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共7篇）

1.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篇一

近年来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1.嫦娥三号登陆月球、神舟十号飞船和天宫一号交会对接12月15日，“嫦娥三号”携带的“玉兔”月球车在月球开始工作，标志着中国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成功。这也是人类时隔37年再次在月球表面展开探测工作。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探月任务成为中国科技工业综合实力的一次完美展现。准时发射，精确入轨，稳定落月，创新探索，嫦娥三号的每一步都代表着中国航天新的进步。探月工程副总指挥许达哲说：“美国和前苏联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都经过了20次以上的任务，我们是用三次就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夏天，执行我国第五次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十号”飞船实现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应用性飞行，实施了我国首次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这标志着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的对接技术已经成熟，我国将就此进入空间站建设阶段。2、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领衔的团队20成功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杨振宁称为诺奖级的科研成果。“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现既是理论物理领域的突破，又具有极高的商用价值。量子霍尔效应是整个凝聚态物理领域最重要、最基本的量子效应之一。我们使用计算机的时候，会遇到计算机发热、能量损耗、速度变慢等问题。这是因为常态下芯片中的电子运动没有特定的轨道、相互碰撞从而发生能量损耗。而量子霍尔效应则可以对电子的运动制定一个规则，让它们在各自的跑道上“一往无前”地前进，“这就好比一辆高级跑车，常态下是在拥挤的农贸市场上前进，而在量子霍尔效应下，则可以在‘各行其道、互不干扰’的高速路上前进。”量子霍尔效应的产生需要非常强的磁场，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美妙之处是不需要任何外加磁场，在零磁场中就可以实现量子霍尔态，更容易应用到人们日常所需的电子器件中。现代芯片处理器消耗约100瓦的功率，其中有约80%浪费在晶体管材料的能耗。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可以解决电子设备的问题发热，让元器件集成密度大大提高，“上千亿次的计算机能够集成浓缩成一部Pad掌上电脑，或者迷你Pad，走进寻常百姓家，这完全有可能。”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示意图：拓扑非平庸的能带结构产生具有手征性的边缘态，从而导致量子反常霍尔效应3、使用小分子化学物质诱导多能干细胞，逆转生命时钟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领导的团队年成功使用4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将小鼠的皮肤细胞诱导成全能干细胞并克隆出后代。与克隆羊“多莉”的技术相比，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是更简便和彻底的克隆方式。传统观点认为，哺乳动物细胞只有在胚胎的.早期发育阶段具有分化为各种类型组织和器官的“多潜能性”，而随着生长发育分化成为成体细胞之后会逐渐丧失这一特性。人类一直在寻找方法让已分化的成体细胞逆转(脱分化)，使之重新获得类似胚胎发育早期的“多潜能性”，并将其重新定向分化成为有功能的细胞或器官，应用于治疗多种重大疾病。通过借助卵母细胞进行细胞核移植(传统克隆)或者使用特定物质诱导(iPS)的方法，体细胞被证明可以被进行“重编程”获得“多潜能性”。日本人山中伸弥曾以病毒诱导法获得iPS细胞，获得诺奖。而邓宏魁团队使用小分子化学物质替代病毒，大大提高了技术安全性，具有革命性意义。4、艾滋病感染粘膜疫苗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清华大学张林琦、香港大学陈志伟和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陈凌的研究团队三方合作，于2013年完成了艾滋病感染黏膜疫苗在恒河猴体内的临床前试验研究，看清了预防艾滋病的“攀登珠峰之路”。该团队发现这种黏膜疫苗可以大大提高针对艾滋病病毒的T和B淋巴细胞的免疫能力，从而可以有效地抑制病毒在体内的复制与传播。艾滋病被发现的30多年以来，已导致2500万人死亡，至今全球仍有3300万感染者人体内的各类粘膜是艾滋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该疫苗如能最终进入临床试验并证实有效，将对阻断和减缓艾滋病毒通过粘膜途径感染(性接触)在普通人群中的流行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张林琦形容说，过去的艾滋病载体疫苗、DNA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等都只能打中艾滋病毒的“手脚”，粘膜疫苗则有望最终打中“心脏”。5、中科大测出量子纠缠速度下限(光速的10000倍)相距遥远的两个量子会呈现关联性，影响其中一个粒子时，另一个也会发生反应，这就是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超距作用”的量子纠缠。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光速是物质传播的最大速度，而中科大70后青年物理学家潘建伟院士的团队测出，量子纠缠的速度下限比光速高四个数量级(可理解为30亿公里每秒)。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自由空间量子物理实验领域继续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基于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进行大尺度量子理论基础检验、探索如何融合量子理论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是国际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他前回国组建实验室，为中国在该领域迅速走到世界前列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培养了一批科技英才。潘建伟院士与他所在的中科院量子科技先导专项协同创新团队，2013年还实现了单个量子高维度存储、星地量子通信地面验证等，继续向着建立实用的全球性量子通信网络稳步迈进，帮助中国在“绝对保密”的量子通信这个未来战略性领域继续领跑全球。量子纠缠现象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超距作用”，是量子通信的理论基础。6、成功研发世界第一个半浮栅晶体管(SFGT)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张卫教授团队研发出世界第一个半浮栅晶体管(SFGT)，这是我国微电子器件领域首次领跑世界。半浮栅晶体管(SFGT)作为一种新型的微电子基础器件，它的成功研制将有助于我国掌握集成电路的核心技术，从而在芯片设计与制造上逐渐获得更多话语权。2013年8月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Science)刊发了张卫团队关于半浮栅晶体管(SFGT，Semi-Floating-Gate Transistor)的科研论文。新型晶体管可在三大领域应用 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作为一种新型的基础器件半浮栅晶体管(SFGT)可应用于不同的集成电路、还可以应用于DRAM领域以及主动式图像传感器芯(APS)。7、世界首个存储单光子量子存储器，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前进了一大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史保森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携带轨道角动量、具有空间结构的单光子脉冲在冷原子系综中的存储与释放，证明了建立高维量子存储单元的可行性，迈出了基于高维量子中继器实现远距离大信息量量子信息传输的关键一步。这是量子计算机的基础。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8、成功研发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2013年3月，中国首次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随即展开了一场病毒阻击战。截至2013年5月31日应急响应终止，中国内地共报告131例确诊病例，其中康复78人，在院治疗14人，死亡39人。中国科技部4月初启动了科技应急防控研究项目，重点推进临床诊断试剂开发、疫苗研制等工作。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及其团队迅速揭示了新型H7N9流感病毒的来源，分别在5月和7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解析禽流感病毒重配机制和传播可能性。10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兰娟院士团队成功研发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例流感病毒疫苗株，改变了我国一直以来流感疫苗株依赖国外进口的历史。9、世界最长碳纳米管纳米层面的碳材料制造技术是当前材料科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碳纳米管是迄今发现的力学性能最好的材料之一，其单位质量上的拉伸强度是钢铁的276倍，远远超过其他材料。清华大学魏飞教授团队成功制备出单根长度达半米以上的碳纳米管，创造了新世界纪录，这也是目前所有一维纳米材料长度的最高值。魏飞教授还表示，“目前我们正在从事一米以上碳纳米管的制备，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制备出公里级以上长度并具有宏观密度的碳纳米管。这些工作将为太空天梯的制备开启一线曙光。”10、天河2号重夺世界超级计算机头名2013年6月，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以每秒33.86千万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并且比第二名快了近一倍。继“天河一号”首次夺冠之后，我国“天河”系列计算机再次登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榜首。在11月份的排名中，天河2号再次蝉联冠军!天河二号服务阵列采用了国产的新一代“飞腾-1500”CPU，这是当前国内主频最高的自主高性能通用CPU

