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8篇）

1.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 篇一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4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p.41)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 参考文献：

[1]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 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 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 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 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 篇二

新制度经济学从其被引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便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偏爱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比较明确的解释力;二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大量制度分析的传统;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够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界通过二十年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显著的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在西方社会中, 制度经济学派林立, 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从瓦尔拉斯创立, 到德布鲁用公理化重构, 到新古典综合派以后, 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由这一学派在构建理论时抽象掉制度因素, 在封闭系统中研究市场规律, 尽管形式完美, 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坚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价值不变, 保留了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这三个基本假设, 同时还逐步规范了交易费用的理论范式, 为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分析框架。交易费用概念在理论上确立起来之后, 成为用以解释各种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改革过程, 而且还着重探讨制度的性质和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起源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研究内容上看, 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涉及体制起源、市场化过程和经济绩效、企业转型、市场和政府等组织, 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被讨论。

二、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

科斯理论中蕴涵着制度选择和演化思想, 经过诺斯等人的发展, 衍生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度的起源、制度的供求、制度创新与变迁等问题, 探讨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制度变迁的课题。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一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探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起源、演化和经济绩效间的联系。二是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着重关注过渡性质和各种决定因素。计划经济带来了很高的交易费用, 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通过权衡改革路径中相关交易费用, 选择渐进道路, 以降低改革成本。最后是改革中政府作用。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于政府拥有绝对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 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迫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排。

三、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涉及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主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重大贡献, 后经威廉姆森等人发展, 成为理论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交易一般化、交易费用和测度、交易契约安排。交易费用理论架起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而产权理论也是由科斯最先涉及, 后德姆塞茨、阿尔钦和张五常等人的努力, 产权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其旨在说明如何通过界定、使用和变更产权安排, 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成本, 优化配置资源。组织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并构筑其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 旨在说明各种组织形式。此外, 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也在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找到自身理论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明显, 如何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特别是如何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是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学者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我国的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现在研究的主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民营企业发展等等众多问题, 也取得了部分成果。从长远来看, 这一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涉足的重点领域,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必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在这一领域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

[1]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2]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商务印书馆, 2002.

[4]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 1996.

[5]罗杰·E.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约翰·N.德勒巴克, 约翰·VC.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3.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 篇三

关键词：新时期；生态经济；法律制度；存在问题；完善发展

法律的协调与规范是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也是运行的基础，决定着法律制度能否具有强大的效力基础，政府的引导作用也是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法律完善的必然途径。

一、生态经济下的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条缺乏协调性，法律的效力不足

法律制度适应生态经济是发展生态经济的内在要求。但就目前法律发展现状和生态经济情况来看，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法条协调性不足，法律缺乏应有的效力，更有甚者，一些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冲突，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律效力。现行的生态经济发展法律条款，存在着不符合生态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实际上抑制着生态经济的发展，因此，法律不仅无法发挥其导向作用，还可能具有反作用。法条缺乏规范性，在低碳经济、资源回收等生态经济的核心领域，其规定显得混乱，法条本身存在着较多不规范的现象，体系性不足，法条之间协调性较弱[1]。而相关法律条款中存在问题，就必然导致法律运行存在困难，法律难以发挥促进生态经济的作用。

2.政府未能发挥主导作用，公众参与度低

无论是生态经济，还是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其建立与发展都离不开政府。若政府能够发挥其主导作用，融入二者的发展，则对于法律制度作用的发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亦指日可待。但政府却未能发挥其作用，生态经济与法律制度上的投入均不足，大大降低了二者的发展前景与发展速度。加之公众参与度不高，大部分民众对于生态经济都是一知半解，随着生态观念的发展，人们对生态已经不陌生，但对于生态经济，却可能并不了解，遑论参与法律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未能得到广泛参与，则即使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生态经济法律，其推行过程也不会顺利。而且，生态经济的评价、考核，由于政府作为的缺陷，也缺乏相应的机制。

3.法律制度具有滞后性，经济发展基础缺乏

法律制度适应生态经济发展，能够极为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却存在滞后于生态经济发展的现象，导致其发展所需的法律环境、保障等都无法得到满足，或者无法得到最大的满足。一方面，现行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发展需求，但是要实现进一步的可持续规划或者大幅提升生态经济的规模和程度，则显得后继乏力，所以需要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破除滞后的缺陷。另一方面，生态经济发展处于被动，关键在于其基础不牢，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和责任制度方面的不足，使得法律制度对于生态经济的促进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导致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稳固，法律保障力不足。

二、如何完善法律制度，从而促进生态经济发展

1.夯实生态经济基础，完善法律制度

生态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表明了我国发展生态经济的决心，并且将其提升至法律层面上，即已经意识到制度对于生态经济的导向作用。但是，要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使得法律制度与生态经济完全适应，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解决法律条款本身内容不完善，相互抵触、不规范的问题，提升法律的效力与可执行力，良法才是法律制度完善的根本[2]。其次，着力于法律理念的改进，积极融入生态经济的发展现实，以法律的先进性和敏感性来探讨法律的制定，完善的法律必须具有预言的功能，滞后性必须克服。最后，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从法律层面强化政府的执行作用，使政府紧抓生态经济发展基础，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构建生态发展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2.依托法律制度培育生态市场

生态经济的发展始终需要市场的发展，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目前我国生态经济市场并不成熟，也没有高品质的生态产品来支撑市场的发展，因此，法律的引导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规范市场，并从法律层面为生态市场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例如，从税率、准入条件等方面放开对生态经济市场的限制，利用市场的趋利性来扩大市场份额，市场放开繁盛后，市场产品自然会增加，人们对于生态经济、生态产品的认同感自然增强，生态经济便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市场主体一般都具有盈利性，只要法律能够稍加引导，必定能够将其引入生态经济的洪流之中。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具有引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法律对于市场的引领作用，才能真正做到建立生态经济制度。

3.以法律制度推动生态产业

生态产业是生态经济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推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法律制度要适应生态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能够促进生态产业的繁盛。首先，以法律规范市场资源的配置，做到合理配置资源，平衡生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平衡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做到统筹发展，协调发展，这也是生态经济的要求。其次，建立生态产业链，提高企业对于生态经济的认识，促使其自觉融入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经济，从法律上对生态经济做出合理的优待，同时也提升企业发展经济的标准，使其改变以往的生产经营模式，重新建立新的盈利链条[3]。最后，以法律制度为生态经济保驾护航，尽量排除生态经济发展中的不必要阻碍，规范市场，防止市场主体的趋利性改变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结语

希望通过笔者的研究能够促使更多的人关心国家经济，并能够从法律制度层面思考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为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邵泽春.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法律保障机制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

[2]陈光钦.新时期绿色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14（07）.

