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

供给（精选8篇）

1.供给 篇一

供给侧改革

专业：会计一班 姓名：郭嘉玮 学号：***

2016年十大流行语：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众；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标；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七、供给侧；

八、葛优躺；

九、套路；

十、蓝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一下何为供给侧改革，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增速回落符合规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阵痛”属于必要成本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2.供给 篇二

一、财政分权理论与地方公共物品提供

(1) 蒂伯特模型

蒂伯特 (Tiebout, 1956) 在谈到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时运用“以足投票” (voting with feet) 理论, 对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分析。在人口充分流动的条件下, 人们将会离开公共服务落后或税收较高的地区, 迁移到公共服务或税收低的地区。然而, 通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后, 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将得以提高, 要素的流动将会呈现发散式, 会减少落后地区更好品质的劳动力和各类资本的流失。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使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

(2) 奥茨分权定理

奥茨 (Oates, 1972) 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方法, 提出了“分权定理”。该定理表明, 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 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在一定条件下, 由地方政府为本地区提供公共品要比由中央政府在所有地区内按同一水平提供公共品更有效率。该定理的另一种表述是, 分权的收益与公共品需求的变异程度 (方差) 呈正相关关系。

(3) 布坎南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把社区比作俱乐部, 然后研究在面临外在因素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俱乐部——为分享某种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人们的一个自愿协会——如何确定其最优成员数的一种理论。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就在外部经济所产生的边际成本 (拥挤成本) 正好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运转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这个点上, 即所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其编辑转换率。

二、产权理论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认为,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 免费“搭便车”现象和外部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私人是不愿意且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 为了消除“市场失灵”, 这就需要政府而且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科斯 (R.Coase, 1960) 这篇文章研究了如何解决经济外部性的问题, 以此论证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

科斯定力的成立与否依赖于经济环境的界定。如消费者效用函数不是拟线性效用 (quasi-linear) , 则科斯中性定理不成立。因此, 当交易成本为零及产权明晰界定时, 导致有效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为准线性函数, 即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应为零。 (Hurwicz, 1995)

科斯有效性定理的问题更为严重, 阿罗 (Arrow, 1979) 指出, 由于科斯定理自愿谈判的假设可以被模型为合作博弈, 这就要求假定关于经济环境的信息是完全的。当信息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 一般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新公共管理学理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新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要区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 政策制定是政府的职责, 但政策执行的职责可以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来共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的政策制定体现公平, 多组织的配合体现效率, 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优势;以顾客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 作为消费者的顾客对于公共服务应具有直接的控制权和选择权, 政府的社会责任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其提供服务, 政府公共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 倾听顾客意见, 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 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新公共管理理论启示我们, 实现城市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实现城市政府的管理有效性, 这种有效性体现在政府角色的转换、政府职能转换以及机构改革方面, 核心是提高政府绩效。

四、参与人数对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理论分析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 建立简单的模型分析了集团中公共物品提供量达到最优的条件以及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 然后根据这些条件得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提供公共物品, 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 小集团中的提供量低于最优水平;而大集团成员众多, 个人的收益占集团收益的份额较小, 导致公共物品的提供量偏离最优水平很远, 因此大集团公共物品提供量有可能为零。

五、有关结论及启示

上述学者的研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有助于我们对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深入理解。市场和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使得公共物品供给更有效率已经成为共识。但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特别是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微观机制研究还很不够;公共物品供给的技术性问题也缺乏研究。

参考文献

[1]卢洪友.公共品供给的政府效率解及其条件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03, 3.

[2]郭蕾.城市公共品便捷变化及有效供给探析[J].华东经济管理, 2007, 11.

[3]涂晓芳.论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J].郑州大学学报, 2001, 6.

[4]郑书耀.西安市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困惑——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考察[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9, 3.

3.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 篇三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全面阐述，并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重点任务层面做出了全面部署。一些评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但从两者内涵看，应有所区分。

供给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的差异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批评、被归咎的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长期以来不断地人为刺激需求，持续地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美国经济与大萧条时大不相同，需求增长不一定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只会单纯增加货币数量，促进物价上涨，致使储蓄率和投资率放慢，技术变革延缓。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理论只会造成经济呆滞、缺乏创造力、生产力下降、通货膨胀，应该回归萨伊提出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或者说优先重视供给。

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主张又分为激进和温和两支。激进供给学派认为：应该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储蓄和投资吸引力；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缩小政府开支，缩减福利开支。激进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认为当税率超过一定区域，税率提高反而会使税收下降，因此降低税率不一定使税收减少。与该分支观点相比，温和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德斯坦则批评了拉弗等人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认为减税会自动产生政府收入、消除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等观点。他认为美国当时的经济病症还在于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税收结构、社保制度，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平衡预算、降低赤字和通胀率，从而促进储蓄和投资。其政策主张包括：减少价格补贴等不必要的支出，改革税制，平衡预算，消除赤字；长期推行低货币增长率，采取有节制的货币供给政策；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废除一些束缚生产的规章制度，刺激企业投资积极性；适度减税，特别是削减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费尔德斯坦和拉弗后来在里根执政期间分别担任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使供给学派的一些政策主张得以应用。

