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精选8篇）

1.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篇一

4篇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心得体会

篇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避免以新的形式主义反对旧的形式主义”，强调要克服形式主义的顽疾。从当前来看，作风不扎实、工作不落实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在群众中间产生很坏的影响。因此，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要从自身实际、从岗位实际、从工作实际做起，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真党员、好党员。

一、深刻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

(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只图虚名，不求实际，误党误国。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妨碍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上级决定部署的贯彻落实，影响了政令畅通，导致了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宝贵时间，丧失许多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现实中，一些干部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上，不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仅引起群众反感，还增加群众负担，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蚀干部队伍，败坏党风政风社风。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会诱发干部的懒惰思想和投机心理，助长党内和社会上的弄虚作假行为和浮夸之风，挫伤真抓实干者的积极性。

总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干部的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深刻剖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不同，究其根源：

一是在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发生偏差，严重脱离实际;

二是个人主义作怪，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人，往往不顾主客观条件，不研究事物的规律，只是注重表面，注重形式，注重印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更怕别人看不到”。

三是大都带有很强的私心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得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好感”，给自己制造一点“政绩”，沽名钓誉，谋取好处。

三、深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端正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形式主义与实事求是背道而驰。回顾党的历史，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才经过无数艰难曲折，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正是因为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开创了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反之，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吃苦头，走弯路。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丝毫偏离不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万万丢不得。我们一定要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把高涨的工作热情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做到讲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真正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加强党性修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这样，形式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在党员干部带头。

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好大喜功，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层层下压，逼下面搞形式主义。评比、达标活动过多过滥，基层应接不暇;检查工作不深不细，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下面做表面文章，上面看表面文章。凡此种种，都在客观上起到了纵容和助长形式主义的作用。因此，反对形式主义，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决不能只看下面的问题，不找自身的原因，用形式主义来反形式主义。

(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是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

形式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眼睛向上。他们做样子，是给上级看的，心中根本没有群众。谁搞形式主义，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也最痛恨。因此，反对形式主义，必须依靠群众来进行。要把政策交给群众，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活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工作孰优孰劣，让群众来评判。要努力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真正让群众公认、政绩突出的人获得荣誉，得到重用。对那些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人，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厉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以此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有效遏制形式主义的滋生蔓延。

篇二

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意见》明确了4个方面12类突出问题,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比如,对中央精神只做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在工作中空喊口号,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等等。事实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和群众获得感。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际上是作风建设方面“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连日来,通过参加主题学习活动,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一、深刻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性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影相随,互为表里,前者的要害是只图虚名,不求实效;后者的要害是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比如,对中央精神只做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在工作中空喊口号,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等等。事实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和群众获得感。尤其是,有的干部只讲究形式的有无、多少,而不注重内容的落地。为了迎接检查,一些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危害更是由表及里，令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对和政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入手，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抓，一个表现接着一个表现该，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下一步工作中，我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抓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改。

一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用心体会党中央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深刻理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深谋远虑,摒弃各类私心杂念和小算盘,让政策部署落地生根。

二是切实加强理论学习。

通过学习，着力提升政治业务素质,保持爱岗敬业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工作中去,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是着力改进工作作风。

进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增强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岗敬业的事业心,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到办实事、求实效,防止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工作失误。

四是坚决守住纪律底线。

不能把对自己的要求放到纪律底线上,不能总在纪律底线周遭徘徊,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牢记职责使命,敢于担当、勇于创新,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做到为官有为,树立和弘扬新风正气。

许多基层单位迎接检查多了,三天两头会有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领导前来督导工作,干部没有时间去抓各项工作的落地落实,要么成天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准备材料,要么就是整天陪同来督查的领导同志,总结汇报、实地陪同,等等,严重占用了干部与群众之间沟通交流和为民服务的时间。

二、充分认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艰难性与长期性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追根溯源,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现偏差、“官本位”思想严重、领导能力欠缺、懒政怠政突出。如饱受人民群众诟病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数字政绩”“会议干部”“衙门作风”等,便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典型表现。因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为主要对象,让“关键少数”带好头、作表率,才能确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达到人民群众期待的“疗效”。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顽疾,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这就需要把长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有机统一起来,既要打好“攻坚战”,更要打好“持久战”。要在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生存土壤上做文章。如严格干部选拔任用,将投机取巧、不讲政治的干部“拒之门外”;建立完善更具针对性、更有科学性的检查评比方式,尽量减少基层工作的负担,避免出现用假数据、假资料“忽悠”上级检查的不良风气。

篇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四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大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四风是脱离群众的集中表现。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想”的思想基础仍不够牢靠;压力传导存在逐级递减。只有狠刹四风，才能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

要解决四风问题，首先要从思想上入手，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坚决铲除糊涂认识，破除思想障碍，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政治意识。针对“四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干部要带有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

“四风”问题呈现隐形变异;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仍然突出，需要着力破题整治;有的制度修订完善不及时，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执行不到位。这些都说明党的作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要加强制度建设，政府要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相关政策，与时俱进完善相关制度。

要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构建“反四风”长效机制，同时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监督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利用群众监督来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

篇四

开展党风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要求为切入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就为什么反对形式主义，如何解决党内形式主义，我有几点思考：

一、我们党内向来反对形式主义

毛主席说过：“形式主义害死人”。

邓小平同志讲：“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当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

形式主义是一种只收集整理虚名、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它的表现形态主要有：

(一)xx会海，公文旅行。

以为工作就是开会，不管大事小事，不分轻重缓急，都要层层请示，照抄照转，天塌下来与我无关。

(二)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基层，不调查研究。

(三)工作不落实。

只讲话，不做事，不督查。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个又一个，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

(四)作风粗暴。

阿谀之词百听不厌，逆耳之言一听就炸，顺我者上，逆我者下。对群众不做说服教育工作，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甚至滥用职权，欺压群众，等等。

(五)弄虚作假浮夸。

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往往以点“代”面，甚至弄虚作假，搞数字游戏，向上报假数字，向下压高指标，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最终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六)不负责任，遇事推诿。

今天“研究”，明天“考虑”，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当前,形式主义已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切实转变党的作风,就必须克服形式主义。为此，我们要从五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表现虽然在形式方面,根子却在内容方面。少数人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只图虚名,不讲实效,惯做表面文章,敷衍塞责,投机取巧,全在于他们私利的驱动,是党性不纯、作风不正的表现。因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加强职业道德约束,真正以“三个代表”作为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认真学习唯物辩证法,提高理论素养。有些好心人之所以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搞起形式主义那一套,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素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要搞清楚事实的真相,性质,无论如何不能停留在形式标志上面,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面,必须由标志而结构,由形式而内容,由手段而目的,由局部而全体,由现象而本质,全面彻底地把握事物,这样任何形式主义就蒙哄不了我们。同样,做事情必须从需要、条件、内容、目的、效果出发来考虑形式的选择和运用,让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不是相反。

第三,重视形式问题的研究,以形式创新来反击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形式的误用和滥用,因而克服它就不能不深入研究有关事物形式的问题,形式当中有方法,有技巧,有发明,更有智慧,灵活掌握并运用恰当的形式来完成各项认识和实践的任务。来揭穿和清除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第四,克服形式主义,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惟一的选择,切实为老百姓办事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形式主义则是脱离群众,违背党的宗旨的祸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自己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反对形式主义。

第五,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勤政为民,真抓实干。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努力掌握现代化管理手段和办公手段,以科学的思想方法代替那些小生产为基础的陈旧的、落后的思想观念,适应社会运转节奏加快的形势,充分利用现代通讯,交通手段,精简会议、文件,改进文风,提高工作效率。科技的进步,领导方式、方法的改进,不仅不会影响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反而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要求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勤政为民,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辜负人民的重托。每个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扎扎实实地工作。

总之,把改进领导方式、方法与真抓实干勤政为民同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统一起来,我们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们党就会如虎添翼,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篇二

