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收入分析报告

中国电信收入分析报告（共11篇）（共11篇）

1.中国电信收入分析报告 篇一

中国高收入人群健康报告（图）

中国高收入人群检出率与中国总人口检出率的比较结果

目前，中国高收入人群的恶性肿瘤检出率已经高出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整体水平的73倍，心脑血管猝死几率比中国总人口超出1倍，血脂异常的平均检出率已经超过60%，他们有可能成为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病变的受害者。”健康管理倡导者优翔在“保护企业核心健康力——生命的启示与管理”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发布的《中国高收入人群健康报告》中首次公布了这些“惊人”数据。

在《中国高收入人群健康报告》的样本中，优翔提取了2008年至2012年共1092人次的体检结果，并将电子档案中的数据全部纳入分析，包含有效样本1092份。其中男性占49%，女性占51%。样本涵盖了中国福布斯排行榜前十名中的一半，以及中国各行业最具价值企业领导者和中华民族企业经济的领军人物。

社会精英阶层健康状况堪忧 健康成为不可复制的生产力 回想近年来，社会精英阶层猝死、患癌人数逐年增多，他们为国家、社会、企业创造着巨大价值，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久前，中国自行研制的歼-15舰载机顺利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进行了起降飞行训练，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但随后，就在歼-15航母舰载机首次成功完成着舰起降试验仅十几个小时后，研制现场总指挥、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51岁。罗阳的突然离世不禁让人在惋惜之余更加震惊，从他以往的体检报告来看，身体并无大碍，只是今年由于重任在身，工作繁忙，就没有再做身体检查，可能一些身体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导致在这一次执行任务中猝死。与此同时，苹果操作系统中文输入法“FIT输入法”作者、广州新点科技联合创始人冯华君于12月23日因癌症病逝，年仅31岁。

在过去的19个月中，累积有19名老总相继离世，最高财富超过14亿元，健康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生产力。《中国高收入人群健康报告》中显示：若以年龄区分，39岁以下人群较40 岁以上的人群的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要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风险的概率有升高的趋势。仅就血脂异常、腰椎病、超重、颈椎病、血尿酸异常、血压、空腹血糖、促甲状腺激素、糖尿病、胆结石、便潜血、脑梗等12个检测指标而言，总体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健康风险的概率也在增加。其中，50岁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当属面临疾病风险的高危人群。中国高收入人群的平均检出率与中国总人口平均检出率的比较结果为肥胖、血脂异常、肝功能异常、血尿酸异常、乳腺增生、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均高于中国全人口检出率。而脂肪肝、血糖异常、糖尿病的检出率接近中国全人口检出率。此外高血压、颈椎病的检出率则低于中国全人口检出率。优翔生命管理体系 保护企业核心健康力

其实，不仅是罗阳，每一个肩负国家重任和企业发展使命的管理者，多数都奔波劳累，压力过大，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对于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掌握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人员、企业家、企业高管，对他们的个人价值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保护好这类人的身体健康，才能够保护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器重，命铸之”的突击生产行为，并不完全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收货未来更大的价值，才是对待社会精英应该有的态度。因此，无论是从国家、企业方面对精英阶层的重视程度，还是从个人角度重视起自己的身体健康，都是十分必要的。每年一次的全身精密体检，是做好疾病预防，保护企业核心健康力的最基本的保障。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缺少运动、工作压力大、健康意识缺乏是导致高收入人群高发病率的原因。作为企业，要从企业核心的身体健康入手，每年组织一次精密全面的体检，将他们的身体健康列为企业发展的战略之一，才能使企业核心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持续发挥最大价值。重要的是要提高体检意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优翔CEO周凯文特别指出：“体检并不是形式，而是需要通过精密的检查，切实发现身体中存在的问题，每一份体检报告反馈的正常指标，应该是给受检者一个真正的安心。加强健康意识、健康检查、建立健康档案是目前较为有效的干预措施。通过优翔的海外体检更易发现恶性肿瘤，并将其发病率控制到最低比例”

针对社会高端人士对于身体问题的各种问题和担忧，优翔应对市场高端需求推出了“生命管理体系”。优翔提供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关于生命和梦想的理念，是适合中国特质的“头等舱”定制服务，优翔服务的项目，大到实地考察，小到适应中国客户的生活习惯服务，都会有公司领导班子多次去亲身体验，提出问题，不断改进，每一细项都做到因人而异，因人而定。

优翔董事长邵珲表示：“优翔远瞻商业竞争新模式将保护企业核心健康力视为己任，不断优化优翔生命管理体系，力争为企业在未来商业竞争中出一份力量，利用自己完善的医疗资源体系，保护企业家及企业高管的身体健康。”

2.中国电信收入分析报告 篇二

1、多重二元结构影响论

有的学者从多重二元角度出发讨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的变化, 认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原因如下:经济二元结构所致, 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表现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也表现为沿海与内地的地区二元经济结构, 它们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别形成的基本动因。体制二元结构, 即体制双轨制。我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模式, 所以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价格双轨制和收入分配双轨制 (政府计划分配和市场分配机制) 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2、政策影响论

产生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旧的体制还没有彻底根除, 新的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就是说, 在于改革还没有到位。同时,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收入分配差距出现的可能性, 具体反映为:调整了生产与分配,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改变了重积累, 轻消费的分配政策。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采取了多种收入分配方式, 扩大了收入来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 劳动已不再是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原则, 而是多种分配并存, 也就意味着必然出现收入分配的差距。

3、制度因素论

从我国在转型期制度方面看, 大量非正常收入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寻租活动, 执行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紊乱是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出现了合法的价格双轨制和大量具有独立身份与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 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欲望被唤醒, 利润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的目标, 个人收入来源和消费形式的多元化, 增加了人们扩大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 加之价格双轨制和所有制上的政策双轨导致许多法制上的漏洞和空白, 许多经济法规尚待建立和完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法制不健全, 使得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很高, 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寻租收入得以混同于正常的合法收入, 寻租者和受贿者同时为其 (下转第34页) (上接第33页) 非法所得找到了保护伞。寻求地区和部门特殊政策, 寻求批文和公章构成转型期经济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的具体内容。