而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五大发展理念，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总体思路，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2016年五大重点任务，从供给侧开展结构性改革。

从国际上的定义看，结构性改革一般意味着对政府和企业结构的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做出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中，通常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从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介绍看，结构性改革内涵丰富，可以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方面的改革，也可以是产业规制和竞争政策、市场准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社保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等等方面的改革。中国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和思路已然明确，内容上结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要求，实用而丰富。

内容与背景的差异

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供给经济学相区分，不仅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指的内容与供给经济学派主张和所处背景均有区别，而且因为各国政策主张往往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灵活选择或综合运用经济学派观点。即使是在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供给经济学派也并非至始至终原封不动地被应用，供给学派主张所致政策效果也有差异。

供给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滞胀，而中国目前处于局部通缩阶段（表现为工业品价格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已持续5个季度低于2%。因此在货币政策主张上，供给经济学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并不适用于中国当前情况；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的“稳健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则是适合当下国情的政策。

供给经济学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的税负较高，因而供给经济学提倡减税。而中国宏观税负适中，税收收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近两年进入一位数增长），公共支出增速持续快于公共收入增速，财政赤字率连年微升，2015年已达2.3%，公共债务高企，财政处于新常态下，全面减税抑或大幅降低主要税种税率不太合时宜；可行性较高的政策仍是结构性减税，配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两大支柱“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所强调的内容也与供给经济学派所提倡的放松管制有所不同。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四大政策支柱“改革政策要落实”则涵盖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放松管制毕竟只是产业改革政策的一方面，中国本轮改革则包括财税、金融、产业、企业、商事制度、贸易、价格等方方面面。

与供给学派针对当时美国经济提出的压缩福利开支建议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要守住民生底线”，并将其作为一大政策支柱，强调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保开支较高相比，中国仍处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期，无论是农民工市民化、完善农村社保制度，还是老龄化，都可能影响社保支出继续高速增长，本阶段若按供给经济学观点压缩社保开支，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生搬硬套。

此外，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并未否定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既有内外需求（投资和出口）增速快速下降的原因，也有供需不对路（例如消费品方面）的因素。但是考虑到单纯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全球贸易收缩背景下外需不振的问题，还可能带来公共债务攀升、未来通货膨胀、或产能过剩加剧、忽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不良后果，强调供给侧改革既可以促进结构性改革、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挖掘潜在外需，又能与适度的需求管理相得益彰，更好地完成近期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过剩、扩大有效供给、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任务。

里根经济政策与供给学派

里根执政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初期采取了供给学派的部分政策建议，但后期则有所不同，这是常被忽略的部分。

例如，税收政策方面，里根执政之初，1981年，颁布经济复苏法案，将个人所得税最高档次税率从70%降到50%，规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个税与CPI挂钩，并将公司所得税计算时采用的设备投资折旧方法改为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从而进一步缩短折旧年限，变相减税、鼓励投资。但1982年公司所得税急剧减少、联邦财政赤字呈扩大趋势后，当年9月里根又签署了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案，取消加速折旧，收紧实行完整的合同会计准则，并对个人利息与红利收入按10%税率征税。1983年开始实行的1982年高速公路收入法案提高了石油消费税税率。1984年减赤法案减少了个税减免和优惠，并将房地产折旧年限从15年延长至18年。1986年税改法案则遵从税收中性原则，将个税最高档次税率从50%降到28%，但同时将最低档次税率从11%提到15%，归并个税等级，从原来的15个收入等级归并至4个收入等级（税率分别为15%、28%、33%、28%），并将最低收入等级的上限收入从5720美元/年调高至29750美元/年。公司税方面，进一步延长了设备和房地产折旧年限。还通过限制抵扣项目增加了社保工薪税率。总体来看，里根时期的税收政策并非一味减税，而更多的是结构性税收改革，其执政初期采用的激进供给学派推崇的激进减税措施在之后执政期却迫于财政压力而实际转向了结构性税政调整。表1所示里根执政时期税改的税收收入效应可供参考。

从宏观数据看，1980-1988年，美国GDP增速从-0.3%升至4.1%，失业率从7.1%降至5.5%，通货膨胀率从13.5%降至4.1%。从1981年到1989年，联邦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均18.2%，高于1972-1980年年均18%的水平；同期，联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年均22.3%，比1972-1980年20.3%的年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考虑社保和邮政服务收支后，1981-1989年间，联邦财政赤字率（赤字与GDP比率）年均达4.1%，大大高于1972-1980年平均2.3%的赤字率水平。从1981年到1989年，美国公共债务从7894亿美元增至2.1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与GDP比率从25.8%升至40.6%。