[3]孫增芹.低碳视野下我国页岩气法律制度构建研究[J].生态经济，2015（10）.

作者简介：

4.新制度经济学 篇四

三大命题环境

财产权利、机会成本、可降

低

内涵与外延科斯威廉姆森

契约人特定交易交易费用理论决定因素（威廉姆森）

应用纵向联合、技

术转让、跨国

公司

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公共物品与外

部性

产权理论（人与人）产权功能

产权的排他成本与内部管理

成本度量成本、不完全合同与公共领域

本质

科斯定理

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科斯

企业理论企业的本质与边界

公司治理（保护所有者权益、委托代理）制度功能威廉布森本质边界源泉：相对价格的变化、偏

好的变化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5.新制度经济学论文 篇五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1】

一、职教城是职业教育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在一定的原驱力驱使下，在现有制度环境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借助一定手段，达到增进收入的制度安排过程。

这种原驱力既有内部驱力，也有外部驱力。

内部驱力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社团和政府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宏观上谋取经济投入的最大收益;微观上约束主体行为，对不同主体的行动空间及其责权利进行边界框定，缓解社会利益冲突。

外部驱力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外界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新条件，使风险情况变化，交易成本下降，或者新的生产技术被采用，出现了利益机会;二是现有制度发明了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

使制度创新有获取潜在利益的机会;三是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环境等发生了变化，为某一个集团创造了获取利润的新机会，或者是重新分配现有利润的机会。

以上三种情况都可能使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出现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驱使制度变更或替代。

总体来看，制度创新的原驱力在于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

制度创新包括制度诱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形式。

诱导性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创新过程，是国家在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

强制性制度变迁又分为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没有需求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先有制度的需求，然后决策者根据实际，适时、主动地推进制度变迁，以满足制度的需求，解决制度的缺口，也就是说，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并且可以在制度变迁中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

职教城是以职业学校为办学主体，在政府、职业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等多种力量的参与下，让若干所职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在某一地域聚集并达成一定的规模，形成以资源共享、能力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整合群集。

职教城作为职业教育的一种制度创新，是需求回应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基本逻辑是：我国的职业学校办学普遍存在着基本建设重复、专业设置雷同、贷款包袱沉重等问题，加之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短缺，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运行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面对这一现实，政府要求职业教育要转向集约化发展，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规模适度的发展路径。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推动公办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形成前校后厂(场)、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

推动公办职业学校资源整合和重组，走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的路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

”因此，我国的职教城、职教集团等职业教育集约化形式多为政府主导型。

二、职教城的新制度经济学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激励结构，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于是，产生相对较高的经济绩效能力是一种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职教城是提高经济绩效的有效模式，其根本价值在于：

(一)形成聚集效应，实现规模经济

在经济活动中，无论是生产性经济活动还是经营性经济活动，只要在区域上达到比较明显的集中，呈现出一种地理性聚集的经济状态，就能降低经济成本，产生范围经济。

职教城，以集约、高效为价值取向，以资源整合、软硬条件共享为目标，几所或十几所职业学校聚集在一起，有形的地理集中，优化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职教组织形态，克服了单个学校或企业在追求规模效益和扩张过程中的结构刚性，

促进了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学校与政府之间、学校与其他组织及个人之间教育元素的相互渗透，实现了职教资源的重组和优势互补，内在地促使经济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范围经济。

职教城建设，在管理体制上，是对传统的“一元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单一的投资体制”的变革，承担了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而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职能，如合作办学权、专业设置权、课程开发权等，

实现了职业教育体制从分散到集中、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是职业教育、职业学校从粗放型管理转向集约型管理的有效载体，是转变职业教育增长方式的有效模式，是推进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选择。

产业集群指在特定区域内，集聚起一组相互关联的供应商、公司、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区域集聚形成市场竞争，构建起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利益相关者共享外部经济、市场环境和区域公共设施，从而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

形成区域集聚效应或规模效应。

产业集群的实质是一种网络经济组织形式，而网络经济系统是建立在区域内企业间、企业与科研机构间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系。

职教城，作为一种开放动态的网络体系，可以促使信息、技术、人才、资金以及政策等资源要素流动频繁，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各个不同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人们为完成交易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如发现交易伙伴的成本、了解交易价格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订立交易契约的成本、履行契约的成本、监督契约执行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成本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提出交易费用时，证实企业在自由价格机制交易中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它可以对这种交易的费用有所化解，把原来的一部分外部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非交易行为。

职业学校办学的交易费用包括：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职业教育中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合理流动的费用;职业教育中的人员组织、监督与管理成本，即管理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教辅人员、校长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费用;

职业教育的信息成本，即获取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实践操作能力、升学状况、就业分配等方面信息的费用;职业教育活动之间、职业教育组织之间以及职业教育组织和其它组织之间的社会协调成本，如职业教育活动的搭配，职业学校之间衔接、

合作，学校与家庭联系、与政府或社会其他机构配合等方面的费用;职业教育制度的运行与维护成本，即规范和约束职业学校教职工或内部组织的行为，维护和监督实施各种计划、目标、任务、规章制度和法规所耗费的资源。

职教城能有效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提高教育效益。

首先，职教城可以降低学校招生费用。

在招生时，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宣传，组织有关人员到各地开展招生工作，避免一个地方、一所学校重复派人招生，减少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职业学校为了降低入学后的学生流失率，往往安排预录学生对学校的办学条件进行实地考察。

如果由管委会统一安排，一次性对各成员学校进行考察，也可大大降低招生整体费用。

其次，职教城可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费用。

通过职教城管委会统一招聘教职员工，并在职教城内人力资源共享，就能够节约各学校单独招聘教职员工的人力资源成本。

再次，职教城可以降低学校运转费用。

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制定规章制度、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统一教学管理、教育质量的监控检查等，减少重复制定与维护成本。

最后，职教城可以降低职业学校的协调费用。

由职教城管委会统一协调与政府的关系，或统一协调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尽量达到与行政部门进行一次接触解决多个成员学校的共同问题，提高办事效率。

