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社会调查报告

移民社会调查报告（8篇）

1.移民社会调查报告 篇一

腾冲县移民局2008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责任制自检自查报告

2008年腾冲县移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县委、县政法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县政法工作会议的安排布臵，紧紧围绕建设平安和谐腾冲的目标，以维护社会持续稳定、服务经济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积极构建新形势下的治安防控体系，强化治安防范，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力度，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狠抓禁毒反邪防邪工作，使全县社会经济治安保持了稳定祥和的良好局面，有力推动了三个文明健康协调发展，现将一年来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措施

县“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实现县域电力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投资45亿元，年产值7亿元的目标，工程征占土地近45km，移民2千户近1万人的规模，移民安臵任务点多面广战线长，居住分散，涉及乡镇较多，民族区域性较强，是矛盾集聚和多发领域，综治工作十分繁重。为切实加强对综治工作的领导，维护库区和移民区社会稳定。我局加强对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局长为组长，分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副局长任副2

2法律意识得到增强，在工作中能够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另一方面，加强对移民区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本着对历史、对社会、对移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心移民，切实做到移民利益无小事。创造了广大移民群众自愿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主动提出自愿搬迁，支持国家水电开发的省内外屈指可数的奇迹。一年来，我局克服事多人少，单位面临许多工作上的困难，平均每天征地25亩，签订2户以上协议，全局领导干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保证了三江流域征地移民工作无一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事件发生，真正实现了“建一个电站、富一方百姓、促一地平安”和综治维稳的目的。

三、加强信访，切实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现有的水电法规政策为支撑，以建立移民长效补偿机制为保障，以多种方式和渠道安臵移民为重点，以培植发展库区产业优势、加快移民劳动力资源转移为致富途径。以确保移民经济逐年增加为动力，最终把移民安臵区建成小康村、文明村、生态村、和谐村。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新移民条例》和《后期扶持政策》等法律法规，对移民工作做到逢会必讲，常抓不懈。在工作中牢固树立如坐针毡的紧迫感，如履薄冰的危机感，重于泰山的责任感。一是分别成立了腾冲县移民局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和《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落实，对我局和全县电站（水库）及移民安臵点进行了火灾隐患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整治，确保了移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情系移民，搞好服务。以对历史、对社会、对移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心移民，切实做到移民利益无小事，维护库区和移民区社会稳定。三是依法移民，保障工作顺利进行。始终把做好移民安臵和综治维稳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实施，层层落实责任制，为移民安臵工作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障，确保移民安臵工作顺利完成。四是建立相应的配套管理制度、办法。移民资金管理使用严格按国家规定执行，集体资金使用严格遵循村民民主议定程序，按法定程序上报审批，实行专项稽查。研究制定了《腾冲县移民资金管理办法》、《腾冲县三江流域水电开发征地移民管理办法》和数十期会议纪要及信函。五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妥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纠纷，深入排查、调处，构筑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健全信访工作预警机制，制定《腾冲县移民局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工作制度及实施方案》和《腾冲县移民局领导干部大接访及党政干部下访工作实施方案》，变被动为主动、变群众上访为

6防和妥善处理好群体性事件。三是继续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拓展法律服务范围，开展好法律援助；四是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加大安全设施投入，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总之，一年来我局在综治维稳，创平安和禁毒工作中，认真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局领导高度重视，层层抓落实。狠抓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各项综治措施的落实，认真做好防范工作，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做好综治工作的新方法和新措施，努力巩固综治成果，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全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全局工作人员无一违法违纪，单位内没有发生一起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没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无一人员伤亡，无一集体上访事件发生，没有出现任何不安定因素。真正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守好自己的物”。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水电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达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目标管理的要求。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2.移民社会调查报告 篇二

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劳动力的转移也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然而由于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过去空间的城市化并没能相应的产生人口的城市化。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 使得大量新移民可以在“户籍制度”破除的背景下实现迁移活动, 此时移民的流动也不再局限于从农村到城市, 并且移民的主体也不再局限于打工型移民。由于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逐渐增大, 城际间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和创业型移民也占据很大比重。这部分新移民关注的不仅仅是城市中的生存权和居住权, 而是希望获得更好社会支持、职业地位以及资源配置。社会网络是成员间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 是为城市新移民提供可“工具性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渠道。因此城市新移民的自适应发展, 归根结底是受到其自身社会网络和融入行为交互影响的, 理清这一耦合演化机制对加强新移民在城市经济生活中的参与程度, 提升该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内涵, 如王桂新等指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适应是其与城市社会和原居民双向互动和接收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融合。二是从宏观劳动力流动迁移的角度, 探索了新移民城市融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任远的研究表明, 新移民的能力发展和社会参与才是城市发展真正的驱动力。三是基于新移民个体的微观视角, 探索其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方大春等由公共品服务入手, 分析了医疗、教育、文化、交通设施等要素的供给对移民社会适应带来的正负效应。苏昕则聚焦于城市移民的公民权, 认为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移民身份导致的社会排斥才是阻碍该群体城市融入的关键。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二元体制引发的制度性困扰已逐渐减弱, 学者们开始关注于移民如何更好的在城市拓展生存空间, 续构社会资本, 重塑主体身份, 避免行为失范等新问题。上述研究领域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要找出移民社会适应过程中生活结构和决策的转变机制, 而Lin提出的结构行为理论则明确了社会网络是个人行为和群体交互的载体和基础。目前对移民社会网络的描述大都采用静态网络分析方法, 如孙秀林采用“拜年网”、“讨论网”等多种网络形式探讨了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及公共事务参与。在国外, Lee也论证了宗教关系网络在韩国城市移民多样化文化融合中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局限于实证数据, 只能测量现有的网络规模及特征, 却忽略了移民社会网络会伴随时空序列发生动态变化, 如环境的改变, 职业的流动等。然而Litwin指出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正是一个嵌入在其自身社会网络上的复杂动力学系统, 二者交互影响互为因果, 移民的适应行为会影响网络拓扑结构, 新的网络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移民下一步的行为选择。Carley据此尝试将实证数据 (empirical data) 和计算机模拟 (computer simulation) 结合起来, 构建出动态网络分析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框架, 但尚缺乏具体的技术路线。这一跨领域的理论方法是研究新移民自适应发展的核心所在, 是未来城市社会融合主攻的重点且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根据上述国内外研究评述可知, 以往关于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的协同研究都是沿袭社会学中的质化研究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实质上是利用静态的截面数据验证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网络重构和融入显然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过程, 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量化衡量新移民社会适应程度?如何描述新移民社会网络断裂重构的微观机理?如何计算新移民在网络结构演化中适应能力的变化?这就必须在外界政策环境的影响下, 基于新移民的个人特质, 对其社会网络的建边机制进行精确描述, 尝试从系统论的视角理清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演进的具体路径。本文尝试突破单一方法的局限, 跨领域的将实证、动态网络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结合起来, 从“定性→定量”、“个体→群体”、“静态→动态”三方面开展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框架研究, 并解决了跨领域方法集成应用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

2 研究框架

以往的对城市移民迁移和立足的研究, 要么从输入地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的来源、迁移目的、就业方式、行业职业、收入进行分析;要么从输出地的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外出人员特征以及外出后对家庭和家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但这些大都关注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其动因在于“生存压力”和“经济驱动”。而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中, 城市移民群体的组成有了很大变化, 由于驱动个体进城的动因发生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群体在城市社会适应结构的改变, 期望需求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此时新移民群体不再简单的关注于生存权、居住权等基本权益的保障, 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破冰后, 关注其是否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好的职业发展等问题。而这些就不是经济政策等有形资本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需要更多的考虑附着在社会网络上的无形资本———社会资本。所以新移民在城市社会网络的重构是驱动其社会适应的关键, 社会适应程度又会反馈影响自身的社会网络演化。量化这一协同演化机制, 实现可视化的过程预测, 可以为制定城市新移民扶持政策提供最低成本下的决策支持。

从城市新移民个体决策和群体互动两个层面, 探讨如何用实证数据、动态网络分析以及计算机仿真来开拓新移民流动迁移研究的新领域, 以实现对新移民社会适应情况的精确预测和过程管理。本课题预计分三部分开展研究, 具体内容安排及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3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的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 这使得该研究对象的边界十分模糊, 很难给出统一的量化标准。所以这部分研究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经典文献和理论的梳理, 找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具体构成因素和影响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概念模型, 然后进行数据采集和假设检验。第二步是对原始数据集进行分析和挖掘, 由于社会学变量的模糊性, 在样本数据处理上, 可借鉴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因子分析方法, 将测量条目视为显变量y, 各影响因素视为隐变量x, 再将量表得到的一系列离散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利用GEP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拟合出移民社会适应程度与各因素间的非线性数学模型, 以此得出可测变量到移民社会适应现状的测量关系, 如图2所示。

4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社会网络是新移民获得城市认同和社会信任的途径, 是其利用社会资本的载体, 所以探索其动力学过程就显得至关重要。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会使城市新移民的网络发生自组织演化, 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离散的阶段:原生网络的维护和新网络的选择。此处尝试研究时机条件变化下, 新移民社会网络的自适应调整机制, 包括内部关系节点的增减, 社会关系的重连, 结构洞等核心位置的易主, 空间联系和资源的变动、行动目的计划的修正等, 并将其应用到移民社会行为的活动态势监控, 移民社会资本运用的绩效评估上。