自1860年至1910年前后的大约五十年间,日本工艺美术品以其独特的造型手法与华丽的色彩对欧洲美术产生了巨大影响。1867年出现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的日本工艺美术品在欧洲掀起了空前的日本热,即“日本趣味”(法语:Japonaiserie),此后,这股热潮以席卷之势横扫欧洲大陆,影响甚至遍及北美和澳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欧洲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始将日本美术对西方的影响统称为“日本主义”(法语:Japonisme)。“日本趣味”主要指对日本器物的造型、色彩等视觉元素的关注和兴趣;“日本主义”则是透过异国趣味的表面形态,看到新的造型原则和材料技法,及其所蕴涵的独特的美学精神乃至世界观。

日本美术所体现出的单纯平展的色彩、细腻流畅的线条和简洁明朗的形象,与自古希腊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美术样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东方式的感性体验为反对学院派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现实样板,从整体上催生了西方的艺术趣味、审美特质和表现手法的变革,这是东方艺术第一次正面与西方艺术相遇并对其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始终对日本美术保持巨大热情的英国画家惠斯勒在1885年著名的《十点钟演讲》中,将日本美术与古希腊美术相提并论:“改写美术史的天才再也不会出现,美的历史已经完成一这便是巴特农神庙的希腊大理石雕刻,是富士山脚下的葛饰北斋以鸟类为饰的折扇”。[1]尽管这种联系不乏个人的感情因素,但却生动提示了西方艺术的理性精神与东方艺术的感性样式的相互影响与融合直接推进了世界艺术的发展。

在欧美和日本,对“日本主义”已经研究有年,拥有一批专门学者,并取得了系统成果。1988年由巴黎奥赛美术馆和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等机构联手策划、在巴黎和东京举行的大型巡回展“日本主义展——19世纪日本对西洋美术的影响”,使“日本主义”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但是,对于这一东西方艺术交流的重要史实的研究,在中国美术界至今尚未真正展开。

宏观地看,日本美术对欧洲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7世纪至19世纪初,主要是通过荷兰将日本的陶瓷器、漆器等大量输出到欧洲,其时正值巴洛克与罗可可时代。与当时进入欧洲的中国工艺品一样,日本工艺品的装饰样式也被大量吸收到巴洛克与罗可可华丽的室内装饰中。但这种模仿还停留于表面阶段,欧洲的艺术家们并没有从本质上真正领会日本美术的精神所在;第二阶段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伴随着现代物质文明对人性以及环境的威胁,导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对自身的再认识与重建,外来文化成为他们修正自我的一个重要源泉。在现代欧洲世界观的转型过程中,日本文化的本质精神开始成为新的艺术道路的参照系。[2]

一、从“日本趣味”到“日本主义”

作为远东岛国,日本最早为西方所知的时间应追溯到1543年葡萄牙人的航海船漂流到日本种子岛。1600年荷兰人开始对日贸易,是欧洲诸国中最早对日本展开贸易活动的国家,日本美术品也是以荷兰为最初的窗口开始了对欧洲的输出和传播。在最高潮的1652年至1683年的三十余年间,日本共向欧洲出口了约一百九十万件瓷器。[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日本人视为废纸的浮世绘版画在这股出口浪潮中,被作为包装物和填充物而随陶瓷器飘洋过海去到了西方。此外,饰有泥金纹样的漆器也是当时出口的热门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向欧洲展开日本漆器贸易,英文单词“Japan”(漆器)也由此成为“日本”的英文译名。

1854年,以佩里将军为首的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彻底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进一步加速了日本美术品向海外的输出,佩里将军本人就将大量的日本美术品携带回美国。1859年赴日的英国总领事拉瑟弗德·沃尔考克爵士也收集了大量日本美术品带回国内。[4]随着外交人员不断带回各式各样的日本工艺美术品,在欧洲引发了收藏日本美术品的热潮,并出现了许多专程到日本直接收购的商人。

当时,世界范围的各类展览和博览会也对日本美术走向欧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法国驻日公使的游说下,江户幕府参加了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包括浮世绘版画、和服、镏金漆器、陶瓷器、铜器在内的1356箱展品在巴黎销售一空,后来应主办方要求又追加提供百余幅浮世绘版画出售,由此将大量的日本工艺美术品留在了法兰西。这次万国博览会成为“日本主义”席卷欧洲的发端。[5]

1870年代,有关日本美术的专业论著开始陆续出现。美国美术评论家吉姆斯·杰克逊·吉尔韦斯于1876年出版了《日本美术一瞥》,是第一本出自专家之手的论述日本艺术的著作,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法国文学家埃德蒙·德·龚古尔曾以极大热情收集18世纪法国与日本的美术品,他在1891年与1896年前后出版了《歌麿》、《北斋》两部著作,成为介绍日本艺术的主要人物;法国美术评论家路易·贡斯也是热衷于日本美术品的收藏家,他撰著的两卷本《日本美术》于1883年出版;1886年又出版了英国人威廉·安德森撰写的《日本的绘画艺术》。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西方出版的有关日本美术的各种出版物超过了140部。这些书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日本美术的认识和热爱。此外,随着日本对外开放的进程,1900年,在巴黎出版了由日本帝国博物馆编译的《日本艺术史》,系统、详尽以及涵盖内容之广泛是此前的任何出版物都无法比拟的。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出版艺术史类书籍,也是日本第一次向西方社会主动介绍自己的艺术。

法国学者吉妮维尔·拉甘布勒夫人通过对日本与西方艺术关系全面、深入的研究,将从“日本趣味”到“日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一、在折中主义的知识范畴内导入日本式的主题内容,与其他时代、其它国家的装饰性主题共存。二、对日本的异国情调中自然主义主题的兴趣与模仿,并逐步将其消化吸收。三、对日本美术简洁洗练的技法的模仿。四、对从日本美术中发现的原理与方法的研究与应用。[6]

事实上,日本美术自19世纪初期就开始在欧洲渐成气候,即使从传统学院派绘画中也可以看到某种日本趣味的痕迹。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安格尔(1780—1867)虽然追求以现实为基础的精确塑造,但“他对现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某种特定的贡献……安格尔把古典的明晰和浪漫的美感结合了起来,使用的是一块既辉煌又雅致的调色板”。[7]所谓“浪漫的美感”,当时可以令人联想到尾形光琳和喜多川歌麿的风格。安格尔的学生阿摩利·迪瓦尔在“日本主义”最盛期的1878年发表的《安格尔的画室》一文中的记述时常被引用:“安格尔在60年前就赞美过据信是近来年轻新派发现的日本绘画,具体实例可见《里维埃尔夫人肖像》与《大宫女》。关于这些作品,当时有批评家指出其令人联想到阿拉伯和印度手抄本中被施以彩色装饰的素描”。[8]尽管无从考证安格尔当年赞美过的日本绘画,但他作于1814年的《大宫女》显然通过有意识地拉长人体躯干,强化轮廓线的流动感,近似平涂的笔触尽量消除阴影,以及明亮的色彩和精致的细部刻画,营造出富有装饰性的东方趣味。

最早将日本美术介绍到法国的美术评论家埃内斯特·西诺(1833-1890)在他发表于1878年的长篇论文《巴黎的日本》中,详细描述了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以来日本美术品的收藏以及对法国艺术的影响:“尽管(日本美术的影响)是潜在的、更为隐形的,但这种作用确实存在。事实上,日本美术趣味在巴黎确实已经扎下了根,在爱好者与社交界的人们中传播,后来通过我国的画家,这种影响扩展到了工艺美术。……这种狂热如同在导火线上飞驰的火焰一般,迅速蔓延到所有的艺术工作室。所有的人都对构图的意外性、形态的巧妙性、色彩的丰富性、绘画效果的独创性以及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而使用的手法的单纯性赞叹不已。”

法国美术品商人塞穆尔·宾(1838-1905)是当时急速蔓延的日本主义热潮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于1880年访问日本,到各地收集日本工艺美术品。他自1888年至1891年间,以法、英、德语出版了共36期题为《艺术的日本》杂志,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出版物。包括彩色印刷在内的大量图片以及专题论文,系统介绍了从浮世绘到陶瓷工艺、建筑以及歌舞伎等各种日本艺术样式。塞穆尔·宾于1895年将他经营的“东洋美术品店”改名为“新艺术沙龙”,这是在当时首次提出“新艺术”的概念,并由此成为后来“新艺术运动”的名称。

