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选11篇）

1.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一

试题：试述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说明：试题及答案适用于国开电大本科所有专业学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之大作业。

答：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的选择。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研究社会主义。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正当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意识形态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发现，比资本主义高明得多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进入中国的诸多西方思想流派中较晚的学说。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石破天惊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坐标，从此，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了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有了自己的旗帜。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侧重于经济学和公有制，还常将其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相混淆。当时，中国面临两种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封建主义，要么资本主义。然而，封建主义不行，资本主义也走进了死胡同。资本主义文化本是封建文化的对立面，但在中国它因殖民需要而与封建文化相勾结成为反动同盟。况且，列强用坚船利炮送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不可能具有反帝的功能。十月革命改变了这种看法，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先

进分子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由理论而实践、由理想而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即列宁“一国革命首先胜利”的理论。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二、十月革命的启示

第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指导自己走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相似的俄国，这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亲和力。十月革命证明，物质文明落后并不阻止社会主义之进行，落后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引自己国家走解放之路，这使彷徨、苦闷中的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第二，苏俄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吸引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向往社会主义。

第三，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启示。董必武曾说过：“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1923年12月北京大学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的活动中，列宁得票第一，远超第二位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真实动力与接受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学说、建国方案的反复分析和比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这之前，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在资本主义的死胡同中徘徊；如今，死胡同被十月革命摧毁，人们看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2.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二

一、辛亥革命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般而言,一种理论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可以分析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纵观中国近代史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逐渐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基于此,可以判断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对此,笔者进行了相关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纵观史实可以得知,辛亥革命的爆发实现了封建帝制的瓦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以及工业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南京临时政府出台了诸多的政策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孙中山先生则更是以身作则,掀起了实业救国的运动。

事实上,随着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以及工业的发展,使得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并由此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一股新的力量引导我国社会的发展。而工人阶级的不断扩大,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政治环境

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实际的爆发过程中,拘泥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仍旧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辛亥革命去推翻了封建帝制,使得民主思想深入民心,社会风俗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之下,辛亥革命还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开展,沉重的打击了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统治,使得我国社会的政治环境逐渐朝着宽松化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这一状况的出现,就使得我国的民众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强了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以及谋求。相关史料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的工人、学生群体逐渐成为了民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其通过集会、游行、罢课、罢工等多种形式反对社会的黑暗,为获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基于此,使得在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多种政治力量以及组织,为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行着努力。事实上,伴随着我国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民主、革命思想的涌现,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得到了有效的结合,继而由此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开展,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诸多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而这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的条件。此外,辛亥革命的开展,使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而这在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带动了人们视野的开阔,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被革命人士所接受。

再者就是在革命人士推动辛亥革命开展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传播,继而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路。

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897年旅欧期间,便对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并于1906年在《民报》上陆续刊载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的有关文章。总的来说,虽然孙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并非完全的赞同,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倡导以及推崇,使得了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兴起,而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二、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一)辛亥革命启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受到列强的侵略以及瓜分,并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事实上,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我国的仁人志士都不断的加强了对于救国道路的探索。而在这一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爆发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推翻了封建帝制,并建立其民主共和国,这些举措都对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而这些都是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并写进了党的纲领中。基于此,可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定的启示。

(二)辛亥革命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的爆发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以及我国革命的进程提供了较多的经验教训。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得革命尚未成功。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的软弱性以及妥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二是缺乏必要的武装军事力量。三是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发展以及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相关的经验教训,对于自己的革命道路进行了相关的考量。

一方面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实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方式,并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民族的振兴。

三、辛亥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史。基于此,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员需要与时俱进,结合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革,从而实现其的不断发展。事实上,与时俱进作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内容,其也在随着辛亥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

3.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三

一、辛亥革命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般而言，一种理论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可以分析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纵观中国近代史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逐渐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基于此，可以判断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对此，笔者进行了相关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纵观史实可以得知，辛亥革命的爆发实现了封建帝制的瓦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以及工业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南京临时政府出台了诸多的政策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孙中山先生则更是以身作则，掀起了实业救国的运动。

事实上，随着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以及工业的发展，使得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并由此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一股新的力量引导我国社会的发展。而工人阶级的不断扩大，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政治环境

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实际的爆发过程中，拘泥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仍旧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辛亥革命去推翻了封建帝制，使得民主思想深入民心，社会风俗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之下，辛亥革命还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开展，沉重的打击了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统治，使得我国社会的政治环境逐渐朝着宽松化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这一状况的出现，就使得我国的民众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强了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以及谋求。相关史料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的工人、学生群体逐渐成为了民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其通过集会、游行、罢课、罢工等多种形式反对社会的黑暗，为获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基于此，使得在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多种政治力量以及组织，为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行着努力。事实上，伴随着我国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民主、革命思想的涌现，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得到了有效的结合，继而由此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开展，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诸多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而这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的条件。此外，辛亥革命的开展，使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而这在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带动了人们视野的开阔，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被革命人士所接受。

再者就是在革命人士推动辛亥革命开展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传播，继而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路。

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897年旅欧期间，便对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并于1906年在《民报》上陆续刊载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的有关文章。总的来说，虽然孙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并非完全的赞同，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倡导以及推崇，使得了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兴起，而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二、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一）辛亥革命启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受到列强的侵略以及瓜分，并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事实上，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我国的仁人志士都不断的加强了对于救国道路的探索。而在这一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爆发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推翻了封建帝制，并建立其民主共和国，这些举措都对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而这些都是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并写进了党的纲领中。基于此，可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定的启示。

（二）辛亥革命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的爆发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以及我国革命的进程提供了较多的经验教训。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得革命尚未成功。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的软弱性以及妥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二是缺乏必要的武装军事力量。三是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发展以及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相关的经验教训，对于自己的革命道路进行了相关的考量。

一方面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实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方式，并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民族的振兴。

三、辛亥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史。基于此，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员需要与时俱进，结合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革，从而实现其的不断发展。事实上，与时俱进作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内容，其也在随着辛亥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

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革命以及建设的过程中都加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造，继而由使其能够与时俱进，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中国化的积极影响。笔者认为以史为鉴，通过相关的分析能够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

4.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四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

1、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领导人；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杰出代表。他把中国革命理论系统化，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总之，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从一个人民倍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从一个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

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一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1、对于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主要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概括为：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方面内容和强大的生命力。

