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精选14篇）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一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述题1．22、历史过程及各阶段的理论表述：

①萌芽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等基本理论提出；

②初步形成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

③成熟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④继续发展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十大军事原则、政策和策略等；

⑤曲折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⑥理论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3、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②毛泽东思想是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1930·5·《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篇反教条主义文章；

③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938·10·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1、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

①1943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

②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作了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

③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中共12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作了准确和全面的概括和论述。

2、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论述题1．1

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②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论述题

③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论述题

3、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独创性）内容

①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农联盟；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②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过渡时期总路线；

③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④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

⑤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⑥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

－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的作风；

－从思想建党：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模式

4、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论述题1．

5、1． 6

①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②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③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5、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特点：科学性、独创性、完整性

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2、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 ：论述题1．33、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论述题1．4

【第一章简答题】

1．1．简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答：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等基本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第四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

第五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得到发展。

第六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形成和发展中，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主要是：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同样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和形成。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不是个别天才人物主观意志的东西，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体系。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的革命精神，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特殊困难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贡献最大。他不仅在实践中正确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就，而且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率领全党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1．2．简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答：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动力。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的要求又有动摇性；买办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抗战时期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员。据此确立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第二，科学分析了中国农民阶级及其各个阶层，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确立了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

第三，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村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四，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装”，加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一系列著作中。

1．3．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造成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是：

第一，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

第二，制定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制定了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第三，提出了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第四，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第五，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着重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六，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私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务，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以及一整套同时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建设方针。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设想，......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二

关键词：汉初,儒家思想,地位

“火于秦”, “黄老于汉”, 被认为是儒家思想遭遇的“两厄”。焚书坑儒的确是对儒家的一个摧毁性的打击, 但将“黄老于汉”视为儒家之“厄”则言之过重:在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的同时, 并未完全黜儒, 并且儒家也在与诸家思想的踫撞中产生许多不同于前代的新质, 这就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并为武帝时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作了准备。

汉初历经战乱, 民生凋敝, “大城名都散亡, 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民无盖藏,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并且汉朝君臣目睹秦“繁刑严诛, 吏治刻深”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 因此, “君臣俱欲休息无为焉”。在这种形势下, 从先秦道家演变而来又吸取诸家思想的黄老思想应运而生, 并一度成为统治者治国的主导思想。“ (高祖时) 尚有干戈, 平定四海, 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 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 不任儒者, 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故诸儒博士具官待问, 未有进者”。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不过在以黄老为主要治国思想的同时, 从汉高祖至窦太后, 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 并且儒生的合理进言也常被采纳。

一、汉代儒家思想的新变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盛赞道家“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其实汉代的儒学也受到时代的影响, 吸取诸家之长, 为己所用, 从而更符合时代要求。

陆贾是汉初儒家的代表, 陆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 名为有口辩士, 居左右, 常使诸侯”。他首先提出“马上”、“马下”攻守异术的看法, 建议高祖以儒家仁义道德治国。《新语》即是替高祖总结历来兴亡存败之由的书, 此书本于《谷梁传》, 中心思想仍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其中谈及“仁义”、“德政”的句子俯拾即是:如《道基》言:“先圣乃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 图画乾坤, 以定仁道, 民始开悟, 知有父子之亲, 君臣之义, 夫妇之别, 长幼之序。”《辅政》说:“昔者, 尧以仁义为巢, 舜以稷、契为杖, 故高而益安, 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 承克让之涂, 德配天地, 光被八极, 功垂于无穷, 名传以不朽, 盖自处得其巢, 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罚为巢, 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以李斯、赵高为杖, 故有顿仆跌伤之祸。”然而从本书中, 却也不难看出受黄老道家影响的言论。《无为》有言:“道莫大于无为, 行莫大于谨敬。”《慎微》说:“绵绵漠漠, 以道制之, 察之无兆, 遁之恢恢, 不见其行, 不睹其仁, 湛然未悟, 久之乃殊, 论思天地, 动应枢机, 俯仰进退, 与道为依。”《至德》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 块然若无事, 寂然若无声, 官府若无吏, 亭落若无民, 闾里不讼于巷, 老幼不愁于庭, 近者无所议, 远者无所听。”这里的“虚无寂寞”、“无为”都是道家喜用的词汇, 另外清静无为本也是黄老思想, 陆贾显然加以吸收利用。

贾谊是汉初另外一个重要的儒家思想者, 文帝初, 召为博士。他青年奋发, 锐意改革, “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 天下和洽, 而固当改正朔, 易服色制度, 定官名, 兴礼乐, 乃悉草具其仪法, 色尚黄, 数用五, 为官名, 悉更秦之法”。由是受排挤, 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思想也是儒家为主, 兼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道术》一文体现出黄老思想的影响, 其中有言:“道者所从接物也, 其本者谓之虚, 其末者谓之术。虚者, 言其精微也, 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 所从制物也, 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新书·制不定》言:“仁义恩厚, 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 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 权以足矣, 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 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 释斤斧之制, 而欲婴以芒刃, 臣认为刃不折则缺耳。”贾谊认为仁义和法制都是治国的工具, 足见其思想中的道、法思想。

二、儒生的地位

1. 高祖时期。

汉高祖是一位流氓气十足的君主, 其对儒生的无礼是出名的, “沛公不好儒, 诸客冠儒冠来者, 沛公则解其冠, 溲溺。与人言, 常大骂”。但如果据此断定汉高祖黜儒则失之偏颇, 作为一朝开国之君, 如仅以一己好恶来取舍人才是不可能成就帝业的。事实上从刘邦身上并不能看出明显的思想倾向, 只要是有利于兴汉的策略, 都为其所用。

高祖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之时, “倨床使两女子洗足”, 但当郦生言及“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 不宜倨见长者”时, “沛公辍洗, 起摄衣, 延郦生上坐, 谢之”。采纳了郦生先占陈留的策略;汉三年秋, 项羽击汉, 并攻取荥阳, 刘邦处境严峻, 最后采纳郦生之言才战胜齐王, 郦生一生为汉朝建国立下汉马之功, 所以“高祖举列侯功臣, 思郦食其”。

高祖身边另一位儒家重要人物是陆贾。他先后在高祖、文帝时出使南越。汉朝建立后,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 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祖要求陆贾著述秦失天下和自己得天下的原因, “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 凡着十二篇, 每奏一篇, 高帝未尝不称善, 左右呼万岁”。虽然陆贾的《新语》中夹杂黄老思想, 但其主旨仍是儒家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初儒家对社会的一定影响。吕后擅权时, 陆贾为右丞相陈平献策:“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将。将相和调, 则士务附;士务附, 天下虽有变, 即权不分。”此计被采纳并最终平定诸吕, 陆生也籍此声名鹊起。

高祖平定天下后, 群臣饮酒争功, 高祖以此为患。叔孙通进谏:“夫儒者难与进取, 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 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汉朝的礼仪虽与时俱进, 但毕竟颇采古礼, 有不少传统儒家礼的成分。

由此可见, 高祖时期儒家思想并未被废止, 并且还对建国安邦中起到积极作用。

2. 文景时期。

铲平诸吕势力后,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 是为孝文帝。之所以迎代王, 因其年长, “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 以仁孝闻于天下, 便。”这一评价, 完全是儒家的标准。“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至孝景, 不任儒者。”但纵观文帝所为, 似不能据此轻率判断:孝文帝二年正月, 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辞曰:“朕既不德, 上帝神明未歆享, 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 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虽然最终立了太子, 但文帝口头称说的还是从孔子时代就称道的禅让。其后, 立太子母为皇后, “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让人想到《礼记·礼运》中“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二年十一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以匡朕之不逮”。此外, 文帝还除秘祝, 除收帑相坐律令、肉刑法及诽谤祅言之罪, 出孝惠帝后宫美人令得嫁人等, 都是儒家所称道的仁政德政。他对淮南厉王刘长及刘濞的态度也很仁慈, 暗合儒家的亲亲观念。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的文末以“仁”赞之:“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国百年, 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 至孝文四十有余载, 德至盛也。廪乡改政服封禅矣, 谦谦未成于今。呜呼, 岂不仁哉!”