经济学家对里根经济政策的评价不一。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盛赞里根经济学及其经济效果。而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里根执政时期经济扩张表现主要得益于商业周期和保罗·沃克尔的货币政策，其间财政支出增加、就业增加、经济复苏应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经济学者Raghuram Rajan、Paul Joskow等人则指出里根执政时期经济表现得益于实际上从卡特执政期就开始的航空业、公路、电信、天然气、银行业放松管制政策。William Niskanen则批评了里根执政时期公共债务的迅速膨胀。布什更是将其初期激进的减税政策称为“巫毒经济学”。

总的来看，无论是供给经济学，还是里根经济学，都与当前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较大区别。

4.供给侧改革 篇四

经济增速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理论，在中国流行已久，此理论在被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高层在会上，习近平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堪称去年最重要指示。首提“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透露信号重大，它预示着在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中，在管需求还是管供给的左右纠结中，已有清晰定论。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怎样理解供给侧改革相关概念？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而推进的改革；“结构性改革”是指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进的改革；“供给管理”是指政府针对供给侧问题而进行的管理，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供给政策”是指为进行供给管理和推进供给侧改革而制定的配套政策，像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就属于供给政策的范畴。

图1 供需侧与经济增速关系

二、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完善科学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供给侧，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决定消费，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本质：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三、西方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较大效果，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

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最后导致美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世纪70-80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于是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四、如何认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特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着眼长远、从深层次解决造成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过去多年里，每当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就想起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建议用“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办法，来暂时掩盖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果是耽误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不回避矛盾，面对问题，并用改革制度的真办法，去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一是强调市场。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激发企业和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市场的活力。

二是重视效率。需求管理政策强调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三是着眼长远。需求管理政策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故凯恩斯指出“长期，我们都死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是侧重制度。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政府政策的作用，故常常运用财税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来管理经济，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制度的作用，强调优化各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以化解深层次矛盾。

五、供给侧改革的落实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打赢这四个“歼灭战”，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条主线上推进。

1、优化劳动力配置

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

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贫困人口脱贫，以及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2、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产能去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而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4、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

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

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图2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手段

六、供给侧改革的产业效应——服务业黄金时代到来

“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给侧改革”根本上有两大任务，一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二是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产业结构大变迁，意味着服务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一方面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个左右。对政府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当下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不是需求不足，恰恰是供给不足。在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领域，一方面国内抱怨声不断，另一方面大批消费者源源不断地到国外消费。究其缘由，这跟国内服务业供给侧的乏力有关。因此，中央强调“供给侧改革”，加大力度扶持服务业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首富王健林以体育产业为例，说明服务业在中国的巨大空间： 体育产业在中国只有两三百亿美金的收入，要做到美国现在的规模，还有几十倍的增长空间，现在中国人都追求健康、长寿，体育产业绝对有大前途。你如果能学会体育营销、体育经济、体育传媒等等，那一定不愁找工作，我们现在找这样的人都找不到。

5.供给侧改革与高考 篇五

时政热点剖析：供给侧改革

一、提出背景 1、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通过需求侧改革实现，重点强调扩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增长即“三驾马车”，但一味地刺激需求导致了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和债务高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就需要用新的动力对冲下行风险。供给侧改革改革的核心是推出更能满足需求的好产品，以解决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前段时间，日本的马桶盖，韩国的彩妆，澳大利亚的奶粉被海淘族哄抢，难道中国没有这些产品吗？有，但品质不太好。国内消费增速不断下降，但中国居民在海外却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种消费领域中呈现出的供需错配现象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的条件下能实现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当前，我国供给侧存在六大问题：一是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二是供给体系未及时跟上国内中收入群体迅速扩大的消费结构；三是现在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较差；四是部分产业产能已达到峰值，产能难以消化，部分产业达到资源环境约束承载能力的峰值；五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六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

2、“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相对应的，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来促进经济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有三点：一是去库存、化产能。如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二是要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与竞争力，通过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提高创新能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二、热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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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生活

（1）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质量和水平。供给侧改革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做到精致生产，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供需匹配。

（2）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资源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源的有效利用。（3）企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供给侧改革要淘汰落后产能，去库存，有利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供给侧改革把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提高创新能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5）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供给侧改革要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率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拉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四化）（6）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改革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动力。通过供给侧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7）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8）发挥财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税收是调节经的重要杠杆。供给侧改革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企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9）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供给侧改革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10）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只有在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公平，重视效率符合我国国情，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率。

2、政治生活

①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供给侧改革“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给人民带来实惠。

②政府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供给侧改革”是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职能的要求。

③党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的领导核心作用。“供给侧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④人大应科学、民主、依法立法，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法律依据。⑤人民政协应发挥独特优势，为“供给侧改革”积极建言献策。3文化生活

