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自查报告

看病难看病贵自查报告（共5篇）

1.看病难看病贵自查报告 篇一

探讨“看病难、看病贵”

“看病难”难在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匮乏

“新医改方案出台实施以来，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但长期存在的卫生资源缺乏及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目前基层医院人才短缺、技术薄弱的问题十分严峻，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医改的瓶颈。”魏武、梁先平代表建议，应尽早解决乡镇卫生院人员编制问题，否则将影响基层三级医疗网络建设。

有代表建议，要加大对基层医院、农村医院的支持力度，督导和支持三级甲等医院等大医院对基层医院的对口支援工作，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避免一有小病就涌入大医院，几管齐下将有效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看病贵”的根本出路是全民医保

“中草药效果好，价格较低；抗生素价格昂贵，副作用大，剂量也难以掌握。”赵晓宇代表是万荣中医院院长，关于“看病贵”，她有不同见解，认为西医动辄花费几万几十万，贵在药而不是贵在医，贵在中间环节而不是贵在治疗手段。选择中医药固然价低效果好，但也还不是解决“看病贵”的最有效办法。

“惊喜地看到，政府将城镇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在去年基础上，每人再提高40元。” “虽然我国的城乡合作医疗水平近几年发展得很好很快，但离人们的期望值还是有一些距离。”关毅代表希望，尽快实现全民医保，尽早能看到全民实现公费医疗，这才是解决 “看病贵”的终极路线。

医患关系紧张的破解之道是人性化服务

“人和人之间究竟怎么了？”近来，医患关系紧张的例子不胜枚举，代表们认为，医疗问题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水平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关乎道德，关乎诚信。不少代表长期在一线工作，非常了解患者，也能体会医生的艰辛。关于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关键在转变从医人员的工作作风，改善医院的医疗服务，提供更加贴近群众、更加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2.看病难看病贵自查报告 篇二

一、问题的提出

(一) “看病难看病贵”的经济学含义及原因

“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指人们在购买医疗服务时, 对医疗服务提供的便捷程度、服务质量以及价格不满意的一种评价。“看病难”一般是指居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不方便、不快捷, 难以得到满足;“看病贵”一般是指实际医药费用高于居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所期望的费用。国际上及学术界通常用卫生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描述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公平性是指相同的需要有相同的卫生服务可供利用, 相同的需要利用相同的卫生服务, 所有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卫生服务质量应该相同。而可及性有两个含义:一是距离上的可及性, 指居民从住所到最近的医疗机构的距离或时间;二是经济上的可及性, 指居民对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和可得到的健康保障水平。

总量决定可及性:资源稀缺, 医疗产品供给不足, 则出现看病拥堵、医疗费用高昂从而使“不可及”成为必然。结构影响公平性:医疗服务产品的地区分布和内部品种配置等失衡, 则公平性出现问题并反过来加剧“不可及性”。可见, “看病难看病贵”的直接经济原因在于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合理。

(二) 医疗卫生产品公共属性界定

医疗服务就其性质来说属于一种私人产品, 因为大部分医疗产品的消费和服务的享受是完全可以排他的, 其价格也可以用市场的边际法则来确定。但医疗服务市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技术的复杂性和市场的垄断性造成供需双方获得的信息不对称, 引起消费非理性, 从而导致社会蒙受福利损失。同时, 医疗产品在消费上虽然可以排他, 但其效用具有外溢性。上述特性决定了医疗产品不仅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还具有公共需求的性质。这就为政府介入这一领域并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政府应当具体介入哪些项目、介入到何种程度应有界限。为此, 我们首先要界定医疗产品的公共属性, 主要依据其使用的外溢性或外溢程度来进行。一是具有较强外溢性的“纯”公共卫生服务, 包括饮用水安全、环境卫生、传染病与慢性病防治等, 它们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项目;二是具有一定外溢性的“准”公共卫生消费, 包括计划免疫和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重大疾病控制和预防等, 政府对这些项目的供给方应给予必要的补贴, 使消费者只负担少量费用;三是具有较小外溢性的“非”公共医疗服务, 主要指针对个人的、属私人产品性质的各类治疗服务, 其应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但考虑到医疗服务市场的复杂性和竞争的不充分性, 基于效率和公平原因, 政府适度介入治疗服务领域也是必要的。可见不论如何界定, 政府在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中都担任着重要角色。

