术史关于天才和伟大艺术家的认定标准，指出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制度和机制对女性艺术家成长的限制。诺克林的理论奠定了传统女性主义艺术史理论的基础。

诺克林首先承认一个事实：在艺术史上的确没有如同米开朗基罗、伦勃朗、塞尚或毕加索那样最伟大的女艺术家。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平等的待遇是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除了家庭培养对女性的轻视之外，艺术教育制度对女性的巨大限制（不允许参加人体写生，不允许参加学院比赛，不接受女性为职业画家）以及社会对女性美德的标准（贤妻良母）都让女性对艺术家这一身份可望而不可即。

文章以19世纪法国著名动物画家罗莎·博纳尔（Rosa Bonheur）为个案，详尽考察后说明作为一个女性，想要在艺术上取得成就，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压力，甚至放弃爱情和婚姻，背负“不够女人”的骂名。于是，诺克林得出结论：社会制度决定女性不可能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同时，她呼吁女性应该为建立一个两性平等的新制度而抗争。

从19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艺术从不自觉地着重强调两性差异的社会原因开始，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得越来越深刻。当代艺术中，摄影已经成为不少女性艺术家重要的表达媒介，汉娜·威尔克（Hannah Wilke）、弗朗切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图11）、琳恩·赫尔施曼·李森（Lynn Hershman Leeson）（图12）、德博拉·威利斯（Deborah Willis）、卡莉·梅·维姆斯（Carrie Mae Weems）、南·戈尔丁（Nan Goldin）、妮基·李（Nikki S. Lee）、苏菲·卡尔（Sophie Calle）、佐伊·莱欧娜（Zoe Leonard）等等，不胜枚举。随着后现代思考模式的引入，加上摄影和摄像设备日新月异的进步，以及可供艺术创作的各种材料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发展，女性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时也采用了新的思路，她们正视但不夸大两性差别，通过不同表现形式、自然且巧妙地将作为主体的“女性”内化为创作。

（作者为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电影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