①、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经济。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能为文化发展奠定物质保障。

②、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科技的作用和高素质人才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供给侧改革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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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科技的作用和高素质人才的作用。

③、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供给侧改革要重视人才的作用，创新的作用，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供给侧改革把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提高创新能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供给侧改革要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生活与哲学

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当前，我国供给侧存在六大问题，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②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正确的意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要用科学理论指导改革，才能取得实效。

③系统与要素是辩证统一的。系统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有序性和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因此，要坚持系统优化的方法，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④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发生了变化，也能引起质变，要学会“优化结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

⑤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以前我们重视需求改革，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目前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⑥辩证否定，是事物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是联系的环节，发展的环节，既肯定又否定。实质是“扬弃”，“供给侧改革”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能否定一切。

⑦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三、创新试题

1、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下列选项中有助于促进粮食供给增加的正确路径是（）

①加大对农业投入→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单位亩产粮食产量增加→粮食供给增加 ②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技术→粮食价格下降→粮食供给增加 ③人民币汇率降低→进口粮食成本降低→增加粮食进口→粮食供给增加 ④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农民收入增加→提高粮食生产积极性→粮食供给增加 A.①③ B.①④ C.②④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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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样化解产能过剩？不同的经济理论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基于凯恩斯的理论，化解产能过剩的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是()A.减少政府投资，压缩产能过剩商品的供给 B.放任经济自由，让市场自动实现供求平衡 C.调整产能结构，改善产能过剩商品的供给 D.实现赤字财政，扩大产能过剩商品的需求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产能过剩有利于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正常的市场竞争范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全部产能利用率不到65％。这种状态持续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还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化解过剩产能需要()①淘汰落后产能与增加消费需求相结合②改革投资体制与机制 ③大规模发展高科技产业

④加强监管，扩大政府审批范围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4、2016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稳中求进”蕴含的哲学道理是()A.运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

B.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C.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 D.物质是运动的主体，是运动的承担者 5、2015年10月8日，美团与大众点评正式宣布合并，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O2O即Online To Offline（在线离线/线上到线下）公司诞生。两家企业为了争夺市场，曾以海量资金补贴用户，曾经的“冤家对头”，瞬间握手言和。推测两家公司合并的原因，最可能的是： A.打破垄断，促进行业公平竞争 B.加强优势互补，推动行业升级 C.以优带劣，实现资源合理整合 D.提高创新能力，改善经营管理

6.在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减少背景下，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积极调整，既顺应了群众对生育二孩的普遍需求，也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从唯物史观来看这体现了：()A.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统一关系 B.矛盾即对立统一要求全面地看问题 C.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D.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7、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具有完全白主知识产权的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中国商飞公司总装下线。从2008年开始研制以来，C919共规划102项关键技术攻关，全国共有20多万人参与其中。这一成果的取得意味着我国在航空制造领域迈出重要步伐，正式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大型客机研制能力国家的先进行列。大型客机的研发和生产制造表明：()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②是我国国家制造实力的重要体现，标志我国已经跻身世界飞机制造强国行列 ③高端装备制造业有利于带动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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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要成就，有利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8.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出口贸易上不仅强调继续稳定一般性产品出口，还全力支持中国装备.中国技术走出国门。目前，中国企业在铁路.能源.基建.工程等方面 “走出去” 的步伐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①提升了高端装备的技术水平

②助推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③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总格局

④促进了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9、2015年，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颁诺贝尔医学奖。她从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通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分，这一发现为医学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屠呦呦的发现表明()①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②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有指导作用 ③认识是实践的目的④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0、在我国面临生育率过低、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青年占比下降等问题的情况下，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只要是合法的夫妻就享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不再受“单独二孩”政策或“双独二孩”政策的限制。生育是个复杂的过程，新的人口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这表明()①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具有反复性 ②真理具有客观性，政府决策应坚持自己的态度 ③继续观察能促进谬误与真理的相互转化 ④追求真理应坚持严谨踏实的态度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11、新常态下，围绕“创新驱动、智慧发展、全域推进”的发展方向，用特色文化创意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标新立异的设计服务业、融合传统工艺和当代美学的艺术品业等正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这一事实说明()①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②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③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特点日益显著

④文化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12.2015年10月29日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①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完善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 ②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③构建区域经济优势，实现主导世界市场的目的 ④平衡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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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①④

12、材料一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峰论坛于2015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近年，国务院连续推出系列支持创业创新的政策措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模式新颖、高效服务、专业辅导、资源集聚、运营顺畅的众创空间，形成了“孵化+创投”、“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多种发展模式，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颠覆着传统的制造和消费模式，乃至产业布局和投融资方式，全国近30万项技术成果通过技术市场转移转化。总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了经济良性良好发展。