(三) 中国卫生资源及公共卫生支出现状

如表1所示, 截至2004年, 中国每千人口医师1.7人, 每千人口病床2.4张, 人均医疗卫生费用49美元, 卫生资源状况指标只相当于埃及的水平;人均卫生费用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41位 (1) , 与一般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6.2%, 与阿富汗、孟加拉国等落后国家相当, 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都在60%~80%之间。占人口总数2/3的农村的卫生支出只有城市卫生总支出的20%左右, 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这些状况说明中国在奋力赶超发达国家、逐渐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 卫生投入特别是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缓慢, 欠账较多。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 导致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日益突出。诚如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 近5年 (2001-2006年) 来, 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每年增长幅度基本在7%~9%左右 (2) , 医疗卫生开销成为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 将近五成的居民应就诊未就诊, 三成的居民应住院未住院, 这都突出反映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2004年世界发展指标》和《2004年世界卫生报告》。

二、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和低效率分析

(一) 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理论

威廉·尼斯坎南 (Willian Niskanen) 在他的著作《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ive Government, 1971) 中, 以微观经济假设为前提和分析的逻辑起点, 假设政府机构和个人 (即官僚系统) 的行为出发点和目标既不是公共利益, 也不是政治家确定的政治目标, 而是官僚和官僚机构自身的利益——即以自己能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利益的理性考量, 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依据的。自我效用包括工资、特权、公共声望、权力、任免权、进行变革的宽松性、轻松的管理机构和机构产出并最终物化为预算最大化。官僚机构在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中, 要受到需求和预算两种约束。需求预算主要来自作为选民代理人的议会, 也可能来自上级行政机关。官僚机构与向它提供资金购买的机构, 如政府或立法机构是一种双边垄断关系。在这种双边垄断关系中, 双方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因为信息获取高成本使双方信息不对称, 官僚机构相对于国会占有优势。因此, 官僚机构在生产公共物品的决策中占有优势, 倾向于更多地生产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产品。尼斯坎南主张, 为了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应该减少官僚系统在预算中用于自身消费或任意支配经费的份额, 改革制度安排以强化对于公共预算的监督, 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把公共服务供给职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该论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我们深入探讨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

克利夫·兰德曼 (Cliff Landsman, 1995)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 用偏好、福利二分法对公共产品进行了重新分类。从经验来看, 政府与公众、执行部门与上级委托人之间, 不同的公共品给他们带来的偏好和效用是不同的, 依此区分了偏好和福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公共品的配置能满足一个人的偏好并不一定能提高他的福利。如对贫困救济的捐款, 能够满足捐赠人的偏好, 但没有给他带来福利。这种对公共品的划分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转移到偏好与福利的研究思想, 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行为。随着上级机构对官员政绩评定标准的变化, 能够改变官员偏好和福利的公共品范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划分方法的优点是具有动态性, 并且能够较好地对政府官员在公共品供给中经常发生的资源配置失衡现象作出部分解释。

按照偏好、福利两分法, 能提高官员客观福利的公共品称为福利性或显性公共品, 将一般受众偏好的公共品称为偏好性或隐性公共品。衡量政府官员政治绩效标准不同, 福利性公共品的种类就不同。按照上述标准, 在以经济指标为行为导向的前提下, 各种所谓的政绩工程如标志性建筑、超标广场、马路、桥梁等市政建设, 能给政府官员带来明显的政绩效应, 属于福利性或显性公共品;而养老、贫困救济、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难以给官员带来明显福利, 但官员作为一般受众却仍然偏好, 此类公共品就属于偏好性或隐性公共品。

(二) 医疗卫生产品的政府供给问题

按照威廉·尼斯坎南的说法, 公共品资源配置受决策官员的利益影响, 越是集权国家, 这种影响程度越大。民主国家由于官员受选民的制约,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倾向生产福利性公共品的程度要弱一些。为便于分析, 我们假定:

社会中仅存在两种公共产品:市政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

有三个异质群体:资金当局人 (委托人, 即由选民选出的议会) 、政府机构 (代理人) 、公众。每个群体内部是同质的。这三个群体对提供这两种公共品的偏好是无差异的。但由于不同群体的目标函数不同, 不同的公共品配置给这三个群体带来的福利也不同。