这部分研究可采用动态网络分析将过去的静态方法与人工智能联系起来。第一步先将新移民主体、原居民客体、政府、城市资源等定义为网络中的节点, 加权连接表示各种程度的交互联系;第二步将各主体的个性特征、认知能力、信息、事件等组成的概念化元网络嵌入其中;第三步根据差序格局构建移民的初始网络, 并设计其社会网络的断裂建边机制;第四步, 预测新移民未知或未来可能产生的链路, 运用ORA来探索这一多模社会网络的演化过程, 如图3所示。

5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协同演化形成了一个自适应系统, 个体适应程度带来不同的行为决策, 会影响到网络拓扑结构的分布。而网络连接的增减及强弱变化又会对移民拥有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从而又影响到移民下一步的适应行为, 如图4所示。这一动态演化的反馈回路必然自下而上形成一系列涌现性现象, 需要在整体层面实现上述新移民个体, 社会群体和政府政策调控的协同演化, 构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协同体系的虚拟实验平台。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面向组织行为、决策科学、社会网络等多领域, 以及在个体群体等不同层次, 因此需要采用多领域建模方法。如用MATLAB开发移民社会适应程度的计算模型, 用ORA实现新移民群体社会网络动态分析, 最后采用AnyLogic来描述两者协同演化的涌现性过程进行集成研究。选择某一城市的调查访谈数据挖掘作为系统的输入, 调节系统参数来观察移民社会适应演进的微观机理, 开展过程化控制和优化决策, 如图5所示。

6 结论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的量化研究之所以困难重重, 主要是因为该领域存在行为主体人的异质性、关系网络的动态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行为规范的模糊性等一系列传统理论和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下,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是新移民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研究这一社会行为的过程机制和社会网络的扩展是保障新移民获得公平社会支持、良好职业地位以及公用品供给的关键。在社会网络环境下, 城市移民的异质性、交互性是影响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该从群体和动态的角度对水库移民社会网络进行演化研究。从过程预测的角度, 对城市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进行阶段管理和精确管控, 而仿真模拟平台可以在节约管理成本的同时实现上述目标。

因此在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研究中, 必须实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思路, 这就需要将社会网络分析、系统科学、计算科学等跨领域的理论方法集成起来进行研究。本文的框架研究将链路预测、社会计算、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心理学相互集成, 设计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入的协同实验平台, 实现了移民个体和群体, 社会网络和行为规范的有机结合。这一方法创新不仅能对融合机制进行微观、定量、动态化的研究, 为移民城市融入过程提供基于过程的精确决策, 而且也为数据、人文和计算机的平行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摘要：在解决生存危机后, 城市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已成为城市新移民关注的焦点, 而实现该群体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理清其适应行为在自身社会网络上的交互协同机制。为此尝试通过跨领域方法的集成, 构建实证数据来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发展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 从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设计了具体的内容框架, 并解决了其中涉及的技术难点和问题。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社会网络,交互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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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洞:大移民前夜的庶民社会 篇三

1303年9月17日夜晚。平阳路洪洞、赵城的居民们一如往常吃着晚餐，那些习惯早睡的人们则已进入了酣梦。赵城县（今属洪洞市）徐张氏正收拾碗筷。她的公婆大概已经睡着了。丈夫徐谷原是永济的粮官（仓事），已经去世。如今，她奉养年迈公婆，教育膝下幼子，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一家人倒也和乐融融。

突然，屋子开始剧烈晃动。碗从桌子上飞了出去，击打在墙面上，碎片纷飞。公婆和小孩子的尖叫声混杂在巨大的声响中。几秒钟后，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大地不再晃动了。徐张氏茫然四顾，这才发现庇护一家人的房子已成废墟。瓦砾堆里公公的呼救声让她顾不上恐惧或悲伤，扑过去试图用手刨开废墟,血和着灰尘滴落在地面上。

来山西传道的大道教道士张清志和徒弟住的房子被震为两半。得以幸免的张清志立即开始救助他人，从废墟中救出了不少人。他的善举得到朝廷表彰。

平阳和太原两路的民众和徐张氏一样，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一场八级地震袭击了山西，震中便是洪洞县和赵城县。地震摧毁了数以十万计的官舍、民房，和1400余座庙宇和道观。震后形成的沟渠涌出黑色泥沙，地震引发了滑坡，赵城范宣义郇堡一夜之间滑出了十余里。

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老天爷发怒了。

洪洞地处临汾盆地北端，东靠太行，西倚吕梁，是南北交通要冲。12世纪一位金代进士曾赞美说：“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乔逢辰：《惠远桥记》，转引自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金以来，平阳一带便是富庶繁华之地。“重农桑……上下相守，家给人足，仓廩有余……国中号称小尧舜。”虽然南下蒙古军的杀戮和抢劫把一块繁庶之地变得人烟稀少物质匮乏。一旦时局稳定下来，平阳很快便恢复了活力。大量陕西、河南和河北的难民流入山西地区；外出逃避战祸的民众也陆续返回故里。

然而，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是摧毁性的：20万 (另说47.58万，可能是伤亡总数)人的生命被夺走；关乎洪洞、赵城两县民生的霍渠和和济民渠，也在地震中塌陷，无法通流。

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次地震造成了洪洞人向他乡移民。或许地震后逃离百孔千疮家园的难民潮，最终形成了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正是因为1303年大地震在洪洞及周边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久久不能抹去的伤痛；而人们纷纷把自己当作是洪洞人的后裔，是为要表达幸存者和周边地区的人们对震亡的洪洞人的一种深切的历史缅怀之情。这就是说，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正是人们既保存同时又消解关于1303年大地震的历史记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周祥森：《1303年洪洞8级大地震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

■ 观察者

元朝政府在次年一月发布了救灾政策：免除太原、平阳两路三年税粮。在1305年又把平阳路改为“晋宁路”。对地方而言，当务之急是修复水渠，恢复生产。从地震后五年直到元亡，洪洞县新开涧渠和河渠共七次，而在山西水利建设的高峰期中统、至元年间，洪洞只开渠三次。

水利是洪洞人生活的重心之一，这里普遍实行稻、麦轮作的耕作制度。

王恽在至元年间（1264-1294年）奉命在北方劝课农桑。他曾担任平阳府判官，他的《劝农文》和不少诗作，直接反映出这里的水利技术和管理水平。他在一首诗歌里充满激情地歌咏道：“人定真能力胜天，一车翻水溉高田。”洪洞地处黄土高原的中部，西临汾水；霍山南麓发源的霍泉，汇水成潭，浇灌洪洞连绵的土地。在1266年，平阳路总管郑鼎在赵城店村以西开利泽渠，引导汾水灌溉洪洞、临汾两县三百多顷土地。难怪王恽感慨“晋人善用水而尽地之利”。（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辽宁民族出版社）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当时政府的水利管理水平。1272年，洪洞县郭堡村郭进等人向平阳路农业官员报告，要求开沃阳旧渠。次年二月，平阳路总管府派人来考察此项目，县衙派县尉陪同前往。县尉巡查中发现此事颇有疑点，反被郭进诬告一个考察不实。于是，此事一路上报，洪洞县尹再次考察，最后平阳路总管府亲自出马，然后举行集体会议。最后认定郭进有问题，但念在他本出于好意，免除了他的罪责。后来，郭进等人再次上陈河东山西道农业官员，仍表示要开渠。最后，河东道官员批准他在县尹的引导管理下，开渠引水，但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大型的水利纠纷一般官府出面处理。日常渠务工作由谁负责呢？洪洞县各渠道普遍建立了的自治组织。在保留下来的霍泉水神庙金元碑刻中，也能看到僧人和道士的身影。像张志清这样的道士，寺院的僧人们，不仅享有免税特权，在地方社会中也极有影响力。他们和由民众推举的渠长合作处理渠务，编造渠册，协调灌溉农田。饶是如此，宋以来，地方因争水而引发多次纠纷。赵城、洪洞两地自从唐代实行三七分水，争水斗殴，时有发生。两县因此长时间互不婚嫁。

总的说来，平阳人民的生活尚称不错。在汾水的谷地，尤其适合种植小麦。“人家种麦秋社前，一片苍烟朝雨湿”，王恽忍不住要抒发一下诗人们传统的田园情怀，赞美农民种植冬小麦的美好场景。更何况，墙外便是桑麻，堂前总有桃李。虽然粮食还要供给北部军需，赈济他处灾荒，还不至于饿肚子。正像元人杜仁杰笔下那位快乐的庄稼汉，只要“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耍孩儿•庄家不识勾阑》），那便逍遥快活了。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是农民们最为殷切的期望。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让自己的田地得到最好的照料；同时，他们是“靠天吃饭”，既然要靠老天爷的脸色过日子，就要建庙祭祀，供奉灵祇，箫鼓吹香，以娱神明。