必须指出的是,欧洲人对日本是有选择的,换句话说,“日本主义”并不是日本文化对西方文化有意识的主动出击,而是以欧洲人的眼光判别好恶、在以他们的喜好购买收藏的工艺品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西方文化在疗治自身病痛的过程中寻找到的一剂来自东方的草药,以西方标准产生的“日本主义”由此决定了它的特殊性格。在研究这一现象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日本主义”只是在造型手法和观念上对西方美术提供了启示,并非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本质性颠覆。

二、“艺术的日本”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在欧洲以表现方法的不同有“大艺术”与“小艺术”之分,即“纯艺术”与“应用艺术”。前者为绘画、雕刻、建筑等,后者则是装饰美术与工艺美术等。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绘画以及其它美术品,无论怎么说都是存在于生活空间中的物体。因存在于生活空间,生活空间便赋予美术品以某种意味,反之美术品也赋予生活空间以某种意味。美术品独立于其他事物而拥有其自身的意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实生活空间中是不可能。”[9]日本人日常生活用品所具有的艺术品性质显然使欧洲人面对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一位曾极力推崇印象派的法国美术批评家于1871年走访了东京平民区之后惊叹道:“在道路两边,随处售卖刀剑的装饰品与烟管、烟草袋、陶磁器等等,还有做工精致的工艺品商店。尽管这里有许多精巧的、艺术性很高的物品,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日用品罢了”。[10]这正是欧洲人对日本的日用品与艺术品之间没有界限以及生活的艺术化的惊讶。

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艺术从来就不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另外一个世界,不存在所谓“纯美术”与“实用美术”的明显分界,最早进入欧洲的日本艺术品就是各类精美陶瓷器具和施以金银泥绘装饰的生活用品。日本的美术从来就不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为人们所欣赏,而是自然地与生活融合在一起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绘画也被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而与其他一般用品有着联系,日本人也因此生活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之中。正如塞穆尔·宾在《艺术的日本》创刊号中指出的那样:日本艺术家“确信自然是万物之根本,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例如一片草的叶子,在高深的艺术概念中显然无法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为什么是在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我们必须领悟到日本艺术家在我们眼前所展示的作品中的重大意义和经验。基于这种影响,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应该逐步转变他们至今为止所持有的僵化、缺乏生气的固执理念,由此我们自己的产品也应该在构成日本美术所具有的全部魅力的真正生命气息的鼓动下,朝着有生气的方向发展”。[11]

1890年前后,“日本主义”在法国掀起第二个高潮。继印象派之后,日本美术的影响超越了绘画领域,扩展到设计、版画、建筑等各个方面。在对自然界的关注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工艺设计领域对花鸟鱼虫等单独动物个体的青睐。英国烧制的彩釉大盘中布满了日本的动植物纹样、饰有松枝和竹子图案的玻璃瓶、法国制造的日出海景的景泰蓝花瓶、绘有《北斋漫画》中老鼠形象的食器,还有以鱼滥观世音为原形的鲤鱼纹花瓶和布满浮雕植物的家具。经过后印象派、纳比派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大范围“新艺术运动”的兴起。

以表现手法的不同划分优劣的“大艺术”与“小艺术”之说始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其实这种划分本身蕴含着某种价值认识上的差别。试图推翻这种价值体系、构筑平等艺术秩序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推行的“工艺美术运动”兴起于1860年代,影响遍及欧洲各国,成为后来“新艺术运动”的先声。英国收藏家阿内斯特·哈德指出:“在我们的中世纪即使有再伟大的工匠,在艺术与技术之间、‘大艺术’与‘小艺术’之间依然被掘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日本不仅没有‘大艺术’与‘小艺术’的区别,也没有艺术与技术的区别。日本人将对艺术的感觉与必要性融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将艺术作为最贴身的日用品,将其用于刀)剑、印笼、女性化妆用品、砚盒、居住以及服装的装饰”。[12]1880年代之后,这种应用艺术被作为“日本主义”的主要内容被反复提及。与此同时,活跃在绘画领域的艺术家们也广泛参与新艺术运动,日本艺术开始显现出对欧洲的实质性影响。

埃内斯特·西诺将日本美术在表现手法上的特色概括为左右非对称性、样式化、色彩丰富等三个要点,他在《巴黎的日本》一文中就对日本美术构图的意外性、形态的巧妙性、色彩的丰富性赞叹不已。不同于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绘画重视画面的垂直深度,日本绘画的特点在于重视平面性,这种表现手法的差异源于绘画的基本态度乃至价值观念。在西方,绘画主体的画家视点被作为绝对的条件,一切都服从于这个条件的支配;在日本,则强调服从于被描绘的客体,尽可能采用能够表现不同对象特征的不同视点,并使之共存于同一画面之中。[13]具体而言就是大胆突破画面的平衡、主要物体偏离画面的中心、只将焦点聚集在物体的一部分上;从人物形象到背景物体经常突破画面边缘而被切断,在可视的画面上只描绘对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画面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完整的结构,而是扩展到了画面之外的空间;以流畅的轮廓线构成的形体表现、没有阴影的鲜明丰富的色彩、尽可能省略多余物体的单纯化手法等。对于不谙透视法的日本美术来说,不是致力于挖掘画面的三维深度空间,而是不断探索画面的上下左右位置经营之道,由此形成了日本绘画的平面性与色彩华丽而丰富的主要特征。相对于西方绘画的“写实性”,日本美术体现出“装饰性”的特征。西诺所指出的日本美术具有的华丽色彩、非对称的意外构图以及样式化、单纯化等特征,无不源自这一“装饰性”特点。

19世纪中叶,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造型原则开始动摇的时期,马奈及其印象派画家们开始开拓新的绘画世界,从马奈对平面化的追求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美术尤其是浮世绘版画的影响。莫奈的作品也体现出装饰性趣味的潜移默化,正如他在1909年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定要知道我作品后面的源泉的话,作为其中之一,那就是希望能与过去的日本人建立联系。他们罕见的洗练趣味,对我来说有着永远的魅力。以投影表现存在、以部分表现整体的美学观与我的思考是一致的”。[14]德加对主要形体的大胆裁切、劳特累克流利的设计感、凡·高强烈而明亮的色彩、高更趋于装饰性的综合主义等,引发了西方绘画通往20世纪的一场革命。19世纪末热衷于日本美术的“纳比派”成员莫里斯·德尼给绘画本质下的一个著名定义:“无论是描绘人体还是其他的东西……,任何绘画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被按照一定方式组合起来的色彩覆盖的平面。”[15]显然可见在主导20世纪绘画发展方向的美学观后面,日本美术的造型观是强力的灵感之源。

三、日本美术中的自然主义

1878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之际,法国美术批评家阿德里昂维西在《艺术》杂志上撰文感叹:“日本主义!现代的魅惑。全面侵入甚至左右了我们的艺术、样式、趣味乃至理性,一切都陷入混乱的无秩序的狂热……”。[16]各类出版物对于当时的西方全面、完整地了解日本美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其中影响最大、最为人所关注的是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日本人独特的自然观。

日本人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原因,自古就形成了崇尚自然的世界观,并由此孕育了崇尚自然的造型与色彩的美术样式,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理性精神。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美学支撑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就是神,生活如果没有神就没有自然,也就不能成为生活,也可以说就没有日本的历史”。[17]日本美术史学家龙拙庵在演讲录《日本美术的特征》中精辟指出:“日本美术和欧洲美术相对照,日本美术是精神至上的主观主义,西欧美术是客观主导的理想主义,日本美术较之欧洲美术有着更浓厚的象征性和抽象性”。日本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和自然既没有对立的意识也没有隔阂的疏离感,而是把自然当成情感倾诉的对象,并将自身的情感也以自然形态为隐喻来表现,认为自然是有生命感的。因此人们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于大自然,同时人的自身情感也受到自然的影响。[18]总之,人和自然是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由自然演化而来的造型观也就具有了流动的、模仿植物曲线的有机形态。