4、居民收入来源分析论

居民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是指居民凭借其为社会所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所获取的收入。劳动收入可分为直接生产劳动收入与经济管理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指居民不是凭劳动, 而是凭借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和各种渠道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 包括资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居民收入来源于多种途径。居民拥有的劳动能力、资产、社会关系等的差异往往会带来收入差异。

5、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论

3.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分析 篇三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 收入分配

201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温总理指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3月3日，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序幕，两会首日，“收入分配”话题在人民网排名第一。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各方面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普遍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日益严峻，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一、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现状

过去的十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我国基尼系数一度超过国际警戒水平0.4，最近更是已经接近0.5，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达13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比较严峻。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行业收入差距扩大五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城乡居民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4，但如果按城镇与乡村分别计算，情况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还是乡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都还没有达到0.4，均在合理、正常的区间。由此可见，在这五个方面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最严峻的。实际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已上升到3.33:1，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高。

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从2010开始就已经波及全国，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激烈争抢农民工的现象。这些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提高农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契机，诸多学者也纷纷开始讨论我国是不是已经或者正要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民工荒”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我国农村仍有3亿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有超过6000多万的35—50岁之间的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就业。

据白南生对安徽省和四川省71个县的分县外出劳动力进行调查，发现各县外出务工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被调查的71个县中，有11%的县外出率不到10%，有23%的县外出务工率在10%。

由此可见，并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过快。实际上，农民工在城市长期从事“脏、苦、累、险”工作的同时却仅能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还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才是导致“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居民收入出现差距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存在竞争、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差距，才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激励功能是有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良影响，甚至会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

1、影响消费需求

马克思曾经指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致使社会总供给远大于社会总需求，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一方面，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越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总消费倾向下降。另一方面，在我国仍然占较大比重的农村人口，本身就是提高我国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1。到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就已经扩大到5713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3.29:1。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过低，社会保障又不完善，其消费能力增长缓慢，消费意愿较弱，必然会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制约我国经济的增长。政府和诸多经济学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但是，如果不尽快采取相应措施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能全面提高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2、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需求不足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驱动，其中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长期居于50%以上。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投资存在着很大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降低投资乘数，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发挥。第二，由于农村缺乏收入支撑，我国中档消费品在农村出现明显断层，导致相关产业投资效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城乡消费断层，在城市市场饱和后，没有农村市场的接纳，便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及相关产业的萎缩。最终导致大量企业在产业结构的波动中倒闭，形成资本的巨大浪费，制约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导致整个社会效率低下

收入差距过大往往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人可以运用其财富换取更多的机会甚至权力，以加强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并使之成为进一步扩大财富的源泉。而穷人的生存环境极其脆弱，这必然使其所面临的收入下降的压力大大超过他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从而产生沮丧心理和强烈的失落感。我国现阶段如此之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城乡居民竞争机会和起点的不平等，致使二者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与各自努力和能力的相关性大打折扣，从而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会削弱大多数经济主体的信心，从而破坏社会信用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加交易费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效率的低下。

4、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收入差距过大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会使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种种隔阂、抵触和离心因素，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普遍的认同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依奇罗·卡瓦奇和布鲁瑟·肯尼迪研究表明，不公平会使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孤独，更容易苦恼和精神不安，所以收入差距大的社会比收入差距小的社会显得更少亲善、更低信任度和更多的敌意。在中国，历来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一旦收入不平等超过了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将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巨大威胁。胡鞍钢（2005）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对社会和谐稳定运行造成了严重危害。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如果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通过合法途径很难缩小差距的情况下，有人就会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转移财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牺牲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利益为代价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行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采取恶化农产品对工业品的交易条件的政策，使得收入和资源由农村部门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部门，由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代价。据计算，价格剪刀差在1950—1978年间让农民付出了约6000亿元—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后，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继续剥夺农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我国又出现了另外两种形式的“剪刀差”：城市职工与农民之间工资收入“剪刀差”，以及政府低价征用农民耕地，高价批给非农生产者的土地收入“剪刀差”。如果这些资金用来进行农村建设和农民分享，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不会如此悬殊。

2、户籍制度壁垒

按照新古典理论，如果人口是可以自由迁移的，那么人们会自主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从资源条件差的地区向资源条件好的地区移动。但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工农、城乡关系对立恶化，阻碍了社会良性运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针对农民工和城市工的诸多歧视，包括工资、就业和福利等方面。有研究表明，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差异的15.73%、行业分布差异的50.00%、养老保险的59.48%、失业保险的51.82%和医疗保险的17.23%。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社会保障方面所受到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制度基础，剥夺了农民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城乡教育制度不公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所说，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投资，它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今，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公立教育，基本上体现了向穷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倾向，有利于公平。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可以给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缓解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尽管我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学杂费，但现阶段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投资比重严重失调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城乡教学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进城务工子者子女上学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非常大。

4、城市偏向的金融制度

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金融机构逐步成为了重要的市场主体，风险规避和利益最大化是金融机构的必然选择。因此，国家将金融资源集中于城市，这样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金融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限制农村资金外流的作用，反而推动农村资金的外流。由于金融歧视所造成的金融资源在城乡分配的严重不均，使得资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参与不足，产生了城乡发展能力的差异，进而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举措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与其他资源的配置一样，也应该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基本观点。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必须要有政府宏观调控相匹配，才能符合理性要求。随着“十二五”规划从今年开始起步，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已经成为改革的共识。特别是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很大的难度，必须加强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要加大改革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调控，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作为低收入群体，农民工的收入一般都在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徘徊。尽管我国各地政府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与各地平均工资水平相比仍然偏低。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提高一方面会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并不会对失业产生太大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短期内将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尽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民工荒”问题的作用。从长期来看，由最低工资标准导致的劳动力增加的幅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不会对就业产生太大影响。