2.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篇二

一、邓小平南巡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南巡讲话前十三年, 大陆经历了七十年代末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和组织人事干部大更新、八十年代的自由民主人道思想启蒙、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商品经济、放活承包、价格双轨制、财政包干等改革摸索, 以及政治运动反复, 到“八九”后开始整顿沉寂, 时逢苏东剧变, 冲击巨大, 中国改革面临何去何从的生死十字路口。在这种严峻苦闷的压抑形势下, 1992年初邓小平毅然冲破阻碍, 离开北京, 南下当时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力倡大刀阔斧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鼓励要大胆推进、勇于尝试, 肯定“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破除了“姓社姓资”羁绊的极左意识形态。紧接着, 1992年中共十四大高票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线, 从此大陆改革没有再经历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反复, 稳步进入了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民营经济大潮涌现的高速轨道。

南巡讲话后的这二十年, 我国稳步贯彻邓小平大思路, 也赶上经济全球化与产业转移、技术转移的世界经济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 中国得以抓住机遇, 发挥后发优势和大国规模效应, 生产制造能力剧增, 进出口能力迅速增强, 国内市场也迅速崛起, 商品市场要素充分按照有效价格信号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也基本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流动交易模式, 民营企业、微型创业、自主就业与上市公司兴起并主导了就业市场与资本市场,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房地产、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银行最近数据表明我国有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 这些对全人类和发展中国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诸多问题, 制度性腐败, 价格投资、财税金融体制依然扭曲, 所有制激励扭曲, 城乡二元体制鸿沟严重, 资源环境压力加剧, 征地拆迁矛盾突出,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不协调的严峻危机因素。矛盾处理不当, 有可能出现经济、金融危机并导致改革道路逆转;处理得当, 能使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和协调发展二三十年, 真正使人均国民收入而不是G D P总量进入中等较发达国家水平, 进入人均G D P两万美元, 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为稳健实现现代化民富国强蓝图, 系列突出问题必须及时解决。

第一, 大规模征地拆迁, 甚至野蛮拆迁, 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众多, 地方政府阻拦、抓扣上访者。失地农民通常估计有六千多万, 不少失地农民长远生计没有保障, 这是导致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一大因素, 损害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后果严重。

第二, 公务员、官员队伍庞大, 经济建设中贪污腐败现象不容忽视。有资源审批控制权的国企队伍和事业单位干部队伍也是数量众多, 财政供养队伍规模空前。从村级干部到省部级干部, 包括国企及一些事业单位干部, 掌握了大量微观经济、项目资源的审批决定权力, 腐败寻租呈现全国性、跨行业、系统化、规模化, 除非彻底改革资源管理审批体系, 贪腐难以根本逆转。

第三, 出口依赖和国有信贷投资依赖严重, 内需严重不足。净出口比重虽然只有5%到10%, 但整体进出口依赖度达到80%左右, 而发达国家大型经济体一般只有20%左右。政府投资和国有部门投资依赖严重。众多国有部门项目的投资运作中, 民间流传着三分之一“送礼”, 三分之一利润, 三分之一投资于项目原料、人工的普遍实际投资状况。国有部门占据主要信贷投资资源, 政府土地抵押、政府信用担保的地方债务规模庞大, 政府公布数字大约12万亿, 民间市场流传估计20万亿以上, 潜在的银行不良资产数量巨大, 蕴含严峻金融风险。

第四, 土地与房地产市场依赖度过高, 土地粗放浪费严重。房地产、土地市场的体制机制和经济发展阶段, 和普通群众工资收入水平脱节比较严重, 价格形成体制畸形, 房地产正常消费品功能与自主改善功能被畸形压缩, 而房产的投资品与投机功能被不良政策与有缺陷的政绩考核体系畸形放大扭曲, 扭曲了各行业持续协调发展环境, 加大了城市化顺利进行的成本。大中城市房价畸形过高和住房空置率畸形过高悖论并存, 带动中小城市、县城的房价、地价也过渡高涨, 对各行业协调发展和促进生产性投资不利。

第五, 城市建设超前和城市化布局失衡, 大城市拥堵病开始形成和固化, 人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化的经典本质、发达国家经验主要是人的城市化, 在大陆变成了主要是土地城市化、高楼大厦城市化, 变成了单纯攀比城市建设, 而把相应的从农村及外地转移来的产业人口在市民待遇、社会保障方面拒之门外, 导致人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错误的城乡二元分割发展体制和不成熟的城市与国土空间布局发展战略, 导致了中小城市发展为主、城市网络群发展为主、农民市民化为主的城市化优化路径还没有成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