2、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根本点和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起来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国共全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始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时期，即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时期。主要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创造了善于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建军和建党等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原则。在些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否定毛泽东的正确理论与实践，坚持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照搬苏联经验，他们的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到巨大的损失。在同“左”倾错误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

5.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五

(时间：45分钟 分值：85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1．1920年11月，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中提出：“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公有，社会共用。„„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社会。”此《宣言》()A．表明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革命之路 B．奠定了中共“一大”党纲的基础 C．为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奠定基础 D．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B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A项错误；材料信息体现了建立共产主义的愿望，而中共“一大”纲领也明确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为中共“一大”党纲的制定奠定了基础，B项正确；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共“二大”制定的，C项错误；D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2．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的统治，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中共“二大”的分析()A．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B．认识到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C．提出发动工人运动是当前工作的中心 D．提出了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B [材料反映出中共“二大”认识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因此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重要地位，故B项正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排除A项；工作的中心是发动工农运动，且材料未涉及工作的中心，排除C项；提出革命最高纲领的是中共“一大”，排除D项。] 3．有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誓词涉及的历史事件是()A．武昌起义

C．北伐战争

B．南昌起义 D．抗日战争

C [誓词中的“军阀”是指北洋军阀，“本军”是指国民革命军，“总理”是指孙中山，这是北伐军的誓词，与这一誓词有关的历史事件是北伐战争，故选A项。] 4．1927年2月19日的《民国日报》登载：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称：“我们这次 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士兵的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农工运动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由此可见，北伐战争()A．消灭了北洋军阀主力 C．赢得了国民革命胜利

B．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D．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

B [依据材料“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农工运动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可知，北伐战争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故选B项。] 5．(2017·淄博质检)“它的成功在于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力资源。„„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人，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爱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军队一路打到北京。”材料描绘的事件()A．促进了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 B．动摇了列强统治中国的根基 C．体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成果 D．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

B [根据材料“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爱国运动”“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军队一路打到北京”可以看出这是指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动摇了列强统治中国的根基，故选B项。] 6．有学者指出：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武装斗争的开始，还存在着认识与实践上的不足，由于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南昌起义虽然成功了，但在国民党军的反扑之下，胜利果实并没有保存多久。这里的“不足”应指()A．缺乏建立根据地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 B．右倾思想一直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 C．没有创建革命军队和掌握革命领导权 D．“左”倾思想严重影响领导者决策

A [由题干信息可知，南昌起义最终失败是存在认识与实践上的不足，故A项正确。] 7．1930年，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写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的最后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激烈斗争——武装暴动。”这表明作者()A．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B．客观认识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 C．强调城乡结合的均衡发展革命 D．实际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D [从材料的信息来看，李立三主张城市中心暴动论，即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D项符合题意。] 8．历史学家金冲及论述说，孙中山曾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国民党当政后并没有实行这一政策。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是半数以上土地掌握在不足人口总数10%的地主富农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使数百万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其实质是()A．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B．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 C．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 D．推动根据地农业发展

B [解答本题的关键是结合时代特征理解材料。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所以其实质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故选B项。A、C、D三项是土地革命的影响，不是实质。] 9．下图为1937年1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对中国战局的时事报道。此报道中最有可能看到()

A．日军速亡中国计划破产 B．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为 C．国民政府发表抗战宣言 D．国共两党联合抗战情况

B [根据时间“1937年12月18日”，可知此时正是南京陷落的时间，因此，报道中最有可能看到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野蛮行径，故选B项。] 10．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此处“新气象”主要是指()A．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B．敌后战场已成为主战场 C．国民党军队基本扭转了战局 D．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形成 D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的标志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故A项错误。题干时间表明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的初期，即防御阶段，而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是在抗战中后期，故B项错误。抗日战争初期，虽然国民政府组织了多次重大会战，但国民党军队无力阻止日军进攻，故C项错误。“新气象”指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形成，故D项正确。] 11．(2017·衡水质检)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这一看法基本上成为主流认识。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两者上限是截然不同的。下列说法最为合理的是()A．史学家学术争论难有定论

B．“抗日战争”更强调了反侵略的长期性 C．主流认识往往最具科学性 D．七七事变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B [根据材料“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可知，史学家通过研究已经有了定论，故A项错误；根据材料“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这一看法基本上成为主流认识。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两者上限是截然不同的”可知，抗日战争更强调了反侵略的长期性，故B项正确；材料未涉及主流认识往往最具科学性，且该说法本身有误，故C项错误；根据材料“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并联系所学知识可知，七七事变发生于1937年，时间不符，故D项错误。] 12．毛泽东在《复李济深等56人电》中说：“„„(蒋)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眼望美国，脚向广州„„”当时的历史背景是()A．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 B．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 C．渡江战役刚刚取得胜利 D．三大战役中共取得胜利

D [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虽然有进行重庆谈判，但与材料中“口诵八条”“脚向广州”信息不符，故A项错误；B项与材料中“„„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不符，排除；渡江战役取得胜利时，国民党统治被推翻，故C项错误；由题干中“和平”“谈判”“八条”等信息可以判断是北平和谈，中共提出八项条件，是在三大战役中共取得胜利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D项正确。]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小题，第13题25分，第14题12分，共37分)13．抗战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历史性的重庆谈判。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 随着日本的投降，政府军队与中共军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赛，双方都力争 首先到达敌占区接受日军的投降，从而收取大量的敌方武器和军事装备。

(斯大林)似乎没期望中国共产党立即起而夺取政权。他好像并不在意美国在中国的调停，实际上他建议毛与蒋达成某种协定。

到1945年11月，华盛顿已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该政策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条件是国民政府不可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并且努力与中共达成协定。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相互不信任对方，因为各自是追求不同目的的革命政党。除非是在暂时的或权宜的基础上，否则两党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六个星期的谈判无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毛泽东表面上持和解的姿态，但他并不想在那些涉及中共根本地位的基本点上让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凭借实力进行谈判坚拒妥协，以免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损害。蒋对毛泽东此刻愿意达成的某种和平“临时协议”毫无兴趣。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的通知》

(1)有人说：“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最有利于双方实现某种历史性妥协的。”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中国具备走向和平的因素。(14分)(2)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双十协定”被国民党撕毁，中国的和平道路夭折。试分析其原因及教训。(11分)【解析】 第(1)问，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方面归纳。第(2)问的第一小问，从两党的阶级属性、双方实力和对对方的信任感方面归纳；第二小问，从双方彼此应持的态度及这种态度的意义上思考。

