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会议（精选8篇）

1.政治局会议 篇一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来源：《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63页)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彭杨（注【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写传达提纲的时候。）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2.政治局会议 篇二

一、会议新闻的政治传播属性

政治传播是政治传播者利用意义符号, 通过媒介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信息的行为过程。②会议新闻则是媒介对于会议活动中具有社会知悉意义的政治信息的传播。传播的主体是政治行动者和新闻记者, 传播的客体是社会公众, 传播渠道是各种形态的媒介。政治行动者、媒体、公众三个要素构成了政治信息的传播与反馈的完整链条。

会议是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政治活动, 传播政治信息的会议新闻则必然具有鲜明的政治传播属性。

(一) 会议新闻是政治信息的媒介传播。

政治传播的核心是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信息是指以中介形式对各种政治关系相互作用以及运动过程的表征, 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活动的内容、形式、特点和规律, 以及人们对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的要求和态度。③景跃进将政治信息划分为:表现政治理论、学说、思想、观念、意识等的观念形态;反映国家机器及其运转状况的实体形态;通过一定的态度及行为表现出各种政治心理状态的潜在形态和不断运动变化的政治斗争、政治变革、政治行动的流动形态。可见, 政治信息涵盖了所有政治组织的各种有目的的政治活动、政治观念、政治心理及其社会公众的反馈和评价。

政治信息对于“政治组织的决策、政治系统的控制、政治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性意义”④, 同样对于社会公众消除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 形成国家、政党的政治认同, 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价值。会议是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政治活动, 会议新闻则是对于会议政治活动信息的媒介表征, 社会公众通过会议新闻来了解国家政权的运行情况, 了解各级政治组织做出的决议、决策、政策信息, 其目的是消除政治、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适应政治、政策变化的需要, 调整由此带来的有关涉及其生活、生存和发展利益关系的决策和行动。

(二) 会议新闻是政治活动的社会延伸。

会议新闻作为政治活动的传播, 其实, 是政治行动者内部政治活动的社会延伸, 是政治行动者借助媒体将其政治活动向社会的扩散, 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行动的过程。正如布莱恩·迈克奈尔所说:“媒体报道政治活动并对之做出分析, 不过同时它又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 因为它为政治行动者以及他们的顾问提供了资源。而后者自然有很大的兴趣理解媒体如何运作, 以及如何才能利用它们达到传播目的。”⑤

任何执政集团的会议, 所形成的决议、决策一般都涉及公共事物、公民利益、各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任何涉及公共事物、公共政策、公众利益关系调整的信息, 倘若走不出决策圈子, 就不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参与、讨论、理解和认同。而没有广泛的社会认同, 再好的政策都将难以施行。会议新闻将会议决议决策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 使决议决策在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实质上是政治行动者决议决策的社会延伸, 是决议决策影响社会生活的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公众的参与讨论、了解、认同和反馈将推动这种延伸, 并且将扩大决议决策的影响, 为决议决策的施行创造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决议决策, 之所以迅速变成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反映了全党、全社会的意志, 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这为决议决策的社会延伸和施行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 会议新闻是政治社会化的手段。

会议新闻是政治组织由内部政治信息传播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有效途径。“政治价值、信仰和知识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而是慢慢形成的, 这一形成过程被称为政治社会化。”⑥戴维·L·帕雷兹将政治社会化归纳为:体制合法化、政治效力、政治参与、党派认同、团体认同和政策偏向六个方面。媒体是执政集团实现政治主张、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会议新闻对决议决策政治信息的发布、对于执政者执政主张、执政理念、政治思想的传播交流 (讨论) 的过程, 也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构建执政合法性、政党政府认同和决议决策以及政策偏向的认同。正如马莎·L·科塔姆所说:社会公众“许多重要的政治态度是通过社会化获得的。”⑦政治行动者通过会议新闻这一社会化过程来影响社会公众, 实现政治动员、政治沟通, 以及政治主张、政治理念的宣示与传播。