第六, 城乡二元体制固化, 三农问题治理战略的根本方向有误。虽然多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三农开头, 大量惠农、补农的政策举措每年花费数千亿资金, 但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定居、享受平等市民待遇依然受到体制政策严重阻碍。现阶段的三农政策没有有效促进国民人口的城市化, 反而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 人均收益低, 人力资本素质难以提高, 农业适度规模集中经营、企业化、生态化发展受到体制阻碍。

第七, “国进民退”, 政府与民争利, 民营经济被作为二等公民。很多民企和民间资本在市场准入、金融市场等都受到排挤, 只能在非“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小打小闹”、附庸生存。其实, 现代经济发展史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所谓“经济命脉”的术语词汇, 这个引进自列宁和前苏联计划经济的词汇思维至今依然控制左右政府的决策思维, 形成扭曲的国企独大市场和扭曲的金融市场、土地市场, 可以说, 计划经济体制与思维的重大惯性残余依然是审批经济、权贵市场乱象的基础性制度根源。

第八, 环境污染严重, 食品安全堪忧。片面追求G D P考核使得有些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不足, 对假冒伪劣的监管打击睁只眼、闭只眼, 地方工作以G D P数量、项目工程数量、重化工、房地产和地方财政收入为归属为核心, 导致政府对环境监管和食品安全投入严重不足。

第九, 部分地方政府考核晋升体系扭曲严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体系亟待改善提升。必须尽快解放思想, 改革执政大思路, 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短缺时代合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转移过来, 兼容提升, 形成新的时代任务———各级政府要转向以经济发展质量为中心和以民生保障为中心, 把地方政府必须从招商引资重任中解放出来, 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保护环境。

第十, 财税金融体制和国民资本分配格局失衡。虽然总量上看大陆资金供给充裕 (这是十二五规划文件中的判断) , 但是, 中央、国有资金资本独大, 直接财政收入每年近10万亿之巨, 间接的预算外收入、卖地收入等政府收入有专家估计占G D P的40%到50%, 而民企资本供给严重不足;分税制改革远未完成, 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推进困难, 地方支出责任占比大约70%, 但收入仰赖上级层层拨款进行专项或转移支付;部委项目审批与资金拨付机制导致“跑部钱进”, 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审批变成了“可批性审批”, 基本上是党政领导、一把手说了算, 投资低效扭曲, 环保民生等项目涉及的重要社会成本没有纳入计算或考量;地方经济与社会支出责任大而财力严重不对称不匹配;非国有企业税负和居民消费税负较重, 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空间、上市空间严重不足;税收体系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非生产性、非就业性激励, 助长了内需的扭曲。

第十一, 宏观调控“一刀切”, 有悖公平竞争与市场投资合理自主的调控措施时有发生。简单价格限制、简单购买限制加剧经济行为扭曲和各区域、各行业发展不平衡。货币信贷政策的大一统危害尤甚, 把国有部门、地方政府的贷款发行过多当作总量货币经济问题, 笼统收紧银根来对付治理, 既不符合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 也不符合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更不符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针与政策哲学。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不应让非国有部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陷入贷款难、融资难的困境当中。不尊重经济规律的一刀切、简单化的经济管制措施, 不仅伤害了国民财富发展中最宝贵的民营部门, 也伤害了一国的社会化多样化生产部门和就业贡献最大部门, 同时也伤害了获得国有信贷资金相对少的中西部或落后地区, 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大陆经济属于大国模型, 地区行业差异复杂, 不应该以“宏观调控”之名行“一刀切”经济计划统制干预之实, 要改为在尊重市场自主权、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灵活性调控, 改为分区域、分行业、分群体、分领域的结构性灵活具体针对性调控, 只管负外部性, 同时, 加快推进公平竞争体制改革, 不能以调控代替改革。

第十二, 社会保障战略错位与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导致奢侈品大国与贫困低收入人口大国并存。已经具备条件可以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为主的全民社会保障, 沦为缴费者社会保险, 性质定位失误。社保账户至今不能做实做足, 短期有结余, 长期看将收不抵支。社保资金结余积累的保值增值风险巨大, 社保基金现值与未来值矛盾突出。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是九十年代为解决国企脱困问题而设计的, 基本没有考虑非国企市场就业人员, 现在体制机制无法应对国企改革后大量体制外就业、非正规就业、灵活创业就业的庞大国民群体的保障需求, 更无法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基本需求, 社保缴纳与回报没有吸引力。同时, 社保缴费由企业负责20%的规定还给本来艰难的民营企业加重了用人负担, 起了遏制就业而非鼓励招工用人的错误导向。

三、矛盾的总根源与解决路径

1992年初, 邓小平判断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到了2012年, 中国经济改革沿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方向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 但是, 解决很多深层次矛盾的重大改革依然难以推进。

从现在开始, 未来20年内, 我们需要重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发展观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观, 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大政方针和政府工作的归依, 果断改革, 励精图治。

第一, 新的历史条件与经济成就基础上, 把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改革提升为“以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为中心”, 把“发展是硬道理”提升为“发展和民生都是硬道理”, 发展和民生两手都要硬, 这样, 民生保障、社会公共品供给纳入整个国家最重要发展大局, 与经济建设并列, 特殊时期还可以超过、重于经济建设发展任务。形势发展到今天, 有利条件积累到今天, 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经济, 民生保障就是中国发展, 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失业保障是以人为本、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的根基, 是财政预算和政府系统的最重要职能, 也是中国成为内需大国、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

第二, 必须清晰市场与政府的主要责任———经济建设以市场、企业、民企、股份制社会化企业和自主创业为主, 民生保障以中央政府带领各级政府完成公共品供给为主。住房、基础教育、医疗、养老、失业这五大民生保障纳入第一财政预算, 民生保障的钱不够, 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资金搞经济建设项目, 更不得搞超前的政绩工程, 对此, 要有立法来进一步约束保障。民生保障之外, 政府只负责破除垄断、宏观稳健、产权保护、市场质量监管、公平竞争维护和生态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维护, 这些内容职责, 既是公共品, 又同时服务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民生保障, 是重大公共利益。

第三, 各级政府以“人的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为战略引导方向和具体工作抓手, 以“中小城市建设与人口扩容、生态大恢复、消除大城市病”为国土与城市空间布局战略, 从而高效、有效消除城乡二元体制鸿沟, 消除历史遗留的2.4亿小农户生产方式, 使2.4亿农民工尽快在广大中小城市落地、落户生根, 开始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子女基础教育权利。