每年阴历三月十八日，是水神诞日，广胜寺水神庙会举行祭祀大典。那天也是远近民众的盛大节日，有专门的剧团唱戏酬神。民众娱神，也自娱。“远而城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蹄，下者以杖履，挈妻子舆老羸而至者，为集数日，极其厌饱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重修明应王殿之碑》）

每年岁时节气神降日，不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便是山川风雨、天地日月，这些平常俭朴的农民们都要献上一份隆厚的敬意，花费很是惊人。王恽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点，规劝百姓积蓄粮食以备荒年，不要把辛苦所得拿去敬神。

就在震后第二年，洪洞人任安仁便募集资金，修复了师旷庙。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音乐大师，民间传说他出生于洪洞曲亭镇师村，如今洪洞的威风锣鼓便是由他所创。洪洞人认为自己是师旷的遗民。唐代人编修的《元和郡县志》就记载洪洞建有师旷祠。1164年，洪洞人文子义创修了师旷庙。在洪洞人心目中，师旷是一位贤臣，在过去的岁月里，逢水旱灾疫，他都有祷必应。另一位古贤臣皋陶，据说是中国刑法的创立者，和一位公正无私的法官。洪洞人认为他就出生在城南的士师村。原本皋陶祠依附于一所佛寺，地震后寺庙逐渐恢复，唯有皋陶祠一直到1324年才在段亨的倡议下复修，直到七年后才完工。这次重建工作得到了官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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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师旷庙和皋陶祠，是地震之后明朝建立之前，洪洞地方上的两件大事。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

■ 鼎革

1357年，对洪洞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造反的红巾军进入了山西。就在上一年，朱元璋攻下了南京，并定为新首都。

此时，元朝内部内讧不止，元军和明军多年争夺，作为主要战场的河北、山东、河南和陕西，遭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历史书用几世纪以来固定的格式描述人民的苦难：“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在上一次大战──蒙金之战中，山西诗人元好问纪实风格的诗句完全适用于这里。“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连草木都沾染了血腥味；“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

回头”。战祸所及，上层阶层亦不能幸免。

上天仿佛故意要加重中原地区人民的痛苦，1334年，山东水涌，民饥；1334年，黄河没人畜、庐舍；1356年，黄河决口，山东大水；1359年，山东、河北、河南与关中飞蝗蔽天。而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河东山川人民熙熙，禾稼丰登，牛羊散野，余粮栖亩，俨然太平气象”（《山右石刻丛编》，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辽宁民族出版社）。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

于是，数十年来，逃荒避祸的人群，渡过黄河，越过太行山，涌入了这个避难之所。

1368年元大都被攻占。新登基的明朝皇帝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山西。明军一南一北，夹击元军，把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赶到了甘肃北部。对元军的局部战争在山西北部此后进行了二十来年。相对来说，山西所受战乱不像中原那么严重，而周边民众不断涌入，“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特别稠密；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经兵燮之后，人口很稀少，于是就发生了明初的大举移民。”（谭其驤：《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

■ 重建

1370年，杨茂来出任洪洞县知县。刚刚经历王朝更迭之后，洪洞各项事情都亟待开展。但杨茂来的当务之急是配合户部推行户帖制度──那关系到大明政府正常运转──县里将依此为凭据征收赋税和徭役。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洪武皇帝，这年发布了一条白话谕旨：“说与户部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里，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户部官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这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有司官吏隐藏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以律要了罪，通孥来做军。钦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会付本户收执者。”（谷应泰：《明示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清查土地和人口，在洪洞县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工作量必定不小。每户的籍贯、丁口、名字、年龄、男女、田宅、牛畜，都要一一登记在册。1381年，政府更进一步实行黄册制度，以户为单元，除了登记详细状况，还把民众划分成民、君、匠三大类籍别。每个家庭都被固定在一个类别里，比如裁缝，属于匠籍，一旦政府有需求，就必须承应相关的差役。每户要每年填报一次，由地方官核实变动情况，十年进行大普查，重新造册，户部、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1381年的统计结果，大明朝有10,654,362户， 59,873,305口。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明朝早期相当真实的人口数字。

编造黄册的同时，政府还施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轮流充任甲首。十甲，加上额外的称作“里长”的十户，为一里。里长，也由额外的十户轮流担任。城区，里被称作“坊”，郊区被称作“厢”。县志记载，明初洪洞县曾有五坊，分统四十六里。1391年是大造之年，洪洞的户数和口数分别是11592和92872。

于是，洪洞的每一个居民被里甲制纳入到朝廷的管辖层级之中。后来再加上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大明子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而彼此监视着的乡治体系中。他们纳税，为国家服役，学习礼仪。洪武皇帝还希望帝国治下每里的塾师，每三年应该带着学生赴京，背诵他的《大诰》。

洪洞居民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堡垒型社会里。皇帝想象20里（合12公里）是所有人活动的最远距离，最高上限是100里（合58公里）。一个人要想到百里之外，必须申请一个路程许可证，无证通行，会被处以80以下的杖刑。一个人是什么阶层，就必须按规定穿他那个阶层的服饰。甚至他袖子的长短，皇帝也要亲自过问。商贩、差吏和小市民们不可以穿高级质料、色彩鲜艳的衣服，爱打扮的庶民妇女只能戴银首饰，即便家中有点钱，也不可以戴金钗玉镯。商人更可怜，农夫还可以穿绸、纱，他们就只许穿绢、布衣服。

俭朴严苛的诉求也深入到洪洞居民的精神生活中。洪武皇帝下令郡县设立官学，推广道德教化。1375年，他还亲自撰写了《资世通训》教育全体臣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臣子，而他作为臣民之主，则要竭力扭转被过去的“胡俗”，恢复“中国先王之旧制”。他把自己扮成了一位儒学理想的君主，用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华夏礼教，来重塑汉民族的正统性。1384年，即洪武十七年，皇帝在四个月内，便连着表彰了山西的五位普通妇女“贞节”。

皇帝自己以明教发迹，深知民间宗教常常扮演造反的策动者，于是利用里甲制度里连坐的法令，禁止民间宗教活动，连流传了千年的游神赛会，也被禁限。神灵祭祀被分成正祀（必须崇拜），有社稷、城隍、关帝、东岳等神祇，杂祀（允许崇拜）和淫祀（不许崇拜）。县志记载明朝洪洞的第一位进士宋拯曾为重修城隍庙做了一篇记，点明“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可谓深得皇帝的圣意。

令洪洞人引以为傲的是，1388年皋陶被列入了国家祀典，从此接受全国人民的崇拜。日后，洪洞社会围绕着皋陶做了不少文章。这也是地方士绅连续努力的结果，把地方性信仰纳入国家系统之中，可以扩大地方的影响力；而国家也乘机为己所用，统一意识形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金元时活跃在洪洞社会的僧人和道士，此时已渐渐退出公共生活的领域。那些热心地方公益事务的士绅们，成为皇帝推行的乡饮酒礼的耆宾，担当起地方的道德楷模，在水利、修祠和征办官租等实际事务中，也充当起官方和民众之间的调和者。

总之，皇帝希望每一位臣民都勤俭坚韧、遵纪守法。然而，皇帝心目中男耕女织鸡犬相闻，村村不相往来的田园设计，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帝国如此广阔，物产各处不同。洪洞县那些头脑灵活的商人，很快参与到一个既合法又能赚钱的生意中。北部的大同是边境城市，明军和蒙古一直争战不断。驻军既多，军需供应需求极大。大同军粮自别处运来，路远费重。1370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采用“开中制”：让商人运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到边境，大同仓米一石、太原仓一石三斗，换取一份“盐引”即二百斤盐。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转运他处销售。第二年，中书省又请山西等地贸易棉布备军装换盐引。

这是山西商人发家的起始点。他们从此开始活跃于北部边镇、长江以北。平阳府、泽州（今晋城） 和潞州（今长治）开始出现资产数十万的商贾之家。那位在洪洞短暂居留过的苏三，就是被一个马贩子沈洪买作妾到了这里。沈洪追求苏三时，自夸有数万本钱，如此看来倒也所言不虚。

研究明代社会史的卜正民说：“洪武对忠顺的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使他企图改变村庄形态大小各异的现实，将之纳入他的十年一循环的无休止地自我复制的社会理想秩序中去，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地狭人稠的晋南地区。

于是，数十万的山西农民，不得不被迫离开故乡，迁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迁徙大潮，由此展开。

4.移民社会调查报告 篇四

【摘要】南水北调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建设的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促进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库区移民工作不仅关系到工程的顺利建设，还关系到广大移民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旨在通过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社会交往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找出影响移民社会交往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移民和当地居民更好地融合。

【关键词】南水北调;移民;因素;措施

1.研究理论

本研究借鉴董根洪的交往力理论，并根据水库移民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提出了自己的移民交往力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移民的交往力由交往量和交往质构成，交往量=交往频度*交往范围*交往深度，交往质由交往主体结构、交往客体结构和交往中介结构构成。交往量是从数量层面来衡量移民社会交往的具体情况，交往质是从质量层面来衡量移民的社会交往质量，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交往质决定交往量，交往量反作用于交往质。然而，交往质是怎样影响交往量力的呢?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分析。