(四) 会议新闻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媒介作为传播工具, 构建的是社会情境、政治组织、媒体与公众互动协调与平衡的关系。媒体的会议新闻信息选择, 一方面要体现政治传播者的传播意图, 同时也要考量社会公众舆论的诉求。其实, 媒介在政治信息选择过程中, 也是在构建政治传播者与社会公众相互影响的关系。会议新闻传播作为公众政治参与的途径, 已经成为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会议新闻, 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执政理念, 发布决议决策, 颁布政策法规, 影响和引导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公众的互动和反馈对于政治的影响, 公众通过媒体了解执政集团的决议、决策等政治活动信息, 并做出评价和建议, 以此来影响决议决策的制定及其施行。

二、会议新闻的政治传播功能

1.议程设置功能。

媒介对于会议信息和叙事框架的选择其实是在突出新闻话题的显要性。“媒体不但提供认知信息, 告诉我们发生了些什么, 同时还排列、组织政治事实, 通过这些事件在媒体议程中的出现与否指定他们的重要程度。”⑧媒介话题处理的显要性和重要程度, 其实就是在引导公众“想什么”和“怎么想”。“想什么”就是媒介在设置议程。“受众希望从媒介那里得到公开的政治信息, 所以媒介在加工信息、形成舆论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公众的政治偏好。”⑨在会议新闻的政治传播中,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议程的媒介化, 也就是大众媒介通过对于会议众多议程的选择, 将那些影响社会进程或者涉及国家发展、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等重大决议决策设置为媒介议程加以突出强化, 形成阶段性的媒介关注讨论的焦点, 以引起公众的关注, 这也是政治传播者实现其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二是媒介议程的社会化, 也就是大众媒介通过新闻、评论、政策解读等多种传播方式, 将执政集团做出的决议决策信息向社会传播, 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接受、理解并做出积极的回应。事实上, 公众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了解那些无法直接参与的重大政治、政策议题的决策情况, 以做出调整自己行动的决策。三是公众议程的媒介化和政治化, 也就是大众媒介在传播政治议程的同时, 也要十分关注公众议程对于政治议程的反映, 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治议程的建议和意见的媒介反馈, 以引起执政集团的关注完善其决策和政策。同时, 执政集团的政治议程的来源, 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公众议程, 是对于公众议程的集中反应, 从有利于长期执政和维护其执政合法性、公正性出发, 将公众议程变为政治议程, 形成政府、公众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从而达到实现良政善治的目标。

2.政治宣示功能。

政治宣示是指政治传播者根据国际国内的社会情境, 通过媒体发出的政治声明, 表达的政治主张。世界各国领导人作为重量级的政治传播者, 常常利用国际国内的一些重要会议发表讲话, 就某些国际社会和国内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代表执政党和国家阐述其政治主张、政治立场、表明政治态度, 回应国际国内社会普遍关切、质疑的一些问题, 这些政治主张、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示。媒体的政治宣示功能主要体现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政治和社会情境以及政治传播者的政治意图上, 通过新闻叙事框架的构建, 突出强化政治传播者的政治主张, 以回应国际国内社会有关政治、国防、外交问题的反映。近些年, 中国领导人在一些国际会议场合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欢迎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政治主张, 其实就是在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种种疑虑, 尤其是回应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谓中国搭了美国便车的论调, 也是在向国际社会发出的政治宣示。在国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张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 坚决向污染宣战”、“政府工作的根本目标, 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这些政治主张、立场、态度契合社会公众议程, 通过媒体的传播得以突出和强化, 直接回应了国内广大公众的深切关注和期待, 展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良好形象, 形成很好的政治宣示效果。

3.社会动员功能。

社会动员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持久、广泛、集中、深入的政治信息的传播, 使其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等发生政治传播者所期望的变化过程。任何执政集团要实施有效统治, 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决议和决策为社会公众所认同, 都需要借助大众媒介进行社会化的启迪和普及, 使公众在头脑中塑造出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每一个社会成员, 对有关政治系统的认同、依附、认识、态度、概念、信仰、支持和参与大都是社会动员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大众传媒的社会动员功能主要表现在, 在会议政治信息选择中, 突出会议所形成的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大政治决策、政治主张、重大政策的传播, 凝聚社会共识与力量, 引导社会朝着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和公众期待的方向健康发展。媒介社会动员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使会议这一政治事件引人注目, 即通过新闻报道、舆论渲染等方式, 吸引社会公众对会议重大决议决策的注意力, 扩大社会知晓度, 从而引导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方向。二是突出某种带有倾向性的政治价值观念, 以制造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评价与政治决择。社会动员是否成功, 取决于政治动员内容的社会知晓度与公众的政治认同度, 一定的知晓度是社会形成认识和共同信念的前提, 而政治认同度则是促进政治行动的基础。