3.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篇三

圣马力诺前执政官、圣中友协主席泰伦齐参加观礼和群众联欢晚会后难掩激动之情,他说,庆祝活动十分完美,组织井井有条,气氛热闹喜庆。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秘书长彼德·伍兹表示,在中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它一直是世界的领先者,今天,中国又以领跑者的姿态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庆祝活动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以及社会正义的信心和能力。

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60年前曾亲历新中国开国大典。他不顾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坚持参加阅兵式观礼。他说,我在91岁高龄应邀来华出席国庆观礼,感到无比激动。在这次阅兵式上看到了一个强大、繁荣和进步的中国。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用“梦幻般的美景”形容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所见所闻。他说,阅兵式、群众游行和演出活动是反映中国这些年变化的一面镜子,阅兵式反映了中国国防力量的提升和中国保卫和平、维护领土主权的神圣意志,群众游行生动体现了中国60年间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联欢晚会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敞开了中国人民的心扉”,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俄中友协代表团盛赞新中国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看到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相信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远的将来中国

日本民主党众议员海江田万里表示,此次有机会参加新中国60华诞庆典,感到尤为光荣,日本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相信日中关系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森下洋子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充满激情,希望中国人民把这种激情带给世界,让全世界充满幸福。日本民主音乐协会理事长小林启泰和日本关西广域机构专务理事甲角健都对国庆活动的组织管理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说,国庆活动的管理严密、安定有序,反映出中国政府高超的组织、策划和管控能力。日本关西广域机构会长秋山喜久、韩中文化经济友好协会会长金英爱女士都认为,中国的强大与稳定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发展同时带动了日本、亚洲及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值得中国人民骄傲,也是亚洲人民的骄傲!

美国弗吉尼亚州参议院议长科尔根表示,通过阅兵活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的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日趋增强,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民的友好。阿拉巴马州众议院议长哈米特称,这是他看到的最壮观的国庆纪念活动,中国从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发展到今天的充满活力、繁荣富强,仅仅用了短短60年时间,这是了不起的壮举和奇迹。密苏里州众议院议长理查德说,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和谐、科学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国庆阅兵展示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崛起大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议会议员肯?史密斯表示,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访华并亲身观看如此庞大壮观的庆典仪式是他一生值得珍藏的记忆。加拿大国际文化基金会主席吴永光女士在参观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后表示,中国60年来丰硕的发展成果,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提高让人印象深刻,她说在成就展上所使用的丰富而先进的展览手段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好体现,高空悬挂式超大环形屏幕、温湿度操控工作间等都是世界领先水平。新(西兰)中友协主席利文斯通说,如今的中国,从2008年的奥运会,到2009年的国庆,为世人奉献了绚丽多彩的视觉盛宴,相信即将举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美国乔治城大学校长顾问米沛力、何东国际关系学会主席埃利克?何东表示,各省市自治区的花车表演,突出了各地发展思路和地域特色,抒发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自豪情感,令人印象深刻。

4.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篇四

王玲玲

（中共东台市委党校，江苏东台224200）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加强普法和法学教育，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制建设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制建设与司法制度

1、法制建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民主政权的创建和革命法制的制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这是确保革命法制建设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通过各种革命组织,制定了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约禁令。如 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的《劳动法案大纲》,是我国最早的劳动立法纲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法制建设方面,继承并发扬了老苏区的优良传统,纠正了苏区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革命实践,使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是它同一切剥削阶级法律的根本区别。它是在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并依靠群众的思想指导下,发动人民亲自登上历史舞台,掌握政权,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新型政治制度,成立了人民的司法机

1关,实行便利人民的讼诉制度。这一切都是以民主集中制和贯彻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指导方针。如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39年4月4日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分别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关于婚姻与奸害罪暂行条例》,以及惩治扰乱金融罪和破坏森林罪的单行刑事法规等。

2、司法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了各级法院、检察机关等，同时也形成了当时的审判原则和诉讼制度。如人民调解制度，它最早发端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运动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实行群众自治的一种组织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说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允许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为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根据。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公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一经典论述道明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此后，现行宪法以及《刑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新中

国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思想，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2]这预示着：中国将依靠党的领导，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的力量，走向法治化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可以说，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没得到解决的党领导人民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回答了领袖人物的个人权威与国家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以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党的理论的重要贡献，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的建立

党的方针、政策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要提高治理国家的法治化水平，离不开党在立法上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正确的政策主张上升为法律，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信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于27日夜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

[3]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设计、制定“54宪法”的领导者——毛泽东就在那里协同宪法起草工作小组开始了制宪之旅。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反映人民利益和意愿、肯定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宪法。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同时又适应各地不同情况，《宪法》和《立法法》规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外，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为保证国家法制统一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中国法律规定了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有法可依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能力的增强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目前，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规范政府权力取得和运行的法律制度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行政主体法律制度、行政行为法律制度、行政监督、救济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公务员法律制度等一系列基本法律制度，分别在《宪法》、《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中加以规定。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和全社会的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邓小平同志曾说：“美国有个尼克松，日本有个田中，都得上法庭，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不能上法庭呢?党组织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执政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则，社会之中就存在一个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特殊集团，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荡然无存了。”[4]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法的尊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司法建设的发展

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司法工作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公民、团体权益的保障与维护，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实现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初，不仅两次出台中央纪律检察报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颁布《监察》法，坚决与党内的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的在党委领导下，法律授权下，以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依法预防体系系统工程是一项既有益于加强党对司法机关工作领导的，又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有益尝试。在党的领导下，制定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仲裁法》、《律师法》、《公证法》等法律，建立了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仲裁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等制度。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检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消灭贫穷落后，把让每个人享有充分的人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作为不懈的奋斗目标。以宪法为根本

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如保障生命权的《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通过以上法律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此外，在党领导下还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人民的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劳动权益等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选举法》、《宗教事务条例》、《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得到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推进力量。1987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成效，这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深刻性和现代性的强大

[5]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和相关立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规范市场市场主体经济秩序的民事法律制度、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市场管理的法律制度、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对外经贸合作的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也日趋成熟。如《民法通则》、《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健全了债权制度、物权制度，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合法共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确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了市场竞争行为，加强了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建立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保证产品质量的法律制度；《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一批行政法规，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此外，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带领人民缔结、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等30多项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并积极履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修订《对外贸易法》，健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和对外贸易促进体制。