【答案】(1)国际环境：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中国避免战争。

国内环境：经过长期战争，人民渴望和平，战后恢复也需要和平的国内环境；中共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口号，致力于国内和平；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发动内战的时机不成熟。

(2)原因：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抗战胜利后，双方实力上升，并进行了军事部署；双方互不信任，双方互不妥协，无法达成共同遵守的协议。

教训：加强交流，增进互信，对话协商，携手合作；应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保持冷静和克制，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同发展。

14．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试从图中任选出两个关键词，提炼一个主题，并运用这两个关键词对该主题进行简要阐释。(12分)(要求：主题立意明确；关键词选择准确；文字说明逻辑清晰；史论结合)【解析】 作答时要注意，选出两个关键词，提炼一个主题，运用关键词对主题进行简要阐释，阐释时要联系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注意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答案】 示例一：

关键词：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

主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淞沪会战期间，国民政府组织了太原会战。八路军开赴山西，参加会战。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1940年8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百多个团，在华北进行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歼敌四万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示例二：

关键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美国在广岛、长崎各投放一颗原子弹。主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给七十万关东军以歼灭性打击；美国在广岛、长崎各投放一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

示例三：

关键词：太原会战和枣宜会战。

主题：国民党坚持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战防御阶段，国民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会战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力量，推动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6.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篇六

摘要：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这驱使必须有新的革命来取代它。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为实现革革命转变打下了经济和阶级基础。十月革命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无产阶级开始领导革命。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资产阶级的改良和共和国方案都行不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为现实。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旧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脱离了群众基础，再加上领导阶层是软弱的资产阶级，人民又愚昧无知，帝国列强不准中国强大„„

从客观上说，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和市场的。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齐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

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二、近代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均未能完成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决定其不是先进阶级)已证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全新的路.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辛亥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联盟的力量大大超过革命派的力量；主观上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说明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中国仍然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再由软弱的资产阶级掌握，而必须掌握无产阶级手中。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具备了条件：

①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实现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华民族工业发展较快。中国工人队伍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五四”运动前的二百多万人。工人运动也有新发展，其表现是：斗争规模扩大，罢工次数剧增；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的日益突出，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来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

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实现新旧民主革命的转变在思想上扫清了道路。

辛亥革命失败后，伴随着封建余孽的复辟帝制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为了反击这股逆流，我国知识界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发动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有重大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③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为实现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理论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的“曙光”。他们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新青年》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就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理论条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指导中国革命。

④“五四”运动是实现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标志。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它满足了历史的要求，是历史的正确选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是翻天覆地的三十年。此间，中国革命历经国共合作的国民

革命、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土地革命、抵御民族侵略的抗日战争和赢得民主革命最后胜利的解放战争。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大敌人，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异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必然结果。

三、总结

总之，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由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那么，民主革命的重任必须由更为先进的阶级领导，这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原因。

7.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七

1 科技革命导致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科技革命的开展主体是人。人在科学技术开展过程中投入的状况决定其发展水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到科技的进步, 这与3个方面有较为直接的关系:第一, 是科技本身的积累达到一定的水平, 需要将其用实际的物质表现出来;第二, 是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极致追求, 所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 是社会的需求推动科技的发展, 人们的日常需求则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上3个方面彼此间的相互交织, 界限也变得具有其相对性。从近代的发展状况中可以看到, 科学革命的实现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前提。经济发展中较多的运用市场竞争机制, 那么外在的必然性就会发挥自己的主观引领作用, 动员机制也在此发挥的更加明确。

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形成, 但其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人类的各项社会活动中。市场经济开展的基础是保障延续不断的活力, 促使人类文明不断地进步, 因而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有推动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营造很多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事件, 这也体现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市场经济因而也衍生到科技发展, 市场推动科技的发展, 科技作用于市场经济,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2 科技革命促使社会主义深化未来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社会为科技革命提供了较为巨大制度优势保障, 反过来科技革命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促使社会主义深化未来发展目标。

2.1 深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

人类物质生产满足的一般方式是精神生产, 让公有制形式从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形态。这是一项很大的转变。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思想时, 物质生产资料方面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并且精神产品上具有公有制属性。蒸汽机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巨大的生产力代表, 因而任何一种社会形势都要借助生产力的发展, 一旦蒸汽机所蕴含的公有制体现在科技革命中, 这种生产力将会不断地复制并大量的传播, 这也是理想共产主义建立的前提。在科学技术快速更新中, 科学技术的进步要和脑力劳动者紧密相连, 科学技术是属于这部分人的知识产权。社会主义者需要寻找到知识产权和公有制上能结合的契合点。

2.2 深化社会主义目标

人不但要全面发展, 还要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个人全面发展”看成人的个性发展中自我条件的统一, 全面发展要体现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上, 并且能够从一个劳动岗位自由的转化到另外一个劳动岗位上, 消除劳动分工对人的限制和阶级划分。让脑力劳动成为一般的劳动方式, 但脑力劳动具有多样性、随机性和复杂性, 因而其运用和管理成为一道难题;海量劳动成果的处理能力成为当前发展的重要需求。大数据时代是通过一般脑力劳动认识外部世界[2]。

2.3 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得以推动

现代科学技术的关键点是体现更多的人文个性化情怀, 因为很多科技更加具有人性化, 现在大的机械化发展已经进入停滞阶段, 当前信息领域已经是新科技时代发展的关键和核心, 在信息技术在制造领域中的结合应用, 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打印这类数字化信息技术让整个的工作流程缩短, 工作效率加大、对人的特殊劳动技能也逐步减低、降低其生产中的个性化生产成本, 设计和生产方面也变得更加容易, 当前网络和电子商务的逐步兴起, 更多的个性化需求也在此被激化, 有需求就会有生产, 所以马克思主义按需分配与按需生产中的内部一致性也体现出来。

3 科技革命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并且也成为了决定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首要因素。可以说,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水平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领域体系中的话语权, 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

3.1 新型两制关系建立

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社会制度不同。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都没有摒弃自己所遵循的社会形态的不同, 尽管中国当前势不可挡的锐意进取, 并对资本主义大国价值观和发展方也产生威胁, 但他们仍就都秉承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过激烈的冲突。但改革开放结束以后, 中国逐步修正自己的很多原则, 特别是选择和资本主义相同的市场发展趋势, 规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