2、发挥政府在维护公平中的作用

在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上，市场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都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理论界一般都认为，初次分配交由市场解决效率问题，再分配时才考虑政府来解决公平问题。然而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要大于城镇人口数，与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相比，国家的财力显得非常有限，单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注重公平的调节，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所以，政府要在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上有所作为，就不能仅仅在再分配阶段发挥作用，还应该在初次分配时就发挥政府的作用，保证公平。

3、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个人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如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不仅要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全面实施，还要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的方针，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4、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全国性的“民工荒”，东西部之间激烈“抢工”，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出路。正是受户籍政策的限制，才使得对农民工的劳动分配严重不合理，使得他们只能在城市工作而不能定居，使得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最终让“民工荒”问题日益严重。只有促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在取消户口界限、建立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的同时，彻底剥离附加在户籍背后的各种利益，才能真正做到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孙健芳、席斯、张向东：改革的现实路径[N].经济观察报，2011-03-07.

[2] 李萍、陈志舟、李秋实：统筹城乡发展与效率公平权衡[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 J·A·奥尔贝奇：收入、地位与健康[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 张世伟、郭凤鸣：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问题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

[5] 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中国电信收入分析报告 篇四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讯：

内容提要：在游戏细分市场上，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受到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影响，整体市场规模高速增长，移动游戏乃至整个游戏出版产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从业和创业积极性空前高涨，而客户端游戏、社交游戏和单机游戏市场规模增幅较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下降。

据智研数据研究中心调研，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496.2亿元，同比增长46.4%，增幅达近五年新高。

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中，客户端网游营收255.7亿元，同比增长9.8%；网页游戏营收91.8亿元，同比增长71.9%；移动游戏营收125.2亿元，同比增长394.9%。

这部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原创网络游戏境内销售收入343.9亿元，同比增长41.3%，占市场销售总额的69.3%；海外销售收入8亿美元，同比增长66.7%。

5.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篇五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收入差距过大制约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两极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盲目乐观而忽视了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GDP仅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

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两极分化不等于“平均主义”，适当地拉开个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但鉴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已经偏大，应引起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

（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政策制定等种种因素会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到政治问题，地区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导致地区冲突，并最终引发国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6.中国电信收入分析报告 篇六

中国的整体结构正处在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变期中, 很多问题随之而来, 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增大则是其中之一, 由此也使扩大内需和稳定社会这两方面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制约。三方面的数据鲜明的阐释了这一问题。 (1) 城乡居民收入比。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20:1, 到2000年为2.79:1, 2009年更是高达3.33:1。 (2) 地区收入方面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 在1978年分别是453元、382元、409元, 而到2007年分别为18545元、12392元、12131元, 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比中、西部高50%左右。 (3) 行业收入方面。2009年最高的金融业与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之比为4.21:1, 差距可见一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恶化效应和改善效应。自1990年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使我国居民消费率总体呈下降态势, 这说明该问题对经济的增长已出现恶化效应。

目前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尽管收入分配改革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人民权益十分重要,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机理仍没有统一的认识, 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制定。本文综合考虑了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各个因素, 构建了解释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机理系统图。机理系统图展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本文用两种分析模式对机理系统图进行了解释, 统一了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范式。

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机理系统分析

关于收入分配形成原因的已有研究都没有很好的揭示我国收入差距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 没有很好的解释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 并且每种分类方法都不能全面概括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系统图。

1. 关于机理系统图的解释

改革开放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与对外开放的政策。一系列政策不断推出促进东部地区的发展。然而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形成中国东西地区差异。同时分配制度也变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并存的分配制度。已经形成的地区差异和当时处于摸索中的分配制度相互交织, 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的地区差异。而不完善的按生产要素参与贡献分配制度进一步拉大了行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于是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和行业二元现象。如图所示, 形成了以生产要素分配机制为中心, 以地区二元, 行业二元, 城乡二元为主要内容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系统。行业二元的实质是技术二元, 形成了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行业。垄断又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 形成行业的收入差距。而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二元结构共同组成了中国转型期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技术结构组成了我国当前的二元社会结构。居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下产生了要素拥有和要素机会的差异。

再分配是调节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现在的问题是, 在农村和城镇内部, 再分配机制一直存在逆向调节。而在微观层面上生产要素分配机制的主要分配单位是企业, 而企业的微观分配政策严重缺失。微观分配机制, 包括工资的决定机制、增长机制和保障机制。在现阶段, 这三大机制都存在很多问题, 造成了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一些国有企业不管企业效益好坏, 职工的薪水都比经营者低很多。

2. 基于不同角度对机理系统的分析模式

(1) 分析模式一——经济结构原因、分配体制原因、不合理因素。经济结构原因:即原因系统中的城乡二元, 行业二元以及地区二元的社会结构。由上文分析, 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短时期内难以有效解决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分配体制原因:要素分配的不公平意味着要素是通过行政力量来配置的而非通过市场规则进行配置。是某种体制性因素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具体来说, 关键是当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不健全以及再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企业微观分配体制缺失也是重要内容。不合理因素即一些非法谋取利益行为。

(2) 分析模式二——初次分配再分配。初次分配原因体现在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过低, 财富过多向资本政府集中, 居民在要素拥有和要素利用机会上存在较大差距等。再分配原因体现在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

三、结论

综上, 在深层次结构性原因无法短时间改变的现状下,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应该集中在对分配体制的改革上, 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体制, 改善再分配的逆向调节问题, 采取措施深化企业微观分配体制改革。而从长远来看, 我国应当强化教育普及减小天然禀赋差距, 深化行业改革减小行业差距。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7.中国收入差距现状 篇七

《中国新时代》：自80年代起，您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调查有哪些发现？

李实：我是1984年底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从1987年开始参加由赵人伟所长领导的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这是一个国际合作课题，主要特点是通过收集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的收入差距及其原因进行分析。2005年我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此之前该课题组一共做了3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后于2007年组织了第四次住户调查。