孝景帝在位十六年, 先后用丞相四人:陶青、周亚夫、刘舍、韦绾。陶、刘二人事迹不详, 而韦绾也不是黄老思想的拥护者。他还曾上书武帝:“所举贤良, 或治申、韩、苏、张之言, 乱国政, 请皆罢。”而申、韩之学, 皆归本于黄老。景帝时期, 其子河间献王刘德,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 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游”。“兰陵王臧既受诗, 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 儒者韩婴也为常山王太傅。太子少傅对太子的影响很大, 而儒生能在景帝时担任这一职务, 可见“不任儒者”并不确切。

景帝时期还发生了著名的儒道论争:崇尚刑名之学的黄生言:“汤武非受命, 乃弒也。”作为儒家代表的辕固生则坚决予以否定, 最后还得到了景帝的支持。

3. 窦太后时期。

汉初是外戚干政比较严重的时代, 从吕氏家族、窦氏家族到后来的王氏家族, 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汉代政治。窦太后的影响从景帝一直到武帝建元六年, 不过窦太后不像吕后那样刚毅狠毒, 直接把持朝政。史书多载其好黄老之言:“窦太后好黄老言, 帝及太子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 尊其术。”不过即使是这一时期, 儒家思想仍然在上层社会存在, 并影响政治:窦太后爱其少子梁孝王, 意欲立为太子, 大臣及袁盎等以“汉家法周道立子”相劝阻, 太后也只得作罢, 说明黄老思想并不能一统天下。另一件著名之事是赵绾、王臧被黜, 但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并非思想倾向之争, 而是“建元二年, 御使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 要求直接剥夺窦太后的政治权力。景帝时期, 因欲立梁孝王一事, 魏其侯直言不讳, 激怒窦太后而失官, 但吴楚叛乱时, 景帝要重新启用窦婴, 太后也觉惭愧。另外, 魏其侯、武安侯俱好儒术, 虽然很让窦太后不满, 但二人仍然活跃于景帝、武帝时期, 这固然于其外戚身份有很大关系, 但也由此不难看出, 窦太后的个人思想倾向对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 作为高层统治者, 往往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综上, 汉初从高祖至景帝时期, 虽然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 采取无为而之、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 但并不是黄老思想一统天下。儒家在与诸家的论争对抗中吸取他人之长, 有了不同于先秦儒家的新质, 并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中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75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75

[3].王利器撰.新语校注.中华书局, 1986

[4].贾谊.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三

【关键词】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法结合；形成

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过程

所谓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制度构建所依凭的思想基础及哲学内涵。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长达2000年之久，千余年一脉相承，系统之严谨、结构之稳定，为世界史上仅见。其内容大多是沿袭奴隶制社会的法律思想，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积累，直至秦朝时初步形成。西汉时期，董仲舒结合先秦儒学、阴阳五行说以及法家、道家等思想流派，创立新儒学思想，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至此正式形成。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同时夏商两朝是神权政治盛行的时代，神权法思想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神权法思想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奠定了“天道”理论的基础。

周武王灭商建周后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天命是会改变的，天意总是通过民意表达出来，由此开始转向对人的关注，提出“以德配天”，进而形成了“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以“明德慎罚”取代天罚，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号召力和更广泛的社会渗透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周开创了“礼”与“刑”相结合的法制特色的先河。周公制定的“周礼”成为后来春秋时期儒家始祖孔子最为尊崇的典范。

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连年战乱，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剧烈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也是百家齐放、百花争鸣。分别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儒法律思想，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的法律思想，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法律思想，子产、邓析等人的法家法律思想，以及以邹衍为主导的阴阳五行学说等。

秦国结束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乱统一全国建立了秦朝。秦朝法制采用了比较完整的法家学说，是以法家的法律思想为主、儒法初步结合的产物，具有以法为主、融汇儒家、外法而内儒的特点。秦王朝统治者将法家的“法治”思想推向了顶峰。

二、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利弊分析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历史封建王朝的更替，中国正统法律思想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直到灭亡。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封建社会各种法律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它经受住了各种非正统法律思想的冲击，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但其产生的后果并非全是好的。它有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积极的一面，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的一面。

1.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积极意义。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及其法律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法律领域内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形成维护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稳定，顺应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这种正统法律思想既克服了过于迂腐的先秦儒学的弊端，又摒弃了秦统治者“刑杀无度”的滥刑之政，纠正了秦王朝法制的偏差，吸收儒、法等各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使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比较切合封建中国的实际，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封建社会的这一正统法律思想虽然经历了各种非正统和反正统法律思想的冲击并最终消灭，但是它影响了汉朝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实践，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消极影响。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与平等观念格格不入，它实行法有差等，维护封建等级特权；与民主观念相对抗，极力维护封建专制政体和君权、父权、夫权神圣不可侵犯；它建立在“天人感应”论和阴阳五行说的神学基础上，具有反科学性；它所包含的重义轻利导致立法上重农抑商，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清之际扼制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

三、结语

当我们大致了解完这段历史，让我们去重新审视、定位、评价封建正統法律思想时。我们只能说它虽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但是这种思想毕竟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之中，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思想瑰宝，在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对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起源及形成进行一番探讨，对于促进人们对封建正流法律文化进行反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余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政法论坛.1996（01）

[2]苏晨.浅析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J].科技经济市场.2014（05）

[3]李建红.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从夏朝到西汉[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02）

[4]胡卫萍.吴人骥.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探微[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4）

[5]丁洁.试论儒家法律思想之形成与利弊[J].齐鲁艺苑.2004（01）

[6]庞标.略论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起源及形成[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02）

4.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四

人的理性认识是创造性思维的反映,而思维环境对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具有特殊作用.思维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它们在理性认识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

作 者：胡珍生 梁洪峰 作者单位：胡珍生(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长春,130012)

梁洪峰(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5.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五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理论,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胜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2)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新中国呵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基础。

(3)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两者又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前者的许多重要思想，为后者提供借鉴、启迪并被吸收；前者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后者所继承和发展。

(4)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和政治优势。毛泽东思想中所倡导的许多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等，教育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

6.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间（范文） 篇六

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严厉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后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１００多次武装起义。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失败了。

面对新的失败，共产党人仍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了新的思索：怎样进行土地革命，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怎样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就是怎样革命，怎样取得胜利。

在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并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的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不屈不挠为真理而奋斗的健康力量。他们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善于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走上了一条寻找革命新道路的征程。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批人中最杰出的代表。

１９２７年之后的几年间，毛泽东不仅率先在实践中通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走出了一条先在农村中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然后再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而且在理论上也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和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一系列的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向和前途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证。这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重要文章，对下列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

──关于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以及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原则与方法；

──关于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关于农村与战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关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建设；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7.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七

一、电大教育学生思想管理的特点

1.1. 生源较广, 程度不同

电大教育以成年学生为主体, 生源主要是社会在职人员希望充电或者工作需要而进行的知识再学习, 或者中职中专、技校等。这些学生由于知识结构框架, 学习经历差异很大, 因此在文化水平上、年龄上差异、就业与从业情况很大, 他们在家庭、社会和单位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一致, 工作与学习的矛盾突出, 原因也各异;学习动机呈多样性, 对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态度也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是在职学生较多, 这些学生的从业经历差异很大, 有公司文员, 也有党政人员, 或者学校的教师等, 基本上覆盖着各行各业, 所以在思维方式, 思想认识上差异很大。另一方面, 许多学生由于家务重、工作忙、学习紧, 所以对学校开展的其他活动不愿参加, 客观上构成了无暇或不愿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可能。

1.2. 学习方式、人才培养模式有差异

电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教育, 它没有整齐划一的班级, 学习同一课程的人少到几个人, 多至上百人, 这种学习形式, 在常规的学习形式下是行不通的。电大的人才培养模式上也与其它普通高校也有很大的不同。电大的教育通常以远程教育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主, 通过电视、录像、电话、电子邮箱、网络等方式进行进行, 学生完全可以异地学习, 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选择课程, 教材, 学习的地点, 学习方法和进度都可以自己安排。这一教学模式决定了教师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导致学生与教师私下的沟通减少, 再加上一些从事教学的教师很多都是兼职, 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学生接触互动, 这也容易导致育人氛围不浓, 为学校集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困难。

1.3. 重视专业学习, 轻视思想政治教育

大教育把以往的教育对象变为服务对象, 使“教育是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缩小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界限, 使学习者在比较灵活的范围内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成才道路, 让教育与社会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但是, 这一教育模式易导致学生只注重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忽视对思想政治的学习。

此外, 由于年龄的原因, 多数电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基本形成, 学生中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团员, 他们政治上要求进步, 有一定的自我管理和教育能力, 能正确对待专业学习和思想政治学习的关系。但是, 电大学生的来源复杂, 起点参差不齐, 学员之间知识结构差异很大, 学习的目的不尽相同。有不少学生是为提高文化素质和拿文凭而学习, 只注重对专业的学习, 对思想政治和道德修养的教育缺乏足够的兴趣和动力, 轻视思想政治教育。

二、电大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2.1. 学生多元价值观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

学生的来源差异很大, 导致思想认识的不同。在价值观上, 有的学生积极进取, 希望通过电大的深造学习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而有的学生则不认为电大是学习的地方, 处于混日子的状态, 仅仅希望是通过电大混张文凭。一些学生认识上急功近利, 一切以金钱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过分强调个人名利和得失, 盲目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只顾自己, 不关心别人, 缺乏集体观念, 存在着理想和信仰的危机。这些思想价值观念的混杂, 导致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十分棘手