2.因素分析

2.1交往主体结构

交往主体即南水北调移民，移民作为社会交往活动主要参与者，其自身的主客观情况直接影响了交往活动的质量。交往主体结构主要包括移民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职业、身份认同、交往认知、交往意愿等因素，在此仅分析影响较为明显的几项因素。首先，移民的收入水平无疑是对交往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移民只有拥有较好的职业，拥有较高的收入，才能有时间、有精力、有财力和他人进行交往;其次，交往认知、交往意愿也直接影响着交往力，大家都知道，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认识是活动的向导，移民充分认识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并愿意投身于社会交往是促进社会交往的保证;其次，移民的文化水平越高，越能正确认识自身行为对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才能够更好地摆脱浓厚的乡土观念，更好地融入新生活，促进社会交往质量的提高。

2.2交往客体结构

交往客体指交往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即当地居民，具体包括当地的普通居民、教师、领导等。为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移民背井离乡，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等都不太了解，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融入过程，此时，当地居民尤其是官员对移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正确的引导就显得弥足珍贵，甚至，有时候对交往质量的提高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3交往中介结构

交往中介主要是影响移民与当地居民双方交往的物质介质，在此，拟从交往工具、政府中介和语言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交往工具主要包括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交往工具的方便与否直接关系到交往范围的大小、交往频率的大小以及交往内容的深浅;政府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更是移民工程的主导者，官员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妥善处理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直接影响到交往力的强弱;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交往的主要媒介，移民能否理解当地方言，并与当地居民之间正常、坦诚的交流直接决定着双方是否能很好地融合，决定着交往力的强弱，交往质量的好坏。

以上是影响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能否处理好以上各种关系，决定着社会交往质量的高低。面对问题、分析要素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然而，如何促进移民和当地居民的融合，提高交往质量呢?

3.建议

3.1对政府的建议

首先，加强对移民心态的引导和调整，政府在宣传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杜绝对迁入地生活条件作夸大其词的宣传。实事求是有利于增强移民的心理准备，建立适当的期望值，从而克服“先入为主”的高期望值心理;国家安排专门的部门对南水北调的移民政策进行细致、耐心的宣传和解释，让移民深入了解国家移民政策的精神， 特别是注重解释执行方案、执行办法、执行困难等， 从而尽量减轻移民的补偿心理。其次，加大对移民生产生活的扶持力度，切实解决移民的长远发展问题。通过建立各种培训机构，切实提高移民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移民的生产能力、创造能力，实现“授之以渔”的目的，同时，政府应充分发挥交往中介的作用，帮助移民联系各种类型的企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此外，还应完善农村的各项制度，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促进农村的信贷机制建设，为移民致富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3.2对新闻媒体的建议

积极关注移民在迁入地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状况，大力宣传移民为国家水库建设做出的贡献，号召全社会共同构建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积极反映移民的声音;积极联系NGO等志愿服务团队到移民社区进行文艺汇演、心理辅导等各种服务。

3.3对当地居民的建议

正确看待移民的`迁入效应，主动加强与移民的沟通、交流与协作。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不少当地居民主观上能够理解国家的移民政策，比较支持移民的迁入权利但同时又认为移民的到来实在和自己争资源如土地、就业机会等，对当地的发展是弊大于利。而且还认为国家对待移民的政策过于优厚，这无疑会加剧当地居民内心的不平衡，削弱了其与移民交往的主观倾向。因此当地居民应该正确评价移民的迁入效应，认识到移民的迁入对拉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当地产品的销售市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心理上接纳，在行为上主动帮助移民尽快适应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

3.4对移民自身的建议

加强职业技能学习，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移民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向当地居民请教农业种植技术并主要学习农业文化知识，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转变传统观念，降低社会期望，摆脱过分依赖政府的心理，移民应该正确认识政府的在移民生产生活中的中介功能，抛弃万事依赖政府的心理，保持合理的社会期望，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合理评价自身的生活条件，正确看待与当地居民的差别，避免不合理的社会比较。

4.小结

5.移民社会调查报告 篇五

2010年，潜江市搬迁安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移民2699户，11309人，是全省2个接收移民数量过万的县之一。移民来自郧县、郧西县、武当山特区等三地，共有安置点14个，分布在7个镇处场。移民搬迁后，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搬迁安置过程中各种遗留问题尤其是拆迁补偿的利益纠纷突出；二是背井离乡带来的情感（亲情、乡情、友情等）阻隔和心理不适；三是原住地的山区以旱地种植、水产养殖、林业、庭院经济等为主与迁入地平原地区的水田种植为主的生产方式差异性，导致移民生产技能流失、生产效率低下；四是移民搬迁后收入来源减少而刚性支出大幅度增加，导致生活质量相对下降；五是村集体经济贫弱，村级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空心村”和“三留守”人员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困难较多；六是移民就业困难，由于缺少人脉资源自主创业又无法解决资金、技术、市场等诸多难题。

在省移民局的支持下，潜江市主导实施了以“一站三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创新试点。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探索，潜江市移民社区的便民服务站、基础设施、网格化管理、移民社区信息高速公路等硬件建设已基本完成，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创新体系基本形成，运作效果良好；社会组织、龙头企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快速发展壮大，积极参与移民新村社会治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移民村特色模式基本形成，初步实现了移民村的真正自治，保障移民当家作主；社会风险的源头治理、矛盾纠纷的村内化解、移民权益的有效保障等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立体构架基本形成；建设美丽家园与移民生活方式优化基本实现了良性互动；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合作联动机制也已进入良性运行状态；多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基本形成。基本形成了独具潜江特色的村域治理模式。

一、整合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

在省移民局指导下，市政府主导，整合党员便民服务站、移民社区一站式服务平台、网格化管理平台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全力打造移民社区“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移民办事不出村”的目标。

1.完善硬件设施

筹资40万元在9个移民社区修建了“一站式服务平台”，高标准地配备了服务、办公、管理、信息化等所需要的全部设施。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完全能够满足为移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需求。

2.健全规章制度

各便民服务站制定了《值班制度》、《考勤制度》、《工作制度》、《财产制度》、《网格化管理工作流程》、《网格管理划分图》等制度并上墙，市移民局编印了《便民服务中心工作日志》、《便民服务中心登记台账》，以市移民安置工作指挥部的名义印发了《潜江市移民安置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在便民服务中心实行登记销号制度的通知》。

3.创新运行机制

第一，有效激励机制。根据移民需求，立足全方位服务平台的实际，构建“岗位责任体系”和岗位工作“绩效考评体系”。通过“奖勤罚懒”有效地调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社会联动机制。在市委领导下，由市政府主导、移民局负责、各移民安置地政府和市直相关部门配合，根据服务主体和服务内容的不同特点，分别通过行政推动、互利合作、政府购买、市场招标等不同方式，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形成政府、自治组织、专业协会、龙头企业、民间公益组织、域外科研院所等多方联动服务移民的社会联动机制。

第三，服务监督和评价机制。与“为移民服务登记、督办、销号”制度相适应，构建完善了“移民为主、多主体参与”的服务态度、过程、质量等全方位的综合监督评价机制，辅之以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互动机制。

第四，互利共赢合作机制。潜江市加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请各科研院所到移民村进行专题调研，了解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让科研力量在移民安置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加强队伍建设

一是配强队伍。潜江市移民、农业、公安、水务、卫计、民政、人社、司法、文化旅游等部门选配优秀人员把服务送到平台。二是强化培训。对平台服务人员进行上岗培训，让服务人员掌握相关政策及办事程序。三是外聘专家。定期组织外聘专业服务人员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等到便民服务站为移民提供服务。四是强化管理。市移民局代表市政府对所有服务站进行指导协调，安排一名局领导分管此项工作。各安置地乡镇（办事处）政府负责监管，村两委负责具体组织，村委会主任兼任服务站站长。

3月21日上午，青龙村村民易金山到服务中心反映：朱王渠水位低，水泵抽不到水，无法灌溉中稻，寻求帮助。便民服务中心接到移民反映后迅速由水利站工作人员与高石碑水利站联系，当天下午6点，解决朱王渠抽水排灌问题。2014年上半年，仅广华办事处柳陂新村便民服务中心就接待移民100余人次，方便了移民办事。

7月上旬，兰家岗村网格信息员朱红林在村内发现有一辆开着面包车的小贩在兜售厨房用具，其价格高、质量差，村内老人、妇女购买者较多，有欺诈之嫌。他用网格化管理的专用手机将其拍照并说明情况上传市网管中心，网管中心反馈到潜江市工商局，市工商局立即安排广华工商分局到兰家岗村进行处理。

二、多管齐下，发展经济“帮民致富”