通过对日本民族与大自然关系的考察,有学者将日本文化表述为“稻作文化”或“象征文化”,比较准确地道出了日本文化的特征。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对于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来说,不用说季节的变迁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接受自然的恩惠而生活的意识也很浓。特别是对身处丰富的自然环境之中、经常满怀深情地观察四季变化状况的人们来说,对自然产生亲切感是理所当然的”。[19]如果说东山魁夷在此回答了日本民族之所以对大自然有着特别的亲近感的社会历史缘由,那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则从人文心理的角度做了具体表述:“广袤的大自然是神圣的灵域,……高山、瀑布、泉水、岩石,连老树都是神灵的化身。”“在这样的风土与大自然中,孕育着日本人的精神和生活、艺术和宗教”。[20]日本人以“自然感悟”或称之为“自然思维”在大自然中孕育了自己的精神和艺术。日本原始神道的基本理念是“泛灵论”,即在与大自然长期亲和相处的过程中将每一自然物都视为“有灵之物”,日本民族崇尚并爱戴自然的深层文化心理正是以此为基本的,同时也造就了日本民族善于将一切自然物都作为有灵性的活物来亲近、接受并与之交流的思维特点。感悟自然不仅成为日本人精神内省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

“总起来说,在艺术创作的冲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对待自然的态度。将自然视为畏惧或不安的对象时,艺术创作就表现为要建立起某种超越自然秩序的合理主义,以此超越对自然的不安感。当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呈现为相互亲和、相互依赖的状态时,艺术形态则表现为写实的自然主义,当自身的感情真正融入艺术之中去自我享受时,生命的感觉则体现为一种幸福的情感”。[21]因此,可以认为前者的艺术与一神教的宗教是相通的,后者则与多神教的宗教相通。正如沃林格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艺术冲动的直接起因。从日本艺术中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畏惧或敬畏而是相互亲和。他们祖祖辈辈受惠于富饶的自然界,因此,“日本美术的内在动力是生命解放的幸福感以及由里及表的感情传达,生命感被压抑的无机意向不存在日本人的灵魂中”。[22]

东山魁夷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想到帕特农神庙屹立在阿克罗波利斯的丘陵上,以蔚蓝的天空为背景,大理石圆柱上闪烁着光辉;再看看伊势神宫,[23]静静地矗立在清澈的河流经过的幽深的森林中,简朴而清静,就不难明白西方和日本精神基础的不同。帕特农神庙的建筑模式,就像人的力量和意志的象征,显示了威容和庄严;而伊势神宫则是通过同周围的大自然相谐相应而显示出其美来,它是不能与幽深的森林、河流与山岭分割的。前者是在干燥的空气中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具有立体感,是以一种与大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后者则是白木造、芭茅葺屋顶的朴素祭神殿,坐落在森林葱郁的山麓下,由于靠近河流与森林,湿润的空气包围着它,神宫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24]形象而生动地阐释了日本与西方自然观的不同。

翻开美术史,不难看出东西方绘画所呈现的明显差异特征,若探寻其哲学与美学的渊源,在于西方思想自古希腊时代起就产生了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即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人作为主观世界的主体,其根本任务在于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并由此发展出了完整而深入的认识论。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就是道德”表达了西方人对世界本质以及通过何种途径来认识世界的典型态度;柏拉图将理性确定为人的心灵的最高层次,是认识真理的心理功能;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趋向于严格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考,赋予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哲学以更清晰明了的理性形式。西方思想体系中重理性、重逻辑分析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使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演绎逻辑的垄断地位,但由于反对神学蒙昧主义的需要,使得理性和对理性的崇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既表现了西方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也反映了西方人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即把外部世界作为一种异己的对象,以理性加以解剖与分析,古典主义就是这一思维模式在造型艺术领域的体现。

因此,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为基石的欧洲古典主义美术的表现主体始终是人物,日本学者马渊明子指出,欧洲美术中自然主义的出现是以风景画为标志的,西方的自然主义风景画在其深层依然潜藏着强烈的基督教自然观,即自然是作为造物主的神赐给世界的一部分。风景画是作为神话故事的背景逐步发展起来的,迟迟没能成为单独的画种。在基督教的价值观中,作为风景画基本要素的树木、山川、河流等在世界秩序的金字塔结构中只具有最低级的价值意义。而且风景通常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将单独的一座山峰、一棵树木乃至一朵花等作为画面的主题,而在日本美术史上则从未存在过这种题材的优劣之分。[25]东方山水画中的人物基本上是作为点景的道具而存在,山道旅人、深庵隐者、长河垂钓、旷野牧童,他们默默无闻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西方绘画中作为点景出现的人物开始于17世纪的荷兰绘画,而从19世纪法国的巴比松画派开始,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与东方绘画相同的点景人物。印象派以风景画家为主体绝不是偶然的,1898年在巴黎的《歌麿与广重》浮世绘版画展上,毕沙罗就感叹“歌川广重是伟大的印象派画家”。[26]阿尔时代的凡·高在浮世绘版画的影响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大胆的构图、简洁的造型与明亮的色彩具有典型的日本美术样式,这有赖于凡·高对日本美术中的自然观的研究与理解。凡·高逐渐认识到,在没有基督教的日本,人是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对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研究日本美术之时,无疑会遇见智者与圣贤哲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在研究地球与月球的距离吗?不是。在研究俾斯麦[27]的政策吗?不是。他们只是在研究一片草的叶子。这片草的叶子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使之能够描绘所有的植物、季节、辽阔田野的大风景、乃至动物和人物的形象。……他们象花那样生存于自然之间。这些如此单纯的日本人所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精神。”[28]

四、结语

“日本主义”对欧洲的影响大致结束于1910年至1920年之间。持续了约半个世纪的“日本主义”之所以走到尽头,原因之一在于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产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工业制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技进步导致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相形之下,主要依赖手工作业的装饰性工艺品由于其消费群体的限制,唯美趣味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挤压。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日益成为欧洲国家的威胁,最终导致欧洲国家的排日运动。随着文艺复兴以来基于透视法建立起来的空间表现及其价值观的被颠覆,现代艺术观念及价值观建立之时,“日本主义”也完成了它在欧洲的使命。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主义”热潮的表面消退并不意味着日本美术影响的实际消失,后来的现代艺术运动所体现出的东方性格,清晰地表征了日本美术对于西方的意义是指向未来的。

在19世纪西方艺术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什么作为日本美术母体的中国传统美术无缘成为西方艺术变革的借鉴与样板?这是中国艺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看到中国、日本和西方在美术观念上的差异。

中国绘画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厚浸染,在“儒道互补”的文化长河中,庄子思想成为中国艺术的精神主体。以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为例,追求的是静心凝神、心与物游的“天人合一”境界,是将中国哲学所蕴涵的心理空间对象化的结果,嘱托纸笔的“山水”从来就不是自然意义上的“风景”,而是文人士大夫寄托个人理想情怀的精神乌托邦。北宋画论《林泉高致》中关于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说,完整阐述了中国绘画独特的时空结构手法,但这与重视视觉经验的西方焦点透视法有着本质区别。“山水起于玄,花鸟通乎禅。”[29]如此空灵超脱的精神景观,在崇尚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欧洲显然是无法引起共鸣的。尽管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等人在16世纪末曾先后通过油画和壁画的复制品,将写实性绘画的明暗技法与透视法带到中国,但由于当时“崇南贬北”的观念依然在中国画坛占主导性地位,因此色彩鲜艳、重视写实的西方技法未能在中国得到积极回应。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绘画语言的程式化进一步导致自身创造力的萎缩。以文人画为例,个人自由表现被限制在一定的图式框架中,成为特定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符号,文人画语言系统顽固地自我循环与延绵。此外,先于日本进入欧洲的中国青花瓷器在色彩丰富、工艺精致的日本瓷器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日本美术“确实表现出了一种更为丰富而精致的美。当时,欧洲艺术家们发现了这种艺术,他们看出了在创造这种艺术的工匠的技术基础上存在着可以说是远东的规范的东西,因而动摇了自己的信心。”[30]