2.2.信息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模式带来了挑战

由于信息技术的大量运用, 学生在日常学习应用的同时, 也接受了信息化带来的自由的思维方式和大量信息的冲击。多样化的社会经济成分和社会生活方式使网络的发展具有多元性, 网上大量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信息也会对电大少数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中产生许多不利影响。首先网络充斥的不良信息, 造成一些远程开放学员思想道德观念混乱, 比如盲目崇拜黑客、推崇西方价值观等。其次, 沉溺于网络交际的一些远程开放学员参加社交的机会大大减少, 热衷于虚拟交往使部分人疏远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 造成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淡化, 道德情感淡漠。再次, 虚拟的、匿名的网络环境容易使一些学生将自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唯一判断者, 陷入道德相对主义, 造成道德意识弱化, 道德自律降低。一些学生道德失范行为日益增多, 如司空见惯的网络不文明用语、网络恶作剧;再如屡见不鲜的制造和传播病毒;网络赌博、诈骗等网络犯罪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变化, 使电大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三、电大思想政治教育特色的形成分析

3.1. 电大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形成应当遵循的工作原则

3.1.1. 要有针对性和侧重性

由于年龄的差异、文化水平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 因此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 应当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 有针对性, 有侧重的进行开展。

3.1.2. 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开放教育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我们应当借鉴普通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结合开放教育自身特点制定出对学生实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并不断探索搞好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努力把握好可操作性。唯有如此, 才能确保开放教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的完成。

3.1.3. 具有人本性和规范性

新时期电大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内外部环境。构建电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 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 进行整体性和战略性的思考, 坚持人本性和规范性。人本性就是树立主体意识和服务意识, 进一步转变观念, 强化服务理念, 创新内容、拓展空间、丰富手段、改进方法, 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应付到积极主动的转变, 努力做到生动活泼、特色鲜明、扎实有效, 全面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 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意发挥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促进教育、管理、服务的有机统一。规范性, 即使树立规范意识和制度意识, 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 弘扬优良传统, 总结新鲜经验, 学习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成果, 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3.2.构建具有电大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措施分析

3.2.1. 宏观把握, 德育为先

教育作为人的生存方式,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社会主义办大学的根本任务。为此, 电大学校应始终把育人作为工作的首位, 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到教学管理工作中去, 建立由学校的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的主要负责人参与, 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和运行体制的管理, 协调各方面的资源, 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 把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贯穿于各个教学节点当中。行政畅销的机制。同时电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竞争机制、考核机制、保障机制等也应当不断的完善。此外, 还要组织学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使广大电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努力学习, 全面成才。

当前由于电大自身的师资力量不够, 很多聘请了外部的兼职教师, 对于这些兼职教师, 也应当讲政治, 讲思想境界, 作为教师的一言一行就应当为学生起到示范作用, 保障学校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教师在进行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要注重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培养。

3.2.2. 加强以专业辅导员为主的电大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要做好电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教师辅导团队, 这一团队要针对电大教学的特点来构建, 教师对电大教学管理方式比较熟悉, 并且在业务方面精炼。电大学生大多数具有相当的社会经历和经验, 学习主要是希望充电来在社会上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 因此思想政治教师不能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这类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的教师, 一方面要具有很强的政治思想性, 对思想政治教育业务精炼, 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实践能力, 这样才能得到学生的接受与认可。教师通过自己的服务意识和管理能力的展现, 从而影响学生的认识和观念, 提高学生的思想性, 政治性, 树立学生终身学习的观念, 明确学生学习的目的。

3.2.3. 坚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根据电大学生实际突出重点

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 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通过辨证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和理论, 结合学生的实际问题以及生活学习当中面临的难题, 实事求是得帮助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将具体的东西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学习当中。

同时面对学生在思想上、心理上存在的一些困惑和难题, 教师应当珍惜这样的机会,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长, 从心理上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在做好组织管理面授的同时, 加强思想观念渗透和学风学纪引导, 所有教育工作者在与学生面对面互动过程中, 应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风范感染面授学生。

3.2.4. 在网络环境中延伸思想政治教育

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是电大教育的传统和优势。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加强网络环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加大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力度, 开辟网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 已经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为此, 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与事俱进, 结合实际, 建设并开通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 (网页) , 配备专门人员, 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 (网页) 的管理, 同时, 建设一支以学生辅导员、优秀学生骨干和网络版主为主体的兼职队伍。在内容和栏目设置上, 侧重于开展网络伦理和网络道德教育, 加强对BBS等的监控, 加强对个人主页及其链接的检查, 培养健康文明的网络生活方式。开设校领导网上信箱, 及时了解师生思想动态和对学校工作的意见, 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依托网络, 开展网上丰富多彩的活动, 活跃校园文化生活。

3.2.5.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倾注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反映一个学校的性格、精神和气质。建设好的校园文化, 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新的形势下, 电大应从实际出发, 科学规划, 设计、建设格调高雅、富有特色, 为广大师生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 如组建班长联合会、社团等。加强校报、学报建设, 加强人文景观和文体设施建设, 着力营造校园环境, 形成催人奋进的文化氛围。要致力铸造校园精神。深入进行电大办学历史和办学传统教育, 深入开展身边典型先进事迹和优秀学生个案教育, 弘扬人文精神, 大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高品位, 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校园文化活动, 使学生在广泛参与中陶冶情操、优化素质、提升境界。

四、结束语

电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特殊性, 因此要结合电大自身的教学特点, 教学方式, 管理方式以及学生自身的特点来展开。要有针对性, 有侧重的开展工作。结合到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学习当中,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好的效果。

摘要：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摆在电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展开研究, 对电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并研究论述了如何形成电大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特色。

关键词：电大,开放教育,思想政治

参考文献

[1]赵洪甫, 电大开放教育学员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象牙塔内, 2009-11

[2]余红君, 新形势下电大思想政治教学创新思考[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0-01

[3]陈晓曦, 如何做好电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05

8.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八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历史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31-1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历史的必然。在两会召开之际，有必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创造条件。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中国，谁能够带领人民完成这两项历史任务，谁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谁能够担当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重任，谁才是中国人民的领导者。

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是由工人阶级自身特点和优点所决定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历史考验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人民的正确选择。她能否肩负起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还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决定了她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担当起领导重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不是工人阶级的一般群众性组织，而是由工人阶级中最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这就保证了她能够成为中国最进步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忠实代表；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并自觉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是组织性、纪律性高度统一的整体，具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是一支坚强的战斗集体。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这些先进性使得她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担当起领导重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不断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曲折复杂、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大曲折，中国共产党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发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最终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每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她都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大势，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出彪炳千秋的历史伟业，因此，中国人民信任她、支持她、选择了她。

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但并不是说它是一劳永逸的。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望。党能否肩负起这一重任，能否巩固其领导地位，关键取决于党能否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永葆党的先进性，不断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新的胜利，继续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信任和支持。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客观历史现实所决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但以此为借口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错误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2.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3：267-268.

作者简介：余历（1986-），男，汉族，广东深圳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9.论品牌无形资产的地位及其建设. 篇九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 相似文献(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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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4(4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无形资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与占企业资产主导地位的有形资产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在有形资产占主导地位下形成的资产确认标准,作用于无形资产时遇到了困难。当前形势下应采取的对策:无形资产确认要强调突出稳健性原则;以市场交易为基础来确认无形资产;谨慎地对待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以及无形资产存续期间的价值变动;借助于表外信息披露 ,加强无形资产信息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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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宏观环境中品牌重整的趋势和正确的经营决策;另一方面,通过案例说明,分析研究企业并购后所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整合原则和方法。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很多企业充分利用己有的品牌优势进行扩张、提升品牌实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本文将结合中国国情,区分不同的并购实现方式,对典型的并购中的品牌整合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其基本的论述过程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必要的名词说明和主要的研究工作。第二章介绍企业并购与品牌整合的基本理论。讨论并购和品牌战略的关系,主要从宏观角度,首先分析了相同市场细分下,不同竞争环境下品牌的均衡产量和销售量,得出并购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优势,以及提出并购中的品牌扩张效应。最后进行了品牌整合的模型分析。第三章主要研究企业并购后品牌整合的原则和方法。首先从核心业务、品牌形象和企业文化方面提出品牌整合的原则;其次,通过品牌整合的具体流程,提出了品牌组合策略的选择,分析了品牌形象和资源的整合等问题。第四章利用前面所研究的相关结论,主要研究中国企业的品牌整合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了原因分析。第五章为政策建议,根据上一章的原因分析,从中国企业和政府行为两方面,为中国企业并购后的品牌整合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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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民本思想在领导艺术中的地位 篇十