1988年的第一次调查发现，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比较小，当时城市改革还没有启动，城市企事业单位中收入分配存在较为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特别在国有企业内“大锅饭”问题严重，工资分配只是与资历有关，而与劳动贡献无关，干好干坏一个样。那也是一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它带来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和贫困人口急剧下降，而收入增长没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80年代初期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反而有所缩小。

1995年的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了一些新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农村内部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城市的经济改革从90年代中期进入实质阶段，到1995年的时候，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工资差距有所扩大，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的收入偏高，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凸显出来。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导致了非农就业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显现出来。

2002年的第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出现了新的原因。在城市内部主要由于城市企业改制，如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工人。下岗失业人群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带来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另外一个方面，一些非公部门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高收入人群。在农村内部，由于9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从2007年的第四次调查中发现，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放缓，虽然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比如2002年测量的基尼系数是0.45，到2007年时扩大到0.48。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中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带来了很多高收入人群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加，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个原因是行业之间工资差距，特别是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还有一个原因是灰色收入规模扩大，灰色收入主要流到了一部分有权势的人群中，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当然在2002-2007年期间，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收入差距的政策，这些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新时代》：按这个频率，近期是否会有新的调查？预计调查会有哪些新发现？

李实：前面三次调查是每7年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间隔是5年。接下来我们课题组准备明年还要做一次，我们预测明年的数据会显示一些新的特点。这几年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做了一些工作，加上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受金融危机影响，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可能会进一步放缓，但收入差距的总体水平还保持在一个高位上。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上面提到的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权势人群的灰色收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新时代》：这几次调查发现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李实：我也多次讲到，现在要首先解决这样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垄断行业高收入带来了部门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反映了城乡分割、城乡居民之间机会的不平等问题；三是政府官员的利用权力获得灰色收入的问题；四是收入流动性下降和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因此更应该强调机会的公平和权利的平等，不管在就业方面，还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的公共服务更应该向穷人和弱势人群倾斜。

《中国新时代》：调查主要做了哪几方面的对比？对于不同群体间的差距，是否需要不同对策？

李实：可以说调查主要包括城乡对比、地区间对比、城市和农村内部对比等几部分。应该说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整体的判断。它表现于各个方面，城乡差距问题、地区间差距问题、行业间差距问题、不同人群差距问题，甚至是公务员与企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差距问题。由于表现为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不可能通过一个办法加以解决。一方面需要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一个方面需要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多管齐下来解决问题。

《中国新时代》：此前有媒体报道，世界银行的调查称1%的中国家庭聚集了全国41.4%的财富，您怎么看这个数字？

李实：以前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传。这个数字源自于我们根据2002年调查数据发表的研究报告，其中有一章估算了财产分配的差距状况。根据我们的估算，最富的10%家庭占有全国财产的41.4%。这个数字在后来转引的过程中，从“10%家庭”变成了“1%家庭”。也许把它说成“1%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41.4%”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新时代》：10%人口占有40%以上的财富，这个水平是否也比较偏高？

李实：当时来看，10%的人口占有40%的财产份额，应该不算很高。当时计算出来的财产分配基尼系数是0.55，一般说来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都比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要大，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因为财产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年轻人可能财产很少，但随着年龄增长，财产会积累得越来越多，财产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差距要大。比如说，英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8，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可以达到0.7-0.8，但很多年轻人基本是没有财产的，因为他刚结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储蓄也少，东西也少，即使买房也通过贷款，不是个人财产，等到快退休的时候，财产达到最高点。经过一辈子的积累，家庭之间的差别会非常大。对很多国家来说，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要比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高出30个百分点，中国当时的情况是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不是很大的。当然，现在的情况和10年前不一样了，应该说现在的财产集中度要高于10年前的水平。

《中国新时代》：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曾表示，美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每一个行业的就业跟产出的百分比基本上是1∶1的，但中国农业占就业的比重超过40%，对GDP的贡献只有8%左右。我国目前是否面对这样的问题？

李实：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对于处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多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农业与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第一产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偏低，工业部门往往劳动生产率要相对高一些，这样就导致两个不同部门的就业人数和对经济贡献不对等。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面对，并非中国所特有的。

当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制度，包括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加上中国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会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多国家一旦出现收入差距或者劳动生产率差距，会引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但我国户籍制限制了这种流动，这就造成了部门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只有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到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完以后，技术进步会带来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能够提高到和工业相同的程度，这时农业所占比重和它对经济所做的贡献才能达到平衡。

《中国新时代》：中国还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这种平衡？

李实：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应该是20年左右。再有20年，中国有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要能保持8%增长率，中国的经济能翻三番。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翻一番是1万美元，翻两番意味着达到2万，翻三番是4万，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基本上是3-4万美元的水平。

我们现在城镇化的速度大概是每年1个百分点，现在城镇人口比重超过了50%。按照这个速度，20年以后，农村人口比重会降到20%左右，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会更低。

《中国新时代》：对于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您怎么看？

李实：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战略和发展方式的选择，如果搞得不好可能会出现，如果搞得好可以避免。但目前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成的：一是整个经济的创新活力不足，二是收入差距过大，有很多贫困人口，第三是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我们的教育发展是令人担忧的，教育结构存在着问题，大学的过度扩招，大学教育的数量上去了，而质量却下来了，教育内容不能与时俱进，培养的是应试教育的“天才”，而不是创新型人才。农村教育发展的长期滞后，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80%左右都是初中毕业生，而且他们又是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军。在任何国家，这些低学历人群都很难成为高收入群体。因此，教育改革是非常紧迫的，不然我们很难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国新时代》：最近有很多对于中产阶级的讨论，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实：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中产阶级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我国来说，想进一步扩大中产阶级，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中产阶级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经济结构的升级会提升就业结构，因为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配套的。当经济结构升级到一定程度时，庞大的中产阶级才会出现。