三、职教城建设的新制度经济学策略

6.《新制度经济学》复习题 篇六

1．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命题是什么？ 2． 制度主义的演变大体经历了那些发展阶段？ 3．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创新点是什么？

4．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研究有那些流派？ 5． 理性的形式有哪些？

6． 简述有限理性的内涵和产生原因。7． 有限理性的形式有那些？

8． 如何理解制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 9． 简述相互依赖的含义和产生原因。10． 举例说明合作剩余的形成。11． 简述制度与合作的关系。12． 互惠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13． 试比较康芒斯、科斯和威廉姆森关于交易的分析。14． 简述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15． 如何理解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的交易费用理论？ 16． 如何理解从零交易费用到正交易费用的转变？ 17． 简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特点及总体思路。18． 交易费用测量的意义和难点是什么？

19． 如何衡量两个层次的交易费用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20． 总量交易费用（宏观交易费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 21． 技术进步到底是提高了交易费用还是降低了交易费用？ 22． 简述契约的原则。

23． 履行契约的方式有哪些？ 24． 简述古典契约的含义和特征。25． 简述新古典契约的含义和特征。26． 简述交易的三个维度？

27． 论述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28． 论述不完全契约产生的原因。29． 简述制度与博弈之间的关系。30． 举例说明制度的起源。

31． 简述人类社会需要制度的主要原因。

32． 如何理解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33． 分析近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水平考试政策的演变及其对相关各方的影响。

34． 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低效率的制度会随着潜在的或实际的制度安排之间的竞争而被高效率的制度自动取代。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1．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命题是什么？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该概念由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提出。新制度经济学以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强调研究真实世界。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人的理性选择将创造和改变一些制度（产权结构、法律、契约、政府形式和管制等），而这些制度会建立一种成本收益关系，形成激励机制，在一定时期内支配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基础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 研究领域：

（1）企业理论（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2）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3）数量经济史

（4）意识形态和路径选择的作用

核心议题：制度的起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制度主义的演变大体经历了那些发展阶段？

（二）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学派）

1、旧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1）创立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 凡勃伦、康芒斯等

（2）过渡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米恩斯等

（3）新制度学派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加尔布雷斯等

3．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创新点是什么？

新制度经济学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1）分析方法上的创新（2）理论体系上的创新（3）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4）研究领域上的创新

4．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研究有那些流派？

5． 理性的形式有哪些？

6． 简述有限理性的内涵和产生原因。

7． 有限理性的形式有那些？

8． 如何理解制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

9． 简述相互依赖的含义和产生原因。

10． 举例说明合作剩余的形成。

11． 简述制度与合作的关系。

12． 互惠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13． 试比较康芒斯、科斯和威廉姆森关于交易的分析。

（二）康芒斯的交易理论：交易的一般化

1、建立了比较严格的交易范畴，并对交易进行了明确界定和分类。

2、交易概念

（1）交易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最一般和最基本形式，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

（2）交易是人与人之间对物的所有权的转移。交易与交换不同，前者是所有权的转移，后者是实际物品的转移。

（3）交易概念与生产概念对应。前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人与人的关系。（4）交易是在一定的秩序中发生的、彼此利益冲突的关系。

3、交易分类

（1）买卖的交易：法律上平等的人们之间自愿的交换关系，主要表现为市场上的买卖关系。（2）管理的交易：长期合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内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

（3）限额的交易：也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交换关系，只是上级是一个集体或集体的正式代表如政府、董事会，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个人的关系。

上述三种交易不同程度的不同组合形式构成了制度，制度是无数次交易的活动的结果。

（三）科斯的交易理论：交易的深化

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来认识交易的内涵，并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及其运行。主要观点：

（1）选择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2）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

（3）区分企业内部交易和市场交易。

（4）比较企业内部组织交易产生的费用和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费用。主要贡献

在继承康芒斯对交易概念（所有权转让）理解的基础上，认识到交易费用的存在，交易的成本和收益可以计量和比较，因而把制度分析与资源配置联系起来，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交易，并把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四）威廉姆森的交易理论：交易的细化

1、深入分析交易的特性，对“交易”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一般化，使对交易的经济学分析更具有操作性。

2、交易的产生：当一项物品和服务在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发生转移时，就产生交易。

3、交易的特性

（1）区分不同交易的主要依据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程度、交易频率。

（2）资产根据其专用程度可以分为三类：通用性资产、专用性资产、混合性资产。专用性资产：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就难以转移到其他用途上。

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双方越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持久的契约关系。

资产专用性分为三类：资产本身的专用性、资产地理区位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资产专用性实际上是测量某一资产对交易的依赖性。（3）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分类：

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指市场未来状况的不确定性。

行为的不确定性：指由于交易双方策略性的隐瞒、掩盖或扭曲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不确定性。（4）交易的频率

交易的频率：它在时间段连续性上表现了交易的状况。可以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类。交易的频率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对制度选择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设立某种交易的规制结构的费用能否得到补偿，频率越高，交易的规制结构的费用越能得到补偿。

在不同的交易中，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作用和约束交易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一次性交易中，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长期交易中，不确定性的影响则较大。交易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交易决策必须是适应性的、连续性的，以及弱化这种不确定性影响的相应制度结构的存在。

14． 简述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四、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一）交易费用在本质上是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费用

（二）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1、有限理性

2、机会主义倾向

3、资产的专用性

结论：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解释交易费用的起源，再从交易费用研究各类合同，从各类合同从发现相应的治理结构，由此考察各种经济制度，再从效率上对这些制度进行比较。

15． 如何理解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的交易费用理论？

一、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的交易费用理论

（一）交易费用未引入经济理论的主要原因

1、传统经济理论假设完全信息，而交易费用与不完全信息相联系。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区别。

2、交易成本被长期忽视的主要原因（张五常）

（1）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认为交易成本类似运输成本、关税等，为简化分析，可以对其进行抽象。

（2）传统经济学家害怕接触现实世界。

（二）交易费用理论的意义

1、交易费用理论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研究范式的新范式

范式：指一套公认的信念、标准、思想方法、统率知觉的条理化规则等。改变新古典研究范式：有限理性

深入到经济学问题的最基本层次：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

2、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世界：（1）零交易费用（2）健全的私有产权（3）非货币收入可以忽略