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法教育和法学教育的发展

1、普法教育：当今中国，普及法律知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决议的要求，宪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逐步提高；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依法治理工作全面展开，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四五”普法规划将现行宪法颁布实施日即12月4日确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组织了20多次有关法治的集体学习，对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举行了一系列法治学习，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集体学习法律知识已形成制度。从1986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今年是“六五普法规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部署，确定了目标以及十项主要任务，全力以赴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法学教育: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党中央的重视及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构筑了新中国法律教育的基本框架，并确立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为后来法律教育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基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这一直接推动下，法学又一次成为了我国的显学。90 年代以来法学教育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近600所，法学专业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我国法学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

结语：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厉行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彻底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要加强党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执法活动中的领导。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还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在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成就的领导人。

注释：

5.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篇五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2013-3-6 5:04:38来源：2013年03月05日 23:07:25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３月５日电５日，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真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对五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企业家，我对数字比较敏感，国家过去五年的发展数据，令我惊叹，也让世界赞叹。”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说。

代表委员表示，报告中的３个“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的表述，高度概括了五年来的发展成果，符合实际，人们感同身受。

在全国人大代表白玛曲珍看来，过去五年的事“值得好好说一说”。作为西藏墨脱县德兴乡登则村党支部书记，白玛曲珍见证了嘎隆拉隧道的贯通，它使过去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与外部世界连结，村里还装上了太阳能路灯，村民都住上安居房。今年藏历年期间，安全饮水工程顺利完成，家家户户看上了电视。

“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短、新、实’的特色，对过去五年的成就作了高度概括。”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董事局主席傅军表示，这几年他体会最深的就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虽然现在还存在“玻璃门”现象，但总体来说，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

辉煌的背后，是艰辛的努力、不懈的奋斗。代表委员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国内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面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成绩来之不易。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感慨地说：“我们国家太大了，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又受到国际经济低迷影响，党和政府要驾驭好形势、处理好大事和难事，的确很不容易。过去五年的发展成果应当肯定。”

徐冠巨同时指出，成绩背后有问题，但问题背后是机遇。今后，要在推动发展的同时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他建议及时提高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特别是要解决柴油卡车运营效率低、空驶率高的问题。

目标凝聚力量，梦想激发壮志。代表委员认为，报告提出的预期目标、工作措施等，为做好今年工作明确了方向。要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取得新成绩。

辽宁省凌海市小上五旗村党支部书记张占宇，是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报告时，他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以基层的事例为依据，在发言中说：“报告提出的目标和措施，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一个深得民心、改善民生的报告。”

6.平凡成就伟大的名言 篇六

2)平凡的人创造了不平凡的人生，保尔就是这样，看似平凡却又不平凡，骨子里渗透着一份坚强与执着。面对生活，他坦然乐观，面对病魔，他顽强拼搏，此时他是平凡的，可却在这平凡中创造出伟大。

3) 大千世界中，最伟大、最公正、最无私的是时间;生活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的还是时间。

4) 桂花树是平凡的但同时他又很伟大。虽说它没有榕树粗壮，没有康乃馨娇柔优雅，也没有玫瑰浪漫温馨，更没有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但它们枝丫简节不繁杂，生着暗绿暗绿的小叶片，它们历经几秋，只为盛开一簇挨着一簇的淡黄色小花，把自己的清香传遍天下。

5) 我不知道，如何诠释我的母亲，因为母亲淡淡的生活中却常常跳动着不一样的间最无私、最伟大、最崇高的爱，莫过于母爱。无私，因为她的爱只有付出，无需回报;伟大，因为她的爱寓于普通、平凡和简单之中;崇高，是因为她的爱是用生命化作乳汁，哺育着我，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得以蓬勃，得以灿烂。

6) 伟大出于平凡，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出青年的光和热。

7) 原来母爱是这么的伟大，却总隐藏在平凡的一举一动中，我们对母亲的不理解实则是使自己孤独的直接原因，母亲永远都在为子女操心，雪白的双鬓是最好的见证。母爱是无私的，更是值得珍惜的。她像涓涓细流，无一点杂质，给人太多的感动与温暖。

8) 母亲就是这样的平凡，母爱就是这样的伟大，不需从惊天动地的事中体现出来，也不需要物质的交换，而是靠心灵的沟通和理解。妈妈，您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谢谢您，亲爱的妈妈!

9) 亲情能点燃生活的希望，为我们撑起心灵的蓝天;它是一种沾了点汗、湿了点泪、带了点痛的，是一种平凡而伟大的美丽。

10) 母亲是回家后的第一声呼唤，是深陷泥潭时的救命草，是受伤后的一剂良药，是风雨来时停靠的港湾。母爱是伟大的，是神圣的，是博大的，是深邃的，是可以随时支取的，是不求回报的、母亲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我们要理解母亲的伟大，更要体味母亲的平凡，尤其是母亲肩上沉重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

11) 只有这些平凡中的奉献者，才有今天的社会平安与发展。凡是一个真理的实现都是有奉献者的辛血出现。那是沉默，那是无为，那是挚着，那是憧憬。尽管没有轰动的场面，有尽心尽力的奉献，就足够了。因为这样才没有浪费这一生。比及那些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贪得无厌、仗势欺人、自毁人格、国格的人伟大的多。

12)平凡的事业，却展示了您伟大的人格;盛开的鲜花，也凝聚了您挚爱的心血。

13) 宽容了痛苦的人，再平凡也显得伟大，再普通也显得美丽，再弱小也显得强大，再卑微也值得人钦佩。

14) 海的伟大是因为它能容纳千江万河;海的平凡是因为它来源于一点一滴。

15) 必须要志向非常远大，毅力才会顽强。过去常讲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一个伟大的人一生选择一次，一个平凡的人每天都在选择。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错误到头了，真理就出现了。所以，有时你不仅是要坚持正确的，也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别人认为是错误的东西。

16) 蜡烛是什么?蜡烛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颗小沙粒，蜡烛是一种平凡而伟大的力量。蜡烛在黑暗的时候燃起，在光明的时候熄灭，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可是，我要为无私的蜡烛唱一支赞歌。

17)平凡乃是最不平凡的伟大。

18) 我不想用太多华丽的词藻来描述这个人，他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他有个伟大的职业父亲!