日本美术史论学者源丰宗指出:“日本人较之中国人更加注重感觉,更加现实,也就是更重视人自身。在这方面虽然与欧洲人追求的官能性有所区别,但却有着共通的古典精神。”[31]因此,注重情趣的、感性的表现也成为贯穿日本美术的基本性格,结合装饰性形成了善于在平面上经营位置的造型手法,日本美术在整体上欠缺西方的厚度与中国的深度。但是,虽不善于表现物像的真实感,爽朗轻快的造型观却恰恰吻合其民族品性。正如被日本化了的宋元水墨画那样,代之以浑厚质量感的是表现轮廓的线描。日本绘画从本质上说也可以称为线的艺术,这是与平面表现相适应的。此外,自1549年西方传教士沙勿略进入日本之后,西洋画便随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各地普及,阴影法、透视法等西方绘画技法已经为日本画家所接受,在浮世绘风景画中更是不难找到如焦点透视、明暗造型和色彩等诸多西画因素,因此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西洋化的浮世绘”。日本绘画所具有的形式结构因素以及对线条的把握与运用、平面化装饰性等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能与西方美学理想产生共鸣,“西方绘画在具象的背后有抽象,而抽象形式之间又有理性结构秩序的支撑。古典主义在具象外观的画面中往往有一种庄严、崇高的理想美的气度,这正是与具象外观之下藏伏着的形式结构的秩序不可分的。”[32]

从根本上说,欧洲艺术是“人的艺术”,自古希腊时代起,西方造型艺术就以和谐、完美为最高理想。从健美的人体到辉煌的神庙建筑更是建立在精确的数字基础之上,数的思想是“古希腊思想中根植最深和最为持久的特征之一,不管在艺术还是在哲学方面都是如此。”[33]第一部古希腊艺术论文《法典》中就有“美产生自精微的数字”的表述。因此,古希腊艺术中的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达到了和谐平衡,成为欧洲艺术的规范。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科学原理进一步在造型艺术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和日本的造型艺术在“美”的标准上都是以追求视觉愉悦为理想准则的。尽管18世纪的罗可可艺术曾受到中国艺术的某些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图案纹样和植物花草等视觉元素的搬用上,并非从根本上理解中国艺术的精神底蕴。因此,较之强调精神修炼的中国绘画,讲求具体视觉感受、重视工艺性和装饰性的日本美术显然与西方美术有着更多共同的价值理想,因此更容易被西方理解和接受。

另一方面,当时在中国尽管“洋务派”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但仅仅将注意力投向实用技术层面,依然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文明成果,甚至鼓吹“西学中源说”,依然陶醉于“天朝意识”和“中国中心论”难以自拔,直接阻碍了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而此时的日本正值开放国门初期,“文明开化”的风潮席卷列岛,以福泽谕吉[34]为代表的日本启蒙运动先驱大力推动引进西方近代人文思想,提出了“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口号,“脱亚入欧”成为许多名人志士的理想。因此,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实行了战略性转移,全面、迅速地将学习和吸收的目标转向西方。美术界也紧随其后,1876年意大利画家芬塔纳西受聘主持东京美术学校;1878年美国学者芬诺洛萨任东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887年东京美术学校雕塑科成立;1889年由留学法国的油画家浅井忠主持的西画团体“明治美术会”成立;1893年之后,以黑田清辉为代表的留欧画家几乎将印象派的外光画法同步带回日本,并在美术界广为普及。此外,日本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体制上也积极仿效西方,日本的价值观念日益被纳入西方体系,进一步增强了西方对日本美术的认同感。

3.关于“魔幻现实主义” 篇三

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本书在为此流派下定义时写道：“……其中多半描写神魔、鬼怪、巫术、幻景，这种把现实与幻想溶为一体的创作方法，拉丁美洲评论家把它叫做‘魔幻现实主义’。”据我们所看到的拉丁美洲一些评论家的论文，“魔幻现实主义”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印第安人传统的观念反映拉丁美洲大陆的现实。脱离了印第安的传统观念，即便情节再离奇，鬼怪和幻景的描述再多，也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换言之，“魔幻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性。遗憾的是这个根本原则却被忽略了，以至给读者一种错觉，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是汲取西方现代派手法所形成的。

正由于从这一不精密的定义出发，书中把凡是拉丁美洲出现的新小说都纳入“魔幻现实主义”的范畴，将新小说其它流派的著名作家也都误挂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名下。例如阿根廷的著名老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受英美文学的影响较深，他以东西方的一些哲学观点来创作小说。象老庄的时空观和柏拉图的哲学观，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但他从来未用过印第安传统观念写过小说，因此，虽然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过不少奇特的现象和概念，但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这一点，无论是拉美评论界还是英美评论界都划分得非常清楚，而本书竟将他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流派。阿根廷的另一位著名小说家胡利奥·柯达萨尔也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更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更使人吃惊的是，书中竟将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拉入“魔幻现实主义”行列。略萨的作品是纯现实主义的，只是在结构上不断创新，故有“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结构现实主义”是拉丁美洲的另一种重要流派，绝不能与“魔幻现实主义”混淆。何况略萨的作品根本没有什么神魔、鬼怪和巫术之类的东西。

将拉丁美洲这么多流派的作家都挂在“魔幻现实主义”名下，使人便提出疑问：是否拉丁美洲当代文学就只有“魔幻现实主义”一个流派？其实，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上文学流派最庞杂的地区之一，只现实主义的名称列举出来就是一大串：“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电影现实主义”、“恐怖现实主义”、“动物心理现实主义”等等。这些流派的从属关系也比较复杂，互相渗透也比较微妙。举一个例子：本书提及的古巴著名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虽然可以算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但严格区分起来，又与这个流派有原则性的区别。因为他不是以印第安传统观念来反映拉美大陆的现实，而是以黑人的“布杜”教的眼光观察周围世界。所以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为“神奇现实主义”。评论界也尊重他本人的意见。所以说，“魔幻现实主义”是拉丁美洲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流派。它的民族性不容忽略，这是它的根基。

由这件事而联想到，如果对西方现代作品了解不多就忙于下什么结论，往往意见片面。例如有的同志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多是色情作品和侦探小说。其实黄色小说与侦探小说到底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占多大比重？往往自己也搞不清楚，也拿不出论证来。

4.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篇四

近期，我们组织对全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在中共XX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作风建设不断深入，干部素质不断提升，干事氛围日益浓厚，有力助推了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仍存在“四风”问题，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据统计，201X年以来，全市共查处存在“四风”问题的违纪党员干部XX人，平均每月就有XX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通过对有关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形式主义方面

一是学习不扎实。

对学习敷衍了事，特别是把理论学习当作一种包装的手段，不是为了武装头脑而是为了武装嘴巴，不是为了指导工作而是为了装潢门面，既不联系思想实际也不联系工作实际，满足于读读报纸，念念文件，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学而不思，学而不行，学而不用，学而不信，空对空，走过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上级会议、文件精神，只当“收发室”和“传声筒”，照本宣科，照抄照转，不深刻领会精神实质，不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不认真贯彻落实，导致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比如在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时发现，个别基层党组织在形式上轰轰烈烈，文件记录一应倶全，但问及实质内容却含含糊糊、语焉不详，个别党组织书记甚至将“两个责任”误解为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或直接责任、间接责任。内涵都没搞清楚，落实又从何谈起呢？

二是工作不务实。

文山会海现象在一定程度存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只读稿子不动脑子，更不想撸起袖子。有的单位认为会议召开了，领导讲话了，文件下发了，就等于工作落实了，缺乏深耕细作的意识和办法，使得上级精神永远飘在上面、无法“着陆”。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念稿子，大小讲话要人起草，缺乏独立思考，且报告八股习气重，穿靴戴帽，套话大话空话比比皆是。