交易费用概念的出现：正确理解经济行为和制度安排

3、交易费用理论的提出大大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概念革命：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及其一般化 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1）交易费用使所有权的分配成为首要因素，提出了经济组织的问题。（2）使政治制度结构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16． 如何理解从零交易费用到正交易费用的转变？

二、从零交易费用到正交易费用

1、零交易费用假设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意义

承认制度的存在，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被认为是中性的。

2、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的革命性意义

（1）交易费用使得经济学研究走向现实世界

（2）交易费用是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制度框架为生产效率提供激励机制

（3）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概念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如代理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外部性问题、纯粹市场于科层组织之间的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政治制度等。

（4）交易费用概念一般化的过程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

17． 简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特点及总体思路。

三、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构成

（一）交易费用范式的总体思路（1）交易是基本的分析单元。

（2）造成各种交易存在成本差异的关键是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的专用性（度量资产能否被再配置）。

（3）各种一般治理模式（市场、混合型组织、私有机关、公有机构）都是由一系列属性所界定的，每一种模式都表现为成本、竞争力上的离散的结构性差异。

（4）每一种一般治理模式都适应不同的合同法。

（5）预测内容表明，交易（其属性各不相同）与治理结构（其成本与竞争力各不相同）的对应方式各不相同，但都主要是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

（6）将制度环境如政治法律制度、法律法规、习俗、规范看成位移轨迹的参数，其变化将导致治理成本的变化，可以提出额外的预测内容。

（7）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对可行的备选方案作出的比较制度分析。

（三）交易费用经济学

1、基本观点

（1）应该把交易而不是人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

（2）任何交易都是在一定的契约关系中进行的，所以契约成为分析交易的最基本的方法，一切经济关系都可以转化为契约问题并用契约方法来研究。（3）以“契约人”代替“经济人”成为研究的基本假设。“契约人”是指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主体。

18． 交易费用测量的意义和难点是什么？

一、交易费用测量的意义和难点 

（一）交易费用测量的意义



1、交易费用测量是交易费用理论研究进展的关键和难点。



2、交易费用测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能否融入主流经济学。

3、交易费用测量对科学测量经济效率、变革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有重要意义。



（二）交易费用测量的难点



1、交易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经由市场的可以衡量的成本；另一部分是难以衡量的成本，如由获得信息、不完全监督、贿赂等所导致的成本。

2、交易费用测量的难点： （1）交易费用概念定义的差异 （2）交易费用测量目标的不同

（3）生产和交易费用是被联合决定的，这导致对交易费用的单独估计变得困难 （4）如果交易费用非常高，会导致许多交易不会发生 （3）一价定律在此并不适应

19． 如何衡量两个层次的交易费用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二、两次层次的交易费用：

制度费用和制度既定条件下的交易费用 

（一）两个层次交易费用的关系

微观层次的交易费用并不等于宏观层次的交易费用

宏观层次交易费用的大小决定着微观层次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大小



（二）宏观层次的交易费用（制度费用）

1、含义：指一系列制度费用，其中包括信息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监督管理的费用、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

（三）微观层次的交易费用



1、含义：微观层次的交易费用是指既定制度下的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或交换成本。

20． 总量交易费用（宏观交易费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

2、决定宏观交易费用的大小的主要因素（1）分工、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转换

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降低生产费用,增加交易费用 制度出现的转折点:交易费用曲线与生产费用曲线的交点。（2）制度因素

21． 技术进步到底是提高了交易费用还是降低了交易费用？

2、技术进步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技术进步会大大降低与交换的效率有关的那部分交易费用。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以更隐蔽、成本更低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使最终交易费用增加。

22． 简述契约的原则。

三、契约的原则和契约的功能

（一）契约的原则

1、社会性原则

由于契约当事人至少是两人或两人以上，这意味着契约为一种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不仅契约本身构成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且契约内在与社会中。

2、平等性原则

该原则强调契约当事人的交易活动是在地位对等倾向进行的，并且这种对等性得到了互相认可。

3、自由原则

指契约是契约当事人不受干预和胁迫地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括签约与否的自由、选择签订契约方的自由、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选择契约方式的自由。

4、理性原则

指契约当事人能够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约束条件）对契约的备选方案进行比较和权衡，发现和选择其中能以最小的资源耗费使需要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契约。

5、互利性原则

指进入交易领域的任何人都是通过对方实现自己的利益，并且只能在双方都接受的点上才能达成契约，契约达成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6、过程性原则

指契约关系不仅包括契约的一个个不连续的点，还包括整个契约的动态发展过程。

23． 履行契约的方式有哪些？

（二）契约的履行

1、契约的自我履行

（1）契约自我履行适于如下情形： A.环境稳定

B.交易是通过市场进行的 C.契约为完全契约或古典契约

D.交易比较频繁、交易特点为各交易方熟悉 E.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不高 F.契约环境呈现中等不稳定性

（2）契约的自我履行指契约是一组基于合作方的合意并且在执行中没有争端的条款，从而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来强制执行。

2、契约执行的第三方监督

当契约的自我履行机制失效（如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资产的专业程度很高等）时，契约的执行就依赖于第三方监督，解决争端的程序是事前由各方商定的，参与调解和监督的第三方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公共的，或者是两者的混合。

3、一体化手段

当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程度很高时，契约的执行要求采用一体化的形式。一体化手段指通过对资产使用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所有权能够消除非所有者隐匿资产不投入使用的能力，进而约束一些机会主义行为。

24． 简述古典契约的含义和特征。

一、古典契约理论

（一）古典契约的含义

古典契约是一种标准化的契约，其条款全面、明确、有约束力，完成后不考虑今后的修改和调整。

古典契约能自动履行。

古典契约的当事人出现某些机会主义行为时，契约是受害者可以通过法院裁决得到满意的处理。

在古典契约中，交易完成时，契约当事人的契约关系终止。

（二）古典契约的基本特征

1、契约的完全自由选择性

契约是以具有自由意志的交易当事人之间协商为基础而订立的，所签订的契约是交易当事人在不受外力干预下自由选择的结果。

2、契约是个别的、不连续的

个别性是指交易当事人之间除了单纯的物品交易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关系，而且所签订的契约把交易当事人事前和事后的其他事前分开。

3、契约的即时性

即时性是指把全部的契约行为、契约活动，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的，都转化为当前的事前处理。