1.推进“一村一品两项目”建设

为帮助移民增收致富，潜江市在移民村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两项目”建设（每个移民村或社区具有特色产品和项目，每个家庭具有增收致富项目）。一是理清思路、明确目标。以村为基本单位，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实际，发挥优势，使每个移民村都拥有一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大幅度提升移民村的经济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二是出台政策、加大投入。潜江市出台了《关于支持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创业发展若干优惠政策》、《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发展生产扶持办法》等文件，以制度和机制保障优惠政策的落实和政府支持体系的效率。大力推进“村级特色产业项目和农户家庭致富项目”建设，共投入补助资金300余万元。三是点面兼顾、普惠移民。通过政策支持、培训等多种帮扶措施，永乐村和柳陂新村建有蔬菜大棚300余亩；汉江村大力发展500亩虾稻连作；郧府新村种植80亩西瓜；天河村种植500亩半夏。引导移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家庭作坊、农家乐、餐馆、美发店、超市等第三产业300多家。实现了“壮大集体经济，部分移民先富，所有移民受益”三重目标。

2.加大移民技能培训

移民技能培训，攸关移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到移民的生计、就业和经济收入，也是潜江市移民新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一，规划先行。潜江市依据国家、省相关政策，结合潜江实际和移民特点，在移民搬迁后就及时制定了“加强移民技能培训五年规划”和“实施方案”，出台了相关政策，努力提高就业创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移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覆盖。第二，模式多样。根据规划要求，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完善了“点菜式”、“就近式”、“订单式”培训模式，推广“购买式”培训新形式。三是打造移民村实用人才实训基地。通过自建与合作共建并举，完善培训基地的硬件设施；引进与聘用并重，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与专业培训机构、域外科研院所、企业等建立良好的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先后开展了服装缝纫、挖掘机、农村电工和农机技术等二三产业培训207人。开展稻田养虾、果木种植、半夏种植、畜禽养殖、蔬菜种植、花卉苗木栽培技术与管理等生态农业技能培训292人。组织移民村干部及致富带头人一行46人前往钟祥、公安考察学习当地特色种养殖技术。第二轮的致富带头人培训76人。目前为止，移民村户均就业达到2人。

3.大力引进龙头企业

潜江市通过大力引进龙头企业，构建“政府+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优化移民收入结构，变移民单一的收入结构为“土地流转租金+打工收入+创业收入+集体经济分红”的多样化的收入结构，实现增收致富的目标。一是发挥企业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规模、技术、信息、资金、产业链等优势，加上政府全力扶持，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和移民的自主创业；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解决移民就业难题，增加移民收入；利用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群。二是积极推动土地流转。采取农民自愿、村集体担保、企业守约、政府监督的土地流转方式，既可使移民获得流转租金，又能规避土地流转风险，更有利于企业发挥规模效应。三是鼓励企业参与移民新村社会治理创新。目前，广华柳陂新村引进湖北瑞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成生产基地5000亩，年产值达8000万元。公司与200多户移民建立用工关系，发放工资500余万元。积玉口镇永乐村引进湖北华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解决就业人口100余人。

4.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

按照“政府引导、移民自愿”的办法，全市移民村已建成专业合作社16家。如积玉口镇“永稳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郧府新村“郧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天河村 “艳妮半夏种植合作社”、汉江村“葡萄专业合作社”、杨市郧阳村“养鸭专业合作社”等经济合作组织非常活跃，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13年，郧府新村村民黄重明带领本村60户村民成立了郧府新村郧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60人，流转土地300亩。其中10户合作兴建80个大棚种植西瓜。市里为合作社补助资金24.8万元。2014年1月10日播种下第一批西瓜种子，但是因气候环境不利，刚长出的幼苗全部被冻死。3月20日，在市移民局与市农业局的协调下，郧潜种植合作社又从江苏购进第二批幼苗，农业部门及时给予技术指导，今年种植西瓜3季，总收入可达120万元，每个社员可创收3万元以上。

5.鼓励和支持移民自主创业

为鼓励移民自主创业，潜江市出台了《关于支持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创业发展若干优惠政策》、《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发展生产扶持办法》等文件，大力推进“农户家庭致富项目”建设，共发放补助资金300余万元。通过政策支持、技能培训、资金和金融帮扶、科技服务、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多种帮扶措施，引导移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家庭作坊、农家乐、餐馆、美发店、超市等第三产业300多家和一批种植养殖大户。

广华办事处兰家岗村村民狄军是移民中有名的致富带头人，狄军在搬迁后就到周边村组调查了解潜江的种植模式和种植习惯，当了解到潜江以种植粮棉油为主时，狄军决定种植水稻、小麦。市农业局专家专程到狄军家给他讲解种植小麦、水稻的方式，并让他放心大胆的干，农业局会给他技术上的支持。狄军将在老家赚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向亲朋友借了一部分，筹到了30万元。2011年，狄军在自己村里承包了土地180亩，用于种植水稻、小麦，当年的纯收入就达到了10万元。2013年他将承包规模扩大到263亩，当年的纯收入达到了15万元，并为自己购置了一辆小轿车。潜江是全省龙虾养殖示范基地，龙虾种植技术成熟，产业链条完成。2014年初，狄军拿出100亩土地进行虾稻连作喜获丰收，2014年6月，湖北电视台专程到潜江拍摄狄军的致富纪录片。

三、推进社会治理建设，实现“由民做主”

1.实施两大工程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要求，以“五个基本”和“七大体系”建设为主线，整体推进移民新村组织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实施“领头雁”工程和党员联系群众工程两大工程，推进“七心”（联系群众要贴心、对待群众要真心、服务群众要热心、收集民情要诚心、宣传解释要耐心、解决问题要恒心、让群众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工作模式，进村入户开展工作，倾听呼声、回应问题，解决实际困难。

2.健全民主制度，实现由民做主

依据国家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学习和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潜江移民村的实际，移民新村建立健全“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村民委员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会”进行民主监督的“三会”治事民主体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实现移民村党务、政务、村务完全公开透明；市移民局还给各移民村印发了相关制度及《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本》、《村民委员会记录本》、《民主监督会记录本》等。真正实现了移民村的事务“由移民做主”，公开办事程序、责任人及落实时限，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消除社会风险源，把村民自治制度落在实处。

2013年10月，柳陂新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土地承包事宜，该村每户家庭都派代表参加了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评议，村民代表都同意由村委会集体将土地承包出去，并与村委会签订了委托承包书，保证了土地承包的公正、公开、合法，村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3.通过“一村四主三干部”实现合作共治的格局

所谓“一村四主三干部”，即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村民四大主体协商合作，乡镇干部、村组干部和社会组织管理人员三类干部积极带头的合作共治模式。潜江市以每个移民村为单位，对移民村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自治组织、社会组织、村民代表共同协商的机制来处理村级问题，同时，要求村党员干部、村组干部和社会组织管理人员积极参与村级日常事务管理和矛盾纠纷的化解。

4.培育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

今年，潜江市各移民村结合本村实际情况，成立了计生协会、红白理事会以及种植协会、养殖协会、农机服务协会等协会组织共59个。其中村民自治组织43个，经济合作组织16个。强化同社会慈善组织沟通合作力度，关注移民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民生问题，移民参与积极性很高，有效的解决了移民自我服务的问题。鼓励龙头企业参与村级治理。瑞旭公司对移民员工发生的纠纷，安排管理人员主动调处，协调纠纷40多人次，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参与村级治理和矛盾化解的基础作用。

5.围绕保护移民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治村

使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是减少矛盾纠纷的前提。潜江市结合普法宣传，开展“法律进农家”活动，把群众的普法教育与化解矛盾纠纷结合起来，使移民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真正把化解矛盾纠纷纳入法制轨道，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全市上半年已组织两期普法讲座和一期律师义务咨询活动，人员达50余人次，移民反响良好。

6.构建立体式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

潜江市完善了村级矛盾化解体系。各村实行了矛盾纠纷月排查分析例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分析例会，听取本村上月的纠纷调处情况；排查近期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分析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动向。在此基础上由各村主任、治调主任、党员代表以及德高望重者参加组成的村人民调解调委会，对当地发生的纠纷情况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及时调解。纠纷调解实行包案调处制度，将每起纠纷具体做到“四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确保稳妥处置，小事不出村。今年1-7月，全市南水北调移民越级上访为零。

2014年5月，永乐村村民严贵学的侄子严清反映村委会强制安装天然气，潜江市移民局与积玉口镇组成专班对严清反映的事情进行调查，了解到永乐村的天然气安装是安置地政府及村委会兑现当初两地政府的承诺（在搬迁前郧县和武当山特区政府要求为移民安装天然气，作为一项搬迁条件），也是一项惠民工程。永乐村安装天然气是为了方便村民生活、节能环保，本着“村委会牵头、村民自愿、自费”的原则，村委会已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会议讨论认可，不属强制安装，是村民自愿行为。严清反映其叔叔严贵学的问题，经沟通解释，特殊对象特殊对待，根据严清的要求，严贵学的天然气暂不安装。经与严清电话沟通，严清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四、强化道德文化建设“助民成长”

1.加强农村现代文化设施建设

潜江市加强了文化、宣传、学习、培训、信息、科技等方面的硬件设施建设，为移民素质的提升奠定坚实的物资基础。在每个移民行政村建立了农家书屋，为每个农家书屋配备了图书5000余册，为每个移民村配置了一套健身器材，每个移民村均有一个文化广场，一个标准篮球场，丰富了移民的文化生活。