三是调研不踏实。

有的领导干部不愿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偶尔下去，也是前呼后拥，热衷于造声势，搞花架子，表面上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实际上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听不到群众的真话，看不到基层的实情，就像“葫芦掉到井里”，好像深入了，其实还是浮在表面。有的名为调查，实为扰民。如攸县新市镇新联村被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后，前往调研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令当地政府应接不暇，给当地的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当地群众对此极为反感。

四是说话不老实。

有的报喜不报忧，或者多报喜少报忧。讲成绩添枝加叶，讲问题轻描淡写。应付检查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掩盖问题和矛盾。实际工作没做多少，汇报起来头头是道，经验一套套，技巧一串串，但真正做到的确是乏善可陈。

（二）官僚主义方面

一是脱离群众，与民争利。

少数干部宗旨意识淡化，耍特权、抖威风、摆阔气，以权压人，作风粗暴，“冷硬横推”、“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有的干部对群众没有感情，和群众没有共同语言，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痛恨什么，对群众声音置若岡闻，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诉求无动于衷，甚至对贫困群众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垂涎欲滴，同群众的关系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甚至是“水火关系”。201X年以来，XX市共受理信访举报线索XX件（次），同比增长XX%，群众反映问题主要集中在违反廉洁纪律、违反群众纪律和违反工作纪律三大类，占到问题线索总量的XX%以上；全市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XX起，处理党员干部XX人，追缴违纪资金XX万元，清退资金XX万元；全市查处的涉农案件中，涉及侵占挪用贪污截留各种惠民补贴、扶贫救灾、征拆安置等专项资金以及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占集体收益等案件占总数的XX%，个别县达到XX%以上。如：XX。

二是腐化堕落，胆大妄为。

十八大召开已经七年多了，但还是有一些党员干部头脑昏愦，浑浑噩噩，似乎生活在桃花源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仍然不收手不收敛，毫无顾忌，毫无敬畏，照吃照喝照拿。201X年以来，全市“XX”廉政账户共收到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的红包礼金XX万元。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违规插手工程建设。一些工程建设招投标表面上程序到位、合法合规，实际上背后几乎都有暗箱交易，招投标成为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遮羞布。还有一些人打着领导干部或领导干部亲属亲友的幌子，在工程项目、土地出让、公共资源交易中“提篮子”，谋取不正当利益。有的干部律已不严，什么人送的钱物都敢收，什么人请吃都敢去，什么朋友都敢交，生活圈、朋友圈极不健康；个别干部底线尽失，道德败坏，以身试法，影响极坏。如XX。

三是独断专行，胡乱决策。

有的领导干部有长官意志，不讲民主，独断专行。有的领导干部不依法行政，盲目蛮干，“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201X年至201X年，XX。XX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四是玩忽职守，为官不为。

一部分党员干部对工作极不负责，缺乏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有的表面上作风好了，门也好进，话也好听，但就是擅长“踢皮球”，对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推来推去，打官腔应付；有的延误重大决策的落地生根，阻滞政令通达的渠道；有的玩忽职守，导致恶性事故发生，造成重大损失。201X年XX月XX日，XX。XX。二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XX市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XX。

五是贪图虚名，急功近利。

一些干部有着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数字的显绩，用数字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惜剑走偏锋。如XX，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六是丧失原则，弄虚作假。

有的党员干部习惯于当“老好人”，当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为了在上级面前得欢心、“朋友圈”里有面子，视纪律如无物，视原则如无物。如，XX,均受到警告处分。

二、对策措施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党多年来着力铲除的一个毒瘤，官僚主义催生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要彻底清除这一毒瘤，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深耕细作，深挖细查，驰而不息地把作风建设推向深入。

（一）要抓好固本培元。

作风的根本问题是党性问题，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钙”、“贫血”所导致。背离群众路线、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要不断加强思想教育，筑牢思想根基，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端正权力观、政绩观，强化求真务实的精神和真抓实干的作风。一要解决好“信”与“疑”的问题。用好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这个有效制度，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采取学、讲、议、评等多种形式，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党员干部对利欲诱惑等不正之风有足够的抵御力量。二要解决好“公”与“私”的问题。加强党章党纪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研学力度，开展公权与私利的讨论，引导党员干部时刻将党的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存公去私，拒腐防变。三是解决好“远”与“近”的问题。清除横亘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顽疾陋习，重点从群众看得见、听得到的问题改起，让干部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赢得群众信任。

（二）要抓好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是抓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少数，必须以身作则，树好标杆，做好榜样。一要勤说。通过公开场合就加强作风建设做好承诺、践诺，这既是对自身作风建设的约束，也是带动党员干部转变作风的有效方法。二要真做。把作风建设要求牢记心底，从细处着手，从小事出发，从身边做起，率先垂范，改变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文风和会风，大兴调研之风，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歪风，把良好党风政风展现在群众面前。三要实改。重点在带头落实党的政治纪律要求、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决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上下功夫，以榜样力量带动党风进一步纯洁。

（三）要抓好整章建制。

作风方面的顽疾陋习，归根结底要靠制度来祛除。一要建好制度。将纠“四风”、转作风、树新风融入党建工作各领域，与法规制度无缝对接，与党内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用制度的手段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要大力开展“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实施“五问工作法”，要按照规范权力运行、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体现群众意愿的要求，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不符合“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要求的突出问题，结合工作实际，确定制度建设重点，列出制度建设清单，建立科学规范、简洁高效、务实管用的制度规定。二要用好制度。对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九项规定和市委关于改进作风的若干规定，突出问题导向，逐条逐项细化工作措施，对违反禁令踩“红线”、闯“雷区”的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以制度的刚性约束确保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

（四）要抓好查究问责。

纠治作风问题，必须加大监督执纪问责的力度。一要抓具体问题。再小的作风问题也能割裂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整治党内不良作风，关键要聚精会神，抓一件成一件，长此以往，才能形成好的风气习惯。二要抓关键节点。多数作风问题都带有时间性、普遍性。要紧盯元旦、春节、端午、中秋等作风问题易发多发的重要时间节点，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下去，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好转。三要抓曝光通报。将违纪违规行为晾晒于阳光之下，曝光丑恶行为，警醒“易感染群体”，提振广大群众对抓好党的作风建设的信心。

5.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篇五

按照中纪委《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和机关党委《关于召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结合自身学习、工作、生活实际，并征询同志们的意见建议，对自身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查摆剖析。现将有关情况向组织和同志们进行报告。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重大局侧部署方面。本人一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毫不犹豫、果断执行，对党忠诚，立场坚定。但是认真查摆自身在贯彻执行过程，还是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学习贯彻中央某项会议精神时，往往只满足于对文件精神、会议精神、讲话精神的理解，没有将其放在整个宏观经济、社会民生背景之中去考虑，也很少与自身工作实际相结合，缺乏主动对接政策、主动作为、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工作积极性。在传达上级政策习惯于照本宣科，习惯于传达表面内容，缺乏对政策深入细致的研究，更缺乏结合基层实际贯彻执行上级政策的指导意见。另外，在贯彻按上级政策、对接基层和群众需求方面考虑不周，衔接不好。有时忽视基层同志们的工作承受能力，对基层最真实的情况了解不多、研究不透，也是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在今后一定会予以改正。