第三产业是一个中产阶级集聚的行业，如果大部分人都能在第三产业就业，并通过教育获得一定的专业技能，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他们有可能会成为中产阶级。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20年的时间，要经历一代人。我们现有的大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的毛入学率超过了20%，加上每年有30-50%的人能够受到职业教育。这些为中产阶级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中国新时代》：在我国，收入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归为中产阶级呢？

李实：中产阶级的概念是社会学的，经济学家一般不太讨论，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比较模糊，各个指标不能衡量，同时中产阶级的概念本身有一定的历史性、阶段性的特点，在不同发展阶段，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理解。如果做民意测验的话，我们国家可能90%的人都说自己不是中产阶级，但西方国家可能90%的人都说自己是中产阶级。

过去中产阶级用的比较多的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真正去提出相应的概念，所以目前一些机构和经济学家就想看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什么是中产阶级。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有不同的标准，有收入方面的标准，也有消费方面的。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一个人均每天消费4美元的标准，相当于消费25元人民币就属于中产阶级了，如果这样来看，拿低保的人也属于中产阶级。还有一些人提出10美元，每天60元人民币，现在农民工工资也超过每天60块钱了。这些标准对中国来说是太低了，但是对一些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又太高了。

因此，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认为中产阶级规模很大，也可以认为规模很小。但从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看，我们目前的格局是，中低收入人群的规模很大，高收入人群比重很小，收入——人口分布像一个洋葱型。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人口分布是一个橄榄型。要想把洋葱型变成橄榄型，即低收入人群很小，中间的部分很大，上面的人也不是很多，这样的格局如果按照现在的收入增长速度，再加上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作为配套，可能也要经过20年的时间。

《中国新时代》：近期发布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对于缩小城市的收入差距是否有效？

8.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篇八

中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可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改革开放。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常碰到的市场“失灵”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完善等。其他成功因素还包括国民的高储蓄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人口红利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

但中国经济发展也伴随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使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报告讨论了六个主要问题。第一是中国技术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但其水平只有美国的10%左右。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大约80%是加工贸易，附加值很低，iPod、iPad、iPhone就是典型的例子。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但是中国民企规模相对较小，国企生产效率激励机制有待改进。

第二是工资上涨与人口老龄化会侵蚀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如图1所示，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中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且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第三是经济增长来源不平衡。需求方面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供给方面主要是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如图2所示，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只有34.6%。经济结构失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体制改革不到位。如高投资率与要素价格扭曲，国企和地方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与扩张的行为有关；市场准入限制、城市化程度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增加一个国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脆弱性。持久的贸易顺差也会加剧全球的经济失衡，并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要素价格的扭曲，一方面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会削弱中国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

第四是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仅为30左右，达到43.4，在亚洲属于偏高水平。中国农村贫富差距比城市更大。虽然技术进步、全球化分工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反映了经济改革不到位。如户籍制度；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产生寻租机会；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等。

第五，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可持续性。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水资源短缺和能源供应安全也可能成为将来增长的制约因素。

9.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篇九

文章称，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术语描述了穷国在实现富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周期。随着这些国家采取众所周知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初期的收入通常增长迅速。劳动力从自给农业转入基本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业、制鞋业等。经济增速飙升。工资改善。但依靠在国外取得的进步變得越来越难。这些国家必须更多地依靠本国创新、企业家精神和投资。

文章指出，随着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状态——并非真正的富有，但也不再极端贫穷——增长开始放缓。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的发展都遵循这一周期。

文章称，中国面临痛苦的转型。其经济战略过时了。它需要新的战略。新战略是消费者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人将更少地储蓄，更多地购物。他们较强的支出将帮助经济保持活力。

就在最近，官方暗示说，将在两年内放开银行存款利率限制。人们认为这对刺激消费者支出至关重要。如果存款人得到更多的利息收入，那么他们将支出更多。

文章指出，这是理论。如果这个理论不起作用，中国将莽撞地冲进现代状态，产生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人们期待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

文章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不容小觑。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它是件重要的事情。（本报综合）

10.中国电信收入分析报告 篇十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多个层面上的迅速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分配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其成因除了一般性原因之外, 更多的是中国在体制转轨时期所独有的原因。本文主要从经济发展、市场机制、历史原因、再分配政策不完善、不公平竞争及非法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1.1 经济计量学模型

由于资料有限, 无法获得完整的经济数据, 再加上有些原因很难用指标来衡量, 所以本文主要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国家再分配政策三个方面考察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此外, 失业情况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具体选取了以下七个指标对中国基尼系数 (G)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如下:

(1) X1为人均GDP, 人均GDP普遍用于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状况。 (2) X2为城市化水平, 本文选用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市化水平。 (3) X3为工业化程度, 本文选用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工业化程度。 (4) X4为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选用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5) X5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 (6) X6为抚恤、福利、救济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7) X7为城镇登记失业率。

资料来源:基尼系数1978-1984部分引自沈坤荣、庄海燕:《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孔径源、胡德巧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5年, 第148页;1985-2005部分引自王仁祥、喻平:《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http://www.cenet.org.cn/ ReadNews.asp?NewsID=25061。其余指标数值均根据中国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由于变量众多, 不可能将所有解释变量都纳入回归模型中。如果将这些解释变量与基尼系数直接进行回归, 既会影响模型的简洁性, 也会存在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应该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变量, 因此本文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解释变量。通过Eviews软件计算, 解释变量的重要程度依次为X1, X2, X5, X4, X3, X6, X7。以X1为基础, 将这些变量依次引入模型, 寻找最佳回归方程。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表:

X2, X5, X3, X6四个变量均没有通过t检验, 最后确定的模型以G=f (X1, X4, X7) 为最优。运用Eviews软件计算的结果如下:

调整的可决系数R2 (Adjusted) 达到0.8043, 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给定显著性水平a=0.01, 相应的临界值t0.005 (24) =2.797, F0.01 (3, 24) =4.72。说明模型中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而且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也是高度显著的。