资金当局和公众的目标函数一致:资源在这两种公共品上的合理配置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效用。政府机构官员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以下尼斯坎南因素:薪金、职务津贴、公共声誉、权力、任免权、机构产出、容易改变事物、容易管理机构。且该社会是一个民主程度较低的社会:政府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该函数主要取决于职务升迁的动力, 掌握这一权力的主要是上级。那么, 医疗卫生产品的政府供给就可能出现:

1. 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

如图1所示, AB是社会最初在市政建设和公共医疗两种公共产品上的资源配置, 假定这时的资源配置是合理的。因为政府官员只对上级负责, 特别是在一个民主程度较低的社会, 发挥决策作用的政府官员不必对公众负责, 只要资金使用不超过上级下达的预算指标, 他就可以随意配置资源。按照尼斯坎南理论, 因显著的政绩可以提高官员的福利, 他们倾向于将增加的预算资金BC全部用于显性指标市政建设, 即福利性公共品。而作为偏好性或隐性的医疗卫生资源, 因政绩效应不强, 政府官员关注度不足, 没有动力增加预算投入, 故卫生资源规模不变, 配置方式由AB改为AC。

可见, 上级政府对官员设计的特殊激励制度导致了对不同公共品的偏好和提供该公共品给不同群体带来的福利之间的不一致性。这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异化:将预算资金过多地用于能引起上级注意、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福利的显性公共品, 而不管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2. 替代效应与引致的低效率。

若市政建设供给规模扩大, 相对价格降低, 就会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见图2) 。对于供给规模不变的医疗卫生产品来说, 收入效应是正的, 但产生了负的替代效应。在很多情况下,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总效应为负, 说明相对价格较高的医疗卫生产品惠及的人数减少, 从而引致低效率。

如果将增加的预算资金BC (见图1) 以相同的比例提高两种公共品的产出, 由AB移到CD (见图3) , 公众的效用直接到达U2, 总效应为正, 期间就不会引致低效率。

3. 中国医疗卫生产品供给总量相对不足。

图1、图2显示:与大多数公共品比较, 卫生产品供给增长明显落后于其他显性公共产品供给。为此我们收集深圳1995-2004年间市政建设和医疗卫生投入数据作了对比 (见图4) 。可以看出, 深圳近10年来, 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增长滞缓, 而具有显著政绩效应的市政建设投入规模持续扩大, 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医疗卫生投入。这显然为笔者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资料来源:医疗卫生历年投入资料来源《深圳医疗卫生事业统计年鉴》;市政建设历年投入资料来源于深圳市发展改革局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 1980-2005年间,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绝对值虽逐年有所增加, 但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之间, 没有显著提高。即使在比重较高的2001年 (达到5.2%) , 也只相当于印度的水平。如前所述, 由于公共卫生领域具有典型的外部性, 并且医疗领域具有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特性, 这两个领域都存在着市场失灵, 需要政府介入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 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 几乎都在70%以上。而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却逐渐走向市场化, 甚至部分公共卫生支出负担逐渐转嫁给居民个人, 其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逐年下降, 从1980年的36.2%下降到2005年的17.9%。

注: (1) 卫生总费用为测算数; (2)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三、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和福利损失分析

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政府介入的理论原因。为了分析卫生产品的内部结构, 笔者再假定:卫生产品市场存在两种产品:高弹性的医疗服务产品A和低弹性的公共卫生产品B。弹性越低越接近纯公共产品, 弹性越高越接近私人产品。A的需求弹性是D1, B的需求弹性是D2。

依据以上理论和假设, 我们可以推论出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结构可能出现:

1.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在共同的预算约束d下 (见图5) , 医疗服务产品D1的成本区域为aode, 公共卫生产品D2的成本区域为bode。显而易见, bode的面积大于aode, 即生产公共卫生产品的成本高于生产医疗服务产品的成本。公共品的弹性越低, 越接近纯公共品, 给政府带来的成本越高 (这是由于纯公共品的资产专用性更高、信息传递更加困难等原因造成的)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 政府没有动力去生产低弹性的公共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共卫生产品往往存在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