材料二：“创客”是一群酷爱科技、热衷实践的人群，是一群具有敏锐思维和创新勇气的追梦人，他们以分享技术、交流思想为乐，以创客为主体的社区则成了创客文化的载体。“创客”文化，是DIY文化的延伸，它在其中糅合了技术元素，它不认同随意消费，乐于在现有的资源下创造性的再利用。“创客”精神主要表现:

一、不满足现状，坚守创新;

二、勇于和善于持续实践;

三、乐于交流、乐于分享。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经济生活》知识，分析为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推动经济良性良好发展？（10分）

（2）结合材料，分析培育“创客”文化，发扬“创客”精神的《文化生活》依据。（12分）

14、材料：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立了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强调“引进非国有资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原国有企业作为真正市场经济主体的固有本色。此轮国企改革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重要抓手，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实现保值增值，提高国企竞争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经济知识，说明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12分）

（1）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的相关知识，说明我国政府怎样才能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10分)（2）结合材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知识说明我国为什么十分重视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12分）

16、A集团创立于1999年，是一家提供电子商务在线交易平台的公司，它改变了传统商务模式，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打造新的生意方式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商务世界；通过不断创新整合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集团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通过绩效评估的公司管理系统，为员工创造了积极、灵活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作环境；旗下公司整合数千家品牌商、生产商，提供100%品质保证的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的售后服务，以及购物积分返现等优质服务；在国际交易市场上设有全球批发交易平台，成为全球首家拥有超过800万网商的电子商务网站，被传媒界誉为“真正的世界级品牌”。结合上述材料说明A集团为什么会成为“真正的世界级品牌”？

17、材料： 我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利用外资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不高，对外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不好„„2015年以后的未来经济转型，必须把改革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环境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6.供给革命——春天在哪里? 篇六

电价改革是公认的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但如果认为电价仅仅是由电厂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四部分组成的却是片面的。因为电价不能仅仅考虑成本因素, 还必须考虑如何发挥电力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要考虑政策因素。

煤炭资源整合:山西煤炭的春天真的来了吗

经过多年被称为“傻大黑粗”的发展, 山西在一煤独大的路上不断探索, 逐步找到了煤炭业发展的发向。从2005年6月开始, 山西省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的意见》《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 以改革采矿权配置方式,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为突破口, 从而在全国率先拉开了煤炭资源事例和有偿使用的序幕。

从2005年~2008年, 山西省推进关井压产的“三大战役”, 开始第一轮资源整合, 当时就依法关闭8000多个非法矿点, 淘汰1363个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初步扭转了煤炭生产领域多、小、散、乱的局面。从2009年以后, 山西省在煤炭生产领域再次掀起第二轮力度更大的资源整合, 到2013年末, 煤矿总数进一步压缩到1061座。

通过资源整合, 山西省的煤炭产业发生了根本性的积极变化:

一是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 开始进入大矿发展阶段。山西省煤炭矿井数量由2005年的4278座减少到2013年的1061座, 压减75%, 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淘汰, 单井平均规模达到120万吨/年以上, 比2005年提升了6倍多。

二是安全生产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从1980年到2004年的25年中, 山西煤矿事故累计造成1.72万人死亡, 百万吨死亡率平均2.66。而2013年, 山西省煤炭行业的百万吨死亡率降低至0.077,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11, 创下山西煤炭现代开发史以来的最低值。

三是煤炭总产能不断增加。在整合矿井没有全部投产的情况下, 2010年全省煤炭产量达到7.4亿吨, 而到2013年, 山西全省全年煤炭产量达9.6亿吨。

四是煤炭资源回收率提高。以阳煤集团为例, 该集团通过改进采煤方法和应用新设备、新工艺, 使原地方小煤矿30%左右的资源回收率, 提高到整合后的60%以上。

五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往小煤矿采1吨煤损耗6吨资源, 百万吨死亡率是大矿的7.25倍, 山西省粗放采煤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每年达300亿元。资源整合后, 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淘汰, 采煤机械化程度由24.8%提高到81%, 实现了煤炭资源的有序、集约、高效开采, 为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还是在2009年,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山西经济实现了由下滑到较快增长的重大转变, 作为山西经济支柱的煤炭产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 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的进程, 山西省环境空气质量也在明显改善, 2009年, 山西省11个省辖城市中, 10个省辖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地表水水质总体好转, 在山西省河流监测的102个断面中, 水质优良的断面达到30个, 比2008年增长13.9%;重度污染断面占监测断面比重减少4.4个百分点。时至今日, 在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行榜上, 山西省辖市几乎已与污染最严重的十座城市彻底告别, 山西的天空正在变得越来越蓝。

煤炭资源整合, 对山西省的煤炭工业发展, 对于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山西人民的饭碗, 对山西人民的生活意义非凡。当年, 甚至有人发出了“山西煤炭的春天来了”的感叹。

然而, 在充分肯定煤炭资源整合给山西经济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 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遗留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不断显现。