对于a=0.01, n=28, k=3时, 查表得dL=0.969, dU=1.415, 由于D.W=0.9662

首先用OLS法计算残差系列自相关系数ρ值。对于产生的残差系列命名为e。计算结果如下:

经检验, 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说明上式的建立是合适的, 可以作为残差序列自相关表达式。

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

令GDYt=Yt -0.4995Yt-1 GDX1t=X1t-0.4995X1t-1

以GDYt, GDX1t, GDX4t, GDX7t, t=2, 3, … 28, 为样本再次回归, 得到结果如下:

查表得, dL=0.949, dU=1.413, 由于D.W=1.7694< (4-1.413) =2.587。根据判别规则, 已消除了自相关。

求出的常数项β0=0.5781。用β0代替上表中的常数项C, 得到的新模型如下:

这时的残差项已无自相关, 比原模型更优。

1.2 结论

根据以上模型, 可以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各影响因素的大致关系如下:

(1) 人均GDP增长率 (X1) 与基尼系数回归后的系数为正, 这说明, 随着经济的增长, 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库兹涅茨“倒U理论”, 在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达到中等水平以前, 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大, 两者之间应该呈现较显著的相关性。但在实证分析中, 它们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 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动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2) 人力资本水平 (X4) 系数为负, 并且相关系数非常大, 证实了教育因素在居民收入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 失业率 (X7) 系数为正, 其相关系数与也非常大,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目前工资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失业人数增多肯定会扩大失业者与在职者的收入差距。

2 调节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 由于市场机制内在的缺陷, 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发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在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体制建设尚不完善的中国, 市场的作用十分有限。而对收入差距起控制作用的因素则主要是政府行为或至少是通过政府行为起作用。政府以国家权力为基础, 制定相应的对策组合, 通过实施社会管理和行政运作来控制收入差距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调节层次来讲, 政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分为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调节两个方面。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各有侧重:初次分配领域注重效率, 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在再分配领域注重公平, 主要发挥政府的力量, 通过财税、福利政策缩小收入差距, 解决公平问题, 努力促进结果相对平等。

2.1 公平教育机会

在收入分配方面,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都已证明, 个人收入的多少和所受教育程度成正比。教育的普及可以使工资收入的分配趋于平等化。根据敏赛尔的研究, 正规教育直接对收入差异的影响为70%, 加上从学校毕业后对人力的继续投资等, 人力资本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可提高到33%。他还指出, 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毕业后人力投资与获得收入能力的弹性也越高, 即投入较少, 获取收入能力提高较快。大量实证研究显示, 学校教育与工作能力是正相关的。亚当·斯密也支持“工资的变化是与学习的成本相一致的”。因此, 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便是公平教育机会, 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 普遍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2.2 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边际生产率理论揭示了一条规律, 生产要素追求的是边际生产率的最大化或要素报酬的最大化。当某一生产要素配置到不同方面的边际生产率不相等时, 生产要素的流动就不会停止。如果没有资源的自由流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格局将被固化。劳动力只有通过自由流动才能使生产效率达到最佳境界。凡是在劳动力不能流动的地方, 必然存在着大量人才和劳动力低效率使用的问题。

中国居民平均所拥有的非劳动要素较少, 主要依靠向市场提供劳动要素来获取收入。对大多数人而言, 就业是人们获取收入的基本手段, 由于劳动要素市场的分割, 就业机会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居民收入在区域和行业之间的不平等, 同时也造成了人力资源低效率配置。阿瑟·奥肯认为, 劳动力市场的排斥产生了弊病的二胞胎:不平等的机会, 不平等的收入和非效率。

因此, 应该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要素市场, 破除各种人为障碍, 促进劳动力合理、自由流动, 让劳动力从供过于求的场合流向供不应求的场合, 从而达到全社会范围内劳动力的供求大体平衡和同类同质劳动相对统一的价格。为此, 要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 主要是逐步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居民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迁移和就业的自主性, 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距,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

公平的教育机会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是调整初次分配的两个基础性条件。因此, 在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具体国情下, 加强教育, 公平教育机会、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最根本的途径。

2.3 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对于中国垄断行业, 应具体区别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 缩小因为不合理因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对于自然垄断采取保护、管制的政策是必要的, 但要消除市场准入壁垒, 增加竞争, 更不允许凭借行业垄断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管制就是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经营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产量和价格进行管制, 通过建立规范的自然垄断行业数量和价格监管体制, 有效抑制企业限产抬价、获取暴利的行为。

2.4 健全税收调控体系

在公共财政体系下, 政府应通过公共支出和税收等综合手段调整收入分配问题, 实现分配结果的相对平等, 使人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现阶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政税收体系。

2.5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市场的自发倾向和劳动者个人天赋与能力的差距, 难免会造成贫富悬殊。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实现公平目标, 政府有必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实现收入再分配的路径和方式。它通过对穷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对失业者的补贴、对教育和卫生保健的资助, 维护了社会稳定, 推动着经济不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范围还比较有限。因此, 政府应该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 逐步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使社会保障体系化、法制化。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比例, 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开辟新的筹资渠道, 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其次,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在农村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扶贫工程, 对城市群体中的低收入者, 应适当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失业救济标准。

总之, 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 努力拓宽保障资金的来源,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好的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摘要：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人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 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有待破解的难题。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研究对象, 运用实证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讨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 最后针对这些因素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多元线性回归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2]亚当.斯密.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14.

[3]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75.