2.改造和重建“喜事（丧事）文化”

为引导移民树立婚丧嫁娶新风尚观念，各移民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负责宣传政策，引导移民群众移风易俗。2014年5月10日，舒家沟村72岁的曹占军因病过世。村红白理事会由会长黎子生、成员李海鹰免费为其联系寿衣、寿材、殡葬车，出殡时间，为其选择安葬地点，竖立墓碑等。不搞封建迷信活动，勤俭办丧事，提倡厚养薄葬，树立了新风尚。

3.开展心理疏导，加快移民社会融入

移民从内心里不太愿意接受新的环境，成为他们追求新生活的心理壁垒。我们努力从观念上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帮助他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克服搬迁带来的种种困难，引导他们走上脱贫、富裕之路。定期安排法律工作者在移民村开展挂牌法律援助工作，安排心理咨询师在移民村开展心理咨询活动。让移民主动转化自我角色定位,减少依赖性。给移民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关怀,促使移民融入当地文化生活,建成和而不同、和谐有序的安置地文化。7月15日—18日，湖北工业大学教授已经在柳陂移民新村开展了义务心理咨询和法律咨询服务工作，移民反响良好。

五、美丽家园建设

移民村是按照新农村标准建设的新村，要达到全面洁化、美化、绿化、亮化的标准。潜江市为移民村解决了52个公益性岗位，用于处理移民点内环境保洁和美化、绿化、亮化等问题。在各移民村每村招聘5-6人负责移民村的美丽家园工作。每村安排一名村干部负责，年终纳入考核，与工资挂钩，每星期一、五定期抽查。目前，移民村日常干净整洁，绿树成荫，路灯明亮，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水库库区移民安置及扶持调查报告 篇六

水库库区移民安置及扶持调查报告 水库库区移民安置及扶持调查报告县信访局水利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相应配套的移民安置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移民安置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制约因素，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水库库区移民上访频繁出现，居高不下，呈现出越发激励的趋势。为全面把握水库库区移民上访维权活动的新动向，正确分析当前水库移民频繁上访的根本原因，按照省、地信访局关于做好水库移民及后期扶持问题的指示，我局组成调研组，对全县水库库区移民安置及扶持情况进行了调研，为切实解决移民信访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一、移民及安置的现状与分析1984

年以来，我县共修建大型水库4座，中小型山塘水库53座，水库储水总量达亿立方米,水面覆盖约万公顷。水库主要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上高坡地带，用途为灌溉农田。由于水库水面覆盖面广，导致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移民462户，1532人。从移民安置情况来看，水库移民原地安置262户，占移民搬迁总户数的%，异地安置187户，占移民搬迁总数的%,全家外出13户,占移民搬迁总数的%。水库移民原地安置户中成为养殖户的8户；异地移民搬迁户中,城镇人口比率达26%；大部分移民户生活处于贫困阶段，有305人是全县今年要解决温饱问题的对象。从群众来信来访情况来看，1992年以来，涉及水库移民的信访问题为63件，占信访总量的8%，其中：反映意见的13件，占21%，要求兑现水库淹地补偿的20件，占32%，要求妥善安置移民的30件，占47%。从调研情况来看，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呈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存条件恶劣。由于

当时重工程建设，轻安置，库区移民仓促搬迁，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目前，库区尚有6多个村只通简易公路，1个移民组不通闭路电视，13个组不通移动电话，没有完全解决人畜自来水供应，行路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受交通、信息等因素长期制约，库区移民就业岗位和就业区域难于拓展，就业基础较为薄弱。二是人地矛盾突出。库区蓄水后，留给库区移民的尽是山地陡坡，30度以上的山地占陆地面积的60%，有12%的地表是无法开垦的石灰岩地和陡坡，人地矛盾较为突出，大量劳动力闲置无事，移民迫切需求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寻找新的经济收入来源。三是产业发展滞后。没有强劲、稳固的产业优势，辐射的范围比较窄，占有的市场份额比较少。四是主观因素制约。除外部条件外，库区移民就业也受到自身素质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陈旧，局限并满足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敢、不愿面向并投入新的就业。技术素质较低，适合的就

业岗位和领域十分有限。导致大部分移民生活贫困，频繁上访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受耕地资源的制约，移民安置点过于分散。水库工程一般位于山区，因山高坡陡，加之盲目开垦，水土流失严重，移民环境容量过分透支。为了分得“口粮田”，移民安置点不得不“大分散小集中”，不利于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限制了移民产业的发展和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受移民资金投入不足的限制。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投资大，已成为影响工程建设的重要因素。为此，往往强调移民为国家建设作贡献，仍实行前期补偿补助，后期扶持的“持久战”，而不是采用更偏重于移民利益的赔偿标准。由于前期移民资金投入不够，后期扶持的力度和管理不到位，规划用以安置移民的资源配置与移民实际需求差距大，移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恢复和提高存在诸多困难，长时间得不到彻底解决。三是受移民掌握先进工农业技术的限制，移民生产水平落后。

水库移民中绝大多数为没有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仍采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迫切需要进行技术培训，而移民安置规划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手段，移民二、三产业规划难以付诸实施，移民工业化水平滞后，降低了移民收入。四是受前期工作深度与精度的限制，移民规划与实施矛盾仍然存在。五是受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不健全的限制，加大了对移民政策理解和把握的难度。

二、对解决移民信访问题的几点思考解决好库区移民的就业问题，既是增加移民收入的前提，也是维护库区稳定的关键所在。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逐步解决好库区移民的就业问题。开发山水资源，靠提高农业的承载能力实现就地安置库区山林、草地、水面资源丰富，生产木材、茶叶、水果，发展鸡、牛、羊、鱼、生猪养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就能形成新的就业岗位，产生新的效益。要用先进的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带动和促进库区移民推广和运用农

业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发展精细农业、规模农业，发展种养专业户、重点户。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效益，调动移民在现有土地上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提高农业的承载能力。同时，要大搞山地开发、水面开发，提高荒山、荒地和水面的利用率，确保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二三产业，靠产业升级吸纳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流通服务业，加快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库区移民的非农就业。一是扶持龙头企业，造就“职员”式移民。要依托库区丰富的资源优势，扶植和发展竹木、茶叶、水果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按照“公司+基地”、“订单农业”的合作生产模式和风险共担、利益均分的联接机制，按照企业的生产要求和方向，指导和管理移民，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生产、规模生产，促使移民转换角色，成为企业生产第一线的员工。二是搞活商贸流通，造就“商人”式移民。任何一个产业的发

展，都离不开活跃的商贸流通，离不开活跃的营销队伍。库区要抓住国家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消费政策，逐步建立农副产品的专业批发中心，形成商品流通网点、农资供给网点、技术服务网点、信息咨询网点，扩大流通规模，为更多的移民加入商贸流通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创造条件。三是发展旅游经济，造就“服务员”式移民。旅游业是一个带动性强的综合产业，是一个“一业兴，百业旺”的朝阳产业。江口库区是省级风景区，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一方面要进一步搞好对外宣传，提升知名度，吸引观光、旅游人员；另一方面要以旅游业搭桥，加快发展配套服务业，并开发生态农业观光园，开辟服务领域，帮助移民由农业生产转为旅游服务。四是实施城镇化战略，造就“居民”式移民。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建设，是加快农村城市化，减少移民、致富移民的重要举措。要结合实施《江口水库库区移民遗留问题处理规划及总

7.抗战时期移民入陕的社会学透析 篇七

一、工业

抗战前, 陕西当局已注意经营新式工业, 办厂采矿, 初步形成了官僚工业资本。但由于陕西工业基础落后, 又受财力、技术多方限制, 因而成果甚微。抗战爆发后, 技术工人、企业家多随工厂迁入陕西省, 促进了陕西工业发展。

工业企业的内迁使陕西的工厂数量、工业门类增多, 改善了当地的产业结构, 改变了陕西经济落后状况。迁陕工厂数量不多, 但一般是代表当时国内工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相对落后的陕西工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例如, 抗战前, 被称为现代工业之母的机械工业, 在陕西几近空白, 抗战时期迁来陕西的机器业共八家, 陕西工业的许多母机大都是这些工厂带来或制造的。而陕西纺织工业9万纱锭中有近4万是迁陕工厂生产的[1]172。他们的到来, 为陕西工业带来新生力量。

工厂内迁刺激了陕西地方工业的发展, 改善了陕西工业分布不合理的局面。如汉口震寰纱厂将1.6万枚纱锭租与大华纱厂;湖北官纱局和官布局的2万枚纱锭、200台织布机中, 一部分租与申新纱厂, 另一部分和咸阳的中国机器打仓厂合并, 组成咸阳纺织工厂[2]20。与此同时, 一些工厂将机器迁入陕西比较偏远地区, 开拓处女地。如1938年8月, 蒋介石手令迁陕工厂以宝鸡为目的地, 截至1941年, 迁到宝鸡地区的工厂有申新纱厂、民康毛纺厂、民康药棉厂、福新面粉厂以及大新面粉厂等, 经过三年不懈努力, 一个初具规模的“秦宝工业区”在黄土高原上形成, 由此奠定了宝鸡西北地区工业重镇的地位。在工厂的地域分布上, 改变了过去工厂多集中于西安市的特点, 分布于全省各地, 尤以陇海铁路及川陕分路沿线为多, 布局趋于合理。据统计, 1937年至1942年新设工厂 (含内迁工厂) 共105家, 位于西安市47家, 其余则沿陇海、川陕、咸阳等路之各重要市镇, 均渐发展[3]。