2014年7月初, 山西省物价局下发《山西省物价局涉煤收费清理规范工作方案》称, 山西省计划取消面向煤炭行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不合理的服务性收费, 取缔一切涉煤乱收费;降低部分涉煤收费的征收标准;严格规范保留的涉煤收费项目标准。这被认为是始于2009年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 也就是山西煤炭行业改革的延续。

煤炭资源整合的目的, 首先是为了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 加强对煤炭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同时, 也是为了稳定产量, 从而稳定煤价。通过大力度的资源整合, 毫无疑问, 山西省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对煤炭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也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但从市场的角度, 恰恰与预期相反, 山西煤价在煤改后不升反降, 而山西经济增速也持续放缓。煤改后的3年里, 煤炭价格不断下跌, 跌幅已达38%, 煤价从2011年10月的853元/吨, 下跌到目前的530元/吨。2014年上半年, 山西GDP增速仅为6%,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5%。

2009年, 在强力推进煤炭资源兼并重组之际,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国进民退”大讨论。反对者认为, 山西在“以安全的名义”驱逐民营经济, 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是改革倒退的标志性事件, 也为山西经济失衡带来严重的“体制赤字”。

当年, 即有反对整合的人认为, 靠行政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推进国企垄断, 长期看, 会带来效率低下和供应短缺, 煤炭资源价格势必畸形上涨, 全社会都要承担很高成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认为, “国有部门效率显著低于民营部门, 同时又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大量的经济资源, 这是目前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重要来源。”

随着煤炭市场黄金十年的结束, 当前的山西煤炭已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林永生认为, 如果没有当初的“国进民退”, 允许中小煤矿企业自由竞争, 它们会充分利用其自身灵活性的特点,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经营策略, 应该可以减少或避免市场风险。

而在资源整合过程中, 还有一个现象在业内广受关注, 即基建矿井迟迟不能变为生产矿井。

基建矿井指新建矿井或者改扩建矿井, 经过基本建设, 进行联合试运转并竣工验收后, 方能转化成合法生产的生产矿井。在资源整合过程中, 产生大量基建矿井, 大量的基建矿井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矿井带来许多问题。首先是大量资源的浪费, 大量的投资成为摆设;其二是一些基建矿井不规范管理, 甚至偷偷生产, 造成新的安全隐患, 并造成国家税费的大量留失。大量基建矿井无法转变为生产矿井集中反映了审批环节和监管工作的薄弱。

电改:最大的垄断是行政垄断

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开始于1997年, 从最初的“公司化改组、商业化运营、法制化管理”的改革方向, 历经“政企分开、省为实体”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主要改革思路, 到2002年国务院“五号文件”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电网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和重要任务。而2007年初下发的《“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指出, 电力体制改革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 与加紧处理厂网分开的遗留问题一起被明确列在“十一五”前两年的改革日程中。

虽然我国电力行业组建了5大发电公司, 厂网分开基本实现, 发电领域初步形成竞争型市场结构, 但由于缺乏适用的市场规则和配套的市场建设, 有效竞争的条件并未形成。法律法规不健全。改革至今, 1996年颁布的《电力法》仍未修改, 改革“无法可依”, 各方面的认识难以统一, 改革方案执行力度大打折扣。电力行业的结构改革不到位, 虽然南方电网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所属的5家区域电网公司分别挂牌成立, 但以区域电网公司为主体的输电运营体制框架不但没有形成, 反而在不断弱化。此外, 电网公司主业与辅业尚未分离, 输电、配电、售电的一体化经营, 也都与“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模式不相匹配, 制约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较缓, 唯一的东北电力市场“竞价上网”试点, 也由于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暂停。

在《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 确定“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为电改四大步骤。而到目前为止, 十多年过去了, 只有厂网分开算是基本实现了。

而电价改革是公认的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

但如果认为电价仅仅是由电厂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四部分组成的却是片面的。因为电价不能仅仅考虑成本因素, 还必须考虑如何发挥电力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要考虑政策因素。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应该在认真核定发、输、配、售等环节的成本的同时, 综合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和电力的自身发展需求, 用电价杠杆, 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节能减排, 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要做到这一点, 绝不是将电价放开, 完全由市场决定所能够做到的, 更不是通过将原来一个集生产、输配、销售为一体的的电力企业分解开来所能做到的。

“最大的垄断是行政垄断, 电价不脱离行政制定, 电力改革就无法取得突破”,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说。

电价改革之所以要优于诸如主辅分开、输配分开, 刘纪鹏认为, 是因为“有关部门大包大办, 电价不动, 发电企业卖给谁都一样, 消费者找谁买都一样, 所以发电企业亏损不断。而一旦上网电价提高了, 销售电价却不能提高, 电网公司又会亏损, 这又逼迫它们另寻出路, 从而在其他领域形成新的市场垄断。”