4.政治沟通功能。

政治沟通是利益主体间通过互动而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在现代化国家, 政治沟通的基本工具是大众媒介。政治沟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就象血液之于生命有机体, 任何政治生活和政治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政治沟通。沟通一旦不畅, 国家政治系统的运行就要受到严重干扰, 政治效能也会大大削弱。政治沟通主要是政治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政治沟通的目的在于影响受传者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立场、信念、行为等内心活动和外部行为, 使受传者朝着传播者所期望的方向变化。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 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形式……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⑩因此说, 任何政治沟通都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信息传输与转换并取得共识的过程。

大众传媒会议新闻的政治沟通功能主要体现在在政治传播者与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信息沟通渠道和意见交流的平台, 营造平等平衡、协商协调、有序有利, 具有建设性的沟通环境。平等平衡讲求的是社会成员无论强弱, 社会群体的意见和诉求, 都应该有一个平等的发声机会和意见表达上的平衡;协商协调讲求的是媒介在讨论一些重大决策和政策上, 搭建政治行动者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协商与协调的平台, 使决策和政策更符合社会要求;有利有序讲求的是社会各个群体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理性、秩序的表达, 政府也要尊重不同意见和诉求, 并且给予积极的回应。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取决于话语权分配的公平和话语力量的均衡。在现实政治传播中, 由于主体间的不平等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政治沟通不畅的问题比较严重。反映在主体的不平等上, 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层复杂, 强弱社会利益群体在政治资源和媒介资源占有以及对决策实施影响上的不平衡性, 特别是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相比, 无论政治资源还是大众媒介的利用均处于不利的位置, 他们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 其合理诉求和主张也很难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一旦政治沟通受阻, 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同时, 由于主体间的不平等性, 也造成了不同政治系统政治信息的不对称性。应当说, 普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如果不能及时、全面、准确进入沟通渠道, 不能形成对于政府决策和政策的影响, 那么, 公众的合法权益就将难以保障, 社会稳定就面临挑战。因此大众媒介在发挥政治沟通功能上坚持平等平衡、协商协调、有序有利的原则十分必要。

5.舆论引导功能。

舆论引导是政治传播者的政治传播积极影响公众舆论, 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执政集团的任何一个政治主张、执政理念, 做出的每一个决议决策, 颁布的每一部政策法规都有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化和意见统一的过程, 特别是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喧嚣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见, 尤其需要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媒体在会议新闻传播的舆论引导上, 主要体现在围绕执政集团提出新的政治主张、执政理念, 做出的决议决策, 颁布的法律法规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比较集中深入的解读和评论, 阐明观点、解疑释惑, 引导社会舆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转型期中国社会“由于急速的社会变迁, 舆论呈现一时的迷茫状态;由于公众心态的浮躁, 舆论呈现情绪化;由于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 舆论呈现分散化。”舆论的迷茫化、情绪化和分散化给舆论引导带来相当的难度, 因此, 大众媒介的舆论引导要坚持引导的方向性、建设性和聚合性。所谓方向性, 就是舆论引导方向要明确。媒介政治传播的舆论引导, 既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社会情境, 正视转型期多元化和情绪化的舆论中所揭示的矛盾和问题, 又要廓清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在阐释政府的重大决议决策和政策时, 不能只拘泥于信息的告知, 而且要就决议决策和政策出台的背景、要协调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的指向以及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告诉给社会公众, 以减少社会舆论的惶惑。所谓建设性, 就是舆论引导要以平等的建设性的态度分析社会问题, 阐释政策主张, 指明时代发展趋势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让公众在获知政府决策和政策信息的同时, 较为客观、全面地理解政府政策主张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性, 促进公众的政治认同。所谓聚合性, 就是舆论引导要客观分析分散的社会舆论内在诉求的合理性, 寻求政策主张与分散舆论合理诉求的契合点, 强化政策调整的广泛公众利益的主导价值取向, 增强政策的认同感, 在认同中聚合舆论。