二、农业

众多难民的迁入对陕西农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主要体现在垦荒方面。开垦荒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加之抗战爆发后流亡陕西的难民激增, 为垦荒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最为成功的是设在陕西省的黄龙山垦区。黄龙山垦区本为陕西省省营垦区, 1938年3月设立, 1939年5月改为国营。到1944年7月, “在六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内, 总计招收垦民58400余人, 垦荒而积计331000余市亩, 收获作物产量计761000余市石, 为西北及全国垦区之冠”[4]95。还有岍山垦区自1940年接受垦民, 至1945年先后收容垦民万余名, 垦荒3933公顷, 经费183984104元[5]。另外, 张奇、杨红伟提到“黎坪垦区截至1943年开垦荒地20000亩。”[6]

根据陕西省粮食增产总督泞团报表得知, 1944年, 陕西所属40个县预期垦荒20万亩, 实际开垦荒地206000亩, 共收获玉米、高粱、豆类、荞麦等作物249670市担, 其中城固县开垦荒地最多, 达45200亩, 收获90400市担。

移民垦荒的推行, 不仅使一部分移民参加生产, 得以自存, 促进了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而且对抗战来说也是一种贡献。但是, 我们应认识到入陕移民群体中, 农民并不占多数, 因此对农业影响远不及对工业的影响大。

三、交通运输业

抗战时期, 陕北地区也由于大量难民的到来对现有的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陕西公路交通事业发展迅速。

这期间修筑了汉白路 (汉中经安康至白河) 以连接中原, 修筑了西汉公路 (西安至汉中) 和宝平路 (宝鸡至平凉) 以连接宁绥, 修筑了长益路 (西安至益门镇) 以增强西安与宝鸡联系, 东南至西北, 可借此斜行一线, 为之贯通。陕西为了加强陕南与湖北的联系, 修筑了自汉中经城固、西乡、汉阴、安康、平利, 越关垭子出陕西入湖北, 又从界岭折入陕西到达终点白河的公路, 称汉白路;西汉公路起自西安, 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 过宝鸡、凤县、留坝、褒城, 终至汉中, 全长447.66公里, 不仅是陕西关中通往陕南汉中盆地的唯一公路, 也是沟通西南、西北的重要通道。“陕南为全省富庶之区, 汉中为陕西交通门户, 而西汉公路, 几贯陕西省南部, 开发沿路物产, 实利赖之。”[7]85为了加强陕甘川三省的联系, 修筑了宝平公路。宝平公路自宝鸡经千阳、陇县等地止于甘肃东部重镇平凉四十里铺。宝平公路贯通后, 可以把陇海铁路、宝汉公路、西兰公路与宁平公路连接起来, 西陇公路“东连西凤, 西接天水, 且将延长而北通皋兰, 南趋碧口, 以入四川”[8]47, 不仅使云、贵、渝、蓉北运之军用物资由宝鸡经平凉、银川而运往绥远大为便捷, 而且对于陕西煤炭和陇东土特产的外运也提供了便利。这些经济运输线路的开辟, 不仅使各城市间工业产品运销方便、迅速而且还深入到一些中小城镇, 甚至偏僻的乡村, 使这些地方的土特产得以运出远销, 特别是工业产品的输入日益增加。

四、文化教育事业

抗战期间, 大批文教界人士、师生员工随着教育机构流向陕西, 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时期内聚集陕西省, 形成了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厚的人文精神高强度、高速度地震撼着这片一向寂寞的文化荒漠, 对这里的教育进步、文化底蕴的增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并为战后陕西文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次崭新的机遇。

众多高校师生及其高校的迁陕, 为陕西带来和培养了众多的新式人才, 为陕西现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在抗战内迁八年多时间内, 北师大为西北地区中小学教育师资队伍的壮大培养出了1300多人。西北大学在城固时期 (1939—1946年) 共毕业七届学生, 总计全校毕业学生1632人 (其中男1429人, 女203人) 。从这些毕业生的出路看, 多在经济、教育和行政部门工作。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活动在各个领域各门学科, 是推动陕西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动力源, 他们在陕西乃至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批知识分子的来陕促进了陕西抗日文化的形成。1937年秋, 陕西籍著名文字家郑伯奇由上海来到西安, 创办《救亡》周刊。1937年11月28日, 由郑伯奇任主编的《救亡》周刊在西安创刊, 中共党员宋绮云和侯外庐、曹靖华、叶以群、张性初等文化界著名人士任编委。《救亡》周刊实际由中共中央派到西安工作的谢华领导, 是西北人民抗日救亡总会的机关刊物, 其中发表的文章以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为主, 分析抗战形势、发表评论、介绍动态、反映各界人士的爱国呼声, 成为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 由爱国民主人士主编的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许多爱国青年流亡到西安, 刘光黎、武志新、赵文杰、李雅芳、张华等组织了“西京铁血剧团”, 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在西安及咸阳演出《无名小卒》、《卢沟桥之战》、《黑地狱》等剧目, 大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抗战激情。高校内迁陕西, 促进了陕西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 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如黎锦熙著《方志今议》, 陆惫德著《中国上古史》, 都获得当时教育部民国三十年度著作发明三等奖。罗章龙著《中国国民经济史》被列入大学丛书。

内迁入陕的高校及广大师生, 将先进的思想、技术、文化带给了发展相对落后的陕西地区, 为陕西高等教育和现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对陕西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目前而言, 西安市就有普通高校50多所, 居全国第三位, 仅次于北京、上海。而且, 陕西在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上也占据着重要位置, 这无不和抗战时期的移民内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社会生活

第一, 语言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语言学家指出:“人口的迁移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 也使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 为了彼此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 当地人和外地人都用夹杂着浓重自己方言音调的“国语”进行交谈, 客观上又促进了语言的统一。这也是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二, 婚姻方面的变化。出现自由结婚新风尚,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 边区政府积极从各方面改善妇女的生活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婚姻的交往范围扩大,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一部分人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 使人们可能拥有更多婚姻自主的权利。跨区域的婚姻对于打破旧的婚姻圈, 改进血统, 促成民族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 生活家居的变化。首先是西餐的进入。西安和一些沿铁路新兴的城市, 各种经营西式面包、糕点和饮料 (如啤酒等) 的食品店、糕点店与各式传统食品店一起丰富了人们的饮食。其次, 是随着战时人口的不断流动, 各路菜系在西北地区聚集并相互交融, 具有各种地方特色的小吃店、小饭馆也纷纷兴起。此外, 当时崛起的一批较为现代的招待所反映了旅居方式的变化。

总体来说, 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战争所引起的一次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的“逆向人口迁移运动”, 不仅对中华民族整个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陕西这个人口迁入地来说, 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持久的。

参考文献

[1]田霞.抗战时期陕西工业发展[J].抗日战争研究, 2003 (3) .

[2]曹敏.抗战时期企业迁陕概况对陕西经济发展的作用[J].西北大学学报, 1994 (4) .

[3]西安档案馆编印.陕西经济十年[M].161.

[4]率均.抗战期间西北经济开发[M].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5]刘学诗.省营岍山垦区之现状[J].陕政, 1945 (7) .

[6]张倒纯.陕西地政最近一年之检讨[R].人与地, 1945 (3) .

[7]陕西近代公路史编写组.陕西近代公路史[M].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0.