11.中国农民收入问题调查研究 篇十一

农民收入问题调查报告

目录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3）

二、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4）

三、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原因„„„„„„„„（5）

四、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影响„„„„„„„„（6）

五、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必要性„„„„„„„（7）

六、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具体措施„„„„„„（9）

农民收入问题调查研究

——以桂林市白宗禧故居周边村庄为例

【内容摘要】农民收入问题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影响到农业生产能力，也影响到国民经济中的市场需求。农民收入问题涉及到的因素较多，原因也相当 复杂。本文就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原因、影响和解决措施等各个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关键词】农民收入 收入水平增长速度 收入差距 农业结构、政策

2011年5月18日，风和日丽，我们一行六人坐上了前往白宗禧故居的汽车，哪里，便是我们此次调查的目的地。正值中午，整个村庄处在一片寂静中，路上少有行人。显然，我们的调查之路有点艰辛。在经历了三次拒绝之后，我们改变调查方略，终于迎来了我们真正的调查。（1）在受调查的20户家庭中，有70%的家庭年收入在8000元，有25%的家庭年收入在8000至10000元之间，有5%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0至15000元之间，而家庭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家庭在这个村庄中式不存在的。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家庭的家庭支出主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2）在“近几年您家庭收入呈现何种趋势”这一项中，100%的受访家庭都选择了“持续上升”这一项，但100%的受访家庭都认为近几年来的物价上涨，制约了其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在近几年中没有多大的改变，生活依然处于温饱地带。(3)在“您是否满意您目前的家庭收入”这一项中，100%的家庭选择“满意”，但认为家庭收入的增长比较缓慢。（4）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在村庄的外面，在村庄公路的旁边，许多家庭都盖起了小洋楼，家庭经济条件较为殷实。但村庄里面的家庭却鲜有楼房，有的只是土房子、石头房子，甚至还有家庭住在非常破旧的民国以来的老房子里。不难看出，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收入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5）在“您家是通过何种方式增加收入”，有100%的家庭选择了“出外打工”这一项。（6）在“影响您家收入水平”，有77.83%的家庭选择了“农业生产技术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不高”这一项。（7）在“您是否满意政府目前的农业政策”中，有63.24%的家庭选择“不满意”等等。我们的调查是有限的，但从我们的调查及与村民的交流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越来越严重，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迫在眉睫。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几乎每年都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现在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必须得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不平衡，广大的农村偏远山区的经济状况仍相对落后的事实。目前，有超过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奉献，然而由于历史、社会原因，他们的收入相对滞后，严重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国家的财富，他们甚至不能分享。这让多少人为之痛苦，为之悲伤。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5年，为收入快速增长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397．6元，平均每年增长16．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仍高达15．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347元，7年增长1．51倍。

第二阶段为1986～1991年，为收入增长缓慢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423．8元增加到708．6元，平均每年增长10．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2．7％；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376元增加到621元，5年增长65％。

第三阶段是1992～1996年，为收入增长较快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784．0元增加到1926．1元，平均每年增长25．1％，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5．6％；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718元增加到1768元，4年增长1．46倍。

第四阶段是1997年以来，为收入增长缓慢、增幅下降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2090．1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元，四年绝对增加值仅为163．3元，每年实际增长幅度分别为4．6％、4．3％、3．8％和2．1％，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态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997年的1876元增加到1999年的1927元，两年间实际每年增幅分别仅为1．01％和1．69％。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大体上呈现出持续提高的态势。然而，农民收入仍存在两个挑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波动,某些阶段甚至会出现低速状态下的持续徘徊,例如:1998-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真实增速年均为3.96%,远低于1990-2008年年均增速6.50%的水平。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尚未出现持续缩减的态势,农民收入增长往往伴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在波动中相对拉大的趋势,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7倍降至1.86倍,此后在波动中又逐渐增至2008年的3.31倍。2008年我国农民占人口的比重为54.3%,而农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5.1%,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3526元和3756元,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3.7%。与城镇居民相比,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在消费总量和层次上均处于滞后状态。

二、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

对于我国农民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一）收入绝对水平较低。2003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2003年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标准，则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标准，而这个数量大于欧洲任一国家的人口总数。2003年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2002年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

（二）增长速度缓慢。

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三）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 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2007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77∶1，高于2006年全年的4.18∶1,差距涨幅也高于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现金收入不足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收入的19％，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收入比约为5.4∶1。

从1990年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 379元增至7 120元，年平均递增12.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 796元增至4 920元，年平均递增4.1%。虽然城镇居民收入平均递增速度略高于农村，但绝对增长量城镇则大大高于农村。就各阶段来看，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有高有低，1990年到1993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为44.5%和14.8%，相差29.7个百分点。1995年开始，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增速高达59%，高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50.7个百分点。1994—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5.8%，超过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4.6个百分点。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减缓为38.7%，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低2.3个百分点，到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加速扩大趋势，直至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都在扩大。

从数据上看，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是由于基数不同，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然相差甚大，并没有改变近年来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四）地区差距加大。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0666元、8036元和8096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0.8%、10.5%和8.4%；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47：1：1.01(中部为1)。从农村居民看，2001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为1：1.49(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2003年为1：1.51；2005年为1：1.52；2007年为1：1.54；2009年为1：1.55。

从数据上不难看出，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年扩大。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总的说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

三、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农业技术水平低。农民从事的劳动绝大多数都是体力劳动，它不像脑力工作者需要满足较高的文化要求、智力要求和专业技能要求。同样是劳动产品，脑力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凝结了更多的人类劳动、努力和付出，因而带来的经济效益更高。而农产品则不同，当前农村中的农业生产，都是在前人的经验指导下进行的，靠天吃饭，家庭种植规模小，劳动效率低，投资回报率低，单纯依靠人力，因而经济效益低，自然农民的收入水平低。

（二）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农村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各自进行生产种植活动，这使得生产资料分散于各个家庭，无法发挥其最大作用，削弱了农村生产力。常年不变的生产模式和生产规模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阻碍经济发展，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增长或负 增长。也许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可以改变农村收入现状，但应主义防止家庭联产承包成为下一个“人民公社”。国家实施的惠农政策看起来很好很完美，但真正实施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贯彻落实这些政策，即使惠农政策起了作用，那也只是暂时性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之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如此隔靴挠痒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可见，想要提高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需要从长计议。