即使包括如下内容：

（1）契约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在瞬间完成，契约是现时的。

（2）契约条款明确规定了交易当事人的权力和义务，当事人只需履约即可。（3）契约的谈判、签订、履行都时即时的。

25． 简述新古典契约的含义和特征。

二、新古典契约理论

（一）新古典契约理论的模型

1、瓦尔拉斯（Walras）的卖者喊价模型 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是交易理论，瓦尔拉斯的交易理论的实质是：企业和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能够保证企业和个人处于均衡状态；各经济主体在给定的价格体系下，能够选择自己的目标函数，实现自身目标的最大化。

瓦尔拉斯构建了一个卖者喊价机制来说明一般均衡的实现。卖者喊价机制是实现契约、完成交易的一种预期性价格或数量调整过程。

2、埃奇沃斯（Edgeworth）的重订契约理论 埃奇沃斯假设交易当事人在签订契约之后，如果又发现更好的机会，则可以放弃原来的契约，重新签订契约，这种过程可以反复进行，直到交易当事人感到满意为止。这时，市场达到一般均衡，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有可能是均衡契约，因而，每一份契约都是不确定的。重订契约理论是第一个系统的契约理论。

3、阿罗—德不鲁（Arrow—Debru）范式

（1）阿罗—德不鲁范式是指阿罗和德不鲁建立的一套一般均衡概念体系。该范式为研究契约问题提供了一套理论上的范式。

（2）阿罗—德不鲁模型的基点是创造了一个纯粹的阿罗—德不鲁商品的概念。阿罗和德不鲁假设每一种商品都可以被一种客观的、可量化的和普遍一致的范式来描述。当一种商品的划分并不能产生可以想象得出的、能够提交易当事人满足程度的配置时，这种商品就被称为阿罗—德不鲁商品。

（3）阿罗—德不鲁模型在分析一种商品的生产配置效率时提出了或有商品的概念。（4）阿罗—德不鲁模型中的消费者具有理想选择的能力。（5）阿罗—德不鲁模型包含了不确定性思想。不确定性分为外在不确定性和内在不确定性。前者是指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可消除；后者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不确定性，可以减少。（6）阿罗—德不鲁讨论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

（三）新古典契约的特征

1、契约的抽象性

在新古典契约理论中，交易成为实现均衡的手段，契约已经成为市场运行的结果，提出了古典契约理论中的伦理道德因素。

2、契约的完全性

（1）在新古典契约理论中，每一份契约都是市场供求相等的均衡点，都能得到严格的履行，是完全契约。

（2）契约完全性的表现

A.契约条款的影响和作用不存在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外部性。B.契约当事人对其契约拥有完全信息。

C.存在足够多的交易者，每一契约当事人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很小。D.契约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零。

3、契约的不确定性（1）契约曲线上的每一份契约都是不确定的，阿罗则用或有商品的思想来讨论不确定问题。（2）交易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增加了签订契约的成本。将不确定性契约转化为确定性契约，在新古典契约中，这种转化可以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类型。（3）新古典契约是一种长期契约关系。26． 简述交易的三个维度？

2、根据交易的性质，可以把交易分解为三个维度（1）交易的不确定性

初级的不确定性：由于自然的随机变化和消费者偏好的不可预料的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次级的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不确定性。

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2）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指某些投资一旦形成专门用途的资产就难以改变为他用，如果要改变为其他用途，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专用性资产可以分为四类： A.物质资本专用性 B.场地或区位专用性 C.人力资本专用性 D.特定资产专用性

在资产专用性情况下，契约的连续性就特别重要。（3）交易发生的频率

交易发生的频率不影响交易成本的绝对值，而只影响进行交易的各种方式的相对成本，影响各种交易方式的选择。

27． 论述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2）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委托——代理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而言，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A.保险与信用关系的存在 B.耐用品租赁中的信息不对称

C.当委托人对某产出结果知情而代理人不知情时，委托人企图从代理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租值，就会尽量压低代理人应该获得的报酬而使自己的租值最大，从而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28． 论述不完全契约产生的原因。

（一）不完全契约产生的原因

1、人的有限理性

2、交易成本的存在

3、信息不完全

当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类型的分布，或知情方不能令人信服地披露他的类型时，契约是不完全的。

29． 简述制度与博弈之间的关系。

30． 举例说明制度的起源。

一、制度形成的途径

（一）自发演进

用博弈论来解释合作的形成。

（二）人为设计

制度设计在制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1、仅仅依靠制度的自发演进难以满足社会对有效制度的需求，人为设计的制度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2、人为设计的制度能够加速制度的演进过程。

3、人为设计的制度有利于纠正制度自发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31． 简述人类社会需要制度的主要原因。

32． 如何理解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制度非均衡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

33． 分析近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水平考试政策的演变及其对相关各方的影响。

7.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 篇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 是科技持续改改革的动因。以及发展。不过就现在来讲, 国内经济制度建设在管理部分还留存着很多的问题, 严重限制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此类现象已受到高度关注。下面主要对于管理状况开展简单的解析, 同时归纳出一些科学化的建议, 供应参阅。

1 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

1.1 管理的艺术性特征

从一些含义上来说, 管理即是艺术, 还是学问。管理的含义其自身具备改革性、整体性、感染性等特征。优秀的管理人员不光拥有解决事情的管理能力, 还必须要拥有管理的艺术特点, 从艺术方面开展解析所具有的状况, 同时根据有关艺术管理形式开展管理工作, 和被管理人员达成共识, 最后施展其最大的管理艺术。要将管理艺术的灵活性、实践性、技巧性、创造性及经验性灵活掌握运用自如。管理是一门持续学习的课程, 要求管理人员在管理时持续引入新的管理思维以及专门的文化学识, 汇总所有管理因素, 解析现在的经济状况, 促进经济管理得以健康发展。

1.2 管理的能动性

管理是一种能动活动, 严谨的来说, 管理本体是人, 因此在开展管理过程中一定要开展改革性思想, 能动的施展管理功效, 不能一味的模仿, 这样只会致使盲从的管理, 无法实现管理成果, 因此在详细的真实管理中一定施展人的思维, 推动管理更整体化、人性化。

1.3 管理的民主化和专业化

身为管理人员不可以把管理当做制服别人的用具, 根据自身的意思开展管理, 导致管理没有一个健全的系统, 并且在管理中无法让人折服, 由于管理人员处理事务的不合理, 不民主, 无法在管理中完全调动工作者的主动性, 最后导致经济建设发展受到限制。