3.2 传统大国关系的超越

新的大国崛起一定会对老牌的大国利益产生挑战, 双方力量的定位必须通过一场生死抉择才能最终得出胜负。但是科技革命的前提下如果这样角逐, 必将带来世界性的毁灭这样将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攻城略地的冷兵器时代已经飘然而逝, 因而当前大国的发展主要是稳定国际新秩序, 双方多方的联手摒弃暴力革命的做法, 因为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原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本质上的不同,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控制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程度, 内部开展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3.3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历经40多年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数据化的分析, 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个体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也可以称为网络结构和板块结构。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结构中的小群体, 即, Cluster集群化。这个群体之间有重叠和蔓延部分, 全球化让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真实的沟通连接。彼此之间的连接和共通, 让经济出现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局面。

4 结语

科技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基础, 但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 科技革命促进社会的深化以及发展, 因为科技在发展中不断的提升和改善, 以期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在深化公有制内涵的基础上, 协调不同制度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让两者在搁置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争议中积极寻求机会促进协调发展。并且在发展中协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把战略对峙变成战略合作, 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稳定国际新秩序。

摘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科技革命解放了生产力, 并导致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为科技革命提供了较为巨大制度优势保障, 反过来科技革命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促使社会主义深化未来发展目标, 深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及推动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同时, 国家的科技实力水平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领域体系中的话语权, 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 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如, 建立新型两制关系、超越传统大国关系以及促进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技革命,当代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 1997.

[2]王焕丽, 王军.新科技革命冲击下社会主义中国的路径选择[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 (1) :20-22.

[3]林德宏, 陈文林.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M],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8.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八

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创造，逐步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最终到延安时期完成了革命话语“中国化”的创造性转型，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当今社会思潮中，如何看待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之一，重新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表达方式，剖析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论述的基本话语结构，进而理解“革命”的价值及意义，对于当下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一、革命的正当性

近代以来，随着清王朝统治正当性的丧失使得改朝换代机制有可能呈现，特别1900年庚子事变后，西方现代意义上革命观念在中国兴起，中国的“改朝换代”和西方革命意义结合，“革命”一词的本来意义如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内涵消失或隐藏，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共和、整体的彻底激烈变革、进步等新的意义。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窜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王奇生的研究表明：“到1920年代初，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尽管对于‘革命本身，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1]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2]这样，在整个社会对于革命推崇以及各个政党对于革命的解释与争夺的过程中，使得革命本身以及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也使得任何革命党都具有某种当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具有历史必然性。就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成为必需，它是历史向前推进过程中的自然生成物，革命的合法性便不言而喻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形象地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共产党以这种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分析方法，中国社会的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种新型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内部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它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的危机，而且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总体方向，因此，它具有无可置疑的道义性和正当性，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更是对辛亥革命的发展。辛亥革命起着划时代的意义，国共两党均认为自己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国民党更是以法定继承者自居。因此，对于辛亥革命的解释更是涉及到国共两党对于革命话语的争夺，可以说，谁在理论上能够更好地对辛亥革命的精神进行诠释和发扬，谁将在社会中具有更强的号召力。中国共产党高度肯定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在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中，指出第一步是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这就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辛亥革命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第二步，是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显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不仅是对辛亥革命的继续，更是对辛亥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毛泽东这样的表达和阐述，无论是对宏观历史的发展变化，还是对普通民众的当下生活处境与“翻身解放”之路，都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对于“反革命”的斗争。如前所述，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特定历史语境下，“革命”逐渐被建构成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符号化，而“反革命”也被建构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国共两党都以革命党自居，在反对军阀的理念上有相通之处，它们共同进行了“国民革命”，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分歧也日益加剧。革命军占领上海后，蒋介石开始清共，同年夏，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趋缓，宁汉合流，汪精卫亦在武汉清共，致使国、共两党彻底决裂，至此，国共两党开始长期的斗争，都视对方为“反革命”。在“四一二”政变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斗争，将国民党分为“革命”“左派”和“反革命”“右派”，以此对国民党进行分化。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在南昌起义，建立红军，走上了武装革命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论述中，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阻止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违抗社会发展潮流，是对辛亥革命的背叛，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其行为是反革命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所领导的革命是为国家和人民谋求富强和解放的，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于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一场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虽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合作，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则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则意味着国民党“反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正义的彰显，更昭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光明的历史前途。

二、阶级话语

阶级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中处于核心的位置。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观察社会的方法，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变革观念和手段。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红线”，把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陈独秀讲：“不主张阶级斗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4]蔡和森总结道：“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5]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回忆道：“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理解中国社会。刘少奇亦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7]艾思奇也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科学学说”。[8]毛泽东也指出：“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9]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史观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作了精彩分析，指出：“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10]在立足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和现状的基础上，毛泽东正确地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了“中国化”。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便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1]在毛泽东看来，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要斗争又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12]毛泽东还深刻分析了小资产阶级。他把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归为这一类。他把小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左派和中间派由于生活逐渐下降或大体上只能自给，备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有革命的需求或至少不反对革命；右派是有余钱剩米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对革命持怀疑态度。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农，他们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烈的革命要求，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正是在以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它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3]这一分析，其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其话语形式是中国化的，其内容则为中国特色的革命路线和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真正揭示了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质和革命地位的发现和充分肯定，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应用。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村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识到，受控制与影响力最弱的广大农村是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和聚集地，并最终将成为向城市发起总攻的战略起点；由此也就决定了农村和农民问题是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首要考量。毛泽东在实践中的思考，逐步形成一套关于农村与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其要点为：第一，农村是中国革命的重心与战略起点；第二，农民是革命创造力的源泉，是中国革命的主力；第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这种以农为本的阶级理论，把中国广大的农民“无产阶级化”，从理论上大大扩展了中国革命力量的组成，它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起点。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新的认识，积极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工农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不再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来对待，而是将其看成革命的动力。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各阶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毛泽东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别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和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大众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秉承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观，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价值。