内容提要：

民本思想在中国历代执政者的思想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执政者不同，民本思想的内涵也不同，甚至有着质的根本区别。从民本思想的发展可以透视出现代领导科学发展的趋势。传统民本思想有其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实现了真正以民为本的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为现代领导科学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关 键 词：传统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现代领导科学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纵观这一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历史再现了从最初的把芸芸众生的主宰归结为神，到君王，再回归到人民的发展过程。共产党人执政终于真实的凸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把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了，从而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生产力发挥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度。分析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助于领导者树立正确的的民本观念，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把握高超的领导艺术。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意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以民情观天命，重视民众，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因素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尽管这种思想直接与“天意”相结合，属于唯心的天命观思想，但是民众在这时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从这以后，民本思想逐渐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和阐述。如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3]到了孟子，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论和方案。他有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4]他认为，人民、国家、君王三者相比，最重要的是人民，其次才是国家，君王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国家也好，君王也好，无不是依靠人民而存在，人民的支持，对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极端重要。所以君王应该：“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5]这比较集中的体现了那个

时代的民本思想。而后民本思想的论述就越加丰富起来，比如荀子：“天之生命，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6]《国语》中有：“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7]《左传》有：“民弃其上，不亡何待？”[8]管仲：“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9]“立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10]柳宗元的民本观：“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11]首次表达了“吏为民役”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再如朱元璋：“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12]„„像这种民本思想的论述还很多。要指出的是那时的“民”就是专指老百姓，是作为被统治阶级而存在的，不包括君王及其官吏，君王及其官吏是作为统治阶级而存在的，是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阶级，他们之间在利益上是对立的。但是民众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巨大的力量促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因而理论者们(古代称为“士”、“幕僚”等)在不同的程度上阐述了民本思想，君王在统治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民本思想。民众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同情、关心、爱护，民众的主体性在形式上得到一定的重视，生产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透过这些民本思想现象的背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本思想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并且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的实质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来服务于私人目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就深刻的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就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这种民本思想是和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是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相联系的。这也就造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因此，民本思想成了统治阶级实现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的工具，民众也因此而异化为工具性存在。民众主体性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本来很低下的生产力发展也很缓慢。

二、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实现了真正以民为本的质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创造，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得到了真实而充分的体现。共产党人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己任，以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共同体的实现为最终目标。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以民为本，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和传统的民本思想完全区别开了。与传统那种形式上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性的民本思想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毛泽东民本观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领导的最高标准，并在领导实践中切实为人民造福，率领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领导活动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一切领导工作的根本宗旨。毛泽东还创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3]这种一切从群众的立场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的领导观念和领导方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民本思想。后来刘少奇在《论党》中把群众路线总结为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并对群众路线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完整的概括。这就为民本思想的实现提供了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制度上的保证。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体地位，始终自觉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认为，领导之所以起领导作用，就是因为他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14]这是邓小平对领导内涵的新定义，这就开拓了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新境界。这种明确的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体，把领导者作为服务者的彻底的民本思想是对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以民为本的领导观定位使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都深切的明白作为领导者要自觉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领导者要更好的服务于人民就要具有自觉的服务意识、积极的服务态度，还要掌握服务方法、具备服务能力。从而使民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江泽民是非常注重研究领导科学的。他早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研究领导科学。”[15]他善于实践，精于总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他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深刻分析其他政党丢失政权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的执政理论，其中包涵了丰富的民本理念。其落脚点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都是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服务的。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执政党的根本目的。人民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人民在社会历史活动

中的主体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可见，我们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本思想已经在理论上系统化了，在实践上具体化了。

三、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为现代领导科学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现代领导科学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学问。它关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人的创造力为依托，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为归宿，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目的。这和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现代领导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探索出一套理论、方法、技术、艺术，在这套理论、方法、技术、艺术指导下的领导实践能够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发挥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那么很显然，我们仅仅实现人民之间的平等，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已经很不够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领导者要通过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去挖掘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只有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把所有人的主动性、创造性都发挥出来了，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做到了这一点，就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也只有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下面几点是现代领导应该具备的思想观点。

1、领导也是民——平等主体的真正实现

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人民之间的平等地位就确立下来了。原来那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从根本上消失了；古代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彻底否定，“父母官”这个名词也进了博物馆。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创造历史的权利也一定要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充分尊重。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是一种职业，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它跟其它职业一样，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身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们，都是平等的主体（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不在人民之列）。各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睦相处，构成社会主义的和谐大家庭。树立这一思想，就可以克服传统的官僚主义思想，使领导的思想观念民主化、现代化。

2、民也是领导——主体主动性的充分发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积淀，人们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的活动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人的需要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提升，物质需要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精神上的需要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原来那种——需要的满足要靠领导者的给予、行动的盲目必须领导者以指导——英雄主义领导的时代正在结束，“领导替代”现象正在日益发生，原来那些只有领导才能做或者要在领导的指导下才能做的事情现在普通人民可以自觉的做到。人们不仅会自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且还经常从领导者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为组织分担忧愁、献计献策，组织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涌流。智慧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17]这是一个尊重人类智慧的伟大决策，只有破除各种体制性障碍，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愿望和创造才能，才能使组织在智慧的膨胀状态下加速发展。现代管理学领导学中人才的能级原则可以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上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树立这一思想，可以使领导者更超脱但也更集中地把时间和精力用在领导者的关键职能上，从而提高领导活动的效率，增强领导的艺术性。

3、以民为本的五种领导职能定位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的素质普遍的提高，各种体制机制的完善，身处领导岗位的领导者原来的职能已经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都被替代掉了。首先应当肯定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领导活动开展的良好形势。那么是不是领导的职能被削弱了或者领导者可有可无呢？事实是这样的，领导者是必须的，领导的职能必须加强，领导者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关键的职能上。结合时代的新特色和实践的新发展，笔者认为领导者要注意行使好这五个职能：秩序、导向、学习、创新、激励。这五个职能相互融合，不可分割，不可缺少，贯穿领导活动的始终。

秩序。秩序是任何事物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组织也一样。作为社会组织，如何才能保持和谐有序呢？这就要把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按照科学高效、人民接受的组织原则来构建组织体系；要创造一套科学的用人机制体制，把践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优秀分子放在适合他们发挥自己能力的岗位上；要按客观、公平、公正的标准来协调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对于人民的公敌则要毫不留情的实行专政。总之一点，就是要按人民的意愿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来缔造和谐的秩序。

导向。把握方向，制定大政方针、政策是领导的重要职能。但是在行使这一职能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是绝对必要的，方向不是人为的凭空生造想当然而为，而是把蕴藏在社会中的发展趋势进行确认、把握和导示。为此，只有把握了人民的意愿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学习。当今时代，社会发展之快，知识更新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终身学习已成了适应社会的必须。领导者必须要不断学习，并且要经常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学习，做到学习互动，积极创建一个学习型社会。用新观念、新知识冲击过时的观念、过时的知识；打破悬挂在人们观念中的错误的假设；打破人们思维中的固定模式；解放思想，开发民智。始终做到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创新。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8]现代社会是一个创新的社会，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生命力就要卧息。为此，领导者必须站在时代的浪尖，不断创新领导理论，创新领导方式，不断提升领导艺术。另一方面，要鼓励人民的创造，要为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提供制度环境和人文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

激励。人的正确行为需要强化，人的错误行为需要抑制。领导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们在态度积极、情绪高昂、精神饱满的状态下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此必须注意激励的艺术性。要创造一种公正、健康的激励环境；既要注重物质激励又要注意精神激励，还要注意各种激励的有效搭配和比例，使人们在心理健康的前提下来达到智力的膨胀和创造力的发挥。

结束语：现代领导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指导下的新展望——“全民领导”

11.儒家思想地位的确立与音乐观念 篇十一

关键词:儒家细想;地位;确立;音乐观念

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不断稳固,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恢复发展,整个国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西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匈奴的侵扰、官吏的腐败、诸侯的各自为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等。在意识形态领域,汉初虽然推行了黄老学说,但并没有禁绝其他诸子学派的流传,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因此,“黄老之术”也显得与社会越来越不相配,统治者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的监管,从理论上论证中央集权,以巩固西汉的统治,预防内忧外患。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审时度势,在政治理论上创立《春秋》大一统说,形成了一套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以仁德儒学为核心,阴阳五行为架构,广泛吸收先秦诸家思想,构建了一个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治所服务的新儒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顺应了时代的需求。首先,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春秋》为纲,阐述了《春秋》《诗》等儒家著作的治国理念,凸显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含义。其次,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建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1]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一则突出了皇权的权威,为皇权天命论提供理论支持,削弱老百姓的反抗心理;二则限制皇权,虽然皇帝君权神授,但必须受制于天,顺天意行事,不能胡作非为,皇权被上天管制,顺应民心;三是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同时董仲舒还兼收了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从上可知,董仲舒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更吸纳百家之所长,总结了当时的理论成果,而成为当时最前沿、最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正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