（二）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工作以来，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身的目标和追求。明确目标，摆正位置，在为基层和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方面尽心竭力，开创了多种服务举措，为基层和群众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是，对照习总书记批示精神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工作有关要求来看，自己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1.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联系干部群众不够紧密。自己总认为在事业单位工作，搞好生产和服务就万事大吉了，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科技创新和生产任务完成上。几年来，虽然搞了一些科技创新，工作任务也完成的比较出色，但是忽视了密切联系干部群众，很少到基层和群众当中搞调研，听取他们的所期所盼。平时忙于事务的时间较多，与群众和职工沟通的时间少，即使有些沟通，也缺乏深度和广度及感情方面交流。对关系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考虑还不够全面，制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措施有的不够贴近实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解决还不够及时。在工作上对同志们提要求较多，主动关心较少，特别是和生产一线的同志们交流得还不多、不够充分，对他们的所期所盼关心得不够，还没真正做到换位思考。2.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不足之处。在工作中，有时片面强调完成生产任务的重要性，缺少对工作方法的探索研究，部署安排工作有时因存在一定的主观主义倾向，忽视了一线职工的承受能力。对同志们要求的多，批评教育的多，表扬鼓励较少。有时因工作任务较急、较重，批评教育不注意方式方法，伤害了一些同志的工作积极性。统筹安排工作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三）在履行职责方面。1.艰苦奋斗、勇于争先的动力不足。逐渐出现了安于现状、按部就班的思想苗头。面对有一定难度或者棘手的工作，有求稳怕乱、等待观望的思想，缺少敢试、敢干、敢为人先的气魄。2.严格管理、大胆管理的勇气不足。对一些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不能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进行必要的处罚，规章制度制定的多，深入检查、狠抓落实的少，有时存在怕得罪人心理。3.创新精神有所减弱。与刚调到制证中心工作时相比较，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所减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各项工作都步入正轨，带领同志们开展技术创新和技术革新的项目有所减少，对管理方法的创新也趋于谨慎，工作中依靠经验的东西多，习惯用老办法、老套路来解决问题。

（四）在学风会风方面。1.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理论指导实践方面有待提高。平时虽然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开展了各项学习教育活动，但往往只重形式，不重效果。学习的多，检查回顾的少，不能很好地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比如在学习一些会议精神时，虽然认真组织并积极参加了学习活动，也按照要求认真撰写了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但有的地方理解仍不够深刻，理论指导实践工作贯彻的也不够。在学习的内容上，主要拘泥于上级安排和本职工作的范围，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对很多新事物、新知识学习不够透彻，掌握和运用还不够好，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强。2.调研工作不深入。为了学习同行业先进单位的经验，促进我们工作的进步，曾多次到兄弟单位参观调研。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往往不够深入，听报告、看材料较多，分析研究少，调研的效果不明显。3.部署工作、传达上级精神有时存在以会议部署会议、以会议贯彻会议的情况。有的工作，部署后督导检查和落实责任不到位。

二、原因分析

经过剖析，自我感到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有所欠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还不够深入、不够透彻，在其精神实质的掌握上又不求甚解，有时学习存在“蜻蜓点水”现象，对学习内容缺乏深层次思考。存在“工作第一、学习第二”的思想，有时借口工作忙放松学习。对理论学习的兴趣不浓，重业务学习，轻政治理论学习，存在实用主义倾向。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工作实践的能力不强。

二是进取意识逐渐淡化。随着工作的平稳，艰苦奋斗的作风有所减弱，进取意识有所减退，平时忙于应付工作多、主动寻求工作突破少，研究情况多、解决问题少，在应对现实挑战、解决突出问题上，思路还不够开阔、办法还不够多，特别是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灵活性、有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是宗旨意识有所淡化。虽然自己始终坚持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也在实际工作中竭尽所能的为基层和群众办好事、实事，但是通过对照检查，发现自己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谈到群众路线，首先想到基层单位和办证群众，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关心不够，没有把加强与单位内部员工的沟通交流作为工作的一项职责来抓。深入群众中间交流沟通少，对脱离群众危险的警惕性不够高，在制定服务基层和服务群众的工作措施时，还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对基层和群众的客观需求把握不准，服务措施制定实行后，宣传力度不够，检查落实也不十分到位。

四是政治站位不高、工作方法不够科学。对一些政策理论性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思考不深刻，不能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工作的前瞻性、统筹性和预见性不强，领导决策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整改措施

下一步，决心在厅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着力解决“四风”问题，全面提升政治和业务素质，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大力加强学习，增强党性修养。提高对政治理论学习的认识，增强理论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系统性，加强对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重大政治理论的学习钻研，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适应工作需要，指导工作实践。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时刻用党的规章制度对照检查。在重大问题面前保持头脑清醒、方向正确，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化便民服务措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命。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认真实践群众路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紧紧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从为基层和群众解决小困难、小问题入手，全面深化各项便民服务措施。认真总结梳理开展便民服务工作的经验，全面深化xx、xx等措施。广泛征求基层和群众工作意见建议，对基层和群众的新需求要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同时，要高度重视与单位内部干部职工的沟通交流工作，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真正做到关心爱护干部职工。

（三）爱岗敬业，真抓实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唯有真抓实干才能破解事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具体到我自身来说，我认为要做好以下三点：一是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承担的制证、印刷工作任务的重要性，爱岗敬业，尽职尽责。身份证虽小，但它联系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应把制发好每一张身份证都提高到宗旨的高度去认识，不使全省一位居民因身份证制作不及时或质量不好而利益受到损失。二是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下大力气，制定xx工作的标准流程，严格按照标准流程组织生产活动，严格落实责任倒查追究制度，牢固树立“质量是生命线”的意识。坚决克服工作不负责任、漫不经心、粗枝大叶、应付了事的现象，力戒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三是要有改革创新的勇气。创新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年内在工作实践和管理方面开展两项创新，进一步优化生产管理流程，为我们事业的发展增添动力。

6.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篇六

一、存在的问题

（一）学习的要求和动力不够。虽然能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积极组织参加党支部的学习活动，但是除了工作之余，其余的政治理论学习是比较被动的，对学习的要求不够高，学习的范围较窄，系统性、专业性、深入性不强，从而使得学习的效果不明显。

（二）破解难题主动性不强。在工作中总是一味踏踏实实，埋头干活，不重宣扬。极少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自我的工作和思想，总是觉得自我尽全力干好工作就行，破解难题主动性不强。全面系统的分析思考问题做得不够，有时思考问题比较简单，急躁。

（三）是创新意识和大局意识有待加强。开拓创新精神还很不够，在工作中有做好工作的意识，但思路不宽，大胆工作的思想不牢固，工作缺乏创新精神。工作上放不开手脚，不够大胆，满足于按照领导要求完成任务，缺乏创造性，工作办法不多，不能主动替领导分忧。由于大局意识不够，往往满足于完成任务，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思考得不够。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通过认真进行自我剖析，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一）理想信念不牢。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学习的自觉性，有时工作忙起来就懒得挤时间学习，对政治理论的学习仅仅满足于读报纸，浅尝辄止、蜻蜓点水；

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仅仅满足于看看文件、凭经验，造成学习基础不牢；

总认为只要能把本质工作干好，其他学习都无关紧要，殊不知，学习与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深入地、系统地、全面地学习，才能更好地胜任工作。

（二）责任意识不强，工作标准不高。在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中怕冒风险、担责任；

遇到工作难题，尽管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却拿不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工作思路；

满足于工作能应付，问题能处理，不注重在工作中总结经验，影响了工作的创新与深化。

（三）思想不够解放，创新意识和争先意识不强。一是思想上因循守旧，大胆学习、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开拓创新的劲头不足，仍然束缚于一些所谓的“条条框框”，不善于做结合文章，对上级的一些政策还没有完全吃透，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劲头不强。二是思维局限，认识落后，进取意识不够强，认为工作上过得去就行，不求冒尖，但求稳而不乱的原则。没树立高目标，并朝着目标坚定地走下去，反而缺乏向更高目标追求和奋斗的激情与勇气。

三、整改措施

下一步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痛下决心，坚决扭转缺点和不足，学先进、比创新、看实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全面认真系统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和学习中牢记共产党员基本要求，按照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把严守政治纪律放在首位；

努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做到勤学善思，增强自我约束，自我加压，深入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会与时俱进。

（二）进一步改善工作作风。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破除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用心工作；

善于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深挖其中的规律性；

善于从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善于从全局的高度认识事物；

根据自身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和提高自我，脚踏实地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三）坚持开拓创新，不断解放思想。要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

要强化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到当前金融改革的总体形势是创新发展的态势，牢固树立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的思想；