首先，依靠“农民”大众革命，为“农民”大众谋幸福。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真正意义的“大众”，要想在中国谋求革命的成功，必须得到农民大众的支持。毛泽东在构造中国的革命话语中，始终抓住两大问题：什么是中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要解决好这两大问题，简单照搬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话语，以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战略话语，远远不能涵盖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状况，更不足以确定中国革命力量的布局。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当革命辗转乡村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在革命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并不单是出于一种革命策略的思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最高理念是寻求全人类的解放，具体到中国则寻求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大众实现翻身解放之路。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切实满足人民的具体利益，“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在政治上承诺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实现人人当家作主，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私有制的美好社会。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治理念在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执政实践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让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幸福生活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的大众立场，还表现在对于“人民”的发现，人民作为“群众”的同义词的不断发现，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大众立场愈发鲜明。毛泽东曾对“人民”的概念作出科学的解析，他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所谓人民大众，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将“人民”表述为以工人、农民、士兵三种人群为主的利益群体集合，这里的士兵特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士兵。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和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15]解放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与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人民是革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名著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7]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8]他明确表述道：“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诫全党：“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概括来说，“为人民服务”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针，它一方面是指对人民负责，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另一方面是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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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1095.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革命”的话语政治》（编号：2011M50006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

9.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九

一、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战略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28年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斗争，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制定的一条正确的发展战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同所有的仁人志士一样，为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在努力寻找一条救国的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树立了榜样。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可是，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党的纲领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开始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如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头上。中国革命如果不首先推翻这两座大山，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又继续探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提出这么彻底的纲领，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能在革命的实践中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是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这样，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就形成了。党的“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实现了两党合作，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迅速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新局面。在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了“八七会议”，即刻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毅然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又一次提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发展战略。在这一正确战略指导下，中国革命很快出现了土地革命的复兴。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纲领。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给这条总路线又加进了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容。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这条总路线精辟地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最完整的表述。它根据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了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动力、革命前途，并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战略是完成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二、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与“三个代表”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为中国革命寻找出一条正确道路，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认清中国国情，抓住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国破辱深、民不聊生、矛盾重重、问题如山，但归结起来主要是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回回求索，虽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主张，进行了艰苦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虽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并在此学说指导下发动了辛亥革命，但没有完成近代中国社会两大历史任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问世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党都没有深刻认识或领悟到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和历史责任。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从这一结论入手，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并从解决两大矛盾入手，揭示出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解决两大历史任务，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中国现代化，使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即解决生产力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历史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告诫我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只有推翻旧的国家政权，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获得民族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只有推翻旧的国家政权，才能使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翻身做主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赖以存在的封建主义，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文化上清除封建主义落后的腐朽文化，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前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可能。因此，中国要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须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本应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而未果的第一历史任务，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首先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才可以实施各种兴国利民的夙愿。

三、土地革命与“三个代表”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又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其不合理，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基础，“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是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进行土地革命，从政治和经济上打倒地主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关系，清除封建主义传统文化思想，把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支援革命战争，更重要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土地革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土地革命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四、伟大的社会发展战略与伟大的理论

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思想上的升华；一个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理论上的成熟。20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方向，制定一条正确的革命发展战略，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机，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要革命、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指导，就要有旗帜指引。多少仁人士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国思潮纷呈：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昙花一现的无政府主义，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和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第三条道路等等。以上这些学说无论怎样顽强地表现自己，企图影响中国社会的走向，但都由于不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被历史所淘汰。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

10.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十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硕士□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

同等学力在职申请学位□

中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高校教师攻读硕士学位□

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研 究 生 课 程 考 试 试 卷 封 面

（课程名称： 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学位课□ 选修课□ 补修课□

研 究 生 年 级、姓 名 徐 海 所 在 学 院 及 专 业 资环学院 土壤学 任 课 教 师 姓 名 张 磊 考 试 日 期 2008年12 月 考 试 成 绩 评 卷 教 师 签 字 处

浅析中国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现状

徐 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

摘要：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象征。它所创造的生产奇迹一次又一次地突破着人们的旧观念，它展示着未来农业的美好前景，也启迪着人们运用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去开拓和创造着农业生产的新篇章。本文介绍了设施农业的含义和基本组成，并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扶持政策和对策。

关键词:设施农业；发展现状；密集型；设施园艺；设施养殖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符合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顺应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现代农业发展思路逐渐明确，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劳动力就业、维护生态环境等为主要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现代管理技术、现代加工技术、现代营销理念为支撑和先导，通过市场机制把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一体化、多功能的现代农业体系逐步确立。在此背景之下，设施农业应运而生。设施农业的概念

1.1 设施农业的基本概念

设施农业（Protected Agriculture）属于高投入高产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是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使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走向现代工厂化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有效方法。设施农业是个综合概念，首先要有一个配套的技术体系做支撑，其次还必须能产生效益。这就要求设施设备、选用的品种和管理技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设施农业是个新的生产技术体系。它采用必要的设施设备，同时选择适宜的品种和相应的栽培技术。

1.2 设施农业的内涵及其与传统农业的区别

设施农业是通过实施现代农业工程、机械技术和管理技术改善局部环境，为种植业和养殖业、微生物、水产生物以及产品的贮藏保鲜提供相对可控制的最适宜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空气等环境条件，充分利用土壤、气候和生物潜能，在有限的土地上使用较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进行[1]有效生产的农业，以获得速生、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的新型生产方式。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集约型农业转变的有效方式，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设施农业在生产条件、生产方式、产品供应上都与传统农业不同。区别主要体现在：（1）设施农业能充分利用太阳光热能源，减少环境污染。（2）设施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农业在外界环境（气候条件）和资源（土地、热、水）等方面难以解决的限制因素，加强了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提高了农业系统的生产力，使单位面积产出成倍乃至数十倍增长，提早或推迟产品的上市时间，满足市场均衡供应。（3）设施农业打破了传统农业地域和季节的自然限制，具有高附加值、高投入、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产量、高效益、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等特点[3]。

[2]2 我国设施农业发展现状

2.1 我国各省设施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设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集中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形成了以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高效型产业。目前我国设施农业已进入蓬勃而稳定的发展时期。

河北、山东、河南重点发展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先进设施，发展小品种、精细化农业，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无季节生长的蔬菜、瓜果和花卉，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以上海和天津为代表，都市设施农业成为大中型城市及其郊区农业的发展趋势；在充足的资金、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雄厚的科技支撑下，沿海各省设施农业发展迅速，具有高附加值的设施园艺和渔业成为该区域的特色；西部地区以甘肃和新疆为例，该区域以日光温室为代表的设施农业规模很大，尤其新疆地区，与中亚、俄罗斯等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很好的成绩；广西和海南的设施农业发展起步较晚，特点是设施农业与热带高效农业相结合，发展迅速[4,5]。