三、影响传播功能实现的变量因素

会议新闻政治传播功能的实现, 需要政治行动者、媒介和公众良性互动协调和保持适度的张力。处理不好, 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功能的实现。

(一) 政治行动者的信息控制影响传播功能的实现。政治行动者作为重要的信源和传播主体, 特别是会议新闻的把关人, 对于会议新闻功能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直接影响媒介信息的获取、信息的选择、媒介的议程设置以及传播效果等等。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建设透明政府, 是构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条件, 也是民主政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政治行动者作为唯一会议新闻的信源, 披露与否, 披露到什么程度, 信息是否真实, 披露的信息公众是否需要, 即使需要是否能够满足需求, 这些将直接影响媒介的议程设置、政治沟通和社会动员功能的实现, 因此需要政治行动者权威信源的开放。公众通过执政系统的信息提供来审视和评价其诚实程度和执政的合法性。

会议新闻的后置审核刚性把关所形成的模式化传播形态, 也将影响新闻的传播效果。后置审核的重点一般放在政治正确上, 会议新闻千报一面的模版化问题比较突出。既使是以讲话为主体的会议新闻, 也并不是凸显重要的政治主张、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 而是追求讲话内容的完整性, 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完整性使重要、精彩的主张、观点被淹没了, 弱化了会议新闻的政治宣示和舆论引导功能, 也影响了新闻传播效果。

(二) 传播媒介的反控制影响传播功能的实现。政治信息的社会化需要媒介对于政治信息进行持久、立体、深入的传播。媒介能否保持与执政系统相同的价值取向将决定传播功能的实现和传播效果。一方面政治行动者所倡导的单一国家利益价值取向与传播媒介的多元价值取向常常处于博弈状态。媒介虽然也考虑政治价值取向, 但是社会和商业价值的追求将更多影响其信息选择。媒介不仅要考虑政治意识形态因素, 而且还必须考虑媒介的传播效果, 以及有限媒介资源效益的实现。另一方面, 执政系统的信息控制与媒介自由权利的追求也形成了一定的博弈张力。在现代社会中, 新闻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 媒介新闻自由的追求构成了对于执政系统信息控制的监督与制约。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了大范围受众表达思想的话语权, 能通过对某些信息的强调与广泛传播影响公共舆论。”大众媒介成为一种控制社会意志的力量, 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对于政治行动者的反控制。

(三) 受众的认知需要也影响政治传播功能的实现。受众的认知需要是媒介内容和受众选择接受之间的中介变量。一方面, 受众对于会议新闻传播的政治观念、主张、决议决策的认知, 来自于公众既有立场、情感、价值观的激活, 受众关注和接受的程度, 取决于受众对于这些观念、主张、决议决策的认知激活的程度。这些主张、观念、意见、政策契合了受众内在的立场、情感表达, 那么, 认知需求激活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反之, 则会走向反面。另一方面, 受众的认知激活来源于受众的需求动力, 也就是说受众是否关注媒介传播的信息, 是由受众定向需求决定的。定向需求是目标受众的内在核心需求, 涉及其生活、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利益, 受众了解和把握这些信息, 主要是为了消除客观世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困扰, 以便于采取相应的改变和行动。会议新闻传播的信息能否引起公众的关注, 取决于传播内容与目标受众定向需求的协调。

传播实践证明, 受众对于媒介传播的信息常常采取选择性的关注、接收、理解和接受的方式, 并不是“刺激-反应”模式中的消极受众, 对于他们不需要的信息不会予以关注, 更不要说接收和理解。因此, 受众认知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满足的程度将决定媒介信息传播效果。如果所传播的信息受众采取排斥或者回避的态度, 执政系统的政治沟通、社会动员和舆论引导的目的就将难以达成。

摘要：会议新闻作为政治活动的传播, 其实, 是政治共同体内部政治活动的社会延伸, 是政治行动者借助媒体将其政治活动向社会的扩散, 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行动的过程。会议新闻具有议程设置、政治宣示、社会动员、政治沟通、舆论引导等功能。会议新闻政治传播功能的实现是政治行动者、媒介、公众相互作用的结果, 要实现会议新闻的政治传播效果, 需要保持三者的协调和适度的博弈张力与统一。

关键词：会议新闻,政治活动,政治传播,传播功能

注释

11政治行动者广义是指通过组织手段和制度手段左右决策的组织和个人。包括:政党、政府、公共组织、压力集团和政治领袖、政治精英等。

22 段鹏:《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0页。

33 景跃进主编:《政治学原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268页。

44 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94页。

55 布莱恩·迈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9页。

66 戴维·L·帕雷兹:《美国政治中的媒体:内容和影响》,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30页。

77 马莎·L·科塔姆等:《政治心理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12页。

88 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第54页。

99 段鹏:《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95页。

1010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547 页。

11陈力丹:《论针对我国当代舆论特征的媒介引导》www.space.m4.cn/sps, 2012-08-02.