2 经济管理现代化实现的途径

2.1 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现代化

在开展具有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管理程序中, 一定要彰显国内实际状况, 经济情况, 从根本的国情开始, 拟定适合国内社会主义特征发展的经济管理形式, 持续减小南北之间的差别, 综合社会每个阶级的力量, 以很多类管理形式开展一致的管理, 持续引入优异的管理措施以及原理知识, 真正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的现代化。

2.2 国外先进工作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国内长久的经济管理经验所累积的珍贵经历是开展现代化管理的根本, 不能丢在一边;并且经济发达区域的优异管理措施以及工艺也要适当的引入同时吸收使用, 如运用电脑的推测措施、政策措施、投入产出解析措施、信息制作、解决措施等, 都是现在经济管理中不可或缺的。

3 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3.1 科学管理向着人性化管理发展

伴随着经济管理的持续发展以及开展, 合理管理的情况也在持续的展现, 这里, 管理中缺乏人性化的状况是特别突出的。企业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在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中获取并确定的。所讲的人本管理理念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这种管理形式, 带动了职员的主动性, 使职员在作业中充分施展其主观性, 变被动为积极, 为企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3.2 企业生产导向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挑战越来越剧烈, 会致使由购买者的需要来确定市场, 从卖方转变为买方市场。导致企业的生产趋势转变为以购买者需要为趋势的发展方向。所以, 掌握好这个趋向企业才可以获取更好的发展。

3.3 团队协作精神得以发展

团队协作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管理的进步而产生的新型团队。这种团队可以根据任务的需要而组成, 并且依据任务的变化需要, 对团队进行快速而有效的重组。企业的发展已经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时代, 而是步入了强强联合的双赢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企业之间通过优势互补、资源互用来达到合作。在企业内部, 同样也是如此。鼓励企业经营管理团队的合作, 在团队中每个成员都会倾尽所有的来为这个团队工作和贡献。这个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就能够实现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有效传播和共享, 让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有所进步, 有所提高。

3.4 实现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的转变

在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中, 软件管理已经逐渐取代了原来以“人、财、物”等为核心的硬件管理地位。软件管理就是管理“知识”和“经验”, 把知识和经验变为有利于企业和组织发展的资源。丰富的知识理论及经验是优秀的管理制度的命脉, 只有通过对这些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整合, 不断创新, 企业和组织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3.5 采用网络式的沟通方法

伴随着网络的普遍以及发展, 企业经济管理中业以完成了网络交流形式。网络交流不仅提升了企业职员间的作业和交流速度, 还增加了职员间、职员和上层间的交流的次数, 可以有利的完成决策中心下移, 充分表现出企业经济管理的人性化。网络交流拓展了企业职员间的交流通道, 拓展了资料传送的途径, 增加了收取资料的方法。网络化的交流形式, 可以推动企业以及企业内部开展良好的沟通。

3.6 组织结构扁平化

传统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 命令是由上至下, 权威的主要基础是管理职能, 维持权威的指挥链是重要的管理原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明确的界限, 他们之间是指挥和服从的关系, 强调对组织的忠诚, 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下级要服从上级。这种组织结构限制了个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知识成为最重要资源的条件下, 必须让员工参与管理,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这就会摧生出自我管理型的网络组织, 即以激发员工中各种类型并能自我控制的知识人才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为目的, 在结构上分散而又被信息和技术紧密连结, 有快速敏捷的应变能力, 既有创造性又有团队合作精神的组织形式, 这种组织形式结构由于管理层次的减少而呈扁平状。在这种新型组织中, 管理将不再是生产的基本动力, 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将发生变化, 管理层次逐渐减少将是一种趋势。

3.7 企业经济管理的消费者导向趋势

市场的发展不仅经历了从买方市场转变成卖方市场, 也有过从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的经历。在变化莫测的市场挑战中, 只有那种真正经历过且动脑冷静思索的企业才察觉, 消费者其实才是企业顺利开展的根本。在企业整体经营的程序中, 消费者在首位, 最大程度的达到消费者的需求。企业的管理措施以及工作人员当然也很关键。不过最后对企业兴盛衰败有着直接作用的还是消费者。因此, 现在企业的管理重心慢慢的转变成以消费者为中心。

4 结束语

总之, 经济管理现代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要完成经济管理现代化并非十分简单的事情。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全以及社会经济的进行, 开展现代化经济管理也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精神, 清楚经济管理的特征, 清楚其发展的走向, 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的推动经济管理发展,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罗建文.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J].广西轻工业, 2007.

[2]赵志红.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经济研究, 2010.

8.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 篇八

一、自由经济与自然经济

赵冈的中国经济制度史理论，将司马迁的“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欲”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相对照，认为中国古代即为自由经济状态，不符合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哪有丝毫封建经济、自然经济的影子?硬要把司马迁所见到的中国社会描述成马克思所研究过的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怎能不面目全非?”(《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5页)

这种自由经济的特征甚至可以远溯至上古的井田制时期：“中国从井田时期开始，就是以小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尽管土地是公有，基本的操作单位却是这些独立的小农户……这种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标准小农户，无法形成生产者一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商品交换发生极早，非如此个体小农户无法生存”(同上，第30页)。与胡寄窗认为要将“从未存在过的井田制”与“作为一种美好理想而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井田思想”加以区别不同，赵冈不仅探讨了井田制下公田配授的两种方法——助法和彻法，而且，在彻法下，“八家共耕公田”被“征收田赋”所取代，加上“每人可能是终身只受田一次，长期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这样便很接近私产制度”(《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4页)，这就使得这种“形似私有土地”的公有土地，产生了“私相授受、交换，甚至买卖”的现象，从而为“废井田，开阡陌，私有土地合法化，私有正式取得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创造了条件。