要有知难而进的精神状态，在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面前，甘冒风险，敢闯敢试，通过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不断摸索和总结有效的、群众满意的工作方法。

7.关于存在主义在《苍蝇》中的体现 篇七

萨特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 其思想对世界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 我们应该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存在主义”。“存在”是德文Sein的意译, 亦译“在”、“有”。一般指抽象的一般存在或存在本身, 具体的存在特别是具有物质特性的存在则被称作“存在者”而被排除在一般存在之外。“存在”是世界的“本体”, 只能靠人的内心去直接感受和体验, 无法言传。我们可以认为, 存在主义的实质即人依靠主观意识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而且这种意识是由人本身来绝对控制的, 也就是说“存在先于本质”。我们通常说:存在先于本质是绝对的人本主义的体现, 就是针对此来说的。

萨特的存在主义说到底就是对人的能力、精神、价值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他鼓励人们在逆境中不屈从命运的安排, 用尽自己的全力, 积极的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信念, 永不低头。因此, 它是积极的、乐观的, 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苍蝇》是他的第一个剧本, 也是他最享有盛名的剧本之一。剧本取材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 但那是一出屈从于命运安排的悲剧, 而《苍蝇》不然, 这是一出个人存在敢于反抗命运, 自由选择, 自我创造的悲剧。也就是说, 作者在古希腊悲剧中注入存在主义哲理, 用以说明:尽管生活是荒诞的, 不合理的, 但是自我选择是不可阻挡的。只要是为自己的自由采取了行动, 就能获得肯定的意义。关于“存在”在《苍蝇》一剧中,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关于物的存在。使萨特的读者最为惊讶的是在他的作品中物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比如《想象》的扉页上有“白纸”, 《恶心》开头有“卵石”, 《墙》中对“阿拉伯香甜糕点”的描写, 《禁闭》中放在壁炉上的“巴布梯耶那铜像”以及《苍蝇》中的苍蝇等等。这些东西无处不在, 充满一切, 却又不受人的控制, 对我们的呼唤无动于衷。在这里“物”是在与人类密切联系中存在的, 没有人就没有物, 物是在它同我们的意识联系起来的关系中被把握的。物之所以成为物, 仅仅因为有人在观察它、思考它。当然, 这个物是靠人在实在世界中捕获并要从心理学角度去理解的物。剧中的“苍蝇”是神灵派来的, 是复仇女神的化身, 象征人对自己罪过与谴责的焦虑之多, 是朱庇特用来培植全城人悔恨心理的媒体, 并借此使人们对他顶礼膜拜, 人们只要把景仰、虔诚的目光投向他, 就会忘掉自身的幸福, 丧失存在的本质。也就是说, 作为象征意义的物“苍蝇”只有在人具有悔恨心理的时候才能乘虚而入, 而一旦人们放弃这种心理, 反抗这种权利的时候它便也就如同不存在一样, 正是因为主人公俄瑞斯忒斯认识到这一点, 才勇敢反抗, 摆脱控制, 从而完成存在。

另一方面, 关于人的存在。主人公俄瑞斯忒斯是作了英勇的自我选择而成为英雄的。当他要复仇时, 遇到了来自诸多方面的阻拦, 神王朱庇特以命运和神旨阻拦他, 老学究用息事宁人的哲学教育他, 阿耳戈斯城居民也反对他。可是, 他没有屈从这些压力, 经过短暂的犹豫后, 他心中爆发了一种精神, 他明确的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人。而这自由就意味着“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 我是我的自由”。一旦认识到这一点, 什么神权、哲学都无济于事。人就不会在为命运和死亡感到焦虑, 也不再为罪过和谴责感到焦虑, 那时“没有任何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作为存在的象征, 俄瑞斯忒斯的特征就在于他不仅意识到了内心的自由, 更把这种内心自由介入到行动之中。他义无反顾的走上复仇之路, 杀死杀父仇人, 使他的城邦洗清了罪过, 也使他自己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满怀着人的真正尊严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介入行动表明, “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 他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意图上方才存在, 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 什么都不是”。

在这里, 作家认为自在的人并不是存在, 只有自为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或者说, 人的存在就在于认识, 在于选择和行动。

萨特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 把俄瑞斯忒斯塑造成引导人从上帝的死亡走向自由的典型代表。因为“一旦自由在人的灵魂中爆发出来, 神明就对这个人无能为力了。”他并不指责宗教本身, 而是指责迷信, 因为它会使人变为屈从于宗教力量的奴隶, 被自己的错误纠缠, 被自我中心的悔恨所毁灭。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俄瑞斯忒斯是存在主义者的英雄。

萨特的戏剧创作不同与传统戏剧, 并不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而是着力于特定处境的揭示和人物在这种处境中的抉择, 充分体现了其作品作为传达存在体验, 表达哲学信念的必要, 用文学作品表达哲学比哲学著作本身的写作更有广泛意义。

参考文献

[1]《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年。

[2]《苍蝇》。

8.关于“修正主义”的再思考 篇八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与破除思想迷信和僵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不可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为什么在经历了70多年后轰然倒塌，其中思想僵化，理论和实践没有与时俱进，使政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是重要原因。

“修正主义”是不是个贬义词

修正主义在我国是个贬义词。不过，在国外却有所不同，拿 “修正主义”发源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该党1959年已开始正面地使用这个词。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鼻祖”，他在1908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版序言中反驳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之所以要“修正”，只是因为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他接着指出：“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联邦德国总理，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曾高度评价伯恩施坦和他那句被批了上百年的“名言”。1979年11月14日，勃兰特明确指出：“伯恩施坦所作的社会分析有许多部分是说对了的。他那雷鸣般响彻全党的名言‘运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务……”勃兰特把伯恩施坦称为“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足以说明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地位。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博戈莫洛夫1989年10月初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我想，该是为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一句名言恢复名誉的时候了。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正是向前运动：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在提高居民的技术水平方面，在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和其他需要方面，在获得更大自由、实现公民权利、人权方面……都在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就是向社会主义运动。”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百余年来，不断有人作出资本主义将迅速灭亡的预测，然而这种预测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一些人完全依据《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就草率地下了这个结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1891年就作出了资本主义将迅速崩溃的估计。1898年10月3日至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因被通缉未能回国，滞留伦敦。他给大会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反对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说法。

伯恩施坦说的是事实。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谈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2页）这表明，恩格斯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的论断，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很大的扩展和改进的能力。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他经过调查研究，用大量事实材料证明，阶级斗争并没有像《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使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反而为他们带来了实际收入的提高。富人越来越富，财富也日趋集中，但穷人却不是越来越穷，反之，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得到改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他引证大量经济发展资料，强调“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崩溃、工人阶级因绝对贫困化，革命必将在短期内到来”等观点完全不符合实际。

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不是枝节问题，而是根本性问题。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恩格斯也指出，19世纪末的西方资本主义（除英国外）还“刚刚踏进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65年版第314页）。当资本主义还富有活力时，发展资本主义仍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把资本主义当成革命的对象显然是错误的。

教条主义者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仍拥有不断发展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共存，两者存在着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关系，而不完全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尤其是，当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时，更应吸取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向前发展

从1902年到1928年，伯恩施坦先后有18年时间担任国会议员，其间不断受到激烈的攻击和折磨。他曾引用布鲁诺的一句名言来回答反对者：“你们作出了判决，你们对这个判决也许比我这个受到判决的人更加害怕。”伯恩施坦的坦荡和坚持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即使当年批判他的理论界头面人物考茨基也认为，“伯恩施坦没有叛变，他没有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后来，考茨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专文中把伯恩施坦和马克思相提并论。批判伯恩施坦最厉害的普列汉诺夫后来也改变了看法，除辩证法这一条外，他几乎全部接受了伯恩施坦的主张。

伯恩施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他对马克思主义是忠诚的，但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部分都当作终极真理，不迷信权威，能独立思考，不向权势低头，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努力。伯恩施坦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历史发展条件出发，提出了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和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见解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