7月, 有消息称,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第一稿已起草完成, 核心内容包括两项, 一、输配电分开正式被列入改革盘子;二、确立电网企业新的盈利模式, 即按照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电网费。

牵动各方神经的电改正在提速, 力度可能大超预期。

7.供给 篇七

【关键词】城乡公共品；非均等化；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在西方很早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萨缪尔森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克鲁格的“政府寻租理论”、科斯的“产权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物品进行了阐述。但他们都偏向于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共物品的一般性研究，缺乏对区域性公共物品的分析，所以在研究我国农村医疗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时候要结合自身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

一、公共产品理论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分类

公共产品是保罗？萨缪尔森1954年提出来的，即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产品，如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一）农村卫生产品的公共品属性分类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农村卫生产品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纯公共卫生产品，如卫生监督、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这类卫生服务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而且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完全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卫生产品，如预防免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这类产品为他人和社会带来明显的外部正效应，但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可部分由政府提供，部分由市场提供。私人产品，如大多数的保健服务、康复服务和医疗服务等，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效用可分性的个人消费特征，可以私人市场提供。

所以根据我们对农村卫生产品的分类可见，农村基础医疗公卫生疾病的监测，预防，健康教育知识普及，计划生育等等大部分都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因为它们都属于公共品性质。

（二）公共产品的投资直接影响到公共产品的供给

我国在医疗产品供给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城乡居民享受公共品服务差距很大，医疗卫生供给农村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不如城市；另一方面，农民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往往还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表现在城市公共品基本上是由国家提供，而农村在集体经济解体后，即使目前的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弥补了合作医疗之前农村整体医疗卫生落后的现象，但是我国城乡公共产品投资的非均等化问题仍十分突出。

二、农村医疗卫生公共品供给现状分析

随着老龄化加剧，卫生总费用将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同时，城乡卫生费用依然倒挂，到2012年底，我国有256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达8.05亿人，参合率为98.3%。2012年度新农合筹资总额达2484.7亿元，人均筹资308.5元。农村医疗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供给长期不能满足农民需求，城乡差异逐步扩大，占中国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消耗了全国卫生总费用的23.7%，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卫生投入不均等

1990到2011年期间，虽然城乡人均卫生费用都有较大增长，但城乡人均卫生费用之间的差距却在扩大。2011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达24345.9亿元，其中城市为18571.9亿元，占比为76.3%；农村为5774.0亿元，占23.7%。2011年，中国人均卫生费用1807.0元，其中城市2697.5元，农村879.4元。也就是说，城市人均医疗费是农民人均费用的3倍以上。2011年，中国人均卫生总费用城市为1145.1元，农村为442.4元，城市为农村的2.59倍。城乡居民个人卫生费用负担也有差别，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但农村居民个人承担的医疗保健支出占其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比重（7.9%）却高于城镇居民（7.6%）。

（二）医疗卫生资源不均等

2012年底，全国3.32万个乡镇共设3.7万个乡镇卫生院，床位109.9万张，卫生人员120.5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01.7万人）。2012年，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由2011年1.16张增加到2012年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由1.32人增加到1.37人。2012年，城镇居民每千人拥有的医疗人员数和床位数分别为3.6人和2.5张。与1990年相比，城乡每千人拥有的医疗人员数比率到2011年有所缩小，但是城乡每千人床位数比率到2011年还在扩大。城乡卫生资源差距也表现在城市和县级以下医院拥有的医疗设备方面。

三、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均等原因分析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不均等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二元制”政策，农村与城市财政体制不同决定了医疗服务资源的分离。

（一）城乡卫生服务供给机制的分离

我国农村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式农业经营决定了农民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性。现在的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也是如此。县、乡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使得农村公共品成本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或是农民自己来承担；城市由政府充足的公共财政包揽。农村本应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公共品如卫生监督、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由于财力的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

（二）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现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要求每年平均缴纳308元，对于平均纯收入只有8000多元的农民来讲，并不是一笔小的支出，而且308元相较于城镇个人医疗卫生支出来讲也严重偏低，导致城乡居民人均卫生费用相差3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目前城乡财政无法统一的现实基础之下，这成为提升农村医疗公共品数量的重要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海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东南学术，2007.2.

[2]郭瑞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

[3吴建华、查丽艳，]《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研究》，商业研究，2011.8.