自由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交易的存在性，自周代以来，“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太常见的现象，因此，赵冈利用这个条件来证明中国的“商业发达之早”(《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51页)。相对而言，自由经济的充分条件——交易的广泛存在性——却具有实证上的困难。譬如，在周代，尽管已经存在了交易和市场，但是，由于“国野之别”极其严格，所以不能认为这个时期具有自由经济的典型特征。钱穆也称：“若就社会形态而言，周代封建确与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会有一相似处”、“古史渺茫……我们不妨说，正式的封建制则始自西周”(《国史新论》，第2-3页)。虽然无法证明市场交易人数的广泛性，但是，可以将市场的数量增长作为该充分条件的替代变量，这样，市场数量与市场的平均规模，就成为了证明“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由经济”的关键条件了。就城市而言，自汉代以来，单一市场的规模就在不断扩大之中，形成了“坊市制度”；自宋之后，商业自由化程度更加提高，住宅区与商业区混同在一起，从而使得商业活动不仅获得了空间上的拓展，而且，经营时间上也不再受到限制。相对而言，农村的市场制度，并未受到国家额外的干预，而具有自然市镇的自发演进特征，赵冈引用Skinner与石原润的研究，指出农村集市的分布规律取决于村落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速度，到了民国时期，“每个市场的服务范围内之农民数已高达1．6万多人”(《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60页)。显然，这样的经济运行，由于不符合“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这一基本特征，而有效地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的定论。不仅如此，虽然“唐和北宋初年，各地出现大型的私人农场，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的色彩”(同上，第350页)，但是，“即令唐宋庄园的规模大，也无法据此认定它是一个特殊的土地制度”，唐宋庄园的“自给自足性”，仅仅是由于人群聚居而形成了“生产多样化”，而并非由于封建制度使然(《中国土地制度史》，第205～208页)。

二、地权制度与地主阶层

在农业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地权分配不当，会极大地妨碍生产效率的发挥。显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式的分配方案，由于小农生产的局限性而导致社会不能实现最大可能的人力资源效率，因此，重农主义的中国政府就会通过控制人地比来控制土地的过度集中，人地比的数据自然也就成了地权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十一世纪以前，人口数与耕地的比例大体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即每人8市亩至10市亩。从十二世纪开始……每人平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每人只得2．8市亩”(《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36页)。这个数据表明，如果农户的每户土地数量在人均数左右，那么，就可以称之为自耕农，而不能称为地主。赵冈通过对地主户每户平均占有耕地面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农村中没有大地主，是特别值得注意之现象。如果村庄中大部分农户只有10亩20亩土地，即令分配不均，上下出入也不过是几亩之差，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第160页)，这也使得中国的生产制度与典型的封建社会特征有所不同：“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以这种众多的个体自耕农为主体的生产制度”(《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75页)。

经营地主的大范围的长期存在，也使得这种生产制度不同于封建社会地主将土地租佃给农民以进行耕种。所谓经营地主是指那些“设法取得家庭人员以外的劳动力，从事经营农业生产”的地主，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来自于“短期雇佣他人劳动力”或“用购买奴婢的方式长期占有他人的劳动力”(同上，第76页)。赵冈认为第一种获取劳动力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劳动力买卖关系”，它表现为私有经济下的产权合约：“劳动力之买卖，便是广义所有权之运用。有所有权便有随意处分与使用之权，人民对本身的劳动力享有所有权，便有权自由处分其劳动力，政府既然没有加以干涉的必要，自由的劳动市场便自然而然形成”(同上，第214页)。因此，地权的分散分配方式，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更倾向于自我经营，并利用劳动契约关系来进行生产的组织。而第二种使用奴婢以获取劳动力的方式，则具有奴隶制社会的部分特征，但是，“中国模式的奴隶制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产物，政府没有用武力去取得大量廉价的奴隶，只是由人民从经济上的需要，根据自愿的原则从事奴隶买卖，则其市场大小、成交量之多寡，都要受市场供需法则所支配”(同上，第280页)。由此，赵冈也对中国的奴隶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将周朝界定为奴隶制社会是不正确的结论：“周初……奴隶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以下，这个比重远在明代以下，也低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南方黑奴的比数。那么究竟哪个社会是奴隶社会呢?”(《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43页)。

同时，与经营地主并行的，租佃制度也是一种典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在人口不断增殖，人口密度不断上升的状况下，地主自己经营农场的相对利得渐渐不如

出租土地所得为多，后者便逐渐取代前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105页)。但是，土地出租的规模却很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全国耕地71．3％是自耕，只有28．7％是出租”(同上，第132页)，雇农的比例也极低：“南方各省雇农占总农户之比重，大多不足l％；华北各省略高，最高者也不过7．39％，全国平均的雇农比重只有1．57％”(同上，第108页)。租佃制普及的情况下，佃农在订立租佃合约时具有相对较高的讨价还价能力。它首先体现为合约形式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选择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分配收成的“分益制”，也可以选择“计数岁之中以为常”作为标准来分配收成的“定额租制”(同上，第140～146页)。其次，建立在租佃契约上的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保证了佃农享有高度的人身自由，其社会地位与地主相同，高于雇农和奴婢(同上，第154页)。最后，通过建立“佃权随客制度”或“永佃制”来保护佃权。另外，在遭遇灾难时还可以采用“抗租欠粮”的方式以使地主也共同承担经营风险。

三、劳动契约与农民阶层

自由经济社会的精神在于契约关系的普及，这是因为契约的订立标志着订约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赵冈认为如果将中国传统社会归类为封建社会，就不能反映中国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显然，如果这种平等的博弈关系存在，那么，农业生产中的合作形式就必定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如果农业生产的风险很大，畏惧风险的地主会喜欢定额租佃制，将风险推向佃农；畏惧风险的农民则喜欢充当雇农，收取固定工资，而让地主去独力承担风险。如果主佃双方都畏惧风险，则最好是采取分益制，双方分担风险”(《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88页)。如果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就必定意味着“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受雇于地主”这样的雇佣关系占据主导形式，但是，历史资料却表明雇佣劳动不能满足吸收人口增长过速情形下所造成的过剩人口，因此，“农业上的雇佣劳动一度也很盛行，便很快就被佃农制度所逐渐取代。佃农制度配合上农村家庭手工副业，发挥了最大的吸收过剩劳动力之功效”(《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233页)。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雇农与佃农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因为人口总量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在人口过剩时会对雇农表现出法律上的歧视特征，这是因为“人口过剩，劳动市场，供过于求，无法谋生之人太多”造成的(同上，第245页)，而在两汉时期，“为人佣作，不属贱业。故两汉的佣工，除了经济地位低、经济力量弱、生活贫苦之外，并未受法律的歧视……许多名儒高官显宦都曾为他人佣作”(同上，第242页)。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为劳动契约形式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人口继续增加，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继续下降，雇主便不再雇工，纷纷转为租佃地主。过剩的人口与劳动力便不得不由佃农家庭吸收，或是在田间从事极端人力集约的工作，或是从事家庭副业生产。这些劳动力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成本”，因此，雇农的工资也“等于是雇主只提供佣工的伙食，而没有什么额外工银可言”(同上，第250页)。