围绕大一统说,新儒学与今文经学相结合,在音乐观念上采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夸大音乐的功能,皆力使音乐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董仲舒认为“子孙长治久安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认为礼乐教化可以使国家得到数百年的长治久安,今文经学的音乐观念在西汉中后期以后的朝廷中占有统治地位。

在音乐活动方面,西汉早中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大型乐舞百戏的演出盛况,到西汉末年已渐渐消失。终西汉晚期和东汉之世,查遍史料,再也没有发现大型的音乐演出活动了。虽然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思想界得到了普遍的推行,但在音乐活动上却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儒家的音乐观点。直到西汉中期以后,儒士们才真正掌握了朝廷的权力,有了进谏的机会,于是儒家实用的音乐观念,又有横扫一切音乐活动之势。汉宣帝时,王吉上奏曰:“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元帝时,出身为儒生的贡禹进谏的用语更为果断,他上疏元帝:“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匡衡也进谏说:“放郑卫,进雅颂。”儒生们在获得政治权力,身份提高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实现着儒学的音乐理念。于是西汉早中期以来,朝野上下蓬勃发展的民间俗乐新声,逐步受到排斥。元帝以后,歌功颂德的乐曲和由朝廷组织的大型乐舞百戏活动逐步减少。《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曰:“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汉书》卷九《元帝纪》载:元帝初元五年,“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2]接连几次罢乐府的措施,最后演变成了不喜欢音乐的哀帝最大规模的罢黜乐府。西汉后期,哀帝刚刚即位就下诏撤消了乐府,并且缩编了一多半的乐府官职。据《汉书·礼乐志》载:“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此后,虽然宫廷的大型娱乐活动也曾经举行,但程度和场面已大不如前,而且被作为内政外交的固定模式被制度化,如“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做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3]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送单于时“飨赐,作乐角抵百戏。”[4]或被用在飨遣故卫士仪:“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阙罢遣,劝以农桑。”[5](故卫士,郑玄注曰指民给徭役者)原本集中在西汉宫廷中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声俗乐表演,至此已经不再是“三百里内皆来观”的令人惊心动魄、振奋鼓舞的巨型音乐活动了。东汉李尤在《平乐观赋》中描述到: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驳,白象朱首。……。完全是作为一种奇文异戏来观赏,好像又同音乐歌舞相去甚远了。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随着儒家士子在朝廷中的掌权,势必会把他们对音乐的观念带到统治思想中去,而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家的音乐观点,是夸大了音乐的功用,认为“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没有礼乐,成功的东西也会消亡,并且认为,人所以之为人,是因为礼乐教化的缘故,如果没有礼乐,“则民如麋鹿”。他还认为,人的声色欲望必须符合里的节度,“耳听正声……非度其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并强调“做乐以奉天”。在这种思想观点的带动下,通过以上事例,从朝廷内外,人们的音乐观念比西汉初中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趋于保守。

注释:

[1]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407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124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3]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1576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4]南朝,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1765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5]南朝,范晔.后汉书·礼仪志.322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范晔.后汉书[M].上海:中国古籍出版社.

[3]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中国古籍出版社,1981.

12.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篇十二

1上海成为经济中心的必然

上海能从海边的一个小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中心是有其自身条件和原因的,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世界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 1) 上海位于国内外市场两个扇面结合部中点,具有成为经济中心所必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上海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上海工业、 贸易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以及充足、廉价的原材料。 这些便利的条件奠定了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的基础,为其提供了后备资源和市场的保障。

( 2) 近代以来上海各国租界的存在也为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经济政治制度条件。 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引入无意之中为上海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政策的开放和支持更使得上海这个开放的城市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优势的条件,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其经济中心的地位。

( 3) 上海开埠之初,就与全国和世界的政治面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生产要素、货币资金等可以在上海和国际间自由流动而不受任何地域限制,国际资本都通过上海流入中国,国内资本从全国各地汇聚上海,皆因上海有着相对于国内其它地方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高额回报。上海不仅集聚了近代中国大部分的资本和工商业,同时还有一批近代中国最精明能干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制度。除此之外,上海还拥有国内最优秀的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队伍。

( 4) 近代上海素有 “冒险家的乐园”的美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的发展动力还源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的观念和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近代上海固然充满了冒险和投资机会,但不能否认的是同时也有经济发展不必可少的生机和活力。这种开放的观念、开拓的精神对近代上海经济中心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 5) 近代上海发展的历程中,各国租界的存在、西方资本的注入这些外来力量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这座城市在短时期内发展起来并一跃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是与江南地区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密不可分的。江南丰富物产给上海提供了出口货物,推动了港口和贸易的发展,此外,江南还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巨额货物的交易、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充足的资金来源,江南的这些资源直接促成了上海的快速发展———从贸易港口到航运中心,再从工业基地、金融中心而发展为经济中心。

但是,因为近代上海有着很深的殖民烙印,虽然这是旧中国上海的一段屈辱历史,却为上海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上海的发展进入一段沉闷期。自从改革开放之后, 上海似乎一下子进入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城市发展又迎来新的机遇。大环境上来说,世界经济增长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而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崛起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就上海本身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形成的带头作用、推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更是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总的来说,上海从1843年开埠至今,其作为经济中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从一个渔村一跃成为集贸易、金融、科技与一体的经济中心; 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有着厚实基础的上海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

2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经济中心的形成与确立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上海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上海经济中心地位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2.1工业中心地位的形成

1895年后,上海的外资企业首先是棉纺织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另外,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使得上海在20世纪初期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具体表现为: 首先,近代上海工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其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已占有绝对优势; 其次,上海机制工业品市场覆盖全国,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除此之外,上海还拥有当时中国数量最多、整体素质最高的企业家阶层以及优秀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队伍; 更重要的是,上海不仅集中了最多的本国资本工业,同时也是外商在华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这些方面无不帮助了上海的工业中心地位的形成。

2.2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

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表现在三大贸易市场的扩大、近代贸易机制的确立以及贸易条件的完善等三个方面。近代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量到1931年已经增加到11. 11亿,1895 ~ 1906年间直接对外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50% 。而国内贸易中最重要的是埠际贸易,20世纪后上海与国内各口岸的埠际贸易发展很快。另外,20世纪上海人口的迅速增加提供了巨大购买力,这造就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本地商业消费市场。强大的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这一点上,上海的发展就得益于人民内部的消费能力,证明了消费能力的重要性。商业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上海近代贸易机制的确立和完善,完善的贸易体制反过来又将促进贸易的发展和进步。如此,良性循环的贸易发展使上海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有了基础和保障,

2.3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可以从三大金融势力的并存、金融市场的发育以及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20世纪前期,上海金融业有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以及钱庄三大金融势力并存。1925年,外商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占48% ,华资银行占比37% ,钱庄占了15% 。三大金融势力空间分布比较集中,业务范围各有侧重,互不影响。外商银行主要分布于外滩一带; 华商银行主要分布于江西路周围; 钱庄则主要集中于宁波路、天津路附近。外商银行主要业务是国际汇兑,华资银行在吸收存款以及投资、贷放款方面居领先地位,而钱庄则在商业贸易的结算等传统金融业务方面占主。凭借众多的金融机构以及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同业行庄和日渐发展的各类金融市场,20世纪20 - 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金融中心。

综上可以看出,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形成了多元化、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上海不仅是商业贸易中心,又是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合二为一的多元化经济中心。

3改革开放至今上海四个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上海经历了新一轮的崛起,城市形态、功能、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位显著提升,由工业基地逐步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回归。

上海在1986年制订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国务院在同意规划的批复意见中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这是首次把上海放在国际大格局中进行定位,上海的转型与振兴全面步入正轨。

1992年李鹏总理在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 》 中又指出 “通过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这是首次在国家重要文件中专门提及上海浦东的开放事宜。上海的发展、浦东的开发开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还把上海的国际定位从1986年时的 “西岸二中心”提升到了 “远东三中心”,而这一调整还只是一个开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以党的纲领性文件记录了对于上海、浦东发展的战略部署:“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次又把上海的城市定位从 “远东三中心” 提升到了 “国际三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规律和发展趋势提出上海在国际意义上再度崛起的口号: “上海到201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浦东基本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实现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2006年,胡锦涛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要求上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 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建设。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更加有效应对危机,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的目标和措施等内容进行了全面部署。

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明确提出: 以上海为发展核心,优化提升上海核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促进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并提升国际竞争力。

2012年,俞正声同志提出上海要在今后五年着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这也成为上海必须要抓住的战略机遇期,更是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个中心建设取得的成绩:

( 1) 从上海市国民经济指标体系的比较来看,大部分指标已接近目标值。

( 2) 相对领先: 一方面,作为全国首个城市推进转型,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起到了示范作用。在城市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上海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居性竞争力、宜商竞争力、 文化气息竞争力等指数多年来一直位列全国前三位。另一方面,领先参与国际城市的竞争,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 3) 协调推进: 以四个中心建设为核心,引领上海在社会、文化、生态、空间和行政体制等各方面转型协调成效显著。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建制初步形成,城市文化软实力也显著提升,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多彩,文化创意产比重增大,城市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

4小结

上海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环境资源、政策支持等优势以及历史原因,历经两个重要发展时期,如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乃至国际经济中心。但在强调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新阶段,在未来新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环境下,上海的发展仍 然需要谨 慎对待,科学发展,坚持开拓创 新、稳步前进,坚持绿色 可持续发 展之路。要在新的世界经济政策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仍然需要不断努力。

( 1) 转变战略思维,应对经济发展速度进入缓行区间的新形势,适应新的形势是发展必须应对的。对于新形势要有新对策新战略,保障发展稳定、健康、持续。

( 2) 转变治理模式,关注城市软实力建设,真正全面、 和谐、健康发展。

( 3) 转变规划理念,响应创新驱动要求。吸引有活力、 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引进科学和技术的支持。

13.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十三

古都郑州的特殊历史地位及其现代发展战略

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郑州市,不仅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都城市,尤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早期居于重要地位.充分利用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来论述古都郑州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形成的历史地理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现代“大郑州”建设的文化战略,很有现实意义.

作 者：李令福 LI Ling-fu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710062刊 名：黄河科技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NGHE S&T UNIVERSITY年，卷(期)：8(4)分类号：G07关键词：古都 郑州 历史地位 发展战略

14.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地位 篇十四

《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大学》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其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

《大学》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但围绕《大学》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论，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成书年代；二是《大学》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出土的郭点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1），为我们重新理解、探讨《大学》提供了重要材料。笔者曾著文指出《大学》成书较早，应为曾子或其弟子所作，近代以来认为《大学》形成于秦汉之际甚或汉武帝以后的观点难以成立（2）。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郭点竹简材料，对《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地位作进一步探讨。

（一）

《大学》一文不长，仅有短短的两千余字，然而一篇文章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其字数的长短，甚至也不在于其思想的高深，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否为后人留下阐释、发挥的空间，《大学》无疑作到这一点，它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大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首章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对于什么是“明明德”，学术界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把“明德”理解为“虚灵不昧”的心体，认为“明明德”即是发明此本有的心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它看作是“性”，而后者则看作是“心”。当代有些学者则往往把“明明德”与思孟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认为“明明德”是对《中庸》“自明诚”一语的发挥，并说“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并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3）这些看法明显难以让人苟同，也未必符合《大学》的原义。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德”的观念虽然产生较早――《大学》引《康诰》“克明德”以释“明明德”即是明证――但自人性的角度以言“明德”则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从《大学》全文来看，其言“明德”尚处在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阶段，更没有将其看作是内在的性，这是《大学》“明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大学》成书较早的一个反映，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大学》思想的实际；与此不同，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大学》引“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也。”（4）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此处的明德，大概也只能作明智的行为解释，而不是指的是心。”（5）从《大学》所处的时代来看，说“明德”包含“德行”、“明智的行为”的意思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大学》“明德”的重点所在，因为《大学》全文很少提到“德行”、“明智的行为”，相反它反复强调“正心”、“诚意”，把它看作是“明明德”的重要手段，所以把“明德”仅仅理解为“德行”、“明智的行为”同样不够全面。其实，《大学》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修身”而言的，因为下文接着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于以上各项是一种条件的蕴涵关系，这段话实际是说：欲明明德于天下，先修其身，然后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显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于天下”也即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理解《大学》的“明明德”，正应从此入手。

“明明德”之后的“亲民”，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程颐、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程颐作《大学》定本一卷（6），对《大学》文字作了两处更动，一是将“身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改为“心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另一处即是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也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7）其所作《大学章句》“亲民”下注曰：“亲，当作新。”但反对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响较大者如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足见二者的对立。郭点竹简中有“教民有新（亲）也”，（《唐虞之道》）“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五行》）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说明“亲”、“新”本可通用（8），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为我们讨论“亲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要确定“亲民”是否为“新民”，仅有文字的根据还不够，因为这里实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亲民”写作“新民”，但作“亲”讲，郭点简就是这种情况；一是“亲民”通“新民”，所以还须从思想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判断。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主要? 撬?强吹较挛挠小肮度招拢?杖招隆薄“作新民”等语??挥小扒酌瘛钡哪谌荩?饩褪瞧渌?档摹耙源?目贾?蛴芯荨保涣硗庠蚴强悸堑剿枷肷系牧?怠K?凇靶旅瘛毕伦⒃唬骸靶抡撸?锲渚芍?揭玻?约茸悦髌涿鞯拢?值蓖埔约叭耍?怪?嘤幸匀テ渚扇局?垡病！痹谒?蠢矗?懊婕纫阉怠懊髅鞯隆保?旅孀缘笔怯搿懊鞯隆庇泄氐摹靶旅瘛保?羲凳恰扒酌瘛保?颉拔囊濉倍嗌俨还涣?帷V祆淙衔?敖袂酌裨普撸?晕囊逋浦?蛭蘩怼保?嗌儆行┛浯笃浯剩???选靶旅瘛庇搿懊髅鞯隆薄“止于至善”理解?恢植⒘泄叵担?抟墒呛侠淼摹S氪瞬煌??跹裘髟虬选懊髅鞯隆庇搿扒酌瘛笨醋魇翘逵玫墓叵担骸懊髅鞯抡撸?⑵涮斓赝蛭镆惶逯?逡病G酌裾撸?锲涮斓赝蛭镆惶逯?靡病9拭髅鞯卤卦谟谇酌瘢??酌衲怂?悦髌涿鞯乱病！毕匀徊环?显?澹?矣牒竺娴摹爸褂谥辽啤蔽薹ㄍ骋唬?蚀游囊宓牧?崂纯矗?靶旅瘛蔽抟墒び凇扒酌瘛薄5?跹裘髦髡呕指垂疟镜摹扒酌瘛保?⒎墙鼋龀鲇谖囊宓目悸牵??嵌栽缙谌逖д?卫硐氲囊恢殖薪樱??衔?八登酌癖闶羌娼獭⒀?猓?敌旅癖憔跗?恕保??健捌?恕保?闶侵钙?凇敖獭钡囊幻妗T谒?蠢矗?缙谌寮彝??厥用裰诘纳??侍猓?髡畔妊?蠼蹋?鬃咏病袄险甙仓??笥研胖??僬呋持?保ā堵塾? ・公冶长》），也是“养”之意大于“教”之意，所以“亲民”显然比“新民”更符合早期儒学的一贯主张。王阳

明所论，可能是针对后儒“重教轻养”甚或“只教不养”的流弊而发，有其自身的价值（9），但却不足以解决《大学》“亲民”、“新民”问题的争论，因为《大学》虽然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但其主要是属于儒学内部的“明德”系统，而不是“事功”系统（详下），从它的一些论述来看，也是重“教”（德）甚于重“养”（财），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所以从《大学》的思想性格看，仍是“新民”比“亲民”更接近原义。另外，从上下文看，《大学》的“亲民”主要对应的是“齐家”、“治国”，而作者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依然侧重的是“德”、“教”，如，“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君子贤其贤而要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同样说明，《大学》的“亲民”应作“新民”。

“新民”之后的“至善”，前人往往理解为“至善之行”，如孔颖达：“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也认为“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这种理解可能源于下面的一段文字：“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等皆是指具体的人伦行为，而这段文字又是对“止于至善”的阐释、发挥，故人们往往以此来理解《大学》的“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理解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没有揭示出“至善”与“明明德”、“亲民”的关系，使人无法看清二者的联系；其次，先秦儒学中“仁”、“敬”、“信”等概念往往既指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道德规范，又指具体人伦间的规定；与“至善”有关的往往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把“至善”理解为具体人伦的“至善之行”，显然不合适。实际上，“为人君，止于仁……”及与其前面的“《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等语一样，是对“止于至善”中“止”的解释，而不是对“至善”的解释，用它来理解“至善”乃是对原文的误解。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注意到“至善”与“明德”、“亲民”的关系，无疑胜于前面的解释，但他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则显然又是“六经注我”了。其实“止于至善”就是下文的“明明德于天下”，《大学》的这两段话实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作者先在文章的首段提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又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也”一段里，通过“修、齐、治、平”等八条目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前面说过，“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止于至善”显然是指修身的最终结果“明明德于天下”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学》的.三纲领与八条目实际是一个整体，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发挥，并非在三纲领之外另有一个八条目，也并非在八条目之上还有一个三纲领，二者不过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明白这一点，不仅“止于至善”等问题可以得到理解，整个《大学》的思想结构都可有一贯通。