从各省情况来看，我国设施农业总体布局趋于合理，多数地区在发展中体现了以节能为中心、低投入和高产出的特色，设施设备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设施类型向大型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作物品种不断扩大和丰富，产量不断提高，不仅成为吸纳农民就业的重要载体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6-8]。2.2 我国设施农业主要类型和优缺点

设施农业从种类上分，主要包括设施园艺和设施养殖两大部分。设施养殖主要有水产养殖和畜牧养殖两大类[9]。2.2.1 设施园艺的主要类型及其优缺点 设施园艺按技术类别一般分为玻璃/PC板连栋温室(塑料连栋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小拱棚(遮阳棚)四类。①玻璃/PC板连栋温室具有自动化、智能化、机械化程度高的特点，温室内部具备保温、光照、通风和喷灌设施，可进行立体种植，属于现代化大型温室。其优点在于采光时间长，抗风和抗逆能力强，主要制约因素是建造成本过高。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玻璃/PC板连栋温室在防抗台风等自然灾害方面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是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塑料连栋温室以钢架结构为主，主要用于种植蔬菜、瓜果和普通花卉等。其优点是使用寿命长，稳定性好，具有防雨、抗风等功能，自动化程度高；其缺点与玻璃/PC板连栋温室相似，一次性投资大，对技术和管理水平要求高[10]。一般作为玻璃/PC板连栋温室的替代品，更多用于现代设施农业的示范和推广。②日光温室的优点有采光性和保温性能好、取材方便、造价适中、节能效果明显，适合小型机械作业。天津市推广新型节能日光温室，其采光、保温及蓄热性能很好，便于机械作业，其缺点在于环境的调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主要种植蔬菜、瓜果及花卉等。青海省比较普遍的多为日光节能温室，辽宁省也将发展日光温室作为该省设施农业的重要类型，甘肃、新疆、山西和山东日光温室分布比较广泛[10]。③塑料大棚是我国北方地区传统的温室，农户易于接受，塑料大棚以其内部结构用料不同，分为竹木结构、全竹结构、钢竹混合结构、钢管(焊接)结构、钢管装配结构以及水泥结构等。总体来说，塑料大棚造价比日光温室要低，安装拆卸简便，通风透光效果好，使用年限较长，主要用于果蔬瓜类的栽培和种植。其缺点是棚内立柱过多，不宜进行机械化操作，防灾能力弱，一般不用它做越冬生产。④小拱棚(遮阳棚)的特点是制作简单，投资少，作业方便，管理非常省事。其缺点是不宜使用各种装备设施的应用，并且劳动强度大，抗灾能力差，增产效果不显著。主要用于种植蔬菜、瓜果和食用菌等。2.2.2 设施养殖的主要类型及其优缺点

设施养殖主要有水产养殖和畜牧养殖两大类。①水产养殖按技术分类有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技术。在水产养殖方面，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技术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网箱养殖具有节省土地、可充分利用水域资源、设备简单、管理方便、效益高和机动灵活等优点。安徽的水产养殖较多使用的是网箱和增氧机。广西农民主要是采用网箱养殖的方式。天津推广适合本地发展的池塘水底铺膜养殖技术，解决了池塘清淤的问题，减少了水的流失。上海提出了“实用型水产大棚温室”的构想，采取简易的低成本的保温、增氧、净水等措施，解决了部分名贵鱼类越冬难题。陆基水产养殖也是上海近年来推广的一项新兴的水产养殖方式，但是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较难被养殖场(户)接受[11]。②在畜牧养殖方面，大型养殖场或养殖试验示范基地的养殖设施主要是开放(敞)式和有窗式，封闭式养殖主要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开放(敞)式养殖设备造价低，通风透气，可节约能源。有窗式养殖优点是可为畜、禽类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但投资比较大。安徽、山东等省以开放式养殖和有窗式养殖为主，封闭式相对较少；青海设施养殖中绝大多数为有窗式畜棚。贵州目前的养殖设施主要是用于猪、牛、羊、禽养殖的各种圈舍，以有窗式为主，开敞式占有少部分，密闭式的圈舍比较少。黑龙江养殖设施以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养牛和养猪场为主，主要采用有窗式、开放式圈舍。河南省设施养殖以密闭式设施为主。甘肃养殖主要以暖棚圈养为主，采取规模化暖棚圈养，实行秋冬季温棚开窗养殖、春夏季开放(敞)式养殖的方式[11]。我国设施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措施

3.1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从政府政策角度来看

政府部门多头管理，设施农业涉及到园艺、畜牧、水产等多个部门，存在多头管理情况，这从体制上制约了设施农业的协调有序发展；扶持资金投入不足，各省虽然都出台了各项优惠政策，但是扶持资金的投入仍显不足；设施农业标准化程度低，日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台统一的设施农业标准；另外，很多企业只重视温室主体结构和配套设备的性能指标和质量，而忽视了温室的整体性及其配套产品的标准化。3.1.2 从设施农业技术角度看

设施农业科研投入不足，技术创新不够，在温室设计和制造等关键环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创新技术很少；设施农业装备发展滞后，设备比较简易，环境控制能力差，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专业设施农业技术人员缺乏，农户技术水平低，整体素质、服务水平与设施农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形势严峻，农药、化肥超标使用导致果蔬品质下降，动物养殖防疫、消毒设施落后，危及消费者的健康。3.1.3从市场经营角度来看

设施农业的龙头企业少，辐射带动能力较差；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外贸型龙头企业少，规模化花卉、果蔬类产品出口量少。广大农户规模小，设施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户对市场的认知度不够，市场信息不灵，生产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造成收益不稳定，抗风险能力不强；设施农业专业化组织作用相对较弱，大多数专业协会管理分散，主体地位不明确，市场竞争能力较弱；经营方式仍以个体农户为主，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经营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3.2 建议措施 3.2.1 政府政策方面 建立健全设施农业管理组织机构，建立设施农业协调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形成稳定、统一的设施农业发展规划，制定设施农业建设标准；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厂商企业、外资企业投资设施农业，推进产业化进程；积极争取设施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机具进入政府补贴目录，加大对农户购买装备机具的补贴力度；围绕设施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汇集社会资金，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等多种形式，扶持设施农业发展。3.2.2 设施农业技术方面