3.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篇三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沒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19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3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19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19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19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19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19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击”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3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13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扩大来的15万以上（将近20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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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10里一个15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勝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1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20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7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1、3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

（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威信到贵州仁怀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2月中旬至3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手稿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原载《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标题是原编者加的。）

4.历届政治协商会议 篇四

一、政协海林县第二届委员会

1986年4月7日至4月10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在海林镇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117名，列席52名。政协副主席唐志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二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副主席李永宁作了《关于政协海林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县委书记马德在会上讲了话；魏珊县长作了《县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主任刘景元作了《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政府副县长孙登学作了《关于海林县198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1987年5月26日至28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二届四次会议在海林镇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109名，列席31名。县委书记马德作了重要讲话。政协副主席唐志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黄洁英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政协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

1987年10月23日至24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在海林镇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05名，列席36名。县委副书记刘庆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李永宁副主席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南明哲、副主席邢福昌、许东升、李永宁、周喜仲、潘洪君。

1988年3月22日至24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三届二次会议在海林县邮电局五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132名，列席44名。市委书记邹新生同志作了重要话。政协副主席许东升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李永宁副主席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关于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受理情况的报告》。

1989年3月13日至15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邮电局五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133名，列席29名。县委书记邹新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政协副主席许东升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政协副主席李永宁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关于三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关于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受理情况的报告》。会上增选了王俊生等3名常务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海林县城乡综合改革试点县建设的决议》。

1990年3月1日至3月3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三届四次会议在县税务局七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133名，列席52名。政协副主席邢福昌致开幕词，副主席许东升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黑龙江省海林县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关于三届四次会议提案情况的报告》。补选郭玉芹为政协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县委副书记刘庆喜在会上讲了话。并就如何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及充分发挥政协整体功能作用，为试点县经济稳定发展做贡献提出了希望。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孙登学作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明》的报告。

三、政协海林县第四届委员会

1990年10月25日至10月26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四届一次会议在县政府大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委员115名。县委书记孙登学作了重要讲话。政协副主席许东升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李永宁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关于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四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四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林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南明哲、副主席许东升、郭玉芹、李永宁、周喜仲、潘洪君。

1991年3月6日至3月7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四届二次会议在县税务局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22名，列席44名。会议听取了许东升作的《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了李永宁作的《县政协提案委员会关于第四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金桂兰同志为第四届常务委员，通过了会议各项决议。

1992年3月9日至3月11日政协海林县委员会四届三次会议在县政府大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45名，列席42名。会议听取了副主席许东升作《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了李永宁作的《协第四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四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四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亓玉珍、焦增发为政协常务委员。通过了会议各项决议。

四、政协海林市第一届委员会

1992年10月7日政协海林市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在市税务局会议室召开，会期一天，出席会议委员140名,列席54名。会议协商并通过了《关于确认原政协海林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为政协海林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的决定》；协商并通过了《关于继续执行原政协海林县四届三次会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的决定》；协商并通过了《关于继续执行原政协海林县四届三次会议委员提案受理情况报告的决定》。会上，海林市市长刘庆喜作了《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 把海林市经济迅速推上一个新台阶的报告》，市政协主席南明哲做了重要讲话。

1993年3月4日至3月6日政协海林市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在政府大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43名，列席47名。会议听取了副主席许东升作的《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了李永宁作《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县政协四届三次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陈玉禄为政协常务委员。通过了会议各项决议。

五、政协海林市第二届委员会

1994年1月25日至27日政协海林市二届一次会议在市政府大会议室召开。会上听取市委书记孙登学同志重要讲话；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工作报告》；协商讨论市“一府两院”工作报告，1994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安排意见；选举产生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审议并通过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各项决议。