除了内容之外，三纲领的关系同样也是《大学》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由于《大学》的表述方式，人们往往以为由“明明德”到“止于至善”是一个渐进过程，“明明德”是始，“止于至善”是终，二者之间有一段距离。其实不然，在作者那里，“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明德”时便应以“止于至善”为目标，而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目标，也才能真正地“明明德”。从这一点看，说《大学》是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可能更为合适。三纲领后，作者接着说道：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止”的“止”，朱熹注为：“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那么，“知止”即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是“止于至善”，而这种目标一旦确立，思想就会有一定向，平静而不妄动，对自身的境遇也能够安然处之，能够正确的思虑，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获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虑”显然不是一般的思虑，而主要是对如何“止于至善”的思虑，“得”也是对如何“止于至善”有所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注此句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基本可取。这样作为道德实践手段的“明明德”，与作为道德实践目标的“知止”便呈现一种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本末”来说，“明明德”是本，离开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从“终始”说，则“知止”是始，只有“知止”，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才能真正去“明明德”，才能真正去实现这一目标。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之道”，也才能“近道矣”。

（二）

三纲领之后，作者又通过八条目对其作了进一步发挥，前面说过，三纲领与八条目乃是一个整体，二者具有一种对应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大学》中长期争议的问题有一新的认识。《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构成所谓的八条目，而在这八项中，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八条目的主体部分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则是对修身的补充、说明。徐复观先生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句之后，接着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并未说‘一是皆以格物为本’，或‘一是皆以至知为本’；由此可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皆是修身的工夫。”（10）甚是。因此，由“格物”到“平天下”并非“一条鞭”式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大学》的八条目也应该只是四条目，“修身”以下四项，实际是对“修身”的进一步展开，严格说来，只是一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目中，修身是内在的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大学》主张由明德到事功，把事功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与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与后者相比，更突出了修身的作用，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条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以往人们说到《大学》的“修、齐、治、平”，往往从事功的角度去理解它，把它看作是经世的经验和方法，其实不然，《大学》虽然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对儒家的外王之学是一个发展，但它的重点是在内圣而不是外王，它不主张脱离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去建功立业，经世治国，相反，而是要求把经世治国牢固地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这可以说是《大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同时经过思、孟的调整发展，成为儒家学者的一个基本立场。所以当历史上有人，如王安石、陈亮、叶适等，因注重制度的改革，或偏重外在的事功，对明德有所忽略时，往往遭到多数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认为是“末也，非本也”，其原因就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而不是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从《大学》的这一句式来看，在修、齐、治、平之上实际还有一个更高的“明明德于天下”，而修、齐、治、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明明德于天下”与“平天下”并不相同，前者是就理想、道德实践言，后者则是就现实、政治实践言，但二者又存在密切关系，“平天下”为“明明德于天下”提供了保证，使其成为可能，而“明明德于天下”反过来又促使“平天下”的实现。因此，在《大学》那里，实际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道德实践过程，一方面由修身出发，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而“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在更大范围内使明明德成为可能，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使社会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都得到充分实现，而社会每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实现，反过来又促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如此延续，不断循环。而在这一过程中，“修身为本”与“止于至善”，个人与群体便在“明明德”上真正得到统一。

“修身”以下，作者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四项对其作进一步阐发，而这一部分在《大学》中争议最多，故有必要作专门讨论。什么是格物？向来是《大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思想史上很少有那个概念能象格物这样，产生过这么多的分歧，这么多不同意见。其中较有影响的，如郑玄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正义》）按这种说法，“格物”乃“致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显然不符合《大学》的原义。朱熹则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朱熹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有一定道理。不过他又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是“推极吾之知识”，即发明内心先天具有的理，显然又是主观发挥了。王阳明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传习录上》）这个解释主观性更强，离《大学》的原义也更远。那么，格物的原义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大学》文本中去，从上下文义的关系结构中去寻找解答。以往学者或偏重于文字训诂，或偏重于哲学阐发，都有失片面。因为“格物”的“格”，歧义颇多，不胜枚举，仅影响较大的就有“来”、“至”、“正”、“度量”（《苍颉篇》）等数义，而“物”乃“大共名”，格物一词，文献中又没有旁证，所以仅凭训诂，显然难以找到答案；同样，《大学》一些概念、命题的陈述不够明确，为后人的哲学的阐发留下了空间，对思想、学术的发展可能不无裨益，但却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其原义的理解。与此不同，《大学》虽然对格物等概念缺乏明确交代，但它的结构却相当严谨，不仅三纲领与八条目自成一体，而且上下文字互相照应。所以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找到格物的真实含义。

前面已论述，《大学》的思想是由“修身”到“明明德于天下”的不断实践过程，而修身以下格、致、正、诚又是其手段和工夫，那么，格物、致知显然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主要是对如何“明明德于天下”的认识活动，这可以从《大学》的表达方式看得很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格物”成为“明明德于天下”众多条件中的一个，也是最终的一个；而“格物”虽然只是修身的工夫和手段，而不是“明明德于天下”的直接工夫和手段，但它却和后者有着密切关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一点看，格物、致知与上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中的“虑”、“得”有某种相近之处，二者都是对“止于至善”（“知止”、“明明德于天下”与其基本相同，见上文）的思考、思虑，是对这一实践活动过程的认识，只是两段文字侧重有所不同而已。那么，《大学》是如何“止于至善”呢？显然即是由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过程，也即上文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大学》的格物显然是指此而言，是 “格”“身、家、国、天下”之物，即确立“身、家、国、天下”在“止于至善”中的地位和先后顺序，以便“知所先后”，发生“修、齐、治、平”的实践活动。因此，有学者主张“格物”即是“正名”（11），可谓切中肯綮。这不仅因为“格物”训为“正名”，有文字上的根据。如《方言》：“格，正也。”《孟子・离娄》：“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赵歧注：“格，正也。”《国语・楚语下》：“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韦昭注：“方，别也。物，名也。”“方物”就是分辨事物的名实或名分，格物与其意近，都是正名的意思。而且也符合早期儒家的一般思想，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把“正名”看作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措手足的条件和基础，与《大学》由格物而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等级名分，而《大学》的格物则说的是身、家、国、天下，但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只不过前者是从人伦关系讲，后者是从实践过程讲，在精神实质上仍是一致的。

在先秦儒学中，正名从属于礼，是礼的核心，因此《大学》的格物与礼有密切的关系，把它释为“复礼”同样是讲得通的。明确了这一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便容易理解。以往解释致知者，或认为是由内而外，“推极吾之知识”（朱熹），“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王阳明），或认为是由外而内，获取外部知识，前者属于主观发挥，明显不可取，后者虽有一定根据，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从孔子开始，儒学虽有重视“学”、“知”的传统，

但并不主张不加选择地认识外物，他们的认识对象既不是一般的物，也不是一般的事，而主要是指“人事”，尤其是指礼，这在早期儒学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2）。而把致知理解为“即物穷理”，获取外部知识，显然没有反映出“致知”的这一特点。另外，《大学》的“致知”与“明明德于天下”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必要条件，而若按上面的理解，显然没有将这种联系揭示出来。其实，《大学》的致知主要是对“正名”，也即身、家、国、天下而言的，是对修、齐、治、平实践活动的知，而这种知在当时主要属于礼，因而它又主要是对礼的知，这即是《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表达的意思所在。因为《大学》不仅讲“致知”，还讲“知止”，致知与知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知止是就人生理想言，规定了致知的目标和内容，而致知则是就具体实践言，服从于知止的需要，而致知与知止正是通过格物，也即是“正名”统一起来，所以脱离知止谈论致知，把致知简单理解为对外物的认知，显然没有理解《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真正含义。相反，如果理解了致知不是一般的知，而是关于修、齐、治、平之知，不仅上下文意可以豁然贯通，而且《大学》所谓“阙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大学》在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后，接着对其各项作了进一步阐发，而惟独对“致知在格物”没有具体说明，故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并专门作补注一章。朱熹的补注后人或有微词，但《大学》有阙文的意见却被多数学者接受，如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惟所谓致知格物，下文未详细论及”（13），有学者虽然反对《大学》有阙文之说，但他们又试图在别的章节中寻找本章的说明文字（14），实际同样承认本章存在阙文。其实，以上看法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大学》的“格物致知”所致，前面说过，《大学》的格物是“格”“身、家、国、天下”之物，致知是“致”“修、齐、治、平”之知，而《大学》一文正是对此内容的展开，“格物致? ?敝?家烟逑衷谖恼碌恼?鼋峁怪?校?什辉傩枰??潘得鳎?粲兴得鳎?聪灾馗础⒗圩福?饩褪恰洞笱А贰爸轮?诟裎铩毕掠小般谖摹钡脑?蛩?冢?纱艘部梢苑粗ぃ?汀案裎铩蔽????耆??稀洞笱А返谋疽濉?/P>