研发推广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温室(棚)结构及其配套设施、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加大对环境污染清理和控制装备、农产品冷藏保鲜设备的推广应用。各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包括技术培训和法律知识、职业道德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完善监测系统，加强对设施园艺生产作业过程的监测和对设施养殖室(棚)环境建设的监督检查，加大对设施农产品的卫生质量监测，保证食品质量安全。3.2.3 市场经营方面

打造品牌战略和特色农产品战略，在引导设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有序发展的同时，扶持一批有优势、有特色的龙头企业和生产大户，带动农副产品加工业、饲料生产企业、营销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引导民间资本和吸引外资来开发设施农业，提高设施农业工业化水平；建立“国家——省——县”三级设施农业信息网络，加强设施农业产销信息的研究和利用；积极培育产地交易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促进产销的流畅和衔接，积极向外界发布销售信息，解决农民的销售难题[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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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渊源 篇十一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日本法政大学讨论这场革命的渊源，别有意味。

古典汉字词“革命”的本义是革除前朝天命。近代以来，“革命”有了多重引申义，但我们今日讨论辛亥革命的价值与历史定位，仍然不能抛开“革命”的本义。

并非所有国家的主流文化都肯认以暴力更替旧政权的革命，例如日本，虽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不少理念，却拒绝革命，因为日本天皇制“万世一系”，不容革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天皇制框架内实现的近代变革。又如西欧中世纪各国，革命（revolution）指叛乱，长期做贬义词使用，十六世纪以后才逐渐变为中性词，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后方成为有限度的褒义词。而在中国文化系统，“革命”很早就被赋予正面价值，如《易传》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改朝换代、变革前朝弊政的合理性、合法性。但当一个王朝稳定下来以后也讳言革命，如汉景帝便在朝廷上制止儒道两家讨论“革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革命大行其道的时代。革命家言革命的不胜枚举，即以曾经批评革命的梁任公，辛亥后也肯认革命，他一九二一年撰《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文，对史上之革命做了颇具历史主义眼光的评议，梁先生说：

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我们稍加引申，“周朝的革命”，是指结束氏族—部落制，进入宗法封建制的革命。而“汉朝的革命”，是指秦汉结束宗法封建的贵族政治，确立宗法君主专制之下的官僚政治。而秦以后两千年间发生的多次“革命”（从陈胜、项羽、刘邦到朱元璋、李自成），导致改朝换代、政策调整，却未能改变宗法社会、专制帝制的基本面。辛亥革命则不然，它的明确目标是结束专制皇权，建立民主共和，从而导致国体、政体变更，社会形态兴革。辛亥革命虽然存在种种缺憾，然其在“革故”与“鼎新”两方面，都做出了首创性贡献，吾土吾民至今受其赐。

辛亥革命足可垂之青史的，从破坏一面言之，是推翻延续两千余年、近古以降已成社会进步严重障碍的专制帝制，使中国社会及人民得一解放；从建设一面言之，则是创建宪政共和，而辛亥首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拟订《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便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部颁行的共和宪政文件，并成为民国约法的初范。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鄂州约法》的修撰者宋教仁、汤化龙以及参与研讨者张知本、居正、张国溶、黄中恺等人，皆为日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此一蕴藏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节点，值得我们深加探讨。

清末留日热潮与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

古代曾有日本“留唐热”，导致汉字文化在日本的纵深流播，成为日本向中国借鉴学术文化的重要环节。千余年后，明治维新使日本“豹变龙腾，化为霸国”（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载《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223页），中国朝野决计效法东瀛，遂大举派遣留学生赴日，形成规模空前的“留日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向日本派出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这不仅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创造了一国向另一国派遣留学生的新纪录。留日学生编纂的书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洞庭波》、《浙江潮》等成为清末影响巨大的革命读物。

从清政府而言，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派遣留学生的主要意图是学习技艺层面的科目，军事、法政都严加控制，但实际运作下来，这两类的留日学生甚多，一来是私费留学愈益增加，其所选科目政府无法控制，二来中国士人熟悉社会、人文学科，留学较易。

清末留日学习法政的特别多，从国内需求而言，原因有二：一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树立了仿效西洋宪政的范例，中国官方和知识界趋之若鹜；二者清末立宪呼声日高，立宪派渐趋活跃，向域外访求样板，成为一时风尚，革命派也十分注意宪政建投。这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清末赴日研习法政者甚众，而进入设在东京的法政大学就读者最为集中。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兆铭、汤化龙、张知本、居正、沈钧儒等为其代表，而他们在法政大学接受的西方法政知识，在清末民初宪政建设中发挥了效用。

日本明治时期学习西洋法学，略有三系：（一）一七八二年司法省之下设立“明法寮”，以教授法国法为主。（二）一八七四年开成学校设立法律课程，以教授英国法为主。（三）一八九三年帝国大学下辖之法科大学增设德国法科。

法政大学的前身为一八八○年（明治十三年）创立的东京法学社，一八八一年设东京法学校，一八八六年成立东京佛学校，一八八九年东京法学校与东京佛学校合并为和佛法律学校。一九○三年和佛法律学校更名法政大学。早在东京法学校与东京佛学校时期，即聘法国法律大博士波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讲授民法契约篇。波索纳德任教东京法学校，所授之法学体系有两大特色：一为自然法原则，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二为人道主义，尊重公民的人权。这种自然法，强调民主原则下的国民主权和权力分工（三权分立），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基于日本国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制订的明治宪法主要采纳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实行权威主义的天皇主权论，波索纳德的自由主义法学未能进入日本政坛主流，被边缘化的波氏于九十年代黯然离日返法，但波索纳德传授的法国法却奠定了法政大学的法学基础，并成为日本法学的重要一支。

一九○四年，应中国留学生范源濂建议，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校长）梅谦次郎（一八六○——一九一○）与清朝驻日公使商定，法政大学兴办“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解中国渴求近代法政人才的“燃眉之急”。每期学制一年或一年半，前后共五期（班）。这种短期教育当然不可能培养精通法学的专家，却可以较迅速地训练粗知法学的应用型人才。由于进入法政速成科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学问根柢深厚者，经此短期近代法学训练，亦涌现一批法学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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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教材由梅谦次郎等第一流日本法学家撰写，由中国留学生译为汉文印行出版，不通日文的中国学生皆可阅读。法政速成科还聘请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著名教授（如美浓部达吉、小野冢喜平次）授课，课堂上由日本教授用日语讲解，由曹汝霖、范源濂等口译为汉语。