1995年3月9日政协海林市二届二次会议在市政府会议室召开。牡丹江市政协主席王有江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题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再创辉煌》的讲话。市委书记孙登学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协作用，齐心协力，为翻三番，奔小康做贡献》的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传达了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协商讨论“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算报告；补选了王忠录、李东坡、张国财、袁国栋四名同志为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通过了大会各项决议。

1996年2月29日至3月1日政协海林市二届三次会议在市政府大会议室召开。听取市委书记湛胜田同志重要讲话；审议了常委会和提案委员会工作报告；协商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算报告；协商了市政府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通过了大会各项决议。

1997年2月18日至19日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77名。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海林市委书记李庆文讲话；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赵凤君所作的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协商讨论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补选了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通过了市政协副主席林义民所作的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第二届四次委员会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市政协二届四次会议各项决议。

六、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

1997年10月21日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73名。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海林市委书记李庆文讲话；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赵凤君所作的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林义民所作的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第二届委员会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选举了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通过了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1998年1月15日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76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赵凤君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周滨和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二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协商讨论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通过了市政协副主席周滨和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三届二次会议委员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市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关于贯彻落实中共海林市委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政治决议。

1999年2月24日至25日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93名。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海林市委书记许传富讲话；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赵凤君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周滨和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三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协商讨论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海林市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海林市199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199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副主席周滨和所作的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补选了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通过了市政协三届三次全委会议各项决议。

2000年1月24日至1月25日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81名。会议传达了黑发[2000]1号《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文件；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赵凤君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周滨和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三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协商讨论了海林市“一府两院”工作报告、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海林市199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00年财政预算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市政协副主席周滨和所作的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三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补选了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通过了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的各项决议。

2001年1月17日至18日，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89名。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市委书记许传富同志讲话；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赵凤君同志所作的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周滨和同志所作的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协商讨论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上补选李学民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增补姚青山等十名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会上对2000政协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

2002年3月6日至7日，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91名。市委书记荣利彬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宋加忠同志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说明；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赵凤君同志所作的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周滨和同志所作的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三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协商讨论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上增选计砚东、李洪泉二名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补选仇方波、卢荣善、冯文贵、郑庆玉、胡艳萍、隋振江六名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增补车士龙等48名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会上对2001政协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

七、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

2002年10 月24日，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98名。市政协副主席李洪泉同志作了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报告；市委书记荣利彬同志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选举计砚东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选举林义民、李洪泉、李凤江、刘春芳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选举王占义等29名同志为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上新当选的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计砚东同志作了题为《合力创新，不辱使命》的重要讲话。

2003年2月9日至2月10日，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198名。市委书记荣利彬作了重要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加忠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说明；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计砚东所作的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林义民所作的市政协提案工作报告；协商讨论了海林市“一府两院”工作报告、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海林市200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03年财政预算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各项决议。

2004年2月7日至2月8日，政协海林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委员201名。市委书记荣利彬作了重要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加忠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说明；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主席计砚东所作的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市政协副主席林义民所作的市政协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协商讨论了“一府两院”工作报告，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海林市200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04年财政预算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市政协四届三次会议的各项决决议。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篇五

黄山市黄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政治决议

（2011年1月23日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山市黄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11年1月20日至23日在甘棠召开。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紧紧围绕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举措，坦诚建言、积极献策，认真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议程。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是一次集思广益、共谋发展的大会，是一次团结民主、求实鼓劲的大会。

会议听取并赞同徐立秋区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黄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委员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和《黄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全面总结了“十一五”时期我区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客观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发展目标以及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报告体现了中共十七大以及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共黄山区委四届十次、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措施可行。

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是黄山区发展不平凡的五年。区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沉着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深入实施“一路三区五大战略”，强力推进旅游国际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圆满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取得了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胜利。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是我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十一五”规

划圆满收官的一年，是人民政协事业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一年。一年来，在中共黄山区委的正确领导、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上级政协组织的精心指导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下，区政协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务实创新，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为推进我区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议强调，2011年，是本届区政协的届末之年。区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四届十次、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做出的工作部署，在中共黄山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政协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把促进科学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作为主要任务，把开拓创新作为不竭动力，继续打造“学习型、思考型、活力型、服务型”政协机关，积极围绕“十二五”规划的启动实施，齐心协力，履职尽责，努力为我区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实现“三绿”、“三宜”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区凝聚更多力量，作出更大贡献。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我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全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力量凝聚到实现区委、区政府确立的各项工作目标上来。