19) 伟大出于平凡，理论来自实践。

7.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篇七

新中国成立以来, 山西畜牧业生产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发展时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畜牧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生产结构不断优化, 生产方式向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养殖快速转变。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 业已发展成为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 成为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支撑点。

一、畜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 山西畜牧业生产水平很低, 畜牧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7.2%, 在农村经济领域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生产部门。新中国成立后, 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 持续不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和保护政策, 畜牧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并逐步转向了现代畜牧业发展方向;建国60年来山西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成就了畜牧业生产的历史性跨越, 使畜牧业成为农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纵观60年的发展历程, 大体可分为6个阶段。

1. 快速起步阶段 (1950年—1957年)

这一阶段的畜牧业生产, 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自然经济方式, 缺乏商品生产意识,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附于农业办牧业。这一阶段山西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 在实现耕者有其田, 养者有其畜的情况下, 加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 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养管理技术开始得到推广应用, 注重推广农民群众在畜牧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先进经验, 有效地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以满足农业生产对大牲畜存栏快速增长的需要。到1957年, 全省大牲畜存栏达到203.7万头 (其中:牛114.5万头、马11.2万头、驴61.8万头、骡16.0万头) , 比1949年增长55.5%;生猪存栏190.8万头, 羊存栏626.9万只, 分别比1949年增长4.3倍和1.4倍;猪牛羊肉类产量达到3.1万t、禽蛋产量达到2.0万t, 分别比1949年增长1.2倍和28.9倍;畜牧业产值达到17 588万元, 比1949年增长1.7倍, 占农业总产值的11.4%, 较1949年提升了2.3%。

2. 调整发展阶段 (1958年—1965年)

在这一阶段里, 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 大牲畜和大部分猪羊由农民个人所有转归为集体所有。期间又遇到了3年自然灾害, 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 畜牧业生产一度出现下降局面。1962年, 除了羊群和骡马存栏比1957年略增外, 大牲畜存栏和猪存栏分别比1957年下降10.8%和34.3%;猪牛羊肉类产量和禽蛋产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31.1%和46.0%;畜牧业产值比1957年下降33.3%,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为8.1%, 下降3.3%。经过三年调整, 到1965年, 全省畜牧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大牲畜年末存栏205.0万头, 比1957年增长0.6%;生猪和羊存栏分别达到了338.7万头和846.1万只, 分别比1957年增长77.5%和35.0%;猪牛羊肉类产量达到7.3万t, 比1957年增长1.4倍;禽蛋产量达到2.0万t, 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畜牧业产值达到22 261万元, 比1957年增长46.9%,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为12.8%, 创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在这一时期内, 畜牧业生产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 大面积推行了细毛羊、半细毛羊和良种生猪养殖, 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开始有所转变。

3. 波动徘徊阶段 (1966年—1978年)

这一阶段正是“文革”时期, 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得到强化, 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畜牧场, 那些允许社员户饲养的小家畜家禽, 大都作为个体经济的残余被加以限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难以调动广大社员的养畜积极性, 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 畜牧业生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波动徘徊的局面。1978年, 全省大牲畜存栏数为223.6万头, 仅比1965年增长9.1%;猪、羊存栏数尽管达到了578.5万头和872.0万只, 分别比1965年增长70.8%和3.1%, 但在其生产发展中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 致使出栏率大幅度下降, 1978年猪、羊出栏率仅为40.2%和10.7%;这一时期内,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大牲畜, 主要是牛的使用价值开始由役用为主, 向乳用、肉用或者乳、肉、役兼用的方向转变, 牛肉产量大幅度增长, 全省肉类产量达到15.4万t, 比1965年增长1.1倍;禽蛋产量达到3.9万t, 比1965年增长95.0%;畜牧业产值32 934万元, 比1965年下降3.9%,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为11.4%, 降低了1.4%。这一时期由于优良肉牛、奶牛品种和冷冻技术的引进和应用, 也推进了畜牧技术现代化的进程。

4. 稳步发展阶段 (1979年—1990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 在畜牧业所有制方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鼓励和支持农民发展家庭畜牧业, 并实行了畜禽私有私养和集体草山草坡草地承包到户, 兴办家庭牧场等政策, 鼓励和支持农民发展家庭畜牧业, 大大调动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受商品经济观念和具体政策的影响, 养殖畜禽更加注重经济效益, 着重发展瘦肉型生猪、肉牛、奶牛、家禽养殖, 有力地推动着传统畜牧业生产结构的改革, 饲养结构、养殖品种及产品结构得以快速调整, 并且在猪、牛、羊、禽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 主要畜禽产品产量亦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饲养结构的调整, 到1990年, 全省大牲畜存栏增至293.2万头, 比1978年增长31.1%。其中牛饲养量增长到179.3万头, 比1978年增长65.7%, 占大牲畜总数的61.2%, 所占比重提高了12.8%, 牛饲养量的大幅增长, 已由原先的役用为主转向畜产品商品生产。随着优质、高产、高效的猪、羊、禽等优良品种的快速推广, 畜禽产品结构得以快速调整。生猪养殖突出了瘦肉型、生产周期短的优良品种推广, 1990年虽然生猪存栏比1978年缩减一半, 但是猪肉产量达到了22.5万t, 比1978年的肉类总产量还要多出46.1%;羊的养殖突出了向出栏率高的良种肉羊和出绒率高的优质产毛羊的转变, 到1990年, 羊存栏量略减至709.6万只, 但羊肉、羊毛、羊绒产量却比1978年有了大幅增长;家禽饲养突出了向饲养周期短、报酬率高的优种蛋鸡与肉鸡的更新, 到1990年, 全省禽蛋产量增至15.9万t, 比1978年增长3.1倍;与1978年相比, 肉类总产量由15.4万t增长到1990年的31.9万t, 增长1.1倍。畜牧业产值达到276 170万元, 比1978年增长1.7倍,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22.1%, 提升了10.7%。

5. 持续发展阶段 (1991年—1996年)