2.过度消费与福利损失。当政府向公众提供医疗卫生产品时, 它只是允许人们消费没有收费时他们想要消费的那么多。消费每一单位医疗产品都有边际成本。如果医疗产品免费提供, 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可能过度。既然个人不一定要为这种产品付费, 其需求量就会达到他从该产品获得的边际收益为0, 即需求量达到QM (价格为0处) , 而不管提供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正。有些医疗产品, 如公共卫生, 可能很快就够用, 即需求弹性小, 因此过度消费的扭曲可能性不会太大 (见图6) , 但有些医疗服务产品, 需求弹性大, 扭曲可能性非常大 (见图7) , 个人对产量从QE (该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增加到QM (该处价格为0) , 愿意支付的价格与产量从QE增加到QM的成本之差衡量了福利损失 (如图7) 。

3.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实际比例偏低。中国医疗卫生产品支出配置是非均衡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纯粹公共卫生服务和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卫生服务项目, 政府提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国的人均公共卫生支出按照世界银行标准, 不仅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 即使在国内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深圳, 这一指标也很低 (见表3) 。二是国家的卫生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医疗服务产品, 只有22.7%用于公共卫生项目, 而且其中主要用于县级预防保健机构人员的工资。卫生部进行的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 1997年国家对卫生防疫部门和妇幼保健机构的财政拨款在总收入中比重已不足50% (见表4) 。另外, 医疗卫生支出配置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医疗服务项目的配置上。国家对医疗服务财政拨款的80%用于城市医疗机构, 而城市的80%的拨款用于城市的大医院。由于这些大医院具有较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和高级医护人员, 等级较高, 其国家规定的医疗收费也大大高于县乡卫生院。这就决定了城市大医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城市收入较高阶层和一部分就业稳定从而能够获得统筹保险的行政事业单位或正规企业职工。城乡低收入家庭和非正规就业的人群则很难承受这种医疗服务。城市大医院对弱势群体的不可及性, 使得对这些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 实际上已偏离了在治疗服务中公共支出公平的目标。再次, 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和地区之间配置也不尽合理。中国农村的各项公共卫生指标都远低于国际标准。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公报显示, 2002年底, 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仅为56.6%, 水冲式的卫生厕所普及率在48.7%, 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也仅为52.6%。农村60%的儿童没有进行健康体检, 50%的孕产妇没有进行产前检查, 在家中分娩的产妇还有相当大的比重。再看医疗服务的地区差别, 在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统计中, 指标最高的上海 (5.7) 和指标最低的贵州 (1.47) 相差倍数为3.9;在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中, 最高的北京 (4.13) 和最低的贵州 (0.97) 相差倍数为4.25;农村各地每千农业人口病床数和卫生人员数最高的上海 (3.55, 3.24) 与最低的贵州 (0.44, 0.64) 相差的倍数分别为8和5 (3) 。这样, 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效率就大打了折扣。

资料来源:世行标准来自《世界发展报告》, 1993;中国的数据来自《2000中国卫生年鉴》;深圳的数据来自《2004深圳卫生年鉴》。

资料来源: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www.moh.gov.cn/。

四、结论与对策

上述讨论表明, 当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投入规模不足和支出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其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投入的决策机制障碍和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对公共财政介入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机制进行合理有效的设计和再造。

1.要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 将公共卫生投入纳入建设和谐社会的统计指标, 并对政府官员依此进行政绩考核, 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卫生投入动力不足的问题。要建立一个有法律保障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使用监督机制, 使医疗卫生投入稳步增长。需注意的是, 医疗卫生供给水平的提高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的增长相适应, 其适度的标准是既保证人们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又不致过度消费有限的资源。

2.要重新认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职能和定位。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劳动力素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产品, 在由市场提供存在效率缺失的情况下, 政府财政应该很好地发挥其公共提供的支持职能和重要作用, 成为最为主要的投入者。

3.财政投入主要是公共卫生 (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等) 、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 其次才是医疗服务产品。普通医疗服务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鼓励民间投入。财政医疗投入方向不是大医院, 更不是高档的大医院。有限的财政资源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导向, 不要过多投向大都市、大型医院、高精尖设备等, 以避免形成优质医疗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高度向城市集中而加剧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格局。

4.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缩小地区之间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状况, 特别是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差别。

摘要：看病难看病贵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原因错综复杂,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医疗卫生产品供给行为存在缺陷。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有其制度原因并由此带来效率和福利损失, 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对公共财政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机制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设计和再造。

关键词：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尼斯坎南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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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英姿.医疗卫生需求与公共卫生支出[J].辽宁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5, (4) .