入读“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约二千人，一千二百人结业。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第一班有陈天华、陈叔通、罗杰、雷光宇、余绍宋等，第二班有汪兆铭、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张知本等，第三班有阮性存等，第四班有沈钧儒、居正等。

“速成科”固然可以迅速培养法政人才，但学制短，难以精深。一九○六年，梅谦次郎访问中国，会见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中国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法政大学研习法政事宜展开会淡，袁世凯提及“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自第五期以降停止募集，此后的清国学生进入法政大学三年制普通学科学习。如光绪进士、曾授法部主事的汤化龙，一九○六年自请资送日本，不再入“速成科”，而进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汤氏后与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一九○八年秋毕业归国，投身宪政运动。

清末预备立宪，各省兴办法政学堂，主持人及教员多为法政大学留学生，如湖北法政学堂监督为张知本，浙江法政学堂监督为陈叔通，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出身，他们在鄂、浙等地创办法政学堂，课程设置仿效“法政速成科”，并采用其教材。

一九一三年中国出版的杂志《党报》刊载法政大学广告《告中华民国留学生诸君》，列举清末以来留学法政大学的民国长官、鸿儒硕彦：

范源濂、汪兆铭、胡汉民、方潜、郑言、杨辔龙、甘鹏云、周贞吉、王运嘉、夏同、刘春霖、骆成骧、林翔、杨彦杰、刘鹤年、刘蕃、居正、江庸、杨度、彭守正、张知本、谷钟秀、秦瑞玠。

清末留学生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所接受的法学启蒙，大体说来是具有民主共和精神的波索纳德法学，讲授宪法课程的美浓部达吉（一八七三——一九四八）又是明治间杰出的民本思想家，坚持立宪主义、自由主义。后来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仅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而主权应属于国民全体，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天皇主权说”相抗衡。虽然“天皇机关说”的正式提出是在给清末留学生授课以后，但美浓部达吉此种思想酝酿甚早，在法政速成科授课时已有显示，并对清国留学生产生影响。

辛亥首义后宋教仁来汉制订《鄂州约法》

辛亥首义爆发，十分兴奋的宋教仁偕同黄兴从上海赶至武汉，黄指挥阳夏保卫战，宋则启动宪政建设。

宋氏久已留意宪政，对欧美日本的政法制度做过经年研究，并在东京同盟会期间曾试拟宪法草案。从宋氏日记看，他于一九○六至一九○七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期间，购置并研读多种法政书籍，并在一九○六至一九○七年，翻译《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他还对清末的预备立宪举措有系统评述，并关注立宪派的活动，对其兼有赞许与批评。故宋教仁堪称革命党人中富有法政知识，也最重视法政建设的一人。

武昌起义后，大多数革命者忙于军政事务，无暇从事民主建政工作，宋教仁则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修撰《鄂州约法》的大任，而原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等成为协助者。

《鄂州约法》之“鄂州”，非指今鄂州市，“鄂”乃湖北简称，此“鄂州”指湖北省。“约法”，系中国古典词，秦汉之际刘邦“约法三章”名传千古，而孙中山一九○六年拟《军政府宣言》，论及实施国民革命，“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与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之说大体对应）。所谓“约法之治”（约为“训政”阶段），指“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六年后，始解约法，布宪法（《军政府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297—298页）。故“约法”是尚未经过完备的民主程序制定的政治法度，是迈向宪法的过渡性立法。《鄂州约法》之“约法”，大概是在此种含义上使用的。

民国正式建立前，湖北军政府一度具有革命的中央政府功能，而《鄂州约法》也就具有国家约法的意义，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得以实行的民主共和国约法，随后宣布反清独立的省份也颁布约法（如《江西临时约法》），均仿效《鄂州约法》。一九一二年元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总裁，草拟宪法草案，以《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名称公布，其内容乃至文字皆由《鄂州约法》脱出。故由宋教仁主笔的《鄂州约法》是中国民主宪政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宋教仁在汉滞留半月（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三日），主要工作是拟订约法，而相与探讨较多的是前湖北咨议局议长、时任湖北军政府民政长汤化龙。宋教仁与汤化龙都曾留学日本，同在东京的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宋教仁一九○五年入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次年进早稻田大学，汤化龙一九○六至一九○八年在法政大学专门部习法律，二人都曾研究东西洋各国宪法及政治制度，又在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早有交谊，故宋氏来汉入住汤化龙武昌家中，两人以宪政为题，彻夜切磋。汤化龙对约法拟订提出重要建议：

（一）共和国体

（二）民主政体

（三）立宪政治

（四）责任内阁

（五）政党议员

（六）人民之权利义务（王保民：《汤化龙先生片断见闻录》，载《黄石师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同为法政大学留学归国的张国溶、居正、张知本也参与《鄂州约法》讨论。这批人在法政大学接受的西方法律知识，尤其是民主宪政思想，在辛亥年间发挥了效用。

再放大视域，参与清末预备立宪及民初宪政建设的人士，也多有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如沈钧儒等）。据统计，清末各省建立咨议局，正副议长及驻会议员中，留学日本或到日本考察者九十七人，其中法政大学留学生四十八人（〔日〕神谷昌史：《中国人留学生与中国的近代化》，载《法政》通卷五四二号）。故清末民初宪政建设，与入读法政大学的清末留日学生颇有干系。

考察法政大学的学脉及清国留学生在此的受业情形及以后的宪政实践，有助于回答以下切关宏旨的问题：

辛亥革命选择的民主共和模式来自何方？以往的研究将其归咎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从欧美获得启示。此论固然不错，但过于简单，忽略了日本的中介作用。事实上，宋教仁等辛亥志士以日本为中介，吸收法国系民主共和精义，是辛亥革命选择民主共和模式的又一重要因缘，研讨清末留学法政大学的一批人物民主共和思想的来龙去脉，便有助于这一重要议题的探究。

另外，人们往往不解：日本明治维新走的是君主立宪道路，坚持主权在君，而大批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却扬弃君主立宪，执著于民主共和，其故安在？通过对法政大学学脉的辨析、了解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法政思想的多元性（法国法系、英国法系、德国法系并存），进而考察“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教学内容及师生构成的研讨，再结合清末国情因素（君主立宪走不通），便有助于历史地诠释辛亥革命的道路选择，从而深化对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