1991年山西省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省畜牧工作会议, 省政府于1992年2月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召开了第二次全省畜牧工作会议, 会后又发出了《关于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上述《决定》和《意见》为山西畜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发展目标, 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 山西在促进畜牧业发展中进行了认真部署和大胆探索:一是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省政府改革开放精神, 在农村推行了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 调动了广大农户饲养畜禽的主动性。二是放开、搞活了畜产品购销市场, 允许多渠道集市贸易, 刺激了各方面发展畜牧业的热情。三是加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随着市场消费需求的提高, 肉、蛋、奶等主要畜产品市场行情一直看好, 对畜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四是狠抓了草地畜牧业开发和商品基地建设, 大力推广先进科学技术, 推行和发展规模经营, 发展贸工牧一体化经营体系, 推进了畜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1996年大牲畜存栏为285.5万头, 其中牛存栏达到201.0万头, 比1990年增长12.1%, 占大牲畜总数的70.4%, 所占比重提高了9.2%;猪、羊存栏达到429.8万头和905.3万只, 分别比1990年增长18.4%和27.6%;家禽存栏4 343.4万只, 比1990年增长6.0%。随着肉牛、肉羊、瘦肉型生猪以及奶业等基地县的建设, 全省肉、蛋、奶产量均呈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6年, 全省肉类总产量50.0万t, 比1990年增长57.1%, 年均递增7.8%;禽蛋产量30.4万t, 比1990年增长90.9%, 年均递增11.4%;奶类产量27.9万t、其中牛奶产量25.5万t, 分别比1990年增长55.3%和59.4%, 年均递增7.6%和8.1%。畜牧业产值达到772 257万元, 比1990年增长59.2%,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至23.0%。

6. 科学发展阶段 (1997年—2008年)

1997年以来,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山西畜牧业从以数量增长为主逐步转向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和增加效益为主的全面科学发展阶段。这一时期, 山西仅仅围绕畜牧业发展目标, 从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加大畜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推进健康养殖、促进畜牧业科技进步、发展规模化养殖和产业化经营等几方面全面推进畜牧业生产, 加大对畜牧业生产的财税和金融支持力度, 积极发展奶牛、生猪、肉鸡等优势产业, 加强畜禽良种基地建设, 加大良种推广力度, 提高畜禽产品产出, 使全省畜牧业不仅在总量上迅速增长, 质量上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并且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高。同时, 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产业 (饲料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 的发展, 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也逐步增大。2008年, 畜牧业产值达1 853 677万元, 比1996年增长2.3倍, 年均递增10.6%, 已占到全省农业总产值的31.1%, 比重上升8.1%;猪、牛、羊的出栏量分别达到584.7万头、30.2万头和366.3万只;肉类总产量达到63.0万t, 禽蛋产量达到61.6万t, 分别增长26.1%和102.6%, 年均递增1.9%和6.1%。

二、畜牧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山西畜牧业在生产和供给能力提升、生产结构调整、生产方式转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并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

1. 生产能力显著提升, 供给能力明显增强

建国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山西畜牧业生产取得的最显著成就是其发展速度和供给能力的大幅度提高。2008年全省肉猪、肉牛、羊、家禽出栏率分别达到138.5%、27.2%、49.2%和88.9%, 分别比1978年提高98.3%、25.8%、38.5%和81.9%。在畜禽出栏率普遍提高的同时, 胴体质量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全省肉猪、肉牛、羊、家禽的胴体质量分别由1978年的42.5 kg、59.9 kg、10 kg和1 kg提高到2008年的77.7 kg、140 kg、13.8 kg和1.25 kg, 增幅分别达82.8%、133.7%、38.0%和25.0%。在全省畜禽存栏大幅增长的前提下, 出栏率的提高和胴体质量的增加, 直接促进了主要畜禽出栏量和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升。2008年全省猪、牛、羊、家禽出栏量分别达到584.7万头、30.2万头、366.3万只和5 845.5万只, 猪、牛、羊出栏量分别比1983年增长1.3倍、10.3倍和93.5%, 家禽出栏量比1991年增长2.7倍;猪牛羊肉产量54.7万t, 比1949年的1.4万t增长38.1倍, 年均递增6.4%;禽蛋产量61.6万t, 比1949年增长900余倍, 年均递增12.3%。畜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带动了畜产品供给能力的增强, 2008年全省人均肉、蛋、牛奶供应量分别达到18.5kg、18.1 kg和20.0 kg, 比1978年分别增长1.9倍、10.3倍和32.3倍。畜产品供应从建国之初的极度缺乏, 发展成今天肉、蛋、奶以及各种制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的局面, 极大地丰富了全省人民的菜篮子, 为全省人民营养膳食结构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2. 生产结构趋优调整, 主要畜禽品种协调发展

山西畜牧业发展在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 生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品种结构的趋优调整, 畜牧业生产已由过去的役用、肉用为主转变为以生猪为主, 牛、羊、禽、蛋、奶协调发展的格局。2008年全省牛存栏发展到93.8万头, 占大牲畜存栏的比重由1978年的48.4%调整到60%以上。生猪出栏量达到452.2万头, 猪肉产量达45.4万t, 分别比1978年增长65.0%和2.9倍, 虽然猪肉产量大幅度增长, 但是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却比1980年下调了21.4%, 同时, 牛肉产量比重由1980年的0.9%上升为6.7%;羊肉产量比重由1980年的5.7%上升为8.1%。禽蛋和牛奶产量快速增长, 改变了畜牧业生产中肉类比重过大、禽蛋和牛奶比重过小的不合理状况, 丰富了动物食品的来源, 优化了畜禽产品的供应结构。改革开放以来, 禽蛋产量年均增长9.6%, 牛奶产量年均增长13.6%, 分别比猪牛羊肉总产量年均增长高出3.2%和7.2%。伴随着优质牛、羊、禽品种的引进和推广, 全省猪、牛、羊、禽的良种覆盖率已经分别达到60%、35%、30%和70%, 比1997年提高7%~10%。