3.看病难看病贵自查报告 篇三

8500亿元，这是新增加的一笔巨大的投入。在新医改方案中我们不难看出，增加如此巨大的政府投入，是确立医改公益性方向的重要保障，也是事关医改能否成功的关键。虽然，新医改方案将政府投入的重点确定于支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5个方面的改革。但是，老百姓关心的是，这些钱能否花在老百姓的头上，真正让老百姓受益、得实惠。 显然，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医疗利益链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并非那么容易理顺，而且政府投入效能低下问题历来存在，“跑冒滴漏”现象屡禁不止。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恐怕无论投入多少钱都会如石沉大海。因此，对医改中的政府投入，我们不光要考虑量的问题，更要考虑投入质的问题。

“如今，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花钱多了，但卫生状况改善不大，甚至不如从前了?”很多老百姓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因为医院商业化运作以后，由于优胜劣汰，导致大医院的技术水平、设备条件越来越高，而初级机构，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城市社区医院等逐步萎缩，很多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更糟糕的是，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向大医院倾斜，加剧了这种分化的程度。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所以在看病时，人们都往大医院跑，农村人就往城市跑。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

我们看到在新医改方案中，很大一部分政府投入是放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上，这是一件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好事。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担心在实施过程中，基层医疗机构到底能真正享受到多少财政的阳光。因此，政府投入必须着眼于提高资金的效益和安全，高度重视制度和机制设计。必须加强对政府投入的监管，确保资金用在医改上，防止借医改之名、不行医改之实的行为。在当前条件下，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外，还有必要引入审计等外部监督机制；同时应通过网络公开财务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 在保证财政资金能够落实后，考验医改成败的关键就取决于公立医院的改革。众所周知，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市场和卫生领域的主体。能否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现阶段还主要依赖公立医院。 现在提起大医院，老百姓总有这样那样的抱怨。公立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看病难、看病贵和老百姓的抱怨，最直接体现在医院这个层面，而绝大部分医药卫生改革的措施，最终都要通过医院这个平台来实现。

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有效形式；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逐步解决“以药补医”问题；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等等。

显然，“意见”指出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原则和方向。目前不少公立医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益性淡化、私益性强化，不能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或把私人利益伪装成为部门和单位利益。公立医院改革被视为新医改中的最难点。如何处理好公立医院“维护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取消“以药养医”，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和难点。

无论何种改革，总是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他们也就会给改革设置阻碍。近来不少媒体报道，一些医院高层管理者对医改后医院的效益和发展担忧，一种“巨亏论”已经形成雏形。

按照业内人士算账：一家大型三级综合性医院年收入可达约20亿元，药品收入按总收入的45％计算，医院从药品获得的收入约为9亿元，其中15％的药价加成收入约为1.17亿。某家医院院长指出，这利润当中还没有仔细核算人工和储运、配置产生的费用——因此他们得出了从医院的角度来说更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巨亏”的结论。

医院一再强调15％的药价加成是合理的利润，却有意无意避开医院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关于药价是如何虚高的，究竟经历多少招标提价环节，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院方或某些人究竟从中捞得多少灰色利润和收入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所谓“巨亏论”掩盖了药价虚高的灰色成本实质，掩盖了医院药價利润畸高的现实。

现在看来，医院以创收作为维持和发展的主要手段和医生收入与创收之间挂钩，这样一种激励机制联系在一起，必然会出问题。为了能够得到15％的加成费，而倾向于用更多的药、更贵的药。这样一方面使得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的费用明显上升，另一方面，实际上也造成了用药安全方面的很多问题，所以取消以药补医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控制费用的问题，也是为了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的重大问题。