（三）农业政策的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具体标表现可以从农民收入问题中看出。同样是农村经济，东部地区的发展相对于中西部而言是比较好的。工业及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当地农产品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使之得以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上国家经济政策的倾斜，东部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是比较高的。相较之下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由于地形复杂，缺乏人力、物力、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而无法获得规模化、产业化、多样化的发展，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且，即使能够引进资金或得到国家资金支持，也会因为贪污腐败使真正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资金寥寥无几，因而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四、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影响

（一）温饱问题依然存在。民以食为天，生存问题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人口基数大、底子薄，吃饭穿衣便成了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了。按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报中年均纯收1274元这一标准划分的话，中国现在的贫困人口有2688万，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的贫困线计算，中国贫困人口达到1.5亿，而这些贫困人口中的99%是农民。中国贫困线以下农民的生存现状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住的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房子，吃的是已经腐败变质的窝窝头，身上的衣服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异味。生活，是生下来活下去，躺在阴冷破旧的被窝里的农民真的不知道这一睡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二）医疗状况严重。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且不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是无医可就的，就算是贫困线以上的农民亦是不忍就医，“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顺口溜也表达出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而据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络”最近进行的题为“市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95.8%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担心自己无钱看病，那么广大内地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医疗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三）教育水平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由于收入水平低，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形势依旧严峻，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更谈不上送孩子上学了。农村教育问题是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只有农村孩子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农村才有出路。

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说，中国农村辍学率出现反弹，农民供孩子上学相当“吃力”，农村学校因资源短缺也难以为继。报告因此得出结论: 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容乐观。这项专门就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状况进行的调查，调查范围涉及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新疆、广西等16个省区。调查指出，教育“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普九”目标远未实现；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辍学率也出现了明显反弹。近年来，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摘自《中国远程 教育》）因此，收入低产生的影响直接波及到教育问题，而教育问题业已成为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

五、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必要性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一直就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状况关系着中国的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建设中，农业是工业、服务业基础和支柱。就我国目前国情来看，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妥善的解决农民问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就业问题严重、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还很突出。农业、农村仍然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问题迫在眉睫。

一直以来农业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要使这个基础更加牢固，核心在于有效的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

（一）解决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前，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收入增幅较大，农民收入的增加则相对缓慢。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这不仅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贫富悬殊的矛盾；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积极解决农民问题，特别是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有效的缩小城乡差异，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解决农民问题，是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本世纪的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是经过二十年的奋斗，建设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重点、难点在于妥善的解决农民问题。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不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就失去了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难以实现。

（三）解决农民问题，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是我国人口的构成主体，也是社会的构成主体。农民的力量历来不容忽视，他们甚至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使农民更好的享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物质生活更殷实，精神享受也更丰富。在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更好的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建设热情和潜能。使他们更热情的投身于现代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其次，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则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四）解决农民问题，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因为在现阶段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农村购买潜力大。如果能够有效的解决农民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大力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就有了消费欲望，这将会大大的拉动内需，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农民的收入总是处于低收入水平，甚至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那他们还能拿什么谈消费，谈享受。这必然制约内需的扩大，以及威胁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五）解决农民问题，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问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农民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缓慢，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问题的主要矛盾的解决，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资金充足，有利于农民从事非农事业的投资经营，进而使农村经济呈多元化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合优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

六、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具体措施

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问题。勾勒出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图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道路中，仍存在着众多的盲点。农民、农村、农业的现实状况仍制约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面对我国农村落后、社会基础设施薄弱的事实，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共享社会进步成果已经迫不及待。

（一）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要遵循“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二项改革”的原则，即取消统筹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涉及农民的政府性集资；逐步取消统一规定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落实农业特产税免征政策；逐步改革取消农业税，从减税入手，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二）充分发挥农机站或科技服务中心的作用，为提高农民收入开辟新途径。要创新农机站或农技服务中心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强化服务意识。农技(机)服务部门要帮助农民充分了解市场经济的有关法规和提高鉴别农药、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真伪的能力；同时，指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要尽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技(机)部门技术人员管理机制，实行农民利益和农技部门及工作人员利益捆绑的办法，农技（机）服务部门与客户签订合同，利益均沾，共同风险。

（三）帮助农民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素质，强化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竞争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大力推进科技兴农战略。在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的投入力度，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强科技教育和思想教育，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增强农民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律意识，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使农民真正成为一个有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的以科技兴农的现代农业劳动者。

（四）加快农业内部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农业结构的调整要面向加入WTO后的国际市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应用国际前沿领域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因地制宜，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着力发展草畜、制种、蔬菜、林果、轻工业原料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同时，加快推进农业化经营步伐，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化经营程度。通过结构调整，调大、调新、调优特色产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五）用城乡统筹的思路促进农民增收。城乡统筹是考虑和解决所有“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城乡统筹实质上是统筹城乡生产要素。首先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 业，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农村人多地少，要想致富，必须鼓励农民“走出去”。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覆盖面广的劳务输出网络，广泛开展以职业技能为重点的转业技能培训，搞好农民工外出的信息服务，多渠道组织劳务输出。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整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其次是统筹城乡信贷。目前农村全部贷款所占比例很低，与农村对GDP的贡献率不相称，信贷资金不足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七）加强政府建设,认真规范政府涉农行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三农”政策，做到在逐级贯彻落实过程中政策精神实质不折损、不走样，特别是国家安排的支农专项资金，要切实做到用途不变、金额不少，把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真正落到农民手中。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做到新增财政资金向“三农”倾斜，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财政支农预算安排和实际完成数的增长幅度分别高于一般预算支出安排和实际完成数的增长幅度，并且要把绝大部分的投入主要用于培训农民，用于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项目，用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用于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用于扶持经济薄弱的村民小组和贫困户。

此外，还应大力发展种养业，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产晶、发展订单农业，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抓好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建设，带动农民增收。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解决好农民收入问题将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1、《关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战略思考》

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

4、《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