格物、致知以下，作者又提出正心、诚意二项，有学者认为“《大学》提出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继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后的一大发展。”（15）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大学》不仅没有达到性善的高度，它所言心也与孟子有较大差距，这是《大学》时代特征的体现，也是理解《大学》思想的关键所在。那么，什么是“诚其意”呢？作者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说文》：“意，志也。”“诚其意”即保持意志、意念的诚敬，不自欺欺人，就象“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出自本能一样，在作者看来，这样就作到了慎独。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的慎独与《五行》相近，而与郑玄以来的理解不符。简帛《五行》云：“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帛书《五行・说》亦云：“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一心也，然后得之。”慎独是指仁义礼智圣“五行”统一于心，与心为一，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意思是相近的，只不过前者是对仁义礼智圣“五行”而言，后者是对“诚”而言，但这只是概念系统的不同，究其精神实质，仍是一致的。郑玄看到上文有“小人闲居为不善”，又以为闲居是指“独处也”，故将慎独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郑玄语），是对文义的误解。其实，上文中的“小人闲居为不善”并不是“慎其独”的直接原因，而是要说明“诚于中，形于外”。它是说，小人平时喜欢作不好的事情，当他见到君子后，却试图伪装自己，“R其不善，而着其善”。然而人们的内心与外表往往是一致的，平时不好的意念、想法总能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伪装是伪装不了的；同样，平时好的意念和想法也可以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文章省略了这个环节），这就叫“诚于中，形于外”。因此这里并不是说，因为“小人闲居为不善”而要“慎其独”，而是说因为“诚于中，形于外”所以才要“慎其独”，而“小人闲居为不善”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用以说明“诚于中，形于外”这个事实。其实，在先秦文献中，闲居也并不完全是指“独居”，如“孔子闲居，子夏侍”（《礼记???? b?middot;孔子闲居》），既然有人“侍”，显然就不是独居了，所以文中的“闲居”应当理解为闲暇而居，或平时而居，从上文的内容来看，这样的理解可能更为合适。因此，《大学》的慎独与“诚其意”实际是一致的，它是指内在的精神状态，而与独居、独处根本没有关系。“诚其意”即慎独，它表现为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首先是“诚”对意志念念相续的持守、把持，是真实无妄的内心状态，其次是在“诚其意”的基础上“诚于中，形于外”，直接发显为道德行为。因此，有学者主张《大学》的“诚”是一种道德本体，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与《中庸》的“自诚明”相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大学》在肯定“诚于中，形于外”的同时，又提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认为“诚其意”要以“致其知”为条件，需要得到后者的补充、培养，这一思想显然又与《中庸》的“自明诚”相似。因此，《大学》的“诚其意”既是内在的精神体验，又包含了外在的经验认知，既是由内而外，又是由外而内，它后来发展为《中庸》“自诚明”和“自明诚”，而在《大学》这里，则统一在“正心”的工夫之内。“诚意”之上，作者又提出“正心”：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文中的“身有所忿痢保程颐改为“心有所忿痢保甚是。此章讨论“正心”，主词当然应当是“心”，若主词是“身”，则下一句“不得其正”是“身”不得其正，且与后面“心不在焉”无法统一，显然难以讲通。“心有所忿痢奔妇涫撬怠靶摹蓖往容易受生理情绪、身体感官的影响而“不得其正”，而“心不在（正）焉”（16），经验感官便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这里作者似乎只谈到“正心”的必要性，而对如何“正心”没有提及，其实从前面“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来看，“正心”实际包括了“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它要求从道德意志与经验认知两个方面发挥“心”支配作用，将其从情绪、欲望中超拔出来，恢复自由和主动。因此，《大学》的“正心”实际是一种二元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后又被《中庸》、《五行》进一步发展，并分别对孟子、荀子的思想发生影响。

（三）

《大学》的学派归属和地位如何呢？这在学术史上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宋代学者多认为《大学》属于思孟的内在派，在宋儒构造的道统系统中，《大学》是与曾子联系在一起，而与子思的《中庸》，孟子的《孟子》一脉相承，前后相续。如朱熹《大学章句序》云：“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宋明理学中的陆、王一派也持这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中两派虽然都认为《大学》属于思孟的内在派，但对《大学》的理解上却存在很大差别，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实际是突出、强调了《大学》向外求索的一面，而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释“格物”之“物”为“事”，又以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则是要把《大学》重新拉向内在的一面。在宋明理学家推崇的“四书”中，《大学》一直是程朱、陆王两派争论的焦点，表明《大学》的思想确具有其特殊性。近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大学》一书晚出，与此相应，对《大学》的学派属性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冯友兰曾撰《〈大学〉为荀学说》（17），认为《大学》为荀学一派著作，“《大学》中所说‘大学之道’，当亦用荀学之观点以解释之。”“盖当时荀学之势力，固较汉以后人所想象者大多多也。”冯氏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虽然难以成立，但他看到《大学》与荀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却并非完全无据（18），故其观点被许多学者接受，一时影响很大。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徐复观先生虽然肯定《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但认为“《大学》乃属于孟子以心为主宰的系统，而非属于荀子以法数为主的系统。”（19）与冯氏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

那么，如何看待关于《大学》的争论呢？我们认为以上看法忽视了《大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失之简单化的嫌疑，因而并不可取。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了仁和礼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后被孟子和荀子分别加以发展，演化为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这一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在孟子、荀子那里，两种思想达到成熟和独立，但在其中的过渡阶段中，两种思想则往往纠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这一特点在《大学》甚或《中庸》、《五行》中均有所表现，实际上《大学》以及《中庸》、《五行》在思想史上地位即在于它们思想的过度性，在于它们思想的二元倾向，在于它们对以后的孟学、荀学均有所影响。因为先秦儒学思想的发展并非是单线的，而是复合的，只是这一特点以往被我们忽略而已。宋代理学家受道统论的影响，认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体现了共同的“道”，看不到《大学》与《孟子》之间的差别，因而是非历史的；近代以来的学者则喜欢用孟、荀的差别去看待以前的思想，结果往往各执一词，产生不必要的分歧。既然《大学》是过渡阶段的产物，那么，它对以后的孟学和荀学各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认为，首先，《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主张由修身达到天下的平治，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实践方法显然直接影响到孟子，而与荀子关系不大。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以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正是对前者的发展；荀子虽然也讲修身，但他所谓的修身主要是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来完成，是由“立外王而成就内圣”（20），与《大学》思路并不相同。

其次，《大学》讲“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自觉活动；而“致知”前面说过，主要是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大学》的心似具有道德心与认知心的双重内含，前者影响了孟子，后者则启发了荀子。

还有，《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最高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这显然与思孟一派关系密切，而与荀子重视外在的制度礼仪，以“礼义法度”为最终的归宿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大学》的思想虽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就其思想的主要性格而言，似与思孟一派关系更近，将其看作思孟学派的一个环节可能更为合适。

注释：

1、 李学勤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一点。参见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2、 参见拙文《〈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第3期。

3、 郭沂：《〈大学〉新论》，载《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台北中正书局1969年版，第369页。

5、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九章《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大学之道》，第28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七年版。

6、 又名《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收入《二程集》第四册《河南程氏经说》卷五。

7、 朱熹：《大学或问》上，载《朱子四书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郭店简“亲”字有两种写法，除写作“新”外，又作“ ”。（这个字写作“上四下辛”。）

9、 徐复观先生对此曾有很好的论述，参见《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93―294页。

10、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79―280页。

11、 杨柳桥：《〈大学〉的“格物”即是〈论语〉的“正名”》，《哲学研究》1978年，12期。

12、 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3、 冯友兰：《〈大学〉为荀学说》，《古史辨》第四册。又见《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十四章《秦汉之际儒家》，中华书局1961年版。

14、 如郭沂认为“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为“格物致知”的传文，详见上引《〈大学〉新论》。

15、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82―283页。

16、 有学者指出，“心不在焉”的“在”当为“正”之误，因为“此章释‘正心’，所讨论的是心的‘正’与‘不正’，而不是心的‘在’与‘不在’”。见上引郭沂文。

17、 收入《古史辨》第四册，中华书局1930年版。

18、 冯友兰先生认为《大学》源于荀学，主要有以下根据：1，《大学》“止于至善”，是来自《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2，《大学》“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及“此之谓挈矩之道也”，来自《荀子・不苟》“操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非相》“圣人者，以己度者也”。3，《大学》言“正心”，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来自《荀子・解蔽》“故人心譬如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一段。4，《大学》言致知格物，来自《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一段。

1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