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首先必须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投入一直在增加，但在医院总的收入中，这一块所占比重还是很低，这是导致一些医院忘记公益性原则，过于看重私利的重要原因。其次，要改革公立医院的产权体制，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实行管办分离。公立医院必须明晰产权，实行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成立代表出资人利益的医院管理委员会或医院管理中心。

4.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篇四

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2005年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提出的要求，福建省卫生厅在2005年3月底发出了《福建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医疗机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工作的意见》，确定每门诊人次收费和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不高于2004年水平，同时对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等5项指标设定了合格标准。2005年4月29日，召开“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电视电话会议，就落实控制医药费用增长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部署。会后，重点做了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制度。在省属10所医院医疗指标公开基础上，建立三级乙等以上32所医院医药费用公示制度。制发了包括核定2005年省属医疗机构医药费用控制指标、控制医药费用工作（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等）评估方案、全省县及县以上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检查方案等。二是加强督查和指导。2005年6月和11月，两次组织7个检查组，分赴省属和9个设区市35家医院，对控制医药费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提出整改意见。编印了《福建省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文件汇编》和《福建省级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工作手册》，供医院学习和参考。三是通报情况。分别召开4次设区市卫生局长、省属医院院长以及设区市卫生局财务科长和三级以上医院财务科长通报会，通报医药费用工作执行情况。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维护医疗机构社会信用的层面上，从推动医疗机构科学管理、集约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创新上，正确认识开展控制医药费用增长、减轻群众看病负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努力把宏观调控理念转化为医疗机构管理者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自觉行为，共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取得了初步成效。

2005年全省县及县以上191家医院每门诊人次收费水平（106.15元，比2004年增长1.68%）达到控制指标的有151家，占79%；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4731.3元，比2004年下降0.72%）达到控制指标的有140家，占73%，医药费用的增幅得到初步控制。漳州市、三明市和省肿瘤医院等一些地区和单位控制医药费用工作效果较为明显。

加快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组织起草了《福建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目前已通过省政府审核，即将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各地实施。同时，制定了救灾防病、非典、鼠疫、血吸虫病、疟疾、禽流感、生化恐怖袭击等13个单项应急预案，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初步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省卫生厅定期与农业、出入境检验检疫、旅游部门联系，互通疫情和有关信息。与南昌铁路局福州办事处、省交通厅、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民航福建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建立了传染病防控联动制度，确定了联络员和通讯方式。机场、车站、港口所在医疗机构与上述部门加强沟通和协作，共同做好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的交接和救治工作。在夏秋季发生霍乱疫情期间，福建省卫生厅两次向上述部门通报霍乱疫情，并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民航等部门通力合作，及时做好往返境内外疑似霍乱病人的交接、救治及疫点消毒、密切接触者管理等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重大疾病控制 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2005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65 起。各级卫生部门快速反应，积极应对，省卫生厅及时组织省级专家赶赴各地，指导、协助基层卫生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和医疗救治工作。2005年，福建省卫生厅及时组织处置了诏安“5.29”急性中毒、南平“8.5”硫酸二甲酯泄漏、福州“8.8”公交车爆炸等10多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控制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对“6.17”闽西北特大洪灾和“海棠”、“泰利”、“龙王”等多个强台风的侵袭，在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福建省卫生厅及各地卫生部门按照《福建省救灾防病预案》的要求，迅速、规范、有效地展开救灾防病工作，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省卫生厅共派出18个工作组45人次到南平、三明、福州、宁德等灾区督促、指导灾后防病工作，调整业务经费200万元支持受灾地区的救灾防病工作和补助受灾严重的农村卫生院恢复重建，并及时向灾区调拨漂白粉82吨、漂白粉精片3.2吨、敌敌畏4.6吨、钩端疫苗15万人份以及部分药品，有力地支援了灾区的灾后防病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灾区各级卫生部门累计

机构及疾控机构加强疫情监测，做好培训和对全省医疗卫生人员进行考核。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预检分诊，及时甄别、发现可疑病人。加大了人禽流感防治宣传力度，做好各项应急物资贮备。与农业等部门加强协作，联防联控。强化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预防病从口入。对全省防控工作进行督导和模拟演练。及时处置了三明市梅列区发生的1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成功救治漳浦县1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受到卫生部通报表扬。