6.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篇六

根据1994年3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3月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和3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修订)

总纲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主题。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友好活动中进行了许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联盟更加巩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在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全国各民族已经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宗教界的爱国人士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国人民团结战斗、建设祖国和统一祖国的一个重要“法宝”，它将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我国人民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的准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依法维护其参加单位和个人按照本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

第一章 工作总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工作。

第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建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宣传和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各项方针、政策，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事业。

第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密切联系各方面人士，反映他们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协助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调整和处理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部合作的重要事项。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以及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坚持发展科学、繁荣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密切联系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等活动，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的专长和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推动和协助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和推动委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和交流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增强为祖国服务的才能。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参与贯彻执行国家关于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同台湾同胞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加强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联系和团结，鼓励他们为保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为建设祖国和统一祖国作出贡献。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和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以利于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反映少数民族的意见和要求，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贡献力量。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支持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宗教信仰者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贡献力量。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侨务政策，加强同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团结，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作出贡献。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据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地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合作。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加强同地方委员会的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地方委员会带共同性的问题。

第二章 组织总则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组成，根据当地情况，参照全国委员会的组成决定。

第二十一条 凡赞成本章程的党派和团体，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个人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邀请，亦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地方委员会者，由各级地方委员会按照本条上述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和履行本章程的义务。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的决议，下级地方委员会对上级地方委员会的全地区性的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参加本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案，应经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常务委员会的议案，应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各参加单位和个人对会议的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在本会会议上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对本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参加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各该地方重大事务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以及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参与调查和检查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声明退出的自由。

第二十九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

受警告处分或撤销参加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如果不服，可以请求复议。

第三章 全国委员会

第三十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全国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经本届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如遇非常情况，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得延长任期。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

第三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

二、选举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三、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四、讨论本会重大工作方针、任务并作出决议;

五、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候选人由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三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

二、召集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议，选举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三、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

四、执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五、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查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的重要建议案;

六、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七、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领导成员。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主席会议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下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第三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秘书长进行工作。设立办公厅，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四章 地方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凡有条件的地方，均可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该地方的地方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地方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地方委员会任期内，如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经本届地方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四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四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第四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地方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二、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讨论并通过有关的决议;

四、参与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四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候选人由参加各该地方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四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并主持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议，选举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和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全国性的决议以及上级地方委员会所作的全地区性的决议;

三、执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四、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议通过提交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人民政府的重要建议案;

五、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免地方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六、决定地方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领导成员。

第四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主席会议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下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第四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可以按照需要设副秘书长一人至数人，协助秘书长进行工作。

第五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的设置，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的设置，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五章 附则

7.政治局会议 篇七

启示之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以不断净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为坚实基础。

净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增强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错误的政治观和“发洋财”等腐败现象;指出了如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 屡戒不改的, 不论干部及非干部, 一律清洗出党;废止了肉刑问题;提出了优待伤病兵问题。这些措施和办法都进一步地净化了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为我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各类小问题层出不穷, 成为严重阻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主要内因, 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着阿谀奉承、处事不公、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等现象;士官队伍当中存在留队动机不纯、本位主义、服从意识差等现象;入伍新兵队伍当中存在兵源素质不高、怕苦怕累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不利于当前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当前我们要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不断解决当前军队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为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启示之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以不断提高教育主体素质为根本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 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 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 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 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也就是说教育者要有丰富、夯实的理论基础, 只有用先进的政治理论去进行教育, 才具有信服力。政治理论的掌握是在日常学习中不断总结归纳积累出来的。将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精神熟记于心, 使之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武器, 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取得成效。其次, 教育者要有很高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个人的思想觉悟就是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 不断提高理论水平, 把探索精神、执着精神、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落实到实践中, 用人格魅力去施教。第三是教育者要有过硬的科学文化素质。只有刻苦学习才能不断提高个人的文化素质, 知识就是力量, 用丰富的知识去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就有说服力。

启示之三: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以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为有力抓手。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离不开教育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多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如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有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多种教育方法。