奴婢是中国传统社会劳动者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冈指出：“由于奴隶制的先天缺点，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下，奴隶制只能成为一个辅佐性的劳动方式，而不能成为主导的劳动方式”(同上，第258页)。尽管奴婢丧失了人身权，但是，在自由经济下，奴婢买卖依然要受契约的约束，而国家除了保持人身的安全之外，并不对契约的具体内容进行规定，这也表明了奴婢制度尽管存在，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却相当轻微，没有达到需要国家管理、监控的程度，因此，这种契约是由习俗等来保证其基本效力的。同时，奴婢并非永生为奴，也可以通过自赎、转为佃户等形式成为自由民，因此，中国式的奴婢制有别于完全人身依附型的奴隶制。

赵冈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阶层，除了因契约界定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转变之外，还因为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导致其存在形式的变化，这一点也为钱穆先生所指出：“(在北魏之前)，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辖公民……北魏均田制出现，农民地位，始见改善……如是则农民们与其为豪门私户，宁愿为政府公民”，“这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便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国史新论》，第21-22页)。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阶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表示，但是，在这些身份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我们就无需强调某种身份的主导性地位了，而只需探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这些契约的实施形式。

四、城乡一体化与城市的停滞

如果不存在统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城市就会在集市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起来，如此发展起来的城市大多如苏州和景德镇一样是一种经济性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加以分析，将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随着城乡劳动力边际收入的扩大而进行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性的目的，在战国之前，城乡差别更是典型地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国野之别”，所以，它实际上表现为劳动力无法流通下的两极经济状态。尽管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城乡隔绝状态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却十分有利于经济史学对于该状态下的社会形态的判断。赵冈就是从城乡人口对比情况指出了周朝不是奴隶制社会的：“周族以‘小邦周’打败了‘大邦殷’，同时也征服了商王朝的联盟部落以及散居各处的独立小土著部落……作为新统治集团的周民族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可以统治多数民族，但是少数民族决无能力来奴役多数民族”(《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36页)。交易的发生和效率的提高，需要打破这种城乡分隔状态，同时，这也是劳动者择业自由增强的必然结果。显然，如果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则应该表示城市化没有效率，因此，在人口不过剩的情况下，城市的发展状态就应该表现为“城市总人口上升，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34页)。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通过向城市供给粮食来维持和实施这种初级的城乡一体化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依赖于漕运体系来维持城市的功能，赵冈利用平均粮食需求量计算了城市可能的人口规模。同时，他还通过列举漕运成本指出了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城乡一体化的巨大成本：“中国天然河川的分布与结构均不理想，不得不修建运河来完成此项任务，可是运河之开挖、维护以及日常运营，费用也很可观”(《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46页)，因此，“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实际上，这种政治性的城市发展规划，从总体上来说，是无益于经济效率的。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就指出：“南直隶地区每年要承担50％的漕粮份额，仅苏州地区就要承担17％左右……经济发展地区的原始资本积累，被漫不经心地浪费在军队、贵族、宦官和锦衣卫(每年多达150万石)、无任

何战斗力的世袭军户以及腐烂变质上面”，因此，尽管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为了维持扩大后的城市的运营，中国政府又削弱了生产效率。

不仅如此，城市的发展因为漕粮供给能力有限而受到了限制：“城郡中已无力接纳更多的人口。于是农村成为惟一能吸收过剩人口的部门。从宋到清，城市人口的绝对量大体未变，新增的人口全部留在农村。人口压力严重的地区，人多地少，农户们均无法单靠农业生产来维持全家之生计，于是以副助农成为惟一的解决办法”(《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83页)，这样一种“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相对流动”的反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吸取城市发展的历史教训，还能够使我们对时下流行的城乡一体化政策保持警醒的头脑。

五、工业的发展与技术的落后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显然，这个“李约瑟之谜”是研究我国传统社会工业发展模式的一个切入点，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赵冈认为：“中国科技发达早、进步快，到了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已有足够的科技水平来制造机器。但是很不幸也正巧是这个时期人口迅速膨胀，以至造成相当普遍的人口过剩现象。大家都在焦急设法如何把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派上用场，少有人再去注意到能节省人力但价钱昂贵的机器”(《中国土地制度史》，第324页)，尽管林毅夫教授也是从人口众多角度出发的，但是，他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越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先进。所以说，中国在前现代由于人口众多，在这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还靠经验，而欧洲在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1～272页)。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及趋势，那么就可以认识到赵冈的“人口过剩论”确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赵冈的理论与黄亚生关于“中印发展模式比较论”(参见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之间建立起逻辑的桥梁——由于人口过剩，导致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所引进的技术偏向于提高就业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青睐，那些同期进行技术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引进的国家(如印度)，就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超过我国的发展速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相对于民营手工业而言，官手工业更容易进行技术的传播：“官手工业传播技术最普通的路径就是靠这成千上万的官工官匠。他们招募自民间，学艺后不免会有相当人数回到民间。有时政府也停办若干官营作坊，遣散工匠”(《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94页)；而民间的技术传播方式却限制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效率：“在中国家族保密制度下，企业的规模扩充受到极大的限制。为了技术保密，业主不愿多雇工人，宁可小规模经营，博取垄断技术的利益”(同上，第413页)。但是，相对于“技术的发生或引进”这个问题而言，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技术的民间传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地域化特征，形成了我国经济学界所称的“小企业集群现象”，即：在某个地区，一旦有一个企业成功，那么，很快地，就会在政府和行业协会以及家族力量的带动下，形成以此种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群落。这一点以台湾和浙江温州最为显著。

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即技术人员的培养和留用。在传统社会的家族工业主导生产模式下，核心技术人员通常会自然地保留在企业内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却会因为宏观政策的变化和企业的激励政策等而导致技术人员的流失。实际上，自去年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民工荒”，也是一种技术流失现象，这种“民工荒”更多地是指拥有相当技术能力的民工的数量短缺。因此，如何通过技术的逐步累积来实现企业的内生增长，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