逐步推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落实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精神卫生的社会和公众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在福州台江、闽清开展重性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项目，推进精神疾病的社区防治和管理工作。开展全省成人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初步建立全省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系统。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创建卫生城镇工作力度，对全省26个2002年以前命名的省级卫生城市（县城）按新标准进行重新认定，新创了龙海、诏安两个省级卫生城。到2005年底，世行贷款第四期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基本实施结束，可改善56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卫生，完成3800多座卫生厕所建设。认真执行全国的改厕项目，完成了170人次的改厕人员技术培训和62万人次的改厕宣传教育，并重点抓好6个省级改厕项目县的改厕工作和福建省农村水质监测点的水质监测。结合创卫和爱国卫生月活动，城乡广大群众积极开展除四害和环境卫生整治，漳州市达到“无烟先进城区”、莆田、南平市达到“无蟑先进城区”标准。

卫生监督执法 加强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执法。制定健康相关产品抽检计划，部署全省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等健康相关产品抽检和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卫生部和省治理“餐桌污染”联席办要求，研究制定福建省食品卫生专项整治方案，重点对食品卫生许可情况和婴幼儿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进行专项整治。积极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结合卫生防病工作，组织开展“苏丹红”、“病死猪肉”、灾区防病等食品卫生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学校及学校周边食品卫生安全督查工作。加强职业卫生监督，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证工作。

3000元的标准，共安排专项补助400万元；从2005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对承担农村公共卫生任务的乡村医生给予不低于60元的津贴补助。同时每年补助1000万元用于乡村医生培训，力争全省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所，健全农村卫生三级 “网底”功能。12月份，省卫生厅、财政厅、发改委联合督查了8个设区市、18个县（市、区）、35家村卫生所以及各受查地区的乡村医生培训分中心（点），并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督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通报。据统计，本次办实事项目共培训乡村医生30736人，建设空白村卫生所1821所，确定享受政府津贴乡村医生24310人，已补助24044人，占98.9%，已基本完成项目任务。

社区卫生和妇幼卫生工作 各地根据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总体规划，按照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因地制宜，积极构筑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一是充分利用区域内卫生存量资源，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功能与结构的合理调整；二是二、三级医院合理分流人员，延伸到社区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三是引入竞争机制，坚持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通过法定招标等程序，鼓励社会力量开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目前，有115个街道、769个居委会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分别占全省街道和居委会总数的75.16%、40.80%，覆盖人口为424.6万；已经各设区的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412个。福州台江区、厦门思明区已初步形成以三级医疗保健机构、区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疾控中心为技术支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其他社会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2005年8月被命名为首批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福州市鼓楼、仓山区积极开展创建第二批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活动，并通过国家复核评估。省卫生厅制定了《福建省社区卫生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与质量评估标准（试行）》，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

积极实施降低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各项干预措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婚前医学检查的服务模式，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活动，要求各级婚前医学检查机构开展免费咨询指导，简化流程,抓住影响生殖健康的主要疾病开展检查。福州、厦门、漳州、莆田、泉州、三明等市的部分县（市、区）已开展免

品价格；普遍建立大金额病例、门诊处方、医疗收费分析、评议通报和公示制度，制定违规收费责任追究规定；部分医院试行单病种收费最高限额和门诊处方管理，明确每个病种所需的检查项目、住院天数。省卫生厅、各设区市卫生局还每月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所属医院医疗质量、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部分病种收费情况。

中医药工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要求，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做好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组织171名考生参加2005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组织开展2005报考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考试的2200余名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工作。组织对64所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病历质量检查；对全省77家中医院的313名医务、管理人员进行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培训，进一步增强中医药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识，提高应急能力。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院管理评价指南（试行）》，组织有关专家制订并下发《福建省三级综合性中医院管理评价实施细则》。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组织开展农村中医先进县、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建设评估验收，分别有沙县、福鼎、上杭3个县和思明、鼓浪屿、茶亭、苍霞等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验收。开展乡镇卫生院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组织开展国家级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中期评估和第二批省级重点专科（专病）评估验收工作，第二批省级重点专科有11个通过评审验收，全省中医重点专科增至21个。组织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13项，2个课题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卫生科教工作 首轮福建省卫生教育联合攻关计划项目评审由卫生部组织国内权威专家组进行评审，129个申报项目经初筛和两轮评审后确定21个项目获资助并列入2005卫生部科研基金计划管理。启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组织编写符合福建省实际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组织专家对80个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基线调查，建立福建省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工作，培训学员660多人次。开展全省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设规划调查，全省拟建设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2