当前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官兵成分呈现多元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应不拘一格, 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超前性、新颖性、民主性、开放性和综合性。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 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就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要根据当前官兵的新特点, 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教育, 针对新兵入伍多采取课堂灌输、文化熏陶、仪式激励、行为规范等教育方法使新兵尽快融入军营;针对士官队伍多采取自我教育、随机教育、启发教育、心理教育等教育方法进行教育;针对党员干部要侧重于规范养成、典型激励等方法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启示之四: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以不断增强军魂意识为首要任务。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不变的军魂, 《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使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官兵的信念与追求。

当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官兵进行渗透破坏, 他们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反动观点, 这些错误思潮对官兵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可谓日趋严重, 加之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串联, 逢中必反、逢喜必闹、煽风点火、散播谣言, 不断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险恶本质就是妄想改变中国军队的根本性质和政治本色, 破坏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些不利的影响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 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 在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 要紧密结合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情况, 深入开展军魂教育, 以增强“军魂”意识为根本任务, 坚持用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灌输部队,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 使官兵深刻理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不断激发官兵立足本职、履职尽责的政治热情, 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抵制各种反动政治观点和错误思潮, 确保军队内部纯洁巩固, 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启示之五: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具体目标。

能打仗、打胜仗是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本要求, 古田会议的召开纠正了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 创造性地解决了党员长期在农村工作, 党员的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 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 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前提, 为解决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当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奠定了基础, 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期间, 指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这也充分反映出了军队的根本职能和我国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更加自觉地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在谋打赢中彰显威力, 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立足于备战, 要把时刻准备打仗的氛围搞浓, 使官兵充分认清军队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状态, 消除在军队内部存在的当和平官、和平兵的不良思想。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要坚持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相关决策指示精神为根本指导, 把不断增强官兵战斗精神的培育, 不断强化当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 不断培养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作风和军人血性作为着力点, 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标准, 在部队内部形成一切为打赢、一切谋打赢的生动局面。

摘要：《古田会议决议》作为当时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规定了红军的性质任务, 指出了思想建党放在首位, 提出了多种教育方式方法, 对搞好当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8.政治局会议 篇八

很明显，中央多次给出的判断是：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正因为这样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中国经济无法指望外需的有效增加。过去有一段时间，特别是2010年上半年，发达国家需求突然暴涨。于是有大量专家给出判断，认为金融危机即将过去，发达国家经济恢复能力超强，因此中国不用担心需求不足，尤其是“外需不足”。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错判，中国经济刺激计划180度大掉头，从2010年年中开始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笔者当初的判断是：当时外贸出口的增长是短暂的，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大量去库存，而过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都会回补一定数量的库存，不能把这样的外需增加理解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如果因此而紧缩货币，势必导致中国经济内需、外需一起陷落。原因很简单，紧缩货币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从而抑制外需，而紧缩货币本身又是严厉压制内需的政策。更可恶的是：当时一大群“大嘴经济学家”依据错误的判断恐吓公众。一时间，4万亿会导致恶性通胀、居民储蓄“负利率”现象、房价上涨、低收入阶层等等系列问题全部指向“超发货币”。通过绑架公众认知来绑架货币政策，而其实质不过是帮助美国推高人民币币值，并借此洗劫中国国民财富。

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是不是出现了实体经济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是不是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钱炒钱”式的金融空转？是不是出现了主动性（内生性）增长动力不断弱化的情况？与此同时，是不是出现了大量国际套利资金涌入国内，它们套走了多少国民财富？是不是出现了第一代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他们带走了多少国民财富？更严重的是，这些财富流失进一步导致了老百姓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

毫无疑问，新一届中央政府正在纠正过去的错误。中央认为：“我国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不然很多问题难以解决。”而要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速，必须“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释放民間投资潜力，着力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不断释放消费潜力。要努力稳定对外贸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落实完善促进外贸发展政策，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有力推动出口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

最近的一系列政策也表明，中央已经意识到紧缩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内需以及内生性增长动力的消耗与摧毁。很明显，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着力点应当是“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手段则是“定向发力、结构调整；改革推进、提高效力；底线思维、强化实业”。会议指出：要发挥好财政金融资源效力，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优化财政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财经资金使用效益，积极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

可以肯定地讲，一系列政策的转变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而这同时也为中国股票市场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