8.供给侧改革的论文 篇八

1.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不同

(1)需求管理好比西医

在经济学理论中，需求管理理论主张通过调节市场需求来达到管理国民经济的目的，典型代表是凯恩斯。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要点是：政府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社会需求，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消除产生社会失业与经济危机的基础。举例来说，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可以多发点货币，刺激一下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恢复了。历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是上世纪美国大萧条中凯恩斯主义的应用，罗斯福总统用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来刺激市场需求，引领美国经济走出萧条。在中国，最典型的案例是前些年金融风暴时，中央政府用增加信贷的方式快速布局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这一举措硬是将中国经济增长拉出了下行的轨道。但是，需求管理好比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短期见效快，但不能根除问题。

(2)供给管理好比中医

供给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供给学派的思想由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后来经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等人研究和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认为，市场存在自我调节的机能，供给自身能够创造和调节需求，要摆脱经济滞胀的困境，治本之方是增加生产和供给，因为增加供给可以消除过剩的需求。而要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必须减税，提高人们储蓄和投资能力，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侧重于需求端，要刺激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扩大需求，增加消费。事实上，供给一侧同样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北京出租车总量供给如果不增加，只是提价和增加油补，仍解决不了打车难问题。再比如国内一线城市的楼市，政府调控楼市基本没有效果，原因是只着力于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供给管理很像是中医，从整体国民经济的机理入手，从个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入手，来调节市场需求，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供给管理的思想和政策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见效也需要一段时间。供给学派最典型的政策案例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

2.成功的“里根经济学”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当时的美国正遭受自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直接导致了美国许多国民对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美国政经制度产生了很大的怀疑。1981年2月，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出美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这个计划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美国的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学派经济理论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在里根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来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说罗斯福用“新政”带领美国走出了萧条，而里根用开创性的供应学派的“里根经济学”引导美国人走出滞胀危机并赢得了冷战胜利。因此，里根经济学被称为“里根革命”，也是美国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3.中国经济遇到新问题：“供需错位”

对于中国供给学派的经济专家来说，“供需错位”——“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比如，在一些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很多人为了购买满意的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这种短缺不可能依靠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去解决。在供给不足的同时，国内的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 PPI 指数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凭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加以解决。对于新供给学派来说，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不能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要在供给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4.“里根经济学”能在中国复制吗?

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有点滞涨，陷入某种困境，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和保持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而这个局势颇有点像当年里根面对的经济大环境。这是供给学派思想和所谓“供给侧改革”能在中国引起管理层高度关注的宏观背景。但是，里根经济学能在中国成功复制吗?或者说，这一成功的变革思路能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中作为一种参照吗? 回答这一问题前，让我们先了解清楚所谓“供给端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第一，简政放权，让市场机制起作用，依靠市场来调节有效供给，梳理要素市场，最终激活有效需要;第二， 减税让利，让企业提升盈利能力，最终达到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第三，稳定货币供给，减少政府赤字，让经济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中复苏; 简要之，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上三条。 这三条貌似都切中中国经济的时弊。而且，从近两年政府的经济改革的系列政策来看，这三点也正是主要内容。有些已经做了，有些正在实施，有些还在规划中。但是，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当年在推行“里根经济学”变革的时候，里根有一句名言，他这么说：“在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根本。”里根的意思是说，政府干预经济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要解决经济问题，要让市场繁荣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

5.供给侧改革难点

对于供给学派来说，提倡自由市场调节、减少政府干预是全部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础。在我国，政府岂但只是干预经济，简直就是捆绑经济，政府权力是一切经济的核心，市场只是随从。这是本质。问题是：动政府的奶酪可能吗?可以预见的中国式的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

(1)消化产能过剩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明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过剩产能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使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可以预计，中央可能会出台重磅措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之道将可能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第二，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开辟新的需求市场，

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的三个路径：1)采取政府购买商品房转为公租房或保障房;

2)继续降低房贷利率减少购房成本以刺激需求;

3)加快农村人口向市区的迁移聚居。

(2)服务业发展

在“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给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为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当下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在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领域，消费者抱怨声不断，大批消费者源源不断到国外消费，这跟国内服务业供给侧的乏力有关。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岗位。就此看来，中 国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

(3)经济结构性改革

从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报道来看，“经济结构性改革”分解为四个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经济结构性改革带来结构性机会。结构性机会将体现在以下方面：企业重组并购;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行业的减税让利;房地产企业的转型;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机会，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比如新三板与将来的战略新兴板;不良资产的交易和转让，等等。

6.供给端可能发生真正的改革吗

过去几十年，我们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政府惯常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总需求，现在转向供给管理，那么未来增长将更多依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这是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本质上说，从“三架马车”到“供给侧改革”，这种经济治理思路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政府不是万能的，经济转型必须放在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航线上，政府行政权力必须逐渐退出市场。 如果“供给侧的改革”依然是政府自说自话，依然是政府唱戏，市场看戏，这样的“供给管理”改革很可能就变成了更为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政府在不断的改革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话语权。在政府实际主导的经济双轨制条件下，市场貌似受到尊重，但事实上，市场只是政府的一个影子。在政府正确决策的情况下，市场的影子还可以乘凉，但在政府错误决策的情况下，市场只是政府的一个屁。 过去三十几年，小政府大市场、简政放权、政企分家、国企不与市场竞争等等改革多流于口号和形式，