3. 生产方式科学地转变, 饲养水平不断地提高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 对畜禽产品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在市场的引导和畜牧部门的大力推动下, 山西畜牧业迅速由家庭散养向规模化发展, 千家万户分散养殖的模式开始向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大户转变, 全省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进程不断加快, 实现了畜牧业生产方式“由院到园”、养殖规模“由百到千”、经营方式“由散到整”、养殖户收入“由千到万”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近几年来, 山西以建设现代畜牧业为目标, 大力发展标准化养殖小区和规模养殖场, 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畜禽饲养水平不断提高。2008年末, 全省畜禽规模养殖户达到1 116户, 非农户生产经营单位达1 185个, 分别比2007年增长44.7%和54.2%。其中生猪存栏量在34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共有542户, 比2007年增长73.0%, 生猪存栏在100头以上的非农户生产经营单位共有514个, 比2007年增长80.9%;牛存栏达到50头以上的非农户单位共有270个, 比2007年增长19.5%;羊存栏达到500只以上的规模户共有113户, 比2007年增长63.8%;家禽存栏达到10 000只以上的养殖规模户共有401户, 比2007年增长38.3%。全省生猪存栏为452.2万头, 其中规模户和非农户生产单位存栏占生猪存栏的22.8%以上。

4. 有效地带动了农民增收, 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建国60年来, 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 畜牧业逐步发展成为山西农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 为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较大贡献。2008年全省畜牧业产值达到1 853 677万元, 比1949年的7 496万元增长55.4倍;同时畜牧业产值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31.1%, 比1949年的9.1%上升了22%。畜牧业已经从家庭副业发展成为农业中最具市场化特征和最具活力的产业, 更多的农民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投身畜牧业, 在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持下, 畜牧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畜牧业收入达到199.9元, 比1998年的140.3元增长42.5%, 年均递增4.3%, 其占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为10.1%。畜牧业收入在农林牧渔业中仅次于种植业, 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三、推动山西畜牧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建国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山西畜牧业生产能够稳定发展, 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科学养殖技术的进步, 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环境, 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另一方面是由于市场化需求的扩大以及规模化养殖方式的发展, 刺激和推动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加速了畜牧业现代化的进程。

1.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为畜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建国60年来, 在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 为了推动畜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山西各级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而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山西省委、省政府针对新时期畜牧业生产的特点, 进一步加大了对畜牧业生产的支持力度:

(1) 加大对畜牧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建立对畜牧业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和工业反哺畜牧业的长效机制, 使规模化养殖小区获得了水、电、路、圈舍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进一步改善了畜牧业生产条件。

(2) 加大对畜牧业生产的税收和用地支持认真清理了畜禽养殖和屠宰加工环节等不合理税费, 继续实行对饲料产品的优惠税收政策, 从而减轻了养殖农户的负担, 降低了生产成本。

(3) 加大对畜牧业的金融支持逐步建立了畜牧业风险防范机制以及保险与补贴相结合的制度, 积极鼓励养殖户 (场) 对能繁母猪、奶牛等养殖进行投保, 2008年底, 全省能繁母猪的投保率达到53.9%, 从而进一步保障了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2. 科学养殖技术的进步, 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中, 山西将推广优良品种繁育技术和科学饲养技术、加强疫病防控能力建设作为推动畜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措施来抓。近年来, 山西以实施科技入户为目的, 在26个县开展了奶牛和肉牛良种补贴, 在全省设立了11个草畜平衡试点县, 开展青绿饲料均衡供应、营养平衡和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技术推广工作。重点推广了猪、鸡集约化生产、高产奶牛繁育和规范化饲养、优质牛羊肉生产、动物防疫卫生、全株玉米青贮及秸秆利用等一大批适用技术。全省推广三元杂优猪200万头, 改良肉牛40万头、奶牛20万头、肉羊160万只、绒山羊100万只。在右玉和岢岚实施的具有山西品牌的肉羊和绒山羊选育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全省秸秆综合利用量达到323.3万t, 其中青贮198.2万t, 种植专用青贮玉米4.17万hm2。在2个大型奶牛养殖场、150个畜禽养殖小区配套建设了粪污处理设施, 开展了清洁生产技术示范工作。2008年全省共培训基层畜牧兽医人员、养殖场技术人员、农民养殖户100万人次, 为促进畜牧业先进技术推广、增加畜牧业科技含量、加快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3. 市场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大, 刺激和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建国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山西以畜禽产品为主要内容的食品消费量大幅增长, 对畜禽产品品种、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种消费需求形成的强劲拉力, 客观上起到了刺激肉、蛋、奶等畜禽产品快速发展的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城乡居民、流动人口、餐饮业对畜禽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畜禽产品已成为城乡居民生活消费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居民的畜禽产品消费量也逐年递增, 1985年, 山西城乡居民人均肉蛋消费量分别只有16.6 kg和6.4 kg, 到2008年, 城乡居民人均肉蛋类消费数量已分别达到30.7 kg和17.3 kg, 分别比1985年增长85.1%和168.7%, 年均递增3.7%和7.3%。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 客观上推动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4. 规模养殖和龙头企业的壮大, 加速了畜牧业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 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规模化养殖逐步成为畜牧业生产的主体。山西各级政府按照建设现代畜牧业的要求, 大力发展标准化养殖小区和规模养殖场, 规模养殖正在成为畜牧业生产的主力军, 同时规模化养殖和龙头企业的壮大亦加速了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步伐。晋城市从2004年起, 拿出近2 000万元资金用于养殖小区建设, 目前已发展各类高标准养殖小区200个, 规模养殖总量和畜产品产量超过全市总量的50%。沁水县从2005年开始, 已建设场村分离、人畜分离的养羊小区近100个, 养羊近10万只。晋中市是山西发展规模养殖最早的地区, 现在全市规模化养殖水平超过了60%。另外, 在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上, 通过外引内联等多种方式, 在政策上、技术上、资金上积极扶持畜产品、饲料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 从而增强了对畜牧业的带动能力。目前, 全省畜禽加工企业达到620家, 年加工能力达到48万t;奶产品加工企业60多家, 年加工能力达到100万t;2007年高平市引进江苏雨润集团投资2亿元, 建设生猪屠宰加工线一条, 年可屠宰生猪200万头, 成为山西最大的生猪屠宰龙头企业。应县与广东雅士利乳品集团合作, 将建成年鲜奶加工能力48万t的乳品加工企业, 可带动7万头奶牛的发展。近几年来, 各地积极扶持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专业技术协会、流通协会以及经纪人队伍, 有效地提高了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 对畜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