8.移民社会调查报告 篇八

关键词：水库移民；贫困；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水库移民的出现源于国家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建设，属于非自愿移民。从世界范围来看，水库移民贫困具有普遍性。世界大坝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全世界约有4000～8000万人因大坝建设而被迫迁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计没有得到恢复[1]。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水库移民贫困发生率较高，据1985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00万水库移民中，约有1/3移民重建了家园，恢复和改善了生活水平；1/3移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还有1/3移民处于绝对贫困之中[2]。80年代之后水库移民反贫困措施的不断推行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移民的贫困状态，但情形仍不容乐观，移民贫困人口比例从 1985年的80%下降到1999年的30% 。2004 年全国农村水库移民人均纯收入为1557 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3%[3]。贫困问题成为当前水库移民研究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移民贫困的研究维度

移民究竟为什么会陷入贫困？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水库移民的贫困既有原生贫困也有次生贫困。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地区一般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城市而言相对落后，这属于原生贫困。次生贫困是指因为搬迁而导致的贫困，美国学者迈克尔·塞尼总结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认为搬迁给移民带来了八个潜在的贫困风险，分别是：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土地不够肥沃，耕种无利可获）、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的权益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4] 6-13。

国内学者对于移民陷入贫困原因研究的视角可以归为三类，即个体主义范式、社会结构范式以及可持续生计范式[5]。个体主义范式把移民贫困的原因归于个人，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移民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同时文化素质、身心素质较低，难以适应移民带来的重大变迁。社会结构范式认为，社会应当对移民的贫困负责，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从社会性别、贫困文化以及社会制度三个方面去阐述。可持续生计范式主要从搬迁给移民生计资本带来的损失方面着手分析，这些损失存在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五个方面。

从以上国内对于移民贫困原因的三种研究范式中可以看出，在认同塞尼关于移民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方面风险的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将这些风险细化，加入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因素，或者应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对这些因素进一步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综合性视角来分析移民贫困原因的，也有从不同理论视角，如贫困文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但鲜有研究者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研究上的空白。

二、问题的原因：社会资本的缺乏与移民贫困

社会资本理论最早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系统提出，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和探索之后，布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梳理，其定义较有代表性。他从系统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 [6]。既然是“系统”，它必然包括要素、结构和环境，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个体自我是在一定的结构或者社会组织当中进行资源分配，而这一结构又嵌入更大的环境系统或者说是社会大系统当中。因此，社会资本不但包括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包括个人所嵌入的社会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处的社会制度、规范以及文化当中。研究者们按照社会资本的外延将其进一步层次化，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下面我们从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来分析移民贫困问题。

（一）个体社会网络的缺失产生移民贫困

布朗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6]。这实际上是指个体的社会网络，即我们自出生以来逐步建立的各种网络，如朋友网络、亲戚网络、家庭网络或同事网络。在互惠和信任的基础上，这些关系网为个体提供各种资源，如互助、财政支持等。

水库移民在搬迁过程中几乎失去了个体全部的社会网络，尤其是集中外迁移民，他们失去了“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初级社会关系，多数情况下初级社会关系被破坏，而且无法在安置区重新恢复。”[7]这对于移民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风险，在中国尤其如此。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在这里血缘、地缘关系起着支配作用[8]。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但农村社会浓厚的“乡土”色彩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一阶段移民实际上失去了可以为其提供各层次上帮助的全部先赋资源。这对于水库移民而言，失去了亲缘与地缘关系所能够提供的“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服务和资金支持”的功能[9]，因此在生产生活恢复和重建阶段必须由个体来承担这些由于搬迁而失去的互惠功能，并且，移民在搬迁之后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并非易事，个体必须首先重建与他人的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样，重建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也随之增加，这无疑加剧了移民的贫困。

（二）社会组织的消解加剧移民贫困

中观社会资本分析集中在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化，即该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及该网络个体的联接是如何在个体之间分配资源的。这些“联接”可以看作是“群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网络，它作为个人和整体的社会之间的一个层面，以区域性协会和地方性社团的形式而存在”[10]。同时，由于我国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社区也属于移民的中观社会资本。

搬迁使水库移民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社会关系网，还包括个人运用社会关系网的载体——社会组织及社区。正式社会组织是在移民间进行利益分配的社会资本，它们主要包括行政性组织，垄断性事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以及市场性组织。移民失去了后两者所带来的利益，如搬迁前乡镇集体企业给村民的年终红利，而搬迁后又未与安置地基层政府建立常态性的联系，存在着一些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沟通障碍问题。非正式社会组织承担着移民情感寄托、心理归属的功能，由于水库移民的分散化这些非正式组织也随之消解，移民容易陷入社会混乱。社区是移民所赖以生存的空间，在社区中移民逐渐积累个人的社会资本以获取资源，移民在社区中的社会互动是以信任和规范（人与人之间互动时的一些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搬迁后社区内彼此间的信任和规范不复存在，“从物质上说，人还是原来的人，但以往的群体关系不复存在了[4]88。另外，对于整体搬迁的移民而言，新社区功能尚未完善，短期内不能处理移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发送其福利状况。

（三）不合理的制度供给固化移民贫困

宏观社会资本是关于“嵌入结构观点”的，这一层面要考虑的是“社会资本的网络何以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或较大的文化或规范的系统之中” [6]。宏观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指社会资本网络所嵌入的社会制度层面，它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析如何影响资源分配的，同时它又是如何影响资源在网络之间分布的。

造成移民贫困的宏观社会资本主要在政治和文化系统中起作用。政治系统通过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以及移民所在的行政区划级别对社会资本网络间的资源分配起作用。学者对于移民贫困原因在移民政策方面的一个共识是补偿制度不合理，对移民的补偿标准偏低，从而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从总体的补偿范围来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各类建设项目只需以被占耕地常年产量的一定倍数来补偿农民的直接损失，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另外，移民所在的行政区域级别也在起作用。一般而言，移民所处的行政区域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补偿标准也就越高，换言之，就是能起作用的社会资本网络越有效。文化系统中，远迁移民面对着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语言、气候、生产方式、民风民俗等方面均存在着文化适应性问题。有研究表明，这也成为移民贫困的原因之一，因为移民文化在迁入地的生存方式之一是“始终无法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形成了下层阶级，或形成‘贫民窟现象” [11]。

三、问题的解决：社会资本积累与反贫困策略

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Narayan和Pritchett通过对坦桑尼亚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有积极影响，并且社会资本成为人们贫困和富裕的基础[12]。社会资本在世界银行的反贫困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10]。以下将从社会资本的各个层面说明通过积累社会资本反贫困的路径。

（一）建构移民个体社会网络

微观社会资本主要是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的能力，因此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是重要的反贫困路径。对于水库移民而言，首先要通过信任和规范的重建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原居民之间的网络联系。由于原居民与移民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以及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上的差异，两个群体之间很难建立相互的信任以及一定的规范，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政府应积极建立一些两个群体间沟通的平台，促进他们共同参与社会生活，使他们在互动中逐渐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和交往规范，从而增加移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其次，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增加水库移民的社会资本积累。目前，越来越多的移民在安置过程中选择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或者顺应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大潮步入城市寻找工作，这样，亲缘、地缘之外的业缘关系产生了，移民可以逐步积累个人的后致资源。业缘关系的产生为移民突破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提供了可能，它使移民的社会网络从家乡扩散至家乡以外的各个地区，移民更可能通过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和需求。鉴于水库移民大多属于乡村人口，且处于社会结构底层，而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移民更倾向于也更容易与上一阶层人士之间的互动，因此，要通过提升其人力资本的质量来促进移民与上一阶层的互动。而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主要有赖于政府对于移民安置区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资。

（二）重建社会组织和社区

如前所述，中观社会资本包括移民所嵌入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因此，移民所在的社会组织及社区应当在促进他们利用社会资本掌握资源的能力，同时承担一些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加移民的中观社会资本存量。

首先，社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移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区所占有的资源也是移民个人资源来源的一部分。在安置初期，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暂时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所代替。这两个组织机构要承担移民因搬迁所失去的一些社会互助功能，同时帮助传播农业或其它方面的信息，鼓励移民共享个体所拥有的资源，通过合作来摆脱贫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社区还要帮助培育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移民与其他阶层、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通过这些方式，社区得以在承担部分社会资本功能的同时增加移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其次，工作单位和一些非正式协会要从组织层面为移民的脱贫承担责任。对于以“农转工”方式安置的移民，他们最早接触的社会组织就是工作单位。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越好的工作单位不仅代表经济地位上升，也代表社会地位上升”[13]。因此，工作单位有必要为移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给移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救助，同时促进移民与其他职工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从而帮助贫困者培育个人社会网络。另外，一些组织如工会和老乡会等，承担着一些非正式的社会救助功能，如在移民陷入经济困境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也承担着一些司法途径之外的权利救济功能，如帮助移民讨薪等。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应当尽力扩大并完善自己在这方面的功能，为移民摆脱贫困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其他信息。政府也应当鼓励、支持并且帮助移民加入或建立此类组织，发挥其应有作用。

最后要强调的是非营利性组织在移民反贫困中的作用。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到了移民生活和工作的重建过程当中，这些组织不但承担了相当的社会职责，如负责矛盾调解、扶危济困、修路筑桥等方面的事务，而且为基层社会保留了足够的自治空间，弥补了由于基层组织行政化趋势所带来的对社会资源和价值体系的侵蚀。更重要的是，非营利性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对一些基本价值理论、行为准则和互惠规范的使用和传播有助于在移民群体中形成更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水平，正如帕特南所言，作为“公民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是公民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并且这种规范和价值因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得到强化[14]。

（三）合理的制度供给是反贫困的重要路径

对于水库移民而言，宏观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搬迁、安置以及后期扶持过程中通过移民嵌入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对于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合理使用。因此，要通过宏观社会资本来使移民摆脱贫困，最重要的是在以上各阶段中制定合理的补偿和分配政策。这已在学界形成共识，此处不再赘述。

在文化系统中，不同的民俗文化应该成为移民搬迁、安置和后期扶持各个阶段要考虑的问题。在搬迁阶段，要尽力使移民安置在文化、语言、环境比较相近的地区，减少移民的文化调适程度。对于已经迁往文化差异较大地区的移民，在后期扶持阶段要通过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各层面促进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文化融合，避免因无法融入主流文化而产生下层阶级或“贫民窟”的现象。综上所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上促进水库移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有助于为移民的反贫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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