32-910 金中安排近200万元专项经费给予资助。在成功选派第一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赴国外进修学习的基础上，继续选派20名左右优秀青年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发达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研修、学习一年。做好全省卫生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全国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考试。

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加强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力争全部达到执业助理医师以上或相应专业执业资格，对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制度。继续严格执行城市医生在晋升副主任医师职称前到农村累计服务一年的规定，积极推进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晋升中级以上职称时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学习的制度。目前，省属医疗单位已派出300名卫生技术人员下乡，市级已有676名、县级已有916名卫生技术人员完成了晋升前到农村服务累计一年的工作；近年来，已经有5107人次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培训。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对医学本科生毕业后赴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五年的，每年给予5000或7000元补助，已有龙岩、宁德两市的17名临床医学毕业生向我厅申报补助。宁德市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加强乡镇卫生院人才培养，每年按全县（市、区）乡镇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5%比例预算培训资金（每人年1.5万元计算），列入县（市、区）财政预算。龙岩市政府实施“百院建设，千人培训”计划，每年从本级财政安排20万元专项经费，作为乡镇卫生院人才培训专项经费。

行业作风和职业道德建设 深入开展民主评议行风和创建“全国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诚信药房”活动。以抓好医疗服务收费、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药械采购、医疗服务信息等工作为重点，推行院务公开“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求实效”活动，着力在抓深入、抓巩固、抓提高上下功夫，各医院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认真进行整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督查活动，确保整改工作的落实。结合卫生部追授省妇幼保健院原名誉院长夏美琼同志为“人民健康好卫士”称号及先进性教育活动，全省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学习夏美琼同志活动，组织13场巡回报告会。评选100名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把学习全国、全省的先进人物与卫生系统身边的典型结合起来，努力在全省卫生系统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氛围。

5.看病难看病贵自查报告 篇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这一意见被媒体普遍称为新医改方案。方案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首次实现医保的全覆盖”，“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机构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推进医药分开，积极探索多种有效方式逐步改革以药补医机制”等。应该说，这是一部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纲领性文件。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人人都能看得起病，一直是百姓的期盼。但是，医疗费用过高、挂不上号等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诟病颇多。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全社会急需破解的一大顽疾。新医改方案的出台，为破解这个顽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缓解这一问题的制度性措施。

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有体制因素，如医院的公益性定位模糊，以药养医的坚冰难以打破。也有技术性因素，如挂号难、医生服务态度差等难有根本好转。针对百姓呼吁“降低医疗费、城乡同等医疗待遇”，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药品集中采购、一些医院也采取了某些优惠措施，但基本是惠及表面，难及深层。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直击看病难、看病贵的体制因素，提出基本医疗服务是公共品，坚持公益性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将终结公立医院是效益优先还是公益优先的争论，有效遏制医院的获利冲动，使医药不分、以药养医、药价高居不下的问题失去存在的根基；将改变医院现行管理体制以及对医院的评价机制，在公益优先的原则引导下，提供优质服务有望成为医院的内在追求。由于对医院的任何负面评价直接关系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和监管力度，因此，医院也会更加努力改善医疗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有了医疗服务公共品、公益优先这些根本原则，困扰看病难、看病贵的其它问题，如以药养医、医疗质量低、医生服务态度差等，都有了改变的方向。我们希望，以药养医问题会随着医药分离的实行、政府财政的全面支持而逐步淡化；医疗质量问题会因为医院评价机制的改变、医生服务宗旨的回归而逐渐好转；重大医疗事故也会因为医生责任心的提升而降低；医生服务态度问题在类似公务员考核机制的推行后得到整治；个别医院“见死不救”现象，也会因没有医药费负担不起的顾虑而失去蔓延的基础。

新医改方案提出的诸多原则，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随着落实这些原则出台和即将出台的配套原则的逐步跟进，支撑看病难、看病贵顽疾的体制、制度性阻碍因素将逐渐淡化，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将有较大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